官員貪腐問題，估計是世界各國不同體制國家的，一個長期難以有效遏制的一個難題，由多到少，只是嚴重程度不同，手法各異而已。無非是利用權勢，慷國家之慨，中飽私人腰包，損害國家利益，製造社會不公，引起民憤和不滿，高壓打擊當然是必要的。
中國有句老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如果這句話倒過來說“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用在腐敗分子頭上，可能更為貼切。
為何會有貪腐現象？
無非兩種情況：
一是一些基層官員收入有限，現實收入的確不足以支付家庭的開支，以及滿足到除食品之外的各種需求，不得不動腦筋撈點外快，以平衡開支。
這種人，在財政比較拮据，以及勞動收入完全不對應通貨膨脹指數的國家，因為物質生活以及家庭的壓力，很多官員被迫走向這條道路。我對這些人稱之為“可憐之人”。可能錢實在不夠花，家人又給壓力，才學會沾人家便宜，據說廣東一個派出所所長，一年的外快也有100萬人民幣。否則，就是白干了一年。
這裡面的邏輯就是“水清則無魚”的古訓。但這樣的邏輯在打造中國式現代化的今天，其實，危害是極大的。100萬外快看似不算多，但因為100萬帶來的對國家的傷害，以及民心的反感，可能就是1000萬，甚至更多的損失了。所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二是一些官員有權有勢，不受任何監督（特別是媒體的力量），人性的貪婪，拜金主義文化影響，經不起利益的誘惑，令到他們利令智昏，自覺下水搏一把。
感覺後者都是一言九鼎的官員。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個人腰包，兩手都很硬。那麼多GDP工程，不都是慷國家之慨，飽個人腰包，倒霉的都是國家。想想地方債務怎麼來的。個個都會順勢而為，鑽國家政策的空子。
他們這樣撈錢，與其說是對國家財富的侵佔，不如說是對通過合法勞動創造財富的國民的嚴重不公平。其影響是非常惡劣的。
有些腐敗分子自我狡辯，說是從增量資產搞錢，是自己的本事，因為有能力找來項目和資金；總好過從存量資產中撈錢，比如一些膽子大的，從國家稅收中搞錢，比如從增值稅中搞錢等。其實，沒有好壞，都是腐敗。
說具體一點，一個開發或報關項目，少則幾千萬，一個億，多則十個億，或上百億，官員利用權勢，從中尋租回扣15%-20%，是不公開的秘密，最少也是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個億，一切費用都計入成本，結果是發展商（很多是私人企業）得了大頭，官員得了小頭，項目成為爛尾工程或豆腐渣工程也就好自然了。很簡單的道理：因為不能賠本；
即使有些全程國有企業項目，看似招標完備，賬目清晰，其實，也是費用全部計入成本，看不出一點痕跡，都知道，只要把稅交了，把費收了，其他都無所謂了，都知道這個把戲。相信這也是不公開的尋租秘密。
聰明的人都知道，天下哪有賠本的買賣啊。
我對這些自以為是的官員，稱之為“可恨之人”。
我看到一些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搞什麼官員高薪養廉計劃，比如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和香港，官員的收入水平，的確比平均中位數高出8-10倍，生活品質的確比普通居民高出很多，也符合精英管治與優質財富的正比關係。認為這樣或會提高效率，自身更加廉潔。
其實，高薪養廉，並非最有效的廉潔手段，權力有鉗製，社會和媒體有監督，才是遏制腐敗氾濫的最厲害的工具。我相信，新加坡和香港官員的廉潔指數應該是比較高的。當然，這也是相比而言。
我還看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對腐敗分子搞達摩克利劍式的威嚇的家法管治方式。在我看來，這種方式對腐敗分子，有一定的威嚇作用，但不能起到遏制作用。
這讓我想到大陸法中的有罪推定。如果有人舉報或管治當局想拿下一個人，必然動用家法（比如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實行雙規，收集腐敗證據，分分鐘可以搞定任何一個人。因為這樣的體制，幾乎是一抓一個中。
很多人可能會問，怎麼會這樣？其實答案很簡單：
因為權勢是春藥。你給了他足夠的權力，有了貪腐的溫床，又沒有必要的監督，以及權力制衡，他的精英政治與金錢獲取的正比意識，特別是犯法後的量刑標準，他怎麼可能不鋌而走險，去搏一把。
我就聽到腐敗分子酒後吐真言，說“抓到算你的，沒抓到是我的”“犧牲我一個，幸福幾代人”。這種“豪邁”語言的背後，只能說明達摩克利斯劍式的反腐方式，是存在一定問題的。反腐怎麼可能越打越多，腐敗分子如此猖獗，前赴後繼？
我個人認為，打擊腐敗，應該從源頭上入手，實事求是，一碼歸一碼。
一方面，全球任何國家，大部分都是公務員精英管治，公務員自詡也是社會的優秀分子，他（她）加盟公務員隊伍，對等的回報就是金錢利益要匹配。否則，一流的人才就不會進入公務員隊伍，人家會去從事其他來錢的行業。這是好簡單的邏輯關係。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我們的管治當局，應該給於公務員足夠的薪水，令到他（她）作為精英，有選擇加入管治隊伍的自豪感，以及對家人的物質生活的承諾。當然，高收入，意味著高壓力，高要求，有考核，以及自覺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也是應該的。
大部分人都是理性動物，更不要說聰明的公務員了。因為有了好的生活品質，他（她）必然會計算得失，比如家庭、子女、聲譽、機會成本、以及個人的前程。
其實，如果大幅提高公務員薪水待遇，面上看增加了財政負擔，但卻可以消除很多隱形成本，比如因為公務員的懶政和怠政，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公務員的官僚主義引起的民生反感和不滿；以及公務員不務正業，處處為自己謀取私利的行為，都對政權和國家是極大的傷害。
凡事可預見，總好過沒有預見。搞企業的人都知道，隱形成本是影響企業做大做強的致命因素，國家也是一樣。凡事可以核算，可以計提，可以攤銷成本，便可以算好大賬，國家安全以及財富增長也就心裡有底了。
另一方面，對於位高權重的官員，除了給與社會物價指數匹配的到位的物質待遇，令到本人和家庭有一個很好的生活品質外，還需要在權力制度設計上，有些制衡才好。
僅靠理想和黨性教育是不夠的，必須有些硬性制度，甚至法律機制配套才行，包括社會及媒體的力量，雙管齊下，或有機會從源頭上，徹底遏制權力腐敗的行為。對於違法亂紀的量刑標準，最好清清楚楚，按照法律方式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應該公開罪行，並接受社會的監督，令國民心服口服。當局若持續打擊貪腐的決心和意志力，將起到無聲勝有聲的作用。
畢竟，這些人的腐敗行為，因為標的巨大，不僅對社會的破壞力巨大，對政權形象的破壞是顛覆性的。其實，很多貪腐事件的暴露，不一定是壞事，處理得好，或是一件很好的“得民心，得天下”的好事。
在我看來，最好的打擊貪腐效果，是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兩者缺一不可。雖然刑事案件對社會治安的傷害很大，但經濟犯罪對國家的傷害特別是商業環境的破壞力更大，都應該一樣的高壓打擊，以及令人信服的量刑才行。這樣社會自然和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