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经济
搞经济建设能“摸着石头，不管黑猫白猫，大胆去搞“行吗？别说一个大国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经济建设，就说某人想创业开个公司，也要作市场调查，学习相关知识，资金预算，人工配制，有关法律等等的准备和计划，先形成书面计划书，再逐步实践。
学习和实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不是“摸着石头，不管黑猫白猫，大胆去搞“就行。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引领全中国人民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一边认真学习理论和吸取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一边实践，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错误发扬好的，一步一个脚印有计划，就是按《五年计划》实施，又可随时进行调正。毛泽东时代仅仅不到三大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从农业国到完正工业化的大国。毛泽东始终强调指出，学习和实践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必然阶段。毛泽东认为，“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早年革命打仗也是边学边干。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在《谈话》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点。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苏共二十大给我们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的权利。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所以，毛泽东强调：“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毛泽东认为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管理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优越性，毛泽东主张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他还主张无论是中央部门管的，还是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国民经济只有在综合平衡下才能持续协调稳定的向前发展。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更是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因此，在《谈话》中，毛泽东在工农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上，再次强调我国需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指出：“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与布局。通过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重大课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页。】。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建设道路的构想，逐步由“实现工业化”向“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转变。在《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这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任务的表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准确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这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于生产力、上层建筑是完全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即便是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认“完全适合”的前提之下。对此，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起作用。毛泽东辩证地分析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各阶段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复杂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希望找到一条中国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所以，毛泽东始终重视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相比较，尤其是从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毛泽东认为，“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创造性见解。择其要者，包括：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由于中国长期贫穷落后，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压迫，所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1954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打下一个基础。用十个五年计划即五十年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此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了他这个要准备长期奋斗的设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党中央及时纠正失误，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这个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五年计划”己经开始稳步发展。
毛泽东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发展。俗话说，欲速则不达。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首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办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稳步向前发展。对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这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尽管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决不能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否则，只会如同1958年大跃进中刘邓刮起超越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风”，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困难。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是在误导全中国人民群众，没有按照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然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