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戰略 《基辛格論中國》

大國戰略 《基辛格論中國》

－縱論中國五千年及二十世紀博弈
作者：海角孤鹿

https://github.com/JackieXie168/documents/blob/master/military_diplomacy_defense/%E3%80%8A%E8%AB%96

這裡，說明一下，之前《華爾街日報》登過幾段翻譯節選，有些段落，偶就採取「拿來主義」，省事。後面有的地方（前面也有），基佬比較濹迹，為了故事的連貫性，偶有跳過，但保持兩個基本點：

1）不更改基佬的觀點
2）在史料方面，只有添加，沒有刪減。
基辛格《論中國》
 
【序】
1962年十月的一個夜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了他的政治軍事將領們。在西部萬里之外的喜馬拉雅山腳下，中印兩國軍隊正在刺骨嚴寒中對峙。爭執發生在一條有爭議的邊界線上，印度堅持英國殖民者劃下的麥克馬洪線，而中國只承認大清前朝的國界。印度軍隊站在他們自以為是的位置上被中國軍隊包圍了。這時，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失敗了。

毛澤東決定打破僵局。他在他宣稱要拋棄的舊中國歷史中尋得一條妙策。毛對他的將領說，中國和印度以前打過一個半戰役：一個是在1300年前的唐朝，我們派兵幫助印度王朝平定了叛亂。那以後，兩國享受了一段宗教和經濟交流的繁榮期，所以中印不是永遠的敵人；另外半個是蒙古（蒙古可以說是半個中國）的鐵木真大敗印軍，攻陷德裏，殺了十萬人。所以，毛說，這次要「敲」他們一下，讓他們回到談判桌上來。但是，我們要克制，教訓教訓印度人就可以。

毛的部下—這些宣稱要砸爛封建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沒有一人懷疑歷史與現實的戰略意圖有何相悖。軍事部署按照毛的思路布置下去，幾個星期後，中國軍隊給予印軍沉重的毀滅性打擊。但是，在勝利後卻退回了以前的實際控制區，甚至連繳獲印軍的重武器也全部歸還。

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當代領導人會以幾百年前的歷史事件為基準發動一場傾全國之力的現代戰爭，而且那麼自信他的同僚能夠理解其中的戰略意圖和重要性。因為中國是一個傳奇的國家，她有著幾千年延綿不斷的文化，裡面蘊藏著豐富的戰略和治國之策。

其它國家，包括美國，都宣稱他們有著普世的價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歷史變遷的長河中，沒有一個能堅持多久，包括被鄰國認可。從公元三百年前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直到清朝的覆滅，中國一直是亞洲體係的中心。中國皇帝被看作為（也被鄰國承認）天下政治等級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國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體就是文明的象徵，就連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採用以裝飾自己的合法性， 而這也正是他們最終融入中國的第一步。

這一傳統的中國宇宙論經受住了幾千年自然災害和內亂外患的考驗。即使中國在孱弱和分割的狀態下也被認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內部的或外來的亂世梟雄們占有了她，建都統治著她，卻從不否認中國就是天下的「中央之國」。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國二十世紀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作用就必須 —儘管可能過分簡單地—先了解她的歷史承傳。

第一章 傳奇的中國

每個國家社會都有一個起源的傳說。而中國文明好像是一個沒有時間起點的永恒的自然現象。在黃帝的傳說中，儘管人們尊他為華夏始祖，那時中國已存在了。當黃帝神秘現身時，中國正處於一種秩序混亂之中，各個部落互相殘殺，英雄平定四方而稱帝。
黃帝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個開闢華夏的英雄。但是，傳說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創建中國，中國早已存在。在歷史意識裏中國永遠都存在著，只需不斷統一和複興，不需創建。這一悖論在孔子時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國文化禮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稱他沒有創立新禮教而只是複辟在動亂年代中丟失的舊禮。

中國文字始創於公元二千年前的商朝。那時，古埃及文明正處於巅峰期，古希臘的城市王國文明還沒開始，而羅馬文明還有待一百年後出現。然而，商朝流傳下來的文字體係正在今天被十幾億人沿襲使用著。今天的中國人能夠讀懂孔子時代的文籍，他們的書籍和語言中蘊含了幾千年的戰爭典故和朝聞軼事。

同時，中國歷史上亦上演了無數次的戰亂。一個皇朝倒下，又一個皇朝出現，往複不斷，好像遵循某種顛撲不破的自然法則。每當新的帝王統一了中國，即按照黃帝的先例，號稱恢復中華泱泱大國（當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時候）。正如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也是毛青年時期的最愛讀物）的開篇語：「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的文化傳統正是在這種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傳下來。

在中國正式一統於秦朝前，曾經有過兩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戰國時期。在歐洲，這個狀態則相對於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幾個國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爭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國統一六國後，儘管經歷過不斷的分合，其周期有的達數百年，但中國基本上形成了帝國統一併一直延續後世。

在其盛世，中國的影響圈波及整個亞洲大陸，從西伯利亞的松林到梯田相間的南方鄉村和熱帶雨林，從布滿漁村和港口的東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廣袤的大地和豐富的物產使中國人認為「天下」就是中國。

== 中國的強盛時期 ==

在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中國幾乎沒有與有其相當規模文明的對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國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當時由多個分治的王國組成。兩國通過絲綢之路有過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間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馬拉雅山脈阻斷。與近東的波斯文明和巴比倫文明甚至羅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殘暴風沙而舉步艱難。儘管時有貿易駝隊穿越其間，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沒有與另一個有其相當成就的文明社會有過深度交往。中國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體制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兩國似乎從不承認對方的至高權威。歐洲在當時更是遙不可及。

中華帝國的領地在東部達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國的航海技術是領先於世界的。那時，中國的船隊可以載著皇帝到處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國沒有跨海殖民，甚至對海外疆土不屑一顧。中國沒有理由去馴服蠻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義。蒙古征服中國後，接管了宋朝訓練有素的船隊，並兩次試圖跨海東征日本，均受天氣—日本稱之為神風—影響無功而返。元朝垮台後，儘管技術上可行，但中國從未試圖再征。從來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有占領日本群島的必要。

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間，中國發動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遠航。由鄭和領隊的寶船，當世無與倫比，經過印度，霍姆茲海峽，直達非洲好望角。當時歐洲的航海遠征還未開始。中國的船隊似乎在各個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優勢：技術的高度，船隻的大小和數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艦隊（還要等150年後出現）亦相形見绌。

歷史學家現在還在爭論鄭和遠航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鄭和是個傳奇性人物：一個中國的穆斯林從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宮作了太監，有著與任何歷史人物不同的經歷。在他的遠航過程中，每到一處都給當地的統治者呈送一份厚禮，宣揚中國皇帝的皇恩浩蕩，同時邀請受禮者訪問中國。 在中國，外來者須對皇帝行叩頭大禮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對中國中心體係的承認。除去宣揚中國的偉大，發送邀請來叩頭的虛禮，鄭和沒有表示過任何領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帶回來禮品，或說「貢品」，除了象徵性地擴大了「天下」的定義，他沒有得到實際的殖民地和資源。最多可以說他為中國商人創造了優惠的貿易環境，或者說中國早期展示其「軟實力」。

鄭和的遠征在1433年突然終止，這一年與北部邊境出現的威脅相吻合。下一個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隻（就像現在的鐵道部拆除剛剛出事的高速列車）並銷毀所有造船記錄。這樣的遠航再沒有重演過。儘管中國商人後來沿著鄭和的航線進行過貿易，但中國的航海行為從此一蹶不振—以至於後來中國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盜騷擾時，明朝的統治者只有下令沿海居民向內陸後撤十里躲避。中國的航海史從此成為一個打不開的折頁。（令人不解的是）中國技術卓群卻自願退出航海遠征的事業，而這時正是西方剛剛對此表示興趣的時候
中國自我封閉的輝煌成就造就了一種盲目自滿感。中國的精英們認為中國是唯一的文明。

一個英國人在1850年評論道：

    一個有智慧的歐洲人習慣於思考各國不同的優劣，並利用自己的長處戰勝別人的短處。他可以依據這樣的比較，從有限的資料中分析出一個從未認識過的國度的狀態並制定與其打交道的合適方針。但中國不是這樣。令人可憐的是他們與外界隔絕往來的自我封閉導致失去與外界聯盟的機會和比較並約束了他們的思想。他們只以自己的習慣衡量別人。（譯者注：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這時的英國人只看到衰落的清朝。戰國時期的縱橫排阖和三國時期的聯盟抗強策略，後來被毛周鄧們運用得爐火純青）中國當然知道周邊國家的存在，比如朝鮮，越南，泰國，緬甸等，但在中國人的概念裏中國是世界中心而這些國家是次等社會。在中國人眼裏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國為大而次等社會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並進貢表達謝恩。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邊界與其說是政治和領土的界線毋甯說是文化的分水嶺。

這一傳統的中國中心秩序體係妄想一直保持到當代。至晚於1863年，中國皇帝咸豐（他本人就是一個兩百年前入侵中國的滿洲的「外來者」）發給當時的美國總統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旨在建立兩國友善關係的信中誇大自信地寫道: 我中華之帝國奉天承運, 兼統世界其他國家，普天之下實為一體。這封信發出時，中國已經輸掉了兩場與外國的戰爭， 西方列強正在中國領土上擴張著他們的利益。中國皇帝對待這樣的災難就像以前對待不化蠻夷一樣，以為他們鬧鬧就反被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降服了。

其實在大部分中國歷史中，中國不是這樣充滿妄想的。從漢朝開始，中國一代又一代逐漸從黃河流域拓展開來，將鄰近民族社會納入中華文化圈。中國過去的科學技術成就超過了歐洲，印度和阿拉伯。

不只是人口和領土遠遠超過歐洲，直到工業革命，中國還是最富裕的國家。一個四通八達的運河網路連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國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繁榮的貿易地。事實上，中國當時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十八個世紀產量的總和還多。至少在182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30%，超過歐洲加美國的總和。
當時西方的觀察家對中國的物品繁榮感到相當吃驚。

1736年一個法國人寫道：

（中國）各省都富有特產，而運輸通過四通八達的運河快捷地抵達各地，使得帝國內的貿易非常流暢，這是歐洲不可比的。

三十年後，還有一個法國人寫道：

無人否認這個國家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榮的王國。像中國這樣的帝國相當於歐洲的全體，如果歐洲主權歸一的話。

中國與外國進行貿易，有時也採用外來的思想和發明。但經常是中國人相信只有中國擁有最有價值的物產和知識。外國與中國的貿易不被中國的精英們認為是正常的經濟往來而是「進貢」。

中國處理國際事務方式最顯著的一點是它不是以紀念碑來彰顯一時的勝利而是長期運用戰略性的智慧。在中國的歷史中，沿著漫長的不斷推移的邊界居住著數不勝數的「劣等」民族，他們移動性很強而且經常武裝得更好。在中國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遊牧民族如滿族人、蒙古人、維吾爾族人、西藏人、最後是俄羅斯人，他們的騎兵可以輕而易舉地跨過邊境線直指中原農業腹地。而中國的反擊卻會遭遇不友善地形的阻礙和漫長後勤線的困難。面對中國的南部和東部是一些國家，儘管他們通常承認中國宇宙論，卻是驍勇善戰的民族。其中最堅韌不拔的是越南，她曾頑強地抵抗中國做老大並聲稱在戰場上打敗過中國。
中國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鄰國。中國的人口主要是農民，他們喜歡在祖上留下的田地裏耕作。中國的精英官員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學習孔子的課文和優雅的藝術，如吟詩作畫。單個而論，那些蠻族就已經了得，要是他們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可就不得了。

萬里長城，在西方看來是中國的巨大成就，但在抵禦外強方面卻不是一個成功的解決方案，只顯示出中國防禦的軟肋。相反，中國的決策者們運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經濟手段把可能的外敵拉入中國管理的關係網裏，其最大願望不是去征服他們（儘管中國有時也發動軍事征服行動）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蠻夷的聯盟。

通過經濟貿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運用，中國勸服鄰族人按中國中心的規範方式生活，同時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國威嚴，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膽敢考驗中國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蠻夷而是「放鬆韁繩馳馬」。對那些不聽話的蠻夷，中國會採用離間計將其他們分化瓦解，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這一方略的目標實質上是防禦，即防止中國邊境的蠻夷採取聯合行動。這種蠻夷管理的原理已經結晶於中國的官方指導思想裏，以致於當歐洲「蠻夷」開著炮艦抵達中國海岸時，中國官員也用前朝的語言來描述他們面對的新挑戰。他們想先「以夷制夷」然後再安撫進而馴服「蠻夷」。他們就是用這一傳統策略應對英國人最初的破門而入。他們把歐洲其它列強也請進門來，希望先挑起列強之間的爭奪再操縱他們。

為了追求這一目標，中國的朝廷採取了相當務實的措施。中國人賄賂蠻夷，或利用漢人的多數去摻雜蠻夷的種族成分。當被打敗時，中國人可以屈服於蠻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樣，作為將他們中國化的前奏。中國朝廷經常實踐一種在其他場合下被認為是阿諛奉承的手段，儘管是經過一番精心的喬裝打扮使得中國官員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黑龍江方正縣的領導照照鏡子，譯者注）。

漢代賈誼就曾提出過「五餌」政策以管理中國西北部的匈奴：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在強盛期，中央王國的這一外交政策促進了帝國權力的意識形態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蓋著中國的軟弱使得中國能夠暗中操縱各種競爭力量。

與這一區域近代崛起的權力競爭對手（譯者注：日本，越南？）相比，中國是一個滿足的帝國，沒有多少擴張領土的野心。正如漢朝的一個學者（？）所言：皇帝不轄蠻夷，來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謂大中華圈的目的就是與分離而順從的邊緣國和睦相處，而不是把他們納入中國的統一版圖之中。

中國基本的務實主義最顯著的一種表現就是依附於征服者。當外國王朝在戰場上取得勝利時，中國的官僚精英能夠服務於征服者並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精深為理由請求征服者用中國的辦法、中國的語言和中國的官僚治理中國。幾代下去，征服者發現自己越來越像他們原來想要統治的中國人了。最後，連征服者的家園領地—當年向中國進攻的出發點—也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他們發現自己在追求傳統的中國國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個掉了個頭。

== 中國的現實政治和孫子兵法 ==

中國人一直是聰明的現實政治實踐者和戰略學的學生，只不過他們的戰略和外交與西方所習慣的很不一樣。動亂的歷史教會中國領導人不是每一個問題都有一個答案並且過分強調對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會擾亂宇宙的河蟹（有點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的意思，譯者）。有太多可能的敵人（或不穩定因素，譯者）以致於中國無法生存在絕對安全（穩定）之中。如果中國的命運是相對安全，那麼它同時也意味著相對不安全，這需要學習十幾個有著不同歷史經歷和雄心的鄰國的語法。

中國的決策者幾乎從不把寶押在一場全勝或全敗的衝突結果上。持續多年的有計劃性的運作更接近他們的風格。西方傳統總是把在一場絕定勝負的力量衝突中獲勝的英雄捧上領獎台，而中國的理想強調不顯山露水地、間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對優勢。

這一對比反映在每個文化的智力遊戲當中。中國最耐久的遊戲是圍棋。圍棋是一種以棋子（石子）圈地的遊戲，它暗含了戰略包圍的概念。一個由19乘19條線構成的棋盤開始是空的。每個玩家有180個棋子供他用（分黑白兩色），每個棋子的價值與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輪流將棋子隨意放在棋盤上任何一個位置，目的是加強自己的力量同時包圍和捕吃對手的棋子。幾場角逐在棋盤上不同的區域同時進行。隨著玩家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和應對對手的意圖而落下每一個子，棋盤上力量的平衡逐步變化。在一個玩得好的棋局終盤，棋盤上布滿了互相交錯的力量地盤。優勢的差額往往很小，在一個外行眼裏，勝負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則是講究全勝。遊戲的目標是將軍，把對方的國王逼入死角。大多數象棋棋局的勝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過戲劇性的巧妙一擊將軍。象棋還有另一個結果就是平局，雙方都放棄了戰勝對方的希望。

如果說象棋代表一個決定勝負的戰鬥，圍棋就更像一場戰役。象棋玩家以勝負為目標。圍棋玩家則爭取相對優勢。在象棋中，對手的實力全部展現在你的眼前，因為棋子都擺在棋盤上。圍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盤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對比，還要估算對手將要把下一子放在哪裡（即隱形的力量演變，譯者）。象棋教給我們克勞斯維茲的「重心論」和「決勝時刻論」—象棋的開局通常都是在棋盤中心展開廝殺。圍棋教給我們戰略包圍的藝術。象棋玩家盯住對手的棋子以一系列頭碰頭的廝殺步驟消滅之，而圍棋高手則走進棋盤上的「空地」，逐步加強自己或削弱對手的戰略優勢。象棋培養專一思維，而圍棋則培養戰略靈活性。

在中國的軍事理論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對比。它的基礎是在一個動亂時期建立起來的，那時敵對的王國之間展開了殘酷的鬥爭，使得中國人口迅速消減。應對這樣的大規模屠殺（並希望在鬥爭中取勝），中國的思想家發展了一種強調通過心理優勢取得勝利的戰略思想並且提倡避免直接衝突。

這一戰略傳統的主要歷史人物是孫子，他寫了一部《孫子兵法》。而令人稱奇的是沒有人能肯定孫子確有其人。從古代起，學者就爭辯《孫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書年代。傳說孫子名孫武，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春秋時代（770-476 B.C.）的將軍和軍事顧問，他的軍事箴言被他的學生收集記錄成書。

兩千多年以來，《孫子兵法》一直是中國軍事理論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詩詞半散文的風格描述了孫子對戰略、外交和戰爭的警世性觀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紀中國內戰中孫子的學生毛澤東手裏得到活生生的再現，還有在越南戰爭，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別對法國人和美國人使出了孫子的間接攻擊和心理戰術。近年來在西方，孫子又獲得了第二職業，他的著作《孫子兵法》大量流行，被當作企業管理的法寶。甚至在當今，孫子的課文讀來還是很有接近現實的見識，使他無愧位列世界級的戰略思想家。人們可以說美國在亞洲的幾場戰爭中窘迫不堪是因為她違背了孫子的箴言。

孫子區別於西方戰略家的最重要一點是孫子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大於軍事因素。偉大的歐洲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斯維茲和安東尼。亨利。約米尼把戰略當作政治之外的獨立體係。甚至，克勞斯維茲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是暗指戰爭是政治的一個新階段。
孫子區別於西方戰略家的最重要一點是孫子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大於軍事因素。偉大的歐洲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斯維茲和安東尼。亨利。約米尼把戰略當作政治之外的獨立體係。甚至，克勞斯維茲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是暗指戰爭是政治的一個新階段。
孫子把兩個領域合並到一起了。西方的戰略家思考如何在決定性時刻組成壓倒優勢力量，孫子則建議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導優勢使得衝突尚未開始勝負便見分曉。西方戰略家在戰鬥的勝負中考驗他們的道理，而孫子在不戰而勝中驗證他的道理。

孫子關於戰爭的論述不像歐洲軍事文獻那麼輝煌，它也不推崇個人英雄主義。他的論述甚至帶有悲劇氣質，如《孫子兵法》開篇的警言：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對孫子而言，勝利不簡單是戰場上軍隊的凱旋，而是軍事手段企圖捍衛的政治目標的最終實現。降低敵軍的鬥志或將他逼入無可逃脫的劣勢境地比與敵人真刀真槍地在戰場上相見是為上策。因為戰爭是複雜而絕望的事業，知己知彼是關鍵。戰略較量可以演變為一場心理意志競賽：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況下，主帥取得了主導優勢就可以徹底避免了戰爭。在另一種情況下，他會在作足形勢分析和後勤、外交和心理準備後給敵人以致命一擊。所以，孫子說：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因為戰略上攻擊敵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覺要素，所以孫子非常強調詭計和欺詐，他說：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對於遵循孫子箴言的主帥來說，用詭計欺詐得來的勝利比戰場上用兵要更人性化（當然也更經濟）。《孫子兵法》建議主帥引誘他的對手幫助自己完成目標或將他逼入一個不可能獲勝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選擇率全軍（甚至全國）投降以自保。
孫子最重要的見識也許就是在軍事或戰略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關聯的：天氣、地形、外交，無間道、後勤供給，力量平衡、歷史認識、驚嚇和鬥志。每個因素都影響著其它，引發相對優勢和動量的莫測變化。戰爭沒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個戰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個單獨的事態而是確定它發生的因果關係。沒有任何一個形勢是靜止的，任何一個狀態模樣都是臨時的，同時也是演變的。戰略家必須掌握它變化的趨勢並利用它為自己服務。孫子用「勢」來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沒有相對等的概念。在軍事意義上，「勢」代表了一個正在展開的形勢的戰略趨勢和它的「勢能」。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孫子兵法》的這些話就是教人因勢而動，因勢利導，方能取勝。
對孫子而言，一個戰略家把握「勢」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動地發現最快捷容易的路徑。一個稱職的主帥會等待時機率兵出戰。他首先避開敵人的鋒芒；他肯花時間觀察戰場上的戰略形勢變化以謀求利用。他研究敵人的鬥志和物資準備，調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並玩弄敵軍的心理弱點—直到最後他察覺機會到來才向敵人的軟肋給予致命一擊。那時，他快速調動所有資源，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沿著最小阻力的進軍路線突然出擊，一舉成功。《孫子兵法》講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優勝而不是恐怖主義襲擊。
總的來說，中國的政治學也傾向於把總的戰略形勢看作整體的一部分：好和壞、近和遠、強和弱、過去和未來都是互相關聯的。西方把歷史看作一個通往現代化的行程，其間人類在一次次與邪惡和倒退力量的戰鬥中大獲全勝。與之相反，中國人的歷史觀則強調一個衰落與複興的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可以認識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譯者注）。人們能夠把握的就是盡最大努力與河蟹共舞。因此，戰略和政治僅是與對手「鬥爭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對手運作到弱勢地位同時加強自己的勢，或戰略地位。

== 孔子學說 ==

幾乎所有的帝國都是靠暴力建立起來的，但沒有一個是靠暴力維持下去的。持久的統治需要將暴力轉化為自覺行為。非如此，則統治者的能量將消耗在無休止的壓制中而無暇計劃未來。這正是國家政治的終極課題。如果壓制給共識讓路，帝國則享運持久。

中國亦不例外。統一一個王朝，周期性地推翻和重建，有時是很殘酷的。中國歷史上不少見殘忍的叛亂者和集權王朝統治者。然而中國在東方屹立幾千年不倒與其說是歸功於帝王的強權統治毋甯說是主要歸功於蘊藏於民間的社會價值和學者官員的治理。

中國文化至少令人稱奇的一面是她的價值觀是非宗教的（世俗的）。當印度信奉佛教，猶太人宣稱有神論，以及其後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教， 都預言一種死後靈魂再生的召喚，中國卻沒有產生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中國沒有關於宇宙創造的神話（譯者注：女媧被認為是創造中國人的女神，她也只是補天，那時天地已經有了，與黃帝的傳說何其相似），他們的宇宙是由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她的價值也是中國人原創。

中國的主要社會價值是由兩千多年前的一位哲學家孔子（551-479 B.C.）提出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770-476 B.C.）末期，那是一個政治動蕩時期最後導致各國互相殘殺的戰國時代（475-221 B.C.）。周朝的統治衰落，無力管束諸王對政治強權的競爭，貪婪和暴力並馳，「天下」不成體統。

像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藝複興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譯者注）一樣，孔子是個遊說者，希望能夠在一個國家拜相以輔佐其生存發展。但是和馬基雅維裏不一樣的是，孔子關心構建河蟹社會， 而馬基雅維裏只玩弄權術。孔子的主題思想是溫情統治，禮教周全和虔敬孝順。也許因為這些都不能給他的可能雇主提供一個取得權力和財富的捷徑，沒有一個國王給他下聘書。孔子最後沒有實踐他的願望，含憾而死，而中國繼續滑向政治塌崩和戰爭。

但是孔子的學說，由他的學生們記錄下來，得以保存。當流血終止而中國再次統一站起來時，漢朝（206 B.C.-A.D. 220）採納了孔子的思想作為朝綱。孔子的話語以及後來學者的補充評論被收集成冊—論語，並逐漸演變成中國的聖經和憲法的集成體。專攻這些課本的人通過全國科舉被選入國家的官僚體制中服務，即被派到各地為皇帝維持河蟹社會。

孔子為治理他所處時代的亂綱現象而提出的答案是構建一個公正的河蟹社會。他聲稱這是在中國一個遙遠的黃金時代（周朝，譯者注）就被實踐過的。人類的中心精神任務就是重新發掘這一將要失傳的社會秩序。精神的滿足不是自我解脫和自我解放而是耐心地恢復已被忘掉的自我約束原則（子曰：克己複禮為仁，譯者注），其目標是複禮而不是社會進步。

孔子提倡一種社會等級制度，每個人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要認清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社會裏，每個人以服從為天命而達到整體河蟹。不似神教類宗教，孔子不是提倡自我救贖。他的哲學講究通過個人的正當行為救贖社會。面向現實世界，他的思想是一種社會行為規範，而不是通向死後靈魂再生的路線圖。

在中國秩序的頂端站立著皇帝，這是一個在西方制度裏找不到平行的一個位置。他具有社會秩序在精神和實務上的雙重體現。中國皇帝既是一個政治統治者又是一個超自然的象徵。作為政治統治者，他集天下主權於一身，站在政治等級的終端，至高無上。這正好是孔子社會結構這面鏡子裏的映像。中國的禮數程式堅持用叩頭—雙膝跪伏用前額觸地三次表示臣服—的方式表達對上尊的敬仰。

皇帝的第二個作用即超自然的象徵是作為「天子」，一個承接天地人的符號。這一符號也暗示了皇帝的義務。通過人性作為，正確的禮儀和適量的刑罰來引導大大小小事務取得大河蟹。如果皇帝失德，便天下大亂。甚至自然災害都可能喻示天地失衡，當朝皇帝已失去上天的旨意，叛亂即起，新朝將取代舊朝繼續執行天意重整河蟹社會。

總的來說，中國的政治學也傾向於把總的戰略形勢看作整體的一部分：好和壞、近和遠、強和弱、過去和未來都是互相關聯的。西方把歷史看作一個通往現代化的行程，其間人類在一次次與邪惡和倒退力量的戰鬥中大獲全勝。與之相反，中國人的歷史觀則強調一個衰落與複興的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可以認識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譯者注）。人們能夠把握的就是盡最大努力與河蟹共舞。因此，戰略和政治僅是與對手「鬥爭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對手運作到弱勢地位同時加強自己的勢，或戰略地位。

當然，這種「運作」辦法是理想化的，而非總能現實發生。在中國歷史中，曾出現過「大張旗鼓」 的殺戮，比如三國時代、清朝初期、太平天國叛亂、二十世紀的內戰，中國為此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每次最大的流血衝突都伴隨著中國內部秩序的崩潰－－－－用另一句話說，是治療內傷留的血。

總的來說，中國的聖人認為世界是征服不過來的；聰明的統治者只能希望與他的周邊河蟹相處。沒有神馬新世界讓人口繁衍。中國就是希望之地，而中國人早就在那裡代代繁衍生存了。中央王國的文化祈福能夠施予四方，就像中國對待她的周邊鄰國那樣。但是，冒險出海去馴化蠻夷就不那麼榮耀了，因為遠處的蠻夷不可能夠學會傳統。

也許這就是中國放棄航海的深層原因吧。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1820年評論中國說：中國過分依賴陸地，這限制了中國人的思想和行動。只有走向大海才能解放出來。「亞洲國家的光輝政治說教中缺少脫離陸圈限制伸向海洋的願望，儘管這些國家都與大海相接，如中國」。西方國家已經起航把他們的價值和貿易帶到世界各個角落。在這方面，黑格爾評論道，大陸中國—事實上曾經有過強大的航海能力—「被自己的歷史發展觀托了後腿」。

有著這些特殊的傳統和上千年的至尊習慣，中國作為這樣一個傳奇性的帝國走進現代：一個國家宣稱她的文化和政體是普世性的，卻不給力傳播；一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卻對外國貿易和技術發明無動於衷；一個有著輝煌文化的國家由一幫對西方的遠洋出征一無所知的所謂學者精英們掌管著；一個在無比廣大的地理範圍上建立的政權不知道技術進步和歷史發展的潮流將威脅他的存在。

第二章：叩頭的問題和鴉片戰爭

馬噶爾尼使團。兩個世界秩序的碰撞。鴉片戰爭。

在18世紀末，中國站在帝國偉大的高度。1644年，東北的滿族部落騎馬進入中國，建立了清朝，將中國變成一個軍事大國。結合滿族和蒙古族的軍事實力和漢人的文化和政府實力，它開始了北部和西部的領土擴張計劃，建立中國領域的影響力深入到蒙古，西藏，和現代新疆。中國站在亞洲占主導地位，它至少是地球上任何帝國的強大對手。
然而，清朝的高峰也變成了自己命運的轉折點。對於中國的廣袤財富吸引了西方帝國和貿易公司的關注，它們遠在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概念和國器範圍之外經營。在歷史上第一次，中國面臨的「蠻夷」不再尋求取代中國王朝和宣稱天意為己任；相反，他們建議用一種全新的世界秩序景願更換中國中心系統，即自由貿易而不是進貢，設立駐京大使館和外交交流體係，不要稱外國元首為「尊敬的蠻夷」和要求他們承諾效忠北京的皇帝。

中國的精英們還不知道，這些外國社會已制定了新的工業和科學方法，幾個世紀以來首次—或許曾經—超越中國。在西方，蒸汽機、鐵路、新的製造業和資本形成使生產力獲得巨大進步。滿懷著征服的沖動，他們蜂擁而入中國的傳統勢力範圍，西方列強認為中國普遍稱霸歐洲和亞洲是可笑的。他們決心將自己的國際行為標準強加於中國，在必要時動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此產生的對抗嚴重挑戰了中國的基本宇宙觀，留下的傷口在一個世紀後中國恢復天下一統的時代仍然化膿。

從17世紀開始，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越來越多的歐洲商人出現在中國東南沿海。他們看待歐洲人與其他帝國邊緣的藩籬有很少區別，也許他們特別地更缺乏中國文化造詣。在中國官方看來，這些「西洋蠻夷」被歸類為「進貢使節」或「蠻夷商人。」在極少數情況下，一些人被允許前往北京，如果有皇帝在場，他們被期望執行叩頭儀式：一種額頭觸地三次的虛禮行為。

對於外國代表，進入中國的口岸和到達首都的途徑有著嚴格的限制 。進入中國市場是有限，只有在廣州（當時稱作Canton）嚴密監管下的季節性貿易。每年冬天客商必須返航回家。他們不被獲準進入中國進一步創業。行商條例故意在海灣舉行。對這些蠻夷教授漢語或出售中國歷史和文化書籍均是非法的 。他們的交流只有通過特別授權的當地商人 。
自由貿易、駐地使館，和主權平等的概念—這些歐洲人在世界每個其他角落幾乎都享有的最低權利—在中國聞所未聞。只有俄羅斯已經獲得了一個默契的例外 。它的迅速東擴（沙皇的領域現在以覆蓋清朝的新疆、蒙古和滿洲領土）使其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威脅中國。在1715年，清朝允許莫斯科在北京建立了俄羅斯東正教領館，它最終成為事實上的大使館；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此類外國領館的唯一。

西歐商人擴充接觸，儘管十分有限，卻被清朝視為相當放縱。在中國人看來，天子施仁，讓他們分享中國貿易，特別是茶葉、絲綢、漆器和大黃，對這些東東西洋蠻夷大開其貪婪的胃口。歐洲離中央王國太遠而不能沿著朝鮮或越南這條線漢化。
最初，歐洲人接受了他們作為中國朝貢秩序中的有求者身份，在那裡他們被稱為「蠻夷」，他們的貿易被當作「貢品。」但是，隨著西方列強財富和信念的增長，這種狀況站不住腳了。

馬戛爾尼使團

中國的世界秩序假設對英國人（在中國的一些記錄中被稱為「紅毛鬼」）尤其是冒犯。作為首屈一指的西方商業和海軍力量，英國對中央王國宇宙觀指定它的作用感到鬱悶，特別是因為英國注意到，中央王國的軍隊仍然主要使用弓箭而其海軍幾乎不存在。在廣州的英國商人對受中國政府指定的商人「擠壓」越來越不滿，由，中國法規要求所有西方貿易進行提取。他們尋求獲得東南沿海以外的其它中國市場。

英國的第一個補救這種情況的重大嘗試是1793年至1794年喬治•馬戛爾尼勳爵訪問中國。這是一個最顯著的，最好願望的，不帶「軍國主義」色彩的歐洲努力，企圖改變當時的中西方關係格式，並實現自由貿易和平等基礎上的外交代表 。 它徹底失敗了。
馬戛爾尼的使命在一些細節上有研究指導意義。特使的日記說明了中國如何看待其在經營實踐中的作用—和中西方外交看法之間存在的鴻溝。馬戛爾尼是一位傑出的公務員有著多年的國際經驗和敏銳的 「東方」外交感察力。他也是一個有顯著文化成就的人。他曾在聖彼得堡非凡的凱瑟琳大帝朝中擔任三年特使，在那裡他談判了友善貿易條約。回來後，他發表了一個廣受歡迎的著作，記敘了他對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觀察 。他後來擔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他具備同時代任何人最好的素質開創一個跨文明的新外交 。

馬戛爾尼訪問中國的目的，對當時任何受過教育的英國人來說，也顯得態度謙虛—尤其是以最近在鄰近大國印度建立的英國統治相映**。內政大臣亨利•登打士將馬戛爾尼的指示限定在這樣一個框架裏，即試圖實現「與一個也許是地球上最傳奇的民族自由溝通。」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和倫敦互立大使館和開放中國沿海其它口岸進行商業貿易。關於後一點，登打士提請馬戛爾尼注意在廣州的「令人沮喪的」和「任意的」 限制條例系統，它阻止英國商人從事「市場公平競爭」（一個在儒家的中國沒有直接對應的概念）。登打士強調，他應該否認任何對中國領土的野心—這必然會被迎接人認為是一種侮辱，因為它意味著英國有嘗試此類野心的選擇。

英國政府以平等條件對待中國朝廷，給予一個非西方國家以程度罕見的尊嚴而在中國被視為傲慢抗旨，這肯定會震倒英國統治集團。登打士指示馬戛爾尼趁「最早的機會，」給中國朝廷留下深刻印象，說英王喬治三世認為馬戛爾尼的使團是到「一個世界上最文明、最古老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大使，觀察其著名的機構，與其溝通並必須在該國與我們的國家之間毫無保留的友善交往的結果中獲得好處 。」登打士指示馬戛爾尼遵守「所有天朝禮儀，這些可能有失你的主權榮譽或降低你自己的尊嚴，從而危及談判的成功。」 登打士強調，他不應該「讓任何瑣碎拘泥形式成為重要利益的障礙，」而這些只有使命成功才可能獲得。

為了進一步幫助他取得目標，馬戛爾尼帶去了英國科學和工業實力不勝列舉的樣品。馬戛爾尼的主要隨行人員包括一名外科醫生，一名醫生，一名機械師，一位冶金學家，一個鍾表匠，一個數學工具製造商，和「五位德國音樂家」，他們將晚間演奏 。（這些表演是使團比較成功的方面之一。）他給皇帝的禮物包括一些工業製造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顯示中國與英國貿易可能會獲得神奇的利益：火炮，戰車，鑲滿鑽石的手錶，英國瓷器（山寨版，清朝官員對源自中國的藝術形式表示讚許），喬舒亞•雷諾畫的國王和王後的肖像畫。馬戛爾尼甚至帶來了熱氣球，計劃讓他的使團成員乘其飛越北京，作為示範，但沒有成功。

馬戛爾尼的使團沒有完成一項具體目標；觀念的差距實在太寬。馬戛爾尼意在表明工業化的好處，但皇帝將他的禮物理解為貢品 。英國特使期望他的中國東道主認識到，他們已經絕望地被科技文明的進步甩在後面，只有尋求與英國的特殊關係，才能糾正自己的落後。事實上，中國對待英國為一個傲慢無知的蠻夷部落想獲得天子的特殊青睐。中國仍然拘泥於其農業生產方式，隨著人口增加，糧食生產比以往更加迫切，儒家官僚忽視了工業化的關鍵要素：蒸汽動力，信貸和資本，私有財產和公共教育。 
第一個不和諧的音符發生在馬戛爾尼一行到熱河訪問時，那是位處北京東北的皇帝夏宮，他們乘坐中國遊艇沿岸遊覽，船上載滿豐厚的禮品和美味佳肴，但懸掛著一條大幅標語，宣稱「英國大使給中國皇帝進貢。」馬戛爾尼為了保持與登打士的指示一致，決定「先不言語，保留自己的意見等到出現合適的機會再說。」當他接近北京時，然而，負責管理的行政官吏揭開了談判的蓋子，這時觀念的差距反映在更清晰的光線下。問題是，馬戛爾尼是否要向皇帝磕頭，或是否像他堅持的那樣，他可以遵循單腿而跪的英國定制 。
中方的陳述以一個迂迴的方式開啟討論，馬戛爾尼在他的日記中回憶，他們評論「在不同國家普遍存在的禮服的不同模式。」中國官吏的最後結論是，中國的禮服是卓越的 ，因為他們讓穿著者執禮時行動更輕鬆，他們說，「頂禮膜拜是所有人在公開場合面見皇帝的習俗。」英國代表團在趨見威風凜凜的皇帝之前脫掉其繁瑣的膝甲扣和吊襪帶就有那麼難嗎 ？馬戛爾尼反駁說皇帝可能會更欣賞他「以相同之禮拜君如拜吾主。」
關於「磕頭的問題」的討論間歇性地持續了幾個星期。中國官吏建議，馬戛爾尼的選項是磕頭或空手回家；馬戛爾尼拒絕了。最後商定，馬戛爾尼可以遵循歐洲的習俗，跪下一個膝蓋。事實證明這是馬戛爾尼唯一的贏點（至少作為實際行為；據中國官方報告指出，馬戛爾尼，被皇帝的崇高威嚴鎮服，畢竟最後磕頭了） 。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禮儀程式的複雜框架內，這同時也反映了在挫敗和拒絕他的建議過程中馬戛爾尼的最明智之舉。籠罩在包羅萬象的禮儀程式中，保證每個方面都有其天理安排的不可改變的目的，馬戛爾尼發現自己幾乎無法開始他的談判。同時，他帶著尊重和不安的混合感情注意到中國的龐大官僚體係的效率，他評價說：「與我們相關的每一種情況，和從我們的嘴唇吐出的每一個字，在每分鍾都被報告，並被牢記。」令馬戛爾尼驚愕的是，歐洲的科技奇蹟沒有給拿其把玩的中國官員留下任何可以察別的印象。當馬戛爾尼一行展示他們安裝的大炮時，「我們的陪同人員假以輕心，並對我們說，（好像）這種東東在中國沒有什麼新奇。」他的鏡頭，戰車，和熱氣球被禮貌屈尊式地拂袖一邊。
一個半月後，大使仍在等待面聆皇帝的聖喻，這段時間完全消耗在歡宴 、娛樂、和關於面見皇帝的相應禮儀的討論中。
最後，他在清晨四點鍾被傳喚到「一個巨大的、富麗的帳篷內」等待皇帝（乾隆），皇帝如參加隆重儀式，乘三十二台大轎出場。馬戛爾尼對中國禮儀的壯觀感到驚奇，「這在一定程度上類似於一個神秘的宗教慶祝儀式，其每個功能都是十分莊嚴肅穆地執行。」對馬戛爾尼和他的同行，皇帝賜予 禮物後應受寵若驚，「給我們幾道從他自己的桌上端來的菜肴，」，然後「他親手斟溫酒送給我們每個人，我們立即在他面前一飲而盡。」（注：皇帝親自為外國使節斟酒，在漢代的「五餌」蠻夷管理術中就已經特別提到。）
第二天，馬戛爾尼和同行出席了慶祝皇帝壽誕的集會 。終於，皇帝在戲園包廂裏召見了馬戛爾尼。現在，馬戛爾尼假設，他可以辦理他的使館業務。相反，皇帝拒談「業務」而給了他又一份禮物，一個寶石匣和，據馬戛爾尼記載，「一小本書，由他自己親筆書畫，他要我呈送給國王，我的主人，作為一個友誼象徵，說那個小匣是他家八百年的傳家寶。」現在，皇帝仁愛表示已被加賦，中國官員建議說，時令已近寒冷的冬天，馬戛爾尼出發的時間到了。馬戛爾尼提出抗議，雙方還未曾就他受官方指示的項目「進入談判」，他「幾乎還沒打開他的公文包。」國王喬治的願望是，馬戛爾尼強調，他應被允許作為永久性的英國大使留住中國朝廷。
    在1793年10月3日的大清早，一位朝廷官員叫醒了馬戛爾尼，要求他穿著完整的禮服到故宮，他被召見面聆答覆。等待幾個小時後，他被領著走上一節樓梯到一個綢緞覆蓋的椅子前，坐在那裡的不是皇帝，而是一個封乾隆皇帝給喬治國王的聖旨（信）。中國官員對聖旨叩首，馬戛爾尼則單腿下跪。最後，皇帝的聖旨被用全部儀式運回馬戛爾尼的商館。它被證明是英國外交史上一個最屈辱的通信。
詔書稱英王為「爾國王」並讚許英王喬治「恭順」派使節到中國進貢，但實質上幾乎全部反駁了英國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貿易的請求。全文陳述 如下：
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所有赍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涉，推恩加禮。已令大臣帶領瞻覲，賜予筵宴，疊加賞賚，用示懷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名，雖未來京，朕亦優加賞賜，俾得普沾恩惠，一視同仁。
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準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準複回本國，此係天朝定制，想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訊息，實為無益之事。
設天朝欲差人常駐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至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赍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
茲因爾國使臣歸國，特頒敕諭，並賜赍爾國王文綺珍物，具如常儀。加賜彩緞羅綺，文玩器具諸珍，另有清單，王其祗受，悉朕眷懷。特此敕諭。
因為似乎沒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馬戛爾尼決定通過廣州返回英國。當他準備離開時，他觀察到在皇帝全盤拒絕英國的要求後，中國官吏，如果有什麼意思的話，更周到地照顧他，使得馬戛爾尼反思，也許天朝三思其事 。他詢問效果，但中國人做完了外交禮節。因為蠻夷覲見者似乎並不明白精妙，皇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脅的聖旨。皇帝安慰英王喬治，他知道「爾邦偏居海外，隔斷重洋。」但中國首都是「四方萬國瞻仰之中樞;凡仰賴我朝之人均不許在京買賣。」他最後告誡：
朕已特此詳晰開示，爾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顯然不熟悉暴力貪婪的西方國家領導人的能力，他在玩火，雖然他不知道。馬戛爾尼離開中國後給予的評估意味不祥：
兩隻英國護衛艦將壓倒帝國的整個海軍力量;在半個夏季之內，他們可以完全摧毀其沿海的航船和減少沿海省份的居民，從食魚為生到絕對饑荒。
無論當時中國的行為現在看起來如何霸道，人們必須記住，它已經在組織和維持一個主要的國際秩序方面工作了幾百年。在馬戛爾尼的時代，與西方貿易的福祗遠非不言自明：因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大致為英國的七倍，皇帝也許以為是倫敦需要北京的援助，而非反過來。毫無疑問，天朝慶賀自己麻利地處理了這一蠻夷使團，這種使團其後二十多年沒有重來。但休養生息的原因不是中國外交的技能而是拿破侖的戰爭，它消耗了歐洲國家的資源。拿破侖完蛋不久，在1816年，英國就有了新任務出現在中國沿海，它由阿默斯特勳爵率領。這次在英國使節和天朝官吏之間關於禮儀的對峙演變成宮殿外的肢體鬥毆 。當阿默斯特拒絕給皇帝叩頭時，中國人堅持他這樣做，稱皇帝為「天下主權，」，他斷然取消使命。英國的攝政王子被命令「服從」，為「文明轉型的進展」而努力；在此期間，沒有進一步派大使的必要，「 以證明你確實是我們的代表。」
1834年，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勳爵派出另一個使團嘗試全面決議。 帕默斯頓，對清朝法規方面略知一二，派出蘇格蘭的海軍將官納皮爾勳爵並給予互相矛盾的指示：一方面要「遵循中國的法律和慣例」，另一方面，同時，要求永久性的外交關係和英國駐京大使館，進入中國沿海更多的口岸，以及，作為良好的措施，與日本自由貿易。
納皮爾抵達廣州後，他和當地總督卻進入僵局：每方都拒絕接受對方的信件，因為雙方都認為對待一個如此低位的對手是自貶身份。中國地方當局給納皮爾起了一個中國外號，稱他為「碌碌小人」，他則使用本地的翻譯服務在廣州周邊張貼交戰書。最後，天命為中國解決了這個棘手的蠻夷問題，納皮爾和他的翻譯官都染上了瘧疾熱病並離開這個世界 。然而，在死前，納皮爾注意到香港的存在，當時那是一個人煙稀少的礁岩島，他評估它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天然良港。
中國可能為強迫另一輪叛逆蠻夷遵守天朝法則而沾沾自喜。但是，這是最後一次英國接受拒絕。其後每年，英國的堅持變得更具威脅性。法國歷史學家阿蘭,佩雷菲特總結了馬戛爾尼使命餘波在英國的反應：「如果中國仍然封閉，那麼大門必須用炮轟開。」中國的外交動作和斷然拒絕只能延遲卻不能避免與現代國際體係互動，因為它是沿著歐洲和美國的思路設計的。照此計算，將對中國社會在其漫長歷史中造成最令人痛苦的社會、知識和道德變形。
兩個世界秩序的碰撞：鴉片戰爭
方興未艾的西方工業國家顯然不會長期遵守這樣一個外交機制，他們被稱為「蠻夷」「進貢」，或被嚴格監管在單一的中國港口城市進行季節性貿易。對他們來說，中國不情願對西方商人的「利潤」（在儒家思想裏隱約是一個不道德的概念）胃口作出讓步；讓他們感到震驚的是西方使節建議，中國可能只是許多國家中的一個，或者說，中國應該在首都有與蠻夷使節永久性日常接觸的生活 。
以現代眼光看，特別是按西方的標準，西方使節的初步建議並沒有離譜：自由貿易，定期的外交接觸，和常駐使館，這些目標並不得罪當代情面，而是一種標準的進行外交處理方式。但終極攤牌卻起因於西方入侵的更可恥的一面：堅持不受限制地進口進中國鴉片。
在十九世紀中葉，鴉片在英國被允許但在中國被禁止，儘管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消費此物 。英屬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罂粟種植中心，英國和美國商人與中國的走私者沆瀣一氣，做著一個生意興隆的買賣。當時，鴉片其實是在中國市場上取得任何進展的一種為數不多的外國產品；英國的著名工業製造品被當作奇巧**技或（相當於中國）劣質產品被駁回。西方的禮貌輿論視鴉片貿易為一種尷尬。然而，商家都不願意放棄這一利潤豐厚的貿易。
清廷曾辯論鴉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銷售；它最終決定徹底打擊和鏟除鴉片貿易 。1839年，北京派出欽差林則徐，一個有相當技能表現的官員，去廣州關閉貿易並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一個傳統的儒家文官，林處理此事就像任何特別頑固不化的蠻族問題：通過武力和道義勸告雙管齊下。在抵達廣州後，他要求西方貿易代表團交出並銷毀所有的鴉片。當這一要求無效時，他封鎖所有外國人—包括那些與鴉片貿易無關的人—在他們的工廠，並宣布他們只有交出他們的違禁品後才釋放他們。
然後，林發給維多利亞女王一封信給，以超乎傳統禮儀的口氣，讚美她的前輩「恭順」「進貢」給中國：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大皇帝一體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者，賴有此也。
他撰文的要點是，要求維多利亞女王負責鏟除在英屬印度領土（如孟加拉，馬德拉斯，孟買，巴特那，貝拿勒斯和馬爾瓦）上的鴉片：
貴國王誠能與此等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谷，有敢再圖種造鴉片者，重治其罪，此真興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壽，長子孫，必在此舉也。
這一請求是合理的，即使以傳統中國妄自尊大的浮誇語氣修辭 ，同時語言略帶威脅。
諒貴國王向化傾心，定能諭令眾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懔遵也。
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
接到此文之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
林似乎高估了中國的杠杆力量，他的最後通牒威脅要切斷中國產品的出口，他認為那些是西洋蠻夷生存的必需品：
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為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 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嘩叽，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瓷器而外， 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好玩，可有可無，既非中國之需，何難閉關絕市！乃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於 天下公之也。
林的信似乎從來就沒有轉到維多利亞（另一說，英國外交大臣勸維多利亞女王不要回信；總之，林則徐沒有收到複函，譯者）。在此期間，英國輿論認為林在廣州包圍英國社區是一個不可接受的侮辱。
「中國貿易」的遊說者請願國會宣戰 。帕默斯頓發給北京一封信，要求「中國當局對居住在中國的英籍人施加的傷害和對英國王室的侮辱給予滿足和補救」，並要求中國永久割讓「一個或多個充分大的位置合適的海岸島嶼」，作為英國的貿易站 。
帕默斯頓在他的信中承認，根據中國法律，鴉片是「違禁品」，但他拐彎抹角地在法律上辯護鴉片貿易，認為中國的禁令，在西方的法律原則下，由於腐敗官員的縱容而失效。這種詭辯是不可能說服任何人的，帕默斯頓急不可待地將他的固定決心放在額頭：鑒於此事 「緊要」，並且中英兩國分歧巨大，英國政府命令一個艦隊立即「封鎖中國的主要港口」，繳獲「所有可能遇到的中國船隻」， 並占領「一部分方便的中國領土」，直到倫敦滿意為止。
鴉片戰爭拉開了帷幕。中國最初的反應認為英國進攻的前景是一個毫無根據的威脅。 一位官員上奏皇帝說，中國和英國之間遙遠的距離會令英夷不給力：「英夷乃卑微之族，固賴堅船利炮，然所涉甚遠，必使供給不可及也，彼兵乍到，倘一戰而敗，後續不濟，必潰不成軍矣 。」 即使當英國封鎖珠江並占領港口城市甯波對面的幾個島嶼而揚威耀武時，林氣憤地給維多利亞女王寫道：「爾等遠海蠻夷如此大膽，竟敢藐侮我天國神威。天道其一，容爾等洗心革面，改邪歸正 。倘謙服天朝，至恭至順，我朝柔遠綏懷，或赦爾等往過。」
幾百年來天朝寶殿的優勢已經扭曲了現實感覺。繃緊優越的假面將加劇遭致不可避免的屈辱。英國炮艦迅速攻克中國沿海的防禦工事並封鎖了中國主要港口。接待馬戛爾尼的官吏所不屑一顧的大炮炮制了殘酷的效果。
一位中國官員，直隸（包括北京和周邊省份的行政區）總督琦善，當他被派往與北駛天津的英國艦隊初步交涉時，才明白中國的脆弱性。他認識到，中國不能對抗英國海載火力：「雖無風助潮推，彼[蒸汽船]破浪航行，神速無以復加。。。彼炮塔架於旋盤之上，使其炮口轉動可指任何方向。」相比之下，琦善評估，中國的炮是從明代遺留下來的，並且 「置文官而管軍務。。。不諳器械之用。」
琦善得出結論，這個城市（天津）在英國海軍力量面前毫無防禦能力，他選擇了撫慰和疏導英國，保證他們在廣州的糾葛一直是一個誤解，並沒有體現出皇帝「溫良公正的意圖。」中國官員會「公正地調查和處理問題，」但首先，「英國艦隊揚帆南下，勢在必行」，並在那裡等待中國的督察。有些令人稱奇的是，這一招居然好使。英國軍艦回航南部港口，留下暴露在炮口下的中國北方城市完好無損。
基於這一成功，琦善又被發往廣州接替林則徐和管理蠻夷。皇帝（道光帝）似乎沒有完全明白英國的技術優勢程度，他指示琦善與英方代表開展曠日持久的討論，從而中國可以聚集力量：「使敵夷疲於冗長談判，」 他用朱紅御筆批道，「然我可突襲彼，制彼於一役。」林則徐因激起蠻夷躁動而被恥辱地解雇。他踏上遙遠的西部流放之途，反思西方武器裝備的優越性和起草建議中國發展自己武器的秘密奏折。
然而，一旦在他到達中國南方的崗位上，琦善面臨一個更具挑戰性的情況。英國要求領土割讓和戰爭賠償。他們回到南方是為了得到滿足，他們將不再被拖延戰術推遲行事。在英軍對若干海岸工事開火後（虎門之戰），琦善和他的英國對手，上尉查理•義律，談判了一個草案協定，即《穿鼻草約》，其中授予英國對香港的特殊的權利，承諾600萬銀元的賠款 ， 並允許中國和英國的官員之間未來在同等條件下交往（也就是說，英國將不用像通常蠻夷覲見者那樣遵守保留的禮儀） 。 
這筆交易被中國和英國政府都拒絕了，每方都認為它是一個屈辱的條款 。由於擅自超越指示，對蠻夷屈認太多，道光帝將琦善撤職查辦，鎖拿進京，然後判處死刑（後改判為流放） 。英國的談判者，查理•義律，面臨著一個較為溫和的命運，因收獲得太少，他被帕默斯頓罵個狗血噴頭：「縱觀你的整個程式過程，」 帕默斯頓抱怨道，「你似乎認為我的指示是廢紙。」香港是「一個荒蕪的小島，幾乎沒有一所房子」；義律過於和解性，沒有堅持更有價值的領土，或強迫更嚴厲的條款。
帕默斯頓又任命了一個新特使，亨利•璞鼎查爵士，指示他 採取更強硬的路線，因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可以允許，在英國和中國之間的交易中，中國的不合理做法取代所有其餘人類的合理做法。」抵達中國後，璞鼎查用英國的軍事優勢，進一步封鎖中國的港口並切割沿京杭大運河和長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國準備攻擊古都南京，中國訴求和平。
耆英的外交方針：安撫蠻夷
璞鼎查現在面臨另一中國談判代表，滿族親王耆英。這是朝廷派來的第三個幹這種極其沒出息的活，它仍然在自己的宇宙中幻想。耆英處理英國的方法是中國面對失敗時的傳統戰略。在嘗試反抗和外交後，中國將以貌似妥協的姿態試圖對蠻夷軟磨硬泡。在英國艦隊的陰影下談判，耆英判斷，落到朝廷大臣肩上的責任就是重複中央王國的精英們以前經常所做的：通過拖延，迂迴，和精心安排的小恩小惠，他們會安撫和馴服蠻夷，同時為中國贏得時間在他們的攻擊下喘息。
耆英將他的工作重點固定在與「夷酋」 璞鼎查建立個人關係 。他鋪天蓋地地給璞鼎查送禮物並把他稱為他所珍視的朋友和「親」。作為他們之間深厚友誼的表達，耆英甚至提出交換他們妻子的畫像並宣布，他希望認璞鼎查的兒子為幹兒子（他在英國，但從此後以「弗德裏奇•耆英•璞鼎查」而聞名 ）。
在一次顯著的差使中，耆英對天朝解釋他的做法，而後者發現很費勁地理解這一誘惑過程。他描述了他渴望安撫英國蠻夷的方式：「此種化外夷族，不視我中華盛服，不曉我中華禮儀。。。雖口乾舌燥以明之，仍充耳不聞。」
因此，耆英的宴會和對璞鼎查和他家人的雍容華貴的招待本質上為一個戰略設計服務，在其中，中國人的行為是經過計算的特定劑量，並且像誠信這樣的人性素質都成為武器；無論他們是否反映信念倒是次要的。他繼續說：
誠然，我們必須以誠相待他們，但更需要用娴熟的手段控制他們 。有些時候，有可能讓他們按照我們的方向走，但不能讓他們理解其中的原因。有的時候，我們故意暴露一切，使他們不會懷疑，於是我們可以驅散他們逆反心理的躁動。有時我們給他們招待和娛樂，在這之後他們有升值的感覺 。然後在其他時候，我們以心**寬廣的方式顯示對他們的信任，使得在討論具體事情時斤斤計較顯得沒必要，於是我們就能在掌中之事上得到他們的幫助。
西方壓倒性力量和中國心理玩術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產生的結果是，耆英和璞鼎查簽署兩個條約，《南京條約》和補充性的《虎門條約》。最終結算比《穿鼻公約》讓步更大。它基本上是喪權辱國的，雖然與軍事形勢允許英國可以施加的相比，條件還不太苛刻。它要求中國支付600萬銀元的賠款，割讓香港，和開放沿海五個「通商口岸」，那裡將允許西方居住和貿易。這實效性地瓦解了「廣州體係」，即由中國朝廷監管與西方的貿易和限制持照商人。甯波，上海，廈門，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國確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駐使團並直接與當地官員談判的權利，繞過北京的朝廷。
英國也得到了對其居住在中國通商口岸的國民行使司法管轄的權利。 在操作上，這意味著外國鴉片販子將受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法律和法規約束，而非中國的 。這種「治外法權」原則，在該條約的其他爭議較少的規定中間，最終被看作是對中國主權的一個嚴重侵犯。不過，由於歐洲的主權概念在中國還是未知的，治外法權在當時是一個標誌，與其說是違反法規毋甯說是皇權下降。由此造成的天意萎縮導致了一陣陣國內叛亂爆發。
十九世紀的英國翻譯家托馬斯•米多觀察到，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察覺鴉片戰爭的持久影響。 他們將讓步視為吸納和消磨蠻夷的傳統方法的應用。「國家的巨大的身軀，」他推測，「只能忍受其後的戰事，且當作野蠻人部落叛亂，以堅船利炮攻戰一些沿海地盤， 甚至設法進入京杭大運河並其占有要點，從而迫使皇帝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西方列強可不是那麼容易被安慰的。中國的每一個讓步往往引來西方更多的要求。那些條約，當初設想作為臨時讓步，卻引發一個清廷不斷失去控制中國商業和外交政策的過程。繼中英條約，美國總統約翰•泰勒迅速派遣一個特派團到中國，為美國人獲得類似的優惠，成為後來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先行者。法國也為自己談判達成含有類似條款的條約。這些國家輪流包括了一條「最惠國待遇」條款，它規定中國向其他國家提供任何讓步，也必須給予簽字國 。（中國外交後來利用這個條款來限制特權，挑起各種索賠人之間的競爭。）
這些條約是中國歷史上在外國軍事力量陰影下進行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的首條。當時，最可恨最有爭議的規定是平等地位的條款。直到那時，中國堅持認為自己優越超凡的地位，已經在國家認同意識中根深蒂固，並反映在朝貢體係中。現在，她面對一個外國勢力決意用武力威脅中國從其「進貢國」名單上除名，以證明自己的主權與天朝平等。
雙方領導人都明白，這一糾紛遠遠超過禮儀或鴉片問題。清廷願意用金錢和貿易安撫貪婪的外國人，但如果蠻夷的政治平等原則與天子齊眉舉案，整個中國世界秩序將受到威脅；天朝將冒著丟失天意的風險。帕默斯頓，經常對他的談判對手言辭辛辣，將賠償金額只視為部分象徵，他傾注高度重視，以求避免在中國的通信中用語言揭示「中國優越感的假設」，或暗示英國，雖然在戰爭中得勝，仍然是一個覲見者請求皇帝的天恩惠顧 。最後，帕默斯頓的觀點占了上風，《南京條約》包含了一項條款，明確保證中國和英國的官員今後將 「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對應」；它甚至列出具體的中文書面字元注以可以接受的中立內涵。中國的記錄（或至少是那些外國人可以見得到的）將不再把英國描述成 「乞求」中國當局或「顫服」他們的 「命令」。 
天朝已經明白中國軍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適當方法對付。起初，它應用蠻夷管理的傳統方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從不認輸。中國的統治者想用漢代的「五餌」政策處理局面。他們認為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中國文化，他們希望在中國的土地上定居並分享其文明 。因此，他們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馴服，像耆英親王說明的那樣，假以時日，成為中國生活的一部分。
但歐洲侵略者卻沒有這樣的願望，也沒有有限的目標。推定自己是更先進的社會，他們的目標是從獲取中國經濟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們的要求只受他們的資源和貪欲限制。個人關係不可能決定一切，因為入侵者的首領不是鄰居而是遠居萬里之外，在那裡他們由動機支配，對耆英類型的微妙和間接戰略置若罔聞。
在十年的時空裏，中央王國已經從卓越超群變成殖民勢力撕咬的對象 。在兩個時代和兩個不同的國際關係概念之間，中國爭取一個新的身份，高於一切的是，調整技術和商務和標彰其偉大的價值觀，以此為安全基礎。
第三章：從強盛走向衰落
耆英的外交方針：安撫蠻夷。魏源的藍圖：「師夷之長」、「以夷制夷」。威嚴掃地：國內暴亂和列強挑戰。控制衰落。日本的挑戰。朝鮮。義和團起義和新戰國時期。
 
