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奥塞博物馆。11点进馆。一进去儿子就和我们分道扬镳，却不忘叮嘱我们吃饭时叫上他。
这次有幸看到了德加和马奈的专题展。两位画家的关系很奇特。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处：出生优渥，同龄与经历相似，不需要赚钱谋生，绘画纯粹出于喜爱，为绘画放弃了父辈期望的所谓前程。。。早期画风曾经非常接近，连主题都相似。
他们经常见面，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交圈。但从没给对方写过信，却总在给别的人的信中提及对方。相互崇拜又彼此找茬。马奈说德加“有强大的审美力，善良却冒冒失失”。当马奈拒绝德加的邀请，不参加第一届印象派画展时，德加大发雷霆：“我绝对相信马奈更多的只是虚荣而不是聪明。” 德加画过马奈像，且不止一次。马奈却从来没画过德加，只保留了一张德加的小照，还是很不上镜的那种。
画家相互画像的很多。同为印象派大师的高更与Émile Bernard ，他们早期经常互送给对方的肖像画。在Bernard 的高更画像里，我们能够看到背景中高更为他画的肖像，高更的亦如此。3月在梵高博物馆，初见高更与Bernard 这样的“眉来眼去”，想到他们在pont-Aven的岁月：理想，梦想，激情，爱，无穷无尽的时间与精力。俱往矣！当2022年夏天我们去到Pont-Aven时，桥还在，树依旧，只是风流人物已无处寻觅。
（左为德加画作，右是马奈画的弹钢琴的苏珊）
马奈的妻子苏珊是钢琴家，夫妇非常恩爱。德加画了幅“画家与他弹钢琴的妻子”送给马奈。马奈觉得把他的妻子画丑了，把妻子弹钢琴的那块剪掉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德加知道了，非常非常受伤，把画要了回去。第二天就把马奈以前送给他的一幅静物退还给了马奈。马奈去世数年后，德加曾想把剪掉的部分复原送还给马奈夫人。补上了画布，还上了色，但最终也没有进展。
是不是真把马奈夫人画丑了？其实从马奈自己画的苏珊像看，苏珊的脖子的确有些粗，鼻子也确实比较大。但这些，马奈自己可以画，别人如果也画成这样，那是不行的。德加也许最终都没有明白这一点。
德加和朋友们去马奈家吃饭，不小心打碎了一只沙拉盆。第二天就收到了马奈连夜画出的“盛核桃的碗”。
马奈51岁病逝，正当盛年。德加深受打击。开始收购收藏他所能及的马奈画作，为老哥们建博物馆。高更纪念朋友，临摹马奈的“Olympia”，德加用自己的画交换，收入博物馆。这幅小尺寸的“Olympia”跟原画一模一样，第一眼我以为是赝品，感到非常奇怪，但奥塞馆怎会有赝品？不曾想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
看一会展览，肚子就饿了。可见光饱眼福是不够的。没关系，奥塞不光有好看的，还有好吃的。我们去吃午饭，餐厅就在那个大钟后面。
如宫殿般，天顶有绘画，垂下枝型水晶大吊灯。餐厅还摆放了几座雕塑，有的桌子就在雕塑边上。我暗自企盼能有那样的幸运。永远客满。人们排着长队在门口静静等候。30多分钟后，领座员终于把我们领到了餐桌前，在大餐厅的里间。虽然没有雕塑，但更隐秘更安静，犹如旧时贵妇人接待密友的客厅。天顶墙裙壁炉都很古典，餐椅却是简洁的现代风格，某种类似塑料的聚酯，靠背是明艳的水果色，座椅是透明玻璃。在端庄大气的背景中加了一点点的俏皮，也无所谓不好。
坐下没一会儿，来两个女子，在我右手斜对面靠墙的小桌上坐下。看她们的穿着打扮举止气质，十有八九是同胞。果不然，放下手中的大包小包就开始拍照，剪刀手，川剧变脸似的笑，拍窗拍墙拍天顶，走来走去，边走边拍。有食客侧目而视，她们也不理会。拍了一通坐下来，开始视频。可惜声音控制的不很好，几米远的我都听的一清二楚。照这个样子，她俩这顿饭可够辛苦的，一手刀一手叉还有一手拍照拍视频，得八爪鱼的本领才行啊。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过虑了。她们根本就不给奥塞餐厅刀叉机会，三两下合用了一份小点心就离开了。白白可惜了门口长时间的等待。
我左手斜对面是一对美国夫妇，带两个小男孩。女人与其说是坐不如说是堆积在椅子里，男人也一样，那么大的一张桌子就这么被他们填得满满的。但女人说话非常温柔，给孩子丈夫递食物时都在浅浅地笑。男人也是一脸的微笑，轻声说着“谢谢”。小男孩7，8岁的样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里干干净净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
我们仨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地地道道的法餐，从头道菜到餐后甜点，从摆盘到酒水都配得上就餐环境。我们要的Sauvignon blanc，口感配我们的cabillaud 与saumon正合适。饭后甜品儿子要了名为“horloge ” （钟）的奶酪蛋糕，上面那层巧克力装饰就是一座微缩的奥塞馆大钟。给我们上菜的侍者非常像年轻时的Robin Williams，弄得我脑子里时时闪现Mrs. Doubtfire。
饭吃完了，人也累了。喝点儿咖啡接着看。
一幅巨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谁把巴黎地图挂在了这儿？”的确是幅地图，是1855年的巴黎。但又不是地图，是画家Victor Navlet的油画。名为Vue générale de Paris, prise de l’Observatoire, en ballon（从热气球观测站鸟瞰巴黎全景图）。画家通过精确的计算，把1855年的城市纤毫毕现地绘制在他的画布上。画高4米宽7米，占据一整面墙。
还有半小时就闭馆了，印象派还没看呢。上到5楼匆匆看几眼。“梵高的房间”不是在阿姆斯特丹吗？怎么又出现在奥塞？原来同样的画他画了三次。第一次的画作在阿姆斯特丹，再版在芝加哥，奥塞这幅是第三版。梵高好像非常热衷此道。那幅向日葵，前前后后画过9次。今年3月在梵高博物，站在镇馆之宝——向日葵前，我就很是迷惑：这幅作品不是在伦敦的国家画廊吗？梵高爱他的房间，那里有安宁。而向日葵，是他生命力和艺术激情的顶峰，留下烟花灿烂后的寂静。
就在这匆匆几眼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Gustave Caillebotte名为Partie de bateau （划船）边有行文字“trésor national ” （国宝）。印象派那些里程碑式的作品都没有被标记“国宝”，为何这件？而且，如果我没记错，这个Caillebotte好像并不是印象派大师。好在谷歌总是贴心解惑：这是一位被严重低估了的印象派画家。这幅作品在1879年送到第四届印象主义画展时招致批评声一片。评论家批评它新的观之道，批评它平庸的主题，有的还说画家是在挑衅。连热爱艺术思想前卫的左拉也发言“这根本不是伟大的艺术，而是把现实简单直接地搬到了画布上。” Caillebotte那时被看作最有颠覆性的印象派。画作本为LVMH私藏，今年一月捐赠给了奥塞馆。
广播里开始提醒大家离馆了。再次恋恋不舍地出来，我们决定回去就买年票，争取每月来一次，把画作细细看一遍，把餐厅的菜肴好好吃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