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来都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叶剑英曾说：“.....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邓小平从来都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不管是在《四五》或是《文革初五十多天里》，还是《六四》走资派邓小平都是主帅。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文革初五十多天邓小平疯狂镇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承认：“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四）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挂帅人物。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敢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制造反草命暴乱，就是因为有邓小平在那里挂帅，给他们撑腰。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邓小平一手挑起来的。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权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发起全面进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纷纷聚集在这面黑旗下，亦步亦趋，紧密呼应。
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么：“春天来了，空气新鲜，精神爽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光明路线”，争当吹鼓手、马前卒。
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争夺“思想阵地”，带头制造政治谣言；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拼命摇旗呐喊，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
邓小平大叫“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积重难返”，一再部署要“全面整顿”；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鹦鹉学舌，大肆叫嚷各方面问题“日久积年”，“不下重药，恐难收效”，必须“大刀阔斧”，“改弦更张”。
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修正主义口号；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邓小平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必然恶果。
大量事实还充分证明，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暴乱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反革命复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让我们剖析一下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被抓获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切齿痛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
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
有一个老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人，在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几乎全家出动，东窜西跳：这个家伙拿着半导体喇叭，站在广场纪念碑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朗读他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观战，他哥哥在一旁给他拍照、打气，不断叫好，煽动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再如，搞反革命组织的齐国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因思想反动，搞打砸抢，被拘留审查近两年，一直怀恨在心。这次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狂叫要“占领电台”，“左右中央”，“把邓小平抬出来”。
再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阻碍了这些人升宫发财、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讳地说，邓小平搞物质刺激，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能给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好处”，可以“住上好房子，找个好工作”，在城市“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
反革命分子周忠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着邓小平当权，说，“只有邓小平上台，才有出头之日”，还说什么“不管什么路线，只要能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十分反感。他除了进行反革命串连外，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还连夜书写五首题为《清明有感》的反动诗，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公然写出“东风无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权”的反动词句，恶毒地进行攻击。
还有一个参加冲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营房的坏家伙，认为只有邓小平才重用象他父亲那样的“技术干部”，邓小平不垮台，他父亲“还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门广场事件闹得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是受过打击，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是多次被关押的罪犯。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早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苦又涩”，“简直无法忍受”，“咬着牙根活着”。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本能地感到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疼在他们心上。这些家伙反革命本性大发作，也跑到天安门广场推波助澜，趁火打劫。
前边说的吉林的李广德，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家伙四十岁，十三岁就开始犯罪，曾被判刑两次，加刑一次，劳动教养一次，现在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也跑到北京来搞反革命串连，在天安门广场“大显身手”。
再如，被开除党籍的蜕化变质分子姬传贤，四月四日纠集几个人到中山公园，策划成立什么“工农兵反修红旗兵团”，公然提出“取消阶级，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号。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要实行复辟，总要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领袖和靠山。而反动阶级的代袭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动纲领和路线，作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把一切反动势力集合在这面黑旗之下。
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煽动，跟地主“还乡团”一样，又烧又打，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有的还直接向邓小平“上书”，献计献策，说什么“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邓小平“奋袂而起，登高而呼”，“组织起自己的人和他们干”。有的甚至狂叫“干柴已备，待点燃者。”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干柴”，把邓小平当作反革命邪火的“点燃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和打手、主帅与喽罗的密切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显，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必须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