這一段歷史其實有近代史資料和影視詳盡講述過。
以基辛格的眼光看，西方第一次官方外交使團（馬噶爾尼使團）來叩門還是比較禮貌的。當時清廷缺乏對世界棋盤上「勢」的認識，出於傲慢無知，愣逼著人家「叩頭」。後來，英國佬不幹了，把炮艦開到咱家門口了。當一隻狼進來後，清廷昏庸的官員採用引群狼入室而後馴之的策略。因全無招架之力，結果受傷的只有自己，而且傷痕累累。各列強中日本和俄國對中國有領土野心。其他似乎只想傳教和拿鴉片換銀子。「以夷制夷」的策略總體是失敗的，唯一可算作成功的例子就是（李鴻章）阻止了把清朝發祥地的滿洲割讓給日本，但讓俄國占了便宜。後來日俄戰爭日本報了一箭之仇。看著列強在自己的土地上爭奪，清廷也只有賣呆的份。再後來，清廷垮台，軍閥混戰。
大家都知道。（略過）
第三章 從強盛走向衰落
隨著十九世紀的進展，中國經歷了幾乎每一個可以想像到的對其自身歷史形象的衝擊。鴉片戰爭前，它設想外交和國際貿易是承認中國強盛的主要形式。現在，她不僅進入國內動亂時期，還面臨著三個外國挑戰，其中任何一個足以推翻王朝。這些威脅來自各個方向，而在此之前幾乎難以想像其成形 。
歐洲列強跨海自西而來。他們帶來的問題與其說是對領土防禦毋甯說是對世界秩序觀念的不可調和的挑戰。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方列強只對中國沿海提取經濟實惠，並要求自由貿易和傳教活動的權利。這有些矛盾地被認為是威脅，因為歐洲人根本並不認為它是征服。他們不尋求取代現有的王朝，他們只不過強加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基本上不與中國協調。
從北部和西部，具有擴張性和軍事上占主導地位的俄羅斯試圖撬松動中國的廣袤腹地。俄羅斯的合作可以暫時收買，但它不承認自己的領域和中國邊疆之間有任何界限。不同於以往的征服者，俄羅斯並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它侵占的領土帝國永久失去了。
不過，無論是西方列強還是俄羅斯，沒有任何野心取代清朝並聲稱天意；最終他們得出結論，如果清朝垮台，他們損失更多。相比之下，日本對中國古代機構或大中華中心圈秩序的存活並沒有既得利益。從東部，它不僅占據中國領土的重要省份，還想取代北京作為一個新的大東亞國際秩序中心。隨之而來的災難在當代中國被視為相當沮喪，一個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後來由共產黨人以自信的民族主義主義形式統一國家而結束。與此同時，中國蹣跚而行的時代在許多方面見證了其克服應變的卓越能力，而其他社會可能經此而破碎。
雖然外國軍隊在中國前進並不斷勒索屈辱的條件，天朝從未停止斷然聲稱其中央權威和實施管理中國領土的大部分地區。當今的侵略者被當作幾個世紀以前的其他侵略者，作為小騷擾，不受歡迎地打斷中國生活的永恒節奏。北京朝廷可以如此行事，因為外國掠奪大多發生在中國的周邊地區而入侵者只顧工商；正因為如此，同樣符合侵略者利益的是，在廣袤的中部地區，包括其大部分人口，保持平安。北京政府從而獲得回旋餘地。所有的勒索須經朝廷談判，因此它站在這樣一個地位，可以發揮互相抵銷侵略者。
中國的政治家手拿一副弱牌卻技巧娴熟地玩「鬥地主」，避免了可能更糟糕的災難。從權力平衡的角度來看，客觀力量的配置會建議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大陸國而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有著傳統的中國強盛遠見，即使在暴力挑戰、殖民掠奪和國內動亂的浪潮猛烈衝擊下，中國最終通過自己的努力克服它的艱辛。經過一個痛苦和經常羞辱的過程，中國政治家最後在其世界秩序崩解離析時保留了道德和領土要求。
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這樣做使用的幾乎完全是傳統方法。清朝統治階級以古典風格寫了一段雄辯的奏折，關於西方，俄羅斯，和一個崛起的日本所帶來的挑戰，並強調中國需要實踐「自強」和改善其自身的技術能力。但是，中國的儒家精英和普遍保守的民眾對這方面的意見仍然相當模棱兩可。許多人認為外國語言文字和西方技術的進口危害中國的文化精髓和社會秩序。雖然經過幾個戰役被打得鼻青臉腫，當時 占上風的派別決定，沿著西方路線的現代化非中國可取，而且無任何理由放棄這種獨特的遺產。因此，中國面臨帝國擴張的時代，沒有任何國家的規模的現代軍事機器利益，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適應採納外國的金融和政治創新。
為了渡過難關，中國沒有依靠技術或軍事力量，而是兩個深感傳統的資源：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人民的耐力和文化信心。它制定了巧妙的策略，互相抵銷新入門的蠻夷。負責管理中國外交關係的官員在各個城市提 供優惠，但他們特意邀請了多方外國人分享戰利品，使他們能夠「以夷制夷」，避免任何一個強權占主導地位。最終，他們堅持嚴格遵守與西方的「不平等條約」和外國的國際法原則，不是因為中國官員認為他們是有效的，而是因為這種行為提供了限定外國野心的手段。面對兩個潛在的壓倒性競爭者在中國東北地區占統治地位，而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力量擊退他們，中國外交官讓俄羅斯和日本互為對手，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每一方侵犯的範圍和持久性。
鑒於幾近陽痿的中國軍力和其世界角色的豪氣景願之間的對比，保持一個獨立的中國政府的後衛防守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一成就沒有慶功大會，這是一個不完整的、長達幾十年的努力，由多次反復和內部鬥爭所標誌，有時糟蹋了赴任者的身家性命但最後挺過來。這場鬥爭使中國人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全靠其耐心和耐力擔當，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次，作為最終防線。但它保存了中國的理想—作為掌管自己命運的大陸實體國家。有著偉大的紀律和自信，它一直為後來的中國崛起時代敞開大門 。
魏源的藍圖：「師夷之長以夷制夷」
在西歐國家用其卓越的技術攻擊下和面對俄羅斯和日本的新野心，行船通過一條布滿詭計奸詐的航道，中國靠其文化的凝聚力和外交官的努力渡過險灘，特別在朝廷一臉遲鈍的表情下顯得相當身手不凡。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只有少數中國精英已開始認識到，中國不再生活在強勢體係中，中國必須學習競爭力量集團體係的語法。
一個這樣的官員是魏源（1794年至1856年），一個中層儒家官吏，他是廣州總督林則徐的同僚，後者因打擊鴉片貿易引發了英國的干預，最終被迫流亡。雖然忠於清朝，魏源為它的昏庸自滿深感擔憂。他用從外國商人和傳教士那裡收集和翻譯的材料開創性地編寫了一部外國地理研究 。其目的是鼓勵中國超越緊鄰邊界的朝貢國而放眼世界。
魏源1842著《海國圖志》，其實質上是對中國鴉片戰爭失敗的研究，提出將歐洲的強權平衡外交經驗教訓應用於中國的當代問題。認識到中國面對外國列強的重大物質缺陷—這一前提他的同時代人一般不接受—魏源提出了中國可能會獲得回旋餘地的方法 。魏源提出了多管齊下的策略（意譯）：
凡有兩法可攻夷，或勵夷之敵以攻夷，或師夷之長以制夷。凡有兩法可安夷，或與夷貿易以安夷，或執條約以安貿易 。
這是中國外交分析技能的一個典範，面對超強敵手人和潛在的需求不斷增加，他明白堅守一個即使喪權辱國的條約將限制進一步的橫征暴斂。 
同時，魏源從歐洲平衡原則出發，審查了可以給予英國想見壓力的國家 。魏源援引古老的先例，其中漢、唐、和清初管理了具有侵略野心的部落，他又審視全球，考查「英夷懼怕之諸敵國。」似乎 「以夷攻夷」的口號可以自我實現，魏源指出「西方的俄羅斯，法國，和美國」 和東方的「廓爾喀[尼泊爾]，緬甸，暹羅[泰國]，和安南[北越] 」 可以作假想候選人。魏源想像俄羅斯和廓爾喀從兩個方面攻擊英國最遙遠和防衛不佳的利益，即印度帝國。
刺激法國和美國對英國的長期仇恨，使他們在海上攻擊英國，是魏源分析的另一種武器。這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解決方案，但事實上，中國政府並沒有絲毫想法如何實現它。它對問題中的潛在盟國只有有限的知識，而且在其首都沒有代表。魏源明白中國的局限性。在一個全球政治時代，他斷言，問題不是「外夷不可用」；而是，「我急需用事之人」，「悉知彼之地理及敵友互為關係。」
未能阻止英國的前進，魏源繼續說，北京需要削弱倫敦在世界和中國的相對位置。他又想出另一個原創想法：把其他蠻夷邀請到中國來，讓他們和英國較量貪婪，因此，中國有可能成為實質上分自家財產的仲裁人。 魏源繼續（意譯）：
今英夷占據香港，廣斂財富，爭譽於諸夷，且大開通商口岸，讓利於諸夷。與其使英夷讓利於諸夷而納其為伍，豈非我自讓之而置諸夷於掌控之中為佳乎？
換句話說，中國應該給所有貪婪的國家提供優惠，而不是讓英國為自己的利益與其他國家分享戰利品。實現這一目標的機制是最惠國待遇原則，任何授予一個強權的特權應自動擴充到所有其他 。
時間不是中立的。魏源的微妙運作的好處需要用中國「師夷之長」武裝自己的能力來衡量。魏源建議，中國應從法國或美國「請西方工匠至廣州」 「監造輪船槍支。」魏源總結了新戰略，主張：在和平解決之前，「以夷制夷」；在解決之後，「師夷之長」，最後控制他們。
儘管最初對技術現代化的呼籲不屑一顧，天朝採用了堅持鴉片戰爭條約字字千鈞的戰略，以設立一個西方要求的上限。一位朝廷大官後來寫道，「據守條約之規，不使蠻夷略超之」，因此中國官員應表現「以誠和待之」，但悄悄地讓他們排好隊。
威嚴掃地：國內暴亂和列強挑戰
西方條約強權，當然，無意排好隊，在耆英-璞鼎談判之後，一個新的期望差距開始出現了。對於中國朝廷來說，條約是一個對蠻夷力量的臨時讓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的程度，但從來不主動擴大。對於西方，條約是一個長期過程的開始，在其中，中國將逐步納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經濟交流規範。西方視為一個啟蒙的過程，但在中國卻被視為哲學上的攻擊。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拒絕外國擴大條約的要求，包括整個中國的自由貿易和在中國首都的永久外交代表。北京明白—儘管其西方知識極其有限—外國人的優勢力量、在中國境內無拘無束的外國活動、和在北京的多個西方使團相結合，將會嚴重損害中國的世界秩序假設。一旦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它會失去其歷史的獨特道德權威；它只會是另一個弱國，受入侵者恣意騷擾。在這種情況下，在外交和經濟特權上看似微小的糾紛演變成重大衝突。
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一個龐大的中國國內動蕩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負責管理與外國人接觸的中國官員表現出來的鎮靜自信所掩蓋—這一特徵在現代時期也沒變。馬戛爾尼曾經在1793年評論清朝滿族統治階級和中國漢族官僚精英以及大多數漢族總人口之間的不安共處。「現在幾乎一年過去了，」他指出，「沒有在某些省份發生起義。」
王朝的天命被付諸表決，國內對手的反抗範圍升級。他們的挑戰同時是宗教性的和種族性的，這為全面殘暴的衝突提供了基礎 。 帝國西部邊疆目睹了穆斯林叛亂和短命的分裂主義大汗國，花了很大財力和人力成本才平息掉。在中國中部，被稱為撚軍的叛亂起義，吸引了來自中國漢族勞動階級相當大的支援，於1851年開始，進行了近二十年之久的叛亂。 
最嚴重的挑戰來自太平天國（1850至64年），由中國南部一個基督教教派發起。那時，傳教士在中國已經存在幾個世紀了，儘管受到嚴格的規限 。在鴉片戰爭後，他們開始大量湧入這個國家 。由一個頗有魅力的神秘中國人領導，他自稱是耶稣的弟弟並聲稱會傳心術，旨在取代清朝建立一個新的「太平天國」，以它的領導人對進口的傳教士文本的離奇解釋而統治。太平軍成功地從清朝奪取並控制了南京及中國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以一個新興王朝的模式統治著。儘管在西方史學鮮為人知，太平天國和清廷的衝突可被列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衝突之一，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傷亡。雖然沒有官方數字，據估計，在太平天國、穆斯林、和撚軍動亂期間中國人口從1850年大約4.1億減少到1873年大約3.5億。
《南京條約》和法國和美國的同類條約在19世紀50年代提出重新談判，而中國則正被這些國內衝突蹂躏 。條約強權堅持認為，他們的外交官應被允許全年居住在中國首都北京，表明它們不是朝貢使節，而是平等主權國家的代表。中國廣泛施展其增加激勵（賄賂）的拖延戰術，鑒於前談判官的命運，沒有清朝官員敢想退讓到承認永久性外交代表這一點 。
1856年，中國侵犯性地檢查一艘註冊英國商標的中國輪船 ， 箭頭號，和被指控褻瀆英國國旗，給重返敵對狀態提供了藉口。像1840年的衝突一樣，宣戰不完全是光彩的（後來發現，船舶登記在技術上已失效）；但雙方都明白，他們都在為更大的賭注而戰。由於中國的防禦仍處於發展的早期狀態，英國軍隊占領了廣州和在中國北部和大沽口炮台，從那裡他們可以很容易開進北京 。
在隨後的談判中，觀念的差距比以往更寬 。英國以傳教士式的信念壓迫清廷，當作一項公共服務呈現他們的談判立場，稱這將使中國提速最終與現代世界接軌。因此，倫敦的助理談判代表霍拉旭•萊總結了當時西方的觀點：「外交代表對你們有好處對我們也好，你一定會看到的。這種藥可能入口不痛快，但後效將十分大。」
清朝當局幾乎沒有這麼熱心。他們加入條約條款，是在宮廷和其談判代表之間一陣痛苦的內部爭吵和英國威脅進入 北京之後。
由此產生的1858年《天津條約》的核心是，倫敦經過超過六十年的徒勞努力，獲得了在北京的永久使館權利的讓步。條約進一步允許外國在長江上航行，對西方貿易開放額外的 「通商口岸」，並保護中國基督教教徒和西方在中國傳教（給定太平天國的前景，這點對清朝特別難受）。法國和美國也根據最惠國條款搞定了自己的條約含類似的條件。
條約強權現在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常駐使館上，但在一個明確不友善的首都。 在1859年5月，英國的新特使，馮檢基•布魯斯，抵達中國交換批準的條約，依此授予他常居北京的權利。 發現進入首都的主要河道都被鐵鏈和尖刺封鎖，他下令隨行的英國海軍陸戰隊員清除障礙 。但中國軍隊從新設防的大沽炮台開火，震驚了布魯斯一夥。隨後的戰鬥造成519英國士兵死亡，456人受傷。
這是中國首次在對現代西方勢力的戰鬥中勝利，它至少是暫時地撕碎了中國軍事陽痿的形象。但它只能暫時緩阻英國大使的前進。帕默斯頓派遣埃爾金勳爵率領英法聯軍向北京進發，下令占領首都和「讓皇帝講道理。」作為 「大沽口反抗」的 報復和象徵性展示西方強權，埃爾金下令放火焚燒皇帝的夏宮（圓明園），在這一過程中無數的寶貴藝術珍品被銷毀—這一行為在一個半世紀後仍然被中國所唾恨。
中國75年來對西方國際關係規範的抵制運動現在已達到了無可否認的危機。外交拖延的努力已經運行到盡頭；兵戎相見遇到優勢的力量 。蠻夷聲稱主權平等，曾被北京嘲笑，現在帶來軍事優勢示威的不祥陰影 。外國軍隊占領中國的首都，並強制實行西方的政治平等和大使級特權的解釋。 
此時，另一個中國世襲遺產的索賠人步入戰鬥 。到1860年，俄羅斯已在北京有超過150年的代表—一個教會使團，他們是唯一的歐洲國家被允許建立居所。俄羅斯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緊隨其他歐洲列強之後，它沒有參加英國的定期武力演習就獲得了擴充給條約強權的所有好處 。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總體目標比傳教或沿海商務走得更遠 。它認為清朝衰落是一個肢解中華帝國的機會，將其「外自治邦」重新組裝到俄羅斯身上。他特別看中管理稀松和界定模糊的滿洲大地（滿族在中國東北的腹地 ）、蒙古（當時在中國北方的半自治草原部落）、和新疆（在遙遠的西部山區和浩瀚的沙漠之中，主要由穆斯林民族居住 ）。為此，俄羅斯已經逐漸移進和故意擴大其存在，沿著這些內陸邊界線，用頭銜和物質利益收買地方王侯的忠誠，用來勢洶洶的騎兵加強之。
在中國最危險的時刻，莫斯科作為一個殖民政權浮出水面，在1860年衝突中提出調解，其實是要威脅干預。狡猾的—別人可能會說是兩面三刀的—外交以隱藏的武力威脅為基礎 。 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將軍，沙皇在北京的聰明和詭計多端的年青全權代表，設法說服中國朝廷只有俄羅斯能夠確保占領中國首都的西方強權撤走，並說服西方列強，只有俄羅斯能確保中國遵守條約。在提供詳細地圖和情報幫助英法聯軍進北京後，伊格納季耶夫轉臉令占領軍相信永定河，一條進出北京的河流，在即將到來的寒冬將要凍結，那時他們將面對充滿敵意的中國暴民的包圍 。
對於這些服務，莫斯科得到了驚人的領土回報：外滿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領土，包括現在所謂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 城市。一出手，俄羅斯就獲得了一個重要的新海軍基地，一個在日本海的立足點，和一度被視為中國的35萬平方英裏領土。 伊格納季耶夫還談判規定，在蒙古的庫倫（今烏蘭巴托）和遙遠西部城市喀什開設俄羅斯的貿易和領事館。為了複加屈辱，埃爾金獲得英國擴大的殖民地，從香港到附近的九龍地區。 中國征用俄羅斯為其阻止了它認為是條約強權獨霸中國首都和沿海的進一步攻擊，但在一個中國孱弱時代，「以夷制夷」不是沒有成 本的。
控制衰落
中國，如果總是對幾近猖獗的外國入侵被動，是不能作為一個獨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延續兩千年的。在其整個歷史時期，征服者不得不採納中國文化或逐漸被他們的臣民吞噬，中國人善於用耐心掩蓋其實際性。又一個考驗時期到了。
在1860年衝突之後，皇帝和 朝廷的抵制派逃命離開首都 。恭親王，皇帝的同父異母弟弟，承擔了事實上的政府首腦作用 。在談判結束敵對行動後，恭親王在1861年給皇帝的奏折中概括了令人吃驚的戰略選擇 ：
今撚叛燃勢於北而太平於南，使我軍耗資疲怠。蠻夷趁虛而入以圖制我。如不抑怒而奮敵，恐遭大難矣。 然倘無視其害，不予應付，奈何遺悲於子孫乎。
這是一個經典的戰敗困境：一個社會在順應徵服者的同時還能保持其凝聚力嗎？如何建立能力扭轉不利的力量平衡呢？恭親王引用中國古語說：「為勢所迫交友求和；實為攻防之策。」
由於沒有總體解決方案，恭親王的奏折建立了危險之中的優先選項，其效果相當於遠交近攻原則。這是一個中國古典戰略，大約一百年之後將再次被毛澤東重新採用。恭親王的奏折在其評估各種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脅中展現了巨大的地緣政治敏銳性。
儘管面對英國緊迫和實際的威脅，恭親王的奏折把英國放在長遠危險的最後位置，而把中國國內的穩定和俄羅斯排在第一位：
太平和撚叛節節得勝，實為我大清心腹之患 。羅剎（ 俄羅斯）與我毗鄰，意欲蠶食我疆土，實如芒刺在背 。至於英國，其目的為買賣，但舉止凶猛、匪顧吾人尊嚴。若非規之以法，我無以立足矣。此乃肋下之痛。故而，我應先平太平及撚叛之亂，再抑羅剎，而後制英夷。
為了實現他針對外國列強的遠距離目標，恭親王提出建立一個新的政府辦公室—外交部雛形—來管理與西方列強事務和分析外國報紙，獲得中國境外發展的訊息。他抱有希望地預測，這將是一個臨時性的必要， 當軍事行動結束和各國事務簡化後， 隨即取消。直到1890年，這個新部門並沒有作為國家辦事處列在大都市的官方紀錄。其官員大都是從其他更重要的部門借調來的，作為一種臨時指派。他們頻繁輪流值班。雖然它的一些城市被外國勢力占領，中國把外交政策當作一時權宜之計而非中國未來的 永久策略。 新部門的全稱叫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一個模棱兩可的措辭，可以開放性地解釋為，中國根本不是與所有外國從事外交，而是作為其普世帝國的一部分處理自己的事務。
恭親王政策的實施落入李鴻章的手上，他是朝廷一品大員，在清廷鎮壓太平叛逆運動中從指揮軍隊上升到突出的位置。雄心勃勃、溫文爾雅、面對屈辱而淡然處之、深諳中國古典傳統、臨危不懼，他成為近四十年中國對外的面孔 。他把自己澆鑄成在外國列強堅持要求領土和經濟優惠和中國朝廷政治優勢的虛張聲勢之間的調解人。根據定義，他的政策可能永遠不會滿足任何一方的完全讚許。特別在中國，李鴻章留下了一份有爭議的遺產，尤其是對那些敦促更具對抗性行為的人。然而，他的努力—被中國朝廷傳統好戰派認為無窮複雜，他們定期堅持以最少的準備與外國列強戰鬥—表現出顯著的能力引導晚清中國在各種嚴重缺乏吸引力的選項之間騰挪，並通常減輕其危害。
李鴻章在危機中贏得聲譽，以軍事專家和「蠻夷管理者」的身份在十九世紀中葉動亂的中國浮現。1862年，李被派往管理東部富裕的江蘇省，在那裡他發現其主要城市被太平叛軍圍困，但由決心捍衛新商業特權的西洋軍隊保衛著。應用恭親王備忘錄（奏折）的格言，李與西方勢力聯盟，摧毀了他們的共同敵人，並使自己成為那裡的最終權威。在一次實際上的中西聯合剿匪戰役中，李與查爾斯「中國人」戈登結下了共事之緣（戈登是著名的英國探險家，後來在蘇丹喀土穆包圍戰中被馬赫迪殺害）。 李和戈登最後又掰了，因為李下令將捕獲的叛軍領袖執行死刑而戈登已許諾寬大處理。隨著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國的威脅，李鴻章被節節提拔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他成為中國事實上的外交部長和主要談判代表頻繁活動於外交危機 之中。 
一個在功能更其強大的國家和顯著不同文化圍攻下的社會代表面臨兩種選擇。他可以嘗試彌補文化差距，採納軍事上更強一方的行為方式，從而減少因文化歧視而誘發的壓力。或者他可以炫耀其特色，堅持自己文化的有效性，並獲得尊重自己信念的力量。
在19世紀，日本領導人選擇了第一種事業，事實上，當他們遇到西方時他們自己的國家已經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並已顯示出它的社會凝聚力。李鴻章代表一個被叛亂破壞的國家，需要外國的幫助平息叛亂，他沒有這樣的選擇。無論這一事業有何好處，他也不會放棄儒家思想的根源。
李鴻章在中國的旅行帳戶是一個中國風暴的嚴峻記錄：在頗具代表性的1869年至1871年兩年期間內，他四處奔忙；在中國西南地區，法國代表對反基督教暴動欲試牛刀；在北部，新的騷亂事件爆發；回到西南偏遠地區，越南邊境的一個少數民族部落起義；然後向西北方向，解決一個重大的穆斯林叛亂；從那裡再跑到東部的天津港，那裡屠殺基督徒已引來法國軍艦和軍事干預的威脅；最後向東南，台灣本島正醞釀一個新的危機（當時被西方稱作福爾摩薩）。
在由西方行為準則定義的外交舞台上李鴻章是一個打扮鮮明的人物。他穿著儒家式的長袖蟒袍，並自豪地炫耀古老的排名級別，如「雙眼孔雀花翎」和「黃馬褂」，他的西方同行只能困惑地看著。他的頭頂前半部被剃光後面留了一個長辮子—清代發型，頭戴官冠。他用文言文發言，只有極少數的外國人能懂。他帶著一種超凡脫俗的寧靜氣度，一位當代英國人，懷著敬畏和不解的混合感情，將他比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訪客。
他的言行舉止似乎暗示，中國的艱辛和讓步只是中國文明走向最終勝利道路上的臨時障礙。他的老師，曾國藩，一個一流的儒家學者和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的老司令，在1862年曾勸導李如何使用儒家的自我約束基本價值作為外交工具（大意）：「在與外國人聯繫時，你的方式及儀態不應該太輕浮，你應該有一個略顯模糊，休閒的外觀。讓他們的侮辱、欺騙、蔑視以及一切似乎被你理解，但又似乎不理解，總之你應該看起來有點愚蠢。」（其實，李鴻章後來發展了一種「痞子腔」外交風格，譯者）
像那個時代的每一位中國其他高官，他相信中國道德價值觀的優越性和其傳統帝國特權的公正性。不同之處不在於他對中國優越性的評估和診斷：至少在當時，中國缺乏物質或軍事基礎。在太平天國衝突中研究過西方武器，並檢索過外國經濟發展趨勢的訊息，他意識到，中國已經十分危險地落後於世界各地的發展階段。正如他在1872年給皇帝的奏折中直言警告說：生活在當今還說「拒夷」和「驅夷於疆土之外」肯定是膚淺的妄談。 。 。 。他們每天都生產武器，爭取比我們至高無上 的地位和勝利，置其優越的技術對我們的不足。
李得出了與魏源相似的結論，只不過現在改革的緊迫性比魏源時期成時間指數增長。因此，李警告：
依現今局面，對外須與蠻夷媾和，對內則須改制。若我仍固守成規，國將日益衰落矣。。。。現外國多行改革，蒸蒸日上。我若謹守舊制，斷被其葬送之，非守固之頑徒而不悔也。 
經過一系列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中國政策辯論，在19世紀60年代期間，李和他的官僚盟友提出了一個行動過程，他們命名為「自強」。在1863年的一個備忘錄中，他以 「中國民用和軍用系統的一切都遠遠優於西方，只有在槍械上絕對不可能超越」作為出發點（和一個軟化打擊他的帝國讀者的手段）。但鑒於其最近的災難，李勸告，中國精英們傷不起再小看外國的創新，「嘲笑外國的銳利武器為奇技淫巧，認為這是不必要學習生產的東西。」中國需要槍支，蒸汽輪船，重型機械，以及生產它們的技術知識。
為了研究外國文字和藍圖，並與外國專家交談，以提高中國的能力，中國的年輕人需要接受外語培訓（之前，這樣的提議必被駁回，認為是不必要的，因為所有的外國人大概立志成為中國人）。李認為，中國應該在大城市開設學堂—包括首都，它為防止外國勢力滲入戰鬥了這麼久—以教授外語和工程技術。李把這一項目當作一個挑戰：「中國人的智慧和智力不如西方人嗎？ 如果我們真正掌握西方語言，在互教互學，然後他們所有的輪船和火器的巧妙技術就可以逐步完全掌握。」
恭王府用類似的語氣在1866年提出建議，敦促皇帝支援學習西方的科技創新：
我所願著，乃遣學子習西洋之技，凡數學計算、物理調查、天文觀測，引擎組裝，河道工程等科目。。。盡通其妙，如此倘非如此，方保我大清帝國力量恒穩增長。中國需對外開放—以前番蠻夷藩屬之國為師—先固朝廷內制，而後光復我帝國之強盛。
這就是中國所謂的「洋務運動」，它本來是一個雄偉的任務，如果中國朝廷在背後支援恭親王的外交政策概念和李鴻章執行計劃。事實上，一個巨大的鴻溝將這些更向外看的官員與狹隘的傳統派隔開 。後者堅持古典看法，認為中國沒有向外國人可學的東西，正如孔子時代的古代哲學家孟子所說：「吾聞有蠻夷習王土之法者，而未聞有習蠻夷者。」 
同樣，一位著名的儒家學院翰林院大學士翁同禾抨擊恭王在中國學校聘請外籍教師的計劃 ：
帝國之基乃重禮義、輕權謀。此植根於人心，而非技巧也。目今，何以弄雕蟲小技而尊蠻夷為師乎 。。。。 帝國幅員遼闊，人才豐富。如必究天文數理，豈非國人當有者乎。
中國自給自足的信念代表了幾千年的經驗總結。然而，它沒有回答中國如何面對眼前的危險，特別是如何趕上西方技術。許多中國最高級別的官員似乎仍然認為中國外交問題的解決在於處死或流放其談判官。當北京挑戰列強時，李鴻章曾被三次恥辱地剝奪官銜，但每次他又被召回，因為他的對手發現沒有更好的選擇，若不依靠他的外交技巧解決他們所產生的危機。
被弱國的沖動和帝國的普世宣稱所折磨，中國的改革吞吞吐吐地進行。最後一場宮廷政變（戊戌變法）迫使有改革傾向的皇帝退位，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返回並占主導地位。在缺乏基本內部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的情況下，中國的外交官，實際上，被要求控制對中國領土完整的損害和其主權的進一步侵蝕，而不給提供任何手段來改變中國的基本弱點。他們要爭取時間但不知用爭取到的時間幹啥 。挑戰比任何時候更令人著急，在東北亞地區的權力平衡遊戲中一個新的角色正在崛起—一個快速工業化的日本。
日本的挑戰
與大多數中國的鄰國不同，日本幾百年來抵制被納入中華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坐落於亞洲大陸外一百多英裏的群島上，由於長期隔絕，日本培植了自己的傳統和獨特文化。擁有幾乎純種的民族和語言，以及強調日本人以神為祖先的官方意識形態，日本孕育出對其獨特身份的幾乎宗教式的承諾（基辛格忽略了中國古代特別是唐朝對日本的影響，譯者）。
在日本社會和自身世界秩序的巅峰站立著日本天皇，這一人物，像中國的天子，被設想為是一個人神之間的身份。從字面上看，日本的傳統政治哲學假定，日本天皇帝是太陽女神的後裔，她生下第一個天皇並賦予他的後裔永恒的統治權。因此，日本像中國一樣把自己看作遠非普通國家。「天皇」頭銜本身—由日本派到中國朝廷的外交使團執意展示—是對中國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戰。在中國的宇宙觀裏，人類只有一個皇帝，他的王位在中國。
如果說中國的排外主義代表了一個普世帝國的聲明，日本的排外則源自一個島國從鄰居借貸累累但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中國的獨特感斷言，中國是一個真正的文明，並邀請蠻夷到中央王國「來進行改造。」而日本的態度，假定了日本獨特種族文化的純潔性，它甚至對其神聖祖先眷屬以外出生的人拒絕擴延和解釋其好處。
有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幾乎撤消了全部外交，仿佛與外界甚至間歇性的接觸都會損害日本的獨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參加國際秩序，這樣做是在琉球群島（現代沖繩島及周邊島嶼）和對朝鮮半島的各朝王國建立朝貢制度。具有一定諷刺意味的是，日本領導人借用最中國化的 機構作為自己獨立於中國的主張手段。
其他亞洲各國人民接受了中國的朝貢禮儀制度，將他們的貿易貼上「貢品」標簽，以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許可。日本拒絕與中國假借進貢進行貿易。它堅持至少與中國平等，如果不是優越的話。儘管中國和日本之間貿易有著自然關係，十七世紀兩國貿易的討論陷入僵局，因為任何一方都不願履行對方假裝世界中心所要求的禮儀程式。
如果中國的勢力圈相應於帝國和沿其漫長邊界的周邊部落的力量對比而盈虧，日本領導人的安全困境設想和選擇往往有著天壤之別。持有一個像中國朝廷一樣突出的優勢意識，但感覺自己更短小精悍，日本政治家以警惕眼光覬覦西方大陸—那裡由中國歷朝歷代主宰並有時擴張到日本的最緊密鄰居朝鮮—往往看到一個現實存在的挑戰 。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看到時機時，以驚人之勢，從對亞洲大陸冷漠變換到面向取代中華中心而征服的大膽嘗試。
日本和中國一樣，在十九世紀中期也遇到過揮舞著陌生技術的西方船舶和壓倒性的力量—1853年美國馬修•佩裏的「黑船」登陸日本。但日本面臨挑戰得出的結論與中國相反：它敞開大門迎接外國技術並對其機構進行大修整，試圖複制西方強國的崛起。（在日本，這一結論容易被接受，或許是因為外國思想沒有跟鴉片成瘾問題一起湧入這一事實，日本僥倖避免了。）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宣稱「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志在向海外擴張。
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渴望掌握西方技術為驚人的經濟進步打開大門 。隨著日本發展現代經濟和強大軍事機器，它開始堅持要獲得與西方列強同等的特權。其執政精英得到結論，用島津齊彬—一個19世紀的藩主和技術現代化的先行倡導者—的 話說，「如果我們採取主動，我們可以主宰；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將被主宰。」 
早在1863年，李鴻章就得出結論，日本將成為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即使在明治維新之前，李曾寫過日本應對西方的挑戰。1874年，日本借台灣部落者與琉球 群島的遇船難船員爭執事故而興師問罪，他寫 道：
日倭力量日益增長，其野心不小 。因而耀武於東土，鄙視中國，並動則入侵台灣。歐洲列國雖勐，然彼距我七萬餘裏之遙，而日本只在庭院門阈之近，乃窺視我空虛。無疑，（日倭）將成為中國永久大患也。
看著西面巨樹日益空心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本已開始設想取代中國作為亞洲的主要力量。這些相互競爭的要求之間的鬥爭在一個相鄰國家碰到大國野心的交集，這個國家是朝鮮。  
朝鮮（和甲午戰爭）
中華帝國幅員廣闊但從不犯人。她要求進貢和承認皇帝的宗主地位。但貢品更具象徵意義而非實質性，宗主國的行使方式允許藩屬國的自主權，與獨立幾乎沒有區別。到了十九世紀，獨立意識極強的朝鮮人與他們西北部的中國巨人達到了一個相安無事的狀態。在技術上朝鮮仍是一個附屬國，朝鮮國王經常遣使到北京進貢。朝鮮採納儒家道德準則和中國文字作為正式通信。北京，反過來，對朝鮮半島的發展有著濃厚的興趣，因其地理位置可以作為從海上入侵中國的一個走廊。
朝鮮在某些方面在日本戰略舉措概念中扮演一個鏡像作用。日本也是如此，視外國主宰朝鮮為一種潛在威脅。從亞洲大陸朝向日本凸出的半島曾誘使蒙古人利用這一位置兩次作為發動企圖入侵日本列島的出發點。現在，隨著中國帝國影響力的減弱，日本力求確保對朝鮮半島的主導權，並開始主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主張 。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中國和日本分別在漢城李家王朝從事了一系列爾虞我詐的交手，爭取主要的皇家派別 。當朝鮮發現自己為外國野心所困擾時，李鴻章勸告朝鮮的統治者應學習中國對付侵略者的經驗。就是邀請潛在的殖民者進來，組織一個他們之間的競爭比賽。在1879年10月給朝鮮高官員的一封信中，李勸告，朝鮮應尋求遠夷，特別是美國的支援：
誠言，避煩就簡之法乃閉關以求和。然，此法斷不可行。環視東方，無人以阻日倭之擴張：貴國豈非被迫簽通商條約而啟新運乎？勢以至此，吾之良策非乃以毒攻毒、方能消之 乎？
在此基礎上，李提出朝鮮「抓住每一個機會，建立與西方國家的條約關係，以此抗拒日本。」他警告說，西方貿易如鴉片和基督教，會帶來「腐敗影響」；但相反，日本和俄羅斯尋求領土收益，西方列強的「唯一目的是與貴國貿易。」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平衡外國強權的危險，不讓任何一個占主導地位：「既然你知道對手的實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分劃他們；小心翼翼地行走，使用計謀，從而能證明你自己是良好的戰略家。」李未說明中國在朝鮮的利益，或許因為他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的宗主統治權與其他外國勢力的威脅性質不同，或他認為，中國沒有切實可行的方法確保朝鮮免受外國勢力影響。
不可避免地，中國和日本對與韓國的特殊關係的宣稱越來越不相容。1894年，日本和中國都派兵到朝鮮平叛（在南部全羅道的「東學黨」起義，譯者）。最終，日本抓住朝鮮國王並組織了一個親日政府。在北京和東京的民族主義者都揚言宣戰；然而，只有日本有一個現代化海軍力量的長處，最初為建設中國海軍現代化而備的基金已經挪用到修善頤和園上。
戰爭爆發數小時內，日本摧毀了中國的海軍力量，經費不足，幾十年的洋務自強運動功虧一簣。李鴻章被從他的定期被迫退休中召回，去日本馬關市進行和平條約談判，從事在軍事災難中挽回中國尊嚴的幾乎不可能完成任務。已在戰爭中占據上風的一方往往有拖延解決的激勵，特別是每過一天都提高其談判地位。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以排名不夠禮儀等級為由否決了一連串中國建議的談判代表，從而加深中國的屈辱，這是蓄意侮辱一個自認為天權化身的帝國，從前其外交官因此而級別高於所有其他人，無論他們在中國的排名等次。
馬關條約討論的條款對中國的卓越感是一個殘酷打擊。中國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停止朝鮮的朝貢儀式並承認其獨立（在實踐中進一步開放了日本的影響）；支付豐厚的戰爭賠款；和割讓滿洲的遼東半島給日本，包括大連和旅順等具有戰略位置的港口。只是日本民族主義者未遂刺客的一顆子彈讓中國倖免於更被貶低的結果。李受傷的臉在談判現場讓日本政府無地自容，因而下降了幾個更籠統的要求。
李躺臥在醫院病床上繼續談判，以表明他在屈辱中依舊挺立如松。他的淡泊明志可能因為他已經知道，即使在談判進展中，中國外交官已正與在中國有利益的其他強權套近乎，尤其是俄羅斯，從1860年的戰爭結束後，其擴充到太平洋需要中國外交的影響。李已經預見到日本和俄羅斯在朝鮮和滿洲的競爭，並於1894年，他已指示他的外交官對待俄羅斯至為敏感。從馬關剛剛返回，他就確保了一個莫斯科領頭的「三方干預」，由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組成，強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給中國 。
這是一個具有深遠後果的回旋 。再次，莫斯科實行了其行之有效的中俄友善解釋 。為它的服務，它又一次提取對中國大片領土的特殊權利 。 這次它玩的是微妙，而不是光明正大。在三重干預後，它傳喚李到莫斯科簽署一個秘密條約，包含一個巧妙並明顯有吞並意圖的條款，為了保證中國面對日本進一步的潛在攻擊的安全，俄羅斯將興建橫貫西伯利亞跨越滿洲的延伸鐵路。莫斯科的秘密協定承諾不使用鐵路作為「侵占中國領土和侵犯中國皇帝陛下的合法的權利和特權的藉口，」然而，這正是莫斯科現在著手做的。不可避免地，一旦鐵路建成，莫斯科堅持認為，與其毗鄰的領土將需要俄羅斯部隊保護投資。在短短幾年內，俄羅斯已控制了超過日本被迫放棄的面積，並顯著地更多 。
它被證明是李鴻章最具爭議的遺產。干預阻止了日本的前進，至少暫時如此，但代價是讓俄羅斯在滿洲建立了支配性的影響力。沙皇在滿洲建立影響範圍挑起所有既定強權要求可比性優惠的爭奪戰。每個國家響應別人的進步。德國占領山東半島的青島。法國在廣東獲得了一塊飛地，並鞏固了其在越南的據守。英國在香港對面的新界擴大了它的存在，並在旅順港對面獲得了一個海軍基地 。
蠻夷平衡的戰略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沒有一個完全在中國占主導地位，在這一狹縫中，北京政府可以操作。但是，保留中國本質的巧妙運作，即在中國領土上引進外部力量進行權力平衡的計謀，只有在中國保持足夠強大而被認真對待的情況下，才可能收到長期效益。然而，中國的中央控制宣稱正在日益瓦解。
在20世紀3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善待希特勒之後，綏靖政策成為一種行為稱號。但對抗只有在弱者有能力以其戰敗加諸強者承受能力之外的昂貴代價才可以安全地追求。否則，一定程度的調解才是唯一謹慎的做法。不幸的是，民主國家是在他們軍事強大時實踐這一政策的。但是綏靖也有政治風險和抵押社會凝聚力。因為它要求公眾對領導人保持信心，即使他們屈服勝利者的要求。
這就是李鴻章的困境，幾十年來，他試圖使中國在歐洲、俄羅斯和日本的貪婪無厭和朝廷的頑固遲鈍之間的狹縫中航行。後來中國的幾代人都承認李鴻章的功力，但一直矛盾或痛恨於他這些辱權簽名，最主要的是對俄羅斯和日本，以及割讓台灣給日本。這種政策磨掉了一個驕傲社會的尊嚴 。然而，它使中國維護了主權元素，儘管經過一個世紀的殖民擴張被稀釋了，但其他被針對的每一個國家則徹底失去了獨立性。它超越了屈辱感而似乎順其適應。
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李鴻章給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用悲哀的口氣總結了他的外交政策的用心（大意）：
毋庸置言，倘中國能戰之而勝，我何幸甚！ 我命垂危矣，終為樂見者，乃諸夷歸柔順效忠，畢誠畢敬拜服於龍座。實不幸者，抑鬱而言，中國不堪與其平等而事也，我軍力不舉。此關乎帝國完整，投貴瓷而擊鼠輩，豈非蠢乎 ？
讓俄羅斯在滿洲對抗日本的戰略製造了一個競爭狀態，這兩個大國逐步測試對方。在其堅持不懈的擴張中，俄羅斯拋棄了與其他中國剝奪者之間的默契，以保持各自債權之間一定平衡和在一定程度上持續中國主權。
1904年，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東北的相互競爭要求，導致了為主宰地位而發動戰爭，結果日本戰勝。1905年的樸茨茅斯條約給予日本在朝鮮甚至可能在滿洲的主導權，儘管，由於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干預，其所得低於勝利允許的可能。羅斯福調停日俄戰爭是以權力平衡原則為基礎，一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罕見的概念，這使得日本沒能完全抓住滿洲，從而保存了亞洲的平衡。在亞洲受阻後，俄羅斯將戰略重點返回歐洲，這一個過程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 
義和團起義和新戰國時期
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世界秩序完全散架，北京的朝廷不再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因素發揮作用，無論是在保護中國文化或自治方面。公眾的不滿在表面沸騰，在1898年，爆發了所謂的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實行一種古代神秘主義形式，並聲稱刀槍不入並對外國子彈有神奇的免疫力，他們練習傳統武術，針對外國人和他們強加的新秩序標誌展開煽動性的暴力運動。外交官，中國的基督徒，鐵路，電報線，和西方學校都受到攻擊。也許判斷滿清朝廷（本身就是「洋」的，只不過不再特別有效了）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西太后接受了義和團，讚揚他們的攻擊。衝突的震中再次是受長期爭議的外國駐京大使館—在1900年春天義和團包圍了它們。經過一個世紀在高傲不屑、蔑視、和痛苦的調和之間搖擺不定後，中國現在同時對所有外國強權開戰。
結果招致另一個沉重打擊。一個由法國、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德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組成的八國聯軍遠征部隊於1900年8月抵達北京，以纾緩大使館之圍。在鎮壓了義和團和與之結盟的清軍（在過程中毀壞大部分京城）後，他們強加中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要求現金賠款，並給予外國列強進一步占領的權利。一個朝代無法防止外國反復在中國首都耀武揚威，或防止外國在中國領土上橫征暴斂，顯然已失去了天意。清朝，自首次與西方衝突後了不起地存活了七十年後，終於在1912年垮台。 
中國的中央集權再次斷裂，它進入另一個戰國時期。中華民國，從它誕生伊始既置身於軍閥割據和一個危險的國際環境。 它從來沒有機會去實踐民主的美德 。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在1912年1月宣布為新共和國總統。好像被某種神秘的法律指揮帝國統一，孫在就職六個星期後讓位給袁世凱，後者是唯一能夠統一國家的武裝司令。袁在1916年宣布一個新皇朝胎死腹中後，政治權力下放到地區的省長和軍事指揮官手中。與此同時，在中國的腹地，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她管理著一個影子政府和平行的社會秩序，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散慢地遙相呼應。每個有志者都聲稱統治權，但沒有一個強大到足以戰勝其他。
在沒有一個舉世公認的中央權威的情況下，中國缺乏其傳統外交的行為工具。到20世紀20年代末，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對整個古老的大清帝國疆域行使著名義控制。然而，在實踐中，中國傳統領土的特權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耗盡力氣和受威爾遜的自決原則影響，西方列強無力再在中國擴大其影響圈；他們僅能夠勉強維持。俄羅斯正鞏固其內部的（蘇維埃）革命，沒有進一步擴張 。德國被完全剝奪了它的殖民地。
在中國統治地位的前參賽者中，只有一個留下，卻是對中國獨立最危險的：日本。中國沒有強大到足以保衛自己。而且沒有其他國家在場平衡日本的軍事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戰敗後，日本占領了以前割讓給德國的山東。1932年，東京在滿洲設計炮制了一個由日本主導的分裂主義的滿洲國。在1937年，它開始了征服整個中國的計劃（並占領了東部大部分地區）。
日本現在發現自己也站在以往中國征服者的位置上。征服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就足夠困難，管理她更是不可能，如果不依賴其文化格言的話，而日本原來珍視自己機構的獨特性，從 來沒有準備這樣做。逐漸地，其昔日的合作夥伴—由美國支援的歐洲列強—開始加入反對日本的行列，首先在政治上，最終在軍事上 。
這是一個積自強外交政策而成大功者，與前殖民者合作，現在一起維護中國的主權完整。這一努力的領導者是美國，而其執行文書是國務卿海約翰在1899年宣布的開門政策。原本打算要求美國得到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同樣的好處，它在20世紀30年代被改造成一個維護中國獨立的方式。西方列強參加了這一努力。中國現在能夠克服帝國主義階段，只要它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生存下來，並再次打造中國統一。 
在1945年日本投降時，中國仍處於破壞和分裂之中。國共兩黨都企望中央權威。兩百萬日本士兵仍然留在中國領土上等待遣返。蘇聯承認國民政府，但一直保持另一選項，向共產黨提供武器；在同一時間，它用巨大的和不請自來的軍事力量衝進中國東北地區，以恢復他們昔日的殖民地宣稱。北京對新疆脆弱的控制進一步削弱。西藏和蒙古已被吸引到半自治狀態，分別與大英帝國和蘇聯的軌道對準 。
美國公眾輿論同情戰時的盟友蔣介石。但蔣介石執政著一個已經被外國占領弄得支離破碎的國家。中國被視為組織戰後世界的「五大國」之一，並被授予在聯合國安理會行使否決權。其實，在五國之中，只有美國和蘇聯擁有權力進行這項任務。
隨後，中國內戰重新延續。華盛頓尋求用它的標準方案化解內戰衝突，但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並在隨後幾十年亦無起色。它敦促相互廝殺了二十年的國共兩黨組建聯合政府。在1945年9月間，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陪都重慶召開會議，邀請蔣介石和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和談。雙方領導人都盡職盡責地參加了，但背後卻準備著最終攤牌。
赫爾利會議剛剛結束，雙方重新開始敵對行動 。蔣介石的國民黨部隊選擇控制城市的戰略，而毛澤東的遊擊軍隊以農村為根據地；每人都尋求用圍棋戰略包圍其對手。在國民黨呼喚美國插手的一片囂嚷之中，杜魯門總統派 喬治•馬歇爾將軍到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努力，以鼓勵雙方同意攜手。在此期間，國民黨軍隊陣地崩潰。
在大陸被共產黨擊敗，國民黨軍隊於1949年撤退到台灣島上。國民黨帶來了軍事設備，政治階級，以及國家權力（還包括故宮收藏的文化藝術珍品）的殘余 。他們宣布中華民國遷都於台北，並揚言他們要養精蓄銳，有朝一日光復大陸。他們保留了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 。
同時，中國在新宣布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下再造統一。共產黨中國投身到一個全新的世界：在結構上，一個新的王朝；在實質上，中國歷史上首次一個全新意識形態。在戰略上，它面對十幾家鄰居，與其邊界開放但同時對付每一個潛在威脅又手段不足—在中國整個歷史中歷朝政府面 臨同樣的挑戰。總攮所有這些問題，中國的新領導人還面對美國在亞洲事務中的參與，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一個自信的超級大國出現，特別是它正在對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勝利時自己的被動而反省。每個政治家都需要平衡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要求 。對毛和共產黨剛剛接管的中國，正是恰如其分。
第四章 毛的繼續革命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節奏發展。在新的朝代到來前，舊的朝代被認為已不能保護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通常不是因為一個毀滅性的災難而是經過一系列災難的衝擊，在人民的眼裏，當朝統治者漸失天意。而新朝獲得天意也就順理成章（總把新桃換舊符）。
在中國戲劇性的歷史中，旨在推翻舊朝的起義屢屢發生。但是，沒有新的統治者揚言要推翻整個社會的價值體係。過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別是那些外族征服者—總把自己打扮成舊的社會價值體係的合法捍衛者並保證按過去的教條執政。他們繼承並保持了原有的官僚體制，也許只為了能管理好這麼富裕和人口眾多的國家。這一傳統就是中國化的機制。它以孔子的學說為朝綱。
在1949年，一位巨人MZD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起來一個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詩人又是戰士，既是先知先覺又是帶來災難的人，他冷漠決斷，有著不可超越的影響力，他統一了中國並帶領她踏上一條幾乎走向覆滅的旅途。在她精疲力盡的終點，中國卻以世界大國的面貌出現，成為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崩潰後碩果僅存的（除古巴，北朝鮮和越南以外）社會主義國家。
== 毛的偉業 ==
革命者根據革命事業的需要必須強大而思想專一。一個幾乎不變的模式是革命者從當時政治環境的某個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運用個人魅力和發動仇恨並在心理上壓倒對手而取得成功。
每場革命都有一個指定的事業，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實。毛的革命沒有最後的休息地，他的最終革命目標是一個模糊的景願，與其說是政治重建毋甯說更像精神升華。共產黨的幹部就如教士，他們的任務不是完成一個規劃好的事業而是類似十字軍的討伐。在毛以下，黨的幹部本人亦生活在墜入地獄的邊緣。對他們來說—在幾乎可以肯定的未來—他們本人將被他們受鼓舞而發起的運動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那一代）幾乎都經歷過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經受住考驗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權利舞台。毛革命時期的所有親密同志—包括終身服務於他的總理和外交家周恩來--亦無可倖免。
在過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絕非偶然。秦始皇掃六合而歸中華於一統，於221 B.C.結束了戰國時代。秦始皇一般被認為是統一中國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被給予最高的尊重，因為他做出了焚書坑儒的惡行。毛曾經說過對中國的統治應該用馬克思和秦始皇的辦法雙管齊下。毛寫過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詩：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1973年8月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的中國，按他的設計，是一個危機永無休止的國家。從GCD建國初期開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鬥爭浪潮。中國人民不允許坐著享受他們取得的成就。毛給他們指出的命運是不斷地通過意識形態的鬥爭達到個人以至社會的純化。
毛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砸爛舊傳統作為國家行動的統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敢於破舊立新的人，儘管有時很暴力。毛澤東1965年與法國文化部長安德列。馬爾羅談話時明確說明 (大意，譯者)：
中國過去的舊思想、舊文化和舊習俗必須拋棄。而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習俗，儘管現在還不存在，必須建立起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習俗只能在鬥爭中產生，只要複辟舊中國的危險存在一天，鬥爭就必須進行下去。
毛曾經發誓，為了消滅舊制度，中國要像原子一樣被「砸碎」，同時產生能量爆炸達到一個從未有過的成就高度（大意）：
    現在我們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了。我們是熱情奔放的國家，像火焰一樣跳躍。我們的國家好比是個原子，當原子核被砸碎時，它釋放的熱能威力巨大，我們能夠做到前人無法完成的事情。
（注：我手頭資料有限。很多基辛格引用的原話找不到中文原文。只好自己冒充偉人了，汗！不過現在影視圈也有很多演偉人的人，多數只會呵呵地笑。偶也不算罪過。請大家見諒了。）
毛對傳統的中國政治思想發動了令人信服的攻擊：孔子宣揚普世河蟹，而毛把國內外對立力量的衝突作為理想境界（事實上，毛認為兩者是關聯的，也經常把國內運動和境外危機結合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戰役之中）。孔子的傳統強調中庸之道，在改革時，它是漸進而行的，只提出恢復或修正過去的價值。與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變革，與過去切斷一切聯繫。傳統的中國政治理論將軍事力量奉為次尊而強調統治者通過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內外的安穩。毛受他的理想和對百年國恥的忿怒驅使，締造了史無前例的軍事化中國生活。對所有珍存傳統文化的東西，包括藝術、文化和思維方式，毛統統宣戰（為達政治目的使然，而未見得完全是本意，譯者注）。
但是，在許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調解的辯證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開的、激情的孔子反對者，另一方面他博覽古籍，引經據典，出口成章。毛發明了「繼續革命」的宗旨，但是當國家利益需要時，他又能夠耐心調整他的長遠計劃。毛被認為是化解「矛盾」的戰略大師，而其實際效果卻恰恰為從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諧概念演繹出來的的終極目標而服務。
這樣，毛主義的統治方式就成為老花鏡裏的孔子傳統學說，一面宣稱與過去斷絕關係一面又利用中國傳統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將國家當作一個道德工程，和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儘管毛十分憎恨這一體制，周期性地想毀滅它，而最終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
毛的終極政治目標不可能用一種單一的組織結構來代表，或以實現一系列的政治目標而滿足。他的目的是持續革命這一過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過一次次更徹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淨化和升華。
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和各國人民所推翻，對於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對於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麼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論人民民主專政》
然而，一個永遠造反的國家如何參與到國際體係中去呢？如果繼續革命不斷地實施，那就意味著動亂不斷，甚至戰爭。渴求穩定的國家就會聯合起來反對她。這樣的國家如果想打造一個面向世界的國際秩序，必然與繼續革命的提倡者相衝突。這一兩者難取其一的推論一直困擾著毛而終身未得其解。
毛的國際關係學：空城計、威懾和心理戰勝
毛在掌握政權的當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對國際事務的基本態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協商大會上，毛把新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態度總結為一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祥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
對中國來說，1949年宣稱在世界上站立起來有著大無畏的氣概。當時這個國家還是一個未發達的國家，沒有足夠強的軍事能力把她的選項強加於世界各國，而他們都有著遠勝於中國的資源，特別是技術。當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美國已經是主要的核大國（蘇聯當時剛剛初試核爆）。在內戰時期，美國曾在二戰日本投降後幫助蔣介石運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產黨的軍隊。毛澤東的勝利打了華盛頓一記耳光並引發了「誰丟失了中國？」的論戰。這至少在北京看來是有最終翻盤的企圖。1950年，當北朝鮮進攻南朝鮮時，杜魯門總統命令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以阻止大陸政府解放台灣就成了「犯罪」的實例。
蘇聯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同盟，並且最初可以作為戰略夥伴平衡與美國的力量對比。但是中國領導人不僅沒有忘記一百年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讓俄羅斯占有了中國遠東沿海省份和在滿洲和新疆的特殊優惠，也沒有忘記1945年蘇聯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年迫使蔣介石簽署的划出中國北方領土為蒙古的協定。斯大林認為蘇聯是共產世界理所當然的老大，這一姿態與毛的強烈民族主義情感和意識形態的長遠觀念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還有邊界之爭。爭論地區在喜馬拉雅山麓下的一條由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所界定的地區，它有125，000平方公里，相當於美國的整個賓夕法尼亞州或，用毛的話說，中國的福建省，此非區區彈丸之地也。
毛把這些挑戰分為兩類。在國內，他有足夠的權力和影響力實施他的繼續革命事業。在國外，世界革命只是個口號，也許是個長期目標，但中國領導人現實地認識到除了意識形態手段他們沒有足夠的實力去挑戰當時的國際秩序。在國內，除了克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頑習，他幾乎沒有哲學境界上的客觀極限。在外交領域，他確是相當謹慎的。
當GCD在1949年掌權時，有相當一部分地區脫離了歷史上中華帝國的版圖，如西藏，新疆部分地區，蒙古部分地區和中緬邊境地區。蘇聯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響圈，其中包括占領軍和旅順港的艦隊。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樣宣稱中國的邊境是史上最強大時建立起來的。對於中國歷史上的版圖領土—台灣、西藏、新疆和蒙古，他實行中國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內戰剛一結束，他就派兵收復了意圖分裂的地區，如新疆、內蒙古、最後是西藏。在這個意義上，台灣不是一個考驗共產意識的問題，而是對中國歷史的尊重。儘管毛忍用軍事手段，他對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割讓出去的的領土也宣稱主權，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讓給俄國的海參崴等遠東領土。
至於對世界其他各國，毛發展了一套獨特的外交風格，即用意識形態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質力量。它主要由中國中心論，加上一點世界革命的佐料，和傳統的蠻夷外交管理手段調製而成。它專注於長期規劃和運作，意圖在心理上壓倒對手。
（回顧二十世紀歷史，毛主席確實在任何有美國和蘇聯力量出現的地方都支援或支援一種反對力量，如北朝鮮，北越，中東和非洲的小兄弟如阿拉法特，東盟國家的遊擊隊等。這些雖然讓中國人民勒緊了褲腰帶，但在戰火紛飛的二十世紀為國家贏得了相對安全。可惜毛騰出手只搞繼續革命，沒有利用這一環境發展經濟。譯者注）
西方外交家的常識觀點認為中國從幾十年內亂恢復過來後應該與大國修好，但毛戒飲此酒。他拒絕任何軟弱的表現，採取挑戰而不是迎合的態度，甚至拒絕與與西方國家打交道。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用形象化的的語言總結了這一冷漠態度。新中國不會落入已有的外交關係俗套。她要「另起爐灶」。與新政權的關係要通過談判逐個解決。中國要「打掃庭院待客來」，也就是說中國要先清除殖民影響再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她要用她的影響團結世界人民，鼓勵發展中國家的革命事業。
外交傳統學者會否定這種冷漠挑戰性態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識形態和心理因素對戰略目標的衝擊力。他通過對軍事強權分寸拿捏準確的藐視達到與超級大國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三國演義》裏諸葛亮的空城計就是一個中國戰略的經典例子。當時蜀國軍師諸葛亮注意到強兵壓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著自取滅亡。如果投降，則對未來局勢徹底失去控制。軍師心生一計。他大開城門，自己坐在城頭彈琴以待。在他的身後表現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沒有一點恐懼或慌張的跡象。敵軍主將把這種鎮定解釋為城中有伏兵，遂令大軍止進並撤兵。
毛對核戰爭威脅的令人心驚膽顫的藐視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於那個傳統戰例。從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得不在與兩個核大國的三角關係中斡旋，其中任何一個都有能力單獨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若兩個加起來將壓倒中國。毛對付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絕望局勢就是視而不見。他公開宣揚對核威脅無動於衷；事實上，他曾揚言他準備以犧牲幾百萬人的代價，甚至願意以此為保證，換取共產主義勝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證幾乎已經無法確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毛確實成功地讓世界相信了，這是信譽的終極考驗。
毛能夠從中國長期國務傳統中汲取教訓，就是如何從一個弱勢地位取得長期戰略目標。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學能夠把「蠻夷」編織在國門以外的關係網裏並且謹慎地通過外交技巧保持著政治至高無上的虛構故事。從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著超乎其客觀實力的角色。作為強烈捍衛她的傳統國家定義的結果，中國成為不結盟運動—一群新近獨立的國家在超級大國之間尋取生存之路—的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中國確立了自己不可被人小覤的大國地位，同時在國內進行著重新定義自己的運動而在外交上又要挑戰核大國。
在追求外交成果的過程中，毛的成就更應歸功於孫子而非列甯。他經常從閱讀中國經典古籍和他公開蔑視的舊傳統中汲取靈感。在他主持外交倡議時，他不是經常引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而是傳統的中國經典：孔子、關於朝代興衰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等關於戰爭和戰略的著作、關於反叛英雄傳奇的《水滸》和官宦家族羅曼情事的小說《紅樓夢》，這部書毛說看了五遍。作為孔夫子式學者官員的現代化身，儘管他對這類人嗤之以鼻，他寫詩和哲學隨筆，他對自己狂飛亂舞的書法更是感到驕傲。他的這些文學藝術細胞不是他政治勞作的逃難者，而是他偉人整體的一部分。當毛離開三十二年後於1959年重返他的故鄉時，他不是宣揚馬克思主義，而是寫了一首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詩詞：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中國的文學傳統不僅在毛，而且在他周圍緊密同僚的思維中亦是根深蒂固。1969年，毛的外交政策走到了一個轉折點。毛給當時被打倒的四位解放軍大元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布置了一個「家庭作業」—分析當前的國際局勢和中國的戰略選擇。四大元帥引用了《三國演義》中—一本當時的禁書但他們肯定毛熟讀過— 「三分天下」的典故，建議與當時的頭號敵人美國打開關係。即使在毛猛烈地清掃中國古代傳統遺產的時候，毛也用傳統中國的智力角逐比喻來構思他的外交政策。他形容中印戰爭為「跨過楚河漢界」，這裡蘊藏了反映在中國象棋中的古代經典戰例。他甚至把中國傳統的賭博遊戲--麻將--當作戰略思維訓練營，他說：「如果你喜歡玩麻將，你就會知道概率計算和確定性的原理」。在中國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衝突中，毛和他的最高同僚們用圍棋的概念化解了戰略包圍的威脅。
正是在這些傳統方面超級大國有很大的難度去理解毛的戰略動機。透過西方戰略分析家的鏡片，在冷戰的頭三十年中北京的軍事行動幾乎都是不可能任務，如果由他們紙上談兵的話。讓中國對抗軍力遠遠強於自己的大國而且戰事發生在山高皇帝遠的次等戰略要地—北朝鮮、台灣周邊的島嶼、喜馬拉雅山麓人煙稀少的地方和烏蘇裏江的冰天雪地裏—這些中國出兵的舉動讓外國觀察家--和每個對手—都大跌眼鏡。毛堅定不移地採取措施防止任何力量或力量的聯合包圍中國，不管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麼，他把這些看作是有太多的「圍棋」子包圍中國，從而打亂他們的計算。
這正是使中國捲入朝鮮戰爭的促因，儘管當時國力虛弱。同樣道理，毛死後，中國與越南—一個不久前的同盟者—交戰，也是挑釁河內與莫斯科剛剛簽署的攻守同盟，儘管當時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周邊力量建構的長遠規劃遠勝於一時局部力量平衡的計算。這種結合心理戰和長遠計算的策略也同時是毛威懾潛在軍事威脅的手段。
儘管毛被中國歷史所深深吸引，還沒有一個從前的中國統治者能像毛那樣把傳統與權威、殘酷無情和環視全球應用得這樣得心應手：面對挑戰時冷酷無情；而在條件不允許他占一時之上風時又能熟練地運用外交技巧取得最終優勢。他的宏偉而勇敢的外交計劃，無論戰術上如何傳統，正是在中國社會經受大動蕩的年代實行的。毛承諾整個世界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世界上所有的階級中，無產階級是最無畏的、最想改變自己地位的，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前者沒有任何財產，而後者也好不到哪裡去。美國現在還控制著聯合國和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一狀態只是臨時的，總有一天會改變的。中國現在是一個窮國，它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利被否定了，這也會改變的。窮國會變成富國，權利被否定會變成享有權利—事情都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化。
不過，毛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不可能把實現世界革命作為一個實際目標來奮鬥。作為結果，中國對世界革命的實際貢獻主要是在意識形態上，包括對各國共產黨的情報支援。毛在1965年一次會見埃德加。斯諾（他是第一個報導內戰時期共產黨根據地—延安—的美國新聞記者）時說：「中國支援他國的革命運動，但不是靠侵略他國。當然，無論哪裡有解放鬥爭，中國都會發表聲明和舉行示威去支援它」。
同樣，在1965年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小冊子裏，林彪，當時毛的最顯著接班人，爭辯道：世界的農村（指發展中國家）將會打敗世界的城市（指發達國家），就像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一樣。林登。約翰遜政府把這一條解讀為中國的戰略藍圖—它意圖支援—而且極有可能直接參加--世界範圍的，特別是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蔓延化。林彪的小冊子是導致美國出兵越南的一個因素。可是，當代學者則認為林的文獻只是表明了中國在軍事上支援越南或其他革命運動的限度。因為，事實上，林彪宣稱：「群眾也只有群眾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這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一個國家的解放戰爭是那個國家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只能由那個國家的人民自己完成，沒有其它的途徑。」
這一自我約束反映了中國對實際力量平衡的冷靜思考。現在我們不可能知道如果平衡朝著共產主義力量傾斜的話毛會做出如何的決定。但是，不管是作為現實主義的考慮還是哲學動機，意識形態革命是以表演而不是戰爭的形式改變世界，就像傳統的皇帝認為他們自己的作用一樣。
一組能夠進入北京中央檔案館的學者極其精確地描述過毛的矛盾雙重性：獻身於世界革命，時刻準備著在任何情況下鼓勵革命，然而又保護中國生存的必要性。這一矛盾心理表現在毛與澳大利亞共產黨領袖希爾在1969年的一次談話中。毛當時正考慮對美國開放，之前兩國二十多年來鎖定在敵對關係中。他對會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正在進入一場革命來遏止戰爭，還是進入戰爭最後引發革命呢？如果是前者，與美國和解就沒必要了；如果是後者，為了防止對中國的攻擊，它就是當務之急。最後，經過一番猶豫，毛選擇了與美國和解。防止戰爭（在當時極有可能是蘇聯進攻中國）比鼓勵世界革命更重要。
本章下一節也是最後一節是專講文化大革命的。
既然D中央早有正式文件定論。我想我就不講了。
基佬的看法，前文也有點睛之筆，就是--在政治邏輯上--自己把自己折騰死。
其實，公平地說，毛是想結束所謂「繼續革命」的，若不然，鄧小平也不可能出來。
主要是當時的利益集團不幹。
任何時候，只要制度養肥了利益集團，他們就是「White Elephant」。
任何時候！
總之，太祖的國內秩序目標沒成功，而對戰後世界秩序特別是中國國際環境的貢獻成果卓著。
不知基辛格是否有意拿這兩點說事兒。而這正是中國當前在這兩方面都處在轉折的關鍵點上。
就算給國人留下思考的課題吧。
不管怎麼說，基佬是牛人啊
我就是覺得這書要不給中國人看就白瞎了。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鮮戰爭
毛澤東的第一次外交活動是1949年12月16日訪問莫斯科，在宣布中華人們共和國成立後兩個月的時間裏。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國旅行。他的目的是與共產主義超級大國蘇聯結成聯盟。後來，事與願違，這一訪問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積累起來導致了將中蘇同盟的初衷轉化為中美蘇之間的三角外交關係。三國各扯其角，互相牽制。
在毛抵達莫斯科的當天，斯大林會見了他。會見時，毛強調中國需要一個「三至五年的和平期，用來安定國家和把經濟建設搞到戰前的水平」。然而，毛那時沒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中國和美國就發生了頭碰頭的戰爭。
正如當時所發生的，斯大林幾乎沒有任何興趣幫助中國康復。他當時正受著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叛離的刺激。南斯拉夫是唯一一個歐洲共產國家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蘇軍占領取得政權的。鐵托剛剛脫離蘇聯不到一年。斯大林下定決心不讓類似的結果在亞洲出現。他了解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地理重要性；他的戰略目標是操縱這一結果並在其影響中獲利。
斯大林毫不懷疑與他打交道的對手毛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巨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獲勝，完全出乎蘇聯的預料並且也沒聽蘇聯的勸告。儘管毛宣稱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會「一邊倒（向莫斯科）」，但是在所有共產黨領袖中毛是莫斯科最難掌控的，特別是他現在掌管著人口最多的共產國家。這樣，兩個共產黨巨人的相遇就跳起了複雜的小步舞，其直接結果就是六個月後的朝鮮戰爭把美國和中國，還有蘇聯的影子，攪合在一起。
毛當時相信美國關於誰「丟失」了中國的熱吵是想最終翻盤的前奏—任何情況下，共產主義觀念也促使他這樣認為，毛努力想盡最大限度從蘇聯獲得物資和軍事支援。因此，正式結盟是他的目標。
但是，兩個共產獨裁者命運不交容易的合作。斯大林那時已經執政三十年了。他已經戰勝國內所有的反對力量並領導他的國家打敗了納粹的侵略，儘管以令人恐怖的生命代價。他周期性地組織清肅運動，造成上百萬的受害者，而且當時正準備開始又一個新的清肅行動。那時，斯大林已經成了超越意識形態的神。以他對俄國歷史的粗暴理解為準繩，他的領袖風格貼滿了殘暴和玩世不恭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的標簽。
在中國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漫長的抗日戰爭中，斯大林蔑視了共產黨軍隊的能量和毛的以農村為根據地的農民式的戰略戰術。整個期間，莫斯科只與國民政府保持官方聯繫。在抗日戰爭結束的1945年，斯大林迫使蔣介石準予蘇聯在滿洲和新疆占有優惠權利--其土地面積與當年沙皇獲得的相當--並承認外蒙古作為蘇聯控制下獨立的人民共和國。斯大林還積極地鼓勵新疆的分裂分子。
同年在雅爾塔，斯大林堅持讓他的盟友，羅斯福。富蘭克林和溫斯頓。丘吉爾，同意給蘇聯在滿洲的特殊權利（包括將大連和旅順的港口當作海軍基地）予以國際承認，作為對日宣戰的條件。1945年8月，莫斯科和國民政府簽署了確認雅爾塔協定的條約。
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個共產黨巨人的會見不可能只因有相同的意識形態而熱烈擁抱。正如尼基塔。赫魯曉夫，當時斯大林政治局的成員，回憶當時的情景道：
斯大林熱衷於對尊敬的嘉賓表現他的待客熱情，而且他知道怎麼做。但是，在毛的逗留期間，斯大林有時會好幾天不看他一眼。因為斯大林不理毛而且也沒有派人接待他，沒人敢去看他。後來，毛讓人知道如果繼續這樣他就打道回府了。我猜，當斯大林聽到毛的抱怨後，又跟他共進了一頓晚餐。
從一開始就清楚，斯大林並不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他放棄以出兵對日作戰為代價換來的利益的理由。在會談時，毛開場白就強調他需要和平：「關於中國很多重要問題的決定都取決於未來的和平前景。考慮如此，中央委員會委託我從您，斯大林同志，這裡得到保證，如何保持國際和平和能保持多久。」
斯大林立馬作出和平前景的保證，或許只想降低毛要求緊急援助的價碼和將匆忙結盟的必要性最小化：
和平的問題也是蘇聯嚴重關切的，儘管在過去的四年裏我們已經有了和平。至於中國，目前沒有即將發生的威脅。誰想打仗？日本還沒有站起來，根本沒準備進行戰爭；美國儘管叫囂戰爭，但其實它不怕什麼就怕戰爭；歐洲也怕戰爭；實質上，沒人會與中國打仗，除非金日成決定侵略中國？和平依靠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繼續友善，和平不僅能持續5-10年，甚至20-25年或更長。
如果真的如此，軍事聯盟就沒必要了。當毛正式提出這個問題時，斯大林表明了他的保留態度。他作出令人吃驚的斷言，新的結盟條約只能是表面文章，已存在的條約就足夠了。而這個條約是與蔣介石在不同的情況下簽署的。為了加強他的論點，斯大林還聲稱蘇聯的地位早已設計好得足以避免「美國和英國有任何改動雅爾塔協定的法理依據」。
其實際效果是，斯大林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會受到蘇聯與毛剛剛推翻的國民政府簽署的條約的最佳庇護。斯大林很得意他的這一論點以至於他接著讓毛「請求」他繼續行使蔣介石讓給他在滿洲和新疆的權利。毛作為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以重新定義斯大林的權利的方式拒絕了這些要求。他爭辯說，目前關於滿洲鐵路的安排符合「中國利益」，因為它為中國幹部參加鐵路和工業建設提供了一個培訓所。中國人員在受訓結束後將接管鐵路。蘇聯專家可以留下直到培訓完成。
在主張友善和肯定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的同時，兩個馬吉雅維利主義者實際上為誰占主導而角力（在中國周邊一塊不小的土地之上）。斯大林更資深，而且在當時更強大。毛占盡地利而更自信。兩人都是偉大的戰略家，當然意識到沿著這條道走下去他們的利益必將發生衝突。
經過一個月的討價還價，斯大林讓步了，同意聯盟條約。不過，斯大林堅持大連和旅順仍然是蘇聯的基地，直到與日本達成和平協定。最後北京和莫斯科於1950年2月14日簽署了中蘇友善互助聯盟條約（西方的情人節诶，不知是否巧合？譯者）。毛得到了他想要的而斯大林想溜沒溜掉的東西：在與第三方發生衝突時互相支援的義務。理論上，中國亦有義務在全球事務上幫助蘇聯。但在實際操作上，當中國周邊若隱若現的潛伏危機抬頭時，它給毛罩上一張安全網。中國為此付出的價錢也相當不小：采礦、鐵路和滿洲和新疆的租地；大連和旅順的港口作為蘇聯海軍基地。幾年後，毛仍然當著赫魯曉夫的面怨氣連天的牢騷斯大林想把這些租地變成「半殖民地」。
至於對斯大林來說，一個強大的東方鄰居的出現是一場噩夢。沒有一個俄羅斯統治者能夠忽視沿著中俄兩千英裏長的邊境雙方人口的懸殊對比：中國的五億人口對西伯利亞的不到四千萬人口。
中國發展到何等階段這些數字才變得重要呢？意識形態上的貌似相同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加強了這一關切。玩世不恭的斯大林怎會懷疑當一個強人認為他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強大起來時他會抵觸聯盟中的正統強權，不管他們關係多麼親密（黑社會啊，譯者注）。斯大林，一個剛跟毛過過招的人，當然知道他（毛）不會謙讓他的主義真。
有人說過，二十世紀的國際政治是強人政治：
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毛澤東，還有後來的雷根，薩撤爾都算不上數。。。
如果基佬說的屬實，那真貌似黑社會啊。
艾奇遜和中國鐵托主義的誘餌
在毛逗留莫斯科期間，在世界的另一端正演出著另一段戲，預示著共產世界的潛伏危機和美國在這一三角關係中若隱若現的可能作用。劇情是美國國務卿迪•艾奇遜回應國內關於「誰丟失了中國」的批評大合唱。在他的指示下，國務院在1949年8月發布了一篇針對國民黨在大陸垮台的白皮書。儘管美國當時仍然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白皮書則把國民黨描述為「腐敗，反動和低效率的」。艾奇遜這樣總結並建議杜魯門總統道：
不幸的和不可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可預見的結果已經超出了美國政府可能控制的範圍。任何這個國家在它合理的能力限度內做過的或可能做過的事情都不可能改變這一結果。。。。那是中國內部力量角逐的產物，這個國家（美國）企圖影響它但沒成功。
1950年1月2日在合眾社俱樂部的一個講話中，艾奇遜加強了白皮書中的觀點並提出一個環視亞洲的新政策。他的講話包含了三個基本重點。第一點是華盛頓在中國內戰裏徹底洗手。艾奇遜聲言國民黨表現出不僅僅政治上不夠資格而且「任何軍事指揮無可與其比的昏庸無能」。共產黨人，艾奇遜推論道，「沒有製造這一條件」，而是技巧性地利用了這一點的暴露。蔣介石現在只是一個領著殘兵敗將盤踞在中國海岸邊一個小島上的逃難者。
既然已經把大陸讓給了共產黨人，無論其地理影響如何，再抵制共產黨人占領台灣已無任何意義。
事實上這正是一份NSC-48/2文件的官方判斷，它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參謀起草總統簽字同意的一份國家政策文獻。這份文件於1949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它的結論是「福爾摩薩（台灣）的戰略重要性不足作為公然軍事行動的合理依據」杜魯門在1950年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了相似的一點：「美國政府不會為福爾摩薩上的中國軍隊提供任何軍事援助和教導。」
第二點，也許更重要地，艾奇遜沒有給誰可能在長遠利益上威脅中國獨立這一問題留下絲毫疑問,他說：
共產主義的概念和技法讓俄羅斯帝國裝備了一種更陰險的新的滲透性武器。有了這些武器的力量，正在中國發生的是蘇聯把中國北部的省份從中國分離開來並附在蘇聯體上。這一過程已經在外蒙古完成了。在滿洲也幾乎完成。我相信在內蒙古和新疆蘇聯的情報人員正在高興地給莫斯科打報告。這就是正在那裡發生的事情。
艾奇遜的最後一點更對未來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它直接暗示了中國的鐵托模式選項。倡議與中國的關係應該基於國家利益，艾奇遜直言中國的主權完整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不管它國內的意識形態如何：「我們必須採取我們過去一直採取的立場，就是任何破壞中國主權完整的人是中國的敵人，也與我們的利益背道而馳。」
從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出發，艾奇遜為新的中美關係鋪墊了一個溫情的前景：
今天是老的東西方關係消失的一天，過去的關繫在最壞時是掠奪主義，而在最好時是溫情主義。那種關係結束了，今天的東西方關係特別是在遠東必須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幫助。
下一個美國政府高官對共產黨中國發表同樣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後，理查德•尼克松對他的內閣提出了相似的觀點。
艾奇遜講話精心巧妙的措辭有意觸動斯大林多處敏感神經。事實上，斯大林被惹得不得不動一動。他立馬派他的外交部長安德烈•揚•維辛斯基和部長會議主席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緊急召見那時還滯留在莫斯科進行聯盟談判的毛，警告毛艾奇遜正在耍「離間計」，而事實上是邀請毛表忠心。這可是一個慌亂無措的姿態，與平時斯大林鎮定而穎悟的秉性不符。因為表忠心這一要求本身定義了對方具有不可靠性的潛在能力。如果你的夥伴有想法有能力叛離你，那麼表衷心就可信嗎？如果不是，那還有什麼必要呢？況且，毛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遜的「離間計」是對當前中蘇關係的一個準確闡述。
蘇聯的兩位外交大員要毛表態否定艾奇遜關於蘇聯企圖部分分離並主控中國的指控，並建議毛說這是對中國的侮辱。毛未加任何評論，點上一支煙慢條斯理地朝蘇聯使者索要艾奇遜講話的拷貝並詢問了艾奇遜可能的動機。幾天后，毛批準了一條諷刺批評艾奇遜的聲明。與蘇聯由外交部作出反應相比，北京把這事交給官方的新聞局去拒絕艾奇遜的建議。聲明在語言上否定了艾奇遜的「誹謗離間」，但是它在外交禮儀上的相對低層次使中國進退有餘。毛選擇不在莫斯科為他的依然孤立的國家尋求安全保障的時候去深挖艾奇遜講話的含義。
毛遲至1956年12月才道出自己的真實的想法，以他特徵的語氣，就脫離蘇聯靠近美國的選擇，似乎是衝著艾奇遜卻又沒指名道姓地說：
中國和蘇聯是站在一起的。。。現在還有人懷疑我們的這一立場。。。他們認為中國應當站到中間來，為美國和蘇聯搭一座橋。。。如果中國站在美國和蘇聯的中間，這好像是一個有利的位置，一個獨立的位置，但是其實她是不可能獨立的。美國並不可靠，她會給你一點東西，但不會多。難道帝國主義能給你一頓飽飯嗎？它不能。
但是，如果美國真的準備給毛一頓「飽飯」，那會怎樣呢？這個問題要等到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時看了。
金日成和朝鮮戰爭爆發
事情很可能就像皮影戲那樣演下去幾年，也許十幾年，如果只是兩個有疑心病的絕對統治者勾心鬥角，把自己的槍口準星校正到對方的目標（動機）上。這時，在遠東地理政治亂局中竄出一個金日成。斯大林曾在與毛的第一次會談中調侃過這位北朝鮮的領袖。斯大林為了避開中國與蘇聯軍事聯盟的話題曾調笑地提醒（對中國）和平的威脅只有來自北朝鮮如果「金日成決定侵略中國」。沒想到斯大林一語成谶（譯者注）。
當然金日成不是真的這麼做。相反，他決定侵略南朝鮮，而在這一過程中，他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國都帶向了全球戰爭的邊緣，特別是導致中國和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
在北朝鮮進攻南朝鮮之前，幾乎不可想像剛剛從內戰拔出腿的中國會跟擁有核武的美國交戰。戰爭的爆發是因為兩個共產巨人互相猜疑而金日成正是玩弄了他們的相互猜疑，儘管他完全依賴這兩個他不可與之相比的強大的盟友。
朝鮮在1910年併入日本帝國並很快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1945年，日本戰敗後，蘇聯軍隊占領著朝鮮北部，而美國軍隊占領著南部。兩者的分界線，38度緯線，是任意劃分的。這僅是兩國軍隊在二戰結束時的進軍界限。
當占領軍在1949年撤離時，兩邊的占領區就分別成了主權國家，但他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各自的統治者，北邊的金日成和南邊的李承晚，都曾經為了統一朝鮮的利益以生命對日作戰。他們沒有理由現在放棄，他們都自稱自己是代表全朝鮮的領導。在分界線上，兩邊的衝突時有發生。
從1949年6月美國從南朝鮮撤軍開始，在1949年到1950年間，金日成一直企圖說服斯大林和毛默許他進攻南朝鮮。兩人起初都不同意。在毛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訊問毛對這一進攻的看法，毛儘管樂見其成，卻擔心美國出兵的可能性太高。他認為任何征服南朝鮮的工程應當放在中國內戰結束--包括台灣解放--以後來實行。
正是毛的這一目標給了金日成工程一個啟動激勵。金日成似乎確信，不管美國的聲明多麼含糊其辭，美國幾乎不可能接受兩場共產主義軍事征服的結果。因此，他急不可待地要完成他在南朝鮮的目標，爭取在中國成功占領台灣而美國有了別的想法之前。
幾個月後，在1950年4月，斯大林改變了主意。在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給金日成開了綠燈。斯大林強調了他相信美國不會出兵干涉。解密的前蘇聯外交文件把此事記錄在案：
斯大林同志對金日成肯定國際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允許（我們）在朝鮮統一問題上採取更大的主動性。既然現在已經簽署了中蘇友善條約，美國會更加小心地挑戰亞洲的共產主義力量。根據美國來的情報，正是這樣。壓倒性的民意情緒是不干涉。這種情緒特別被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最近擁有了原子彈和平壤力量的加強所震懾。
那以後，在這件事情上就沒有任何中蘇直接對話的官方記錄。金日成和他的使團成為這兩位共產巨人在朝鮮問題上交流的通勤車。斯大林和毛為在朝鮮爭取主導地位而角力，至少也是不讓另一夥伴得手。在這個過程中，毛同意把人民解放軍的五萬朝鮮族師全副武裝送到朝鮮。毛的動機是鼓勵金日成的（統一朝鮮）設計還是表現出盡意識形態義務而避免中國最終全面軍事參與？無論毛的最終意圖是什麼，其實際結果是大大加強了平壤的軍事地位。
在美國國內關於朝鮮戰爭的爭論中，艾奇遜1950年1月的亞洲政策講話遭到了廣泛批評，因為它把朝鮮置於美國「太平洋防禦圈」之外因而給北朝鮮的侵略開了「綠燈」。在美國對太平洋承諾這點上，艾奇遜的政策不是他的原創。美國遠東司令部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1949年3月在東京的一次新聞訪談中就提出相似觀點：
現在，太平洋已成為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湖，我們的防線連成了一條包圍亞洲海岸的島鏈。它從菲律賓開始，東接琉球群島包括沖繩，然後彎向日本，在經阿留申島到阿拉斯加。
從那以後，美國從朝鮮撤出了大部分駐軍。當時，一項援助朝鮮的提案正在國會討論，並遇到相當的阻力。艾奇遜被逼得只好重複麥克阿瑟的原話說：「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安全防線由一條連接阿留申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島，再從琉球到菲律賓群島組成」（順序到了個個）。
至於朝鮮，艾奇遜指給出了一個模糊的解釋，反映出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的搖擺不定：
「既然南朝鮮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幾乎被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承認」，艾奇遜爭理道,「我們的責任就更直接而我們的機會就更清楚了」（儘管這些「責任」和「機會」到底是什麼？艾奇遜一開始就沒有解釋過，特別是它們包不包括自衛反擊）。
如果襲擊不是發生在太平洋島鏈的南部或東部地區，艾奇遜建議，「開始的抵抗必須依靠那裡的人民，然後依照聯合國憲章決定文明世界採取的行動」。
國家威懾必須意圖明確，正是這點艾奇遜失分了。
「太平洋已成為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湖」--一句話就顯出麥克阿瑟妄自尊大的性格。。。。
迄今為止，中國和蘇聯提到艾奇遜講話這一點的文獻還沒有出現。不過，最近得到的外交文件顯示，斯大林是因為看到了NSC-48/2複件才改變初衷的。這份文件很可能由他的情報網從英國雙重間諜唐納。麥肯林手裏得到的。這份文件確定地把朝鮮置於美國太平洋防禦圈之外。因為它是一份絕密文件，這就使蘇聯情報分析人員更相信了。
斯大林改變初衷的另一個因素很可能是他不高興毛在中蘇聯盟談判（前面提到的）中勝出，既得到了中蘇友善條約的保障又不能再明白地告誡俄羅斯在中國的優惠待遇不會太長了。俄羅斯對大連不凍港的控制也指定是臨時的了。斯大林肯定想過統一的朝鮮會給他的海軍提供很多方便。
更有甚者，斯大林心懷叵測地鼓動金日成找毛談，說毛對「東方的事情」更了解。實際上，他是想盡量把自己的擔子卸到中國人的肩膀上。他告訴金日成「不要期望從蘇聯得到太多的援助和支援」，他解釋說莫斯科關心「西方的局勢」還忙不過來。
斯大林左手拿著他的烟斗，一雙鷹眼直視著金，警告他說：
「你就是被踢掉大牙，我也不會動一根指頭。你必須找毛幫你。」
金日成圓胖的臉上依然掛著慈祥的笑容。
這就一個真實的斯大林：傲慢，拒人千里之外，作弄人，謹慎而心機缜密，在獲得地理政治利益的同時把責任和風險都撂給中國人。
斯大林慣用此伎倆，事實上他與希特勒簽訂蘇德條約就是以解希特勒後顧之憂而讓他放開膽去打西方—從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他也下了同樣的注。（斯大林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如果美國出兵干涉，對中國的威脅就會增加而中國對蘇聯的依賴也會增加。如果中國響應美國的挑戰，它必然需要蘇聯的援助，結果一樣。如果中國置身事外，莫斯科就會拿下錯覺幻想的北朝鮮。
1950年5月13-16日，金日成飛往北京與毛秘密會晤。在到達的當天，金向毛報告了斯大林同意他的進攻計劃並請毛肯定他的支援。
為了進一步降低風險，斯大林在他鼓勵發動的進攻之前不久，撤回了北朝鮮軍隊裏的所有蘇聯顧問，以示不相干。當發現這一招大大減弱了北朝鮮軍隊的表現能力是，他又把他們派了回去，不過是以塔斯社新聞記者的身份作掩護。
兩個共產巨人的小兄弟是如何發動一場具有全球國際影響的戰爭呢？後來毛身邊的一位翻譯總結記錄了毛和金日成之間的談話：
金告訴毛斯大林同意了他進攻南朝鮮的計劃。毛詢問了金如果北朝鮮進攻南朝鮮美國的可能反應會是什麼，強調一是因為李承晚政權是美國的傀儡二是因為朝鮮離日本太近，美國干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過，金日成好像很自信美國不會出兵至少時間來不及因為北朝鮮只要兩至三個星期就能解決戰鬥。毛也確實問過金日成是否需要中國的軍事支援並答應派三個軍駐紮在中朝邊境。金「非常自負地」（用毛自己的話說）說用北朝鮮自己的力量和南邊遊擊隊的合作，他們自己就能解決問題，不用中國的軍隊。
金的陳述顯然把毛震倒了，以致於他提前結束了會見並命令周恩來給莫斯科發加急電報要求斯大林「本人澄清」事實。第二天，莫斯科回電，但斯大林把皮球又踢回給了毛。電報解釋道：
在他與朝鮮同志的談話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都同意朝鮮的統一計劃。關於這點，我們原則上堅持最後的決定應當由朝鮮和中國同志一起作。如果中國同志有不同意見，這個問題將留待以後討論。
這當然把否決這一工程的責怪完全加在毛身上。更進一步表明自己與此無關（給了金日成又一個誇大其詞的機會），斯大林預叫出讓北京回電的牌來：「朝鮮同志可以告訴你們談話的細節」。
毛和金接下來的談話可能就是一個永遠的秘密了。5月16日金帶著毛的祈佑回到了平壤—至少他是對莫斯科這麼說的。毛也許會算計著默許征服南朝鮮將來可以作為中國解放台灣獲得蘇聯海軍支援的一個籌碼。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即使美國對共產主義占領南朝鮮漠不關心，美國公眾意見也不會允許杜魯門政府旁觀共產黨在台灣海峽的另一個軍事行動。
及至十年以後，莫斯科和北京還都各不承認誰實際上最後給金日成開的綠燈。1960年6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次共產國際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和那時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大吵。赫說：「如果毛不同意，斯大林不會那樣做的。」而彭回敬說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毛主席是反對戰爭的。。。是斯大林同志同意的。」
可是當時，兩個共產巨人都沒有充分估算如果金日成和斯大林的樂觀預測是錯誤的會對全球造成何等影響，就這樣滑入戰爭。當美國加入戰爭以後，兩人就不得不想一想了。
美國的干涉：抵抗入侵
政治計劃的一大問題是分析不能代表做出決定時刻的情緒。杜魯門，愛其遜，和麥克阿瑟的各種聲明在做出的時候都反映了當時美國的想法。美國對國際社會安全的承諾在國內總是有爭議的，那時還不包含朝鮮的防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還正在組建。但是，當美國的政治決策者們為了共產入侵而面對面碰頭的時候，他們就不管紙上的政策了。
金日成於6月25日發起進攻，北朝鮮軍南下勢如破竹。美國隨即作出讓GC領袖們吃了一驚的舉動，不但出兵干涉還把它與中國內戰聯繫起來。美國首先派地面部隊占據南方的釜山港口，並迅速建立了周邊防區。這一行動由聯合國授權，決定被通過是因為蘇聯因抗議台北占據中國的席位而缺席。兩天后，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強制「中立化」即防止兩邊任何一方攻擊對方。其動機是獲得國會和民意的廣泛支援，沒有證據表明它是意圖把戰爭擴大化而與中國對抗的行動。
在那個決定之前，毛把解放（基辛格原詞是攻擊）台灣當作是他的下個軍事目標並為此在中國東南的一個省份福建省集結了大量軍隊。美國已經多次—包括杜魯門在1月5日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聲明傳遞了它無意阻擋這一行動的訊息。
杜魯門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的決定主要為取悅於民意，當然也為降低美國在朝鮮的風險。在宣布艦隊出發時，杜魯門一面強調台灣防務的重要性一面又勸誡「福爾摩薩島上的中國政府停止一切對大陸的海空軍事行動」，甚至警告：「第七艦隊會看到這是一個完成事實」。
對毛來說，一碗水端平的姿勢是不可想像的；他認為這是虛偽的表現。毛的擔心是美國意圖重返中國內戰之中。杜魯門公告之後的第二天，1950年6月28日，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將美國的行動歸為對亞洲的侵略：
美國侵略亞洲只能喚起亞洲人民更廣泛更堅定的抵抗。杜魯門1月5日說過美國不會干預台灣事務。現在他自己就證明他是在撒謊。他撕毀了所有關於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國際協定。
在中國，圍棋的意識立刻浮現在行動上。美國一面派兵去朝鮮一面又派艦隊到台灣，就像在圍棋盤上落下兩子，對中國形成可怕的包圍之勢。
當戰爭爆發之時，美國沒有一個關於朝鮮的軍事計劃。美國宣布它的朝鮮戰爭目的是擊退「侵略」。侵略在法理上的定義是對一個主權實體採取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那麼，用什麼標誌成功呢？是返回以前的38度線狀態嗎？這樣，豈不是告訴侵略者他最壞的結果就是什麼也沒丟失？仰或是徹底消滅北朝鮮的軍事侵略能力？沒有證據表明這一基本問題在最初的軍事行動中被考慮過。也許因為當時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釜山及周邊防區。實際效果上，就是讓軍事行動牽著政治決定的鼻子走。
直至麥克阿瑟1950年9月在釜山北面很遠的仁川取得了令世人震驚的兩棲登陸勝利，遏止了北朝鮮前進的沖力，並打開了收復南朝鮮首都漢城（今首爾）之路，杜魯門政府選擇了讓軍事行動繼續直到朝鮮統一。他假設北京會接受在傳統侵略中國的路線上陳列美國軍隊這一事實。
在北朝鮮境內軍事推進的決定是由聯合國決議授權的，這個決議是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以投票超過三分之二而通過的。它授意：「所有成員國行動起來迎來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主權完整的朝鮮國。」中國出兵反對美國被認為是超出中國能力範圍的。
不幸的是，這些觀點遠遠不符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美國軍力剛一插入台灣海峽，毛立刻認為第七艦隊的出現是對亞洲的入侵。因錯誤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中國和美國走進直接的衝突中去。美國極力迫使中國在它提倡的國際秩序中低頭，而這個秩序是被聯合國認可的（其實是被美國操縱的，基辛格沒承認這點），沒有其它選擇。但從一開始，毛就不準備接受任何一個他在那裡沒有發言權的國際體係。美國最好的戰略企圖就是沿某一條分界線停戰，可以是鴨綠江，如果美國占上風的話；也可以是北朝鮮前線上任何一條線，比如平壤到無山，如果中國出兵迫使或美國單方停戰的話。
最不可能的結果就是中國默許美國陳兵鴨綠江邊，特別是因為日本曾經從這裡入侵滿洲裏和北部各省。如果中國在兩個戰線上都戰略萎縮，一個在台灣一個在北朝鮮，她的反應極不可能會是被動的，特別是在某種程度上毛在序幕尚未拉開時就失去了對朝鮮事件的控制。兩邊的誤解交錯疊加。美國沒想到北朝鮮會進攻；中國沒想到美國的反應。每一邊又用自己的行動加強了對方的誤解。在這一（誤解）的過程的終端就是兩年的中美戰爭和二十年的互不理睬。
中國出擊：另一種震懾。
沒有一個軍事學家能夠想到剛從內戰解脫出來裝備著繳獲國民黨武器的人民解放軍能夠迎戰一支有原子彈支援的現代化軍隊。但毛不是一個傳統的軍事戰略家。要理解毛在北朝鮮的行動就必須先理解一些中國的東西：據敵於千里之外，戰略和心理優勝，合起來或許可以被「西方戰略學」稱之為威懾或叫先發制人。
在西方，冷戰和核武器的毀滅性製造了一種威懾的概念：將毀滅遠大於任何可能收獲的風險展示給可能的挑戰者。威脅的效果用還未發生的事情來衡量，也就是說，避免了戰爭。
對毛來說，西方的威懾概念還太被動。他拒絕中國站在被動挨打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他就主動出擊。在某種程度上，這與西方的先發制人的概念相似，即首先出擊以預防受襲。但按西方的原則，先發制人意在軍事取勝。毛的先發制人的不同點在於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懾。他的動機力與其說是發動一次決定勝負的軍事打擊毋甯說是改變心理平衡，不是打敗敵人而是扭轉風險計算的結果。正如我們在以後的章節中看到，中國在1954-58年間的台海危機、1962年的中印邊境衝突、1969-71年間的中蘇烏蘇裏江戰鬥、和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的行動都有一種共同的特徵：首先是勇敢的突然出擊然後是政治角力。在中國人眼裏，把雙方拉回到心理方程式中後，真正威懾的目的就達到了。
中國的先發制人觀點與西方的威懾概念想撞的結果往往產生惡性循環：中國的自衛行動會被外界認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懾會被中國人解釋為包圍。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和中國就在這一兩難論壇裏摔跤，無法脫身。
一般常識把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向鴨綠江—中朝邊境—進發作為中國決定出兵的時刻。另一個理論說這是共產主義擴張的本性使然—像在東歐發生的那樣。最近的學術研究表明兩種理論都是不正確的。毛和他的同僚在朝鮮問題上不曾有過一個戰略設計，至少在挑戰主權的意義上；戰爭開始前，他們只關心平衡蘇聯在那裡的影響。他們更沒想到會在那裡在軍事上挑戰美國。他們是在猶豫和深思熟慮之後選擇先發制人而進入戰爭的。
事實上，勾動中國出兵計劃扳機的事件是美國首次派兵釜山和強制台灣海峽「中立化」。從那時起，毛就命令計划出兵朝鮮，至少，為了防止北朝鮮崩潰--或許為了徹底驅逐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這一最大革命目標。遠在美國軍隊推進到三八線之前，毛就想到，除非中國出兵，北朝鮮要完蛋。阻止美國進軍到鴨綠江只是一個附帶的因素。在毛的想法裏，它（美國兵指鴨綠江）創造了一個突然襲擊的時機和調動民意支援的機會。當1950年8月美國阻止了北朝鮮的前進時，中國出兵變得相當有可能；而當美國在仁川登陸迂迴包抄北朝鮮軍隊讓戰場上洪流倒卷並衝過三八線的時候，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國的戰略學通常表現出三個特徵：對長期發展趨勢明察秋毫的分析，戰術選項的仔細研究，和運作決策的分頭探索。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僅在美國出兵朝鮮兩周後，周恩來主持了兩次中國領導人的集體會議，研究分析美國軍事行動對中國的影響。計劃開始了。與會者同意將原來為解放（基辛格原詞，侵略）台灣而駐紮在福建沿海的部隊派到中朝邊境去，並將其改編為東北邊防軍，以「保衛東北邊境和支援朝鮮人民軍」為使命。到七月底—美軍跨過三八線前兩個多月，多達二十五萬人的中國部隊已經部署在中朝邊境。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會議在八月繼續召開。8月4日，仁川登陸前六個星期，那時局勢對入侵的北朝鮮軍隊還是相當有利，前線仍深入南朝鮮縱深，直逼釜山，毛懷疑北朝鮮的能力，告誡他的政治局：
「如果美帝國主義者贏了，他們就會被勝利沖昏頭腦；然後，他們就會衝著我們來。我們必須幫助朝鮮，我們必須支援他們。這可以是以志願軍的形式，在我們選擇的時間，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也做了同樣的分析：
「如果美帝國主義者打垮北朝鮮，他們就會變得妄自尊大，和平就會受到威脅。我們要保證勝利，就必須增強中國的影響，這將可能改變國際局勢。我們必須作長遠規劃。」
總之，是預計仍然挺進的北朝鮮軍隊戰敗這一結果--而不是美國軍隊到底在什麼地方—是中國必須阻止的。第二天，毛命令他的最高將領們「在兩個月內完成準備等待參戰的命令。」 
8月13日，中國的第十三軍團舉行了一個高級將領會議討論這一任務。儘管對八月份的期限持有保留，與會者一直同意中國「應當主動出擊，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打碎敵人侵略的美夢。」
與此同時，軍事參謀們也在進行沙盤推演和分析。中國人得出結論：西方人可能直覺地認為這不可能，以至於我們能夠贏得這場對美國的戰爭。其論據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插手會局限它投入朝鮮的力量最多到五十萬，而我們有四百萬軍隊。中國離戰場更近使我們占有後勤優勢。中國的計劃者還認為他們也占有心理優勢，因為世界人民支援中國。
核打擊的可能性居然一點也沒使中國的計劃者感到恐懼—也許因為他們缺乏核武器的第一手經驗而且也沒辦法得到它。他們（儘管不是沒有主要的反對者）總結出美國用核武作反應是不可能的；一是因為蘇聯已有了核力量，二是因為朝鮮半島上「鋸齒交錯的戰場形勢」使美國投鼠忌器—對中國進入朝鮮的部隊進行核打擊也會消滅美國人自己。
8月26日，周在對中央軍委的講話中總結了中國的戰略：
「我們不能把朝鮮問題只看成是兄弟國家的事情或東北的事情。這一問題應該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國際問題。」
周繼續說：
「這正是世界鬥爭的焦點。。。在占領朝鮮後，美國肯定會轉向越南和其它殖民地國家。因此，朝鮮問題至少是東方的關鍵。」
周最後總結道，由於朝鮮局勢最近的逆轉，「我們的任務更加艱鉅。。。我們要作最壞的打算和最快的準備。」
周還強調了秘密行動的需要：「我們將秘密參戰給敵人突然一擊。」
這一切發生在麥克阿瑟在仁川兩棲登陸的幾個星期之前。事實上，中國的一個戰略研究小組預測了這一事件。那時，離聯合國軍隊越過三八線還有一個月之遙。簡短地說，中國參戰是基於戰略趨勢的考慮，而不是對美國某個特定的戰術動作作出的反應，更不是為了保衛三八線的法律確定性。中國的進攻是一種先發制人的戰略，為避免尚未發生的危險和基於對美國最終意圖的錯誤理解。這當然也是表達朝鮮在中國長期戰略計算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特別是在當今世界更關乎尋常。也許，毛堅持他的事業也是為了挽回他默許金日成和斯大林耍把戲而丟失的面子。若不然，他肯定會因一方面讓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出現另一方面讓美國陳兵中朝邊境而造成的中國戰略困局而遭到共產世界其他領袖們的責備。
中國出兵的障礙相當恐怖，毛必須盡展其領袖風采才能獲得同僚的支援。有兩位主要指揮官，其中包括林彪，以各種藉口推掉了指揮東北邊防軍的責任。毛最後發現了彭德懷願意肩負重任。
【毛曾有感彭德懷作戰英勇而為其賦詩：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譯者】
毛占了上風，就像他在所有關鍵決定時刻一樣，中國軍隊準備入朝參戰的準備工作不屈不饒的進行著。1950年10月19日，迎著向北挺進的聯合國軍，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誓死（基辛格原詞：決心）保衛朝鮮。他們的目的是用武力捍衛三八線的「當前狀態」，在技術上，其實是執行聯合國的決議。兩軍相交已經有了命中注定的性質：中國人握緊拳頭準備突然一擊，而美國和它的同盟軍對等待在他們前進的終點的挑戰茫然無知。
周在一邊精心搭建外交舞台。9月24日，他對聯合國決議提出抗議，指出這是「美國指使的旨在把朝鮮戰爭擴大化的行動，其目的是武裝侵略台灣，更進一步武裝侵略中國。」10月3日，他警告印度駐中國大使帕尼卡美國軍隊會越過三八線，「如果美國軍隊真的這麼做了，我們不會袖手旁觀無動於衷，我們會干預。請轉告你們的總理。」帕尼卡回答說他預見越線在十二小時之內就可能發生，但是印度政府不會在收到電報十八小時內「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周回答：「那是美國的事兒。今晚談話的目的是讓你們知道我們對尼赫魯總理在他的信中提出的問題的態度。」這次談話更多是把已經決定的東西作為公開記錄，而不是對和平作最後的懇求，像通常那樣。
這個時候，斯大林以一個扭轉乾坤的面貌突然在情景中現身，想把這個他從一開始慫恿的而不願看到它就此結束的衝突繼續下去。北朝鮮軍隊正在潰退，蘇聯情報員預報美國在另一側海岸的無山登陸（其實是錯誤的）。中國出兵干預的準備已箭在弦上但尚未發。斯大林10月1日發電給毛要求中國出兵。他堅持如果美國對中國出戰作出全面戰爭反應的話他已準備好了保證蘇聯的軍事支援：
當然，我考慮到美國，儘管它沒有準備一場大戰，也可能為了面子打一場大戰（的可能性）。這就會把中國拖入戰爭，也會把蘇聯一起拖入戰爭，因為它和中國結成互助友善同盟。我們怕嗎？以我的觀點，我們不怕，因為我們在一起比美國和英國加起來強，而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德國除外，但他現在還幫不了美國）不足為道。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就讓它現在來吧，至少別等到幾年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成為美國的盟友，那時美國和日本就會把李承晚統治的整個朝鮮作為橋頭堡。
從表面價值上看，這封非同尋常的電報似乎是斷言斯大林已經做好與美國開戰的準備以避免朝鮮陷入美國的戰略圈裏。一個統一的、親美的朝鮮再加上早晚會復活的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在亞洲構成了與北約在歐洲相仿的威脅。這種東西夾擊的局勢對蘇聯是很棘手的。
而在具體事件中，在考驗面前，斯大林證明了他不情願實施對毛的全面承諾—甚至一點都不想跟美國直接對抗。他知道現在攤牌力量平衡對他不利，而不是兩邊戰爭的問題。他意圖在亞洲拖住美國的軍事力量並把中國帶進一個日益依賴蘇聯的企業。不過，斯大林的信確確實實地顯示了蘇聯和中國的戰略家多麼嚴重地估計朝鮮的戰略重要性，儘管同床異夢。
斯大林的信把毛放在火上烤。為了革命團結友誼而抽象地計划出兵是一回事。具體實施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別是北朝鮮當時已幾乎全軍覆沒。中國出兵急需蘇聯的物資，特別是空中掩護，因為人民解放軍那時還沒有值得一提的空軍。因此，當出兵參戰的問題提到政治局討論時，毛收到了左右兩難的反響，以致於他遲遲下不了最後的決心。毛派林彪（之前他以身體不恙的理由推掉了指揮入朝部隊的責任）和周恩來去俄羅斯討論蘇聯軍援的事宜。斯大林正在高加索休假，他沒覺得有理由為此改變他的日程表。他讓周到他的療養別墅來，儘管（也許有意地）在這裡周沒有與北京通訊聯絡的工具，除非使用蘇聯的頻道。
周和林彪受指示告誡斯大林，沒有蘇聯所承諾的支援保證，中國很可能實施不了她兩個月來準備的行動。因為中國是斯大林挑起的這場衝突的舞台主角，她的戲如何演下去要靠斯大林的支援和提供的「道具」。當面對現實時，毛的同僚反應左右為難。有些人甚至直言國內的經濟發展才是當前的優先選擇。毛第一次猶豫不決，儘管只是短暫的一時。是為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不可逆轉之前爭取到斯大林的支援而故作姿態呢？還是他真的決定不了？
中國內部不決的一個徵兆是關於毛10月2日晚給斯大林發電報的神秘事件。北京和莫斯科的檔案各有一份，且內容大相徑庭。
北京檔案館收藏的電文原件是毛親筆手寫的。中國收藏的毛的手稿—也許從未發給莫斯科—寫道：北京「決定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派兵入朝與美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李承晚作戰和支援朝鮮同志。」毛還說，如果沒有中國力量的干預，「朝鮮革命軍將被徹底打敗，而美國侵略者一旦占領全朝鮮將勢不可擋。這對整個遠東局勢將非常不利。」毛提醒道：「我們必須準備好應對美國宣戰和接下來美國空軍對中國主要城市和工業基地的轟炸以及美國海軍對中國沿海的攻擊。」
中國的計劃是在10月15日從滿洲南部調動十二個師入朝。「初期階段」，毛寫道，他們只集結在三八線以北對越過三八線的敵人「開展防衛性戰役」。在此期間，「他們等待蘇聯運送武器。一旦他們裝備好了，他們將與朝鮮同志並肩反攻，徹底消滅美國侵略者。」
毛10月2日電報的另一版本是由蘇聯駐京大使發出、由莫斯科接受並存入俄羅斯總統檔案。在那封電文裏，毛告知斯大林北京還沒有準備好派兵。他保留了這一可能性，稱在與莫斯科磋商（暗含蘇聯的附加軍事援助）後，北京願意加入衝突。
多年來，學者們都把第一個版本當作唯一的實效版本；當第二個版本出現時，有人就懷疑其中的一個是故意製造出來掩人耳目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由中國學者沈志華（音譯）提出來的：毛起草了第一份版本，但是中國領導人意見不一，結果發出一份措辭圓滑的電文（第二版本）。兩者的差距顯示即使中國部隊已經向著朝鮮前進，中國的領導層還在爭論在邁出卒子過河的一步之前等待蘇聯確認的軍事支援到何時。
斯大林知道，僅次於美國陳兵邊境，毛最不想要的結果是在滿洲與朝鮮接壤的少數民族地區成立一個帶有主權性質的自治政府。他肯定已經意識到毛邁出了回不了頭的一步。在此時，中國處於選擇美國陳兵鴨綠江--這將威脅就近的幾乎半個中國的工業基地--還是一個不高興的蘇聯—不僅不給支援，很可能還要求恢復它在滿洲的「權利」—兩者之間。再者，毛只有按他的原計劃進行，即使仍在與斯大林討價還價之中。他處在一個只有出兵干涉的境地，即使是自相矛盾地保護自己免於落入蘇聯的設計（圈套）。
10月19日，在幾天等待蘇聯的物資供給保證之後，毛命令他的部隊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斯大林提供了相當的後勤支援，在不與美國直接接觸的條件下（比如，對滿洲但不對朝鮮的空中掩護）。
相互猜疑之深使周過早返回莫斯科，從那裡他能夠跟北京直接通話。其後，斯大林好像想通了。為了防止毛把蘇聯整進一個一面負擔裝備解放軍另一面得不到牽制美國軍力在朝鮮的境地，斯大林告訴周只有中國軍隊進入朝鮮成為事實以後，援助才會啟動。後來，斯大林兌現了蘇聯的承諾，當然，小心謹慎的斯大林只將空中支援局限於中國領土之上。與他早前在毛的信中所表達的準備在朝鮮全面開戰的意思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別啊。
兩個共產領袖互相摸索了對方的癢處（需要）和痛處（不安全感）。毛成功地得到了蘇聯的軍事援助使其軍隊現代化—某些中國消息來源稱在朝鮮戰爭期間他得到了足足裝備六十四個步兵師和二十二個飛行大隊的武器裝備—而斯大林把中國緊緊捆綁在朝鮮的中美對抗之中。
中美對抗
對這些GC世界內部的權謀運作，美國只是個旁觀者。它沒有考慮過在三八線停止和統一朝鮮之間的中間地帶，並忽視了中國關於越過那條線的後果的警告。艾奇遜令人不解地沒有將這些警告當作是官方通信，以為可以完全忽略。他也許想他可以居高而俯視毛。
至今從各方公布的文件都沒有顯示出任何一方曾認真討論過外交選擇。周跟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多次會議都沒有表露過這樣的意圖。與流行的觀點相反，北京「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幾乎肯定是轉移視線的戰略戰術。到那時，毛已經讓PLA的朝鮮族師從滿洲開進北朝鮮，把台灣方面的大量部隊調集到東北邊境，並對斯大林和金承諾中國的支援。
避免直接捲入中美交戰局面的唯一機會也許能在毛對周的指示當中發現。周當時還在莫斯科，中國部隊正準備跨過鴨綠江，毛當時的戰略意圖是：
我們的部隊要繼續加強防衛。如果在下六個月中敵人只是頑固堅守平壤和無山而不北進的話，我們的部隊不會進攻平壤和無山。只有等到我們的部隊裝備訓練好了，在空中和地面上都取得壓倒優勢，再進攻平壤和無山。總之，我們有六個月的時間不會講發動進攻的事情。
當然，在六個月的時間裏中國沒有機會取得他們稱之為的絕對「壓倒優勢」。
如果美軍真的在平壤-無山（朝鮮半島的窄脖子）一線停步，那就會給毛的戰略關注製造一個緩衝區嗎？如果美國對北京採取某些外交手段，結果會不同嗎？毛是不是真的就想用他入朝參戰換來軍隊現代化呢？或許毛跟周提到的那六個月就是一個外交接觸的機會。但從另一方面想，在以前是GC土地上建立一個緩衝區肯定不是毛的負有革命戰略責任的想法。再說了，他是一位真正孫子的學生，能夠同時追求兩種看似矛盾的戰略意圖。美國在史上任何時候都沒有過這種能力。美國選擇了聯合國認可的鴨綠江分界線而不是更易防守或外交解決的朝鮮半島脖頸線。
這樣一來，三角關係的每一邊都朝著一個製造全球衝突的戰爭走去。戰線前推後移。中國軍隊一時拿下漢城又被驅退，直到雙方在戰場上對峙形成僵局，接下來是長達兩年的停戰談判。在此期間，美國軍隊限制了進攻性行動。這幾乎是蘇聯的理想結果。整個過程中，蘇聯的意見是把談判拖得越久越好，戰爭也越長越好。最後，停戰協定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生效，基本上回歸到以三八線為界的戰前狀態。
沒有一個參戰者完全達到預期目的。對美國來說，停戰協定實現了它參戰的最初目標：否定北朝鮮侵略的勝利；但是，與此同時，它讓中國，在當時還是一個相當虛弱的國家，站起來與一個核大國打仗並迫使他不得前進一步。它保持了美國保護盟友的信譽但以初期盟友反對和國內意見不一為代價。觀察家們不能忘記在美國國內發生的關於戰爭目的的爭論。麥克阿瑟將軍應用傳統戰法尋求勝利；（美國）政府則把它當作是將美國引入亞洲的誘餌—這正是斯大林的戰略意圖—而準備以軍事上的平手（也許，從長遠觀點看，是政治上的退讓）結束。其軍事和政治目標的不協調一致讓亞洲其他的挑戰者相信美國國內在戰爭問題上的軟肋就是沒有明確的軍事結果—這一兩難境地在十年後復仇性的越南戰爭漩渦中再次出現。
北京也不能說完全取得了她的目標，至少用傳統上的軍事話語說。毛沒有成功地把全朝鮮從「美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像中國的宣傳機器最初宣稱的那樣。但他的參戰達到了更大、某種意義上更抽象甚至浪漫的目的：讓「新中國」經受了戰火的洗禮，扔掉了近代歷史中戴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種程度上，也向蘇聯）證明了中國現在是一個軍事大國而且敢於用力量維護她的利益；加強了中國在亞洲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並在他瞅準時機時出手打擊美國（毛相信美國一直計劃最終侵略中國）。新意識形態的主要貢獻不是他的戰略構想而不過是他藐視敵人的意志和行駛他的航船的風。
在那個廣義上，朝鮮戰爭就不僅僅是平局了。它使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立為一個軍事大國和亞洲革命的中心。它還建立起一種令對手害怕和尊重的軍事威信，其後幾十年間不減。中國出兵干涉朝鮮的記憶在其後的越南戰爭中很大地約束了美國的戰略設計。北京成功地利用戰爭和與其相隨的「抗美援朝」宣傳和「三反五反」整肅運動完成了兩大中心任務：消滅國內反D分子，激起民眾的「革命熱情」和國家驕傲感。毛把這場戰爭嵌進「打敗狂妄的美帝侵略者」這一畫框裏，掀起了中國人對西方掠奪的憎恨情緒；他們把戰場上的勝利看作是中國近百年來虛弱和受欺負之後的精神復元。中國從戰爭中筋疲力盡地，但令國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來。
具有諷刺性意味的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輸家就是斯大林。他給了金日成開戰的綠燈，並鼓動甚至說要挾毛大規模干預。受到美國默許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鼓舞，他計算金日成可能想在朝鮮重複中國的模式。美國的出兵阻止了那個目標。他鼓動毛出兵，期望這一行動的後果是中國與美國的長期敵意和中國對蘇聯的長期依賴。
斯大林在戰略形勢預測上是正確的，但他嚴重錯誤地計算了後果。中國對蘇聯的依靠是一把雙刃劍。中國的重新武裝，由蘇聯一手實施的，在最後卻縮短了中國能夠自己行動的時間。中美的對立，斯大林促使的，也沒有使中國與蘇聯走得更近，更沒有降低中國的鐵托模式選項。與其相反，毛計算出他可以同時玩兩個超級大國於股掌之間。美國與蘇聯爭鬥的意義尤為深遠，毛判斷他幾乎可以不為蘇聯在冷戰中支援他付出任何代價，他甚至不用請示就可以利用這一點威脅另一方，在其後的幾場危機中他也確實如此做了。在朝鮮戰爭之後，中蘇關係開始走下坡路，其中不小的因素可能有,斯大林慫恿金日成冒險玩的黑幕把戲；他壓迫中國出兵的粗暴手段；以及蘇聯支援的不情願方式，這些都是以有償貸款的形式。在十年內，蘇聯就變成中國的主要對手。再過十年，轉向聯盟將會發生。
第六章  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的抗衡
十九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外交家奧拓。馮。俾斯麥曾經說過，在一個由五個國家組成的世界秩序裏，你最好是三個一組的其中一個。由此推理，在三個大國的遊戲當中，你應該選擇一個雙人組。
這一俗套戲路沒有被中、美、蘇三角關係的任何一方採納--至少要等十五年後—部分因為毛不按常規動作。在外交政策中，政治以撮合共同的利益為目標。毛的政策是基於相反的目的。他學會利用交疊的敵意。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爭鬥才是冷戰的戰略實質，華盛頓和北京的敵意是次要矛盾，儘管它決定了亞洲的外交。但是兩個共產國家從來沒有把他們分別對美國的敵意合並到一起—除了在朝鮮戰爭中短暫而不完全的那一刻—因為毛在意識形態原則和地理戰略上逐漸演變為莫斯科的對手。
以傳統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毛當然不在三角關係的平等對手位置上。他是當時最弱最易受攻擊的一位。但是，憑著玩弄超級核大國之間的敵意和製造一個藐視核毀滅的印象，他為中國營造了一個外交避難所。毛給強權政治空間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我還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沒有向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尋求支援—如傳統的力量平衡理論所提醒的—他利用蘇聯和美國互相害怕這點同時分別挑戰他的對手。
在朝鮮戰爭結束一年內，毛又在台灣海峽的一次危機中與美國軍事對抗。幾乎同時，他開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夠同時從事這兩個事業，因為他計算到沒有一個超級大國會讓另一個打敗他。這就是諸葛亮空城計的光輝應用典範，它把物質貧乏變成一種心理財富。
在朝鮮戰爭結束時，傳統的國際關係學生—特別是西方學者—以為毛需要一段靜養期。自GCD勝利後，幾乎沒有一個滿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經濟蘇聯化，三反五反等等組成了一個一幕接一幕的戲劇性的國內議事日程。同時，這個遠未發達的國家還與具有最先進軍事技術的核大國進行了一場戰爭。
毛沒有意圖以一個養息社會的人物走進歷史。相反，他發動中國打出一套組合拳：兩次在台海與美國對抗，中印戰爭，和與蘇聯之間的不斷增長的意識形態和地理政治鬥爭。
與此相對比，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換屆為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國內秩序恢復「正常」並持續其後十年之久。在國際上，朝鮮戰爭成為共產擴張的樣板，無論是以政治顛覆還是軍事侵略的形式。亞洲其他地區提供了相互證實的事實證據：馬來西亞的遊擊戰爭；新加坡激進左派的暴動；和印度支那的戰爭。美國曲解共產主義的地方就是認為共產國家是緊密一體。其實，即使在早期，兩個共產巨人之間就存在著深深的壑溝。
艾森豪威爾政府借鑒美國在歐洲的經驗辦法處理（亞洲共產）侵略的威脅。他以馬歇爾計劃為榜樣試圖幫助與共產世界接壤的國家鼓起活力，用北約的形式建立軍事聯盟，如由中國南部周邊國家組成的東南亞聯盟條約組織。它沒有考慮亞洲的政治氣候與歐洲的條件不同。戰後的歐洲國家都是有著良好政體的成型國家。這些國家的活力在於提升現實達到預期目標，即恢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搗毀的政治經濟體係—這一發展性工程被證明在歷史長河的簡短一瞬間是可以管理好的。由於國內穩定基本得以保障，安全問題就是防衛軍事進攻跨過國際確認的邊境線。
在亞洲中國的周邊，那些國家還正處於成型的過程中。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在種族和宗教分歧之上樹立一個政治共識和可以接受的政體。這不是一個軍事任務，而更是觀念性的任務。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於國內叛亂分子的遊擊戰爭，而不是來自邊境的有組織的進攻。這一挑戰在印度支那尤為甚，在那裡法國殖民工程項目的結束留下了四個國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撾。這幾個國家之間有著不明的邊界和獨立性弱的國家傳統。這些矛盾有著本身的動力學，不是北京，莫斯科或華盛頓可以完全控制的，但受三角關係政治影響。因此，在亞洲，幾乎沒有純粹軍事意義上的挑戰。軍事戰略和政治及社會改革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第一次台海危機
北京和台北都承認同一個中國的國家身份，但他們各自宣稱相互競爭的版本。以國民黨的看法，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是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暫居地，就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他們是被共產主義起義排斥到這裡的，他們會返回大陸恢復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台灣是一個叛離的省份，它與大陸分開並與外國強權結盟是中國「百年恥辱「的最後汙點。兩邊都承認大陸和台灣是同一政治實體的部分。異議在於哪個」中央政府」是正統的統治者。
華盛頓和它的盟國周期性地試探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不同的國家承認這一想法—也就是「兩個中國」的方案。中國的兩邊都大聲吵嚷地拒絕這一提議—基於一點是它排除了他們各自解放對方而完成國家統一的神聖義務。華盛頓，與其最初（關於中國內戰結果的）判斷相悖，肯定了台灣的姿態，即承認中華民國是「真正的」中國政府，享有在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代表中國的席位。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後成為國務卿—迪。盧斯科1951年講明了當時杜魯門政府的這一姿態：「北京政府不是中國的政府。。。它不具備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說話的資格。」首都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來說是法律和外交的虛無體，儘管她實際控制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將是以後二十年美國的官方姿態，雖不時有些微調。
臆想未到的後果就是美國自動捲入中國內戰。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國投入到近百年來西方列強瓜分控制中國的陰謀中去。以北京的觀點看，只要台灣保持一個分立的政權並接受外國政治軍事援助，建立「新中國」的工程就沒有完成。
美國，蔣的主要盟友，對國民黨反攻大陸沒有多少胃口。儘管國會中台灣的支援者不時地對白宮嗆聲：「放手讓蔣幹！」，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認真考慮一個將中國內戰GCD勝利結果逆轉的戰役—但GCD對此卻有深深的誤解。
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在1954年8月，僅比朝鮮戰爭結束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其前戲是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國民黨軍殘部留守在幾個環繞大陸海岸的防禦工事加固的近海島嶼上。這些島嶼，包括金門、馬祖和幾個剛剛露出海面的礁石島，與大陸比與台灣更接近。依據誰來看，這些近海島嶼可以說是台灣的第一防線，或者說，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是最後反攻大陸的前沿陣地。
對於十年內將要引起兩次台海危機和蘇美一時揚言準備使用核武器的事件嚴重程度來說，這些近海島嶼的位置就有點奇怪了。蘇聯和美國都對這些近海島嶼沒有戰略興趣。事實證明，中國（大陸）也沒有。相反地，毛只把它們當作國際關係的邊鼓來敲：是他在第一次對美國和第二次對蘇聯—特別是赫魯曉夫--大戰略的一部分。
金門離大陸的主要港口城市廈門在最近點也就兩英裏；馬祖與福州幾乎也一樣近。這兩個島嶼可以從大陸用肉眼看到並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內。台灣在其一百英裏之後。1949年PLA搶灘登島的企圖被國民黨頑強的抵抗打退了。朝鮮戰爭開始時杜魯門派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強迫毛無限期地推遲了進攻台灣的計劃，而北京對莫斯科支援「解放」台灣的請求也被推諉了—導致最終疏遠的第一個縫隙。
當艾森豪威爾繼杜魯門成為總統的時候，局勢變得越來越複雜。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個國情咨文中，艾森豪威爾宣布結束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任務。因為第七艦隊防止了雙邊的攻擊，艾森豪威爾推理道：這一任務「意味著美國海軍事實上被要求作為一支保護共產中國的臂膀」即使中國軍隊正在朝鮮殺傷美國部隊。現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峽，因為美國人「當然沒有義務保護在朝鮮與我們打仗的國家。」
在中國，第七艦隊入駛台海被看作是美國的一個主要侵略行動。現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駛出拉開了一個新危機的序幕。台北開始派上萬的部隊和軍械裝備加強金門馬祖的防衛。
中美兩邊都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中國絕不會放棄收回台灣的承諾，他可以在壓倒性障礙如第七艦隊面前推遲實施行動。當第七艦隊撤離後，與其相當的障礙沒有了。對美國來說，它承諾台灣的防衛，但為了如國務卿約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樣的那些近海島嶼開戰就是另一回事了。當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與台灣談判聯防條款和其後建立東盟組織的時候，衝突就迫在眉睫了。
當遇到挑戰時，毛通常採取最令人無法想像的和最複雜的路徑。當國務卿約翰。杜勒斯飛往馬尼拉建立東盟組織時，毛下令大舉炮轟金門馬祖—敲擊台灣自治的船首和考驗華盛頓對亞洲多邊防務的承諾。
首批炮轟金門打死了兩名美國軍官，於是招來三個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開到台海附近區域。為保持與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保護臂膀」的聲調一致，華盛頓現在同意國民黨軍隊對大陸進行報復性的炮擊和空襲。與此同時，聯席參謀長會議的參謀們開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計劃，如果危機升級的話。艾森豪威爾讓此計劃暫時擱置一邊，同意先尋求一個聯合國停火議案。在沒人想要的領土上發生的危機變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過，這一危機貌似沒有任何政治目標。中國沒有直接威脅台灣；美國也不想改變海峽的現狀。這一危機與其說是匆忙的對抗—像媒體報導的那樣—毋甯說是危機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練習題。兩邊都在政治層面上宣布這是一個軍事衝突但卻實際上朝著防止它發生的複雜原則運作。在台灣海峽的外交角力場上，孫子活了。
結果是「鬥共存」，不是戰爭。為了威懾由於誤解美國決心而可能產生戰爭—如在朝鮮那樣—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台灣駐華盛頓大使在計劃了很長時間的美台聯防條款上簽了字。不過，有關正在受到炮擊的島嶼，美國則言辭模糊：條款只包含台灣和澎湖列島。它沒提到金門馬祖和其它接近大陸的領土，把他們留在其後的定義中，「如雙方同意而決定」。
在毛這邊，他一面用標識筆把美國最犀利的武器塗抹圓渾，一面禁止他的指揮官攻擊美國軍隊。在一個氣氛不相稱的會談中，他對芬蘭（駐京）大使表示他藐視核威脅，他說：
中國人民不會屈服於美國原子彈的恫嚇。我們的國家有六億人口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只有一小打原子彈，不夠消滅中國。就算美國的原子彈強大，它掉到中國的土地上，也就砸個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對整個宇宙也不算什麼，也許是太陽系的一個主要事件。。。如果美國用飛機加A彈來侵略中國，那麼中國就用小米加步槍肯定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全世界人民都支援我們。
中國的兩邊都在玩圍棋，大陸開始向美台聯防條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侵占了大陳島和一江山島，兩個沒有被條款包含的小島。兩邊都繼續小心地定義他們的界線。美國不想防衛那些小島，事實上，第七艦隊還幫助國民黨軍隊撤離。解放軍則不朝美國軍艦開火。
事實證明，毛的誇大其詞更讓蘇聯頭皮發麻而對美國沒什麼影響。因為他迫使赫魯曉夫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有義務）支援他的盟友一方面為對俄羅斯沒有戰略意義的小島擔著捲入核戰爭的風險。對此，赫魯曉夫不斷強調這是不可接受的。蘇聯的那些人口稀少的東歐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說的中國能夠犧牲半數人口在戰爭中最後取得勝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國這一面，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表現堪稱匹配毛的靈活性。他們沒有真想考驗毛對核武的忍耐度。但他們也沒有放棄保衛國家利益的選項。在1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他們安排國會兩院通過了一個議案授權艾森豪威爾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保衛台灣、澎湖列島和台海的「其他有關位置和領土」。危機管理的藝術就是把注下得足夠大使得對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還牙。以這一原理為基準，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杜勒斯宣稱美國已準備好用戰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產主義進攻，「就像你會用子彈或其它什麼東西一樣。」這是美國第一次就正在發生的危機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脅。
毛也證明他自己更願意口稱藐視核戰爭而不想實踐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亞參加亞非不結盟國家大會的周恩來發出退讓的聲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榄枝：
「中國政府不想與美利堅合眾國進行一場戰爭。中國政府願意坐下來與美國政府談判討論鬆弛遠東緊張關係的問題，特別是鬆弛台灣地區的緊張關係。」
一周後，中國停止了台灣海峽的炮擊戰役。
結果跟朝鮮戰爭一樣是打個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標。美國壓下了一次軍事威脅。毛知道大陸軍隊在協調抵抗下沒有能力占領金門馬祖。其後，他解釋他另有更深的策略。他告訴赫魯曉夫他不想占領那些近海島嶼，他是把它當作一種威脅使得台灣不得脫離大陸：
「我們所做的就是表現我們的能力。我們不想讓蔣介石離我們太遠。我們要把他留在我們能夠得著的地方。有他在（金門馬祖）就意味著我們能用我們的岸炮和我們的空軍打他。如果我們占領了那些島嶼，我們就失去了任何時候我們想讓他難受的機會。」
按那個說法，北京炮擊金門是重新強調「一個中國」但又抑制她的行動到防止「兩個中國」的概念產生的程度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戰略意圖並有著實際的核武器知識，它發現一個領袖只為了象徵性的一點意思而甘冒核戰爭風險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魯曉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射擊，你就應該拿下這些島嶼；如果你認為沒必要拿下這些島嶼，那麼開火有什麼用呢？我不明白你的這個方針。」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辭冒火的毛的傳記中，甚至有人說在危機中毛的真正動機是製造一個核戰爭的氣氛有多麼迫在眉睫，從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幫助北京發展核武以分擔蘇聯的壓力。在所有關於這次危機的非直覺效果方面，明顯地就是蘇聯的決定—在第二次台海危機中重新加強了—幫助北京搞核項目，使自己能夠在未來的危機中離這位愛惹麻煩的盟友遠點，和把中國核防護問題留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
中美外交插曲
危機的一個結果是美國和中國恢復了正式對話。在1954年為解決法國和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之間的第一次越南戰爭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上，北京和華盛頓似乎極不情願地同意在日內瓦建立領事級官方接觸。
這一安排為避免由誤會引起衝突而設置了一個安全網構架。但兩邊都沒有明確說明。或者說，明確的是朝著相反的方向走。朝鮮戰爭使得杜魯門政府中止了所有對中國的外交倡議。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朝鮮戰爭後期入主白宮—認為中國是最不妥協最革命的共產大國。因此它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在亞洲建立一個安全體係阻擋中國可能的侵略。對中國的外交原則是避免她破壞仍然脆弱的安全體係如東盟和即將建立的日韓聯盟。在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絕和戰略設計。
毛的態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在鏡子裏的影像。台灣問題為雙方衝突製造了一個永遠的起因，特別是只要美國把台灣當作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關係中這本質上是一個死扣，因為中國不會談其他事情除非美國從台灣撤兵，而美國不會談撤兵除非中國宣稱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同樣道理，中美對話在第一次台海危機後轉入地下，因為只要雙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沒什麼可談的。美國重申台灣的身份要通過北京和台北之間的談判來解決，而且要有美國和日本參加。北京將此提議解釋為重新打開開羅會議決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羅會議決議宣布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堅拒「放棄使用武力」的要求，稱其為是對中國政府在其管轄下的國土上行使主權的干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裏中國的主要談判者，在他的回憶錄裏描述了這一死扣：「回過頭來看，當時讓美國改變它的中國政策是不可能的。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單刀直入地談台灣問題，這個問題是最困難的，最不可能解決的，也是最帶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談話毫無結果。」
但至少，以上談判達成兩點一致。一個是步驟性的：把日內瓦接觸從領事級提升到大使級。（大使級的重要性在於大使是國家首腦的個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餘地和影響。）這一步驟只把無所作為機構化了。在從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間裏，在中國和美國駐當地的大使之間舉行了一百三十六次會議（其中大多數在華沙舉行）。只有一個實質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達成的，美國和中國都同意讓由於內戰滯留在各自國家的對方公民回國。
因此，在十多年的時間裏，美國的方針聚焦在從中國打探是否有放棄使用武力的訊息。正如盧斯科1966年在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所說：「我們年複一年地尋找某些信號能夠表明共產中國準備放棄使用武力去解決爭論。我們還尋找了能夠暗示中它準備放棄美國是頭號敵人這一立場的標識。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充滿敵意的和堅決的。」
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其他任何國家都從來沒有展示過這麼嚴格的談判先決條件，總括放棄使用武力。盧斯科注意到在中國的激烈的言辭和相對抑制的國際表現之間存在的差距。儘管如此，他爭辯道，美國的政策實際上應當基於言辭—意識形態比行為更重要：
有人說我們應該忽視中國共產領袖所說的話而根據他們所做的事判斷他們。確實是，他們在行動上比言語上更謹慎—他們自己做得比他們挑動蘇聯做得更謹慎。。。但是我們不認同他們宣稱的未來意圖和計劃，我們不能放棄這一原則。
基於以上態度，以中國拒絕放棄使用武力為藉口，美國把日內瓦會談從大使級降級到一等秘書級。中國撤走了她的代表團，會談暫停。第二次台海危機接踵而來—當然表面上是另一個原因。
毛、赫魯曉夫和中蘇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執政三十年後辭世。他的接班人是—經過一個短暫的過渡期—赫魯曉夫。斯大林統治的恐怖給赫魯曉夫一代留下了心理傷疤。他們都是一些從三十年代大肅反運動中爬到雲梯最高層的人，其他幾乎一代領導人都在人間消失了。他們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為代價買來了政治上的高升。他們見證了—並且參加了—統治集團的下崗大甩賣，他們更擔心同樣的命運也在等待著他們；斯大林確實在他死前正著手另一波肅反。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改造這一產生組織性恐怖的體係。他們只試圖改變一些行為方法，批評斯大林濫用權利，同時堅持他們為之終身奮鬥的核心信仰。（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魯曉夫秘密講話的心理根據，如下討論。）
無論作何姿態，新的領導層在心裡深處知道蘇聯在終極意義上是競爭不利的。赫魯曉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來形容：1961年的超高當量的熱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後通牒，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等等。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些雜亂無章的腳步似乎是在走向與美國（赫魯曉夫心裡知道它遠比蘇聯強大）談判前獲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對於中國，赫魯曉夫的姿態既是屈尊施恩又鬱悶於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和挑戰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地位。他樂意獲得與中國聯盟的戰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國版的意識形態。他想給毛一個好印象，但又沒有學習毛真正用的語法。毛利用蘇聯威脅，從來不管蘇聯的優先選項。最後，赫魯曉夫繃著冷漠的臉收回了他當初與中國結盟的承諾並逐漸加強了蘇聯在中國邊境的軍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受這一姿態鼓舞，採取了對中國先發制人的行動（此是後話）。
意識形態把北京和莫斯科連結到一起，意識形態又使他們分離。有太多的歷史問題提出問號。中國領導人不能忘記沙皇的領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背著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間的第一次會晤進行得也不太好。當毛主動走進蘇聯的保護傘下時，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說服斯大林，而且他為結盟付出了在滿洲和新疆的重大經濟讓步，使中國的統一跛腳。
歷史只是開端，當代的經歷更是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摩擦因素。蘇聯把共產世界當作一個整體，它的領袖在莫斯科。它在東歐建立了一片衛星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依賴於蘇聯。對蘇維埃政治局來說，同樣的格局在亞洲出現應當是自然的（和必須的）。
用中國歷史的辭句、他的中國中心論、和他自己對共產意識形態的定義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這（蘇聯的老大感，譯者）更令毛厭惡。文化差異也加大了潛在的緊張關係—特別是蘇聯領導人普遍對中國歷史的敏感性茫然無知。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是，赫魯曉夫要求中國為西伯利亞的伐木工程提供勞力。他觸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經。毛在1958年對他說：
「你知道，赫魯曉夫同志，多年來廣泛的觀點是中國經濟不發達、人口過多和大批失業，它是廉價勞動力的好市場。但是你知道，我們中國人認為這一態度非常具有侮辱性。從您口中說出，更是尷尬。如果我們接受您的提議，其他國家。。。會認為蘇聯對中國的印象和資本主義西方一樣。」
毛的感情豐富的中國中心論不允許他參加莫斯科管理的蘇維埃帝國企業。那個帝國安全和政治的焦點是在歐洲，這是毛次要關心的問題。當1955年蘇聯建立共產國家的華沙條約組織與北約作對時，毛拒絕參加。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捍衛權交給一個聯盟。
與此相反，周恩來被派往萬隆參加1955年的亞非國家會議。這一會議掀起了一個新鮮的並自相矛盾的運動--不結盟運動。毛想用蘇聯作為減輕美國在角逐亞洲霸權中給中國施壓的平衡砝碼。但同時他也試圖組織不結盟國家形成反對蘇聯霸權的安全網。在這個意義上，幾乎從一開始，兩位共產巨人就在互相競爭。
基本的差別植根於兩個社會的本質之中。俄羅斯曾遭受外國殘暴力量的經久摧殘，它從未宣稱過它是其他社會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羅斯人。他的最偉大的統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國的思想家和專家請到朝中向他們學習先進的東西—這對中國朝廷是不可想像的。俄羅斯統治者以他們的堅韌性贏得人民的愛戴，而不是「偉大性」。俄羅斯外交在超乎尋常的程度上依賴於超級權力。俄羅斯幾乎沒有他不在其地駐軍的盟友。因此，俄羅斯外交是權力相向的，頑強地堅守固定位置並把外交變成殘酷的戰爭。
毛代表的社會，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組織的和，至少在中國人眼裏，最溫馨的政治體制。她的表現給予國際最廣泛的影響是智慧。當一個中國統治者懇求他的人民辛勤勞動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勵他們再現輝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裏這一觀念被（西方列強）移位了。這樣的國家顯然不可能玩一個小角色。
在基於意識形態的社會裏，定義合權利的法性是關鍵。毛當著埃德加。斯諾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教師；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成就的哲學家，他不會讓出共產世界智慧領袖的位子。毛的擁有自我定義正統權利的宣稱威脅了莫斯科帝國的黏合性並為馬克思主義的其他國家解釋開了先例。以解釋主義開始的刺激演變成關於理論和實踐的爭論並最後導致實際軍事碰撞。
人民共和國開始根據蘇聯三、四十年代的經濟政策計劃它的經濟。1952年，周恩來跑大老遠到莫斯科徵詢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發出他的意見，強調北京要採取一個平衡的方式把經濟增長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開地把中國經濟與蘇聯經濟區分開來並強調與蘇聯盟國相比中國面對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戰：
「我們有二十年根據地的經驗和經受了三場革命戰爭的鍛煉；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因此，我們能夠快速地建立一個國家，並完成革命的任務。。。。我們人口眾多，我們的形勢大好。我們的人民勤苦耐勞。。。所以，我們能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在1956年四月一次關於經濟政策的講話中，毛把實際差別轉變成哲學意義上的問題，他把中國的社會主義之路定義為有特色的和超越蘇聯的：
「我們已經比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做得更好了。蘇聯長期未能達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糧食產量。東歐國家的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嚴重發展不平衡。我們的國家不存在這些問題。」
中國和蘇聯對當務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別轉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衝突。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否定了斯大林，並細數其罪行。赫魯曉夫的講話震撼了共產世界。幾十年的經驗是基於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來的，包括在中國，不管毛對斯大林作為盟友的行為有多麼不快，他正式承認斯大林在意識形態上的特殊貢獻。當時，非蘇聯代表--包括中國代表—都不被允許在會議大廳聆聽赫魯曉夫的講話，莫斯科甚至拒絕給這些親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權威性的文本，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閡。北京根據中國代表的不完全筆記臨時拼湊了一份赫魯曉夫講話二手版；最後中國領導人不得不依據從紐約時報報導翻譯過來的中文譯本。
北京沒有浪費多少時間就指責莫斯科「扔掉了斯大林的寶劍。」斯大林當初害怕的中國鐵托主義以捍衛斯大林的意識形態遺產的方式抬起頭來。毛把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義」—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攻擊—它暗示蘇聯正在偏離共產主義回到資本主義的過去。
為了恢復一統，1957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會。毛也參加了；這是他第二次離開中國的國土，也是他最後一次出國旅行。蘇聯剛剛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Sputnik），大會為此歡欣鼓舞，相信--許多西方國家亦有同感—蘇聯的技術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採納了這一觀點，譏諷性地宣稱：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但是他從美國力量相對衰退這一表象得出的結論更讓他的蘇聯盟友頭疼，也就是說，中國處在一個更強的自主自立位置。其後，毛對他的身邊人員（醫生）說：「他們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們。他們要捆住我們的手腳。但他們是一廂情願，癡人說夢。」
1957年莫斯科大會重新明確了赫魯曉夫的號召，社會主義陣營要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說，和平競爭，譯者），這一目標正是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會議上批評斯大林的同時首次提出來的。在令人吃驚地反駁赫魯曉夫的方針同時，毛利用這個時機號召他的社會主義同伴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肩並肩聯合起來，同時不忘再次發表中國藐視核毀滅的標準宣言，他宣稱：
我們不應該害怕戰爭。我們不應該害怕原子彈和導彈。無論任何戰爭爆發—常規的或是熱核的—我們將勝利。對於中國來說，如果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可能損失三億人。這算什麼？戰爭就是戰爭。幾年就過去了，我們會開始幹活，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魯曉夫發現毛的講話「讓人憂心忡忡」，回憶起當毛用異想天開的鄉土語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時台下聽眾神經緊張的咧嘴乾笑。毛講話以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袖安托甯•諾沃特尼抱怨道：「那我們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兩千萬人。我們可能在戰爭中失去最後的一個靈魂，我們會不剩一人何談重新開始。」
到現在，中國和蘇聯開始經常地公開地鬧矛盾，然而他們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魯曉夫似乎相信恢復同志式友誼秩序等待蘇聯的主動倡議。他沒明白—或者說，他明白了但不承認—他的和平共存方針在毛的眼裏是與中蘇聯盟不協調的。因為毛確信，在危機中，害怕只能長他人志氣。
在這些情況下，毛沒有失去任何機會加強中國的自主自立。1958年，赫魯曉夫通過蘇聯大使向毛提議在中國建一座無線電發射台與蘇聯潛艇通訊，並幫助中國造潛艇，作為蘇聯海軍使用中國港口的回報。因為中國是蘇聯的正式盟友，而蘇聯為增強中國軍力又提供了大量裝備和技術，赫魯曉夫顯然以為毛會欣然接受。他被證明是犯了災難性的錯誤。毛（龍顏）大怒，嚴厲訓斥了蘇聯大使。這給莫斯科敲響了警鍾，以致於赫魯曉夫親赴北京去寬慰這位盟友受傷的驕傲。
不過，到了北京之後，赫魯曉夫又提出了一個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給予中國使用北冰洋蘇聯潛艇基地特殊許可--以換取蘇聯使用中國太平洋的不凍港。「不！」毛回答，「我們兩樣都不同意。每個國家都應該把武裝部隊放在自己的領土上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正如主席回憶道：
「我們有過英國人和其它外國人在我們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用我們的土地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正常的結盟關係中，在某個特定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通常導致雙方加倍努力去解決其他議題上的分歧。在赫魯曉夫1958年那個命途多舛的訪問期間，它好像為雙方提供了一個時機羅列無窮無盡的抱怨分類表。
赫魯曉夫一開始責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權的表示就使自己處於下風。毛對共產世界的運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個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魯曉夫進行了一系列對話，在其中毛誘使赫魯曉夫表現得又蠢又尷尬—也許故意讓中國幹部看這個挑戰斯大林形象的蘇聯領導人是多麼不靠譜。
它還給毛一個機會言明莫斯科的過分行為是如何深深刺傷他。毛特別提到斯大林的居高臨下態度。
毛：我們革命勝利後，斯大林懷疑它的性質。他相信中國是另一個南斯拉夫。
赫魯曉夫：是的。他認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時候，他不想跟我們簽訂友善條約，他也不想廢除與國民黨的舊條約。我想起費多連柯（蘇聯翻譯）和科瓦列夫（蘇聯特使）轉告我斯大林的建議讓我去鄉間走走看看。但我告訴他們我只有三項任務：吃，睡和拉。我不只是到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壽的。因此我說如果你們不想簽訂友善條約，那就那麼地，我會完成我的三項任務。
雙方的需要很快將話題從歷史轉到當前的爭論中來。當赫魯曉夫問毛是不是中國真的認為蘇聯是「紅色帝國主義」時，毛讓赫魯曉夫明白這種物質交換性的同盟很傷感情：
「這不是紅色或白色帝國主義的問題。有一個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順港並把新疆和滿洲變成半殖民地，他還開了四家合資公司。這都是他幹的好事。」
依然是，無論毛如何以國家利益為重批評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識形態貢獻。
赫魯曉夫：你捍衛斯大林。而你批評我批評斯大林。現在又反過來。
毛：你批評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魯曉夫：在黨代會上，我也講了這個。
毛：我總是說，現在，和那時在莫斯科，對斯大林錯誤的批評應當是公正的。我們只是對批評的嚴格標準有不同意見。我們相信斯大林的十個手指，只有三個是壞的。
第二天，毛以在游泳池接待赫魯曉夫而不是貴賓室的方式把會談的調子定好了。赫魯曉夫不會游泳，只得套上游泳圈。兩位政治家邊遊邊談，翻譯就在游泳池兩邊跟著來回跑。赫魯曉夫後來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擺在上風位置的方式。過一會兒，我有點暈。。。。我爬上來，坐在邊上，把兩腿放在泳池裏。現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游泳。」
（兩國）關繫在接下的一年中變得越來越壞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後），赫魯曉夫又來到北京。這次是他訪問美國與艾森豪威爾總統舉行峰會返回的途中，來給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簡報。中國領導人早就非常懷疑赫魯曉夫在美國逗留（的動機），更被他關於達。賴。喇。嘛問題（書中說的是中印交戰，估計是穿越時空的錯誤，譯者）站在印度的立場上而激怒。
赫魯曉夫，外交不是他的華麗外套，在會談中提到達。賴。喇。嘛這一敏感問題；沒有幾個這樣的問題更能夠讓中國人怒發沖冠。他批評毛在那一年3月西藏。暴亂期間手段不夠硬，使得達。賴。喇。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說一個客人不該說的話：西藏。事件是你的錯。你統治西藏，你就應該有情報來源在那裡，你就應該知道達。賴。喇。嘛的意圖和計劃。」毛不想談這個問題，但赫魯曉夫堅持討論這個題目，直言中國人應該把達。賴。喇。嘛幹掉而不是讓他跑掉：
赫魯曉夫：。。。關於達。賴。喇。嘛從西藏逃跑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會讓他跑掉。他躺在棺材裏更好。而現在他在印度，也許他會去美國。這對社會主義國家好嗎？
毛：這不可能；我們那時不能逮捕他。我們也不能禁止他離境，因為與印度的邊境很長，他可以在任何一點跨過。
赫魯曉夫：不是逮捕的問題；我是說你讓他走是個錯誤。如果你給他機會逃到印度，那麼幹尼赫魯什麼事兒？我們相信西藏。事件是ZG-GCD的錯，而不是尼赫魯的錯。
那是毛和赫魯曉夫最後一次談話。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後十幾年的時間裏世界把中蘇緊張看作是共產大家庭裏兩個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義的戰鬥。在與蘇聯關係緊張上升期間，毛又發動了一場與美國有關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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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機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軍對近海島嶼開始了另一波大規模炮擊，並伴隨著宣傳喇叭大聲齊鳴解放台灣。兩周後，它暫停了一時，接著又展開連續二十九天的轟擊。最後，它有點奇怪地形成每月單日打雙日不打的規律，還特意明白警告島上居民並避開島上的重要軍事設施—毛對他的高級將領說這是一場「政治仗」而不是常規的軍事戰略。
在這次危機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們）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試探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承諾。炮擊也是對美國把第一次危機後建立起來的中美對話機制降級而做出的反應。但是最主要的動力似乎是提升中國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機開始的一次領導集訓會上，毛對他的同僚解釋說炮擊金門馬祖是中國對美國干涉黎巴嫩的反應，那年夏天美國和英國部隊在那裡登陸：
「坦白地說，炮轟金門就是該輪到我們有目的地製造國際緊張關係了。我們要給美國一個教訓。美國欺負（霸淩）我們好多年了，現在我們有了機會，為什麼不做給他瞧瞧？美國在中東點了一把火，我們就在遠東點一把。我們看他們能怎麼樣。」
炮打近海島嶼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打蘇聯的臉。蘇聯默許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舉動正好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給力呈鮮明對比。
彰顯了它的軍事決心，毛解釋道，中國現在可以在兩個場地上重新與美國對話了，「一個行動的場地和一個談話的場地」—這是孫子的鬥爭共存原理在現代主動攻擊威懾中的應用。
炮擊近海島嶼的最重要的一個維度與其說是刺激美國超級強權毋甯說是挑戰中國的正式盟友蘇聯。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存原則在毛的眼裏會讓蘇聯成為一個麻煩的盟友甚至說是潛在的對手。毛是這樣推理的，如果台海危機被推向戰爭邊緣，赫魯曉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與中國為盟之間選擇。
在某種意義上毛又贏了。讓毛有恃無恐的是至少當著全世界的面蘇聯表面上公開支援中國對台灣海峽的政策。當時正是赫魯曉夫訪問北京—那次關於潛艇基地的災難性的相遇—三個星期之後，更巧的是第一次台海危機開始的那周赫魯曉夫也在北京。兩次，無論是開始還是期間，毛都沒有告訴蘇聯他的意圖。但在每次危機中華盛頓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爾在給赫魯曉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動不僅僅得到蘇聯的支援甚至直接受蘇聯指示。北京把它的蘇聯盟友夾塞在它的外交隊伍裏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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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機與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別在於蘇聯為盟友不自覺地捲入核威脅而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台海危機中，大約有1000人左右的傷亡。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機一樣，北京結合了挑釁性的核威脅召喚和巧妙校對的戰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將官們以避免造成美軍的傷亡的方式炮擊。將官們回答這個保證做不到。然後，他命令他們不要射過這些近海島嶼的領空，只朝國民黨軍艦開火，即使美國軍艦開火也不回擊。在這次危機之前和期間，中國的宣傳機器吹響了「我們必須解放台灣」的號角。但當解放軍的電台廣播中國軍隊登陸「近在眼前」並號召國民黨官兵站過來「參加解放台灣的偉大事業」時，毛宣布這是個「嚴重錯誤。」
至於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個會玩鬥爭共存的對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承諾，包括「有關陣地如金門和馬祖。」杜勒斯直覺到中國的有限目標，因此釋放了美國有意將危機控制在一定局限內的信號：
「任憑中國共產黨人怎麼說和到目前為止所做，不過，還不清楚他們的目的事實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台灣和近海島嶼。」
9月5日，周恩來肯定了中國的有限目標，稱北京這次衝突的目的是恢復大使級中美對話。
9月6日，白宮發表了一個聲明說美國駐華沙大使已準備好代表美國恢復對話。
交流至此，危機就該結束了。就像排演一部熟絡的戲，兩邊開始都重複老掉牙的威脅最後又峰迴路轉地以恢復大使級對話而謝幕。
在這一三角關係遊戲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魯曉夫。不止一次地聽到毛大膽宣稱對核戰爭的藐視（一年前在莫斯科和這次在北京），他幾乎被一方面懼怕核戰爭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國一邊失去這個重要的盟友的雙重矛盾撕裂開來。他忠誠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識形態盟友會是他戰略上的對手，而他的核武器知識又太多使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結合到以不斷威脅使用它為基點的外交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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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哆嗦的政治家走到兩難的十字路口，他有可能慌不擇路。赫魯曉夫派他的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到北京去懇勸北京克制沖動；他知道這可能不好使，作為平衡，他又給中國領導人看一封他寫給艾森豪威爾的信的草稿。這封信強調：「對我們偉大的朋友、同盟和緊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攻擊就是對蘇聯的攻擊」並警告「蘇聯將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去保衛我們兩個國家。」
結果兩招都不中。9月12日，艾森豪威爾婉拒了赫魯曉夫的信。艾森豪威爾表示歡迎中國願意回到大使級會談的態度並堅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放棄使用武力，而對赫魯曉夫，只讓他奉勸北京克制。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只是別人編排的戲劇裏的一個角色這一事實仍茫然不知，他在信中暗示莫斯科跟北京共謀，他指出：「這一緊張的軍事行動於八月二十三日開始，僅在您訪問北京三個星期之後。」
幾乎同時，在1956年9月11日發布的公告中，艾森豪威爾用了一堆風卷殘葉式的理由將美國的參與公正化。他警告：炮擊金門馬祖就如希特勒占領萊茵蘭，墨索裏尼占領埃塞俄比亞，或者日本人1931年占領滿洲（這個比較肯定很令中國人生氣）。
葛羅米柯在北京也沒好到哪裡去。毛看了信的草稿後公開地大談核戰爭的可能性和蘇聯對美國核報復的條件。因為毛看到（到了這個時候）戰爭的危險已經遠去了，核威脅只是空口白話。在他的回憶錄中，葛羅米柯回憶起被毛的膽大包天驚呆了的情景，他引述中國領導人對他講的：
我想美國人很可能會對中國發起戰爭，中國必須考慮這個可能性，我們確實考慮了。但我們絕不投降！如果美國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我們的軍隊必須從邊境地區往內部深處撤回。我們先吸引敵人深入進來，然後像鉗子一樣把美國軍隊鉗制在中國內部。等到美國人正好到了中國中部的省份時，你們就把你們所有的東西往他們的頭上砸。
毛沒有請求蘇聯的幫助，除非等待美國軍隊被吸引到中國的縱深，而這一情景根本不會發生。葛羅米柯發給赫魯曉夫的報告好像又把他震住了。儘管華盛頓和北京已經同意大使級會談，赫魯曉夫仍出了兩手昏招以防核戰爭。為了鎮定他以為的北京對美國侵略的害怕，他提出派蘇聯的防空導彈部隊到福建的建議。北京推遲答覆直到危機過去了又同意接受，但條件是蘇聯部隊必須在中國指揮之下—結果是不可能的。9月19日，赫魯曉夫給艾森豪威爾的另一封信是他神經緊張的進一步表現，他懇請克制並警告核戰爭就要到來。他只是不知中國和美國事實上在他發出第二封信之前就已經把問題解決了。
1959年3月，赫魯曉夫在與毛的會談中交代了蘇聯在台海外交中的態度：
就我們兩個之間保密地說，我們說我們不會就台灣問題打仗，但是為了給外人聽，我們則說相反的話，也就是說當因為台灣而局勢惡化時蘇聯將保衛中國。與之相反，美國宣布他們將保衛台灣。因此，出現了一種戰前狀態。
赫魯曉夫讓毛把他調戲進一個一事無成的事業，他還同時裝作聰明和玩世不恭。特別是當要作戰爭與和平的最終決定時，一個戰略家必須明白訛詐並考慮空洞的恐嚇給未來的可信度帶來何等影響。在台灣問題上，毛利用了赫魯曉夫的兩難引誘他作出自己不想實施的核威脅，為了維護一個他不關心的利益和一個憎恨他的盟國領袖，繃緊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弦。
現在我們只能想像毛在偷著樂：他把莫斯科和華盛頓騙得互相威脅使用核武器，只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微不足道的地方爭得可能是世界地理政治意義上最不值錢的一塊房地產。更何況，毛是在他想做的時候做的，是以他在宣傳得勝的方式做的，而當時中國仍然比美國或蘇聯弱很多。中國的宣傳機器宣稱重返中美大使級會談大大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一手挑起危機又一手關閉它，毛斷言他達到了目的：
「我們打了這場戰役，使得美國願意跟我們談話了。美國打開了大門。形勢好像對他們不利，如果他們不和我們談，他們就日夜不得安寧。OK，那我們就談吧。在總的形勢上看，與美國以會話或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是好的，因為我們是熱愛和平的人們。」
周恩來提供了一個更複雜的估算。他把第二次台海危機當作是證明了中國的兩個黨有能力能夠在核威脅的烏雲下跨過意識形態的障礙心照不宣地相互討價還價。十五年後，周對訪華的尼克松總統闡述了當時北京的戰略：
「在1958年的時候，那時的國務卿杜勒斯要蔣介石放棄金門和馬祖，以使台灣跟大陸徹底斷開，並在那裡劃一條線。蔣介石不想這樣做。我們也勸他不要從金門馬祖撤退。我們勸他的辦法就是朝他們打炮彈—也就是說，我們在單日炮打他們，雙日不打，節假日我們也不打。不用其它傳遞訊息的辦法，只用炮打的辦法他們就明白了。」
不過，這些輝煌戰果必須與危機的全球影響平衡。大使級會談幾乎剛剛恢復就陷於死寂。毛的不明確的動作事實上將中美關係凍結在對手的姿勢上，其後十年不變。中國決心要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的表達像種子在華盛頓生長成一個信仰教條，使得雙邊都失去了靈活外交的騰挪餘地。
而對蘇聯領導的影響也與毛的意願相反。非但沒有放棄和平共存方針，莫斯科對毛的誑語和打核戰爭的擦邊球感到相當恐懼。他戲謔性地揚言核戰爭對世界社會主義有利和對莫斯科不請示也令莫斯科相當不快。在危機之後，莫斯科中斷了與北京的核合作，並在1959年6月撤回了送給北京一個模型原子彈的承諾。1960年，赫魯曉夫從中國撤走蘇聯專家並取消全部援助項目，他宣稱：
「我們不能簡單地坐視不管，讓我們的最合格的專家--些那在我們自己的工業和農業中受到鍛煉的人—用他們提供的幫助換來不是別的而是騷擾。」
在國際上，毛讓人看到了中國在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讓人汗毛倒樹的反應。這會使她的強鄰在中國發生（毛即將發起）內亂時不敢貿然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國日趨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後重新考慮他的外交政策。
第七章 危機四伏的十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個十年期間，她的堅強的領導駕駛著他們征服的古老的帝國破船走到一個國際重要大國的位置上。第二個十年由毛加速國內繼續革命的企圖所主導。繼續革命的動力是毛的主義，他相信道德和意識形態力量能夠克服物質的局限性。這十年是在國內混亂中開始也是在混亂中結束，兩次都是由中國自己的領袖命令發起的。這次危機震動了中國大廈的每塊磚頭使中國幾乎斷絕了與外界所有的接觸；幾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國的兩大主要社會結構停運修整：一是經濟，以大躍進開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命結束。外交不時髦了，戰爭才是。當毛感到國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戰，在他自己造成的陣痛中，中國再次站立起來，在西部最前線，在艱苦的喜馬拉雅山麓，打了一仗。
大躍進
喜馬拉雅山麓下的邊境爭端和1962年中印戰爭
至196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開始剛剛走過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她已經與美國在朝鮮打過一仗並就台海近海島嶼進行了兩場有美國參與的軍事對抗。她重新占領西藏和新疆，恢復了帝國王朝歷史邊境範圍內（除蒙古和台灣外）的中國權威。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還沒有完全過去。儘管如此，當中國定義的歷史邊境被印度挑戰時，毛在另一個軍事衝突面前沒有萎縮。
中印邊境危機有關兩塊領土，位於喜馬拉雅山麓下渺無人跡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間。基本上，問題出自對殖民歷史的解釋。
中國宣布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國王朝邊境線，包括中國稱之為的「南西藏」，但實際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魯納恰爾邦」。而印度的定義就是相對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國人為阻止俄羅斯帝國在西藏的前進而界定的分界線發展而來。最後有關文件是由大不列顛和西藏在1914年簽署的，在東區劃下了一條以英國的主要談判者起名的麥克馬洪線。
中國與西藏有過相當長的關係。蒙古人曾經在十三世紀發起的一波遠征中同時征服過西藏和中原，使兩者在政治上親密接觸。以後，清朝曾經常地干涉西藏事務，驅逐其他非漢族力量從南邊或西邊進入西藏。最後，北京宣稱其宗主權有「天朝特使」在拉薩行使。北京，從清朝開始，認為西藏是由中國皇帝統治的「天下」的一部分。並保留推翻有敵意的「無照經營者」的權利；但是距離和西藏人的遊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國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當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於中國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強的嚴重制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縮了。在清朝垮台後，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在西姆拉召開了一個有中國和西藏代表參加的會議，目標是劃定印度與西藏的邊境線。中國政府，沒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對這一行動，在原則上否定了任何對歷史宣稱過的領土主權的退讓。北京的態度由其駐加爾各答（英屬印度政府所在地）代辦陸興祺的話反映出來：
「我們的國家現在很虛弱；我們的外交關係很複雜很困難而我們的財政又十分緊張。但無論如何，西藏對中國十分重要，我們必須在會議談判上寸步不讓。」
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在兩難的境地中在決議文件上只寫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沒有簽字。西藏和英國的代表簽了字。在外交實踐中，寫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凍結書面文字，它意味著談判結束。簽字則意味生效。中國堅持西藏代表不具備簽署邊界協定的合法權利，因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因而無效力行使主權。她拒絕承認麥克馬洪線南部的印度當局的有效性，儘管她開始也沒反對。
在西區，有爭議的領土被稱為阿克塞欽。她幾乎不可從印度進入，這也正是為什麼1955年中國修建一條連接新疆和西藏的鐵路時印度花了幾個月才知道的原因。這一地區的歷史起源也是有問題的。英國把它畫在幾乎所有的官方地圖上但卻從來沒有管理過。當印度宣布從大英聯邦獨立出來時，它沒有宣稱與英國過去宣稱的領土不相關。她把阿克塞欽和麥克馬洪線都包括在它的地圖上。
兩條分界線都具有戰略意義。在五十年代，兩邊的位置之間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國把麥克馬洪線看作是代表英國計劃分離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號。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宣稱對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為印度的傳統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間有歷史聯繫。但他有準備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只要西藏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在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魯拒絕了把西藏政治身份問題提交聯合國的請願。
但是當達。賴。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並被給予政治避難時，中國開始以戰略眼光對待這些分界線了。周提出一個以中國對東部領土宣稱換取印度對西部領土宣稱的交易，換句話說，就是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承認中國對阿克塞欽主權宣稱的談判基礎。
幾乎所有的後殖民地國家都堅持他們獨立時的（殖民地）邊界。把這個擺在談判桌上招來無盡的爭議和國內的壓力。基於他不是被選舉談判他認為是印度不可爭議的領土的原則，尼赫魯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絕了中國的提議。
1961年，印度採取了所謂的「前進政策」。為了克服它對有爭議領土的不抗爭印象，印度向前推進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國以前越過分界線建立的崗哨。印度指揮官被授權可以在他們自行辨別的情況下對中國軍隊開火，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時候，毛為了避免衝突曾命令中國軍隊後撤二十公里，這一舉動更加強了印度的方針。印度的計劃者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軍隊不會抵抗印度的前進而只是以此為藉口規避。印度軍隊被命令，用印度關於戰爭的歷史記錄中的話說，「從我們目前的位置朝著國際承認的邊境巡邏盡可能地遠，防止中國人進一步前進並攻下任何在我們領土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哨所。」
這證明完全是計算錯誤。毛立刻撤銷了以前的後退命令。但他仍然謹慎地告誡北京的中央軍委：「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要注意形勢。」這還不是軍事行動命令；而是提醒作戰略準備計劃。這樣，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戰略運籌開始了：貫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準備；速戰速決。
在中央軍委和高級指揮官的會議上，毛用一句成語評論尼赫魯的前進政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換句話說，喜馬拉雅山下的中國部隊對印度的前進政策太容忍了—中國人認為這是在中國的土地上。
中央軍委隨即下令部隊停止後撤，並要求中國軍隊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對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國的哨所接近他們，包圍他們。正如毛概括道：「你揮槍，我也揮槍。我們面對面看誰怕誰。」毛把這一方針叫做：「針鋒相對」（基辛格原話：武裝共存）。事實上，這開始了一盤喜馬拉雅山下的圍棋。
準確的指示下達到部隊指戰員。目標仍然是避免大衝突。中國部隊被要求不準開火，除非印軍接近到五十米以內。除此之外，任何軍事行動需要來自更高權威的命令。
印度的計劃者注意到中國已經停止後退但也觀察到中國人的克制開火。他們下結論認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試探，而是把目標定在「將中國人已經占領的哨所推回去。」
因為中國聲明的兩個方針目標—阻止印軍前進和避免流血—都沒得到滿足，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突然出擊或許能逼迫印度回到談判桌上來並終止目前這種以牙還牙的狀態。
在追求著一目標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很關心美國是否會借中印衝突之機放手讓台灣反攻大陸。另一個憂慮是美國為了防止河內將老撾變成越南戰爭的後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會是美國最後通過老撾進攻中國的前奏。中國領導人不能相信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捲入（那時還沒有戰爭升級）只是為了局部戰略利益。
中國領導人想辦法把兩點都搞明白了，這顯示了中國政策制定過程的全面性。華沙會談被選定為獲取美方意圖的途徑。中國大使被從度假中召回並被指示約見美國大使。他宣稱北京注意到了台灣準備在大陸登陸的跡象。美國大使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回事兒，他被指示回答美國希望和平因而 「在當前局勢下」不會支援台灣的主動進攻。正如會談中的中國大使王炳南事後回憶，這一訊息對北京的最後決定「至關重大」。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政府是否問過自己為什麼（中國）有這一特殊約見要求。這就是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別。
老撾問題也自動解決了。在1962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老撾中立化和美國撤兵打消了中國的憂慮。
戰爭結束了，毛又一次經受住了危機的考驗—而這次他大獲全勝—儘管中國境內的*大*饑*荒*剛剛結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朝鮮戰爭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對手對中國的低估；關於中國能力估計的未經證實的情報；對中國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環境和她在軍事上如何反應的嚴重錯誤把握。
同時，1962年的戰爭在中蘇關係不可挽回地變壞的時候為中國增添了另一個對手。事實證明蘇聯的支援跟它在古巴的導彈運載船一樣逃得快。
一旦喜馬拉雅山麓的軍事衝突升級，莫斯科立馬採取中立立場。好比往中國的傷口上撒鹽，赫魯曉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則為他的中立辯護。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報》—中國GCD的官方喉舌—編輯部評論文章忿怒地指出這是第一次一個GC國家沒有站在另一個GC國家一邊反對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對一個共產主義者來說，他應該清楚地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他應該對敵人冷酷無情而對自己的同志充滿熱情。」評論文章要求中國的盟友「檢查他們的意識並問他們自己什麼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和什麼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到了1964年，蘇聯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紗。提到古巴導彈危機，米哈伊爾。蘇斯洛夫，蘇維埃政治局委員和理論家，指責中國在蘇聯最困難的時刻侵略印度：
「事實是在加勒比海危機的最關鍵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印邊境擴大了武裝衝突。不論中國領導人以何種藉口為他們的行為辯護，他們逃脫不掉實際上幫助了最反動的帝國主義聯盟的責任。」
中國，幾乎剛剛克服*大*饑*荒*，現在四面樹敵。
老撾問題也自動解決了。在1962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老撾中立化和美國撤兵打消了中國的憂慮。
有了這些保證，毛於1962年十月召集中國領導人宣布了最後的決定，即開戰：
「我們跟老蔣打過。我們跟日本打過，跟美國也打過。我們都沒有害怕過。而且每次都是我們贏了。現在印度（阿三）想跟我們打。自然地，我們是不害怕的。我們不能讓出一寸土地，我們若讓出一寸，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掠取相當於福建省那麼大的一塊地盤。。。。現在尼赫魯把頭伸出來讓我們打，我們不打就是不夠朋友。來而不往禮非禮也！」
在10月6日，決定基本傳達下去了。戰略計劃是發起大部隊攻擊產生驚敵之效果逼迫印度談判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停止對中國的騷擾。
在進攻命令下達之前，赫魯曉夫傳來話說一旦發生戰爭蘇聯將履行中蘇友善聯盟條約支援中國。鑒於中蘇近幾年的關係和克裏姆林宮以前在中印關係上的中立態度，這一表態一反常態。最可信的解釋是赫魯曉夫需要中國在即將到來的加勒比海危機中支援他為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國攤牌。古巴危機過後他就再也不提這事了。
文化大革命
在這一潛在的國家危急時刻，毛選擇了砸碎國家機器和GC黨。他向頑固的傳統中國文化殘余發動了他希望證明是最後的一次攻擊—從這個廢墟上將站立起一代，他預言，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的革命者起來反對國內外一切敵人並能夠保衛革命事業成果。他把中國推進一場歷時十年的意識形態狂熱、惡毒的拉幫結派、和近乎內戰的運動—它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沒有一個機構在運動的浪潮中倖免。在全國範圍內，地方政府在由北京宣傳機器鼓動起來的「群眾」暴力衝突中解體。傑出的GCD和PLA領袖—他們是人民革命戰爭的領導—被一一打倒並遭到公開的羞辱。中國的教育系統—中國社會的脊樑—全面癱瘓，課堂停課使得年輕一代在全國到處串聯並響應毛的號召：「到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
許多這些突然毫無約束的青年參加到紅衛兵的不同派別中去，青年民兵們發著意識形態高燒行動在正常的組織機構之外（經常與之相對）和法律之上。毛用含糊但是充滿激情的口號鼓勵他們的幹勁：「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等等。他讚許他們攻擊現存的GCD官僚體係和傳統的社會習俗並鼓勵他們在掃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和舊習慣）的鬥爭中不要怕「天下大亂」。毛認為「四舊」是中國虛弱的根本原因。《人民日報》更是以發表編輯部評論文章「無政府主義好」煽風點火—明顯地、政府批準地反對中國幾千年的河蟹秩序的傳統。
結果是驚人的人性和組織機構性塗炭，中國的權利和權威的組織—包括GCD高層—一個接一個地在青年意識形態突擊隊面前低頭。中國—之前以勤學和博學而受到尊重的文明—變成一個乾坤倒置的世界。孩童反叛父母，學生暴打老師和燒毀書籍，專家和高官被送到農場和工廠向文盲的工人和農民學習革命實踐。殘忍的場景在全國範圍內不斷上演，紅衛兵和同派的群眾—有些人只是任意加入其中為了躲過「革命風暴」—把他們的憤怒發洩到任何一個他們以為帶有複辟封建舊秩序先兆的靶子上。
即使是逝去幾千年的鬼魂也無法平息打砸搶的怒火。革命師生從北京跑到孔子的家鄉，發誓將老聖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連根拔除，焚書、砸碑、掘墳。在北京，紅衛兵的打砸搶毀壞了首都6843處中的4992處「歷史文物」古蹟。紫禁城據說是在周恩來的個人交涉下倖免於難。
一個在傳統上由孔學精英們管理的社會現在要從沒受過教育的農民那裡尋找智慧的源泉。大學關門了。任何人被指定為「專家」就成為嫌疑犯，專業能力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概念。
中國的外交形象也掉了鏈子。世界不可理解地看到了中國對蘇聯集團、西方國家和她自己的歷史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憤怒。中國的外交官和使館人員對所在國公民高談闊論「MZD思想」等革命理論。與七十年前的義和團場景相似，紅衛兵團夥衝擊外國駐京使館，包括暴打和羞辱英國逃奔的英國領館人員。當英國外交部長寫信給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建議中英兩國「在現階段保持外交關係但從各國首都撤回領事館人員」時，他沒有收到回音，因為中國外交部長本人也被「鬥爭」了而不能回信。最後，除了「非常有能力的、意識形態無懈可擊的」駐開羅大使黃華一人，所有的中國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館人員都被召回國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和參加革命運動。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和幾十個國家整天處於爭吵之中，她只跟一個國家—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保持真正正面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象徵性標記就是毛的語錄「小紅書（紅寶書，譯者）」，由林彪在1964年編輯而成（林彪後來成為毛的接班人，但在一次被指控的政變企圖後坐飛機逃往國外的途中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每個中國人都被要求攜帶一本「小紅書」。在北京的指令—至少是默許--下，在全國範圍內紅衛兵高舉著紅寶書「圍困」公共建築，衝擊地方官僚政府。
但是紅衛兵也不比被他們革命的幹部更幸運，最終也落入革命者被革命的兩難遭遇。以意識形態而非正式組織聯繫在一起，紅衛兵分成不同派係爭取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和個人追求。派係鬥爭變得相當激烈，到了1968年，毛在官方上禁止了紅衛兵並把忠於他的黨政軍領導人安排到負責重建各省政府的位置上。
一個「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新政策開始了。截至此時，軍隊是中國最後的一個指令結構仍然樹立不到的組織。於是，它被指令去發揮遠遠超出其能力的作用。部隊指戰員被派去管理政府、農村和工廠，而這一切都是在他們保衛國家的責任之上。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影響是災難性的。毛逝世以後，第二代和第三代—這些人幾乎都曾經是受害者—對它的評價都是譴責性的。鄧小平，1979-1991年間中國的主要領導人，曾經爭辯道文化大革命幾乎在組織上毀滅GCD並至少暫時地將她的聲譽降低到最低點。
最近幾年，當人們的個人記憶消退時，另一種風潮正悄然興起。其觀點是承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錯誤，但是它開始反思是否毛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他的答案是災難性的。毛觀察的問題是現代國家—特別是GC國家—與其人民的關係。在主要以農業為基礎—儘管初步工業化--的社會，統治方法取決於公民大眾的理解力。當然，在獨裁社會，相關者人數有限。但無論何種政體，決策者和決策實施者之間必須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否則，統治就得用強制的辦法貫徹下去，這通常不能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現代社會的一大挑戰就是法律規定的社會框架越來越無縫可插，使得問題更加複雜。政治體係作出決策，但其執行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與政治和公眾分開的官僚體制，能夠控制它的就是周期性選舉，如果有的話。即使在美國，主要的立法法案都有上萬頁，不誇張地說，也只有幾個立法者仔細通讀。特別是在GGGC國家，官僚自成一體以潛規則運作。政治階級和官僚階級之間以及他們共同與大眾之間都存在裂縫。以此方式，一個官員階級就順著官僚慣性而產生了。毛企圖以一次性的大掃蕩解決問題而幾乎癱瘓了整個中國社會。中國學者和政府的咨政顧問胡鞍鋼所著的一本書辯論道，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為鄧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民心。他提議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一個例題去研究怎樣把中國的決策系統變得「更透明、更科學和更組織機構化。」
一個失去的機會？
回頭來看，人們會想美國是否有可能較早十年開啟與中國的對話。中國的亂局會是一個嚴肅對話的起始點嗎？換句話說，六十年代是中美和解失去的十年嗎？對中國的開放能夠發生得早一點嗎？
事實是，美國外交政策想像力的最基本障礙就是毛的繼續革命。毛在這個階段決意一日不得消停。血液中流淌著對赫魯曉夫和平共存堅定的憤恨，毛與資本主義的頭號霸主握手言和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美國這邊有過一些試探性的愛撫，朝著中國政策靈活性的前景。1957年十月，參議員約翰。F。肯尼迪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蘇聯軌道上權威的分段性」,並批評美國的亞洲政策「太僵化。」他爭辯道雖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美國應該隨著情況變化重新檢討它的「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脆性概念。」他提醒：「我們不應該總穿著死板的政策外套，結果忽略了或不能夠察覺客觀局勢的變化，特別是當它發生的時候。」
肯尼迪的景願不顯山露水—但是當他成為總統的時候，毛的下一句方言是朝著相反方向講的：對外敵意不減和對內勐列地掃除反對勢力和礙手礙腳的組織機構，而不是溫和的改良。
在肯尼迪文章發表後的幾年中，毛發動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的台海危機和大躍進。當肯尼迪成為總統時，中國在一次邊境衝突中對印度進行了軍事攻擊，而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亞洲對共產主義的另一種選擇。那時沒有和解的趨勢信號使肯尼迪讓美國人調台聆聽。
肯尼迪政府確實擺出人性姿態—為緩解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提高中國貧瘠的農業生產條件。提議被描述為保障「和平糧食」的努力，不過，它要求中國表達懇求指定支援的「認真願望」。毛的自力更生排除了承認對任何外援的依賴。他在華沙大使級會談的代表回答說，中國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難。」
在林登。約翰遜總統期的最後一年，總統本人開始考慮朝著不對抗之路邁出一步。1966年，（美國）國務院指示它的談判者在華沙大使級會談中採取積極的態度並授權他們在談判桌旁開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觸。1966年3月，美國代表在會談中伸出橄榄枝，聲稱「美國政府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進一步關係。」—美國官員第一次在正式場合上使用1949年後新中國的全稱。
最後，約翰遜本人在1966年7月一次關於亞洲政策的講話中提出一個和平選項：「持久和平無法到來亞洲，如果七億中國人民被他們的統治者隔絕於世界之外。」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聲稱願意看到「與我們以前稱之為敵人的國家和解」並「和平共存。」
這些觀點針對中國不確定的態度變化被作為抽象的願望提出。其後沒有具體結論，也不可能有。因為這些聲明正好與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重合，而那時中國已扭回到藐視性敵意的身姿。
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政策幾乎沒有發出邀請函—也許有意躲避美國的和解意向。至於這點，華盛頓在阻止軍事挑釁上表現了充分的戰術技巧，如在兩次台海危機中，但在一個流體式發展的政治框架內形成相對應的外交策略方面卻缺少想像力。
一個1960年作出的國家情報估計表達出其基本的評價：
GCD中國危機政策的基本原則--在遠東建立中國霸權—在這一報告的估算期間幾乎不會發生可以察覺的變化。這個政權會繼續勐列地反美並在不付出不成比例代價的情況下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打擊美國的利益。。。。她的傲慢的自信、革命式的發燒和對世界扭曲的看法可能會讓北京錯誤地計算風險。
有充足的證據支援以上主導型觀點。至於中國何以取得這些橫掃千軍的目標就留下公開的疑問了。受到大躍進災難性的破壞，六十年代的中國是非常疲憊的。到了1966年，她又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她以召回外交官（多數被接受再教育）為字元拼寫了事實上的全球大撤退。
這對美國外交政策意味著什麼？
如何可能建立一個團結的亞洲集團？
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基點—中蘇聯手共謀共產擴張—是否對呢？
美國被越南戰爭和國內的反戰暴亂束縛手腳，沒有找到機會去考慮這些問題。
另一部分造成美國腦袋一根筋的原因是在1950年大部分一線的中國問題專家都在（麥卡錫主導的，譯者注）調查誰失去了中國的過程中黯然離開國務院。其結果，一群出色的蘇聯問題專家（包括George Kannan, Charles, 「Chip」Bohlen, Llewwllyn Thompson, Foy Kohler）主導了國務院思想，他們相信與中國和解將冒與蘇聯發生戰爭的風險。
但是，即使是對頭的問題被提出來，也沒有機會考驗它（們）的答案。有些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曾勸告毛對新形勢調整外交政策。1962年2月，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對外聯絡處主任，在給周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比四面樹敵對中國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加速經濟發展有著更大幫助。
毛根本不聽，他宣稱：
「我們黨內有些人提倡「三緩一減」。他們說我們應該對帝國主義緩和，對反動派緩和，對修正主義緩和，而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支援則應該減少。這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
毛堅持挑戰各方面可能的對手這一政策。他繼續說：
「中國應該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堅持鬥爭，並對一切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和馬克思列甯主義政黨和派別給予更大的援助。」
最後，當六十年代過去時，毛本人也開始意識到對中國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積的方式增長。沿著她漫長的邊境線，中國面對一個可怕的蘇聯軍事帝國，一個被羞辱的對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國軍事部署和正在升級的戰爭，不服氣的台北的流亡政府，歷史上的強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它把中國當作難以寬恕的對頭。只有他們之間的宿怨才避免了他們共同挑戰中國。但是沒有一個謹慎的政治家能夠永遠拿這一暫時的自我克製作賭注—特別是蘇聯好像對北京不斷升級的挑戰忍到了頭。主席不久就不得不向世人證明他知道如何玩謹慎，就像他玩大膽一樣。
第八章 走向和解
到了曠世無雙的理查德。尼克松跟毛澤東握手的那一刻，兩人的國家都在動蕩之中。中國幾乎被文化大革命耗盡元氣；美國的政治之弦也被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運動繃得緊緊的。中國面對著周邊戰火的前景—特別是與蘇聯的軍事衝突正在實際發生。尼克松在充滿暗殺和不理性衝突的六十年代末走進白宮，繼承了越南戰爭和急迫結束它的國內政治。
毛試圖用經典的中國計謀—以夷制夷和遠交近攻--將中國帶出絕地。尼克松，抱著一顆對他的社會價值真誠的心，利用威爾遜原理邀請中國重新回到國際大家庭，他在1967年10月期《外交》雜誌中寫道：
「我們只是承受不起永遠把中國置於國際大家庭之外，任她培養幻想，加重仇恨和威脅鄰居。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沒有地方容納十億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
尼克松超越了僅僅號召外交和解的姿態調整。他喜歡外交挑戰（與美國城市的社會改革相似）：「在每種情況下，對話必須打開；在每種情況下，霸道必須停止而教育必須開始；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讓那些自我流放的人永遠流放下去。」
必要性可能是政策的動力；但它不會自動選擇方法。毛和尼克松兩人都面對巨大的障礙開始對話，更別談中美和解了。他們的國家在二十年中都把對方當作難以寬恕的敵人。中國把美國稱為「資本帝國主義」，用毛的話說，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形式；按理論，它只能在戰爭中解決自身的矛盾。與美國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戰爭也許。
美國的認知正是中國的鏡子映像。十年的軍事衝突和幾乎接近的衝突好像鑄成了一個國家見解，就是中國把自己當作世界革命的源泉總想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對美國人來說，毛比蘇聯更不可饒恕。
因為所有這些原因，毛和尼克松必須小心翼翼地行走。第一步就可能踢翻國內的五味瓶和打翻盟友的醋壇。這對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毛更是一個特殊的挑戰。
中國的戰略
儘管少有幾個觀察家在那時注意到，從1965年開始，毛略微改變了他對美國的聲調—以他的神化形象，即使一個細微的面部表情都有重大意義。毛喜愛對美國轉達他的思想的一個途徑就是會見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兩人曾在三十年代共產黨的延安根據地會過面。斯諾把他在那裡的經歷提煉成一本書《紅星照耀中國》，把毛描述為一個浪漫主義的農民遊擊家。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際，毛邀請斯諾到北京並發表了一些令人吃驚的評論—或者說如果華盛頓有人注意到就真的讓人吃驚了。毛對斯諾說：
「我個人自然地為歷史的力量把中美兩國人民分隔十五年而無任何通信交流而感到遺憾。今天這個鴻溝加深了。不過，我自己不相信它會以戰爭和人類的災難而結束。」
（不可想像）這樣的話從這樣一個領袖嘴裏說出，他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曾不止一次地宣稱他準備好了與美國打核戰爭，他的宣稱聲色並茂以致於嚇壞了蘇聯和東歐盟友，使他們遠離中國。但是，當蘇聯擺出強硬的姿勢時，毛比任何人想像得快地準備考慮應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國。
在會見斯諾的時候，美國軍隊正在中國的鄰國越南大量集結。儘管局勢的挑戰與十五年前的朝鮮相似，但這次毛選擇了克制。局限於非戰鬥性支援，中國提供了物資、道德支援和大約十萬後勤部隊幫助北越建設通訊和基礎設施。對斯諾，毛明白地說中國只會在中國的土地上與美國交戰，而不是越南：
「我們不會從我們這邊發起戰爭，只有當美國進攻我們才會還擊。。。。就像我已經說過的，請安心相信我們不會先打美國。」
好像擔心美國忽略這點，毛又重述中國所關心的是越南人必須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對付他們的局勢：
「中國人民正在忙國內的事情。在自己邊境以外打仗是犯罪行為。為什麼中國人民要那樣做呢？越南人民能夠對付他們的局勢。」
毛接下來更像一個科學家分析自然現象而不像一個國家領導人對待邊境戰爭那樣猜想越南戰爭的各種可能結果。這與毛對待朝鮮戰爭的態度截然相反--儘管越南與朝鮮對中國安全的戰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在所有可能結果中只有一個是主席樂意接受的--「舉行和談，讓美國部隊呆在西貢附近，像南朝鮮那樣」—換句話說，就是兩個越南狀態的繼續。每個處理越南戰爭的美國總統都願意以這一結果收場！
沒有證據表明毛與斯諾的會見曾是約翰遜政府高層政策討論的一個話題，或者中越歷史上的緊張關係被任何一屆參與越南戰爭的政府（包括尼克松政府）做過相關考慮。華盛頓繼續認為中國是比蘇聯更大的威脅。1965年，麥克喬治。邦迪，約翰遜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發表了一項代表美國六十年代對中國看法的聲明：
「共產中國是另一個問題（相對蘇聯），她的核爆（指中國1964年第一次成功的核試驗）和對鄰國的侵略性態度使她成為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的一大問題。」
1965年4月7日，約翰遜批準了美國出兵干涉越南，此舉基於抵制北京和河內合謀這一出發點：「在這場戰爭上—甚至全亞洲—現實是共產中國的巨大影子。河內的統治者是受北京慫恿的。。。越南的戰事是一個更大的侵略棋盤上的一步。」一年後，國務卿迪。盧斯科在國會外交委員會面前亦舊調重彈。
但是毛對斯諾描述的整個就是對傳統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辭呈：
「無論哪裡發生革命，我們都會發表聲明和舉行示威去支援它。這正是帝國主義者憎恨的。我們喜歡講空話放空炮，但我們不會派軍隊。」
當現在回過頭來看毛的聲明時，人們會想如果認真對待會不會影響約翰遜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策略呢。但另一方面，毛從來沒有把這些翻譯成正式的官方政策。這樣做的話就意味著正當他在國內戰場上呼喚意識形態純化和批判蘇聯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存原則的同時，突然扭轉十五年來他的主義真理的火車頭。毛對斯諾的話只能是試探情報的熱氣球。但斯諾本人不是這次放行的一個理想「氣球」。他被北京信任—至少比任何一個美國人。但在華盛頓，斯諾被認為是一個北京宣傳的傳聲筒。華盛頓的正常本性一直是—就像五年以後—等待中國政策變化的具體表現。
用任何一個不是酒後作出的戰略計算來衡量，毛（那時）已將中國領入絕地。如果美國或蘇聯任何一方攻擊中國，另一方都會隔岸觀火。因為喜馬拉雅山遠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邊境爭端對印度後勤有利。美國正在越南建立軍事部署。有著歷史包袱的日本是不友善的，而且正在經濟複興。
當時正是一段少有的歷史時期，毛貌似在外交政策上舉棋不定。在1968年11月與澳大利亞共產黨領袖E。F。希爾的會見中，他表現出一付困惑的樣子而不是他在布道式說教掩護下的習慣性的堅定。（因為毛的動作通常非常複雜，他的目標也可能是中國領導層的其他人，他們會讀毛的台詞並從中理解到他要探索新的選項。）毛好像有些擔心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時期遠長於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時間，全球性災難可能即將到來：
「總體上來說，現在既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這樣的局勢不會太長。」
他又提問：
「你知道帝國主義會幹什麼嗎？我的意思是，他們會開始一個世界大戰嗎？或者也許他們現在不打而過一段時間再打？根據你的國內外經驗，你的感覺是什麼？」
換句話說，中國是現在就必須選擇呢，還是等待其發展更是聰明的選擇？
首要的是，毛要搞清楚他下面提到的「天下大亂的」真實意義。
「我們必須考慮到人民的意願。當美國停止轟炸北越時，在越南的美國兵非常高興，甚至歡呼。這說明他們的士氣不高。美國兵的士氣高嗎？蘇聯兵的士氣高嗎？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的士氣高嗎？學生。遊行。示威在歐洲歷史上是一個新現象。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通常不遊行。示威。但是現在，天下大亂。」
簡言之，什麼是中國與她的對手之間的平衡力量呢？美國和歐洲國家士氣的問題暗示了在中國戰略中對這些國家的表現能力的疑問嗎？有點矛盾的是中國的意圖與美國的十分相近—遏制蘇聯的擴張。
但是如果美國軍隊士氣低下而學生的。遊行。示威更是政治願望的總崩潰，那麼蘇聯很可能就以世界唯一強權的身段出現。中國領導層的有些人已經辯論要與蘇聯求同存異。無論冷戰的結果如何，西方的士氣低下也許就是革命意識形態終將成功的佐證。中國應該順著革命浪潮去推翻資本主義呢，還是集中精力操縱資本主義的對手？
毛通常不在自己不知道答案（故意不說）或者不是為了考察會見人時提出問題。經過一番廣泛的談話，毛又以一個縈繞腦際的問題的形式結束了會談。
「讓我提出一個問題，我來回答，你也來回答。我會考慮，我也要你考慮。這是一個有著世界範圍重要性的問題。這是一個關於戰爭的問題。問題關乎戰爭與和平。我們將要看到戰爭，還是我們看到革命？戰爭會引發革命，或是革命制止戰爭。」
如果戰爭即將到來，毛要站好位置—確實他有可能就是第一個靶子。但如果革命席捲全球，毛就得實踐他的畢生願望—那就是革命。知道他的生命最後，毛也從來沒有完成他的選擇。
幾個月後，毛為即將的未來選擇了一條路徑。毛1969年對他的身邊人員（醫生）說：
「想想這個問題。我們的北面和西面有蘇聯，西南有印度，東面有日本。如果我們的所有敵人都聯合起來從東南西北向我們進攻，我們怎麼辦？」
他的身邊人員一臉困惑。
「再想想」，毛說：
「日本那邊是美國。難道我們的祖先沒有提醒我們‘遠交近攻’嗎？」
毛踮著腳朝著中共二十年的方針反方向走了兩步：一步是象徵性的，一步是實際的。他利用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總統就職宣言的機會來提示中國公眾開始考慮美國的新想法。那一刻，尼克松微妙地提到對中國開放，釋義他早先在《外交》雜誌上的文章：
「讓所有的國家知道這屆政府的通話渠道是開放的。我們要一個開放的世界—開放的思想和開放的物品和人民之間的交流—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大的或小的，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
中國的反應暗示北京有興趣結束孤立但不著急放棄憤怒。中國的新聞報紙印刷了尼克松的講話，共產黨掌權後，還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享受過如此待遇。但這並不意味著話峰轉軟。《人民日報》1月27的一篇文章粉刺美國總統說：「儘管在絞索下，尼克松竟然有臉大談未來。。。一個一隻腳踩在墳墓裏的人想用伊甸園的夢想安慰自己。這就是一個垂死階級的苟延殘喘。」
毛注意到尼克松的提議並認真考慮將它公布於眾。不過，他不接受勸告式的接觸方式。整一點實際的是必要的—特別是中國朝美國方向的活動更可能使每周一次的中蘇邊境衝突升級到更嚴重的危險。
幾乎在同時，毛開始探討他的總決定的實際含義。毛召集了他的四位解放軍大元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這四位元帥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並送到外省的工廠裏去「學習研究」，在當時就是體力勞動的同義語。毛要求四位元帥分析中國的戰略選擇。
這甚至需要周恩來去向元帥們保證這不是誘使他們作自我檢查—文化大革命的一種經常性的政治活動。一個月後，他們展示了中國在自毀天才的運動中丟失了什麼。他們對國際局勢作出了一個富於思想性的估計。評價了關鍵國家的能力和意圖，他們概括中國的戰略挑戰如下：
對於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來說，真正的威脅存在於他們兩者之間。對於其它國家來說，威脅來自美帝和蘇修。在反對中國的旗幟下，美帝和蘇修互相合作同時又互相鬥爭。他們之間的矛盾沒有因為合作而減少；相反，他們之間的敵意比任何時候更勐列。
起初，這可能意味著肯定現有的政策；毛可以繼續同時挑戰兩個超級大國。元帥們爭辯道，蘇聯不敢侵略中國，因為它面對諸多困難：缺乏大眾對戰爭的支援，漫長的後勤供給線，後方不安全，對美國態度的懷疑。元帥們用中國的一句諺語描述了美國可能的態度—「坐山觀虎鬥。」
但是幾個月後，在9月份，他們改變了這一判斷，幾乎與尼克松提出的同時。在元帥們的新看法裏，美國當蘇聯侵略時不會袖手旁觀，他必須站在一邊：
「美帝國主義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就是蘇修在中蘇戰爭中取勝，這會讓蘇聯打造一個在資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國更強大的帝國。」因此，儘管當時如何被中國媒體攻擊，為了保衛國家與美國接觸是必須的。
這一機敏的分析以一個讀來感覺小心翼翼的結論而結束—儘管它已經十分大膽地挑戰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外交政策基礎。元帥們強烈建議中國一方面應該結束孤立一方面挫傷蘇修和美帝的野心，即「採取主動防衛的軍事戰略和主動出擊的政治戰略」和「擴大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
這些讓中國重新回到國際外交圈的一般性建議被證明對毛的大構想是不充分的。1969年5月，毛把元帥們又送回到繪圖板旁作出進一步的分析和推薦。到這時，中蘇邊境的衝突已經以乘積增長。中國如何應對不斷生長的危機？熊向暉，中國的老牌間諜和外交家，被毛派到老帥身邊作「私人秘書」。這一研究小組提出一個問題：「從戰略角度來看，如果蘇聯大舉侵犯中國的話，中國是否打美國牌？」為這一非正規的行動尋找先例，陳毅建議小組研究斯大林與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條約的現代例子。
葉劍英提議用一個更古老的中國自己的三國時期的例子。那時，隨著漢朝的垮台，諸路君侯分權演繹成三國分立爭霸。其中鬥爭故在十四世紀事被寫成古典小說《三國演義》，不過當時在中國是禁書。葉引用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戰略作為樣板：
「我們可以參照諸葛亮的戰略指導原則，當魏、蜀、吳三國相爭時：‘東結東吳，北拒曹操。’」
在經歷十年的將中國的過去牛鬼蛇神化以後，毛被這些被打倒的元帥們請來觀摩「老祖宗」的計謀，並應用到當今的逆向聯盟中去。
元帥們繼續描述怎樣把與美國可能的關係當作戰略財富：「在很大程度上，蘇聯修正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的決定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態度。」老帥們作出了一個在智慧上勇敢但在政治上冒險的行動，他們推薦跟美國恢復已名存實亡的大使級會談。儘管他們為了表示對主義的真誠把兩個超級大國擺在同等的和平威脅位置上，元帥們的推薦讓人毫不懷他們其實把蘇聯當作主要危險。陳毅元帥遞交了一份附加意見，他指出儘管美國過去拒絕了中國的姿態，但是新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貌似熱盼「贏得中國」。他提議一個--用他的話說—「狂想」：把中美大使級對話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至少部長級甚至更高。最具變革性的是扔掉先解決台灣問題作為先決條件的提案：
首先，當在華沙（大使級）的會談恢復時，我們可以主動倡議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會談，使得中美關係的基本的和相關的問題都得到解決。。。。然後，高層中美會談就有重大戰略意義。我們不要提出任何先決條件。。。。台灣問題會在高層會談中逐步解決。進一步而言，我們可以與美國人討論其它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
蘇聯的鴨梨提供了增大的推動力。面對不斷增長的蘇軍集結和新疆邊境上的一場大戰鬥，8月28日，中央軍委下令中國邊境的所有部隊進入一級戰鬥準備。與美國恢復接觸變成了戰略必需。
美國的戰略
當理查德。尼克松就職宣誓時，中國的焦慮給了尼克松一個非同尋常的戰略機會。可是，這一機會最初沒有被在越南問題上焦頭爛額的政府注意到。許多當年相信他們的決定是保衛印度支那打退莫斯科和北京合奏的進攻曲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有過第二個想法。政府中很大一部分人—多得足以改變政策—持有的觀點是越南戰爭不僅不能夠贏而且折射出美國政治體係世風亦下。
截至此時，他的前任們已經隔著半個地球把五十萬美國士兵派到那裡，尼克松不甘心以無條件撤軍來結束戰爭—而許多他的批評者都這樣要求。他對待分別來自兩黨的前任的承諾是非常認真的，儘管他們的決定把它置於現在的兩難境地。尼克松知道無論深陷越南戰爭有多麼疼痛，美國仍然是全世界反共產聯盟中最強的國家，並且美國的信譽至關重要。尼克松政府--我在那裡擔當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尋求一種從印度支那分段式撤兵的方案，以保障那裡的人民規劃自己的未來和保持世界對美國作用的信任。
尼克松的批評者把一個國家的新外交政策與一個單一問題劃上等號：在實際效果上，美國從越南戰爭無條件撤兵是置幾百萬仰仗美國的印度支那人和為此付出共同努力的國家於不顧。尼克松承認結束戰爭，但他同樣強烈地要提升美國的作用，使其在當前正在一塊一塊地浮現出的新國際秩序中充滿活力。尼克松意圖把美國從全面捲入和全面撤退兩個極端之間的大震蕩中解放出來並把它放在國家利益的基礎上使得政策在政府更新換代過程中得以保持不變。
在這個設計中，中國起到關鍵作用。毛把和解當作戰略上的當務之急，尼克松當作是美國重新定義外交政策和國際領袖地位的機會。他尋求對中國開放以展示給美國公眾一個形象：即使在戰爭中美國也在設計一個長久和平的藍圖。他和他的隨從爭取與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重新建立聯繫就是為了把自己擺正位置和緩解從東南亞的一個角落不完美撤退帶來的疼痛。
在歷史的這一點上，繼續革命倡議者毛和悲觀戰略家尼克松的路徑交叉了。毛相信願望和意志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尼克松是個精於計算的人，但他總擔心不可預知的命運會以不可預測的方式干預，使得深思熟慮的計劃毀於一旦。但不管怎樣他實行了他的計劃。毛和尼克松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遵循全球大趨勢邏輯的思考意願和尋求終極結論的本能。尼克松可能更實際一點。他經常表達的一個原則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完和做一半都花同樣的價錢，那就做完它。」毛以自然活力實踐的，正是尼克松聽天由命的。但是一旦付諸實施，他就以相當的決心努力遵循。
按當時的需要，中國和美國找到一條互相接近的路是不可避免的。無論當時國家的領導人是誰，早晚都會發生。但是事情能如此之快而不經多少彎路卻是歸功於把事辦成的領袖風格。領袖不能造時勢，他們的顯著貢獻就是在當前局勢許可的條件下充分發揮到極限。如果他們超出極限，他們就被碰得頭破血流。如果他們達不到極限，他們的政策就不好使。最好的國際關係基礎就是一個各方能夠分別獲取長期利益的關係，因而也得以長期保持。
第一步—烏蘇裏江上的交戰
儘管和解是最終結果，但對中美兩國來說，找到一條通往戰略對話的路是不容易的。尼克松在《外交》雜誌上的文章和（中國）四位元帥的研究得到了平行的結論，但實際行動卻受到國內的複雜狀況、歷史積怨和文化差異的阻礙。兩邊的公眾被展示的是二十年的敵意和懷疑；他們必須得對這一外交革命有心理準備。
尼克松的戰術問題比毛的更為複雜。毛一旦作出決定，他能夠無情地實施下去。他的對手會記住以前毛的批評者的下場。尼克松必須克服美國二十年外交政策遺傳下來的障礙，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是假設中國會利用一切機會削弱直至最後排除美國在亞洲的影響。當他走進白宮橢圓辦公室的時候，這一看法已經變成了顛撲不破的信條。
尼克松得小心踏步以防中國的外交姿態只是耍宣傳花槍而非認真改變外交招數。這是非常可能的，考慮到美國二十年來與中國的唯一接觸點就是華沙大使級會談，那136次會議重複著單調而枯燥無味的節奏，毫無結果。每一步都要向幾十位國會議員和十五個盟國代表作簡報。這裡面當然包括台灣--至今被美國和他的大多數盟友承認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新的路線指定被埋葬於來自各方的鴨梨和爭吵之中。
蘇聯和中國的軍隊在烏蘇裏江上的珍寶島交戰（1969年3月）給了尼克松的總設計一個機會。若不是蘇聯（駐華盛頓）大使安納托裏。多勃雷甯三番五次地找我彙報蘇聯版的珍寶島事件，這次小小的軍事衝突也許不會引起白宮的注意。還從來沒聽說過在冷戰的最冷時期蘇聯對我們回報這樣一個遠離我們通常對話話題的事情，或任何事情。我們得出結論，在蘇聯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這次事件中蘇聯可能是侵略者而簡報包含了一個更大的陰謀。這一懷疑等到了蘭德公司阿蘭。懷廷對這一邊境衝突研究結果的證實。懷廷作出結論，因為事件發生地接近蘇聯的一個後勤基地而離中國的很遠，蘇聯可能是侵略者，下一步蘇聯可能對中國的核設施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如果中蘇戰爭即將到來，美國政府的位置必須定義出來。在我的能力範圍內，作為國家安全顧問，我下令予多部門綜論。
事實證明，對珍寶島事件直接起因的分析是個誤解，至少單獨來看。這是一個由誤解導致正確判斷的例子。最近的歷史研究顯示珍寶島事件是由中國挑起的，正如多勃雷甯指出，他們設下一個圈套引誘蘇聯的巡邏隊遭受慘重損失（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布的數字，蘇軍死58人，傷94人，被毀坦克、裝甲車達17輛，譯者注）。但是，中國的目的是防衛，與前文提到的中國的威懾概念如出一轍。中國計劃了整個事件，為了震懾蘇聯領導終止一系列的邊境侵犯活動，北京認為那是騷擾。主動威懾的概念包含先發制人的策略，不是為了軍事上打敗敵人而是給其以心理上的打擊使其不振。
中國的行動事實上取得了相反的效果。蘇聯沿著全邊境加重了騷擾，在新疆邊境蘇聯消滅了中國一個整團。在這樣的氣氛下，從1969年夏開始，美國和中國開始交換隱晦的信號。美國對中國放鬆了一些小小的貿易限制。周恩來釋放了兩個因駕艇駛入中國水域而被羈押的美國人。
在1969年夏季，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信號不斷冒出。蘇聯部隊在中蘇邊境的部署增加到42個師—多達一百萬之眾。蘇聯中級軍官滿世界向有相近軍銜的同行打探他們政府的反應，是否蘇聯要先發制人地打擊中國的核武裝備。
事態的發展使得美國政府加速考慮蘇聯大舉進攻中國的可能性。這次，問題的排列順序與那些實施冷戰外交政策的經驗完全相反。對於整個一代人，中國被看作是兩個共產巨人中最好戰的。美國從未想到在他們倆人之間的戰爭中站在哪一邊。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迫不及待地研究美國的態度這一事實證明了他們的孤立程度有多大以致於對美國的決策過程理解遲鈍。
但是，尼克松決定以地理政治考慮定義他的政策；在其中，任何力量平衡的根本變化都應有一個美國的態度，往大了說，一個政策。即使我們決定漠不關心，也應該是理智的而不是自動選擇。在1969年8月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尼克松選擇了態度，如果還不是政策的話。他提出了一個在當時令人震驚的論文題目，在現在的形勢下，蘇聯是更危險的一方，如果中國在中蘇戰爭中被「打碎」，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這句話實際上意味著什麼在當時並沒有討論。對熟悉尼克松思想的人來說，它暗示了在中國問題上地理政治優先於其它考量。追求這一政策，我下達了如下指令：一旦發生中蘇衝突，美國應採取中立立場，但在這一框架中盡最大可能向中國傾斜。
這在美國政策上是一個革命：一位美國總統宣布我們對一個主要共產大國的生存有戰略興趣，更別說我們跟她二十年來沒有一點有意義的接觸，還跟她打過一場戰爭和在兩場衝突中以拳相向。如何轉達這一決定呢？華沙大使級會談有兩個多月沒有召開了並且對於表達這一大幅度的變化可能級別太低。因此，白宮決定採取另一極端方式--把美國的決定轉化為一個公開看法，即中蘇衝突將影響美國利益的。
這時，在各種論壇上蘇聯發出戰爭威脅的好戰聲明如戰鼓轟鳴，美國官員被指示傳達美國不會被動和無動於衷的意思。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亥姆茲被要求作一個背景彙報，他透露蘇聯官員已經對其他共產領袖發聲要對中國的核設施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1969年9月5日，國務次卿艾略特。理查遜在對美國政治學協會的講話中表白：「兩個共產巨人之間意識形態上的差別不是我們的事情。但是，隨著爭吵將要升級到大規模地破壞國際和平和安全，我們不得不表示深切的關注。」在冷戰的語言詞典裏，理查遜的聲明警告：不管美國採取何種方式，都不會是漠不關心的，而其行動取決於它的戰略利益。
當這些措施正在設計之中的時候，主要目標就是創造一個對中國開放的構架。從那以後，我看過許多各方公布的文件，我現在知道蘇聯比我們當時意識到的更接近先發制人打擊，唯一使他們拖延工程的原因就是捉摸不定美國的態度。現在清楚，毛在1969年9月就感到打擊即將到來，他命令全體領導（除了周需要管理政府）疏散到全國各地，並報警給中國的核部隊（當時規模尚小）。
或是美國的言辭警告的結果仰或是共產世界內部的運作學的結果，兩個共產巨人之間的緊張關繫在那一年以後有所緩和，戰爭的直接威脅消失了。蘇聯總理阿列克塞。柯西金於9月坐飛機經印度—比經中國更遠--去河內參加胡志明的葬禮，在回程當中突然調轉機頭飛往北京。這種戲劇性的行為在國家之間不是下最後通牒就是為一個新關係階段開始示好。要依誰來看，兩者都不是，也都是。柯西金和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會談了三個小時—對一個在表面上還是盟友來說，這幾乎不算是歡迎。周恩來交給柯西金一份草擬的理解備忘錄，提議兩邊在北部邊境的相互爭議地區撤兵以及其它緩解緊張的措施。這份文件應當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後雙邊簽字。但那沒有發生。緊張在10月份又達到高點，毛下令中國的高級領導層撤離北京，國防部長林彪將全國部隊置於「一級戰鬥準備」的警戒狀態。
這樣中美接觸翻頁的空間就被打開了。開始，兩邊都作著後仰的姿勢—避免一方被看作是公開的第一次主動。美國是因為還沒有一個論壇把總統的戰略貼子正式發出去；而中國是因為不想在威脅面前表現軟弱。結果就是跳複雜的小步舞—兩邊都可以說沒碰到對方，在風格上誰都不用擔心熱臉貼冷屁股的尷尬，在形式上現存的關係可以繼續而不用照本宣科（「科」那時還沒有寫在「本」上）。在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期間，至少有十次美國和中國的外交官有過言語交換。這在當時就是相當顯著的交流了，因為之前雙方的外交官都互相躲著。當我們命令駐華沙大使沃特。斯托塞爾在下一次社交活動中主動接近中國外交官並表達對話意願時，死扣終於打開了。
這次的相遇背景是在波蘭首都舉辦的南斯拉夫時裝秀。美國外交官四處尋找在座的中國外交官。中國外交官看到幾個美國人交頭接耳並隔著房間對他們指指點點，立即起身離席，避免被捲入交談之中。美國外交官決心將命令執行到底，跟隨中國人而去。發現有人跟蹤，絕望的中國人加快了步伐，美國人開始跑了起來，並大聲呼喊：「我們是美國使館的人。我們相見你們的大使。。。尼克松總統說他要恢復與中國人的談話。」
兩個星期後，中國駐華沙大使邀請斯托塞爾到中國大使館會談，為恢復華沙會談作準備。重開論壇就得不可避免地碰到下面兩個問題。兩邊將要談什麼？談到哪裡為止？
這就要公開探討一下中國和美國領導人的在談判技巧和風格上的差別了。這些差別在這麼長的會談死結中是顯現不出來的，兩邊都認為這個死結為他們各自的目的服務：中國要求回歸台灣主權；而美國要中國放棄使用武力，雖然問題是中國兩黨之爭的一個結果。
既然現在兩邊都尋求進步，談判風格上的差異就顯得重要了。中國的談判家善於用外交將政治、軍事和心理因素統統編織到一個總括的戰略設計局中去。外交對他們來說就是戰略原理的詳細闡述。他們對談判過程不給予特殊的重視；他們也不認為開啟談判是一個特殊的變化形成事件。他們不認為個人關係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儘管他們會利用私人關係為他們的努力提供方便。他們對談話的死結沒有個人感情因素；他們把它當作外交機制不可迴避的結果。他們讚賞善意的姿態，只要它們有利於可定義的目標或技巧。而且，他們耐心地守待長期觀點，最後使不耐煩的會見人站在他們的一邊。
美國外交官的態度變化相當大。在美國政治體中占上風的觀點是把軍事和外交基本上看作區分開來的行動階段。軍事行動有時被認為是開創談判條件的必要，但是一旦談判開始，談判就被內在的邏輯主控著向前推進。這是為什麼在談判開始時美國都減少軍事行動，如在朝鮮，如在越南停止轟炸，在每個事件中用保證替代鴨梨，為了非物質的意願降低物質刺激（戰場上的收獲，譯者）。美國外交通常喜歡具體的而非一般化的，實際的而非抽象的目標。它鼓勵「靈活」；它感到有義務用新的提議打開死結—非本意地招致新的死結而不得不又提出新的提議。這些有可能被意志堅定的對手加以利用達到拖延的戰略目的。
在華沙會談中，美國人的脾氣帶來相反的效果。中國回到華沙會談是因為毛決定遵循老帥的建議尋求中美高層對話。但是美國外交官（與他們的總統相反）沒有想到—甚至不敢相像—這樣的突破；或者毋甯說，他們定義的突破就是給他們通過134次會議護理到現在的這一過程吹口活氣兒。一路走來，他們已經積攢了一打議程項目反映兩國之間的實際問題：雙方宣稱的債務問題；關在監獄的對方人員；貿易；武器控制；文化交流，等等。美國談判者關於突破的想法就是中方準備談論這些議程。
恢復後的頭兩次華沙會談分別在1970年2月20日和3月20日召開，會上雙方幾乎是對牛彈琴。作為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我不得不要求談判團隊重複我們的使館人員在追著中國外交官跑的時候喊的話：「美國準備考慮派代表去北京去直接與你們的官員討論或迎接你們的代表到華盛頓。」中國談判者標準性的重申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位置，但以一種溫和的形式。把台灣問題包裝在套話式的回應裏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動作：「為了緩解中美之間的緊張和從根本上改善關係」，中國願意考慮華沙渠道以外的大使級談話或其它形式的談話。它沒有把台灣問題的解決作為這樣談話的先決條件。
美國的談判者尋求避免這種形而上的路線。中國第一次提出時，他們根本沒有回應。之後，他們羅列了一連串談話要點，想把中國的全面關係回顧路線改道成圍繞著美國在二十年來毫無結果的會議中積攢起來的議程。
尼克松對這一路線失去耐心，肯定不比毛更小。「他們會在孩子還沒出生時就殺了他,」當尼克松看到談判團隊提交的計劃時生氣地說。但他不願意讓他們去談地理政治，因為害怕（國會的）彙報體制會燃起熊熊大火，並要求他在還不清楚中國的態度之前作出一系列的保證。毛的態度當時也捉摸不透。一方面，他要探索與美國和解之路。但他的意思是在1970年初傳遞的。那時，尼克松政府正面對抗議派兵柬埔寨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派兵的軍事目的是切斷河內進攻南越的供應線。）毛的問題是這些遊戲示威是否表示著世界革命的真正到來，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經常盼望而又經常失望的問題。如果中國這時接近美國，是不是正趕上世界革命的議程得到實現的時候呢？等待這一前景明朗消耗了毛在1970年的大部分時間。他以美國軍事介入柬埔寨為藉口取消了定期於5月29日的華沙會談。後來，華沙會談再也沒有恢復過。
尼克松想找一個不那麼官僚化的、自己能夠控制的對話平台。而毛每次作出一個堅定的決議之後，總是尋找直達美國政府最高層的途徑。兩人都得小心動作，以免提前暴露遭到蘇聯的絞殺或對方窒息這一倡議。當華沙會談終止時，美國的操作層面似乎感到放鬆了，因為這讓他們從擔心與北京談判而引來的國內政治風險中解脫出來。在那一年當尼克松和毛都在尋找高層對話途徑的時候，美國外交機構的低層人員從來沒對白宮提出問題--華沙會談怎麼回事--或建議重新開始。
兩邊都在走八卦圈，互相夠不著。兩邊選定的中間人為中美搭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1970年7月，尼克松趁全球訪問之機告訴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的主人他要尋求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高層會晤，並說他們可以自由地轉告北京。作為國家安全顧問，我把這點也告訴了讓。聖特尼，他是前法國駐河內大使，我的多年好朋友，也是中國駐巴黎大使黃鎮的朋友。簡言之，華盛頓選擇了一位中國的非盟朋友（巴基斯坦），一個爭取與莫斯科獨立的華沙條約成員國（羅馬尼亞）和一個強調戰略獨立性的NATO成員國（法國）。北京通過駐挪威奧斯陸（NATO成員）和--有點奇怪的—阿富汗喀布爾使館向我們傳遞了暗示。我們沒理會奧斯陸，因為那裡的使館不具備條件；喀布爾更是遙遠了。而且，我們再也不想通過大使館談了。
中國沒有理會直接的巴黎路線，但最終回應了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的姿態，毛與我們交流的方式太微妙太間接以致於我們沒有看到意思。1970年10月1日，毛又一次特邀斯諾會談。為了展示時機的重要性，毛讓斯諾站在他的身邊檢閱國慶大遊行。一個美國人站在主席身邊象徵了—或許有意地向中國人民展示—與美國接觸不僅是允許的更是優先的。
會談以一種複雜的方式進行。斯諾被交給一份會談記錄但他被要求只許間接引用其中的語錄，並且任何公開發表須拖延到三個月之後。中國人的想法可能是斯諾會將它交給美國政府而那時公開的記錄摘要就如上車後補的票。
可是，事情不是那麼回事，就像1965年那次會談沒有影響美國政策一樣。斯諾是PRC的長期朋友沒錯，但正是這點讓他上了白宮的黑名單，認為他是GC中國的同情者和宣傳者。他的會談記錄沒有到達政府的高層，就更別說白宮了。當這份文章幾個月後出現時，通信已經在其它渠道進行了。
有點遺憾的是這份會談記錄沒有到達我們的手中，因為毛作出了一些革命性的態度改變。過去的十年中，中國幾乎絕斷了與世界的聯繫。現在，毛甚至表示他很快就開始邀請美國各黨派勢力到中國來：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麼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鬆解決，在暫時。 
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秘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如果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
毛的態度從將美國妖魔化變為邀請美國總統對話。更令人驚奇的是毛對國內局勢的評價，這暗示了毛要停止文化大革命，對話將與一個新的中國開始。
【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予，後頭用 步槍 、迫擊炮。。。。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鬥。】
斯諾說毛還談到個人崇拜：
【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習慣是困難的。。。。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這些都是非同尋常的斷言。國家剛剛經歷過大動蕩，GCD組織幾乎癱瘓，只剩下對毛的個人崇拜黏繫著全國，而這時毛決心放棄一切。
那麼管理中國之船駛向哪裡呢？是毛以他特徵的橢圓弧步引導一個外國記者理解中國正欲展示一個新階段以達到中國與美國建立新關係的主要目標嗎？斯諾報導，毛相信：
【在中美人民之間不應有偏見，而只應有互相尊重和平等。今天是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於這兩國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於美國人民。】
尼克松從地理政治觀念出發，打破美國外交傳統，為了把中國拉回到國際大家庭而作緩解緊張的努力。但對中國中心論的毛，主要的景願不是國際體係而是中國的安全。為了獲得安全感，他願意移動中國政策重心吸引反轉聯盟—不過，不是以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名義而是中國社會的新方向—並向美國學習：
【要學你們美國的辦法，分到五十個州去。所以統統抓在我手裏不行啊，我管不了那麼多啊！（毛攤開雙手）】
後來，毛又肯定了由孔子的道德修養鑄就的傳統中國統治理念。他把一部分會見時間用來批評紅衛兵而不是美國人。說他們「一個是講假話，。。。 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
昨天還口中噴火的意識形態主義者今天穿著孔聖人的服裝。他的結束語好像帶有順應形勢的意思，或像他往常那樣，一語雙關？毛說，他是：「和尚打傘—」
（斯諾的英文記錄：「a lone monk walking the world with a leaky umbrella」，直譯過來是，一個孤獨的和尚拿著一把漏雨的傘走世界，譯者）
毛的最後一句話比他以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發起者的身份自稱是隱退到哲學含義上的一個孤獨的教師這一習慣性的戲謔式語言更具深意。其實這是中國的一個經典歇後語，要義在（毛沒明說出來）後半句：
「無發（法）無天。」
更直白的意思就是「Defying laws both human and divine--違反人類和神祗的法則」或「Neither God-fearing nor law-abiding--既不怕上帝又不守法。」
換句話說，毛的結束語比詞面意義更深遠。毛把自己當作一個在法律之上獨行的經典聖人。毛在戲弄他的講英語的會見人嗎？他認為斯諾能夠理解這一歇後語嗎？這通常對一個西方耳朵幾乎無法明白。考慮當時相關的圍氛，毛的歇後語很可能是說給國內的聽眾，特別是那些有可能反對他與可憎的美國和解的其他領導人。僅在美國對中國開放不久就出現了林彪叛變的危機—一個被指控為政變的企圖。毛實際上是宣布他要把世界再翻個個。在那個使命中，他不會受「人類和神祗的法則」約束，甚至他自己的意識形態法則。他在警告懷疑者躲一邊去！
毛的會見記錄文稿肯定在北京高層中傳閱，而在華盛頓它卻被忽視了。斯諾被要求推遲發表使得中國有時間開發一個官方的倡議。毛決定打斷中間人的傳話直接對美國政府高層發聲。1970年12月8日，周恩來的一封信送到我在白宮的辦公桌上，是由巴基斯坦大使直接從伊斯蘭堡帶來的手寫稿。北京的來信正式承認收到中間人轉達的訊息，並注意到尼克松總統對巴基斯坦總統阿噶。莫哈默德。葉海亞。汗表達的評論語。幾個星期前，葉海亞被白宮召見時，尼克松，當時正與蘇聯談判，說：美國不會參加「反中國陣營」並準備派一位特使在雙方方便的地方與中國高層接觸。
周恩來不提以前的事兒而直說，這是「來自元首，通過元首，直達元首」的訊息。強調這一答覆是毛和林彪（當時還是指定接班人）同意的，周邀請美國特使到北京討論「中國領土--台灣—問題休庭爭執」並指出它被「美國的外國軍隊占領了十五年。」
這是一個藝術性的文獻。周恩來到底要討論什麼呢？台灣回歸的問題還是美軍駐台的問題？其中並沒有提到美台共防條款。不管它是什麼意思，那是二十年來北京關於台灣問題語氣最軟的一次表達。邀請一個腐朽的資本主義代表到北京，當務之急的事情肯定不止是台灣問題，因為二十年來通過華沙會談的渠道一直在談，這必須是跟中國安全有關的問題。
白宮把這個問題的回答留給直接接觸以後。我們的回應原則上接受特殊的邀請但把他的使命定義為「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存在的廣泛問題討論。」—換句話說，美國特使不會同意把議題只局限在台灣問題上。
為了以防巴基斯坦渠道不那麼有效，周恩來又通過羅馬尼亞送過來一個平行的訊息，不知道什麼原因，它比巴基斯坦轉來的晚了一個月，在1月份才收到。同樣地，我們被告知這封信「毛主席和林彪都看過。」它也把台灣描述為中美之間的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但它添加了另一個新的因素：因為尼克松總統訪問過貝爾格萊德和布達佩斯—GC國家的首都—他也會在北京受到歡迎。鑒於過去二十年的全面對抗，只提台灣問題意義重大；換句話說，很清楚地，越南根本不是和解的障礙。
我們通過羅馬尼亞渠道也回覆了，接受特使的原則但拒絕了總統的邀請。在這樣接觸的早期，接受總統訪問還不是時候，更別說太冒風險了。為了避免含糊，我們表達了我們認為合適的議題，與通過巴基斯坦轉發的一模一樣，即美國準備討論一切雙邊關心的問題，包括台灣問題。
周恩來曾經分別在1970年10月和11月見過葉海亞總統和羅馬尼亞副總理。毛在10月會見過斯諾。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內這一連串的動作不僅僅反映外交戰術問題而是為大團圓結局而奏的大合唱。
但是，令我們吃驚和不安的是，三個月過去了卻沒有一點回音。也許因為那時南越在美國空中力量的支援下正朝著經過老撾南部的北越主要後勤供應線胡志明小道發起進攻。毛的另一隻眼睛好像也正盯著美國國內的反戰示威，因而另有想法？也許北京想按他們自己的步伐節奏走，裝出對戰術動作的藐視以掩蓋戰略上的熱切，這不算暴露弱點。更有可能的是，毛在國內有更棘手的問題處理（離林彪事件不到一年，譯者注）。
直到1971年四月初，我們才聽到北京的動靜。它沒有經過我們以前建立好的渠道，而是另辟蹊徑。這一招公開展露了中國想與美國交好的意願， 而且與美國政府行動無關。
這就是民間傳說的乒乓外交。其背景是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當時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第一次派體育代表隊參加國際比賽。當時，在中國的領導層對即將發生的中美兩隊相遇有過相當激烈的爭論。中國外交部起初建議在錦標賽上徹底避免遭遇，或至少要對美國隊態度冷漠。周把事情轉告給毛讓毛重新考慮。毛兩天未睡。一天深夜，服了安眠藥以後（毛經常失眠），毛伏案酣睡。突然，他從藥物的催眠中一激靈醒來，喊護士趕快給外交部打電話：
「把美國隊請到中國來！」
護士問他：「你吃過催眠藥的話也算嗎？」
毛回答：
「是的，每個字都算數。快點！要不就晚了！」
拿到毛的欽旨，中國的運動員借機邀請美國隊訪華。
1971年4月17日，這群年輕的美國人充滿好奇地發現自己站在富麗堂皇的人民大會堂跟 周恩來在一起，多少外國駐京大使都翹首以盼其身影而不得見啊。
「你們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關係的新篇章」， 中國總理肯定地說，「我相信中國人民會全力支援這一友誼的開始。」 
運動員們由於被不自覺地推入高層外交政治之中而目瞪口呆，他們無語。這迫使周趕快用一句問話結束會見：「你們不是這樣認為嗎？」—引來一片掌聲。後來，我們琢磨出這是中國特色的方式。
如慣常的中國式外交，毛和周同時在幾個層面上玩。在一個層面上，乒乓外交既是對美國一月份發出的訊息的一種回答。它向中國公眾展示了中國沿著其決定的事業走下去的承諾， 而之前只是通過秘密外交渠道。在那個意義上，這就是保證。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警告，即使秘密渠道阻斷，中國也將公開地將事業進行下去。那就是，北京有可能開展一場真正的「人民外交」。
周很快傳達外交渠道仍然是他選擇的方式。4月29日，巴基斯坦大使帶來又一封周親筆手寫的信，落款日期是21日。它解釋了三個月的沉默期是由於「當前的形勢」，沒有指是國內還是國際的形勢，但重申了接待代表使團的意願。周指名北京希望的特使是我，（當時的）國務卿威廉。羅傑斯，或總統本人。至於恢復關係的條件，周只提出美國從台灣及台灣海峽撤走武裝部隊—至今為止最無爭吵性的問題—而省略了台灣回歸。
到了那個時刻，這一秘密行動幾乎要與正常的（之前與北京打交道的）外交企業活動脫軌了。尼克松決定通達北京的渠道只能局限在白宮。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被告知周恩來來信的事情。這樣，在4月28日的一次公眾彙報會上，國務院的發言人仍宣布美國的立場是「台灣的主權問題是一個未決問題最終要由國際決議而定。」當國務卿赴倫敦召開外交會議第二天發表電視講話時，他評論了毛與斯諾的會談，稱對尼克松的邀請是「太隨便」和「不嚴肅」。他把中國的外交政策描述為「擴張式的」和「有點偏執妄想」。他還說，只有中國決定以某種方式回歸國際秩序並「服從國際法原則」以後，談判—甚至尼克松訪問中國—才能可行。
正是中國戰略的當務之急推動了恢復對話的步伐。北京政府發言人反駁台灣問題未決這一說法是「欺騙性的」和「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粗暴干涉。」但是指責的同時又稱讚（美國）乒乓球隊的訪問是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新發展。
五月十日，我們正式接受周恩來對尼克松的邀請，但堅持廣泛的議題。我們的通信這樣寫道：「在這一會議上，雙邊都可以提出任何主要關心的問題。」為了做好最高峰會的準備，總統建議我作為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手代表他打前道會見周恩來。我們指定了一個日期。其理由不是什麼高級政策。在春末夏初之交，內閣和白宮通常都有大量旅行活動，而那時正好有一架高等飛機有空兒。
6月2日，我們收到中國的回音。周告訴我們他「很高興地」向毛報告了尼克松接受中國的邀請， 並且他會在指定的那天在北京歡迎我。我們當時沒在意林彪的名字從他的通信中被拿掉了。
在短短一年之中，中美外交關係從水火不容的對抗移進到總統特使及其後的總統本人訪問北京。此一行是繞著雙方口水仗的邊緣但目力集中在地理政治戰略目標上而行走過來的，其結果構建了冷戰後期的國際大格局。如果那時尼克松聽取專家的勸告的話，他就會把中國的邀請當作條件先回到傳統的議題然後再考慮。那樣的話，這不僅會被當作拒絕，整個中美的接觸過程就會被兩國國內的和國際的壓力所壓倒。尼克松對即將出現的中美關係的貢獻與其說是他明白兩方的願望毋甯說是他能夠鋪開一個概念化的基礎，使得中國能夠與其休戚相關。對尼克松來說，對中國開放是總戰略設計的一部分，不是互相刺激的購物單。
中國領導人遵循了平行的路線。回歸現存的國際秩序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正因為他們認為現存的國際秩序不是他們插手形成的，因此跟他們無關。他們從來不習慣把自己的安全放進一個法律條框安排的主權國家共同體裏。美國至今還認為對中國開放是把她領到擺置好的（靜止的）友誼圓桌旁入座。但是中國領導人提到一個「勢」的高度—即掌握物體流動的藝術。
當周講到建立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時候，他表現的態度是促進一個新的國際平衡，而不是兩國人民關係的一個終止態。在中國的文獻裏，找不到用美國詞語堆砌的合法國際秩序。中國追求的是這樣一個世界：中國在其中以鬥爭共存的方式得到安全和進步，和平共存和鬥爭準備處於相等驕傲的地位。美國以首次共產中國之旅跨進這樣一個世界。
第九章  恢復關係：與毛周第一次相遇
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最具戲劇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進行的。尼克松認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獲得成功就必須保密。行動公開會啟動美國政府內部的複雜的許可程式，更要咨詢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方的意見。這將迫使我們將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們去之前又無從了解北京方面的態度。公開透明是政府運作的根本原則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國際秩序這一歷史機遇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於是我們一行經由西貢、曼谷、新德裏和拉瓦爾品第前往北京，代表總統進行一趟沒有聲張的發現之旅。我的隨行人員除其他美國官員之外，還有一個以北京為目的地的核心小組 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我本人，3個助手和兩名秘密特工。由於最後一個目的地的戲劇性，我們必須在每個城市進行令人厭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設計為枯燥無味的例行公事，好讓媒體不再跟蹤報導我們的行動。在拉瓦爾品第，我們消失了48小時，對外宣稱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於喜馬拉雅山腳的一個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裝身體不適） 但我們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華盛頓，只有總統和我的首席助手亞歷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當美國代表團在1971年7月9日抵達北京時，我們對微妙的中國式交流有所體驗，但對與北京如何進行實質性談判則毫無經驗，更不用說中國的待客之道了。美國對共產主義外交的經驗來自同蘇聯領導人的接觸，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羅米柯。他傾向於把外交變成一場對官僚意願的測試。他在談判中彬彬有禮但實質上毫不妥協 一有時候人們會感到他正在強制克制自己。
但中國在接待我們的秘密來訪以及在之後的對話中完全沒有強制克制的感覺。在之前的籌備工作中，他們在傳遞訊息時有時會莫名其妙地斷斷續續。但我們猜這跟文化大革命有關。現在則似乎沒有任何事干擾到我們東道主的泰然自若，他們看起來就仿佛歡迎來自美國總統的特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更接近中國傳統外交風格，而非我們與其他共產國家談判時見到的並且習慣了的裝腔作勢的風格。歷史上，中國的政治家善於用款待、慶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關係來達到他們治國的目的。這種外交風格非常適合於中國傳統的安全挑戰—在周邊不斷的武裝挑釁下保存一個平靜的農業大國。中國生存下來，並且通過巧妙的平衡藝術運用恩威並施加上輝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長期的強盛。
在我們這次行動中，接待服務不是在我們到達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蘭堡就開始了。令我們驚奇的是，一群會說英語的外交官已經被派到巴基斯坦，隨同我們旅行並在五小時的飛行途中幫助我們解除任何對不詳目的地的緊張情緒。他們先我們登上飛機，讓我們隨行的安全特工嚇了一大跳（差點拔槍，譯者，呵呵），因為他們受訓把穿毛式服裝的人當作敵人。在途中，這隊人開始驗證他們對我們的研究成果，練習他們的外交舉止，和為他們的總理收集我們使團個人性格方面的情報。
這個團隊是周在兩年前親手選拔的，那時與美國開放的想法剛剛萌生，在四位元帥的報告以後。中方陪同人員有唐龍彬（外交部部長助理）、章文進（前大使，外交部歐美和海洋事務專家）、毛的侄孫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譯）和能力非凡的唐聞生（南希）（布魯克林出生，後隨家回國參加革命，外交部翻譯和咨政）。後兩位年輕女性據說是毛派的人。兩位外交部的官員在被派來前接受任務的反應跟四位老帥一樣，都需要周對他們親自解釋這不是考驗他們而是毛的親自部署。這些都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
當我們的飛機在中午降落時，葉劍英元帥—中央軍委副主席，毛推薦的研究中國戰略選項的四大元帥之一—在北京機場歡迎我們，這象徵著PLA支援新的中美關係。元帥用中國造長版高級（紅旗）轎車載著我們一行，車窗掛著黑色窗簾，一路安靜地駛向釣魚台。這是一座位於北京西郊由紅牆圍著的皇家園林宮觀，裡面有以前皇帝釣魚的湖，現在是國賓館。葉建議我們稍事休息，四個小時以後周過來歡迎我們並進行第一輪談話。
周主動來見我們是一個相當禮貌的姿態。一般的外交禮節是訪問代表團在一個東道主國的公共建築裏被接見，特別是當賓主的官銜等級相差很大的情況下（周是總理；而我是國家安全顧問，相當於內閣部長秘書，相差三級）。
我們很快發現我們的中國主人給我們安排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遊玩日程，好像告訴我們幸存二十年的隔絕之後，他們現在並不特別著急搞定一個實質性的協定。我們計劃在北京呆48小時。我們不能延長我們的逗留時間因為我們要趕到巴黎開越南方面的會議；我們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總統座機，它把我們帶到北京。
當我們看到日程表時，我們注意到有一個四個小時的參觀紫禁城節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時，八個小時就沒了。事實上，第二天晚上，周還沒有空兒，他要會見北朝鮮政治局的成員。這是預先定好的不能改變了—也許不是為了掩蓋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兩個晚上16小時的睡眠，那麼就剩不到24小時的時間供在過去二十年中有過戰爭、接近戰爭並且沒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觸的兩個國家舉行第一次高層對話。
事實上只安排了兩次正式談判：在我們到達當天4：30-11：30PM，7個小時；和第二天12：30-6：30 P M，6個小時。第一次會談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按中國外交程式，由美國作臨時「東道主」。第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由中國作東道主。
可以說中國表現出來的若無其事的態度是一種心理壓力。當然，如果我們沒有取得進展，尼克松將大為困窘。但如果過去兩年裏我們對中國外交活動的分析是正確的話，既然情況已經緊迫到促使毛澤東發出邀請，那麼美國特使的拒絕也會讓北京處於棘手境地。
對抗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這正是我們出現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於轉移美國人對越南的注意力，毛的決定是為了迫使蘇聯在同中國進行軍事對抗之前投鼠忌器。雙方都輸不起。雙方都知道此舉所關係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見的共同分析中，雙方都決定要集中探索對方對國際秩序的看法。既然這次訪問的最終目的是開始探究兩國之前的敵對外交政策是否可以達成一致，那麼概念化的討論，儘管 有時聽起來更像兩個國際關係學教授而不是現任外交官在對話， 其實是實用外交的終極表現。
當天晚上，當周恩來總理抵達的時候，我們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達中國公開重複了這一歷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徵意義，因為國務卿約翰•杜勒斯曾經在1954年的日內瓦大會上拒絕同周握手。那次輕慢令中國耿耿於懷，儘管中國一再聲明它沒有造成影響。然後，我們一起走進一間會議室，賓主在一張蒙著綠色桌面呢的會議桌旁分兩邊面對面坐下。這裡，美國代表團第一次感受了這位半個世紀來跟隨毛經受了革命、戰爭和動亂的傳奇人物的風采。
周恩來
在我六十年的公眾生涯中，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比周恩來更迷人的人物。中等身材（基辛格說他是小個，譯者注），優雅，富於表情的面孔上嵌著一雙黑寶石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能夠以超人的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發現對手心理的細微變化，從而占主導地位。當我與他相遇時，他已經追隨毛四十年並作了二十年的總理。他是毛和毛的宏偉規劃中的群眾份子之間不可缺少的調解人，他把毛的宏偉藍圖變成具體的項目。甚至，許多中國人感激他能把毛的規劃過分之處調到可以容忍的幅度。
這兩位領袖的差異反映在性格上。只要有人群，毛就是以主導的巨人出現，而周是細雨潤土式的。毛的激情能夠壓倒對手；而周的智慧能夠說服或超越對手。毛是嘲笑式的；周入木三分。毛認為自己是哲學家；周把自己當作管理者和談判家。毛熱心於加速歷史行程；周滿意於充分發揮現狀。周經常說：「一個好舵手能夠駕風乘浪。」當這兩位偉人湊在一起時，分工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不是在正式職位的意義上，而是在周的性格行為的深層方面。
後來，有人批評周做了過多的軟化毛的衝擊力而沒有抵制他的事。當美國使團見到周的時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沒結束，而他是一個大都市型的，受過外國教育的並且還是與西方接觸的積極促進者—這些都令他容易成為革命的靶子。他是文革的給力派還是踩煞車的人？當然，周為了政治生存把他的熟練管理技巧借給了政治實施，他個人可能對此十分厭惡。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躲過了60年代的打倒一大片，而其他當世領導人則無一倖免（他最後也受到攻擊，到了1973年後半年，他實際上已經被移出辦公室了）
周和我終於面對面坐下來共同探討我們兩個以前互有敵意的國家和解是否真正可能。周邀請我作為客人先講兩句開場白。我已經決定不提兩國隔離的細節問題而把重點放在地理政治前景下的中美兩國關係發展。我的開場白包含了一些華麗的詞藻：
「許多訪問者都來到過這塊美麗的，對我們來說仍然是神秘的土地。。。。」
在此，周打斷說：
「你很快就會發現她不神秘。你跟她熟悉以後，她就不像以前那樣神秘了。」
揭開對方的神秘面紗是定義我們面對的挑戰的一個巧妙設計，但周更進了一步。在他面對二十年以來第一個美國使團的講話中，他強調恢復友誼是新關係中的一個主要目標—就跟他對美國乒乓球隊說的一樣。
不過，這有點是一個硬腦殼的不帶感情的友誼概念。中國GCD領導人依然保持了一些傳統的蠻夷管理風格。在其中，對方會以被加入中國俱樂部的「老朋友」身份而受恭維，這一「哥們兒」姿態使分歧在感情上更加複雜化和對抗變得痛苦。當他們進行「中央王國」外交時，中國的外交官會誘導對方首倡中國喜歡的選項而使得默許更像授予對方優惠。
但同時，個人關係的重要性超乎外交戰術的意義。中國的外交從幾千年的經歷中汲取的教訓是，在國際關係中，每個問題明顯的解決方案通常是一堆相關問題的引子。因此，中國的外交家認為保持關係的連續性是一個重要任務，或許比文件更重要。與此相比較，美國外交傾向於把問題分解成自成一統的小單元，然後依其自身的優劣逐一解決。在這樣的任務中，美國外交官也重視個人關係。差別是中國領導人不將「友誼」僅僅局限於個人資質而更是長期的文化、國家和歷史聯繫；美國人則看重對方的個人資質。中國的友誼概念往往是通過培植非實體的利益保持關係的長久性；而美國的概念是通過社交接觸促進正在進行的活動。有時，中國人肯為站在朋友一邊的聲譽花點價錢（當然不是無限的）--比如，毛在尼克松（因「水門事件」）遭到反彈被迫辭職下台後仍邀請他到北京（此是後話）。
一個經常被中國領導人應用的文化特點是他們的歷史觀—用與西方不同的時間範疇思考的能力。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領導人相對來說，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在一段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上都只能代表一小段。中國過去的輝煌時期和規模給中國領導人披上歷史永恒的衣缽讓對方自感謙卑。外國的會見人會被感受到他站在大自然的軌道中間而他的行動早已命中注定為中國歷史的前進火車作縮寫注腳。
在我們到達北京後的第一次交談中，周大膽地斷言美國的歷史比中國長，似乎作為歡迎我們的禮帽姿態。不過，在接下來的話中，他又回到傳統的觀念：
「我們是太平洋兩岸的國家，你們有200年的歷史，而我們從新中國成立算起只有22年的歷史。因此，我們比你們年輕。至於古代歷史，每個國家都有—美國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印加帝國。遺憾的是他們的象形文字沒有保存下來，丟失了。至於中國古代歷史，一個最好的特點就是書寫文字，根據歷史文物記載，它包含了4000年的遺產。這對我們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有利。」
全面地，周試圖尋求一個新的國際關係路線，強調從孔子學說到共產主義發展出來的新的道德規範：
「毛主席多次說過我們絕不作超級大國。我們爭取的是，所有的國家，大的小的，都一律平等。不僅僅是兩個國家平等的問題。當然，我們兩國能在平等的基礎上談判是一件好事情，我們可以交流看法，尋找共同點，和把我們的分歧擺在桌面上來。為了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真正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國與國打交道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這是不容易的。」
在第一次會晤時，周就一刀斬斷這個「歌迪亞死結」（這是個源出於古希臘傳說的成語，歌迪亞（Gordius）是公元前四世紀小亞細亞地區的一個國王，他把一輛牛車的車轅和車轭用一根繩子係了起來，打了一個找不到結頭的死結，聲稱誰能打開這個難解的Gordian knot誰就可以稱王亞洲。這個結一直沒有人解開。到了公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拔開身上的佩劍，一下子就把這個死結斬開了。譯者加注）。
基辛格：我要問總理你要如何進行下去。我們可以二者選其一：我們可以雙方先交換問題，保留答案在最後；也可以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討論。你覺得怎麼樣好？
周：你的意見呢？
基辛格：我不堅持。一種可能的方式是，因為周總理先表達了對台灣問題的看法，我們也可以談我們對印度支那問題的看法。然後，我告訴總理我對他的台灣聲明如何反應，他再告訴我他對我的印度支那觀點的反應。或者，我們一次討論一個問題。
周：怎麼都行，你決定。你說什麼都行。你可以先說台灣問題或印度支那，或一起來，因為也許你們認為它們是有聯繫的。
基辛格：我認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聯繫的。
周沒有堅持台灣問題是優先問題也沒有堅持先決條件。最後，我們把從台灣撤軍當作是解決印支戰爭的條件。
周在台灣問題上的實質立場是我們以前在136次華沙會議上聽到過的，他在第一天的長長的討論中又措辭小心地重述過。美國政府必須承認PRC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接受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情的自然邏輯」決定了美國必須「在一段有限時間內從台灣以及台灣海峽撤走全部武裝部隊和銷毀它的軍事設施。」隨著這一過程的進行，美國-台灣防衛條款最後就「不存在了。」
對美國而言，問題不是承認一個中國，因為兩邊都如此宣稱，而是把承認北京是「一個中國」的首都放進一個與國內政治需要相匹配的時間框架中去。這需要接下來幾屆總統的努力，小心地熟練地走一條平衡木，既要不斷加深與北京的關係，又要創造條件保持台灣的經濟繁榮和民主。秘密之旅僅是個開端。中國領導人，儘管強烈堅持他們的立場，但沒有把它推向攤牌。
周在越南問題上作出的模樣和我在台灣問題上一樣，顯得即不作出直接的承諾也不著急。周仔細聽取我的演說並提出尖銳的問題；然而他又適可而止，沒有施加一點道德上的鴨梨，更別說威脅了。好像中國對越南無論任何援助都是有歷史淵源的，而不是戰略或意識形態上的，他解釋道：
「我們的祖先欠過他們的債。解放以後我們就沒有責任了，因為我們推翻了舊制度。然而，我們對他們仍然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情，當然，不等同於政治和軍事支援；這是一個巧妙設計的方式向我們表達中國不會軍事介入和在外交上壓我們。
在第二天人民大會堂的午宴上，周突然提到文化大革命問題。毫無疑問我們在外面也看到了，他說，但他想要他的客人理解中國是如何走到—儘管是曲折地—當前中美領導會談這一步的。
毛尋求淨化GCD和沖破官僚結構的隔障，周解釋道。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毛在D政機構之外創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的任務是將社會體係回歸到真正的意識形態淨地。這一決定事實上製造了動亂，正像各個紅衛兵組織不斷增大地追求自立和互不相稱的政策。確實，按照周的數算，在不斷擴大的混亂局勢中不同單位和地區都組建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保護自己。這些分立的紅衛兵組織互相武鬥，對相信共產主義普遍真理和祖國統一的人民是一個震撼。到了這個地步，在全國取得了打倒官僚和堅定信念的進步以後，毛主席要求PLA恢復秩序。
周是處在一個微妙的位置上作出上述解釋的，他肯定得到毛的指示去做的。他明晰地尋求遠離文化大革命但保持對毛的忠誠。毛應該會看這份講話文稿。那時，我就想周的話表達什麼意思。周說，有一次紅衛兵甚至把他鎖在辦公室裏。但另一方面，周又說他沒有主席高瞻遠矚，主席看到了革命需要新生力量的需要。
為什麼向二十年中第一次來的美國代表團作如此的表白？因為目標是越過正常化到達友誼的層次上去。這裡，「友誼」的準確理解是戰略合作。為此，必須把中國定義成為一個克服了內部動亂因而更堅定可靠的國家。周暗示，在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能夠作為一個團結的國家與任何外敵對抗，因而是對付蘇聯的潛在夥伴。周在下午的正式會議上把這點整明確了。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舉行，福建是一個省，在北京和台灣的行政區劃分中，台灣和那些近海島嶼都屬於這個省。
會議開始，周表述了中國的戰略藐視態度，即使所有能想到的敵人都聯合起來反對她：
「你喜歡講哲學。最壞的情況就是中國再次被分割。你們可以聯合起來，蘇聯占領黃河以北，你們占領長江以南，之間東部地區可以留給日本。。。
如果這樣的大動作發生了，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會準備如何應對呢？我們準備用人民戰爭作艱苦卓絕的抵抗，與你們進行長期鬥爭知道最後取得勝利。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犧牲一些生命，但是這樣的事情我們不得不想。」
據說，周是在毛的特別指示下「誇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擔心蘇聯侵略，但他不想表達出憂心，更別說表現出有求於人了。對於天下大亂的描述是他試探美國態度的一招，避免了直接問會暗含憂心：把潛在威脅極致化和把中國抵抗的堅強意志明朗化。沒有任何美國情報估計構想過這樣一個催化性的偶發事件；沒有一個美國政策制定者考慮過這樣一個全球性的大衝突。然而在他的環視範圍內沒有確認明確的主要憂心問題—其實是蘇聯的進攻—這樣中國就不是一個求情者。
儘管表面上明白，周的演說是個微妙的路線，將話題引到關於戰略合作的討論。在大西洋地區，在若隱若現的威脅面前，我們與友善國家為盟。他們願意將口頭承諾變成法律義務以得到安心。中國領導人反其道而行之。中國如何準備孤力堅持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即使在核威脅下，反對一切敵人的大聯合是那個年代中國標準的口頭禪。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把自力更生變成一種武器，也是以戰略平行為基礎的相互支援的方式。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相互義務肯定不能寫在法律文件上，而是寓於共同的戰略看法之中。儘管中國沒有要求外部支撐，但基於共同的戰略考慮，它會自動起來，如果她的夥伴不以為然，中國也沒必要跟他扯。
在第二天會議要結束時，在必須會見他的北朝鮮同志之前，和我們不能更改的離別時間大約18小時前，周提到了尼克松訪華的問題。之前，我和周都相互瞟過，但有意迴避先說，誰也不想應付拒絕或表現得像個求情者。周最後優雅地進入話題，就像它是個步驟問題（決定雙方已經心照不宣，譯者）。
周：你對訪問的公告怎麼想？
基辛格：什麼訪問（裝傻，譯者）？
周：只提你或是也提尼克松總統的訪華？
基辛格：我們可以宣告我的訪華並且說毛主席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他接受了，在原則上或在明年春天一個固定的時間都可以。你喜歡那種？我認為兩件事一起提好。
周：那麼，是不是能夠叫我們兩邊召集些人在一起草擬公告呢？
基辛格：就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草擬。
周：兩個訪問。
基辛格：那好。
周：讓我們試試。。。。我6點有個約會到10點。我的辦公室對你開放。或者你們回到住處討論。你們可以吃晚飯，看個電影。
基辛格：我們10點見。
周：好的，我會去你們的住處。我們將工作到深夜。
正如當時發生的，公告在當天晚上做不出來，因為在誰邀請誰的問題上雙方爭執不下。一邊想讓另一邊看上去更積極。我們把分歧分開。草稿需要主席的同意，而毛已經上床了。毛最後批準了這樣的說法：「獲悉尼克松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願望」，周恩來「發出正式邀請」，尼克松「欣然接受」。
在星期天，7月11日下午，我們離開的飛機起飛前，我們終於完成了關於尼克松總統訪華聲明的草擬通稿。「我們的公告將震撼世界」，周說。代表團乘飛機返回，隱瞞著心中的興奮等待世界被震撼。我在聖克萊門特號稱「西部白宮」向尼克松作了彙報。7月15日，在北京和洛杉矶，同時地，秘密之旅和尼克松訪華的消息公之於眾。
尼克松中國之行：與毛的會見
7個月後，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抵達了北京。對這位總統來說這是勝利一刻，這個死心塌地的反共者發現了一次地緣政治機遇並大膽地抓住了它。作為他所具有的堅韌品質的象徵，也是他所開創的新時代的象徵，尼克松希望獨自走下「空軍一號」 與周恩來相見。周恩來身著筆挺的毛式服裝，迎風在停機坪等候；中國軍樂隊演奏著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象徵性的握手為周拂去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冷臉的不快。但是作為一個歷史性事件，整個過程過於悄然無息了。當尼克松的車隊駛入北京時，路上完全沒有旁觀者。他的抵達在晚間新聞中作為最後一條播出。
儘管開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義，但雙方當時尚未對最後的聯合公報完全達成一致——特別是在台灣問題的關鍵段落上。慶祝還為時尚早，中國不想削弱自己在談判桌上泰然自若的姿態。而且，中國領導人知道讓尼克松臉上太有光彩更會使越南小兄弟暴跳如雷。在盟友的首都公開展現他們的敵人肯定會加重中越兩國的緊張關係。
作為補償，我們的主人以邀請尼克松與毛會晤替代公開的歡迎。其實，「邀請」不是一個準確的詞語描述毛怎麼會見客人的。會晤從來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從天而降。這是古代皇帝召見儀式的現代版。毛邀請尼克松的第一個信號出現在我們抵達之後不久，有人告訴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見面。他對我說：「毛主席想要見總統。」為了避免產生尼克松被傳喚的印象，我詢問了一些關於接見順序安排的技術問題。周一反常態，以不耐煩的態度回答說：「既然主席邀請他，就希望很快見到他。」在尼克松中國之行剛剛開始的歡迎儀式上，早在談判開始之前，毛就表現了他在批準國內和國際會晤方面的權威。在周的陪同下，我們乘坐中國產（紅旗牌）轎車前往毛的住所。美國的安全特工不準隨行，媒體也只能被事後通知。
我們穿過一道位於北京的東西橫貫線——共產黨革命之前這座城市的古城牆就沿這條線矗立——上的大門，來到了毛的住所—中南海。中南海裏的路沿著湖邊逶迤蜿蜒，湖的另一邊坐落著高官的宅所。
毛的居所看起來沒什麼特別，但稍稍與其他房屋拉開距離。我們看不到崗哨或者其他權力的象徵。小小的前廳幾乎被一張乒乓球台完全占據了。我們被直接帶到了毛的書房。這是一個不大的房間，三面牆是書架，書架上雜亂無章地擺滿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書。屋子的一角擺了一張簡單的木床。這個以無上權威統治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統治者希望被看做一個哲人君主，無需用傳統的威嚴象徵來彰顯他的權力。
毛從一組圍成半圓的沙發中間站起身來，一個助手陪在他身邊以防需要扶持。我們後來才知道幾周前他因心臟和肺部患病而導致身體虛弱且行動困難。克服了行動不便之後，毛澤東展現了非凡的意志力和決斷力。他用雙手握住尼克松的雙手，對他露出了非常親切的微笑。這張照片後來刊登在所有中國報紙上。中國人會非常熟練地運用毛的照片表達氣氛和政策的方向。當毛陰沉著臉時，暴風雨就要來了。當毛用手指點客人時，這表示導師對他的「學生」有所保留。
會見讓我們第一次親身體驗毛的詼諧簡約的談話風格。大多數政治領袖用要點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思想。毛以蘇格拉底式風格推進他的想法。他一般以一個問題或觀察開始邀請對方評論。然後，他又用另一個觀察承接前者。最後，這一大堆問題、觀察和諷刺性評論彙總到一個方向上，但通常不是一個有約束性的承諾。
從一開始毛就不像要與尼克松談論哲學或戰略的樣子。在從上海來北京的路上（因空軍一號需在上海暫停，換上中國的領航員，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被派去陪伴總統一行）尼克松曾對喬冠華說過他很想跟主席談哲學。毛知道在座只有我一人是哲學博士，他指著我說：「今天讓他一個人主講好了。」好像習以為常，毛在他的客人之間挑撥「矛盾」。
毛也不想談時政。
尼克松把問題用如下語言組裝起來：
「比如，我們必須問自己—當然只在這間屋子裏—為什麼蘇聯在你們的邊境有比在西歐邊境多的軍隊？我們也必須問自己，日本的未來如何？日本是不是—我知道我們之間有分歧—是不是中立好一點，毫無防衛力量，或與美國有些關係？。。。（我的）問題是，人民共和國面對的危險是蘇聯侵略還是美國侵略。」
毛不上鉤：
「那些煩人的問題我可不想談。」
他建議那些可以跟總理談。
那麼，毛到底想通過這一曲折拐彎的對話表達什麼呢？也許最重要的訊息都在不談之中。第一點，經過二十年在台灣問題上锱铢必較以後，這一問題都沒提出來。所有與台灣有關的話是如下進行的：
毛：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同意我們見面。他叫我們「共匪。」他最近講了話，你看到了嗎？
尼克松：蔣介石稱毛主席是「匪」。主席怎麼稱呼蔣介石？
周：我們一般叫他們「蔣幫」。在報紙上我們有時也叫他們「蔣匪」；輪到他們，就叫我們「共匪」。我們互相罵。
毛：實際上，我們跟他的交情比你們跟他的長。
沒有威脅，沒有要求，沒有定期，沒有提到過去的積怨。在一場戰爭，兩次軍事衝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級會談之後，台灣問題不那麼急迫了。它被置放一邊了，至少是在當時。
第二點，毛想表達的是尼克松是受歡迎的。第三點，毛想把中國對美國的任何威脅排除掉：
「在目前，來自美國的侵略和來自中國的侵略不是個問題；也就是說，它不是個大問題，因為目前形勢下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戰爭狀態。你想把一部分軍隊撤回到你們的土地上；我們的不到國外去。」
這句話隱含排除了在越南有像在朝鮮那樣中國大規模出兵干涉的擔憂。
第四點，毛想表達的是他在對美國開放的過程中遇到過挑戰但現在克服了。他給林彪送了一付嘲諷性的碑文，後者在1971年9月13日政變流產以後坐一架軍用飛機逃離中國的山海關（原文指北京，譯者）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
「在我們國內也有一個反革命集團反對我們與你們接觸。結果是他們登上了一架飛機飛往國外。。。。至於蘇聯，他們最後去收屍去了，但他們什麼也沒說。」
第五點，毛讚許加速雙邊合作和鼓勵具體事情具體商量：
「我們這邊處理事情也很官僚。比如，你想有些私人層面上的人員交流那樣的事情，還有貿易。不是決定具體事情，而是停滯在我們堅持不先解決大問題就不談小問題。我自己就堅持那個立場。後來我看到你是對的，我們就打乒乓球。」
第六點，他強調他對尼克松個人的好感，他說他個人喜歡跟右翼政府打交道因為他們更可靠。毛，這個大躍進、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作出令人吃驚的表白：他投過尼克松「一票」，並且他「比較高興右派掌權」（至少在西方）：
尼克松：當主席說投我一票時，他是在兩個魔頭中挑小的。
毛：我喜歡右派。人們說你是右派，共和黨是站在右邊的；英國首相希斯也是右派。
尼克松：還有戴高樂將軍。
毛：戴高樂是不同的問題。他們還說西德的基督民主黨也是右邊的。我比較高興右派掌權。
儘管如此，他說如果民主黨在華盛頓得到權力，中國也會與他們建立聯繫。
在開始的時候，毛顯示出準備好了大方向，但沒對將要開始的談判有任何具體指示。還不知道在台灣問題上能否找到一個共同的說法（其他問題好像基本上都解決了）。大方向定了，毛提醒如果我們達不成一致的聯合公報，要有耐心克服困難。毛爭辯說不要把後退當作失敗而要努力趕上。眼前的大戰略設計太重要了，它在其他所有問題之上—即使是台灣問題。毛勸告雙方不要斤斤計較在一個談判問題上：
「談得好就好，沒有一致也好，如果我們只糾纏在死結上有什麼好處呢？為什麼我們非得達成一個結果呢？人們會說。。。如果我們第一次失敗了，人們會講我們為什麼第一次沒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們走錯了路。那我們第二次成功了，看他們怎麼說。」
也就是說，即使因為什麼看不到的原因將要開始的談判又成僵局，中國仍會堅持爭取在將來與美國達成戰略合作的理想結果。
在會晤將要結束的時候，毛，這位繼續革命的預言家，對他以前妖魔化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總統強調意識形態再也不與兩國關係相關了：
毛：（毛指著基辛格）我認為，一般地說，像我這樣的人就像大炮。（周大笑。）我講那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敗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建設社會主義。」
毛接著吼吼大笑，暗指那些對這一在過去二十年貼滿全中國的標語認真的人。毛最後以嘲諷、戲謔並令人安心的語言結束了談話：
「你不是我們要打倒的人。他（指基辛格）也不是。如果你們倆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在我們的個人安全得到長期保證和我們的非意識形態關係得到最高權威的批準的情況下，兩邊開始了長達五天的對話和宴會，又有觀光旅遊穿插其間。
尼克松-周的對話
實質性的問題被分成三個範疇，第一個是雙邊合作反對霸權的長期目標—「霸權」不言而喻暗指蘇聯的詞語。這一問題由周和尼克松，也包括我，討論。我們每天下午至少見三個小時。
第二個是一個討論經濟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論壇，由兩邊的外交部長帶頭。最後一個是聯合公報的草擬小組，有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我領頭。草擬工作會議每天在晚宴後進行。
周和尼克松之間的會議是兩國元首（在某種意義上）之間的特殊相遇。尼克松集中地把美國政策的概念路線圖攤開在對手面前。鑒於雙邊的出發點，尼克松有必要讓對方聽到一個美國目標的權威性的可靠的指南。
尼克松對這個角色再合適不過。作為談判家，他不願面對面地爭執—甚至有意迴避-這有時使意思模糊。但他言簡意赅。在我認識的十幾位美國總統中，他對長期的國際趨勢有獨到的把握。他利用這十五小時給周展示了他對中美關係景願及其世界影響的構想。
還在我進行秘密之旅的途中，尼克松就對駐台北大使簡述了他的看法。這位大使將不得不十分痛苦地跟他的東道主解釋美國在未來的幾年將把政策腳步逐漸從台北移向北京：
「我們必須記住，他們（台北）必須有準備面對事實，就是一步接一步地與那邊—中國大陸--逐漸恢復正常關係。不是因為我們愛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在那。。。。何況，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尼克松預言，儘管中國內亂和貧窮，她的人民的傑出能力終將中國推進世界大國的行列：
「好吧，你就想一想，如果任何人用一個完美無暇的政府機制管理大陸。我的好上帝呀。。。世上無人能比，我的意思是，你讓八億人民在一個完美無瑕的體制下齊心盡力工作。。。他們肯定是世界領袖。」
回到北京現在時，尼克松在正點上。無論他對共產體係有什麼負面看法，他不是到中國來對他們的領導人灌輸美國的民主和自由企業原理—肯定也沒用。尼克松在冷戰中尋求的是一個在部滿核武器的世界上的穩定國際秩序。這樣，在第一次與周的會談中，尼克松表達了對革命者真誠的敬意—儘管他早年認為他們的勝利是美國政策的失敗：
「我知道你們深深地相信你們的原則，我們也深深地相信我們的。我們不要求你們在原則上讓步，就像你們不會讓我們讓步一樣。」
尼克松承認他的原則讓他—如許多美國人—支援反對中國的政策。但是世界變化了，現在美國利益要求華盛頓適應這些變化：
「我的看法，因為我在艾森豪威爾政府工作過，那時與杜勒斯先生的相似。但是從那時起世界變化了，美國與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也必須改變。正如總理在與基辛格博士談話中說到，一個好舵手必須能夠駕風乘浪，不然他就會被潮流吞噬。」
尼克松提議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礎上。假如雙方的國家利益清楚並考慮到穩定的需要，或至少為了避免災難，這會給中美關係帶來可預見性：
「只在這裡說，總理知道我也知道友誼—這點我感到我們個人之間有—不可能是一個有建樹的關係的基礎，至少友誼不是唯一的。。。。作為朋友，我們可以同意某些優雅的語言，但除非那種語言達成的協定服務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它不會有太大意義。」
採取這樣的路線，坦誠是真誠合作的門票。正如尼克松對周說：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坦誠相見並認識到我們不會做不符合我們雙方利益的事情。」
尼克松的批評者把這類話語稱為一種自私的版本。
然而，中國領導人經常引用這些原話作為美國可靠的保證—因為它們精確、可計算、而且是互惠的。
在此基礎上，尼克松提出一個美國在亞洲的長期作用—即使從越南大部分撤軍以後。不一般的是他把它當作「相互利益」而表述。二十年來，中國的宣傳攻誨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存在是殖民壓迫並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它。但是尼克松在北京堅持地理政治當務之急超越意識形態—他人在北京這點就說明了問題。有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北京不再可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上。他在這趟旅行之前就對我說過：
「我們不要對美國的世界作用感到抱歉。過去不必，現在不必，將來也不必。我們也不必主動講清楚美國將如何做。好的，換句話說，光著膀子（英語裏常說：丟了襯衫—輸光了—的同義語，譯者），拍著胸脯，我們撤退，我們會這麼做，那啥，還有其它的。因為我想我們必須說，好的，‘美國威脅誰了？你想讓誰玩這個角色？’」
尼克松訴求的國家利益在絕對意義上是很難用來規範國際秩序的。作為行動準則，定義國家利益的條件太廣，解釋幅度太大。需要價值認同相協調。
當中國和美國隔著二十年的裂縫第一次打交道時，兩邊的價值明顯不同，如果不是對立的話。在所有困難面前取得國家利益的共識就是最有意義的調和。意識形態只能使雙方走向對抗，在廣泛的邊緣問題上互相角力。
那麼，實用主義夠用嗎？它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也可以很容易使衝突尖銳。每一方都比另一方更了解自己的目的。依其國內團結的地位，以實用主義角度作出的退讓會被國內的反對派稱為展示軟弱。因此，每一方都想把價碼抬高。在第一次與中國打交道時，問題是如何認同或使其認同利益的定義。尼克松-周的談話提供了認同的總框架，上海聯合公報是通向它的橋梁，但是在其中關於台灣的段落上有過相當的爭論。
上海聯合公報
通常地，聯合公報的適用期很短。它只定義氣氛而不是方向。但是總結尼克松訪華的聯合公報不是這麼回事。
領導人都喜歡製造一個聯合公報完全代表他們的想法和談話的印象。最好雙方領導同意每個標點符號，而且是通常努力如此的。富有經驗的睿智的領袖知道怎麼做好。尼克松和周都明白迫使領袖們在短期峰會內字字斟酌是無益的。通常，即使意志堅強的人—不是這樣的人也湊不到一起—在時間和媒體的壓力下也不能解開死扣。因此，聯合公報通常都由外交家事先大部分寫好帶到會議上來。
故事回到1971年10月，我專為此行第二趟來到北京。當時行動的程式碼叫波羅-II（Polo II），因為在我們命名秘密之旅為波羅-I（Polo I）以後，我們就沒有想像力了。波羅-II的主要目的就是同意一個在四個月以後尼克松訪華結束時總統和中國領導人都能接受的聯合公報。
我們在北京政府結構剛剛經歷了一次大震蕩的時候到達北京。幾個星期前，毛親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一個陰謀，其完整程度還沒有被官方合盤端出。各種解釋都有。當時領先的看法是林彪，這位「小紅書」的編集者，貌似認為中國的安全依靠文化大革命原理比依靠跟美國搞動作更可靠。還有人提示，在當時，林彪實際上反對毛拉近務實的周和鄧，因意識形態上的嫉妒而採取保衛自己的戰術。
當我和隨從7月20日抵達北京時，危機的痕跡尚存。從機場到住地的途中，我們經過一些熟悉的標語「打倒帝國資本主義和它的走狗！」有些還是用英語寫的。在國賓館我們的房間裏也有相同主題的傳單。我讓我的助手把他們收集起來交回給中國同級的官員，就說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
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長在陪我去人民大會堂見周的時候注意到了那些政治尷尬。他專門讓我注意看牆上覆蓋住舊標語的新標語，這回上面用英語寫著：「歡迎亞非拉乒乓錦標賽！」其它的標語都被刷掉了。周提到那些笑笑對我們說，我們應該看實際行動，而不是言辭的「空炮」—幾個月後，我們又從毛嘴裏聽到這個詞。
聯合公報的討論開始很平常。我先拿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尼克松看過同意的草稿。在那裡，雙方肯定將致力於和平並在一系列未決問題上加強合作。在台灣問題一節上是空白。周接收了草稿作為討論的基礎，並答應第二天早晨作出中國的改進和另種說法。
下面發生的卻不是我們合計好的。毛干預了，毛讓周停止草擬這種「臭大糞的聯合公報。」他可以把GC主義高調說成是「空炮」，但他顯然不準備放棄它們作為GC幹部的指南。他讓周堅持在聯合公報裏加進GC正統信念作為中國的立場。毛革命一生的基本點就是和平只能在鬥爭中出現但不是它的終止。中國不怕對美國嗆聲。
周按毛的指示作出了他的表述。他用了一些不妥協的語言闡述中國的立場，留出空頁讓美國闡述它的。
（以下譯者引用上海聯合公報有關段落作比較如下：）
中國方面聲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中國決不做超級大國，並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有權維護本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干涉、控制和顛覆。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回本國去。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援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援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七點建議以及在今年二月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的說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堅決支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複興委員會」的主張；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援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堅決主張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聯合國關係印巴問題的決議，立即把自己的軍隊全部撤回到本國境內以及查谟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堅決支援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維護獨立、主權的鬥爭以及查谟和克什米爾人民爭取自決權的鬥爭。
原來周的草稿（也是我的）是一種陳詞濫調，就像跟蘇聯簽的那種，雙方既不認真也不執行。現在，起初我嚇了一跳。後來，我反轉一想，這種不正統的格體好像解決了兩邊的問題。每一方都可以重申他們的信念，這樣對國內聽眾和不安的盟友也好交代。分歧在過去的二十年是人所共知的。對比正好凸顯了共同取得的一致點。在沒有外交代辦或充分安全的通信渠道情況下，我無法跟華盛頓聯絡，但我有充分信心知道尼克松會怎麼想。於是我相應加強了美國的立場：
美國方面聲明：為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對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和消除衝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這種和平是公正的，因為它滿足各國人民和各國爭取自由和進步的願望。這種和平是穩定的，因為它消除外來侵略的危險。美國支援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美國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以便減少由於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的危險，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願進行和平競賽，讓行動作出最後判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一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美國強調：應該允許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一貫的首要目標是談判解決；越南共和國和美國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點建議提供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基礎；在談判得不到解決時，美國預計在符合印度支那每個國家自決這一目標的情況下從這個地區最終撤出所有美國軍隊。美國將保持其與大韓民國的密切聯繫和對它的支援；美國將支援大韓民國為謀求在朝鮮半島緩和緊張局勢和增加聯繫的努力。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善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紐帶。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美國贊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停火繼續下去，並把全部軍事力量撤至本國境內以及查谟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美國支援南亞各國人民和平地、不受軍事威脅地建設自己的未來的權利，而不使這個地區成為大國競爭的目標。
這樣，一個在中國土地上由中國新聞機構發布的聯合公報讓美國重申了它的承諾：「支援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干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並宣稱了與韓國和日本的緊密關係。特別是提出了新國際秩序的看法，否定任何一個國家的霸權和允許各國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發展自己。
至此，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條款是關於「霸權」的一條，它說道：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沒有明說，但聯盟就建立了。在幾近迂腐的修辭學掩飾下，結論是令人震驚的。不到6個月前還是敵人，現在聲明他們聯合起來反對蘇聯圈的任何進一步擴張。這是個的的確確的外交革命，下一步肯定將討論抵制蘇聯野心的戰略措施。
當然，戰略的持久性取決於台灣問題上的進步。到了尼克松訪華的時候，台灣問題已經被雙方從各個角度加以探究過了。
談判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程度，雙方的外交家需要兩者擇其一。一個戰術是—這確實也是傳統的路線—先擺出最高的姿勢，然後逐步下台階，直到可以保持的最低姿態。這種戰術喜歡被熱衷於保護他的國內地位的談判家採用。然而，儘管開始「堅強」，過程則表現出逐步放棄最初的叫牌而顯得身段變軟。另一方有可能被誘惑得寸進尺。這樣，談判就像一個拉力賽。
避免強調過程而非實務，可取的路線是開叫就接近判斷出來的最可維持的結果，「可維持」的定義在抽象意義上就是雙方都有保持的利益。對台灣問題來說，這有點難度，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雙邊退讓的空間比較窄。因此，從一開始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就提出我們判斷是一個建設性的發展立場。尼克松在2月22日把從以前交流經驗提煉出來的東西提升成五項原則。它們是全面性的但同時也是美國退讓的底線。未來將在這個框架裏行駛。這五項原則是：
--肯定一個中國的政策；
--美國不支援台灣內部的獨立運動；
--美國不鼓勵日本插手台灣事務（鑒於歷史原因，是中國特殊關心的）；
--支援北京和台北之間的任何和平解決方案；
--承諾繼續關係正常化。
在2月24日，尼克鬆解釋了當美國遵循這些原則時台灣問題可能如何在國內演變。他的意圖是，他確保，正常化在他的第二個選期完成，美國也將在那段時間裏從台灣撤軍—但他告誡他不處於作出正式承諾的位置上。周回應道, 兩邊都有「困難」, 沒有「時間限制」。
原則和務實主義就這樣存在於一個模糊的平衡當中，喬冠華和我草擬了上海聯合公報的最後部分。關鍵的地方就一個段落，但它花費了兩個通宵才產生出來。它這樣寫道：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這一段落把幾十年內戰和敵意合折進一個肯定的一般性的原則之中，這一原則北京、台北和華盛頓都可以接受。美國以承認海峽兩岸任一邊的中國人信念來處理一個中國的政策。這一表達式的靈活性讓美國在其後的幾十年把自己的立場從「承認」移位到「支援」。台灣得到了經濟和內部民主發展的機會。中國得到了對其在台灣和大陸之間的「核心利益」的承認。
儘管有時出現過緊張，上海聯合公報達到了目的。在它簽字生效以來的四十年中，中國和美國都沒讓這一問題中斷兩國關係發展的慣性。這是一個敏感的有時緊張的過程。整個期間，美國肯定了和平解決重要性的看法，而中國則強調了最終統一必然性的信念。每一邊都採取了有克制的行動，並尋求避免強迫對方考驗自己的意志強度。中國宣布了核心原則但在實施時間上保持靈活。美國一直是務實的，具體事情具體處理，有時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內鴨梨影響。就整體來說，北京和華盛頓都以中美關係為重。
儘管如此，任何人不能錯把暫時的平衡當作永恒的狀態。從來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放棄對最終統一的堅持，或可以期望如此。同樣，不可預見美國領導人會放棄企望那一過程的和平方式的信念，或改變美國的看法。政治家需要防止政策漂移到雙方不得不互相考驗對方信念的性質和強度那一點。
餘波
尼克松中國之行是為數不多的令國際事務出現重大改變的國事訪問之一。中國重新進入世界外交舞台，美國戰略選擇增加，從而令國際體係有了新的活力和彈性。尼克松訪華之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和日本的領導人先後訪問中國。中國和美國之間磋商的密集程度甚至在正式的盟國之間都是罕見的。
接下的幾個星期，美國有一種歡呼的情緒。許多美國人歡迎中國回到她原來所屬的（確實是）國際大家庭，並把這一新的事態當作國際政治的一個永恒特徵（其實不是）。尼克松（天性懷疑）和我都沒有忘記中國執行以前政策的堅定性與當前一樣，而且她的領袖即使現在如何優雅迷人地禮遇我們，不久之前在相反方向的事業上依然邁著堅定的步伐。我們也不能假定毛—或他的接班人—放棄他們奮鬥一生的信念。
未來中國的政策是一個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複合材料。對中國開放只是一個合作機會，在那裡利益可以協調一致，分歧可以移開。在和解的時候，蘇聯的威脅是一個動力，但更深層的挑戰是建立合作信任，使得其後幾十年幾代領導人有緊迫感。這同樣促使美國方面的變化。中美和解的回報不是永久友誼或價值河蟹而是全球平衡的調整，這需要雙方領導人不斷地精心呵護，也許，總有一天，會達到價值河蟹。
在這一過程中，每一方都是自己利益的監護人。並且，每一方都把對方當作與莫斯科關係的杠杆。正如毛不厭其煩地指出，世界不是靜止的；矛盾和不平衡是自然規律。反映這一觀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把尼克松訪華描述成是中國「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加強自己」的一個實例。
雙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會真的一致呢？這些利益能否有一天讓雙方擺脫流行的意識形態，從而避免對立情緒造成的混亂？尼克松對中國的訪問為應對這些挑戰打開了一扇門，但是這些挑戰如今仍然存在。
第十章  準聯盟：與毛的談話
秘密之旅為重建中美關係搭橋。尼克松訪華為兩國戰略合作開啟了新篇章。合作的原則樹立了，框架還得搭建。上海聯合公報的語言暗示了一種聯盟。但中國的獨立自主姿態使得形式與實質的連接困難。
隨著歷史記載國際交往，聯盟就出現了。有各種原因促使聯盟：把各個盟友的力量團結在一起；提供互相援助的義務；在當時戰術行動之外增加威懾。中美關係的特殊之處是兩邊都在沒有正式義務之下協調行動。
這種事態就是中國國際關係觀念的內在特性。宣布中國「站起來」後，毛可以向美國伸手，但絕不會承認中國的力量不足以對付任何可能的挑戰。他也不會接受在任何時候出現的超出國家利益之外提供援助的抽象義務。中國在毛領導時代的早期只有一個聯盟：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與蘇聯，中國在展現新的國際身份時需要支援。後來，她在1961年與北朝鮮結成友善合作互助聯盟，其中包括一個在受到外敵攻擊時互聯防禦的條款，至今有效。但那更像中國歷史常見的附屬國關係：北京提供保護；北朝鮮的回護是無關緊要的。與蘇聯的聯盟在一開始就有問題，大部分因為毛不接受哪管一點點服從的暗示。
尼克松訪華之後出現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不是文件上書寫的正式相互保證。它也不是心照不宣的聯盟，基於非正式的觀點一致。它是一種準聯盟，從與毛的談話—1973年2月和11月—和與周的長時間討論—1973年--中逐漸浮現出來的。從那以後，北京不再抵制美國力量的投影—就像尼克松訪華之前那樣。相反，在中國明顯的戰略設計中，她把美國當作與「北極熊」玩平衡的砝碼。
在新關係的早期，中國領導人還有時繼續放意識形態的「空炮」反對美帝國主義，但是私下裏，他們會批評美國官員在外交政策上太克制。事實上，在整個七十年代，北京比美國公眾或國會議員更支援美國行動隨心所欲。
「大連橫」：中國反包圍
最初的一年，這一設計缺少一個毛批準的執照。在與尼克松的會談中，他指明了大方向，但又非常自負地拒絕討論任何戰略戰術問題，也許因為那時上海聯合公報還沒出爐。
毛在與我的兩次長談中作了補充。第一次是在1973年2月17日深夜，11：30PM-1：20AM。第二次發生在1973年11月12日，5：40-8：25AP M。談話內容說明了他們的範圍。第一次談話之前一個月，黎德壽--北越的談判者—和我簽署了巴黎和平協定，結束了越南戰爭。第二次談話之前，美國在1973年的阿以戰爭中力挽狂瀾，將阿拉伯世界對蘇聯的依賴扳到美國這邊來，特別是埃及。
在兩次情況中，毛在挑選的媒體面前熱情地表揚了中美關係。在二月份，他評論說美國和中國曾經是「敵人」，但「現在我們兩國的關係是友誼。」進一步，毛給出了行動的定義。因為毛喜歡用寓言，他選了我們最不必擔心的問題開始，就是中國對美國訪華官員的情報工作。這是一種間接表示夥伴關係又不必要求回報的方式：
我們不講假話不搞陰謀詭計。我們不偷你們的文件。你可以故意把它們放哪裡來試試我們。我們也不上樑偷聽。那些小伎倆沒用。對於大動作，小伎倆也不管用。我對你們的新聞記者斯諾說過，我們也有情報機關，和你們的一樣。他們不好使（周總理大笑）。例如，他們不知道林彪的事（周總理大笑）。後來，他們也不知道你要來。
當然， 最不可觀的前景就是美國和中國各自放棄收集對方的情報。如果說中美關係走進一個新時代，重要的是雙方透明並闡述平行的計算。但是限制情報機關的活動卻不是最好的開始。主席傳遞了一個透明度的訊息但同時也是警告他不吃那一套。作為問題介紹，他混合著詼諧、蔑視和戰略考慮回顧了與蘇聯的交往：
毛：他們想通過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與我們講和，他們勸告我們不要在意識形態領域繼續鬥爭。
基辛格：我記得他來過這裡。
毛/周：很長時間了。
周：那時他第一次來中國（用英語說的）。
毛：第二次柯西金自己來的，那是1960年。我對他宣布我們要與他鬥爭一萬年（大笑）。
翻譯：主席說的是一萬年的鬥爭。
毛：這次，我對柯西金讓步了，我說原來我說這場鬥爭要搞一萬年。可憐你親自跑來一趟見我，我減去一千年（大笑）。你看我有多慷慨。一旦我讓步，就是一千年。
基本的訊息仍然是一樣滴：合作是可能的但還沒有戰術動作，這個經歷過一切可以想像的衝突的老兵是不可以被欺騙的。在深層，它是個警告，即如果和解中斷，中國會變成一個堅韌可怕的敵人。
在一年前對尼克松談話時，毛免提台灣問題的實質性。這次為了排除任何威脅，我直接把台灣問題從中美關係切開：「美國與我們的關係應該與我們與台灣的關係分離開來。」毛建議美國應該像日本做的那樣「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然後我們兩國才可能解決外交關係問題。」但是，至於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毛告誡：「那很複雜。我不相信和平過渡。」毛然後轉向外交部長姬鵬飛問：「你相信嗎？」在與在座的其他中國領導人商談以後，毛拿出了主意—沒有時間鴨梨：
毛：他們就是一夥反革命分子。他們怎麼與我們合作？我說咱們先乾，現在可以不管台灣的事兒，讓它等待一百年以後吧。這世上的事情沒有那麼快。幹嘛要著急呢？不就是個一千多萬人的小島嘛。
周：他們現在有一千六百萬。
毛：至於你們與我們的關係，我看不用一百年。
基辛格：我肯定。我認為那要來得更快。
毛：但那要你們來定。我們不催你們。你們感到需要，我們就幹。如果你們感到現在不可能，那麼我們就推遲到以後。
基辛格：這不是需要的問題；是實際可行性的問題。
毛：那都一樣（大笑）。
在毛的典型的自相矛盾的風格中，這裡有兩個同等重要的意思：第一個，在台灣問題上北京不會放棄她使用武力的選項—確實可能某一天期待如此；但第二點，至少在眼前，毛推遲這一天，就像他說的等一百年以後。這個玩笑有意為主題掃清道路，那就是喬治。坎南的大包圍理論的軍事應用—蘇聯如果被阻止擴張的話，會由於內部的緊張而垮台。但是坎南的原理主要針對國內政策和外交行動，毛意圖用所有能利用的鴨梨直接對抗。
毛告訴我，蘇聯代表全球性威脅，必須在全球範圍內加以抵制。不管其他國家怎麼做，中國會抵抗攻擊，即使她的軍隊不得不撤退到中國內地的深山老林裏打遊擊戰。但是與美國和其他有共同想法的國家合作會加速勝利，而勝負的分曉已經由蘇聯的長期內虛所決定。中國不會求援也不會以合作作為互換條件。但她準備採用與美國平行的戰略。結合鍵是共同信念，不是正式義務。毛爭辯，堅決的全球性包圍蘇聯這一政策肯定能成功，因為蘇聯的能力不配他的野心：
毛：他們不得不對付這麼多的對手。他們得對付太平洋。他們得對付日本。他們得對付中國。他們得對付南亞，那包括好幾個國家。而他們只有一百萬軍隊在這裡—還不夠自我防衛，作為進攻部隊還少了點。他們不可能進攻，除非你們先讓他們，你們先給他們中東和歐洲，那他們就騰出部隊到東邊來。再增加一百萬。
基辛格：那不可能發生。我同意主席，如果歐洲、日本和美國握緊在一起，並且我們正在中東作著主席建議的事--那麼對中國攻擊的危險就很小了。 
毛：我們也正拖著他們的一部分軍隊，這對你們在歐洲和中東有利。例如，他們有軍隊在外蒙古部署，至晚在赫魯曉夫時代那裡還沒有。那時，他們沒有在外蒙古部署部隊，因為珍寶島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以後。它發生在勃列日涅夫時代。
基辛格：那是在1969年。這就是為什麼西歐和中國和美國在這段時間協調行動非常重要。
毛：Yes。
毛鼓勵的合作不只局限於亞洲。沒有一點粉刺的意思，毛鼓勵美國在中東軍事介入以抵制蘇聯—這正是中國宣傳機器雷鳴般鼓噪反對的「帝國主義侵略。」1973年阿以戰爭後不久，薩達姆。侯賽因去了莫斯科，伊拉克引起毛的注意並把它加進他的全球戰略局中：
毛：現在有個關鍵問題，就是伊拉克問題，巴格達。我們不知道是否你們可以在那個地區做點工作。對我們來說，可能性不大。
周：那麼做比較困難。有可能同他們建立聯繫，但讓他們改變取向要花一點時間。如果他們在那裡遭了罪，他們有可能改變取向。
周正在建議有必要採取協調的政策讓伊拉克為對蘇聯的依賴付出大代價使得它不得不改變取向—就像埃及（也可能是出自自身的體驗而拐彎抹角地評論盟友如何都會厭倦蘇聯的沉重愛戴）。以這樣的方式，毛評估了中東各國的力量和弱點，幾乎一個不落。他強調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作為蘇聯擴張障礙的重要性。除了伊拉克，他還對南也門擔心。他強烈要求美國在印度洋增加力量。他是個真正的冷戰大師，美國保守派都會為他鼓掌。
日本指定是毛的協調戰略的一支主要力量。在1971年的秘密之旅時，中國領導人還對美日聯盟耿耿於懷。周曾警告我們要小心日本；他說，如果你們扶植日本經濟複蘇到了挑戰我們的地步的話，現在的友誼會萎縮。在1971年10月，他又強調日本「羽翼已滿，正待起飛。」我回答，尼克松在他的訪問中也詳加說明，日本孤立比處在國際秩序裏--包括與美國為盟--更有問題。到了1973年我們與毛談話時，毛接受了這個說法。他現在鼓勵我多花點精力在日本並培植日本的領導：
毛：讓我們談談日本吧。這次你要去日本呆幾天。
基辛格：主席總責怪我對日本的態度。我對主席的意見是嚴肅的，這次我逗留兩天半。他說的很對。不讓日本感到孤立和沒人搭理是很重要的。我們不應該給他太多的想法亂說亂動。
毛：那就是不要使他們倒向蘇聯一邊。
美國跟中國的全球協作如何實施呢？毛建議每一方都明確提出一個國家利益概念並在自己認為需要的時候行動：
毛：我們也說，在同樣的情形下（毛用他的手指了指），就是你們的總統坐在這裡說的，每一方用他自己的辦法按自己的需要行動，那樣的結果就是兩個國家手挽手行動。
基辛格：是的，我們面對同樣的危險。我們可能有時用不同的辦法但為了一個相同的目標。
毛：那就好。只要目標一致，我們不會傷你們，你們也不傷我們。我們一起共同對付那個雜種（大笑）。事實上，有時我們會批評你們一會兒而你們也批評我們一會兒。那個，你們總統說，是意識形態影響。你們說，你們GCD滾開。我們說，你們帝國主義滾開。不這麼說不行啊。
換句話說，每一邊都可以用任何意識形態口號武裝自己滿足國內的需要，只有它不干預反對蘇聯危險的合作需要。意識形態歸屬於國內管理；它離開了外交政策。只要目標一致，意識形態的「軍備競賽」可以是有效的。
在政策執行中，毛也能夠很務實；在它的概念形成過程中，毛總是努力找出相互重疊的原則。毛不是當了半個世紀的意識形態領袖後才突然變成務實主義者的。坎南的大包圍理論主要應用於歐洲和大西洋關係。毛的是全球性的。在毛的概念中，受蘇聯擴張主義威脅的國家「應該連成一條橫線—美國-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毛在1973年2月首次對我提出這一概念，以此解釋這組國家如何開展與蘇聯的鬥爭。這就是所謂的「大連橫」戰線。
我們同意這一分析的實質。但是中國和美國國內體制對實施這一方略的要求不同。兩個有如此差異的政體如何執行同一個政策呢？對毛來說，概念和實施是一回事兒。對於美國來說，特別是在當時水門事件醜聞將尼克松的威信大打折扣後，困難在於爭取公眾和我們的盟友的支援共識。
反對蘇聯的「大連橫」戰略反映了中國對國際局勢的冷靜思考。這出於她自己國家的戰略需要。但完全基於國家利益則提升了這一總戰略的模糊度。它依賴於所有國家能夠在每種情況下都作出有比較性的計算能力。美國，中國，日本和歐洲的聯合肯定戰勝蘇聯。但如果有的國家計算不同怎麼辦—特別是在沒有法律義務約束的條件下？如果，恐怕正如中國所不願，有些夥伴認為最好的力量平衡是美國歐洲日本與蘇聯聯合而非中國那又怎麼辦？。。。這樣，在中美合作的關鍵時刻，兩國領導人坐下來討論準聯盟的各個元素國可能如何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這種關係。中國獨立自主的概念使得中國領導人很難相信他們的夥伴甘願冒和他們一樣的風險。
在應用「大連橫」概念方面，毛這個矛盾專家遇到了一連串不可迴避的矛盾。其中一個就是這一概念與中國的獨立自主想法不相吻合。合作取決於獨立計算結果的彙總。如果他們與中國吻合是沒問題的。但如果各方有差異，中國的懷疑態度就會自發產生並增長到難以克服的程度。
大連橫概念是西方的共同安全概念的肌肉版。但在實踐中，共同安全更容易以共同公約因子運算。前者是以某一個有著詳細的地緣政治設計藍圖的國家信念為基礎。而後者正是美國在它領導的聯盟中實踐的經驗。
這些在任何全球安全體係都本質存在的困難當然也困擾著毛，特別是對美國開門並沒有像他原來設想的那樣使美國對蘇聯關門。毛之轉向美國是基於他相信美蘇兩國的分歧最終不會導致兩個超級核大國之間有任何重大妥協。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共產黨在三四十年代 「統一戰線」 的戰略應用。在尼克松訪華以後，就有標語出現：「利用矛盾一個一個地消滅敵人。」毛假定美國對中國開放會使蘇聯疑心倍增也使美蘇之間的緊張倍增。在對中國開放之後，蘇聯開始對華盛頓爭相邀寵（毛可沒對華盛頓「邀寵」，譯者）。兩個核超級大國接觸頻頻。儘管一方面美國清楚地發信號表明它把中國當作國際秩序中的基本力量並在她受到威脅時支援她，美國另有選擇這一事實與這位老革命家的本能意識相抵觸。
大連橫的麻煩毛已經檢查到了，就是如果力量計算決定行動的話，中國的軍力是個軟肋，可能需要美國的某種支援，至少在當時。
這就是為什麼在合作對話的每一個階段，毛和其他中國領導人都堅持設計一個保留中國的行動自由和自尊的提案：就是說，中國不需要保護，必要的話，中國能夠獨自處理任何可測的風雲危機。他們使用「共同安全」的修辭外皮兒，保留自己往裏添餡兒的權利。
在1973年兩次與毛的談話中，他都強調了一點：中國藐視任何形式的壓力，特別是核壓力。他說，如果核戰爭消滅了中國所有三十歲以上的人， 它可能幫助中國取得統一語言的長期益處：
「如果蘇聯朝我們扔原子彈，殺死所有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那就解決了中國複雜的方言問題。因為像我這樣的老年人不會說普通話。」
當毛向我詳細講解如何把侵略者引進一個充滿敵意的人口陷阱（即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譯者）之中時，我問：
「如果他們只用炸彈而不派軍隊怎麼辦？」
毛回答：「我們怎麼辦？也許你可以組織一個學術委員會去研究一下。我們會讓他們暴打我們，直到把他們的資源消耗光。」
影射美國在中國行動時仍喜歡研究，說明毛即使提出大連橫理論也在其中考慮了中國獨力支撐的可能情景，還有點繪聲繪色。毛和周（還有後來的鄧）都強調中國在「深挖洞，廣積糧。」並能夠以「小米加步槍」生存幾十年。一方面，這種誇大其詞可能是為了掩蓋中國的不給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對如何面對災難性的全球戰爭而作的嚴肅分析。
毛反復地拿中國在核戰爭中的生存能力開玩笑，有時甚至帶點清風拂面式的幽默，被西方觀察家看作是神經錯亂，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削弱了他們（參加大連橫戰線）的決心，因為這種玩笑撩起了核戰爭恐懼。
其實，毛最擔心的是面對流行的「相互保證毀滅」威懾原理。「相互保證毀滅」取決於引發全面毀滅的一個給定百分比的能力。假定對手也有相當能力。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安全體係即基於此點。這一全球自殺的威脅怎麼可能不是一種誇張呢？毛把美國對此依賴的態度解釋為不敢使用其他武力手段。後來，毛在1975年的一次談話中，一刀切中冷戰核威脅兩難困境的要害：
「你們對核武器有信心，你們相信。但你們對你們自己的軍隊沒有信心。」
中國如何？暴露在核威脅之下無還手能力？毛的回答是，基於歷史表現和經年日久的忍耐性，中國HOLD住。沒有其他社會能夠想像這是一個可信的安全政策，在她失去幾億人口和大部分城市被占領以後最終取得勝利。這一差距定義了中國和西方在安全概念上的不同。中國的歷史驗證了中國有能力克服其他人不可想像的壓迫並最後以文化和廣袤加之於征服者而取得最後勝利。其實，這一信仰已深深根植於她的人民和文化之中，以至於毛對他們的日常表現產生厭世的反面思考。不只是有太多的中國人；更還有他們文化的堅韌性和他們人際關係的親密性。
但是，西方領導人，更能聆聽人民的聲音並做出回應，沒有準備給他們的人民提供這樣的安全保障。對他們來說，核戰爭是可證明的最後一帖藥，而不是標準的手術步驟。
中國的獨立自主控不總是被美國理解。習慣於用安慰性的儀式加強我們與歐洲的聯繫，我們不總是能正確判斷相近的聲明對中國領導人的心理影響。當亞歷山大。黑格上校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在北京見到周時，他用標準的NATO語氣說尼克松政府會抵制蘇聯包圍中國的努力。毛的反應語氣強烈：
「包圍中國？我要他們來救我？笑話！。。。他們關心我？那真是‘貓哭死耗子’。」
在1973年11月我的訪問結束時，我對周提議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建立一個熱線電話，作為減小偶然性戰爭風險的措施。我的目的是給中國一個參與美蘇武器控制談判的機會以免中國懷疑那是孤立中國的陰謀。毛卻不同地看。
「有人想借給我們一把傘，」他說。
「我們不要，一個核保護傘。」
中國不與我們共享核武的觀點，更別說共同生存；她仍用「以夷制夷」那一套分化「邊疆」。中國歷史的噩夢是蠻夷拒絕被利用，聯合起來用他們的優勢兵力或直接征服中國或割據中國。中國人認為，這一噩夢從來沒有完全消失，中國把自己鎖定在與蘇聯和印度的敵對關係中，並對美國也不是沒有懷疑。
兩國對蘇聯的態度也有根本差別。中國喜歡採取不妥協的對抗姿態。美國在抵制對國際秩序的威脅方面也同樣不妥協。但我們對在其他問題上改善關係持開放態度。對中國開放震動了莫斯科；這也正是我們的目的之一。事實上，在我的秘密之旅之前，我們同時也試探尼克松與勃列日涅夫的峰會。北京峰會先到的一個很大原因是蘇聯試圖把莫斯科訪問作為先決條件。當尼克松訪華的消息公布後，蘇聯很快就放棄了這一戰術。中國當然注意到在這一三角關係中華盛頓距離莫斯科和北京比後兩者之間更近。這引來了中國領導人對緩和政策的尖刻評論。
即使在中美關係的高潮，毛和周也會有時對美國戰略靈活性表示擔憂。美國的意圖是「站在中國的肩膀上招呼蘇聯嗎？」美國的「反霸」承諾是個陰謀嗎？西方在欺騙中國，還是西方欺騙自己？無論如何，實際效果就是將「蘇聯的壞水」引向東方。這大致是1973年2月周談話的主題：
周：也許他們（歐洲）想把蘇聯的壞水推向另一方—東方。
基辛格：不管蘇聯進攻東方還是西方對美國都是同樣危險的。美國不占便宜，如果蘇聯進攻東方的話。事實上，如果蘇聯進攻的話，向西方比向東方好說，因為我們有更多的公眾支援抵抗。
周：是的，因此，我們相信西歐把蘇聯推向東方的願望也是個幻覺。
毛，總是把想法執行到目的終結，有時把美國也當作他的辯證戰略思想的一部分。
毛：因為陷在越南的泥潭中你們吃了不少苦，你是否認為如果他們陷在中國這個泥潭裏他們會好受一點？
基辛格：蘇聯？
南希。唐：蘇聯。
毛：然後，你們可以讓他們陷在中國的泥潭裏，半年，一年，兩年，三年或四年。然後你們就用手指捅蘇聯的後背，就是說為了和平你們必須把社會帝國主義打倒。也許你們開始可以幫他們做生意，說你想反對中國，要什麼我們都幫助。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們互相了解動機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在攻擊中國這點上我們絕不故意地與他人合作。
毛：（打斷）不，我不是那意思。你們那麼做的目標是打倒蘇聯。
毛一語中的。這在理論上對美國來說是個可行的戰略。缺少的是一個領袖想到它和民眾支援它。這種抽象的運作在美國是達不到的，也是不欲取的；美國政策從來不可以僅僅依靠權利政治。尼克松政府對待中國安全的重要性是認真的。在實際中，美國和中國交流了大量訊息並在多方面領域合作。但是華盛頓為了自己的安全不可能放棄針對另一個國家的戰術自主權，不管多麼重要。
水門事件的影響
正當美國和中國的戰略構想將要重疊的時刻，水門事件危機險些使關係進步脫軌，這件事削弱了美國處理地緣政治挑戰的能力。總統的倒台對北京來說不可理解，因為他開啟了對中國的開放。尼克松的辭職和副總統傑拉德。福特跟上接班導致主動的外交政策失去國會支援。軍費預算也備受爭議。另外，還有對關鍵盟友土耳其實施禁運；和國會對情報部門展開公眾調查。美國防止蘇聯在發展中國家冒險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為國會通過了戰權法。美國滑向一個國內癱瘓的位置上—一個非選總統面對不友善的國會—這給了蘇聯機會，有些中國領導人甚至認為這都是美國從一開始就設計好的。在1975年處，國會行動制止了美中聯手在柬埔寨建立聯合政府的努力，那是蘇聯包圍圈中國的弱處。在那種氣氛下，以中國的眼光看，緩和政策就變成毛所說的「影子拳擊」，只創造外交進步的幻想，不是現實。中國領導人給美國人(也給許多西方領導人) 上課講取悅蘇聯的危險。關於安全和合作的赫爾辛基會議特別成為中國批評的靶子，說它製造了一個穩定和平的假象。
準聯盟的基礎一直是中國相信美國對全球安全的貢獻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是把美國當作反對蘇聯的堡壘而走進這一關係的。現在，毛和周開始暗示華盛頓的裝慫實際是一個深局—讓蘇聯和中國在一個設計好的戰爭中互相毀滅。不斷增長地，中國責備美國比背叛還糟糕：無能。這就是在1973年年底事情的狀態，那時中國內部陣痛又發作了，與我們的平行。
周恩來倒下
獨裁制度下第二號人物的政治生存注定是困難的（伴君如伴虎）。對領袖（一號），需近之而不致有隙，遠之而避嫌。沒有一個毛的二號成功走過這條鋼絲繩：劉少奇，前國家主席（1959-1967），在文革中入獄，後含冤而死；林彪也摔死在溫都爾汗；兩人在政治上和生命上都徹底結束。
周一直是我們所有會議的主要會見人。我們注意到在我們1973年11月的訪問中，周像個影子，表現得比平常更謙恭，與毛若即若離。但是，在與毛的長達三個小時的長談中，氣氛補償了這一點。那次是我們至今最廣泛地討論外交戰略。結束時，毛送我到前廳，官方的新聞發布稱主席和我「在友善的氣氛下進行了意義深遠的交談。」
在毛的明顯干預和支援下，所有的談判都很快地圓滿結束。最後的聯合公報將反霸權的範圍從「亞太地區」（寫在1972年的上海聯合公報上）擴大到全球。它確認了兩國進一步在「最高層面」加深相互咨詢。各方面交流和貿易將得到加強。雙方聯絡處的規模將擴大。周說他將召回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闡明加強對話的性質。
當代中國歷史學家指出這時四人幫對周的批評已經達到了危機臨界點。我們從媒體得知正有一個批孔運動在發生但不知道這與外交政策和領導人問題有任何關係。在與美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周繼續表現得一如往常泰然自若。在1973年11月一次人民大會堂的宴會上，我說了我的觀察印象：中國在個人行為和社會黏合力上唯一的、普世的、和通用的真理基本仍然是孔子學說；GC主義所做的無非是把馬克思主義揉進那個真理中去。
我真想不起來我當時為什麼作此評論。這個說法雖然還算比較準確，但沒有考慮毛對孔子學派的批判，這樣的人被毛指控為阻礙他的政策。周一聽炸了，唯一的一次我看到他發火。他說，孔學是壓迫階級的宗旨，而共產主義是解放的哲學。帶著不像他那樣的堅韌，周慷慨激揚，無疑地是想載入記錄，說給南希。唐（與JQ近的翻譯）和王海蓉（毛的侄孫女，安插在周身邊）聽。
我的訪問以中美關係的一個高潮結束。與毛的會談不僅是最有實質性的，而且它的長度和禮遇，還有氣氛熱烈的聯合公報都象徵著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在我離開的時候。周告訴我他認為這次對話是秘密之旅以來最有意義的：
周：我們祝你成功，並祝總統成功。
基辛格：謝謝你並謝謝你的晚宴，總是那麼好。
周：這是你應該得到的。一旦上路，就像1971年，我們將堅定地走下去。
基辛格：我們也會。
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用意義深遠這個詞描述你和主席的會晤。
此後不久，我們聽說周癌症纏身，並被撤出日常事務管理。剛掀起的高潮落在了沙灘上。聯合公報上所指的高層對話從來沒有進行。幾乎完成的經貿談判亦戛然而止。聯絡處主任返回北京四個月沒有回來。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報告說雙邊關係處於「休眠」狀態。一個月之內，周的命運改變—雖然不知其詳—初現倪端。
後來的跡象表明，在1973年12月，這裡描述的事件一個月以後，毛迫使周在政治局面前「鬥私批修」，說明他的外交政策。在他身邊安插的忠於毛的王海蓉和唐聞生批評周的政策對帝國主義太妥協。在同一個會上，鄧（他那時被從流放中提拔回來作為周的可能替班人）作了總結批評：
「你的位置離主席只差一步。。。。其他人對主席，只看得見摸不著；你能即看得見又摸得著。我希望你永遠牢記這一點。」
事實上，周被指責離得太近。
會議結束時，政治局對周作了如下公開的批評：
總的來說，（周）在與美國聯盟中忘記了防止「右傾主義」的原則。這主要是因為他忘記了主席的教導。他高估了敵人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他沒有掌握用外交路線支援革命的原則。
到了1974年初，周作為政策制定者消失了，明顯的原因是癌症。但是疾病不足以說明他的湮滅。中國官員不再提到他。在我1974年第一次與鄧會談時，他反復提到毛而對任何我提到周的地方充耳不聞。如果需要以前的談判記錄佐證，我們的中國對手只提1973年與毛的兩次談話。我只最後見到周一次，那是1974年12月，那時我帶家人隨我到北京訪問。我們全家被邀見周。在一間醫院，對我們來說更像國賓館的地方，周避而不談任何政治和外交話題，言聲有些虛弱地說醫生禁止他操心。會見只持續了二十分鍾。那是一個小心編排的一出戲，明白地告訴我就中美關係與周的對話到此為止。
作為毛的最後忠實追隨者終此一生，沒有比這樣的結局更令人心酸。周一直站在年邁的主席的身邊幫他渡過一個又一個危機，在此過程中他不得不在景仰毛的革命領袖風采和他本人的更務實更人性的性格之間找到平衡。他生存下來完全是因為他不可缺少和他忠誠—太忠誠了，他的批評者說。現在，在潮水退卻海岸線清晰可見時，燈塔被扳倒了。他從沒像鄧十年前那樣偏離過毛的路線。與他打交道的美國人沒有注意到他有任何不軌行為（背離毛的指示）（在任何一個事件中，毛好像都在監視過程的發展，夜讀會談紀要）。是的，周以完美無瑕的禮貌—儘管不是熱情外露--對待美國代表團，那是建立可信的夥伴關係的先決需要，為了中國的安全困局。至少我認為他的行為有助於解決中國的當務之急，而不是對我或任何美國人個人讓步。
可以想像周已經意識到中美關係將是個永久的關係，而毛可能只把它當作一個戰術階段。周可能得出結論認為從文革廢墟站起來的中國不會挺得住，如果不結束孤立與國際秩序真正融為一體的話。但這只是我個人從周的行為推測的。我們的對話從來沒有達到在私人層面交流看法的程度。有些周的接班人對我提到周時愛稱：「你的朋友，周。」 就算在字面的意思上--即使也許帶有嘲諷的口氣—我亦引以為榮。
周最後一次在公眾眼前出現是在1975年，政治上跛行、面相清瘦、身患不治之症。他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國家事務的盛會。周在技術上仍是總理。他以措辭小心的辭句開始講述了文化大革命和批孔運動，這兩場運動都幾乎摧毀他，但現在他仍高呼它們的影響「偉大」、「重要」、「意義深遠。」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宣稱他對毛的忠誠，他為毛忠心服務了四十年啊。但然後在講話的中途，周就如順著節目的自然邏輯似地表達了一個全新的方向。他回顧了一個文化大革命前提出的一直沈寂的倡議：中國應該努力爭取在四個基本方面--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實現「全面現代化」。周提醒說他發出這一號召—實際上駁斥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儘管這指示是何時何地如何下達的到現在也沒搞清楚。
周倡導中國 「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周的聽眾不可能不意識到他不會活著看到這一目標的實現。但周的聽眾會永遠銘記他的評估—部分預言，部分挑戰—到了本世紀末，「中國將跻身世界經濟大國之列。」在隨後的年月裏，聽眾中的一部分人甘冒嚴重的個人政治風險勇於推進技術進步和經濟開放。
與毛的最後一面：山雨欲來風滿樓
1974年初，周的身影消失，鄧登上舞台。雖然他剛從流放回來不久，他處理事務果斷幹練，好像中國領導人的這一秉性是自然賦予的，不久，他被提名為第一副總理。
到了那時，大連橫概念被棄用了—還不到一年—因為它太類似傳統的聯盟，因而限制中國的行動自由。毛提出「三個世界」的概念取代了它，他命令鄧在1974年的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上將其發布。在這一新的世界視野中，美國和蘇聯屬於第一世界。日本和歐洲屬於第二世界。所有未發達國家組成第三世界，中國亦屬於第三世界。
在這一視野中，世界事務在兩國核大國衝突的陰影下進行。正如鄧在他的講話中說：
因為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他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解的；或者其中一個力量超過另一個，或者被超過。他們之間的妥協和相互勾結只能是部分的、暫時的、和相對的，而他們之間的競爭則是全面的的、永遠的、和絕對的。。。。他們可能達成某些一致，但是他們之間的一致只能是虛偽和欺騙。
發展中國家應該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這一衝突：兩個超級大國已經「製造了他們自己的對立面」， 「引起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們的反抗。」真正的力量不在美國和蘇聯一邊；相反「真正的力量是第三世界和各國人民團結起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三個世界理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恢復了中國的行動自由。它暫時把自己與兩個超級大國區分開來。它給中國在發展中世界發揮更主動、更獨立的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且它給了中國更大的戰術靈活性。仍然地，它還不能解決中國的戰略挑戰，如毛在1973年兩次談話中說到的：蘇聯正在威脅東西方；中國為了發展經濟需要加人到世界中去；並且中國和美國必須保持一個準聯盟關係，即使兩國國內的發展向兩國政府施加相反的鴨梨。
是激進分子獲得了足夠的毛的影響把周排擠掉的嗎？仰或毛利用了激進分子推翻他的第二號人物，就像以前那樣？無論答案是什麼，毛需要玩三角關係。他一方面同情激進分子，但一方面他又是重大戰略家，怎能放棄美國安全網？相反，他要加強它，只要美國還是有用的夥伴。
1974年11月美國愚蠢地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福特總統和蘇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峰會，使中美關係變得複雜。這是以純粹的現實理由決定的。福特，作為新總統，想與他的蘇聯對手相見。若去歐洲，他不能不見那些巴望他的歐洲各國領袖，這樣就會塞滿福特的日程。對日本和韓國的總統訪問已經在尼克松時期就訂好了；24小時溜邊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會占去總統多少時間。在這一計劃過程中，我們忽略了一個歷史事實：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被俄羅斯在一百年前通過「不平等條約」從中國強奪的，而且它正位於俄羅斯遠東，正是那裡幾年前發生的中蘇軍事衝突促使我們改變中國政策。技術上的方便無意中壓倒常識。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這件事上中國激怒了，在我1974年12月從符拉迪沃斯托克趕到北京時明顯地感覺到。唯有這次，毛沒有會見我。（因為沒人可以求見主席，所以不見也可以解釋為忽略而不是給臉色看。）
拋開走錯步不說，美國依然承諾尼克松政府宣誓的戰略；不管中國和美國的國內政治如何浮動。萬一蘇聯攻擊中國，我服務的兩屆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傑拉德。福特都會強烈支援中國並盡他們最大的努力打敗蘇聯的冒險行動。我們也決心保衛國際平衡。但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保持與兩個共產巨人同時對話的能力，美國利益和全球和平能夠得到最好的保證。分別離他們兩個比他們之間更近，美國就有更大的外交靈活性。
在這一國際國內環境下，我的最後兩次與毛的談話發生在1975年10月和12月。當時正值福特總統第一次訪華。第一次是準備兩國領導人的峰會；第二次是實際在他們的談話之中。在這兩次談話中，這位行將就木的主席總結了他最後看法，同時也展示了他巨大的魄力。他在會見尼克松時就身體不恙，現在他已病入膏肓。他需要兩個護士把他從沙發上扶起來。他幾乎不能說話。中國話是帶音調的語言，衰老的毛讓他的翻譯把他的喃喃話語寫在之上給他看，毛在翻譯前點頭或搖頭。儘管語音不詳，毛將兩場談話進行得非常清晰。
更為顯著的是這場在墳墓邊緣上的談話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話語諷刺、犀利、驚人而又相互關聯，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後信仰和複雜戰略構思結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談話中，毛首先挑戰我前一天對鄧說的陳詞濫調—意思是中國和美國誰也不求誰。毛說：
「如果兩邊誰也不求誰，那你還來北京幹嘛？我們還見你和總統幹嘛？」
換句話說，善意的抽象表述對這位繼續革命的倡議者是沒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個共同的戰略，作為戰略家他認識到優先選擇的必要，即使可能暫時地耽誤中國的歷史目標。因此，他又主動提出前一次會議作下的保證： 「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是大問題。」就像習慣性地，他以結合他的特徵性的異想天開、冷漠耐心、暗含威脅、和即油滑又深奧的語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極致。毛不僅在以前與尼克松會談時表示過耐心，他現在繼續表現那樣，而且他不想把關於台灣的爭議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戰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驚的斷言—中國現在不想要台灣：
毛：台灣還是在你們手裏好。如果你現在就還我，我也不想要，因為要不起。那裡有一大幫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後我們將要回它（打手勢），並且我們不惜為此一戰。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數數狀）很難說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難說。（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見上帝的時候，我會對他說現在台灣有美國罩看著好。
基辛格：他從你嘴裏聽到這話一定會大吃一驚。
毛：不會的，因為上帝降福於你們，不是我們。上帝不喜歡我們（擺擺手）因為我就是個軍閥，還是共產黨。那就是為什麼他不喜歡我。（用手指著在座的三個美國人）他喜歡你、你還有你。
不過，這段話顯示出在獲得國際安全權這一問題上的緊迫性：毛認為，中國已跌落到美國優先考慮的五個世界權力中心的最後一位，蘇聯驕傲地站在第一位，其次是歐洲和日本：
「我們看到的是你們正在我們的肩膀上向莫斯科跳過去，現在這雙肩膀沒用了。你看，我們在第五位。我們是小手指頭。」更進一步，毛聲稱，歐洲國家雖然能力高於中國，卻被淹沒在他們對蘇聯的恐懼之中，他以寓言總結道：
毛澤東：這世界並不安寧，山雨欲來風滿樓。暴雨將至勞燕飛。
唐：他[主席]問我英語如何說 「燕子」，什麼是「Sparrow（麻雀）」。然後我說這是不同的鳥類。
基辛格：是的，但我希望我們對暴風雨比燕子對暴風雨有更多一點的影響。
毛：有可能推遲暴風雨，但很難阻撓它的到來。
當我回答說，我們同意暴風雨即將到來，但我們可以行動到最佳生存位置，毛用了一個鏗鏘有力
聲的詞回答：「敦刻爾克。」
毛闡述了美國在歐洲的軍隊沒有強大到足以抵制蘇聯的地面部隊，而公眾輿論將反對使用核武器。他拒絕了我的美國在歐洲防禦上一定會使用核武器的判斷：
「有兩種可能性。一個是你的可能性，另一種是紐約時報的（指紐約時報記者德魯。米德爾頓所著《美國可以贏得未來戰爭嗎？》，這本書質疑美國在歐洲與蘇聯全面戰爭能夠獲勝）。主席又接著說，無論如何，這並不要緊，因為在兩種情況下中國都將不會依賴其他國家的決定：
我們採用的是敦刻爾克戰略，也就是說我們將允許他們占據北京，天津，武漢，上海，通過這樣的戰術方式，我們將勝利，敵人將被擊敗。兩次世界大戰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這樣進行的，勝利是在以後獲得的。
更為顯著的是這場在墳墓邊緣上的談話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話語諷刺、犀利、驚人而又相互關聯，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後信仰和複雜戰略構思結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談話中，毛首先挑戰我前一天對鄧說的陳詞濫調—意思是中國和美國誰也不求誰。毛說：
「如果兩邊誰也不求誰，那你還來北京幹嘛？我們還見你和總統幹嘛？」
換句話說，善意的抽象表述對這位繼續革命的倡議者是沒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個共同的戰略，作為戰略家他認識到優先選擇的必要，即使可能暫時地耽誤中國的歷史目標。因此，他又主動提出前一次會議作下的保證： 「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是大問題。」就像習慣性地，他以結合他的特徵性的異想天開、冷漠耐心、暗含威脅、和即油滑又深奧的語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極致。毛不僅在以前與尼克松會談時表示過耐心，他現在繼續表現那樣，而且他不想把關於台灣的爭議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戰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驚的斷言—中國現在不想要台灣：
毛：台灣還是在你們手裏好。如果你現在就還我，我也不想要，因為要不起。那裡有一大幫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後我們將要回它（打手勢），並且我們不惜為此一戰。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數數狀）很難說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難說。（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見上帝的時候，我會對他說現在台灣有美國罩看著好。
基辛格：他從你嘴裏聽到這話一定會大吃一驚。
毛：不會的，因為上帝降福於你們，不是我們。上帝不喜歡我們（擺擺手）因為我就是個軍閥，還是共產黨。那就是為什麼他不喜歡我。（用手指著在座的三個美國人）他喜歡你、你還有你。
在此期間，毛澤東勾畫出他的國際視野圍棋盤。歐洲是「過於分散，過於寬松」; 日本渴望成為小霸權; 德國的統一是可取的，但只有在蘇聯變弱的情況下才可以實現而「不戰就不能削弱蘇聯」，至於美國，「它沒有必要以這種方式處理水門事件」--換句話說，用國內爭論毀滅一個強勢總統。毛澤東邀請國防秘書長詹姆斯。施萊辛格訪問中國--也許作為福特總統訪問一行的部分--在那裡他可以參觀接近蘇聯的邊境地區，如新疆和滿洲。這大概是為了檢驗美國是否甘冒與蘇聯對抗的風險。毛想讓中國插話到美國的國內討論中，這個企圖也不太婉轉，因為施萊辛格曾被報導說挑戰現行的緩和政策。
部分困難是看法的角度。毛知道他活著的時間不太長了，所以他著急確保他的景願會最終占上風。他帶點兒老年憂鬱，但還有智力知道他的局限性，儘管尚未完全準備好如何面對，對他來說，選擇的範圍在縮小，實施的手段在消失。
毛：我現在82歲了。（指著基辛格國務卿）你多大年紀？50也許。
基辛格：51。
毛：（指著鄧副總理）他71。（揮舞著雙手，我們都死了以後，我自己，他（鄧），周恩來，葉劍英，你還仍然活著。看到了嗎？我們這些老的不行了。我們是做不出來啦。
他補充說，「你知道我就是給遊客展覽的。」
但無論他的身體如何衰老，體弱的主席永遠不停留在被動的地位上。當這次會議快要結束時—這通常是邀請調解姿態的一個時刻--他突然藐言四濺，堅定他的革命意志不變性：
毛：你不知道我的脾氣。我喜歡人罵我（提高了嗓門，並用手敲擊他的椅子）。你必須說，毛主席是一個老官僚，在那種這種情況下，我會加快和你見面。在這種情況下，我會趕快見到你。如果你不罵我，我不會見你，我會平靜地睡大覺。
基辛格：這是我們很難做到的，特別是叫你官僚。
毛：我批準 [砰，用他的手敲他的椅子]。當所有外國人踢桌子和詛咒我時，我會只有高興。
毛將威脅元素進一步升級，甚至用中國對朝鮮戰爭的干預嚇唬我：
毛：聯合國通過了一項由美國提出的決議，其中聲稱中國對朝鮮侵略。
基辛格：這是25年前。
毛：是的。所以它不直接與你掛鉤。那是在杜魯門時期。
基辛格：是的。那是很久以前，我們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毛澤東：[觸摸他的頭頂] 但決議尚未取消。我仍然戴著這頂「侵略者」 的帽子。我同樣認為，這是最大的榮幸，沒有其他榮譽比得了。好，非常好。
基辛格：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改變聯合國決議了？
毛澤東：不，不要這樣做。我們從來沒有提出這一請求。 。 。 。我們沒有辦法否決。我們確實犯下侵略中國[台灣]，還有朝鮮。請你協助我公開聲明，也許在你的簡報上，行嗎？ 。 。 。
基辛格：我想我會讓您把它公開。我可能無法做出歷史正確的說法。
毛至少要表達三點：首先，中國準備好了獨立作戰，就像它在朝鮮戰爭中反對美國和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蘇聯。其次，他重申了從這些對抗中發展出來的不斷革命原則，不管它對超級大國如何缺乏吸引力。最後，如果他在目前的事業上遭到挫敗，他會毫不猶豫地返回原先的態度。對毛澤東，向美國開放不意味著意識形態的終結。
毛的冗長意見反映了深刻的矛盾心理。沒有人比行將就木的主席更好了解中國的地緣政治的必要性。在那個歷史時刻，對中國來說，它與自力更生的傳統觀念發生衝突。無論毛對緩和政策如何批評，美國承受著對抗蘇聯的衝擊和大多數非共產主義世界的軍事開支。這些都是中國安全的先決條件。我們在重建與中國的關係的第四個年頭。我們同意毛的總戰略。但（美國）不可能委託中國執行，毛知道。但也正是那個靈活度空間，毛堅決反對。
同時，為了確保世界知道這一關係的持續性並據此得出正確的結論，中國的的一份聲明宣稱毛「在友善氣氛中和基辛格博士進行了交談。」 在照片配圖上，這一積極的表態得以一個微妙的角度來看：它表現了一個微笑的毛澤東，站在我和我的妻子身旁，但手指指點著，暗示美國也許需要一些仁慈的教誨。
我總是很難總結出毛的簡約精闢的比喻句所代表的意思，有時真的很難理解它們。在一次給福特總統的口頭報告中，我形容毛的姿態「令人景仰」，並提醒他，這些人就是領導了長征的人（跨越艱鉅的地形和在頻繁的攻擊下，為期一年的戰略撤退，使得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在內戰中得以保存）。毛的意見主旨不是關於緩和而是三角關係哪一方能不被不斷湧現的危機浪潮吞噬。
正如我告訴總統福特：
我向你保證，如果我們進入與蘇聯對抗的狀態，他們會攻擊我們和蘇聯並吸引第三世界團結在他們的周圍。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對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是最有利的--反之亦然。我們的弱點是這個問題--他們看到我們在緩和上有麻煩。那會被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中。
溫斯頓。洛德，那時的國務院政策計劃辦公室主任和我的秘密訪問策劃人以及稍後中國政策的主要策劃者，對毛的曖昧意見添加了微妙的注解，我把它轉達給總統：
主席的基本訊息和主題思想是明確的。它們清楚地構成了基辛格訪華的戰略框架，這也的確為我們的關繫在過去幾年的發展奠定了基調。但是還有幾個神秘的通道不清楚。目前的趨勢是深挖精妙之處，也就是主席的簡潔樸實的散文式語句背後的更深層含義。在大多數情況下，大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也許沒有什麼特別顯著的，可能就是一個老年人漫無目的地徘徊了一會兒。 。 。 。僅舉一個含糊不清的例子：「你有辦法幫助我治療我現在的口齒不清嗎？」這基本上是小談自己的健康。但非常值得懷疑他是在認真地尋求醫療援助。那這是不是說主席的意思是他的聲音在中國（或世界）沒人聽了，他的影響力正在受到規限，並且他希望美國通過我們的政策幫助他加強他的地位呢？他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在更大的意義上「講清楚」？
當時，我認為洛德的意見可能有些牽強。在那以後了解了更多的中國內部動作，現在我認為，毛的意思是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的。
不管怎麼說，為福特訪華鋪路的10月之旅是在一個非常寒冷的氣氛中進行的，反映了中國國內的緊張局勢。它似乎沒大希望，所以我們把總統的訪問從五天減少了到三天，把北京以外的兩個地方取消了，代之以對菲律賓和印尼的短暫訪問。
在我從中國回來那一天，施萊辛格已被解雇國防部長一職，由唐納。拉姆斯菲爾德取代。我是事後被告知的，我確實希望它不會發生：我相信它會在華盛頓外交政策上產生爭議，挑戰我們目前正在從事的外交過程。事實上，施萊辛格的解雇與毛邀請他訪問中國毫無關係。福特的舉動是為即將到來的政治戰役加固艙板，他一直對尖刻的施萊辛格感到不舒服。但是，毫無疑問，中國領導層的一些人把施萊辛格的解雇當作對中國嘲諷的示範性回絕來解讀。
幾個星期後，12月的第一周，福特總統對中國進行首次訪問。在福特訪華期間，中國內部的分裂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文化大革命」的建築師之一，在一次觀看體育比賽的接待中只出現過幾分鍾。她依然強大，在她明確地短暫停留中，她表現出自己孤傲和冰冷的禮貌。 （她在尼克松訪華時曾現身陪觀她主導的革命芭蕾。）
毛與福特會談了近兩個小時，將中國領導層內的分裂講明白。從他五個星期前接見我時算起，毛的病情似乎有點惡化。不過，他決定與美國的關係需要一點升溫，並以詼諧的開場白轉達這一意思：
毛：你的國務卿一直在干涉我的內政。
福特：請你告訴我。
毛：他不允許我去見上帝。他甚至告訴我違抗上帝給我的命令。上帝已經給我發邀請，但他[基辛格]說，不要去。
基辛格：如果他去那裡，那個組合太強大了。
毛：他是一個無神論者[基辛格]。他是反對上帝。他也破壞我與上帝的關係。他是一個非常勐的人，我沒有其他辦法，只有服從他的命令。
毛繼續觀察，他預計美中關繫在未來兩年內「沒有大事情」發生，即在1976年總統大選期間及其餘波。 「也許之後，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好一點。」他的意思是會出現一個更加團結的美國，或屆時中國的內部鬥爭已經完結了呢？他的話暗示他預計福特總統期間的中美關係是搖搖欲墜的。
對中美關係裂痕的更有意義的解釋是跟中國的內部情況有關。福特說對北京駐華盛頓聯絡辦公室主任（黃鎮）的工作表示讚賞並希望他會留下來，毛抓住了福特的評論說：
「有一些年輕人對他[黃大使]有一些批評。這兩個人[王和唐] 也對喬老爺（喬冠華，譯者注）有一些批評。這些人不好惹。否則，你會落在她們手裏難受--這是一場內戰。現在還有很多大字報。你也許可以去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看看它們。」
如果毛的翻譯員，南希。唐和王海容，她們與毛的妻子走得近，反對外長和事實上的駐華盛頓大使，事情就嚴重了，說明內部的分裂已經達到了最高層次。毛管外交部長叫「喬老爺」--這意味著外交部長是儒家—也是國內分裂的另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有大字報—這是文革慣用的用大字體宣傳意識形態運動的方式--在大學貼出來，說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方法和論點正在開始重新複燃。在這種情況下，毛提到可能的內戰可能已經超過了講話的暗示。
福特，以中西部簡單直接的臉面掩蓋他精明的城府，選擇忽視這一分裂跡象。相反，他假裝周時代的中美關係基礎仍然有效，想把自己推進對世界問題的逐案討論之中。他的基本主題是，美國正在採取防範蘇聯霸權的措施，他邀請中國具體合作，特別是在非洲。毛在三年前曾拒絕了尼克松比這少得多的要求。無論是福特的裝傻解除了毛的武裝，或是毛澤東本來就準備全面戰略對話，這一次，他加入了，並給予他的特徵性的諷刺評論，尤其是關於蘇聯在非洲的行動，這證明他對細節仍然了如指掌。
在談話的最後，毛提出了一個有點奇怪的請求，要我們幫助提高中美關係的公共姿態：
毛：。 。 。現在有些報紙報導形容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非常糟糕。也許你應該讓他們有點故事，也許給他們作個報告。
基辛格：兩邊都是。他們在北京也聽到了一些。
毛澤東：但是，這並不是我們幹的。那些外國人提供了簡報。
沒有時間去詢問到底哪個外國人有這樣的地位作新聞發布，讓媒體相信。這個問題按往常毛可以用命令發表一個積極的聯合的辦法去解決，假設他仍然有能力以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的一派。
毛澤東並沒有這樣做。沒有任何實際後果接踵而至。我們發現，聯合公報草案--大概是由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監督--是無益的，如果不是挑釁性的話。我們拒絕接受它。顯然，一個重大的權力鬥爭正在中國境內進行。鄧小平，雖然對我們對蘇聯的戰術持批評態度，是希望保持周和毛建立起來的中美關係的。同樣明顯的是，權力結構中的某些群體正挑戰這一事業。鄧小平打破了僵局，以他政治局常委（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成員的能力發表聲明，肯定了福特訪華和中美友誼的重要性和實用性。
會議幾個月之後，中國的分裂浮現在平面圖上。取代了周總理的位置但沒有被授予官銜的鄧又遭到攻擊，可能是十年前流放他的相同力量。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外交部長喬冠華表現出對抗性。周的絲綢拂面式的風格走向合作被嘲弄式的僵持所取代。
潛隱的對抗一觸即發。例如，1975年10月，在我訪華的歡迎晚宴，喬在美國的電視採訪面前發表了滿口噴火的敬酒詞，斥責美國對蘇聯的政策—這違反了外交禮儀並與迄今對美國代表團的敏感處理方式相差萬里。當時我的回答亦針尖對麥芒，這時電視電源被關閉了，使我的話無法廣播出去。 
第二天，鄧小平邀請美國代表團在北京附近的西山野餐，那裡是中國領導人居住的地方，這不在原先的時間表上，但氣氛與雙方開放以來所有會議的特徵相同，即慰問式的。
當周於1976年1月8日逝世時，事情到了沸點。在4月大致與清明節（掃墓節）重合的時間，數以十萬計的中國人參觀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向周致敬並留下悼念的花圈和詩詞。人民的悼念詞揭示了對總理的深深景仰和對他代表的秩序和適度原則的渴望。有些詩隱晦地批評MAO和JQ（使用人們喜愛的歷史比喻技術）。這些花圈和悼念詞一夜之間被清除，導致警察和悼念群眾之間的對峙（被稱為1976年「TAM事件」）。四人幫說服毛，是鄧小平的改革傾嚮導致反革命抗議。第二天，四人幫組織了反示威。公開悼念周恩來的兩天以後，毛澤東免去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代理總理的位置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接任。日期：2011-09-07 08:42:13
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變得越來越遙遠。老布什（前北京聯絡處主任）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湯姆。蓋茨，前國防部長，被任命為北京聯絡處主任。華國鋒四個月沒有接見他，當華接見時，也是用規定好了的，或正規的，套語。一個月後，在7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一名「四人幫」的主要成員和普遍認為瞄著總理位子的有領導力的男子，借接待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休。斯科特訪問之際，擺出了一個對台灣極其好戰的姿態， 相當違背毛告訴我們的意思： 
我們對台灣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從台灣問題出現那一刻起，它就是一個纏繞在美國脖子上的絞索，為了美國人民的利益應該把它解下來。如果你們不做，解放軍將把它砍下來。這將對美國和中國人民都好--我們是慷慨的--我們願意用我們的刺刀幫助美國解決問題--也許這聽起來並不愉快，但就是那麼回事兒。
「四人幫」正在把中國推向一個方向，讓人想起文革和毛派對赫魯曉夫的挑戰風格。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終於向他的疾病屈服，他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了他的成就和預感，他的偉大和殘酷，以及他扭轉乾坤的大視野。他留下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百煉成剛。他淘汰了舊制度的原始遺蹟，清除了改革路上的雜草，儘管後來的改革主席從未打算過。如果中國保持統一併成為二十一世紀的超級大國，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仍然HOLD住是一個毀譽參半的但受人尊重的秦始皇式皇帝，他本人亦尊敬這個皇帝：建立王朝的獨裁者將中國拖入下一個時代，徵召其龐大人口開展國家消耗行動。後來一些人認為毛的過分舉動是必要的惡行。對於其他人，毛給他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大大超過他的成就。
有兩股政策一直在毛統治下的動蕩中互相競爭。一個是革命的推力，它把中國當作一個道德和政治力量，在世界上樹立一個可敬畏的榜樣，堅持把自己的思想灌輸出去。另一個是地緣政治的中國，冷靜地評估世界趨勢並操縱它們取得自身優勢。中國在她的歷史上的第一次尋求聯盟，但也躍躍欲試地挑戰整個世界。毛澤東領著一個飽受戰爭蹂躏的國家操縱著相互競爭的國內派係、敵對的超級大國、一個左右搖擺的第三世界和疑心重重的鄰國。他設法使中國參加相互重疊的每個同心圓體係，但自己不對任何一個承諾。中國在戰爭、緊張和疑慮中屹立不倒，其影響力不斷增長，並在最後，它成為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她的GC政體在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下生存下來。毛以可怕的成本取得了這一切，他依靠中國人民的堅韌和毅力，他利用他們的耐力和凝聚力，但把他們作為他的GC大廈的基石，他又往往對他們不耐煩。
在毛走近他生命終結的時候，他擦著邊挑戰美國設計的世界秩序，堅持定義自己的戰略戰術。他的繼任者分享他的中國強大信念，但他們並不認為中國能夠僅僅依靠意志力和意識形態上的承諾實現其獨特的潛力。他們尋求自力更生，但知道光有激情是不夠的，所以他們把他們的精力致力於國內改革。這場新的改革浪潮把中國帶回周執行的外交政策—其特徵就是在她漫長的歷史上首次將中國與全球經濟和政治趨勢連接起來。這項政策將體現在十年內兩次被打倒並第三次從內部流放返回的一個領導者身上，他的名字：鄧小平。
第十二章  不倒翁鄧小平
只有那些經歷過毛式中國的人才能完全理解鄧小平所鍛造的變型。西方民主國家睜大眼睛看著中國繁華的城市、繁忙的建設工地、交通網路、和非GC式的經濟增長率。雖然偶爾受通貨膨脹威脅而處於兩難困境，但卻是阻擋全球經濟衰退的最後堡壘。所有這些在以毛式農業公社為主體的單調中國時代都是不可思議的，那時經濟停滯，人們穿著標準的毛裝從毛的語錄「紅寶書」中汲取思想熱情。
毛破壞了傳統的中國，留下一個廢墟和零碎的磚頭瓦塊。鄧小平拿出膽略調動了中國人民個人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加速建設現代化。他廢除人民公社，促進省級自主權，發展了他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著最大的外彙儲備量，多個城市擁有比紐約帝國大廈更高的摩天大樓，這些見證了鄧小平的設想、毅力、和常識。
鄧的第一次重返舞台
鄧小平的權力之路大起大落 （幾乎不可能）。1974年，當鄧小平成為美國的主要對話者時，我們對他知之甚少。他一直在共產黨強大的中央委員會作總書記，直到他於1966年被逮捕，被控「走資派」。我們的情報了解到，在1973年，由於毛親自干預，頂著中央委員會中激進分子的反對，他被恢復工作。雖然返回北京後江青曾公開冷落他，他顯然受到毛的重視。一反常態，毛對鄧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屈辱道了歉。同樣一份報告也告訴我們，在對澳大利亞科學家代表團講話時，鄧小平一語切入主題，這後來成為他的商標。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他說，需要科學交流和學習先進國家，如澳大利亞，這種直白的承認中國領導人迄今從未作出。鄧小平甚至建議澳大利亞的訪客在旅途中不僅要看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看中國落後的一面，這是中國領導人的另一個前所未有的評論。
在1974年4月，鄧小平抵達紐約，作為一個技術上以外交部長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關於經濟發展問題的聯合國大會大會特別會議。當我邀請中國代表團共進晚餐時，一眼就看出誰是高級成員，更重要的，雖然我們的情報報告聲稱他遠未被恢復到高位以減輕周恩來的負擔，鄧實際上已經取代了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驅逐了周。幾次友善性地提起周的言語被忽略了，提到總理的評論被引用毛類似的談話加以回答。
此後不久，鄧小平被任命為負責外交政策的副總理，很快地，他又被提升為第一副總理，負責監管國內政策—這是一種非正式的取代周，而周現在基本上就剩一個象徵性的總理頭銜。
在1966年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不久，鄧小平就被剝奪了他在黨和政府的職位。後來的7年中，他先在一個陸軍基地呆過，然後流亡到江西，種植蔬菜和作為體力勞動者在拖拉機修理廠幹「半班倒」。他的家人被認為思想上不正確，受到紅衛兵的衝擊。他的兒子鄧樸方受紅衛兵的折磨被從北京大學的校樓上推下去。雖然他摔壞了背部，醫院拒絕醫治。他後來在高位截癱的折磨中活過來。
中國人民的非凡優點之一就是有許多人能夠保持他們對社會的承諾，無論受到多少痛苦和不公正待遇。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從來沒有自告奮勇地訴苦，當我問時，他們的反應也多是一語帶過，提供最低限度的訊息。 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有點挖苦性地--一種自然災害而不得不忍受，但不是拖住他們今後生活的拌羈。
對他本人來說，毛似乎也以同樣的態度思考。由他本人或他的命令造成的痛苦不一定是對受害人的最後判決，他認為是淨化社會的必要，也可能是臨時的。毛澤東似乎已經考慮把許多流放的幹部作為一種戰略儲備。在1969年，當他需要計策考慮中國如何面對國際危機時，他召回了流放的四位元帥。這也是鄧如何返回到高等辦公室的方式。當毛決定放棄周時，鄧是戰略儲備中的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國家管理者。
習慣了毛的哲學抽象和間接典故和周的優雅的專業風格，我需要一段時間調整適應鄧的尖刻、不尚空談、偶爾的諷刺感嘆、以及他突出的實用性和對哲學的不屑。鄧身材緊湊結實，他進入一個房間就像被一股旋風，準備好了馬上談生意。鄧很少在寒暄上浪費時間，他也沒有覺得有必要用寓言比喻軟化包裝他的言論，像毛習慣的那樣。他不像周那樣用關懷包裹一個人，對我，他也不像毛那樣把我當作哲學家，在同行隊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毛認為值得關注的哲學家。鄧小平的態度是。我們來到這裡就是談國家生意，都足夠成年應付唇槍舌劍而不參雜個人感情。周懂英語不用翻譯，偶爾還會用英語發言。鄧小平對我形容自己是個「土包子」 ，並承認 「語言很難。當我還是一個學生在 法國時，我從來沒有學過法語。」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這個強悍的小個子產生了巨大的敬意，他有著憂鬱的眼神，在經歷過非同尋常的滄桑後依然保持著自己的信念和分寸，假以時日，他將翻新他的國家。在1974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上，鄧冒著個人風險--因為毛仍然坐鎮--開始為現代化作時尚設計，使得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T台上以經濟超級大國的風姿出現。
還記得一個笑話，說D上紅旗轎車不彎腰。。。
現在，真的很佩服他們的使命感日期：2011-09-08 21:14:29
1974年，鄧小平從第一次流放回來時，他沒有表達一點會留下歷史性後果的自以為是。他不像毛那樣闡述宏大的哲學思想，他也不提出穿透中國人獨特命運的觀點。他的言論似乎跟大街上的行人一樣，關心許多實際問題的細節。鄧小平談到了軍隊的紀律性和冶金部的改革。他發出呼籲，增加每天裝載鐵路運輸車輛的數量，禁止售票員在工作時間飲水並規範他們的午餐時間。這些都是技術性的，不是形而上學的演講。
在文革後期有毛和「四人幫」的存在，明目張膽的實用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大膽的聲明。十年來，毛和「四人幫」主張無政府就是社會組織，無休止的「鬥爭」就是國家淨化的方式，以及在經濟和學術上很暴力很業餘就是正統。文革把思想熱情追求當作真實的獎章，鄧小平召喚秩序、專業性、和效率在當時是一個大膽的命題，其實這些幾乎都是發達國家的標簽。中國已經經歷了十年青年民兵的狂躁並幾近破壞鄧小平的事業和家庭。他的務實的實事求是風格把中國從想抄歷史近道的夢中喚醒--世界行程一直是由充滿宏圖大略但又現實可行者完成。
1975年9月26日，在題為 「應優先考慮科學研究」的報告中，鄧打出了幾個主題旗幟，後來成為他的商標：需要強調科學技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鄧語，譯者注）；中國勞動力的再專業化；和鼓勵個人才華和主動性—這些正是被政治整肅搞癱瘓的素質，文革模式是以意識形態為理由提拔不稱職的人。
總之，鄧小平試圖一勞永逸地結束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激烈辯論的問題--中國向外國學什麼，如果指任何事情的話。鄧小平堅持中國強調專業能力在政治正確性以上（甚至鼓勵個人在專業上「白專」的 追求），並獎勵在他們所選擇的領域中表現出色的個人。這是強調社會的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在過去幾十年中政府官員和工作單位（組織）決定了個人的教育、專業選擇和私生活中最微小的細節。毛澤東把問題擺在意識形態寓言的平流層，而鄧小平讓意識形態追求服從專業競爭力：
目前，一些科研人員參與派係鬥爭，沒有精力花在研究上。有些人只能私下從事研究工作，就像犯罪一樣。 。 。 。如果有一千個這樣的人才，他們的權威普遍得到世界的公認，那將是 對中國大大有利的。 。 。 。只要他們是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工作，這些人就比那些從事派性活動並妨礙他人工作的人更有價值。
鄧小平把傳統中國的優先考慮定義為「實現鞏固、穩定和團結的需要。」雖然因為毛仍然活著，「四人幫」還具有影響力，鄧不在最高權力的位置，但是鄧小平仍直言不諱地講需要克服當前的混亂局面和「把事情整頓好」：
目前有必要把各個領域的事情整頓好。農業和工業必須整頓，文學和藝術上的政策需要調整。調整，實際上也意味著把事情整頓好。通過把事情理順，我們要解決存在於農村、工廠、科學技術、和其他所有領域的問題。我曾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在幾個領域中這樣做的需要，當我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時，他給予同意。
當毛「給予同意」時，毛事實上批準了什麼還是含糊的。如果鄧小平被召回是多了一個從思想上替代周的選擇，結果是相反的。鄧如何定義秩序和穩定仍然受到「四人幫」的激烈挑戰。
偉人倒下—華國鋒接班
在鄧小平完全推行他的改革方案之前，中國的權力結構發生劇變，他本人遭第二次清除。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屈服於他與癌症的長期鬥爭。他的逝世，引起公眾悲痛的流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前所未有。鄧小平借1月15日周恩來葬禮之際，以歌頌他的人性素質悼念他：
他一生光明磊落，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善於團結幹部群眾，並堅定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他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廣泛和密切的聯繫，並表現出對所有同志和人民的無限熱忱。 。 。 。我們要學習他的優良作風--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他的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和勤勤懇懇的工作方式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幾乎所有這些素質--尤其是對團結和紀律的奉獻--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均受到批評，後來，周的權力被拿掉了（雖然他仍保持頭銜）。因此，鄧小平的悼詞是一個相當大的勇氣行為。在紀念周的示威後，鄧小平再次從他的辦公室被清除。他逃避了被逮捕是因為解放軍在軍事基地上保護了他，先在北京，然後在中國南方。
五個月後，毛澤東去世。他死亡之前發生了災難性的唐山大地震（按人一些中國的看法，這是預示性的）。
隨著林彪的垮台和周恩來和毛澤東在短短期間內相繼去世，黨和國家的未來被敞亮大拋開。在毛之後，沒有其他任何一個與他可比的指揮權威。
因為毛不信任「四人幫」的野心，也可能是適合性，他設計了華國鋒的崛起。華是一匹黑馬，他在北京辦公室的時間不夠長得足以代表什麼特別的身份，除了接替毛。毛首次委任華為總理是在周去世時。在此後不久毛去世時，華國鋒繼承他的DZY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位置，雖然不一定是他的權威。隨著他步入中國領導人的行列，華採用了毛的個人崇拜方式，但他很少表現出他的前任那種個人魅力。華命名了他的經濟計劃「大躍外」，是50年代毛的災難性的工業和農業政策的一個不幸的回聲。
華對後毛時代中國政治理論的主要貢獻是在1977年2月他頒布了「兩個凡是」 方針： 「凡是毛主席的政策，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執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將堅定不移地照辦。」這個原則很難說是他急於保護自己而築的城牆。
我只有兩次會見華，第一次在北京，1979年4月；第二次在1979年10月，那時他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在兩次相遇中，華的表現和他最終消失在遺忘之中存在相當大的反差。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他的談話記錄中肯定也是這麼說的。 華進行談話就像一個標準的中國高級官員在與外國人會談時一樣顯示他的保證。他了解情況並充滿信心，或可說他少了周的光澤和沒有毛的刺骨諷刺。沒有理由認為，華會突然消失，就像他出現突然那樣。
華缺乏的是一個政治團體。他被空降到權力位置是因為他不屬於任何相互競爭的主要派別，即四人幫或周/鄧溫和派。但是，一旦毛消失了，華試圖將不加批判地堅持集體化和階級鬥爭與鄧的經濟和技術現代化相結合，因此從矛盾的最高峰跌下來，四人幫和毛派分子反對華 不夠激進，鄧和他的支援者在時間上越來越公開地排斥華，認為他不夠實用主義。他在決定民族命運的問題上受鄧的排擠，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儘管他在技術上仍然擔任主要領導職務。
但在從巅峰滑落之前，華執行了一個後果影響深遠的行動。在毛逝世一個月後，華國鋒聯合溫和派和高層次的文革受害者一舉逮捕了「四人幫」。
鄧的雄起—「改革開放」
在這種高度流動的局勢下，鄧小平在1977年第二次從流放中走出來，開始構建中國現代化的景願。
鄧開始的位置在官僚體制意識裏是不能更不利了。華擁有所有的關鍵辦公室，這是他繼承了毛和周的：他是共產黨的主席，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他有明確得到毛的讚許的好處。（毛澤東對華說了一句名言：「你辦事，我放心。」）鄧小平恢復了他以前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職位，但他在正式等級的各個方面都是華的下屬。
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是相對平行的，但他們對中國的未來的看法驚人地不同。在1979年4月訪問北京時，我曾與兩位領導人單獨舉行會議。兩人都提出自己的經濟改革想法。這是我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經驗中唯一的一次，哲學和實踐的分歧明顯表示出來。華描述的經濟計劃是—在一個無所不包的五年計劃框架內--用傳統的蘇聯方法刺激生產，強調重工業，改善以人民公社為基礎的農業生產，提高機械化和使用化肥。
鄧小平拒絕了所有這些正統。他說，人民需要給予他們生產的股份。消費品優先於重工業，中國農民的聰明才智要得到解放，共產黨要少干預，政府要放權。談話持續了整個宴會，是那種擺著幾個圓桌的。我坐在鄧的旁邊。本來應該是晚宴談話，我卻提出集權與分權之間平衡的問題。鄧小平強調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差異顯著的國家權力下放的重要性。他說，但是這不是主要的挑戰。中國必須引進現代技術，數以萬計的中國學生將被送到國外（「我們不害怕接受西方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將一勞永逸地結束。雖然鄧小平沒有提高他的嗓門，我們周圍的餐桌已經安靜下來。其他在場的中國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邊，全神貫注地聽這個老人概述他對未來的願景。 「我們這次必須做對了，」鄧小平下結論。 「我們已經犯了太多的錯誤。」不久後，華從領導層隱退。在未來十年的過程中，鄧小平實施了他在1979年宴會上的講話目標。
鄧占了上風，因為幾十年來他已經建立了黨內特別是解放軍的聯繫，加上他的政治操作技巧遠遠大於華。作為幾十年黨內鬥爭的老戰士，他學會了如何使思想論點為政治目的服務。在此期間，鄧小平的講話是思想靈活性和政治歧義的傑作。他的主要策略是「實事求是」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這一命題在毛澤東去世前很少得到升華。
鄧像中國權力的每一個競爭者一樣，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當作毛的經典言論詳細闡述，解放性地引用主席的講話（或說有時巧妙地斷章取義）。至少從60年代中期，毛沒有特別強調任何實際的國內方案。他一般會認為意識形態蓋過甚至可能壓倒實踐經驗。斷章取義地處理毛派正統的不同片段，鄧拋棄了毛的繼續革命。在鄧的解釋中，毛成為一個實用主義者：
同志們，讓我們想一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不是真的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這些根本的原則過時了嗎？它會變得過時了嗎？我們如何能真正對待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我們反對實事求是，反對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會將我們帶向哪裡？
在衛冕毛派正統的基礎上，鄧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聲明，因為它意味著毛澤東是萬無一失的，即使是偉大的舵手本人也沒有如此聲稱。 （另一方面，在毛活著的時候，也很少有人敢斷言他的錯誤。）鄧引用了毛對斯大林的判斷公式，他有70％是正確的，30％是錯誤的，建議毛本人可能也值得三七開（這很快成為黨的正式政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這個過程中，他指責毛的繼承人華國鋒，說他偽造毛的遺囑和堅持其字面應用：
「兩個凡是」是不能接受的。如果這個原則是正確的，我的複職就沒有任何理由，關於1976年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活動 （周恩來逝世後的悼念示威）也不可能聲明是合理的。我們不能把毛澤東同志在一個特定場合說的話機械地套用到另一個問題上。 。 。 。毛澤東同志本人一再表示。 。 。 ，如果一個人的工作被評為有 70％的成就和30％的錯誤，那就相當不錯了，他說如果在他死後子孫後代給他一個「三七開」的評價，他本人將非常高興和滿意。
總之，沒有不變的正統。中國的改革將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什麼好使（鄧著名的言論：「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譯者）。
鄧更加密鑼緊鼓地鼓吹他的基本主題。在1977年5月的一次演講中，他提出挑戰，要中國比明治維新「做得更好」，明治維新戲劇性地加速了十九世紀的日本現代化。引用共產主義思想鼓勵市場經濟，鄧小平宣稱作為 「無產階級」 ，中國將能夠超過「新興的日本資產階級」 設計的項目（雖然有人懷疑，他真正的企圖是調動中國民族自豪感）。不像毛總愛呼籲一種超然的輝煌未來設想，鄧以克服自己的落後這一重要承諾挑戰他的人民：
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發展。除非我們特別注意教育，就不可能發展科學技術。空談將使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無處可循，我們必須具備知識和訓練有素的人員。 。 。 。現在看來，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和教育相比整整落後20年。
隨著鄧加固權力，這些格言變成中國努力成為世界強國的經營原則。毛對增強中國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興趣不大。在毛逝世的時候，美國與中國貿易總額是 3.36億美元，比美國與洪都拉斯的貿易稍低一點，是美國與台灣貿易的十分之一，而他們的人口只占中國的1.6％。
中國作為當今的經濟超級大國是鄧小平的遺產。他不僅設計了具體方案，而且他完成了一個領導者的終極任務—帶領他的社會從當前走到從未達到過的未來。社會一般靠平均表現運作。社會的維持靠人們實踐熟悉的條列。但社會的發展必須通過領袖的必要眼光和敢於承擔一門事業的勇氣，而起初，利益主要蘊藏於領袖的視野中。
鄧小平的政治挑戰是，在GCD統治的前30年，中國已經由一個站主導地位的領袖推動走向統一和國際尊重，還有不可持續的國內社會目標。毛澤東統一了國家，除台灣和外蒙古，恢復了她的歷史邊疆。但他的努力違背其歷史的獨特性要求。中國以其社會可以承受的步伐節奏發展了輝煌的文化模式，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毛的不斷革命把中國推到了極限，甚至其浩瀚的耐力都難以承受。他讓中國驕傲地重新崛起並被國際社會認真地承認其國家身份。但他沒有找到中國進步的方法，除了提高思想。
毛澤東像一個莊嚴敬畏的傳統皇帝管轄中國。他體現了帝王在天地之間聯繫的神話，他更接近神聖而不是塵世。鄧的管轄是另一種中國傳統精神：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轄萬物於無形。
在許多文化中，至少是所有西方國家，統治者通過與被統治者的某種示範性聯繫鞏固權威。這就是為什麼在雅典，羅馬，和大多數多元化的西方國家，演講被認為是政府的必要手段。在中國一般沒有演講的傳統（毛澤東有點例外）。傳統的中國皇帝沒有把修辭技巧或與人民群眾接觸當作他們的權力基礎。在中國官員的傳統裏，他們的操作基本上不在人們的視線之內，而靠工作成果取得合法化。鄧小平沒有占據最高的職位，他拒絕了所有封號，他幾乎從來沒有出現在電視上，他幾乎是完全在幕後實施政治。他的統治不像一個皇帝，更像一個宰相。
毛的統治依靠了中國人民對他個人願景給他們造成的痛苦的忍耐力得以維持。鄧的統治解放了中國人民的創造性，使他們實現自己的未來景願。毛以為靠中國「群眾」的純粹意志和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就能克服任何障礙的神話信仰爭取經濟發展。鄧明白中國的貧窮和與發達世界生活水準的巨大差距。高呼「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宣布中國需要獲得外國的技術、知識和資本，以自己的彌補不足之處。
鄧小平最終在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完成了他的權利回歸。全會打出一面旗幟代表了鄧小平的後續政策：「改革開放。」標榜突破毛派的正統，中央批準了務實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政策，與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相呼應。農業私有化倡議再次被允許。群眾悼念周（此前被視為「反革命」）的判決被推翻，軍事老帥彭德懷被平反恢復名譽--彭總曾指揮朝鮮戰爭，後來因批評毛的大躍進被清理。鄧在會議結束時，發出一個響亮的號角「我們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心向前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毛澤東規定了幾乎所有生活問題的答案，鄧小平則強調需要打破禁錮解放思想並鼓勵「摸著石頭過河。」
事實上，目前關於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論也是一個關於是否需要解放人們的思想的辯論。 。 。 。當一切都要按章辦事時，當思想僵化、崇尚迷信時，一個黨和一個國家是不可能取得進步的。它的生命就會停止，就要亡黨亡國。
獨立的創造性思維將是未來的主要方針：
更多的黨員和其他人要使用他們的頭腦把事情想清楚，我們的事業就會更加受益。為了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需要大批的探路者，敢於思考，不斷探索新的途徑，並產生新的想法。否則，我們的國家將無法擺脫貧困和落後或趕上和超越先進國家。
突破毛派正統同時也揭示了改革者的兩難困境。革命者的困境是大多數革命的起因是反對濫用權力。但更多的現有規範被拆除，就必須用更大的力量來重新創建一種新的規範。因此，革命的結果經常是中央權力集中，革命席捲面越廣越是這樣。改革的困境是相反的。更多的選擇範圍擴大，劃分它的難度就越大。為了追求生產力，鄧小平強調自己為自己想事情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不過，如果那些頭腦一旦解放，要求政治多元化怎麼辦？鄧的願景要求「大批探路者敢於思考，探索新的途徑，並產生新的想法，」但他假定這些闖將將限制自己去探索切實可行的方法建立一個繁榮的中國，並遠離探索最終的政治目標。那麼鄧如何設想調和思想解放與政治穩定的必要條件？這是經過計算的風險評估嗎，還是因為中國別無選擇？或者是他遵循中國的傳統拒絕任何政治穩定性的挑戰可能性，尤其是鄧讓中國人民更富裕並有更大的自由？鄧的經濟自由化和民族振興的願景不包括走向西方認可的多元民主這一重大舉措。鄧小平試圖維持一黨統治，與其說他陶醉先決權力，毋甯說他相信其他選項就是無政府狀態。
隨著他敲定他的國內景願，鄧成為中國面向世界的臉孔。到1980年，他的優勢地位已經完成。在1980年2月的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華國鋒的支援者被降職或解除崗位；。。。
自從十九世紀中國自強的改革者（戊戌變法或曰百日維新）受挫敗一個世紀後，鄧小平帶領毛後的中國走上了改革之路，假以時日，中國將再次宣稱與其歷史和現世表現相稱的影響。日期：2011-09-11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第三次越南戰爭
在1979年4月，華國鋒仍然是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國發動了一場入侵越南的戰爭，但六周後隨即撤回，這是近代史上第三次越南戰爭，其意在挖掘蘇聯的牆角以示輕蔑，華總結戰爭的結果說：「他們並沒有敢動。畢竟，我們還是可以摸一下老虎屁股。」
1975年，在與柬埔寨紅色高棉發生一系列邊境衝突後，越南軍隊占領了柬埔寨，最終意圖創建以河內為主控的印度支那聯邦。中國入侵越南，「教訓了它一下。」中國這麼做是對一個月前河內和莫斯科之間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表示蔑視。戰爭讓中國軍隊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它尚未完全從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中恢復過來。但入侵達到了其根本目標：蘇聯的不作為顯示出其戰略觸角的有限性。從這個角度看，它可以被認為是冷戰的一個轉折點，雖然當時它沒有被完全這樣理解。第三次越南戰爭也是在冷戰期間中美戰略合作的高潮。
越南：大國的搗蛋者
中國捲入第三次越南戰爭的因素與美國捲入第二次是有可比性的。越南民族主義的某種近乎瘋狂的情緒驅使其他社會誤解越南的動機和自己的可能性，因而失去分寸感。這當然正是美國在史學家稱之為第二次越南戰爭中的命運（第一次是越南的反法國殖民主義戰爭）。美國人髮現很難接受一個中型發展中國家能夠只為自己的狹隘事業激發出這種強烈的行動。因此，他們解釋越南的行動是一個深謀設計的表象。河內的好鬥被視為中蘇共謀的至少意在主宰亞洲的先鋒。華盛頓相信一旦河內的初始推進被封鎖，隨後就可能出現外交妥協。
這一評估在兩個出發點上都是完全錯誤的。河內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影子。它為自己的獨立願景而戰鬥，最終爭取在東南亞獲得一個印度支那聯邦，使得河內取代北京歷史上曾在東亞地區發揮的主導作用。對這個思想狹隘的、在與中國幾個世紀衝突中幸存下來的民族來說，在他們的獨立性想法和任何外人的穩定觀之間妥協是不可想像的。發生在印度支那的第二次越南戰爭的悲慘結局就是在美國哭喊著妥協和北越對勝利的堅持之間互動的結果。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壓倒性錯誤不是劃分美國民意的理由：美國政府是否投入足夠的外交努力。相反，它無法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所謂的外交成果，曾被美國兩黨曆屆政府認真地、甚至絕望拼命地追求，費九牛二虎之力積完敗河內之勢而不得—而莫斯科和北京在其中只提供了幫助而不是決定性作用。
在一個更有限的意義上，北京掉進一個平行的誤解陷阱。當美國在越南的力量加強伊始，北京用圍棋術語解釋：這是從韓國到台灣海峽到印度支那連成包圍中國的又一個美軍基地棋子。中國支援北越遊擊戰爭，部分是意識形態的原因，部分是為了盡可能遠拒美軍基地於中國邊境之外。在1968年4月，周恩來告訴北越總理範文，中國支援北越以防止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而範文同給了一個模棱兩可的答覆--因為防止對中國的包圍圈不是越南的主要目標，而越南的目標是自己國家的：
周：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對中國形成半包圍。現在，蘇聯也圍堵中國。包圍圈越來越完整了，除了越南這一塊。
範：我們更決心在越南所有的領土上打敗美帝國主義。
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支援你。
範：我們的勝利將在亞洲產生積極的影響。我們的勝利會帶來不可預知的結果。
周：你應該這樣認為。
為了中國的戰略追求，對此範文同一直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中國派出了超過10萬非戰鬥軍事人員，支援北越的基礎設施和後勤。美國反對北越成為中蘇設計的槍刺。中國支援河內銼鈍美國稱霸亞洲的鋒芒。兩邊都錯了。河內只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戰。一個統一的由共產黨領導的越南，在1975年取得第二次戰爭勝利後，對中國的戰略威脅變得比對美國要大得多。
越南用近乎偏執的懷疑眼光看著北方鄰居。在中國的長期統治時期，越南吸收了中國的書法，政治和文化形式（在古都順化有最壯觀的皇宮和皇陵證明，）。不過，越南人使用這些「中國的」的機構建立一個單獨的國家，並增強自身的獨立性。地理並沒有讓越南像日本那樣在相同的歷史時期退縮到隔離。從公元前第二世紀到十世紀，越南或多或少是在中國的直接統治下，只在公元907年唐朝崩潰時才完全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重新出現。
越南人的國家認同來自兩個有點矛盾的力量遺產：一方面，吸收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反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統治。抵抗中國使越南產生了獨立的激情自豪感和堅韌的軍事傳統。吸收中國文化使越南產生了一個中國式的儒家精英群，他們面對鄰居擁有一種自己的區域性的中央王國綜合症。在二十世紀的印度支那戰爭中，河內利用老撾和柬埔寨的中立領土，當作自身的權利，而戰爭結束後，則在每個國家以共產主義運動擴大這種「特殊關係」，顯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權利意識，增進越南的主導地位。
越南對抗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地緣政治挑戰。河內的領導人熟悉孫子兵法，並應用它的原理對付法國和美國，效果顯著。即使在漫長的越南戰爭結束之前，首先對抗法國在二戰結束後回收他們的殖民地的企圖，和從1963年到1975年與美國對抗，北京和河內都開始認識到，未來的較量將在它們之間爭奪印度支那和東南亞的霸主地位。
文化上的接近或許可以解釋在美國的越南戰爭期間指導中國政策的戰略分析缺乏可觸摸的棱角。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北京的長期戰略利益可能是平行於華盛頓的：即有四個國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撾）在印度支那平衡彼此。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毛在1965年對埃德加。斯諾概述戰爭的可能結果時，提出保持南越是可能的，因此是大概可以接受的結果。
我在1971年秘密訪問北京期間，周解釋中國在印度支那的目標既不是戰略性的，也不是意識形態上的。按周說的話，中國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是完全基於古代王朝的歷史債務。中國的領導人可能認為，美國不能被打敗，而一個分裂的越南北方會依賴中國的支援就像朝鮮戰爭結束後的北朝鮮。
隨著戰爭的進展，有幾個標誌顯示中國正準備自己應付河內的勝利，雖然是不情願地。情報注意到中國在老撾北部修建道路，這與正在進行的與美國的衝突無關，但將有助於戰後與河內保持戰略平衡或甚至在老撾發生可能的衝突。在1973年，「巴黎協定」結束了越南戰爭以後，周恩來和我進行談判，為戰後柬埔寨組建一個以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當時流亡在北京的前柬埔寨統治者），金邊現政府和紅色高棉為基礎的聯合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給河內收取印度支那設立一個障礙。該協定最終被中止，因為美國國會實際上禁止美國在該地區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使美國的作用無關。
河內對其當時的盟友的潛在敵意被我從1973年2月的河內訪問帶回家，當時的訪問被設計成落實兩個星期前草簽的「巴黎協定」實施步驟。黎德壽帶我參觀河內的國家博物館，主要專門秀我越南歷史上與中國鬥爭的展廳—那時中國還是越南的正式盟友。
當1975西貢（今胡志明市）淪陷後，固有的和歷史的對立噴湧而現，導致地緣政治戰勝意識形態。事實證明，不單單是美國錯誤地評估了越南戰爭的意義。當美國首次干預時，中國把它看作是帝國主義的最後一口氣。她幾乎定期地向河內投入物資。她把美國干預解釋為向中國包圍圈又邁出了一步，就像她早在十多年前對美國干預朝鮮的看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地緣政治上看，北京和華盛頓的長遠利益應該是一直平行的。雙方應首選的是保持現狀，即一個印度支那分成四國。華盛頓抵制河內主導印度支那是基於威爾遜的全球秩序思想—現存國家的自決權利—和全球性的共產主義陰謀。北京有同樣的總體目標，但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它希望避免在其南部邊境出現一個東南亞共同體。
有一段時間，北京似乎認為共產主義思想會遠遠超過1000年的歷史積怨。或者，她根本就沒想到美國有完敗的可能。在西貢陷落後，北京不得不面對自己政策的後果，現在衝著他們反彈回來。印度支那的戰爭結果與常常縈繞中國的包圍圈恐懼感融合。防止印度支那集團與蘇聯結合成為鄧主持的中國外交政策占主導地位的當務之急，也是加強與美國的合作的鏈接。河內，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都在玩一個四方圍棋遊戲。在柬埔寨和越南的活動將決定誰會被包圍或中和：北京或河內。
北京的敵對勢力包圍圈的噩夢似乎正在應驗。僅越南一個就足夠強大。但是，如果它實現印度支那聯邦的目的，這將是一個接近一億人口的集團，有能力對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施加顯著的壓力。在這方面，柬埔寨獨立抗衡河內就成為中國的一個主要目標。早在1975年8月，西貢淪陷3個月後， 鄧小平告訴來訪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喬森潘：
「當一個超級大國[美國]被迫從印度支那撤出其部隊，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抓住機會。 。 。把它的罪惡魔爪伸向東南亞。 。 。開展其擴張企圖。」
柬埔寨和中國，鄧小平說，
「兩國。 。 。面對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的任務。 。 。 。我們堅信。 。 。我們兩國人民更加緊密團結，在共同奮鬥中一起邁向新勝利。」
在1976年3月老撾總理凱山豐威漢訪問北京期間，華國鋒，那時的總理，警告蘇聯：
「超級大國一面嚎叫‘緩和’，一面張開爪子到處抓，正在加速其武裝擴張和戰爭準備，並試圖把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充當霸權的霸主。」
從在美國「帝國主義」的威脅面前假裝共產黨團結的必要性中解脫出來，兩位對手在1975年4月西貢淪陷後不久走向公開對立。在整個印度支那淪陷6個月內，15萬越南人被迫離開柬埔寨。相當數量的華裔越南公民被迫逃離越南。 1976年2月，中國結束對越南的援助計劃，一年後，切斷現有項目的任何交付。同時，河內走向蘇聯。在1978年6月的越南政治局會議上，中國被確定為越南的「主要敵人」。同月，越南加入經互會，即蘇聯為首的貿易集團。 1978年11月，蘇聯和越南簽署了「友善合作條約」，其中載有軍事 條款。 1978年12月，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並安置一個親越南政府。
意識形態的衝突已經消失了。共產黨的不同權力中心進行著權力平衡的較量，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國家利益。
從北京來看，戰略的夢魇在中國邊界不斷地發展。在北方，蘇聯軍事部署持續不減：莫斯科仍然有近五十個師陳兵邊界。在中國西部，阿富汗剛經歷了一場馬克思主義政變，並受到越來越明顯的蘇聯影響。北京也看到了莫斯科的手插入伊朗伊斯蘭革命，最終導致伊朗國王巴列維於1979年1月16日乘飛機逃離。莫斯科繼續推動亞洲集體安全體係，沒有其他合理的目的，除了遏制中國。與此同時，莫斯科正與華盛頓談判的SALT-II條約。以北京的看法，這樣的協定是 「將蘇聯的壞水推向東方」，即衝著中國。中國似乎是處在一個非常脆弱的的地位。現在越南已經加入了蘇聯陣營。範文同在1968年對周預言「不可預知的後果」似乎就包括蘇聯對中國的包圍圈。雪上加霜的是，所有這些挑戰正在鄧小平鞏固他第二次返回權利位置時發生—這一個過程直到1980年才完成。
中國與西方外交戰略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自我脆弱時的反應。美國和西方外交官認為他們應該小心地避免挑釁，而中國的反應更傾向於放大藐視。西方外交官從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必須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他們呼籲外交舉措，把對手放置在「錯誤」的一面，在道義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並占領了柬埔寨以後，這基本上是美國給鄧的意見。中國的戰略家們更可能會增大他們的承諾以鼓起勇氣和心理壓力，反對對手的物質優勢。他們相信先發制人是威懾力的形式。當中國的規劃者得出結論認為他們的對手獲得了不能接受的優勢和戰略趨勢轉向對己不利時，他們的反應是企圖破壞敵人的信心，並讓中國，如果不能在物質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風。
面對各方面的威脅，鄧決定在外交和戰略上主動出擊。雖然尚未完全控制北京，他在國外幾個層面上大膽行動。他改變了中國的立場，從遏制蘇聯到明確的戰略敵意，而實際上是反擊。中國將不再局限於勸告美國如何遏制蘇聯，而是親自出馬在反蘇和反越聯盟建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亞洲。他拼湊力量準備跟河內攤牌。
鄧的外交政策：與美國對話和關係正常化
當鄧在1977年從他的第二次流亡返回時，他扭轉了毛的國內政策，但基本保留毛的外交政策到位。這是因為兩人有著共同的強烈民族感情和國家利益的平行見解。這也因為，相對於國內政策，外交政策是毛的革命沖動的絕對極限。
然而，在毛和鄧的批判態度之間有著顯著性差異。毛曾質疑美國對蘇政策的戰略意圖。鄧承擔了相同的戰略利益，並集中實現並駕齊驅。毛把蘇聯當作一個抽象的戰略威脅對手，其威脅對中國並不比對世界各國多多少。鄧小平認識到中國的特殊危險，尤其是在中國南部邊境的一個直接威脅，與北方的潛在威脅遙相呼應。因此，對話更具有可操作性特點。毛的作為像一個沮喪的教師，鄧更像一個苛刻的合作夥伴。
在面對實際的危險時，鄧結束了毛最後一年對中美關係的矛盾心理。中國已不再表示任何對世界革命機會的懷舊。他在返回後的所有交談中都爭辯，為了抵制蘇聯面向歐洲政策的勢頭，中國和日本需要參加到一個全球性的設計局中。
儘管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協商已相當密切，關係非正常化仍在繼續，美國仍正式承認台灣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和台北是中國的首都。沿著中國北部和南部邊境的對手可能會誤解此為契機而蠢蠢欲動。
卡特上台後，關係正常化被提到中美議程的頭條。新上任的國務卿塞魯斯。萬斯於1977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訪問，結果不好。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離開華盛頓，」
「相信在解決巴拿馬問題 [指的是批準巴拿馬運河條約將運河主權過渡]之前談論像與中國正常化這樣一個政治上有爭議的問題將是不明智的 ，除非--我不以為它會發生--中國人接受我們的一攬子建議。出於政治原因，我想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代表美國最大立場。 。 。 。因此，我沒有想到中國人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我覺得這樣是明智的，即使我們最終可能不得不放棄它。」
美國在台灣上的建議包含了一系列涉及一些保留美國對台灣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福特政府已經提出過但被拒絕了。這一提案再次被鄧否決，稱它是一種倒退。一年後，當卡特總統決定給予中美關係高度優先重視時，美國的內部辯論結束了。蘇聯在非洲和中東的壓力促使新總統決定盡快尋求與中國達成事實上的戰略聯盟，因而選擇與中國正常化。 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到北京，帶著這些指令：
「你應該強調，我看到蘇聯與美國本質上是處於一種競爭關係，雖然也有一些合作方面。 。 。 。
最簡潔地說，我關心的是，蘇聯的軍事實力增加和政治短視相結合，大國野心膨脹，可能誘使蘇聯既要挑起局部動蕩（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又要恐嚇我們的朋友以尋求政治優勢，甚至最終政治統治。」
布熱津斯基也被授權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對周列數的五項原則。作為一個與中國戰略合作的大力倡導者，布熱津斯基以飽滿的熱情和熟練的技巧執行了卡特的的指示。當他在1978年5月訪問北京，追求實現關係正常化時，布熱津斯基找到了一個容易接受的觀眾。鄧急於進行關係正常化，爭取與華盛頓結成更加牢固的聯盟，用他的話說， 「真實、堅定、腳踏實地」 地反對蘇聯在全球每一個角落的前進。
中國領導人深刻地意識到他們周圍的戰略危險，但他們提出一個更廣泛的觀點作為全球環境分析，而不只是關注他們的國家。 「天下大亂」，「大連橫」，「三個世界」：所有代表國際關係的一般理論，都沒有鮮明的民族觀念。
黃華外長對國際形勢的分析顯示了顯著的自信。畢竟當時中國處於非常困難的局面，黃不是表現得像一個請求者，而是以一位儒家師爺的態度，講述如何實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開場就評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說與蘇聯的談判是徒勞的和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蘇聯是最危險的戰爭根源。閣下提到，蘇聯面臨著諸多的困難。這是確實的。爭取世界霸權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固定戰略目標。雖然它可能受到很多挫折，但它永遠不會放棄它的野心。」
黃提到了同樣困擾美國戰略學者關注的問題—即如何把核武器與常規戰爭的戰略思想聯繫起來。對核武器的依賴將加大威懾和實現威脅的意願之間的差距：
「至於說蘇聯也因為受西方核攻擊的恐懼而不敢使用常規武器，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把戰略立場放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不僅是危險的，而且也是靠不住的。」 
在中東--「歐洲的側翼」 和「未來戰爭中的能源地」 ，美國沒有阻擋蘇聯的前進。它與蘇聯發布了一個關於中東問題的聯合聲明（邀請該區域各國參加一個會議，探討全面解決巴勒斯坦的前景），「從而為蘇聯進一步滲透中東打開了門縫。」華盛頓已經把埃及總統薩達特—他的「大膽的行動」曾「創造了不利於蘇聯的局面」—留在一個危險的境地，並允許蘇聯 「抓住機會，加重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分歧。」
黃引用一個古老的中國諺語作概括，他說，對莫斯科「綏靖」等於「為勐虎插翅。」但是，一個協調的政策壓力將占上風，因為蘇聯是「外強中幹、淩弱懼強。」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印度支那問題作鋪墊。黃提到「地區霸權的問題」，當然，美國已前淌了整整十年這蹚渾水。越南旨在主宰柬埔寨和老撾並建立一個印度支那聯邦，「其背後有蘇聯」。「河內已在老撾取得了主導地位，駐有軍隊並在老撾的每一個部門和每一個層次 安插了「顧問」。但是，河內在柬埔寨遇到了麻煩，它反對越南的地區野心。越南和柬埔寨的緊張不只是沿邊界的一些零星的小遭遇戰」，而是代表「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的重大衝突。除非河內放棄其稱霸印度支那的目標，「這個問題將不會在短期內解決。」 
當天晚些時候，鄧小平跟進黃華的批判。他警告布熱津斯基，讓步和協定從未產生過蘇聯克制的結果。十五年的武器控制協定，讓蘇聯實現了與美國的戰略均勢。與蘇聯的貿易，意味著「美國幫助蘇聯克服其弱點。」鄧小平嘲諷地評論美國對蘇聯在第三世界冒險主義的反應，指責華盛頓試圖 「拍莫斯科的馬屁」：
「你們的發言人不斷地為蘇聯的行動尋找合理的理由和道歉。有時他們說，沒有跡象表明蘇聯和古巴正在紮伊爾和安哥拉插手。你們這樣說是沒有用的。坦率地跟你說，每當你們與蘇聯締結一項協定，它就是美國拍蘇聯馬屁的結果。」
這是一個非同凡響的表演。一個國家是蘇聯的主要目標，卻提出一個概念性的義務聯合行動，不是國與國之間的討價還價，更不是請求。在國家處於極其危險的時刻—正如他們自己的分析表明--中國是一個戰略導師，而不是像美國的歐洲盟國經常那樣，作一個美國處方的被動採購者。
美國辯論的許多法寶—如國際法，多邊解決方案，流行的共識—都在中國的分析中不存在，除非可以作為既定目標的實用工具。而那個目標，正如鄧小平對布熱津斯基指出，就是「對付北極熊，就是這個。」
但對於美國人來說，所謂美國社會基本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方法是有限度的。比如，凶殘的紅色高棉執政柬埔寨就是這樣一個限度。沒有美國總統可以把紅色高棉當作圍棋戰略的另一個棋子。其種族滅絕行為—驅使金邊人口進入叢林莽野和對指定類別的平民大規模屠殺 -- 不能簡單地忽視（雖然正如我們將要看到，必要性有時讓原則性流產）。
當時仍是總理的華國鋒在第二天的會議上發言更有力：
[我們] 也告訴了我們很多的朋友，戰爭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第一件事情是應該做好準備工作。 。 。 。如果有了準備，一旦戰爭爆發，誰也不怕誰。第二件事情是，必須試圖破壞蘇聯侵略的戰略部署。因為蘇聯為了取得世界霸權，第一步就是要在世界各地獲得空軍和海軍基地，因此它必須作出戰略部署。我們必須要打亂其全球部署計劃。
沒有一個大西洋聯盟成員提出過如此氣貫長虹的聯合行動—-基本上是先發制人的—號召，或準備按自己的評估單獨行動。
在操作上，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合作在許多方面比大西洋聯盟更加緊密，當然更加冒險。他們尋求的是落實進攻性威懾戰略（如前所述）。其特點是，鄧小平沒有提出一個正式的（聯盟）結構或長期義務。相同的評估提供了共同行動的動力，但如果評估開始分歧，事實上的聯盟將無法生存—中國堅持自力更生，即使在極端危險的處境中。儘管對美國的具體政策有嚴厲批評，中國仍這樣堅持聯合行動，它表明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勢在必行。
實現關係正常化是朝著一個共同的全球政策邁出第一步。從1971年7月秘密訪華那時起，中國對正常化的條件是明確的和不變的：所有美國軍隊從台灣撤出，結束與台灣的防禦條約；與唯一代表中國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它已被作為一部分中國的立場寫進「上海公報」。兩位總統，尼克松和福特，已同意這些條件。尼克松曾表示，他將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實現。尼克松總統和福特都強調美國關心問題的和平解決，包括一些台灣安全援助的延續性。他們因為水門事件的影響一直沒能履行這些承諾。
作為一個不尋常的超黨派外交政策行為，卡特總統在他的任期伊始就重申了尼克松曾在1972年2月對周作出的所有有關台灣的承諾。1978年，他提出一個正常化的具體公式以便雙方得以維持自行制定原則：重申尼克松總統和福特接受的原則；聲明強調美國對和平改變海峽現狀的承諾；中國默許一些美國對台灣的武器銷售。卡特親自把這些想法講給中國大使柴澤民，他威脅說，在沒有美國軍火銷售的情況下，台灣將不得不尋求發展核武器--就好像美國對台灣的計劃或行動無任何影響力一樣。
卡特邀請鄧小平訪問華盛頓似乎是給正常化提供一個最後期限。鄧小平同意了不指定的對台軍售，也未對美國宣言華盛頓希望台灣問題的最終和平解決方案有異議--儘管中國在實際效果上有著長長的不承擔任何正式義務的記錄。北京的立場仍然存在，正如鄧小平對布熱津斯基強調，「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
正常化的意思是美國大使館從台北搬到北京和北京的外交官將在華盛頓取代台北的代表。美國國會對此的反應是，在1979年4月，通過了「台灣關係法」，這表示關注台灣未來是一個對美國具有約束力的法律。當然，它不能約束中國。
美國和中國當務之急之間的平衡，說明為什麼模糊有時是外交的命脈。正常化的一系列含糊不清的地方已經持續了四十多年。但它不能總這樣下去。雙方需要明智的政治家推動這一行程向前發展。
鄧的出訪
正如鄧小平把中國從高呼口號變成苦幹實幹，他認為中國不會被動等待美國的決定。只要有可能性，尤其是在東南亞，他將創造他主張的政治框架。 
毛像一個皇帝召見外國領導人到他的住所，鄧小平採取了相反的做法--巡迴東南亞、美國、和日本，實踐他獨具品牌的、生硬的、有點霸道的外交。在1978年和1979年期間，鄧小平進行了一系列的出訪，將中國的海外形象從革命的挑戰者改變為蘇聯和越南地緣政治設計的受害者。此前，在越南戰爭期間，中國一直站在那一邊；中國還在泰國和馬來西亞鼓勵海外華人和少數族裔人口進行革命。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得服從對直接國家威脅的處理需要。
在1979年2月的《時代周刊》雜誌採訪中，鄧為中國的戰略設計面向廣大聽眾作廣告：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將北極熊推到馬路崖子一邊，我們的唯一現實行動就是要團結。如果我們只依靠美國的力量，這是不夠的。如果我們只依賴於歐洲的實力，這也是不夠的。我們雖然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貧窮國家，但如果我們團結起來，那好，我們就有份量。」
在他的整個行程中，鄧小平強調中國的相對落後和吸收先進工業國家的技術和專業知識的願望。但他認為，中國的不發達並沒有改變其抵抗蘇聯和越南擴張甚至必要時用武力單挑的決心。
鄧小平的海外旅行和他反復闡明中國的貧困與中國的傳統政治有著驚人的離譜。過去很少有中國統治者出國巡遊。 （當然，在傳統觀念中，他們統治天下，技術上是沒有「國外」可去的。）鄧小平公開強調中國落後和需要向別人學習的意願與中國皇帝和官場與外國人打交道時的冷漠超脫形成鮮明對比。從未有過中國統治者對外國人宣布需要外國的商品。清廷曾有限度地接受外國的創新（例如，其對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歡迎態度），但一直堅持認為外貿是中國善意的表達，而不是中國必須的。毛，也一直強調自力更生，即使以貧困和孤立為代價。
鄧以日本作為他巡迴旅行的首站。時機正是批準已經談妥的中日外交關係正常化條約。鄧的戰略設計需要的是和解而不是簡單的正常化，使得日本可以幫助中國孤立蘇聯和越南。
為了這一目標，鄧準備把近半個世紀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痛苦暫時忘卻。鄧的表現熱情充沛，聲稱「我的心充滿了喜悅，」並擁抱對方，此種姿態，日本東道主恐怕發現在自己的社會或在中國都鮮有先例。鄧小平沒有企圖隱瞞中國的經濟滯後：「如果你長得醜，裝俊是沒有用的。」當被請求在一個遊客留言薄上簽字時，他寫下了一串前所未有的對日本的成就大加讚賞的話：「我們向偉大的、勤奮勇敢的和智慧的日本人民學習，並致以敬意。」
1978年11月，鄧訪問東南亞，前往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他給越南貼上「東方的古巴」標簽，在談到新簽署的蘇越條約時，稱其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1978年11月8日在泰國，鄧強調，「亞洲，太平洋地區和整個世界的安全和平都受到蘇越條約的威脅」：「這個條約不是僅針對中國。 。 。 。它是蘇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計劃。您可能相信該條約意在包圍中國。我已經告訴友善國家，中國是不害怕被包圍的。它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具有最重要的意義。亞洲、太平洋和 整個世界的安全與和平都將受到威脅。」
在訪問新加坡時，鄧小平發現自己與非凡的李光耀總理志同道合，並瞥見了中國可能的未來願景—一個多數中國人口的繁榮社會，鄧以後羨慕地稱其為「嚴格管理」（所謂新權威主義政府模式，譯者注）和「良好的社會治安。」當時，中國仍然極度貧困，自己的「社會治安」幾乎被文革摧毀。李光耀後來回顧了這一難忘的對話： 
他邀請我再次訪問中國。我說，當中國從文化大革命恢復過來以後我會的。他說，這將需要很長時間。我反駁說他們應該沒有問題走在前面，並比新加坡做得好得多，因為我們是從福建和廣東失去土地的文盲農民的後代，而他們有學者、官吏和文人的後代，都留在國內。他沉默了。
李讚揚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和從經驗中學習的願意。李還利用這個機會表達了一些東南亞的關注，這些可能無法通過過濾出現在中國的官僚和外交螢幕上： 
中國希望東南亞國家與她團結起來孤立「俄羅斯熊」；事實是，我們的鄰國希望我們團結起來孤立「中國龍」 。在東南亞沒有「海外俄羅斯人」領導著受蘇聯支援的共產主義叛亂，而有「海外華人」受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鼓勵和支援，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並在較小程度上對印尼構成威脅。此外，中國公開聲稱因血緣關係與海外華人有一種特殊關係，並越過他們公民國家的政府首腦直接呼籲他們要有愛國主義。 。 。 。 [我] 建議，我們將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在事件中，李被證明是正確的。除新加坡外，東南亞國家在面對蘇聯或越南時都表現得十分謹慎。然而，鄧小平實現了他的的基本目標：他的多次公開聲明構成了一種警告，表明中國有可能努力糾正目前這種局勢，美國必然會注意到。它是鄧小平設計的一個關鍵部件。這一戰略設計需要更加牢固地定義與美國的關係。
鄧在國內，儘管吃了那麼多苦，身板仍很硬，到國外卻把身段放得很軟，其心可鑒。個子小但大丈夫也。
鄧訪問美國和聯盟的新定義
鄧小平訪問美國旨在慶祝兩國關係正常化，闡明「上海聯合公報」並創建一個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略。 
此行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外交的特殊技巧：營造一個獲得某些國家支援的印象，其實那些國家並沒有同意或者被要求發揮這一角色。該模式開始於在二十年前的近海島嶼危機。1958年，毛澤東在赫魯曉夫訪問北京三個星期後開始對金門和馬祖炮擊，製造了莫斯科已提前同意北京行動的印象，其實不是這樣的。艾森豪威爾竟指責赫魯曉夫幫助煽動危機。
按照同樣的戰術，鄧小平在與越南開戰之前高調訪美。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國都沒有要求協助其迫在眉睫的軍事努力。赫魯曉夫顯然沒被通報1958年的行動並對因此而面臨核戰爭的危險感到憤慨；鄧小平1979年抵達美國後通知了華盛頓他將要對越開戰，美國沒有給出明確的支援，其作用僅限於情報分享和外交協調。在這兩種情況下，北京都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印象，就是其行動得到一個超級大國的祝福，從而阻止另一個超級大國干預。 在那個微妙而大膽的策略中，蘇聯在1958年無力阻止中國對近海島嶼的攻擊；至於越南問題，它被留下一個猜測空間：鄧小平訪問期間到底商定了什麼，並很可能以最壞假設著想。
在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訪問美國是一出皮影戲，其目的是為了恐嚇蘇聯。鄧小平為期一周的美國之行部分是外交首腦會議，部分是商務旅遊，部分是演講政治，部分是第三次越南戰爭的心理戰。行程包括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到西雅圖而止，出現了毛難以想像的場景。在1月29日白宮國宴上，「紅色中國」的領導與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執行總裁共進晚餐。在肯尼迪中心的一個晚會上，身材矮小的國務院副總理跟哈林籃球隊員握手。鄧在得克薩斯州西蒙頓馬術競技和燒烤活動中與牛仔打成一片，帶上一個特大號牛仔帽乘坐關山飛渡馬車。
在整個訪問期間，鄧小平強調中國需要獲得外國技術和發展經濟。在他的請求下，他參觀了製造和技術設施，包括喬治亞州哈皮鎮（Hapeville）的福特汽車裝配廠，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鄧小平視察了海上石油勘探中使用的鑽頭）；和在西雅圖郊區的波音飛機製造廠。在抵達休斯敦時，鄧公開宣布他的願望是「學習你們在石油工業和其他領域的先進經驗。」鄧給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充滿希望的評估，宣布他想「了解所有關於美國的生活」和「吸收一切有益於我們的東西。」在休斯頓的約翰遜航天中心，鄧小平在航天飛機的飛行模擬器前流連忘返。一個新聞報導捕獲了當時的場景：
鄧小平以美國之行戲劇化地表現中國對先進技術的渴望，他今天來到這裡攀升飛行模擬駕駛艙，發覺這一最新的美國航天器如何從100,000英尺的高空降落到地上。
中國高級副總理 [鄧]，似乎如此著迷這一經歷，他又試了第二次著陸，然後他甚至似乎仍然不願意離開模擬器。
與清帝對馬戛爾尼的禮物和貿易承諾的矜持冷漠或毛堅持經濟自給自足的剛性態度相對比，這恍若隔世。在他與卡特總統1月29日的會議上，鄧解釋了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政策，這是周在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時提出的，他承諾的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等領域的現代化。所有這一切都服從鄧的星條旗大道之行的首要目的：發展事實上的中美聯盟。他總結出：
總統先生，你問我們的戰略草圖。為了實現我們的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但即使是現在，我們相信蘇聯將發動一場戰爭。但是，如果我們的行為正確，就有可能推遲它。中國希望推遲戰爭二十二年。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不建議建立一個正式的聯盟，但每個人都應該以我們的立場為基礎採取必要的措施，並協調我們的行動。這個目標可以實現。如果我們的努力無濟於事，那麼情況（我們的關係）就會變得越來越空。
不正式結盟而作為盟友是把現實主義推向極端。如果所有的領導人都是有能力的戰略家，深入和系統地思考戰略，他們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聯盟將是不必要的，他們的分析邏輯將促使向一個方向並駕齊驅。
但是，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差異，即使同樣位置上的領導人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結論，特別是在壓力之下。分析依賴於解釋；什麼構成事實？甚至更重要的，其意義是什麼？認識不同判斷就不同。國家聯盟是一種正式工具，將共同利益在盡可能的範圍內與無關的情況或國內壓力絕緣。它們為國家利益的計算創造了一個額外的義務。它們還為共同防禦提供了法律義務，在危機中尤其令人嚮往。最後，依據他們認真追求的程度，聯盟減少潛在對手誤判的危險性，從而給外交政策注入可計算的元素。
鄧--和大多數中國領導人--認為在中美關係上正式聯盟是不必要的，就整體而言，在其外交政策行為上是多餘的。他們準備依靠默契。 但在鄧小平最後一句中也有隱含的警告。如果它不能定義或實現平行的利益，關係會變成「空」的，也就是說，會枯萎，這意味著中國大概會返回到毛的三個世界概念，這仍然是官方政策，使中國在超級大國之間航行。
平行的利益，在鄧小平來看，它是表達一個以在亞洲遏制蘇聯為目的以政治/軍事合作為手段的非正式的全球性安排，與北約在歐洲的目標並行。它是非 組織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國的橫向政治關係。它是以不同的地緣政治學說為基礎。北約合作夥伴尋求團結高於一切，以抵抗實際的蘇聯侵略。它展示性地避免任何軍事先發制人的概念。為了避免外交對抗，北約的戰略理論是專守防禦性的。
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基本上是先發制人的政策，它是中國的進攻威懾理論的一個方面。要沿其整個周邊向蘇聯施壓，尤其是在它最近擴大存在的地方，特別是在東南亞，甚至在非洲地區。如果必要的話，中國將準備發起軍事行動，以遏制蘇聯的設計，尤其是在東南亞。
蘇聯將永遠不會被協定所約束，鄧警告說，它只理解勢均力敵的語言。羅馬政治家老卡托在結束他的講話時必高呼「迦太基必須被銷滅！」。鄧小平有他自己的品牌口號：蘇聯必須予以抵制。他的所有演講，儘管形式有變化，但都包含一個警告，莫斯科的不變性是「見縫插針」。正如鄧小平告訴卡特總統，「無論蘇聯在哪裡伸出手指，我們必須在那裡將它砍掉。」
後來有個笑話（與對越戰爭無關），這個要用四川話說：
鄧小平訪美，一次被美國記者堵在洗手間採訪（翻譯不在場），進行了如下一場對話：
記者（用英語問）：先生到美國都對那裡進行了訪問？
鄧（聽不懂，就想，先自報家門吧）：我姓鄧（Washington）。
記者：那您都幹了什麼？
鄧（想，再報名吧）：小平（shopping）。
記者：您認為下屆台灣領導人會是誰？
鄧（不知答什麼了，想翻譯怎麼還不來，就說）：你等會（李登輝）。
記者：那您認為再下一屆會是誰？
鄧（被問煩了，一揮手）隨便！（水扁）。日期：2011-09-14 20:03:11
鄧小平的戰略形勢分析包括了通知白宮中國與越南開戰的打算，因為他得出結論認為，越南不會停止在柬埔寨。 「所謂的印支聯邦包括三個以上的國家，」鄧小平警告說。「胡志明懷有這種想法。三個國家只是第一步。然後包括泰國。」中國有義務採取行動，鄧小平宣布。它不能等待事態發展，一旦發生了，那將為時已晚。
鄧小平告訴卡特說，他已經考慮了「最壞的可能性」-- 蘇聯大規模干預，正如新的莫斯科 - 河內防禦條約看似要求如此。事實上，情報指出，北京已從它的北部邊境地區疏散了30萬平民，並把其沿中蘇邊境上的部隊提升到最高警戒狀態。但是，鄧小平告訴卡特，北京認為，一個短期的、有限的戰爭不會給莫斯科時間作出「大的反應」，並且嚴酷的冬季條件將使蘇聯難以在中國北方展開全面進攻。鄧小平說，中國「不怕」，但它需要華盛頓「道義上的支援，」他指的是美國的有關設計要足夠模糊，讓蘇聯三思而後行。
戰爭結束後一個月，華國鋒向我解釋了戰前的審慎戰略分析：
我們也考慮了蘇聯這一反應的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對我們發動主要攻擊。我們認為那是很低的可能性。百萬大軍陳兵邊界，但作為對中國的主要攻擊，這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他們調來一些歐洲的部隊，這將需要一段時間，他們會擔心歐洲。他們知道與中國之戰將是一個重大的事情，並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結束。
鄧讓卡特面臨原則和公眾態度的雙重挑戰。原則上，卡特沒有批準先發制人的戰略，特別是因為它們涉及跨越主權邊界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他以嚴肅態度對待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看法，即使他不完全贊同，即越南占領柬埔寨的戰略意義，這是與鄧平行的。卡特以堅持原則但根據情況調整範圍的辦法解決了他的兩難選擇。不痛不癢的否定躲在含糊其辭的默許影子之下。他呼籲重視正義的道德立場，北京進攻越南將喪失掉它，因為中國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她將有被指控侵略的風險：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你不僅面臨著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而且還要面對國際態度的變化。中國現在被看作是一個反對侵略的和平國家。東盟國家以及聯合國過去紛紛譴責蘇聯、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正在考慮採取的懲罰行動，但它可能導致暴力升級和改變世界的態度，從反對越南到部分支援越南。
鼓勵暴力對我們來說將是困難的。我們可以給你情報簡報。我們知道，近期沒有蘇聯軍隊朝著你們的邊界走動。
我沒有其他的答案給你。我們已經加入對越南的譴責，但入侵越南將是非常嚴重的破壞穩定的行動。
拒絕批準暴力行為但提供有關蘇聯調兵的情報是給了矛盾一個新的維度。這可能意味著卡特不同意鄧的蘇聯威脅基本觀點 ，或通過減少中國對可能的蘇聯反應的擔憂，它又可能被解釋為鼓勵入侵。第二天，卡特單獨會見鄧，卡特遞遞給鄧一張紙條（尚未公布），總結了美國的立場。據布熱津斯基說：「總統本人起草的給鄧的手信，語調溫和、內容清晰，強調了克制的重要性和總結了可能不利的國際後果。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因為我們不能作出正式的提案，那無異於在公開的軍事侵略行動上與中國勾結。」非正式勾結就是另一回事了。
據了一份敘述私人談話的備忘錄（只有一個翻譯在場），鄧小平堅持戰略分析壓倒卡特所提的世界輿論。首先，中國必須不能被認作軟弱：
「中國仍然必須教訓越南。蘇聯可以使用古巴、越南，那麼阿富汗將演變成一個 [蘇聯的]代理。中國以一個強勢地位對待這個問題。這個行動將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越南認為中國軟弱，情況會變得更糟。」
1979年2月4日，鄧離開美國。在他從美國返回的途中，他在圍棋盤上落下最後一子。他在東京作短暫停留－－這是在6個月內的第二次－－以確保自己得到日本對即將開展的軍事行動的支援和進一步孤立蘇聯。鄧小平對大平正芳首相重申了中國的立場，越南要因入侵柬埔寨受到應有的「懲罰」，他承諾：
「為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長期前景。 。 。 [中國人民] 將堅決履行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並會毫不猶豫地承擔必要的犧牲。」 
在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兩次、和美國以後，鄧小平完成了他的中國走向世界和孤立河內的目標。此後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採取了傳統中國統治者的遙不可及和高不可攀的姿態。
第三次越南戰爭
2月17日，中國從南部的廣西雲南等省向越南北部發起多兵種入侵。中國軍力投入的多少反映了中國高度重視這一行動的重要性，據估計有編號的解放軍部隊超過20萬，也許多達40 萬。據一位歷史學家總結，入侵力量包括「常規地面部隊、民兵、海軍和空軍部隊。。。其攻擊規模相當於中國1950年11月入朝參戰的影響。」中國官方的新聞報導稱其為「對越自衛反擊戰」或「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它代表了中國版的威懾力，以入侵行動作為預播廣告，以預防未來的越南行動。
中國軍事攻擊的目標是一位同行共產國家，最近的盟友，和中國經濟和軍事援助的長期受益者。依中國看，它的目的是保持亞洲的戰略平衡。此外，中國的行動從美國得到道義和外交上的支援和情報合作，而五年前，北京幫助越南把「美帝國主義勢力」從印度支那趕出。
中國明說的戰爭目的是「給越南的野心套上一個羈索，並給他們以適當的有限的教訓。」「適當」的意思是造成傷害足以影響到越南未來的計算和選項。「有限」則暗示它將在外部干預或其他因素促使它失控之前結束。這也是對蘇聯的一個直接挑戰。
鄧小平的預言--蘇聯不會進攻中國—被證實了。中國發動入侵後的第二天，蘇聯政府發表了一個溫吞的聲明，在譴責中國的攻擊是「犯罪行為」的同時，強調說：「英雄的越南人民。 。 。是能夠再一次自己站立起來。」蘇聯的軍事反應僅局限於派遣一支海軍特遣艦隊到中國南海進行有限的武器空運到河內，和沿中蘇聯邊界加強空中巡邏。空運受制於地理，而且還有內部的猶豫。最後，在1979年，蘇聯給了它的新盟友越南盡可能多的支援，就像20年前它對當時的盟友中國在台海危機中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蘇聯都不敢冒任何擴大戰爭的風險。
戰爭結束後不久，華國鋒用一句精闢的短語總結了戰爭結果，表示對蘇聯領導人的輕蔑：
「至於威脅我們，他們只在邊界附近舉行了軍事演習，派出幾只船到中國南海。但他們不敢動我們一根毫毛。畢竟，我們仍然能夠摸老虎的屁股。」 
鄧小平諷刺性地拒絕了美國「要小心」的勸告。在1979年2月底聯邦財長邁克爾。布盧門撒爾訪問北京期間，布盧門撒爾呼籲中國軍隊應從越南「盡快」撤軍，因為北京「冒不必要的風險。」鄧提出異議。在與布盧門撒爾的會談之前，他對美國記者講話，鄧顯示了他對（美國）模棱兩可的不屑，嘲笑「有些人怕得罪東方的古巴。」
在中印戰爭中，中國執行了一個有限的「懲罰性」打擊，隨後立即撤退。這場戰爭只進行了二十九天就結束了。在解放軍占領三個越南邊境省份的省會城市（據報導說，將其變為廢墟）後不久，北京宣布，中國軍隊從越南撤軍，保留了幾塊有爭議的領土。北京沒有推翻河內政府或以任何公開身份進入柬埔寨的企圖。
中國軍隊撤回一個月後，我訪問了北京，鄧對我闡述了中國的戰略： 
鄧：我[從美國]回來後，我們立即打了一場戰爭。但我們事先徵求了你們的意見。我對卡特總統談及此事，然後他給了我一個非常正式和嚴肅的回答。他給我讀了一份書面文字。我對他說：中國將獨立地處理這個問題，如果有任何風險，中國將單獨承擔風險。現在回想起來，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的懲罰性行動更縱深地進入越南，效果會更好。
基辛格：這可能是的。 
鄧：因為我們有足夠的力量直驅河內。但走那麼遠可能不明智。
基辛格：是的，它可能會超出計算的極限。 
鄧：是的，你說得對。但是，我們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們占領了所有的防禦工事地區。沒剩下一條防線到河內。
按歷史學家的傳統智慧分析，那場戰爭是昂貴的中國失敗。文革期間的政治對解放軍的影響在戰役中顯而易見：設備陳舊、後勤問題、人才短缺、和不靈活的戰術導致中國軍隊前進緩慢並付出巨大代價。據一些分析家估計，解放軍在第三次越南戰爭頭一個月遭受的戰鬥傷亡與美國在第二次越南戰爭中損失最慘重的幾年相當。
然而，傳統的智慧是基於對中國戰略的一個誤解。不管其執行上的技術缺點，中國的戰役反映出一個嚴重的長期戰略分析。在中國領導人對他們的美國同行的解釋裏，他們將受蘇聯支援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權力鞏固描述為蘇聯在全球的「戰略部署」邁出的重要一步。蘇聯已經在東歐和沿著中國的北部邊境集結部隊。現在，中國領導人警告說，莫斯科開始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東「獲得基地」。如果它加固在這些區域的地位，它就能夠控制重要的能源資源，並能阻斷關鍵的海道 - 最引人注目的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這將使俄羅斯在未來的任何衝突中占有戰略主動性。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戰爭是北京對孫子「勢」的概念—「勢能」的趨勢和戰略格局--分析的結果。鄧小平旨在阻止，如果可能的話，扭轉他不能接受的蘇聯戰略勢頭。
中國實現了這一目標，部分以其大膽的軍事行動，部分以將美國拉入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中國領導人通過細緻的戰略分析，大膽的軍事實施，和娴熟的外交運作成功地渡過第三次越南戰爭的險灘。具有所有這些素質，如果沒有美國的合作，他們也不能夠「摸老虎的屁股」。
第三次越南戰爭迎來了中美之間在冷戰時期前所未有的親密合作。兩趟美國使團到中國設立了程度非凡的聯合行動。副總統「弗裏茨」沃爾特。蒙代爾在1979年8月訪問中國，制訂鄧訪美後的外交政策，特別是針對印度支那。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中戰略和道義發生嚴重衝突。美國和中國同意，防止出現一個河內控制之下的印度支那聯邦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但對印度支那問題的柬埔寨部分仍然存有爭議。柬埔寨由臭名昭著的波爾布特管轄，他謀殺了數以百萬計的同胞，但紅色高棉是構成抵抗越南力量中最訓練有素的組織。
卡特和蒙代爾在政府裏有著對人權長期奉獻和獻身精神的記錄；的確，他們在總統競選中就攻擊福特沒有足夠重視人權問題。
在與卡特就入侵越南問題的私人談話中，鄧首先提出了援助柬埔寨遊擊隊抵抗越南侵略者的問題。據官方報告：「總統問，是否泰國人可以接受和依賴（紅色）柬埔寨。鄧小平說是的，他心裡想的是輕武器。泰國目前正派遣一名高級官員到泰- 柬邊境保持通信安全。」華盛頓和 北京在通過泰國對柬埔寨援助上的事實合作，其實際效果間接地協助了紅色高棉殘余。美國官員謹慎地對北京強調，美國「不能支援波爾布特」，並歡迎中國保證波爾布特不再行使對紅色高棉的完全控制。這點良心發現沒有改變華盛頓對「柬埔寨抵抗力量」 提供物質和外交支援的事實，政府肯定知道，這將有利於紅色高棉。卡特下一屆的雷根政府遵循了相同的策略。毫無疑問，美國領導人期望，如果柬埔寨抵抗力量占了上風，他們或他們的接班人在此之後將反對紅色高棉，這願望在十年以後越南撤軍後實際發生了。
美國的理想主義者在地緣政治現實中遇到迫切需要。這不是冷嘲熱諷，甚至更不是虛偽地裝出這樣的態度：卡特政府必須在戰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間進行選擇。他們決定，要最終實現他們的道德信念，他們首先需要在地緣政治鬥爭中獲勝。美國領導人面臨政治家的兩難境地。領導人不能選擇歷史給予他們的選項，甚至他們更不能含糊。
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訪華標誌著中美進一步加強合作，這在僅僅幾年前還是難以想像的。鄧小平歡迎他：「你來這裡本身具有重要意義，」他對布朗指出，「因為你是國防部長。」在福特政府服役過的老兵都明白這個提示，邀請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的訪問因福特解雇他而流產。
當下的主要議題是確定美國與中國的軍事關係。卡特政府已經得出結論，提高中國的技術和軍事能力對全球平衡和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布朗解釋道，華盛頓對待「蘇聯和中國有本質上的區別」，並願意轉讓給中國一些蘇聯得不到的軍事技術。更進一步，美國願意賣給中國一些「軍事設備」，如監控儀器和車輛，儘管不是「武器」。另外，它不會干涉NATO盟友向中國出售武器。正如卡特總統在給布熱津斯基在的指示中解釋： 
美國不反對我們的盟國方面採取更主動的態度與中國在技術敏感領域進行貿易。我們對一個強大而安全的中國有興趣—我們承認和尊重這一興趣。
最後，中國沒有能夠拯救紅色高棉或迫使河內從柬埔寨撤軍，那要再過十年；也許認識到這一點， 北京將戰爭目的設在一個有限的框架內。然而，北京也給予越南以沉重的代價。在戰前、戰爭期間、和戰後，中國以極大的決心和娴熟的技巧在東南亞施展外交，孤立了河內。 中國保持了沿邊境的沉重軍事存在，保留了幾塊有爭議的領土，並繼續高舉著給予河內「再教訓」的達摩利劍。其後幾年，越南被迫維持相當大的力量在北部邊界以備應付中國的另一次可能的進攻。正如鄧小平在1979年8月曾告訴蒙代爾：
對於這樣規模的國家來說，保持超過一百萬的常備力量，你會到哪裡找到足夠的勞動人口？一百萬的常備力量，需要大量的後勤支援。現在他們依賴蘇聯。有人估計說，他們從蘇聯每天得到200萬美元，一些估計數字說，2 50萬美元。 。 。 。那將增加困難，對蘇聯的負擔將變得越來越沉重。事情將變得更加困難。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南將逐漸認識到，並非所有的請求蘇聯都可以滿足。在這些 情況下，也許一個新的局勢將會出現。
那個局勢，事實上，十多年後發生了，蘇聯和蘇聯的財政支援崩潰帶來了越南在柬埔寨的部署大量裁員。最終，在經過一段民主社會難以維持的時期後，中國實現了其在東南亞的相當一部分戰略目標。鄧小平取得了足夠的回旋餘地，滿足了他挫敗蘇聯控制東南亞和馬六甲海峽的目標。
卡特政府執行一個走鋼絲的行為，一面通過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保持對蘇聯的合作選項，而另一面在亞洲政策上仍然將莫斯科看作是主要的戰略對手。
衝突最終的輸家就是蘇聯，其稱霸全球的野心在世界各地拉起了警報。蘇聯的一個盟友遭到了對蘇聯最不客氣的和戰略上最明確的對手的襲擊，她曾公然鼓動遏制盟莫斯科的聯盟，這一切發生在蘇越結盟的一個月內。現在回想起來，莫斯科在第三次越南戰爭中的相對被動姿態可以被看作為蘇聯衰落的首發症狀。人們不禁要問，蘇聯在一年後悍然決定干預阿富汗是否是企圖補償他們在支援越南抵抗中國攻擊時的無作為。（不幸的是）在這兩種情況下，蘇聯都打錯了算盤，那是因為蘇聯沒明白當時全球力量的相互關係正向著不利於他們的方向轉移。第三次越戰因此可能被算作中國政治家成功地實現長期的大畫面的戰略目標--而不以實際占領為軍事利益--的另一個例子。雖然給紅色高棉留有苟延殘喘的空間不能算作道義上的大勝利，中國與蘇聯和越南面對面取得了較大的地緣政治目標—儘管兩國軍隊都比中國軍隊更訓練有素和裝備精良。
面對強大優勢兵力泰然處之，已深深植根於中國的戰略思想—在這點上中越戰爭與中國參戰朝鮮何其相似。兩次中國的決定都是針對北京認為的危險聚會—一個敵對勢力沿中國周邊多點鞏固基地。在這兩種情況下，北京相信如果允許敵對力量完成其設計，中國將被包圍，從而永遠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對手將處於一個自己隨時選擇發動戰爭的位置，有了這種優勢，正如華國鋒在東京會晤卡特總統時所說的，將使它的行為 「無所顧忌。」因此，這些看似區域性的問題，如在第一例：美國回擊北朝鮮，和第二例：越南占領柬埔寨，都被認為是「世界的鬥爭的焦點。」（周描述朝鮮戰爭語）。
在兩次干預中，中國都面對一個威脅其安全感的比自身強大的力量，但是每次都在北京選擇的地形和時間上發生。正如國務院副總理耿飚後來告訴布熱津斯基：「蘇聯對越南的支援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不只是衝著在國，也是衝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和馬六甲海峽。如果他們成功了，這對東盟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同時將切斷日本和美國的交通線路。我們致力於為此做點事情。我們可能沒有能力應付蘇聯，但我們有能力應付與越南。」
這不是優雅的舉動：中國全身心地投入到極其昂貴的戰爭中，造成的傷亡在規模上是西方世界不能接受的。在中越戰爭中，解放軍似乎在執行任務中暴露出許多缺點，致使顯著提高了中國的損失規模。但兩次干預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戰略目標。在冷戰的兩個關鍵時刻，北京成功地應用其進攻性威懾學說。在越南，中國成功地揭露了蘇聯對河內防衛承諾的，更重要的是其整體戰略的，有限性。中國甘冒與蘇聯作戰之風險來證明它拒絕被蘇聯在其南翼的存在所嚇倒。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總結了戰爭的最終結果：「西方媒體把中國的懲罰性行動寫成是一個失敗。我相信，它改變了東亞的歷史。」
第十四章 雷根和關係正常化
美國外交政策連續性的痼疾之一是周期性的政府大換血。由於任期限制，每屆任命上至總統下至副助理國務卿至少每8年被替換一次，涉及多達5000個關鍵崗位官員的變化。接班人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審批過程。在實踐中，前9個月左右的新政府在真空中存在，它有責任採取行動，但只能靠即興表演或緩退人員的薦舉，然後逐步調整以行使自己的權力。這一不可避免的學習過程是複雜的，新政府希望合法提升辦公室的威信，聲稱所有繼承的問題都是前屆的政策錯誤，而不是固有的問題，它們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得以解決。政策的連續性成為次要的考慮，如果不是一個令人反感的聲明的話。由於新總統剛剛贏得競選，他們也可能高估了客觀情況允許的靈活性範圍，或過度依靠忽悠力（這個貌似暗諷奧巴馬，譯者）。對於依賴美國政策的國家來說，民主轉型是一台唱不完的心理劇，不斷邀請觀眾以他們的賭注對沖。
這些傾向對與中國的關係是一種特殊的挑戰。如書中所表，早期的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緩和是一個相互認知時期。但後來的幾十年，相當重要地是取決於兩國對國際形勢發展的平行評估能力。
當領導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河蟹無形資產就顯得尤為困難。中美雙方在70年代都目睹了戲劇性的領導變化。中國的過渡已經在前面的章節所述。在美國，與中國打開關係的總統在18個月後辭職，但關鍵的外交政策仍然原封不動。
卡特政府是中國領導層看到的第一次政黨變化。他們觀察到卡特作為候選人的發言，許諾美國外交政策轉型，即迎接一個新的開放性和重視人權的時代。他幾乎沒提到中國。因此北京有一些擔憂，卡特是否會保持中美合作關係中的「反霸權」維度。
事實證明，卡特和他的高級顧問重申了中美關係的基本原則，包括那些尼克松在訪問北京期間親自肯定的有關台灣的原則。與此同時，鄧的上台和「四人幫」垮台給中美對話提供了一個新的務實平台。
中美之間戰略熱乎勁兒幾乎剛剛開始，這時，華盛頓政府的另一次變更以壓倒性的勝利帶來了一位新的共和黨總統。對於中國來說，新總統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前景。羅納德。雷根是一個讓人琢磨不透的人，即使是中國的細心的研究學者。他不符合任何既定的類型。一位前電影明星和銀幕演員公會主席憑自己的意志爬到政治巅峰，雷根代表了一種顯著不同的美國保守主義，與孤僻和理智的尼克松或平靜的中西部福特形成鮮明對比。羅納德。雷根對美國在危機期中的機會持有一種藐視性的樂觀，他比任何自杜勒斯後的美國官員更狠，揚言共產主義是一股邪惡力量，要在有限的時間期限內徹底鏟除，而不能讓它禍害幾代人。然而，他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幾乎完全集中針對蘇聯及其衛星國。 1976年，在雷根與傑拉爾德。福特競爭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候選人時，他攻擊福特實行與蘇聯緩和的政策，但就整體而言，他避免批評與中國複交。雷根對蘇聯意圖的批判，在1980年的競選活動中又活力再現，與鄧小平第一次從流亡返回後對美國高官員發表的（英雄）所見略同。然而，在雷根的案子裏，這一觀點與他對台灣政治秩序的強烈個人感情相配對。
1971年10月，尼克松曾鼓勵雷根，以加州州長身份，作為一個特使去台灣訪問，申明華盛頓和北京之間關係的改善並沒有改變美國在台灣安全上的基本利益。雷根離開台灣島，但留下了對台灣領導人的溫暖的個人感受和對美國人民和台灣人民關係的深刻承諾。隨後，雖然雷根沒怎麼挑戰與北京達成的現有共識，他高度批評卡特政府與台北正式斷絕外交關係和把美國在台灣的大使館降級為一個非官方的「機構」 。他在1980年與卡特競選總統時宣言，在雷根政府下，不會有「更多的越南」、「更多的台灣」和「更多的背叛」。
從技術上講，駐台北的大使館過去一直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最終根據卡特政府，美國決定將使館搬遷到北京是一個遲來的承認，國民黨已不再準備「光復 大陸」。雷根的批評隱含，美國應該保留在台北的大使館，作為「兩個中國」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承認台灣海峽兩邊分別為獨立的國家。然而，在與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的談判中（與所有其他國家政府的外交承認談判條款一樣），這樣一個結果是北京一貫堅決拒絕考慮的。
羅納德。雷根從而體現了美國現有的矛盾。與北京新關係的強有力承諾和與台灣殘留的情感支援共存。
雷根的主題之一是主張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但他從來沒有公開解釋究竟這是什麼意思。在1980年的總統競選中，雷根決定嘗試把圓圈變成平方。他派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喬治。H。W。（老）布什到北京，在那裡他曾出色地擔任美國聯絡處主任，其作用代替大使館。
布什告訴鄧，雷根的意思不是暗示他同意與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雷根也沒有打算走向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鄧的答覆冷若冰霜，他對雷根重複與台灣建立正式關係的宣傳肯定不會置若罔聞，即使布什正在北京。這誘使雷根在1980年9月來請我作中間人，代表他給中國大使柴澤民提供一個類似的、更詳細的訊息。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在華盛頓與柴會見時，我肯定，不管他的競選演說，候選人雷根打算堅持美中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建立的並在「上海聯合公報」中總結的戰略合作原則和1979年聯合公報宣布的外交關係正常化。具體來說，雷根已經要求我轉達，他將不搞兩個中國的政策，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政策。我補充說，我敢肯定，大使和他的政府已研究雷根州長的職業生涯，如此他們會知道他在台灣有許多親密朋友。試圖把這件事放在個人感情範疇，我爭辯說雷根不能放棄個人友誼，如果他這樣做，中國領導人將失去對他的尊重。然而，作為總統，雷根將致力於中美關係的現有框架，它提供了一個為中美共同努力防止「霸權」（即蘇聯的主導地位）的基礎。換句話說，作為總統，雷根，站在他的朋友一邊，但也嚴守美國的承諾。
不能說中國大使收到這一訊息時帶著不放鬆的熱情。意識到有利的輿論調查預測雷根將在11月獲勝，他沒再借機表達意見。
對台售武和第三個聯合公報
雷根政府早期階段的特點是它相信他的忽悠力可以彌合兩個表面上不相容的立場之間的差距。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兩個立場同時進行。問題有些急迫，因為正常化優先於解決台灣的最終法律地位。卡特曾表示，美國打算繼續供應武器給台灣。鄧，急於完成正常化的行程，以便他能至少在表面上得到美國支援的條件下面對越南，鄧在實際效果上忽略了卡特的武器供應的單方面聲明，實施了關係正常化。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在1979年為了挽救美國在台北官方外交存在的窮途末路，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這項立法提出了一個持續強勁的美國和台灣之間的經濟、文化、和安全關係的框架，並宣布，美國「將提供盡可能必要的防禦器材和防禦服務，其數量應足夠使台灣維持充分的自衛能力。」當雷根 政府上台後，中國領導人再次提出對台軍售問題，將此當作正常化未完成的一個方面，並將其置於美國內部矛盾的頭上（和尚頭上的虱子，譯者）。雷根沒有意思隱晦這一點，他想推動對台軍售。他的國務卿黑格，有相反的觀點。黑格曾是我的副手，在尼克松政府時期，計劃了1971年的秘密訪華之旅。他曾帶領技術團隊先期於尼克松訪華，在此期間，他曾與周有過實質性的對話。作為親歷冷戰開始的一代人，黑格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加入反蘇陣營如何改變了戰略平衡。黑格視中國成為事實上的美國盟國為一個突破，應作為重中之重保存中國的潛在作用。因此，黑格尋求與北京達成諒解的辦法，即美國將向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提供武器。
這一計劃在雙方擱淺。雷根不會同意正式向中國出售武器，北京不會考慮這一個意味著將原則性與軍事硬件交換的交易。事情危險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黑格同時在美國政府之內和北京之間進行艱苦卓絕的談判，取得了一項協定，允許雙方推遲最終解決，同時建立一個未來的路線圖。鄧小平對這樣一個無限期的和部分的結果表示默許充分顯示了他非常重視與美國維持密切關係（以及他對黑格的信心）。
1982年8月17日，中美簽署了所謂的第三個聯合公報，它成為中美關係基本構架的一部分，並在隨後的高級對話和聯合公報中作為一種聖經式的語言定期地得到重申。有點奇怪的是第三公報能夠取得與尼克松訪華的「上海公報」和卡特的正常化協定同等的地位。其實第三個公報相當含糊，因此也是一個困難的未來路線圖。
每一方，像以前一樣，重申了其基本原則：中國重申其立場，認為台灣是中國國內事務，外國人無權干涉；美國重申對和平解決表示關注，到目前為止聲稱，它「讚賞中國爭取和平解決的政策。」這一提法淡化了中國一貫地經常反復地斷言，她保留使用武力的行動自由，如果證明和平解決不可行的話。關鍵執行段有關向台灣出售武器，上面寫著：
「美國政府指出，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如此說明，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一貫立場。」
這些條款沒有精確的定義。 「逐步」的意思是開放的，卡特時期的「水平」基準是什麼，也沒有指定。儘管美國發誓放棄了長期的軍售政策，它沒有說明美國理解「長期」 有多長。雖然中國重申堅持最終解決，它沒有設立期限，也沒有威脅的跡象。雙方國內的迫切鴨梨支配了界限：中國在原則上不會接受外國軍火供應商在它認為自己的領土上。美國的政治，如在美國國會獲得廣泛支援率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所強調， 不允許截止對台軍售。從當時的討論開始，這一狀態已經持續了近三十多年，以此向雙方的政治家致敬。
緊隨第三公報之後，美國總統意識到其意義不是不言自明的。他告訴《國家評論》的發行者：「你可以告訴你的朋友，我對台灣沒有TMD改變一點看法。任何武器他們需要保衛自己免受紅色中國攻擊或入侵，他們將從美國得到。」 在這個問題上雷根的感覺如此強烈以致於他召見CBS晚間新聞主播丹。拉瑟，否認他不再支援台灣的報導，他宣稱：「我目前還沒有退卻。 。 。 。我們將繼續武裝台灣。」
為了執行總統的信念，白宮秘密與台灣談判所謂的六項保證，以限制它剛剛與中國簽署的公報的實施。這些保證肯定，美國沒有設定一個具體日期結束軍售給台灣，沒有承諾向北京咨詢這樣的銷售，沒有承諾修改台灣關係法，沒有改變其對台灣政治地位的立場，既不迫使台北與北京談判，也不作中間人。這些保證被加強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備忘錄中，旨在將遵守公報和和平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之間差異的兩項政策捆綁在一起。當局亦對第三公報「減少」「對台軍售」的概念給予寬松的詮釋。通過技術轉讓（從技術上說不是「軍售」）和各種武器方案「水平」的創造性解釋，華盛頓擴大了對台軍事支援計劃，北京似乎從一開始沒有預見到其持續性和物質性。
當然，台灣關係法只約束美國總統，它從來沒有被中國領導人承認。中國不能接受這樣一個前提，即美國立法可以規定對台售武的義務和建立美國對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給予外交承認的條件。將情況默許等同於無限期未來協定是危險的。這種行動格局，儘管已經持續數十年，卻不能免除其長期的風險，如北京對2010年春天的軍售就表示了激烈的反應。
雷根政府在第一任期內的中國大陸和台灣政策因此幾乎是在難以調節的矛盾之中掙扎：相互衝突的政策目標，對北京和台北的矛盾保證，和不可通約的道德和戰略舉措。雷根給人的印象是他以堅定的信念支援所有一鍋端的保證。
對 學者或傳統政策分析師來說，雷根政府早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做法違反了每一個連貫政策的基本規則。然而，與許多其他有爭議的和非常規的雷根政策相似，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它的效果相當不錯。
雷根總統的顯著的特點是他有能力，甚至在肯定自己的本質信念不變的同時，磨鈍爭議的棱角。無論分歧如何，雷根從來沒有將它變成個人對抗；除了修辭強硬以外，他也沒有把它轉化為意識形態信念上的十字軍東征。因此他處在一個位置，以實用性甚至善意為基礎，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與對方接觸，正如雷根和他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與他們的蘇聯對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進行的一系列關於限制核軍備競賽的出色的談判所證明。就中國而言，她的領導人明白了雷根的信念允許他跑多遠，和他在美國政治背景下所能完成的最大極限。因此，他贏得了良好的信譽，即使在被拒絕的情況下—如果換個總統或在一種更正式的場合，對其反應很可能是憤怒的。
表面矛盾最後設立了兩個時間表：一個是立即進行的，另一個可能留給未來。鄧小平似乎明白，公報確立了一個大方向。一旦條件改變，它就可以通行，即使在當前背景下它無法在雷根政府開始。
在舒爾茨1982年接手國務院以後，儘管有些不舒服的對話和受傷的自我，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都在80年代以履行自己核心利益的面貌出現。儘管北京對華盛頓對公報的靈活解釋感到失望，但就整體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了又一個十年的美國援助，她正在建立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及其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獨立作用的能力。華盛頓得以與台灣海峽雙方繼續保持友善關係，並與中國在聯合反蘇的當務之急方面合作，如情報共享和支援阿富汗的叛亂分子。台灣取得與北京討價還價的談判地位。當最終塵埃落定，自尼克松以來反共高調最響的親台總統能夠平安無事地主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常」關係，沒有任何重大危機。
中國和超級大國—新的平衡
20世紀80年代真正的戲劇不是華盛頓和北京的彼此關係，而是各自與莫斯科的關係。其動力是一系列的戰略格局重大轉變。
在評估中國的政策時，一種僥倖一般可以排除在外，即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忽視了一系列可發現的事實。所以，當中國用模棱兩可的語言靈活解釋第三個聯合公報的台灣條款時，只能因為她認為與美國的合作將履行她的其他國家目的。
雷根上台時，蘇聯在70年代末開始的戰略進攻尚未自生自滅。多年以來，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崩潰，蘇聯和它的代理已經在第三世界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幾乎不分青紅皂白）系列前進動作：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亞、阿富汗、和印度支那。但是，中美關係和解成為阻止蘇聯進一步擴張的重要堡壘。以鄧小平及同志們的信念為動力聯合美國兩黨政府巧妙合作，毛澤東設想的大連橫，事實上，已初具規模。
到80年代中期，蘇聯在幾乎其所有邊界面臨著協調防禦，在許多情況下，積極抵抗。在美國、西歐、和東亞、幾乎所有工業國家已經結成了針對蘇聯的鬆散聯盟。在第二世界，蘇聯僅存的盟友只有它駐軍的東歐衛星國。同時，第三世界已經證明他們對蘇聯和古巴臂膀呵護下的流行的「解放運動」的好處持懷疑態度。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蘇聯的擴張主義努力變成昂貴的僵局或聲名狼藉的失敗。在阿富汗，蘇聯經歷了美國在越南同樣的痛苦試驗--在這個情況下，由美國、中國、海灣國家和巴基斯坦協調努力，贊助和訓練武裝抵抗分子。在越南，莫斯科的企圖，使河內控制下的印度支那納入蘇聯軌道，遇到了來自中國的凶猛有力的回擊，其中也有美國合作的推動。北京和華盛頓--正如鄧小平如此生動地形容--「砍斷」蘇聯的手指。在同一時間，美國的戰略建設，尤其是雷根倡導的戰略防禦倡議（俗稱"星球大戰"計劃，譯者），帶來技術性挑戰，使得停滯的負擔過重的蘇聯經濟—其國防負擔三倍於美國，按每個國家的GDP百分比計算—難以承受。
在中美合作的這一尖峰時刻，雷根白宮和中國最高領導對蘇聯弱點的評估大體一致，但他們對新形勢政策的影響作出顯著不同的結論。雷根和他的高級官員認為蘇聯的混亂是一個進攻的大好良機。有強大的軍事集結和意識形態自信相互搭配，他們尋求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給蘇聯施加壓力，一舉獲得冷戰勝利。
中國領導人也同樣認識到蘇聯的弱點，但他們往相反的方向想：他們看到這是一個重新調整全球平衡的邀請。從1969年開始，他們向華盛頓傾斜以糾正中國岌岌可危的地緣政治地位，他們對美國價值觀和西方自由民主在全球獲勝—這些雷根宣布的終極目標--沒有一點興趣。在越南「摸了老虎的**（和猴子的頭，譯者）」後，北京得到結論，她已經抗住了蘇聯威脅的**。現在中國應該轉向加強自己的運作自由度。
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開放的興奮初潮消退了；近幾年來壓倒一切的冷戰問題正在得到解決。中美關係也像一般主要大國的相互作用一樣落戶在平地，不需再走過高山和低谷。隨著蘇維埃政權的衰落，美國和中國兩位主角演員已習慣了冷戰格局，遲遲沒有意識到該換角色了。蘇聯應對中國入侵越南的軟弱標誌著，首先循序漸進滴，然後加速滴，蘇聯衰落的開始。莫斯科的三個轉變--1982年從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羅波夫，1984年從安德羅波夫到康斯坦丁。契爾年科，1985年從契爾年科到戈爾巴喬夫—在最低程度上顯示蘇聯正 忙於處理國內危機。始於卡特由雷根加速的美國重新武裝逐漸改變了權力平衡和制約了蘇聯介入其周邊地區的準備。
上世紀70年代蘇聯的大部分收益又被摟回來了—儘管幾個退卻直到（老）布什政府才發生。越南占領柬埔寨於1990年結束，選舉是在1993年舉行，難民開始準備回國；1991年，古巴軍隊從安哥拉撤出；在埃塞俄比亞，共產黨支援的政府在1991年倒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接受自由選舉，以往沒有任何執政的共產黨準備採取這樣的風險；也許最重要的是，1989年，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回。
蘇聯撤退給了中國外交一個新的機動靈活性。中國領導人不再談軍事遏制，並開始探索對莫斯科新外交的範圍。他們提出與蘇聯改善關係的三個條件：撤離柬埔寨；結束蘇聯在西伯利亞和蒙古沿中國北部邊境的部隊集結；撤離阿富汗。這些要求都在不斷被滿足的過程中，主要由於力量平衡變化使得蘇聯在前沿陣地站不住腳，而決定撤離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收到了中國不準備接近莫斯科的保證。中國證明發揮三角外交更合適。但在任何情況下，這一保證有雙重目的：他們肯定繼續堅持既定的戰略--防止蘇聯的擴張，但它也暗示了中國在美國面前不斷增長的選擇權。
中國很快就開始行使其全球新選擇。在對話中，在1987年9月我與鄧的會談中，他把他的新分析框架應用到兩伊戰爭，那時正在氣勢洶洶的第五個年頭。美國正在支援伊拉克至少到足夠防止其被德黑蘭革命政權擊敗的程度。鄧小平認為，中國需要對伊朗採取一個更「靈活的立場」，使她能夠為了結束戰爭發揮更顯著的外交作用，有「回旋餘地」。
鄧小平曾執行毛的大連橫概念與蘇聯對抗。現在正在轉變回到三個世界的路線，中國站在超級大國的競爭之外，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將允許她繼續在三個圓圈中--超級大國，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選擇其偏好。
HYB，Deng的追隨者，D的總書記，在1982年9月共產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概述了當時的中國外交政策概念。其閃亮點是毛的「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的重演：「中國從來沒有把自己依附於任何一個強權或強權集團，中國也從來沒有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HYB以掃視地平線開始，概述中國對美國和蘇聯外交政策的評估，並提出了要求每個超級大國用行動證明其誠意的清單。台灣問題解決的失敗意味著中美關係之上還「掛著一片烏雲」。只有當美國放棄對中國視為純粹內政的干涉，關係才能「健康發展」。與此同時，HYB還雅致地評論道，「我們注意到蘇聯領導人不止一次地表示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但行動比語言更重要。」
中國，為自己著想，要鞏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場，與兩個超級大國保持一定距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反對他們：「今天，危害國家間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 。 。 。當今世界各國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中國，為自己著想，要鞏固其在第三世界的立場，與兩個超級大國保持一定距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反對他們：「今天，危害國家間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 。 。 。當今世界各國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實際上，中國宣稱一個獨特的道德境界，即自己是超然於超級大國競爭之上的最大的「中性」強國：
我們一貫堅決反對超級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主張禁止使用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並要求超級大國率先大幅削減他們的核武器與常規武器。 。 。 。中國視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起堅決鬥爭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是她神聖的國際義務。
這是中國傳統的外交政策在共產黨大會上亮相：自力更生，道德超然和優勢，再加上否定超級大國願望的承諾。
一份1984年呈送給雷根總統的國務院備忘錄解釋說，
中國已經把自己定位在既支援美國反對蘇聯擴張主義的軍事集結又指責超級大國競爭是全球緊張局勢的重要根源的位置。因此，中國能夠追求與美國平行的戰略利益，同時，加強與它認為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第三世界集團的關係。
1985年，一份中情局的報告描述中國在「三角關係內互動」，通過一系列高級別會談和共產黨的內部交流與蘇聯培養更密切的關係，其層次和頻率在中蘇分裂後從未達到過。分析指出，中國領導人恢復了稱呼他們的蘇聯同行為「同志」，並調蘇聯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修正主義」）國家。中國和蘇聯的高官舉行了關於武器控制的實質性磋商—這在前二十年是不可想像的概念，1985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到莫斯科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雙方簽署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雙邊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
重疊圓的概念，或多或少是毛走向生命終結時推進的。但其實際效果是有限的。第三世界定義本身來自與兩個超級大國的區別。如果它明確轉向一方或另一方就會失去這一地位，即使是接受一個超級大國偽裝為其隊伍中一分子。作為一個實際問題，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即使是現在，當它剛剛開始改革。總之，第三世界，若將行使重大影響，必有一個超級大國加入，然後，根據定義，它就不再是第三世界。只要蘇聯還是一個核超級大國而且與它的關係不穩定，中國沒有動機遠離美國。 （蘇聯解體後，只剩兩個圓圈；問題是，是否中國將進入蘇聯騰出的空位作為一個挑戰者或選擇與美國合作。）簡而言之，20世紀80年代的中美關係是從冷戰格局過渡到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秩序，為中美合作夥伴關係開創了新的挑戰。這一切都假定，蘇聯仍然構成基本的安全威脅。
對中國開放的建築師，尼克松，了解世界亦如此。在1982年底對中國進行私人訪問後，在給雷根總統的備忘錄中，尼克松寫道：
我相信，鼓勵中國在第三世界發揮更大的作用，是非常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他們越成功，蘇聯就將越糟。 。 。 。1972年將我們帶到一起來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共同關注蘇聯侵略的威脅。雖然今天這種威脅遠遠比1972年更大，在下一個十年吸引我們緊密聯繫起來的團結因素，很可能是我們的經濟相互依存。
尼克松敦促在未來十年，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和日本應該共同致力於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他有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願景，基本上以新興的中國在第三次世界的影響力建立一個反蘇聯盟為基礎。但即使尼克松的先見之明也沒有延伸到蘇聯崩潰，和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世界經濟的健康將取決於中國的經濟表現這樣一個程度。或者問題應該這樣提出，中國的崛起是否會再次使國際關係雙極化。
喬治。舒爾茨，雷根的強勢國務卿和一個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想出了另一個美國同心圓的概念，即將中美關係置於蘇美衝突的背景之外。他認為，過分強調中國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處理蘇聯威脅的問題上會 給予中國過多的討價還價的優勢。與中國的關係應該嚴格地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在這樣的外交中，中國將因國家理由發揮其自身作用。中國的善意應該反映在共同項目中的共同利益。（美國的）中國政策的目的是詳細闡明這些共同利益。 同時，美國將尋求重振與日本的聯盟，在幾年前，毛澤東曾敦促美國官員「多花點兒時間」。日本，一個民主同伴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幾十年的快速增長，現在已成為一個全球經濟的主要參與者。 （幾十年來連續的經濟萎靡不振幾乎遮蔽了一個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能力不僅極大地超過中國，還有許多分析家認為，即將超越美國。） 這一關繫在雷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之間的個人情誼培植下又發新芽—正如媒體稱之為「羅-康秀。」（羅（Ron）—羅納德（Ronald）的昵稱，譯者）
美國和中國兩邊都往他們以前的路線夾入楔子。以前，他們互相看作是自己的戰略合作夥伴面臨一個共同的生存威脅。現在，蘇聯的威脅已經開始萎縮，中國和美國實際上是方便的夥伴，只選定在他們利益相一致的問題上合作。
在雷根時期，沒有根本上的新緊張局勢發展，處理繼承的台灣問題也毫無戲劇性。在1984年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雷根表現出他的特徵生命力，有幾次他甚至像變戲法似地引用中國古典詩詞的短語和古代占卜手冊「易經」來形容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合作關係。雷根比他的任何一個前任嘗試更多的普通話，他甚至引用中國成語「通力合作」和「互敬互惠」來形容中美關係。然而雷根從來沒有與任何中國同行密切交往的記錄，像他與中曾根康弘那樣。他的訪問，沒有什麼重大問題可供解決，只限於評論天下大勢。當雷根批評一個不具名的「大國」在中國的邊界集結軍隊並威脅其鄰國時，在中國廣播的講話中這一部分被省略了。
當雷根時代結束時，亞洲的局勢是幾十年來最安靜的。在中國、日本、朝鮮、印度支那和東南亞海洋國家發生的半個世紀的戰爭和革命使這些亞洲國家關係本質上讓位給威斯特伐利亞體係，類似於1648年開始的「三十年戰爭」結束後的歐洲新興主權國家格局。除了貧困孤立的北朝鮮定期的挑釁和在阿富汗對蘇聯占領的叛亂活動，亞洲現在是一個由離散的主權政府有著公認的邊界組成的世界，他們幾乎普遍默契地避免參與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和思想路線。共產黨輸出革命的項目，早先分別由中國、朝鮮、和越南等倡議者熱切地執行，已經結束。各種權力中心之間的平衡被保存下來，部分原因是由於各方耗盡力量、部分原因是由於美國以及中國的努力扭回各個競爭選手的主導地位。在此背景下，亞洲經濟改革和繁榮的新時代已深深植根-- 一個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具生產力和最繁榮的大陸—因而回歸該地區在歷史上的作用。 
鄧的改革計劃
鄧小平標榜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一個經濟也是一種精神的努力 。它首先涉及到在經濟崩潰邊緣的社會穩定，然後，它尋找一種內在的力量去推進，無論是在共產黨還是中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新方法。
鄧小平繼承的經濟形勢幾乎接近絕望。中國的集體化農業結構勉強維持其龐大人口的需求步伐。人均糧食消費量與毛時期早期大致相同。據報導，一位中國領導人承認，有一億中國農民—相當於1980年美國近一半的人口—沒有足夠的糧食。在文革期間學校系統的關閉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在1982年，中國勞動力的34％只有小學教育程度，28％的人為「文盲或半文盲」，中國勞動力只有0.87％受過大專教育。鄧小平呼籲經濟快速增長，但他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改造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孤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貧困的總人口，使他們成為在世界經濟中能夠承擔起生產力和競爭力作用並能承受其偶爾應變的勞動大軍。
而不得不用傳統工具進行改革使挑戰更加複雜 。鄧堅持以對外開放進行中國現代化的努力與19世紀下半葉的第一次嘗試類同，那次改革者被挫敗了。那時，障礙是不願放棄由中國特殊身份所界定的相關生活方式。現在，它是如何推翻毛時代的做法—共產社會所有一切一直以此運作並保持其哲學原則，從而凝聚社會。
在80年代初，中央計劃仍然是所有共產社會的運行模式 。它的失敗是明顯的，但補救措施被證明難以捉摸 。在其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的所有激勵適得其反，它獎勵停滯和勸阻主動。在中央計劃經濟中，商品和服務的分配由官僚決定。過一段時間，通過行政命令建立的價格就與成本失去關係。價格體係成為勒索人口資源和建立政治優先事項的一種手段。當由權威建立起來的恐慌消退時，價格轉變為補貼和共產黨獲得公眾支援的一種方法。 
改良共產主義被證明無法取消經濟規律。必須有人支付實際成本。中央規劃和補貼定價的懲罰是保養不善，缺乏創新，和超就業—換句話說，就是人均收入的停滯和下降 。
此外，中央計劃不為強調質量或創新提供激勵機制。因為任何一個經理所製作的產品都會被有關部委買走，質量不是要考慮的問題。而創新在實際上是被勸阻的，以免引發整個規劃大廈失衡。
在缺乏市場平衡喜好的情況下，規劃者難免施加或多或少的任意判斷。結果，需要的商品不生產，而生產的商品不需要 。
尤為大者，中央計劃的國家，遠未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最終反而體現階級分層。商品被分配而不是買，真正的獎勵是給予辦公室額外的權利：為幹部而開的特價商店、醫院、和受教育機會。
巨大的自由裁量權在官員手中，必然導致腐敗。就業、教育、和多數額外附加品依賴於某種個人關係。（因此而有「走後門」，譯者）。具有一種歷史諷刺意義的是，共產主義以無階級社會為廣告，產生一個往往滋生特權階級的封建成分。可以證明，現代經濟不可能由中央計劃運行，但從來沒有共產國家不靠中央計劃運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要克服這種內置的停滯。他和他的同事走上了市場經濟、分散決策、和對外開放的道路—所有都是前所未有的變化。他們以釋放中國人民的才幹為革命基礎，他們的自然經濟活力和企業進取精神已久被戰爭、思想教條和對私人投資的苛限所約束。 
胡Y*B是長征中最年輕的參與者之一，他成為鄧小平的一個門生，後來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倒下；當鄧小平重新掌權後，他提拔胡到共產黨的最高領導職位，最終任命他為總書記。在他任職期間，胡在政治和經濟問題上採取相對寬松的立場。用他直率的方式，他始終推動黨和社會願意接受的極限。他是第一個經常穿西裝出現的共產黨領導人，並因建議中國放棄筷子改使刀叉而挑起爭議。 
首先，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同被打倒而攜手出發。所有統治過中國的領導人都曾經歷厄運涅槃，其中許多人受到身心虐待。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充溢在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中。1982年9月，當我在中國進行私人訪問時，我與鄧小平有過一段渴望的談話：
基辛格：我在1974年4月遇到你，那時你來參加[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大會，然後與毛一起，但你沒說一個字 。
鄧：那時在1974年11月[在北京]，我們兩個人談得最多，因為當時周生病了，我負責國務院，在1975年，我負責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只有一年，我就被打倒了。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它非常有趣 。 正是這樣的挫折啟迪了我們。。。。我們從1979年至1981年的經驗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你有3年半沒到這裡。你看到任何變化嗎 ？
基辛格：我最後一次在這裡時—可能是由於我的無知—我有意識，顧問委員會主席（鄧小平）有許多地位高的對手。。。。
鄧：。。。海外人士往往不知道中國是否政治穩定 。要判斷中國是否政治穩定，必須要看有8億中國人居住的地區是否穩定。今天農民是最幸福的。城市也有一些變化，但不及農村 。。。。 [人民] 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有更大的信心，對黨和政府有更高的信任。這有深遠的意義。文革前黨和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但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了。 
沒有一點經驗可以為改革努力借鑒。當我在1987年回來時，某某某給我提前解釋了一份將在十月份提交給黨代會的方案。他強調中國正在進行一個混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複雜而冗長的過程： 
正在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理順社會主義和市場力量之間的關係。該報告將陳述，對社會主義的規劃應包括利用市場的力量，而不是排除它們 。自從[約翰•梅納德•] 凱恩斯，所有國家，包括資本主義，都對經濟活動實行某種程度的政府干預。美國和韓國都是例子。政府或通過規劃管制或通過市場，中國將使用這兩種方法。企業將充分利用市場力量，國家將通過巨觀經濟政策引導經濟。在必要的情況下也要有規劃，但未來規劃調控只是手段之一，並不會被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 
鄧小平將逐步行動去實現這些目標。用中國話說，要「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在什麼工作（好使）的基礎上部分地探索道路。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實際上，將烏托邦式的改造願景一起拋棄。中國領導人不會讓意識形態制約其改革；相反，他們會重新定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是無論什麼能給中國帶來更大繁榮的東西。
為了促進這一行程，中國歡迎外商投資，部分通過沿海的經濟特區，在那裡企業有更廣泛的空間和給投資者特殊條件。鑒於中國以前在十九世紀與「外國投資者」 在沿海有過負面經驗—和這方面的經驗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敘述中發揮何等突出的作用—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行為。它還表明一個意願—在一定程度上前所未有—放棄中國經濟自給自足的百年老眼光而加入國際經濟秩序。到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國外貸款開始流入這個國家。
系統性的權力下放隨後而至。農業公社被遺棄，鼓勵形成所謂的生產責任小組，在實踐中，它們就是家庭農場。對於其他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之間的區別被厘清。所有權將繼續留在國家手中； 而管理權將主要留給經理。當局和管理者之間的協定確定每個功能，給予管理者很大操作空間。
這些變化的結果蔚為壯觀。從1978年第一個經濟改革的頒布，到1984年，中國農民的收入增加一倍。私營部門，在個體經濟獎勵重建的帶動下，上升到占工業總產值近50％，以前這個經濟幾乎完全聽令於政府菲亞特。在80年代，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超過9％的平均增長率而增長—一個史無前列的幾乎不間斷的經濟增長期，直到寫這部書的時候。 
中國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鄉土情節，外加面子為大的習慣。正是當今中國周邊環境惡化的原因。或許中國人應該在民族文化上與時具進，或者說要學習外邦文化。
要敢於輸出思想，文化，人口。看看現在在世界的華人。基本上都是不參與當地政治。只有新加坡除外，而歐洲文化確是直接輸出，並統治。整個美洲大陸就是其範本，試想，未來中國文化中也要加強殖民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宗主國的地位。那時，中國的發展將是一個全新的面貌。
鄧，他解釋說，現在會從經濟改革轉移到政治結構改革。這將比經濟改革複雜得多，因為「這將涉及數百萬人的利益。」共產黨和政府之間的工作部門將改變 。當職業經理人取得黨的書記職位時，許多黨員將會轉行。
但是，管理和決策該在哪裡劃線分開呢？鄧小平回答說，思想認識問題將歸黨管，業務政策歸經理管。當被要求給個例子時，鄧表示，朝向蘇聯的聯盟轉變將顯然是一個思想問題（噎基辛格一口，譯者）。
從我與他多次交談中，我得出的結論，這將不會是一個頻繁的主題。在進一步思考後，我不知道順便提一嘴這樣一個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概念是否意味著，中國正在稱返回更大外交回旋自由的重量，而鄧小平並非預先打招呼。 
鄧小平政治上提出的在共產黨的經驗中沒有先例。他似乎暗示，共產黨將在國家經濟和政治結構上維持一個總體的監督作用 。但它會逐步退出其以前控制中國日常生活細節的位置。中國的個人主動性將得到更廣泛的範圍 。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鄧小平認為，將「有條不紊地進行。」中國現在是穩定的，「必須保持下去，如果它要發展。」政府和人民「回顧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他們絕不會允許它再次發生。中國的改革是「史無前例」的，這意味著將不可避免地 「犯一些錯誤」，絕大多數人支援目前的改革，他說，但需要「勇氣」和「謹慎」確保其成功。
事實證明，這些不是抽象的問題：鄧小平不久將被迫面對他的「有序」改革方案所固有的緊張關係。雖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為洶湧澎湃的中國經濟增長而驚歎，數以萬計的留學生被派往國外，國內的生活標準大大變化，但是也出現了顯著的跡象，新思潮正在內部翻騰。
改革行程的早期階段傾向於合並規劃與市場的問題。試圖使價格反映真實成本必然導致物價上漲，至少在短期內 。價格改革造成民眾在漲價前拿出積蓄購買商品，這造成一個囤積和更加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 。 
在1987年9月的會議上，某某某提出一個轉變，讓約50％的國內生產總值依賴市場力量。且不說經濟技術問題，這需要指揮系統的大量重組 。這需要更加重視，像在歐洲國家那樣，對經濟的間接調控，通過操縱和干預貨幣供應量，以防止大蕭條。中國的許多中央機構將被拆除而其他部門的職能將重新界定。為了促進這一行程，黨員審查和官僚精簡被責令進行。由於這涉及三千萬人而恰由這些其職能需要修改的人執行，審查面臨許多障礙 。 
經濟改革的相對成功在後者不滿的核心處產生了選區 。但政府將面臨那些職位受到政治改革威脅的幹部的忠誠度下降。
管理一個雙價格體係開闢了腐敗和裙帶關係的多種途徑。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實際上增加了腐敗的機會，至少在一個過渡時期。事實上，兩個經濟部門並存—一個是正在萎縮但仍然非常龐大的公共部門，一個是日益增長的市場經濟—產生了雙套價格。 投機倒把的官僚和企業家因此可以在兩個部門之間來回轉移商品，為個人謀利。毫無疑問，在中國一些私營部門的利潤是普遍貪污和裙帶關係的結果。 
裙帶關係是一個特殊問題，特別是在以面向家庭為主文化的中國。在動蕩時代，中國人求助於他們的家人。在所有中國社會中—無論是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還是香港—最終依賴的是家庭成員，他們以家庭標準決定受益方式，而不是抽象的市場力量。
市場也製造自己的不滿。市場經濟，隨著時間推移，提高普遍福祉，但競爭的實質是有人贏有人輸。 在市場經濟的初期階段，贏利很可能不成比例。輸家都禁不住責怪「體係」，而不是自己的失敗 。通常他們是對的。 
在受歡迎的一面，經濟改革提高了中國人民對生活水準和個人自由的期望，而在同一時間，又製造了緊張關係和不公平現象，許多中國人感到，只能由一個更加開放和參與的政治制度加以糾正。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事業也有越來越多的分歧 。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例子提出了辯論的利害關係。對一些中國領導， 開放和改革 是危險的異端邪說，類似於赫魯曉夫扔掉了「斯大林的寶劍。」對另一些人，包括許多中國年輕一代的學生和黨政官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個中國人自己路徑的可能模式。
鄧HZ負責的經濟改革改變了中國日常生活的面貌。與此同時，毛時代消滅的現象—收入差距、奇裝異服、和公開「炫富」—重現，提醒傳統的共產黨幹部抱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屈服於可怕的曾被杜勒斯預言的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雖然中國官員和知識份子往往以馬克思主義教條為辯論定框—如一個高調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分歧最終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老問題。面向外界，中國是履行自己的命運，或是損害其道德本質 ？目的是什麼，如果有的話，應該借鑒西方的社會和政治體制嗎？ 
1988年，圍繞一個看似深奧的電視短劇系列，辯論結晶了。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六集紀錄片《 河殇 》將中國比喻為混濁而流緩的黃河，認為中國文明本身已經孤立和停滯不前。混合著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起訴和對最近政治發展的隱晦批判，電影建議，中國需要重塑自我，面向外部世界尋找「藍色海洋」，意指西方文明。該系列催化了一場全國性辯論，包括中國政府最高層次的討論 。傳統的共產黨人認為電影「反革命」，並成功地將它禁止，儘管是在首次播出後。歷經幾代的關於中國命運和它與西方的關係的長期爭論再度活躍。
第十五章 天安門
蘇聯專制的裂紋在1989年開始擴充到東歐，導致在11月柏林牆倒塌和蘇聯本身的最終解體。 但中國似乎很穩定，她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是自1949年共產黨勝利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以來最好的。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取得了重大進展 。 兩國合作阻止了蘇聯對阿富汗的占領；美國出售給中國相當水平的武器；貿易在不斷增加；從內閣成員到海軍艦艇的互訪交流一派繁忙。
戈爾巴喬夫還主持蘇聯時，計劃在5月到北京訪問。 莫斯科滿足了北京提出的三個條件，中蘇關係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出；蘇聯軍隊遠離中國邊境重新部署；和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各種 國際會議定期在北京召開，包括4月份的亞洲開發銀行董事會會議，這是一個中國三年前加入的多邊發展組織的會議，卻意外地為下場戲提供了背景。
與周恩來在1976逝世時相仿，H的逝世是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哀悼時機 。不過，近幾年其間，允許講話的限制已經放寬。 1976年周的送葬者引用寓言含蓄地批評毛和江青的古代王朝式宮廷政治，19XX年胡的同情者命名了他們的目標 。因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氣氛已經十分緊張，那是中國1919年的一場民族主義運動，抗議當時虛弱的中國政府簽署被認為不平等的「凡爾賽條約」。
H的仰慕者將花圈和輓聯詩放在TAM Square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旁，許多人讚揚前總書記呼籲政治自由化的奉獻精神，並要求他的進一步改革精神永存。 在BJ和其他城市的童鞋趁機表達他們對腐敗、通貨膨脹、新聞管制、大學條件、和檔堅持幕後 「長老」非正式裁決的不滿。 在BJ，各種童鞋團體提出七個要求，揚言要思威下去，直到ZF實施了它們。 並非所有團體都支援每一個要求； 但意見不同的怨恨前所未有地彙總升級為動蕩。 以思威開始的活動演變成為占領Square，嚴重挑戰ZF的權威。
活動以這種方式升級，既不是旁觀者也不是參與者在月初可以想像得到的 。 到6月份，各種規模的FZF康議活動已蔓延全國341個城市。 康議者占據了鐵道和學校，並在BJ封鎖主要街道。 在Square，童鞋宣布絕。。。食，吸引了來自本地和國際的觀察員和其他非童鞋團體的廣泛關注，有的開始加入思威行列。 Z國領導人被迫將戈爾巴喬夫的歡迎儀式從TAM遷移到BJ機場，舉行了一個羞辱的裊莫悄的儀式，沒有公眾旁聽。據有些報告說，有些PLA部隊違抗命令，拒絕部署到BJ平息思威，公務員，與思威者一起散步，在大街上。 政治局勢的挑戰還由於中國遙遠西部的事態發展而加重，在那裡，藏族和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已經開始鼓吹他們自己的文化問題。
通常，起義像一出戲，當事主角忘了台詞不知後面說什麼時，脫離了控制的事態就依慣性發展。 對大人來說，康議激起了中國對歷史上的動蕩和文革記憶的擔心—無論思威者的既定目標是什麼。 學者黎安友令人信服地總結了僵局：
童鞋沒有構成致命的挑戰，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ZF。正府也沒有樂意對童鞋使用。。。武力 。 雙方共享許多目標和共同語言。 通過誤傳和誤判，他們互相將對方推到一個妥協餘地越來越小的立場上。 有幾次解決辦法似乎伸手可及，只在最後時刻消融於無形。 走向災難的步伐開始時似乎緩滿，但隨著雙方分歧加深而急劇加速。 現在知道結果，我們懷著恐怖感讀著我們眼前的真正悲劇故事。
這裡不是檢討導致XXX悲劇原因的地方；依他們在危機起始時參與哪一方，取決於多方面的往往是相互衝突的原因，每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鞋潮開始時要求補救某種怨氣的具體措施。 但占領一個國家首都的中心方塊，即使以完全和平的方式，也是一種戰術—證明ZF無能、削弱它、誘發行為傳染，使其處於劣勢。
美國左右為難
國際社會的反應是天壤之別。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聲稱自己是一個西式民主國家（確實一直拒絕如此）。現在，出現在世界媒體上的它是一個獨斷專行的專制國家，粉碎人民對人權的渴望 。鄧小平，之前作為改革者受到廣泛讚譽，現被批評為暴君 。
在這種氛圍下，整個中美關係，包括兩國之間的定期磋商，受到來自形形色色政治組織的廣泛攻擊。傳統保守派認為自己的信念一錘定音，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將永遠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 整個政治光譜中的人權活動分子被激怒了。自由主義者認為TAM事件賦予美國義務去履行傳播民主的終極使命。雖然目標不同，但批評彙集在制裁的必要性上，以此向北京施加壓力，令其改變國內機構和鼓勵人權做法。
老布什總統剛剛就職不到5個月，對制裁的遠期後果深感不安。布什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將軍都曾在尼克松政府服務。當他們主持辦公室時都見過鄧，他們記得他是如何在反對「四人幫」的陰謀和代表更大範圍的個人權益的情況下保持與美國的關係。他們很佩服他的經濟改革，他們平衡著兩種態度，一方面尊重中國開放帶來世界轉變，一方面厭惡壓制。他們參加過早先的外交政策行為，那時每一個美國對手都可以依靠中國的支援，所有亞洲國家都擔心在世界上孤立的中國，蘇聯可以實行壓迫西方的政策而後顧無憂。
布什總統在十年前的緊張時期在中國擔任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布什有足夠的經驗了解這些在長征途上和延安窯洞裏幸存下來、並在六十年代同時對抗美國和蘇聯的中國領導人不會屈服於外國壓力或孤立的威脅。目標究竟是什麼？要推翻中國政府？ 要改變它的結構，那麼用什麼替代呢？ 一旦干預開始，其過程將如何結束？ 代價是什麼？
在TA門事件之前，美國對以外交促民主的辯論態度明了。簡單地說，就是傾向於現實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堅持認為，國內體係影響外交政策，因而應是外交議程上的合法議題，現實主義者認為，這個議題超越任何國家的能力範圍，因此外交重點應主要放在對外政策。道德戒律的絕對推斷必須與從國家利益平衡出發的應急外交政策相權衡。在實際問題上，區別更加微妙。理想主義者，當他們尋求應用他們的價值觀，將被迫考慮世界的具體情況。有思想的現實主義者明白，價值觀是現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作決定時，區別很少是絕對的，往往歸結於細微之處。
就中國而言，這個問題不以美國是否首選民主價值觀為準 。如同中國政策辯論中的所有參與者，絕大多數美國公眾將給予肯定回答。問題是在具體條件上他們準備付出什麼代價，用多長時間和什麼能力，在任何情況下，帶來他們所期望的結果。
關於與獨裁政權打交道的戰術，有兩種廣泛運作的政策出現在公開辯論中。一組觀點主張對抗，敦促美國抵制不民主行為或侵犯人權行為，不給任何好處，只要美國負擔得起，無論以什麼代價。在極端情況下，它促使犯罪的制度轉變，對中國的情況而言，它堅持將走向民主的明確行動作為任何互惠互利的條件。
相反的觀點認為，促使人權進步更好的方式通常是接觸政策。一旦建立了足夠的信心，就可以以共同目的或至少以維護共同利益的名義，提倡民權實踐的方式。
哪一種方法合適，部分取決於情形。有些侵犯人權的情況如此令人震驚，例如柬埔寨紅色高棉和盧旺達大屠殺，不可設想美國能在持續關係中受益。由於公眾壓力既不偏向政權更疊或某種理念松動，因此對一個與其連續關係對美國安全很重要的國家很難適用。 中國正是這種情況，特別是她對西方社會的羞辱性干預記憶猶新。
中國將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元素，無論TA門危機的直接結果如何。如果領導層重新團結一致，中國將恢復其經濟改革方案，並越來越強大。 然後美國和世界將面臨著決定是否恢復與新興大國的合作關係，或尋求孤立中國，以促使它的國內政策採取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孤立中國會迎來一個長時間的對抗，這個社會在1959年蘇聯撤銷其當時唯一的外援助時沒有屈曲。在頭幾個月，布什政府仍運作在冷戰的前提下，需要中國平衡蘇聯。但是，隨著蘇聯威脅的下降，中國將以日益強大的地位出現，自己單幹，因為對蘇聯的恐懼，當初將中國和美國聯繫在一起，也將會逐漸消失。
無論是對抗或接觸，美國對中國國內機構的影響力有客觀上的限制。我們有知識塑造一個像中國那麼大，那麼多質量，和那麼複雜的國家的內部發展嗎？是否有一種風險，當中央權威崩潰時可能引發內戰重演，至少加劇了19世紀的外國干預？
布什總統在TA門事件後處境十分微妙，作為前美國駐北京聯絡處負責人 ，他體會到中國對可預見的外國干涉具有強烈的敏感性。 因為他有漫長的美國政治職業生涯，他精明地了解美國國內的政治現實 。他知道，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華盛頓的對華政策應尋求，如南希。佩洛西—那時是來自加州的民主黨初級代表—所稱，「給北京領導人一個明確的原則性的憤怒訊息。 但布什也知道，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而這些利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理體係毫無關係。他對與一個在冷戰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安全問題上與美國合作近二十年的政府相對抗持謹慎態度。正如他後來寫道：「對於這些有著可以理解的驕傲、古老、和內向型的人民，國外的批評（來自他們仍然認為「蠻夷」和未受過中國式教育的殖民主義者）是一種冒犯，而對他們採取措施是讓他們再遭二茬罪。」面對來自左右兩方的採取更強有力措施的壓力，布什認為：
當談到人權或政治改革，我們不能往其它方向看：但我們可以用平常直白的語言表述我們的意見，鼓勵他們大踏步進步（自毛去世後確實有許多），而不是發**無盡的批評炮彈。。。。對我來說，問題是如何譴責我們認為是錯的，並作出適當的反應，但同時仍與中國保持接觸， 即使現在關係必須「中止。」
布什以技巧和優雅走過這段鋼絲。當美國國會對北京施加懲罰措施時，他軟化了刀刃。同時，為了表達自己的信念，6月5和6月20日，他暫停了高級別政府交流；中止了軍事合作和警用、軍用、和軍民兩用設備的銷售，並宣布反對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向人民共和國提供新貸款。與美國的制裁相吻合，歐洲共同體，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採取了類似的步驟，世界各地的政府均表示遺憾和譴責。國會反映民意壓力，推動了更強硬的措施，包括立法制裁（這比總統令更難以解除，因後者是在行政長官的自由裁量權範圍內），並自動延長所有目前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簽證的法律。
美國和中國政府--十年多前已成為事實上的盟友—互相疏遠了，在失去高層接觸的情況下，雙方的不滿和指責日積月累。決心避免不可挽回的決裂，布什求助於他與鄧小平的長期關係。他於6月21日起草了一封長長的親筆信，繞過官僚系統和他自己的高層交往禁令，稱鄧小平為「朋友」。以靈巧的外交表現，布什表示他對「偉大的中國歷史、文化和傳統的崇敬之情」，並避免任何語言可能會提醒他在使喚鄧小平如何治理中國。與此同時，布什敦促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了解當前在美國盛行的憤怒是美國理想主義的自然產物：
我也請你記住我年輕的國家成立的原則 。這些原則是自由和民主--言論自由、自由集會、不屈從於任意權威的自由。值得尊重的是，這些原則不可避免地影響美國人民的看法和他們對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件作出反應的方式。 這不是傲慢或強迫他人遵循我們的信念的願望，只是相信這些原則的持久性價值和普適性的單純反應。
布什提醒，他本人只能在他國內政治影響力的限制下經營 ：
我會將後果留給歷史書籍記載，但需再次說明，世界各國人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動亂和示威的流血結局。各國以各種方式反應。根據我所描述的上述原則，我作為美國總統所採取的行動是無可奈何的。
布什呼籲鄧施以同情，因為這將影響美國公眾意見—他含蓄地指，對布什本人的操縱自由度有利：
任何可能來自中國的聲明，從先前的發言延伸出來的關於和平解決與示威者的進一步爭論，將在這裡很受歡迎。任何可顯示對示威學生的從寬處理將獲得全世界的掌聲。
為了探討這些想法，布什提議派遣一個高層特使 「絕對保密地」 到北京，「代表我對這些事項的衷心信仰，和對你完全坦誠地表白。」雖然他沒有迴避表達兩國之間的觀點差異，布什以呼籲延續現有的合作結束他的長信：「我們不能讓最近發生的悲劇後果破壞了一個經過17年耐心建立起來的重要關係。」
鄧小平第二天回應了布什的姿態，歡迎美國特使到北京。這是衡量布什對中國關係的重視和他對鄧小平的信心，7月1日，在TA門暴行三個星期後，他派國家安全顧問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和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 伯格到北京。任務諱莫如深，只有華盛頓的少數高官和駐北京大使李潔明知道，他被召回聽取即將訪問的有關情況。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 伯格乘坐一加沒有標記的C - 141軍用運輸機飛往北京，他們到來的消息如此保密，以致於中國防空部隊據稱給國家主席楊尚昆打電話詢問他們是否應該擊落這架神秘飛機。這架飛機能在空中加油，以避免沿途停留，並有自己的通信設備，使小組能夠直接與白宮通信。在會議或宴會上，在沒有任何標旗顯示，這次訪問也不出現在新聞報導中。
鄧小平引用一句中國諺語，強調改善關繫在於美國：「解鈴還需係鈴人。」就其本身而言，北京不會動搖「懲罰叛亂的煽動者，」鄧小平誓言。「否則中國何能繼續存在？」
作為回答，斯考克羅夫特強調了布什在他給鄧的信中強調的主題。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密切聯繫反映了兩國的戰略和經濟利益。但它同時也帶來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和觀念的社會密切接觸。」現在北京和華盛頓發現在這個世界上中國國內的做法，一經在電視上播出，有可能對美國公眾輿論產生深遠的影響 。
斯考克羅夫特爭辯道，美國的這一反應反映了根深蒂固的價值觀 。這些美國價值觀「反映我們自己的信仰和傳統，」 「在我們兩個社會之間的多樣性中，」這與中國對外國干涉的敏感性份量差不多，是我們的部分：「美國人民在示威遊行中看到的—不管是正確或錯誤的--代表他們最珍視的信仰價值的表達，這些價值觀源於美國革命。 」
中國政府對示威的處理，斯考克羅夫特承認，「完全是中國內政。」然而，它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樣的處理引發了美國的流行反應，「這是真實的而總統必須應付。」布什相信維護美國和中國之間長期合作關係的重要性 。但他有義務尊重「美國人民的感情」，這要求政府作出一些不滿的具體表現。行船駛出僵局需要照顧雙方的敏感度。
困難是雙方都有理。鄧覺得他的政權受到圍攻，布什和斯考克羅夫特認為，美國的最深層價值觀遭到挑戰 。
李鵬總理和錢其琛強調了類似的觀點，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具體協定而分手 。斯考克羅夫特，像外交官經常解釋死扣那樣，將這一僵局解釋為一個成功的事業，因為它保持了開放的溝通渠道：「雙方進行了坦率和公開的 談話。我們表達了我們之間的分歧，並聽取對方，但我們仍然有一定距離去彌補差距。」
問題不能停滯。到了1989年秋天，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達到自1971年恢復接觸以來的最壞點。兩邊政府都不想破裂，但似乎又無法避免。破裂一旦發生，就會以其自身的勢頭髮展，就像中蘇爭論從一系列戰術糾紛演變成戰略對抗一樣。美國將失去外交的靈活性。中國將不得不放慢其經濟改革勢頭，甚至也許會由於國內穩定的嚴重後果放棄相當長的時間。 兩個國家都將失去機會在許多領域建立雙邊合作並共同努力克服世界不同地區的動蕩威脅，這些在80年代末（事件之前）都得到大大加強。 
我這次看到的中國已經失去了我以前訪問時的鎮定 。在毛澤東時期，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的行為表現出意識形態所賦予的自信和從幾千年歷史擴充記憶體中提取出來的對國際事務的經驗豐富的判斷。鄧小平時代初期的中國表現出一種近乎天真的信仰，以為克服文化大革命的痛苦記憶將指引以個人積極性為基礎的經濟和政治進步。但自從鄧小平在1978年首次頒布了他的改革方案十年以來，中國不但經歷了成功的不亦樂乎，也有懲罰 。從中央計划到分散決策的運動在兩個方向上不斷遭遇危險：盤踞現狀的既得利益官僚的阻力；和不耐煩的改革派的壓力，對他們來說，這一過程太長。經濟分權導致政治決策的多元化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動亂反映了改革共產主義固疾的難題。
在中國人看來，國際關係由國家利益和國家目的所確定。如果國家利益兼容，合作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沒有任何東西替代利益的一致性 。國內結構與此無關—這個問題我們已經遇到過，即對紅色高棉的不同意見。如鄧小平所說，當遵守這一原則時中美關係就蓬勃發展：
當時，你和尼克松總統決定重新建立與中國的關係，中國不僅搞社會主義，還搞共產主義。 「四人幫」選擇共產貧困的系統。您接受了我們的共產主義。因此，沒有理由不接受現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社會制度為基礎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現在可以有友善關係。我們可以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發現許多共同利益。
有一段時間中國領導人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討伐被民主世界當作和平演變的證明來迎接。現在，毛的繼承人主張意識形態歲月過去了，國家利益是決定因素，而美國的傑出人士卻堅持民主體制是保證國家利益兼容性的必要條件。這一命題—彙流許多美國分析家的信仰—將難以用歷史經驗證明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歐洲大多數國家政府（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本質上是民主體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其災難性歐洲從來沒有完全恢復—被所有選舉議會踴躍批準。
但國家利益的計算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國家權力或國家利益是國際關係中最複雜的元素，難以精確計算。大多數戰爭的發生都是權力關係的誤判和國內壓力相結合的結果。在所討論的時期，不同的美國政府都對這一難題拿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尋求平衡美國對政治理想的承諾和對和平高產的中美關係的追求。老布什政府選擇了通過接觸推進美國的選項，比爾。克林頓在其第一任期內則試圖通過壓力。兩位都不得不面對現實，在外交政策上，一個民族的最高理想往往只有在不完善的階段履行 。
一個社會的基本方向由自己的價值觀形成，同時定義其最終目標 。同時，接受國家能力的局限性是對政治家的考驗之一，它意味著可能性的判斷。 哲學家要對自己的直覺負責任。政治家被評判的是維持自己觀念時間性的能力。
試圖從外部改變一個像中國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的國內結構可能涉及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後果。美國社會應該永不放棄對人類尊嚴的承諾 。承認西方的人權和個人自由概念無法直接在有限的時間內移植到以不同概念為軸的千年有序的文明中並與西方的政治和新聞周期吻齒而合，不會削弱這一承諾的重要性。傳統的中國政治混亂恐懼感也不能作為不相干的慢性病不加考慮，而必須由西方啟蒙來「醫治」。中國歷史，特別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提供了不勝列舉的例子，政治權威分裂--有時是以很高的自由增加期望值而開幕--誘發了社會和種族動亂；經常是最軍事化的元素，而非最自由的，占了上風（如清末和民國初期的共和運動，譯者注）。
根據同樣的原則，與美國打交道的國家需要了解我國的基本價值觀，包括人權概念和美國對民主實踐的看法都是美國判斷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踐踏必然喚起美國的反應，甚至以犧牲整體關係為代價。這樣的事件可以驅動超越國家利益計算的美國外交政策 。沒有美國總統可以忽略它們，但他必須仔細定義，並注意導致意想不到後果的原則 。 任何外國領導人也不應該不顧它們。如何界定和如何建立這一平衡將決定美中關係的性質，也許世界和平的性質。
在1989年11月，雙方的政治家面臨這種選擇 。鄧，一貫從實際出發，建議努力發展新的國際秩序，它將不干涉內政設為外交政策的一般性原則：「我認為我們應該提出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政治秩序。我們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方面還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所以目前我們要搞一個新的政治秩序，它將恪守和平共處五原則。」其中之一，當然是排除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干預。
在所有這些戰略方針之上還籠罩了著一種至關重要的無形雲彩。國家利益的計算不是簡單的數學公式 。必須注意國家尊嚴和自尊。鄧敦促我向布什轉達他希望與美國達成一致，其中，作為實力較強的國家，美國應該邁出第一步。尋求一種新的合作階段將無法完全避免人權問題 。鄧尋求誰應該開啟新對話的問題，最終由鄧親自回答了， 他以一個人的命運開始了對話：這個人就是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
FLZ爭議
我在1989年11月訪華時，持不同政見者、物理學家[方]成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鴻溝的象徵。 [方]是西式議會民主和個人權利的雄辯支援者，長期觸動官方的容忍界限。 1957年，他在反右運動中被開除出黨，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反革命」活動被監禁一年。毛去世後被平反，方追求了一個成功的學術生涯，發表有利於提高政治自由化 的言論。 1986年的親民•主•示•威•後，方再次得到訓斥，但他繼續串通改革的呼聲 。
當布什總統在1989年2月訪問中國時，方被列入美國大使館建議白宮的邀請名單，請他入席總統在北京舉行的國宴。 大使館遵循的是雷根訪問莫斯科的先例，期間雷根會見了自我申報的持不同政見者。 白宮批準了名單—儘管可能不知道中國對[方]的強烈看法。 [方]被列入邀請名單引起美國和中國政府之間和布什新政府內的一個令人囧迫的事件 。 最後，大使館和中國政府同意[方]應坐得遠離中國政府官員。 當天晚上，中國的保安叫停了方的車，阻止他到達會場 。
雖然方沒有親自參與TA門•廣場•思威，抗議童鞋同情他所倡導的原則，方被認為是一個政府可能報復的目標。 X月X日ZY旋即，方和他的妻子到美國大使館尋求避難。幾天后，中國政府頒布方和他的妻子的逮捕令，稱「犯有反動宣傳和在最近風暴前後的唆使罪。」政府聲明要求美國交出「製造這一暴力行為的刑事犯」，否則將面臨中美關係的惡化。 「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把他留下」布什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但他真正是中國的一顆眼中釘。」
方在大使館的存在是持續緊張的來源：中國政府不願意讓這位最突出的批評家離開中國，擔心他會到國外鼓動；華盛頓不願交出一個信奉自由主民主的持不同政見者，知道他面對的一定是嚴厲的報復。 在給華盛頓的電報中，大使李潔明指出，「他的存在就是不斷地提醒我們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連係，並將是與這裡的政權打交道的燙手山芋。 他就是我們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爭執的一個活生生的象徵 。」
在6月21日給鄧小平的信中，布什提到了「FLZ事情，」對它成為「**我們之間的高調楔子」 表示遺憾。布什為美國準予方避難的決定辯護，他斷言，這是以「我們對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法的解釋」 為基礎，並斷言，「在沒有某些保證他將不受人身危險的情況下，我們現在不能把方放出使館。」布什提供了謹慎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指出其他各國政府通過「悄悄地驅逐離境」解決過類似問題。但問題不易談判，方和他的妻子仍然留在使館 。
在我去北京出發前，斯考克羅夫特將軍給我的彙報讓我熟悉了情況 。 他勸我不要先提出，因為政府當局已說了所有它該說的。 但我可以在現有的政策框架內響應中國的倡議。 我遵從了他的意見。 我沒有提出【方】問題，任何一個我的中國對話者也沒有。 在我跟鄧小平打告別招呼時，他在有關改革問題的一些斷斷續續的意見後，突然推出這一主題，並用它來 表明一攬子交易。 這些交流的一個加長總結將描述「XX」六個月後北京的空氣味道：
    鄧：我與布什總統談到方勵之案。
基辛格：正如你所知，總統不知道有關宴會的邀請，直到它已經公開 。
鄧：他告訴我的 。
基辛格：既然你已經提到方，我想對你表達一個考慮。 我在這裡其他任何對話中都沒有提到這一問題，是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個十分小心的問題，它影響到中國的尊嚴。 但我相信你在美國的最好朋友會松口氣，如果能找到某種方式讓他離開大使館並離開中國。 沒有其他的單一步驟能會如此打動美國公眾，最好在有太多的躁動發生之前。
在這一刻，鄧從他的座位起身，拔下他和我的座位之間的麥克風，作為他想私下交談的一種象徵。
鄧：你能否提出一個建議？
基辛格：我的建議是你將他驅逐出中國，我們同意，作為政府，我們會讓他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利用。 也許我們會鼓勵他去一些像瑞典這樣的國家，在那裡他將遠離美國國會和我們的媒體。 這樣的安排可以給美國公眾一個深刻的印象，遠大於任何技術性問題上的舉動。
鄧小平想要更具體的保證 。 是否可能美國政府「要求方寫悔過書」（對中國法律犯下的罪行）；或華盛頓保證，「他驅逐出境 [中國] 後。 。 。 方不會說和做任何反對中國的事」？
鄧將此擴大到要求華盛頓 「承擔責任，防止出自方和[其他] 目前在美國的示威者的更多廢話。」 鄧一直在尋找一條出路。 但他提出的措施在美國政府的法律權威 之外。
鄧：如果他寫了一紙文書承認自己的罪行後，我們再將他驅逐出境，你會怎樣想？
基辛格：我會感到很驚訝，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 。 我今天上午在大使館，但我沒有看到方。
鄧：但他必須這樣做，如果美方堅持 。 這個問題是由美國大使館的人開始的，包括你的一些好朋友，也包括我想引以為朋友的人。
如果美方要求方寫悔過書之後，我們可以把他當作一個普通刑事犯驅逐出境，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 如果這不可以做，那麼換另一種想法：美國承諾這一責任：若將他驅逐出境後，方不會說和做任何反對中國的事。 他不應該利用美國或其他國家反對中國 。
基辛格：讓我先對第一項提案發表評論 。 如果我們要求他簽署悔過書，假設我們甚至可以做到這一點，他在大使館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他離開中國後他說什麼。 如果他說，美國政府迫使他認罪，這對大家都不好，還不如他不做。 釋放他的重要性在於作為中國自信的象徵， 反駁你的很多對手在美國漫畫中國。
鄧：那麼讓我們來看看第二個提案。 美國會說，他離開中國後，他將不發表反對中國的意見 。 美國能作出這樣的保證嗎 ？
基辛格：嗯，我作為你的朋友講。
鄧：我知道。 我不要求你承擔協定。
基辛格：有可能的是，美國政府同意，美國政府將不以任何方式利用方，例如在「美國之音」，或以任何總統可以控制的方式。另外，我們可以承諾，提醒他不要自己做。 我們可以同意，他不會受到總統接見或給予任何美國政府機構的任何官方地位 。
我希望布什歡迎中國的關注和靈活性的表現，但我懷疑，如鄧小平所設想的，可以加速改善關係的步伐。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重新認識已成為更重要的事情，因為蘇聯和東歐的劇變似乎破壞了現有的三角關係的基礎。 隨著蘇聯帝國的瓦解，原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和解動機會變成什麼呢 ？其緊迫性更需強調，在我與鄧小平會晤的當天晚上離開北京時，在我的美國第一站，我得知柏林牆倒下了，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基礎崩析分離。
東歐的政治革命幾乎吞沒了一攬子協定。 三天后，當我回到華盛頓，我與布什、斯考克羅夫特和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白宮共進晚餐，我報告了我與鄧小平的談話。 事實證明，中國不是主要議題。 在那一刻，我的主人壓倒一切的重要主題是柏林牆倒塌的影響和即將於1989年12月2-3日在馬耳他舉行的布什-戈爾巴喬夫會晤 。 這兩個問題需要立即決定一些戰術和長期戰略。 我們要開進崩潰的東德衛星國嗎，那裡還駐紮著蘇聯20個師？現在會有兩個德國嗎，但是一個非共產主義的東德 ？ 如果統一成為目標，應該以什麼樣的外交尋求？在可預見的突發事件中美國的態度應該是什麼？
面對圍繞蘇聯東歐解體的戲劇，鄧小平的一攬子交易，不會像在不太動蕩時期那樣受到優先級考慮。
中國領導人對斯考克羅夫特提出自己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將釋放方勵之與美國解除制裁連接起來。 政府當局屬意將方的情況當作一個獨立的人道主義問題以其自身的道義解決。
蘇聯集團的進一步動蕩，其中包括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被血腥推翻，加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受圍攻感。 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也加強了華盛頓有些人手上的牌，他們認為美國應該等待他們所看到的北京政府似乎不可避免的崩潰。 在這樣的氛圍中，任何一方都不願偏離其既定立場。 方的獲釋的談判將繼續通過美國大使館，直到1990年6月，方和他的妻子首次尋求避難一年後，和鄧小平提出一攬子建議8個月後，雙方的處理停滯不前。
在此期間，每年重新授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貿易地位的討論轉化為國會譴責中國人權紀錄的一個論壇。「非市場」國家需要根據1974年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條款獲得最惠國待遇，其做法以移民條款為條件。 辯論的基本假設是，任何與中國的協定是一個人情，在目前情況下，令美國民主理想對其厭惡；貿易特權因此以中國在美國奉行的人權和政治自由觀上的進步為前提。在北京，孤獨感黑雲壓城；而在華盛頓，必勝信念心情上升 。 在1990年春天，隨著共產黨在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崩潰，鄧小平給黨員發出色彩鮮明的警告：
每個人都應該很清楚，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所有敵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國。 它會利用一切藉口，尋釁滋事，為我們製造困難和壓力 。 因此，中國需要穩定、穩定、更加穩定。未來三到五年，對我們黨和國家將是非常困難的，也是極其重要的。 如果我們堅守住和生存下來，我們的事業將迅速發展。 如果我們崩潰，中國的歷史將倒退幾十年，甚至一百年。
12 字箴言和 24字方針
戲劇性的一年結束時，鄧小平選擇實施他計劃了很長時間的退休。在1980年代，他採取了許多措施來結束集權的傳統做法—只能由現任死亡或喪失天意而換代，這一標準不僅規定任務無限期，並誘發混亂。他成立了一個長老顧問委員會，他讓原終身任職的國家領導人退休到那裡。他曾告訴許多訪問者--包括我--他自己打算不久退休到該機構當主席。
從1990年初開始，鄧小平開始逐步撤出最高辦公室—他是現代中國第一個如此做的中國領導人。天安門事件可能加速了這一過程，當新的領導人正在建立自己的威信時，鄧小平能夠監督這一過渡。在1989年12月，斯考克羅夫特被證明是鄧小平接見的最後一個外國訪客。與此同時，鄧小平不再參加公共職能。直到1997年他去世，他已經成為一個隱士。
隨著他從場面上隱退，鄧小平決定留給下一代領導人一套格言作為他的指示以支援他的繼任者。鄧小平從中國古典歷史選擇策略，對共產黨官員發出指示。這些指示言簡意赅。以中國古典詩詞的寫意風格而作，它們形成兩個文件：一個是24字方針，一個是只限於高級官員的12字箴言。 24字方針為：
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韬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後加四字：有所作為，成28字，譯者）
12字箴言僅限於高層領導人之間流通：
四面楚歌。敵強我弱。防守為主。
對誰而言，是什麼？幾個字元的語句對這個問題沒有明講，可能因為鄧可以假設他的聽眾會本能地理解他們國家正處於岌岌可危的地位，國際上尤甚於國內。
鄧小平的格言，一方面，喚醒歷史上中國受潛在敵對勢力包圍的意識。在中興時期，中國將主宰其周邊地區。在衰落時期，她會玩時間，並有信心她的文化和政治紀律將使她能夠重新宣稱其應有的偉大。 12字箴言告誡中國的領導人，危險時刻已經到來。外界一直難以對付這一獨特的生物機制，超然但尚未普及，雄偉但受難於偶爾發作的混亂。現在，正當它試圖自身改革時感覺受到圍攻，這個古老民族的老齡領導者給他的社會發出最後的指令。
鄧小平尋求團結他的人民，不以個人感情或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召喚，他很容易依此行之。相反，他援引古老的美德：在逆境中從容自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一個共同目標必須付出高度的分析能力和嚴明的紀律性。他所看到的最深層挑戰，不是經受住12字勾勒出來的考驗，而是在眼前的危險被克服後，為未來做準備。
24字方針是指導渡過一時難關，或是一個永久性的格言？目前，中國的改革受內部動蕩和外國壓力後果的雙重威脅。但在下一階段，改革取得成功時，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引發世界關注的另一個方面。那麼，國際社會可能尋求抵禦中國前進成為主導力量。鄧小平，在大危機時刻，預見到中國最嚴重的危險可能出現在最終複蘇以後嗎？在這一解釋中，鄧小平敦促他的人民「韬光養晦」和「絕不當頭」，這就是說，不要以過度自信引起不必要的恐懼。
孤立於風暴中心，鄧小平可能還擔心，中國可能會在當代危機中消耗殆盡，或者其未來可能取決於下一代領導人是否能夠獲得所需的角度認識到過度自信的危險。格言針對中國當前的苦境，但24字方針是否有實踐時間的限時，到中國足夠強大時是不就不必再遵守它？論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它取決於未來的中美關係。
第十六章 改革姓「社」還是姓「資」：鄧的南巡
略
第十七章 過山車式的中美關係：江澤民時代
89風波後，中美關係幾乎回到他們的起點。在1971-72，美國與中國尋求和解，然後，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後階段，與中國建立關係是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的核心的相信，超越了美國對中國的激進治理的保留意見。現在美國制裁中國，擁抱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體制，中國的國內結構改革變成一個美國的主要政策目標。
我見過江澤民，當他擔任上海市長時。我沒有期望他作為國家領導者出現，他—正如他做到的那樣—引導他的國家從災難中以驚人的能量和爆發的創造力走向崛起。儘管最初懷疑，他負責完成了人類歷史上人均GDP最大的增長，香港的和平回歸，重建中國與美國和世界各國的關係，和將中國推向一條走向全球經濟強國之路。
在1989年11月，江被提拔後不久，鄧小平煞費苦心地向我強調他對新總書記的高度重視：
鄧：您已經見過江澤民總書記，你在將來還會有其他的機會見他。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一個素質高的人。
基辛格：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
鄧：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
外界觀察家很少會想到江會成功。作為上海的市委書記，他贏得了對他處理本市風波措施有方的讚美：在危機的早期，他關閉了一個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報紙，但拒絕實施戒嚴，不流血地平息了上海的示威。但是，作為總書記，他被普遍認為是一個過渡人物，可能是一個在溫和派和保守派中間妥協的人選 。 他缺乏自己的強大權力基礎，而且，與他的前任相比，他並沒有散發出一種指揮者的光環。他是第一個沒有革命或軍事憑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他的領導風格發展自官僚和經濟表現。他的權力不是絕對的，需要取得政治局的共識。 例如，直到 1997年，他成為總書記8年後，他沒有在外交政策上建立他的主導地位。
以前的中國GC黨的領導人氣度超然，適當混合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中國的儒家傳統。江澤民樹立了一個不同的模式。與哲學式帝王毛澤東、儒雅宰相周恩來，或久經沙場的國家利益捍衛者鄧小平相比，江澤民表現得更像一個和藹可親的家庭成員。他是溫暖的和非正式的。毛會從奧林匹克的高度俯視他的對話者，好像他們是研究生接受考試檢驗他們是否有充足的哲學見解。周進行談話表現出毫不費力的恩典和儒家聖人的智力超群。鄧小平在討論中單刀直入主題的實踐環節，把離題寒暄當作浪費時間。
江澤民從未宣稱哲學上的卓越性。他會微笑、大笑、講趣聞軼事、和觸摸他的對話者，以此建立一種連接鍵。他引以為豪的是，有時炫耀性地，他對外語和西方音樂的聞達。對非中國籍訪客，他的演講經常夾帶英語或俄語，甚至羅馬尼亞語的表達式強調他的要點--沒有任何事先徵兆滴在豐富的中國古典成語詞典和美國俗語庫之間跳躍，如 「要有兩個人跳探戈（美）」，「一個巴掌拍不響（中）。」當場合允許時，他可能會在社交和偶爾官方的會議上即興歌唱，且不管目的是轉移不舒服的感覺或是強調情誼。
中國領導人與外國訪客對話時，通常有一批顧問和記錄員隨從在場，他們不說話，且很少互相傳遞筆記。江與此相反，他往往像組織一個希臘合唱方陣，他先開頭提出一個想法，然後問他的顧問，好像同時得出結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對方與一個團隊打交道而他是隊長。江澤民博覽群書、有著高學曆，他試圖將他的對話人吸引到他周圍的善意氣氛中，至少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他會製造一種對話氣氛，在其中他的對手甚至他的同事的意見像他自己的一樣同樣值得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說，江澤民是我遇到過的中國領導人之中最少具「中央王國」特質的人物。
江被提拔到中國國家領導的頂級行列後，一個（美國）國務院內部報告把他描寫為「溫文爾雅、充滿活力、和偶爾龍飛鳳舞，」並記述「在1987年上海的國慶日祝活動上，他走上貴賓主席台，在燈光閃爍和煙霧繚繞中指揮交響樂團演奏激昂的「國際歌」。」在尼克松於1989年到北京進行私人訪問期間，江澤民，從座位上騰地雙腳彈起，用英語背誦葛底斯堡演說。
這種非正式品牌無論是中國或前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都鮮有其例。外界往往低估了江澤民，誤以為他的大叔風格缺乏嚴肅性。與此相反的才是真實的。江澤民的示好姿態是以定義目的為準繩，當他劃下道，是相當明確的。當他相信涉及國家的切身利益時，他的決心可比他的泰坦尼克號前任。
江澤民是世界大都會型的，他明白中國只能在國際體係內運作，而不能回到「中央王國」的遙不可及的主導地位。周明白，還有鄧。但因為毛的令人窒息的影響，周只能分段實現他的願景，而鄧的受89風波影響而間斷。江的親切感是一個嚴肅的經過計算的嘗試，為了將中國構築進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和恢復國際信心，它是一種既幫助醫治國內創傷又軟化其國際形象的表達。排除對他偶爾龍飛鳳舞樣子的批評，江澤民為政府工作和擺脫國際孤立以及倖免於蘇聯同行體係的命運擺出了一張有效的面孔。
在他的國際國內大構想中，江澤民何其幸運有兩位得力干將相助：一位是我所知道的最純熟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另一位是智慧卓越和堅韌的國務院副總理（後總理）、首席經濟決策者之一朱镕基。兩人都毫無歉意地支援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是為國家利益服務最好的觀點。兩人還認為，中國的持續發展需要深化其與國際機構和世界經濟的聯繫，包括那些總對中國國內的政治實踐發出批評之聲的西方國家。遵循江的藐視性樂觀路線，錢和朱到國外廣泛出遊，參加國際會議、新聞採訪和經濟對話，常常面對批判懷疑的觀眾以外交決心和風趣幽默化解。並非所有的中國人津津樂道與那些對中國的現實不屑一顧的西方世界打交道；並非所有的西方人願意批準與政治期望不達標的中國共事的努力。政治家需要以模糊管理而非絕對管理來判斷。江、錢、朱以及他們的高級助理官員做到了將他們的國家引航出孤立困境，並恢復了與對中國持懷疑態度的西方世界的脆弱聯繫。
在1989年11月被任命後不久，江核心邀請我談話，他透過傳統的外交政策鏡頭審視「事件」。他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對國內挑戰的反應會引起與美國的關係破裂。 「中國和美國之間沒有大問題，除台灣以外」，他堅持說。 「我們沒有邊界爭端，在台灣問題上，上海公報建立了良好的公式。」他強調，中國並沒有聲稱其國內的原則適用於國外：「我們不輸出革命。但是，每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必須由該國選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從我們自己的歷史地位發展起來的。」
在任何情況下，中國將繼續其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就中國來說，大門始終是敞開的。我們已經準備好應對任何美國的積極姿態，我們有許多共同利益。」但改革是自願的，它不能從外部強加：
中國的歷史證明，更大的壓力只能導致更大的阻力。因為我是一個學自然科學的， 我試圖按照自然科學的法則解釋事情。中國有11億人口。它很大並且有巨大的慣性。向前推動它不容易。作為老朋友，我跟你說老實話。
江分享了他對「危機」的反思。中國政府並沒有「精神準備這件事件，」他解釋說，政治局最初有分岐。在他的事件版本裏沒有幾個英雄--不是學生領袖，也不是黨；他有些懊喪地形容D在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時表現無效和分裂。
當我再次見到江是近一年以後，1990年9月，與美國的關係仍然緊張。 把我們放鬆制裁和釋放FLZ聯繫起來的一攬子協定實施緩慢。從某種意義上說，給定問題的定義，令人失望並不奇怪。美國的人權主張堅持他們認為普遍的價值觀。中國領導人是基於他們對中國利益認識的一些調整。美國活動家， 特別是一些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不傾向於同意部分履行目標的措施。對他們而言，北京認為讓步即暗示他們的目標是可以討價還價，因此不具有普適性。人權活動家強調道德，而不是政治目標；中國領導人集中關注一個持續的政治行程—萬事為大者，是結束當前的緊張局勢，並返回到「正常」的關係。正是恢復正常這一點，那些活動家們要麼拒絕要麼設法有條件。
最近一個貶義形容詞已經加入辯論，它將傳統的外交貶為 「交易性的。」在該看法中，按定義，一個與非民主國家的長期建設性的關係是不可持續的。該課程的倡導者出發的前提是民主國家的社會是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基礎。這是為什麼福特政府和20年後的克林頓政府，都未能在國會獲得傑克遜 - 瓦尼克修正案實施上的妥協，甚至在蘇聯和中國似乎準備做出讓步的時候。人權活動家拒絕部分步驟，堅持達到最終目標。江澤民在1990年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中國最近採取了「很多措施」，其重要動機就是希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其中一些事情，甚至只關心純粹中國國內問題，如在北京和西藏解除戒嚴。我們從兩個方面考慮這些事情。首先，它們見證了中國的國內穩定。第二，我們不隱瞞事實，我們使用這些措施就是為美中兩國關係提供一個更好的理解。
在江看來，這些舉動，並沒有得到回應。北京已經完成了鄧小平提出的一攬子協定的一面，但仍遭到來自國會不斷增加的要求。
民主價值觀和人權是美國本身信念的核心。但像所有的價值觀，它們有絕對性，這挑戰了外交政策的細節，外交通常必須操作細節。如果採用美國的治理原則是在所有其他領域關係取得進展的中心條件，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點上，雙方有責任以國家安全的主張平衡治理原則的必要性。面對北京堅決拒絕這些原則，克林頓政府選擇修改自己的立場，我們將在本章的後面看到。然後，問題返回到如何在美國和它的對話者之間調整優先次序，換句話說，「交易」外交。要不就攤牌。
這是一個選擇，需要作出而不能捏造。我尊重那些準備為傳播美國價值觀而戰鬥的人。但外交政策必須定義手段以及目標，如果手段增長超出了國際框架或考慮國家安全的重要關係的容忍度，就必須作出選擇。我們不能做的是盡量減少選擇性質。美國辯論的最好結果是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理想主義者承認原則的實施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因此必須根據情況偶爾調整；「現實主義者」接受，價值觀具有現實意義，必須建立在政策運作之中。這種做法將承認每個陣營中存在許多層次，努力相互影響。但在實踐中，這一目標往往被爭論的激情所壓倒。
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內的辯論在中國領導人的討論中得到複制。在共產主義在他們的國家勝利四十多年後，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代表一種國際秩序並拒絕跨越國界投放價值觀（這曾經是共產黨政策的一個空洞的原則），而美國堅持其普適價值可以通過壓力和激勵達到，也就是說，干預另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事實上很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的繼承人給我講解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係的性質，我畢竟在幾十年前寫過這方面的論文。
江澤民正是借我1990年訪華之機講的這番話。至晚在五年前，他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一直堅持什麼是常識智慧：中國和美國應該合力共建一個新的國際新秩序，以類似於1648年後的傳統歐洲國家體係原則為基礎。換句話說，國內的安排 超出外交政策範圍。國家之間的關係由國家利益原則主導。
這一命題正是新的西方政治體制所拋棄的（過去，包括冷戰中一直堅持的，譯者）。新概念堅持認為，世界進入了「後主權」時代，國際人權準則淩駕於主權政府的傳統特權。相比之下，江澤民和他的同事尋求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它同時接受中國品牌的混合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並要求美國在平等條件下將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待。
在我1991年9月訪問北京期間，江澤民又回到傳統外交宗旨的主題上。國家利益應超過對中國國內行為的反應：
我們兩國之間的利益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我們沒有理由不把關係恢復正常。如果能夠相互尊重，如果我們互不干涉內政，如果我們能夠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我們的關係，那麼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利益。
隨著冷戰對抗的減弱，江澤民爭辯說：「在今天的情況下，意識形態不是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重要因素。」
江趁我1990年9月訪問之機傳達說，他已經接過鄧小平的全部功能--這在當時尚未明顯，因為北京的權力結構內部的精確安排始終是不透明的：
鄧小平知道您的訪問。他通過我表示他歡迎您，並表示他對你的問候。其次，他提到，布什總統已寫信給他，在這方面，他提出兩點意見。首先，他要求我作為總書記通過你向布什總統問候。其次，去年他退休後，他已委託所有 這些事務的管理給我，作為總書記。我不打算寫一封信，作為布什總統寫給鄧小平信的回覆，但我對你說的，雖然是我的話，與鄧小平想說的思想和精神一致。
江澤民請我轉達的是，中國已經作出足夠的讓步，現在改善關係的「球」在華盛頓的場子上。 「到目前為止對中國來說，」江說，「它一直珍視我們兩國之間的友誼。」現在，江澤民宣布，中國不能再讓步：「中方已經做得足夠，我們已經盡力了，我們盡可能做得最好。」
江現在重複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傳統宗旨，即中國對任何壓力的藐視和對外國欺淩的可怕抵抗力。他認為，北京與華盛頓一樣，面臨來自其人民的政治壓力：「還有一點，我們希望美方需要注意這一點。如果中國採取單方面的步驟，美國沒有相應的動作，這將超越了中國人民的寬容。」
中國和蘇聯解體
這個時期中美對話的底下有一條暗流湧動，就是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曾在89風暴之始到北京訪問，但即使是在中國為國內爭論付房租的時候，蘇聯統治基礎的崩潰正在世界各地的電視螢幕上仿佛實時上演一部慢動作電影。
戈爾巴喬夫的困境，甚至比北京更讓人頭疼。中國的爭議是共產黨應該如何執政。蘇聯的糾紛是共產黨到底是否應該執政。通過經濟結構調整（改革）讓先給政治改革（公開性）的政策，戈爾巴喬夫不可避免地製造了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爭論。戈爾巴喬夫已經認識到蘇聯是一潭死水，但缺乏想像力或技能突破其內置的僵化。蘇聯繫統的各種監督機構，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問題的一部分。共產黨，曾經是革命力量，但在戈爾巴喬夫闡述的共產黨系統內沒有其他任何功能，除了監督它不懂的現代經濟管理，這就造成一個控制共謀問題。GC精英成為特權官僚階級；理論上，他們負責國家正統，他們將集中維護自身的福利待遇。
公開性與改革衝突。戈爾巴喬夫招致了培育他走至巅峰的系統全面崩潰，並在其中受傷。但在此之前，他重新定義了和平共處概念。其前任領導人肯定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爭吵過。但是，戈爾巴喬夫的前任主張的是在走向終極對抗和勝利的道路上暫時的和平共處。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第二十七屆黨代會上宣布它將作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永久固定的關係。這是他重返國際體係的方式，此前俄羅斯在前蘇聯時期參與其中。
在我的訪問期間，中國領導人煞費苦心地將中國區別於俄羅斯模式，特別是戈爾巴喬夫。在我們1990年9月的會見中，江強調：
想在中國找戈爾巴喬夫是白費勁。你能從我們的討論中看到。你的朋友周恩來曾講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它們現在仍然有效。世界上只有一種社會體制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想把我們的強加給別人。我們也不想別人強加給我們。
中國領導人肯定了與戈爾巴喬夫相同的共存原則。但他們不是像戈爾巴喬夫那樣跟西方調解，而是在自己跟西方之間築一道藩籬。北京將戈爾巴喬夫視為不相干的，且不說是誤導的。他的現代化計劃被否決為有失妥當，因為它把政治改革放在經濟改革之前。在中國人看來，政治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是需要的，但經濟改革必須先行。李瑞環解釋了為何價格改革不能在蘇聯有效，因為幾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應求，價格改革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和恐慌。朱镕基在1990年訪問美國時，曾多次被稱讚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煞費苦心地強調，「我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我是中國的朱镕基。」
當我在1992年再次訪問中國時，錢其琛形容蘇聯解體「像爆炸的衝擊波向各個方向擴散。」蘇聯的解體，確實創造了一個新的地緣政治背景。當北京和華盛頓評估新景觀時，他們發現他們的利益不再像準聯盟時那樣顯然地重合。那時，分歧主要在於抵制蘇聯霸權的戰術。現在，當共同的對手衰落時，不可避免的是兩國領導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差異就凸顯出來。
在北京，冷戰的結束製造了一種放鬆和恐懼混合的氣氛。一方面，中國領導人歡迎蘇聯對手的解體。毛和鄧的積極主動威懾戰略勝利了。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無法避免將蘇聯解體和自己國內的挑戰作比較。他們也繼承了一個古老的多民族帝國，並將其作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管理。雖然在中國非漢族人口的百分比（10％左右）遠小於非俄羅斯在蘇聯帝國的份額（約50％），但存在著具有鮮明傳統的少數民族。此外，這些少數民族居住在戰略敏感地區，與越南，俄羅斯和印度接壤。
在20世紀70年代，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膽敢與中國對抗，只要蘇聯作為一個戰略威脅迫近。然而，在美國方面，蘇聯解體被視為是一種代表長期性和普遍性的民主價值觀的勝利。一個跨黨派的觀點認為，傳統的「歷史」將被取代：盟友和對手都將採取多黨議會民主體制和開放的市場機制（在美國看來，兩個體制是必然聯繫在一起的）。任何阻擋這股浪潮的障礙將被掃地出門。
這一新概念已發展到這樣一個效果，認為國家意識的重要性下降了，今後國際體係將以跨國原則為基礎（作為比較，共產主義的終極狀態也是沒有階級，沒有國家，譯者注）。因為假設民主國家本質愛好和平，而專制趨向暴力和國際恐怖主義，所以，促進政權更疊被認為是外交政策上的合法行為，而不是干預他國國內事務。
中國領導人拒絕美國的西方自由民主普遍勝利的預測，但他們也明白，他們的改革方案需要美國的合作。因此，在1990年9月，他們讓我傳一個「口信」給布什總統，以呼籲美國總統為結句：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一直受到外國列強的欺淩和侮辱。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傷口重新被打開。我相信，作為中國的老朋友，總統先生，你了解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珍視中美友善合作關係來之不易，但它更珍視自己的獨立，主權和尊嚴。
在新的背景下，中美關係更需要毫不拖延地返回到正常。我相信，你可以找到通往這一目標的方式。我們將對你為了改善中美關係利益而作的任何積極行動作出必要的回應。
為了加強江親自告訴我的訊息，中國外交部官員給了我一份書面文字傳達給（老）布什總統。沒有簽名，它被形容為書面口頭溝通—比談話較正式，但不如正式照會明確。此外，外交部副部長護送我到機場遞給我一份書面答覆，澄清我與江會晤時提出的問題。如給總統的「信」，他們已經在會晤時向我表明，這只是寫給我作強調：
問：鄧小平沒有回答總統的信的意義是什麼？
答：鄧小平去年退休。他已經給總統口信，說所有對此類事務的行政權利已經轉給江。
問：為什麼是口頭而不是書面的答覆？
答：鄧小平讀過信。但自從他委託這些事情給江，他請江答覆。我們想給基辛格博士一個機會轉達口信給總統，因為基辛格博士發揮有利於美中關係的作用。
問：鄧小平知道你的答覆內容？
答：當然。
問：當你提到美國未能採取「相應措施」，你心裡怎麼想的？
答：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繼續對中國制裁。最好的是，如果總統可以解除或事實上解除。此外，美國在世界銀行貸款上有決定性的發言權。另一點是關於高層互訪，這是一攬子交易的一部分。 。 。 。
問：你是否願意考慮其他一攬子交易？
答：這是不合邏輯的，因為第一個從未實現。
布什總統從個人的經驗出發，認為對持續自治歷史最長、人口最多的民族和國家實行干預政策是不可取的。在特殊情況下，代表個人或特定群體或許可以，但他認為針對中國國內結構全面對抗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係。
響應江的口信，布什解除了對中國高層互訪的禁令，並鼓勵他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前往北京進行磋商。關係走過一個簡短的穩定間隔。但是，在克林頓政府上台18個月後，它又落回低谷，其實在新政府第一任期內的大部分時間裏，它就像一架過山車。
克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
在1992年9月的競選活動中，克林頓曾質疑中國政府的原則，並批評布什政府在89風波後對北京過度「溺愛」。 「中國不能永遠頂住民主變革的力量，」克林頓主張。 「總有一天，它會走東歐和前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路。美國必須竭盡所能鼓勵這一行程。」
克林頓於1993年上任後，他把「擴大民主體制」作為一個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我們的目標是，他在1993年9月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擴大和加強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世界民主社會」，並「擴大在這些自由機構中生活的國家圈子」，直到人類實現「一個民主蓬勃發展的世界，國家相互合作和生活在和平之中。」
新政府的咄咄逼人的人權姿態目的不是為了削弱中國或獲得美國的戰略優勢。它反映了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概念，並期待中國作為一個受尊敬的成員參加。從克林頓政府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真誠的嘗試，總統和他的顧問都相信這將有助於中國。
然而，在北京，美國的壓力，加上西方民主國家推波助瀾，被視為是一個保持中國虛弱的設計，以19世紀的殖民主義者方式干涉其國內問題。中國領導人將新政府的聲明解釋為資本主義企圖在世界各地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懷著一個深刻的懷疑，隨著蘇聯的瓦解，美國可能會做毛澤東曾預言過的：在一個共產黨大國毀滅後，對另一個的背後「戳手指」。
在克裏斯托弗擔任國務卿的確認聽證會上，他將改造中國的目標措辭為有限的條件，即美國將「尋求方便用鼓勵這個偉大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的方式，幫助中國從共產主義和平演變到一個民主社會。」，但克裏斯托弗的「和平演變」提法，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重溫了杜勒斯的術語，旨在致力於共產主義國家的最終崩潰。在北京，它為一個沒有希望的趨勢打信號彈，除了被認為是西方企圖不通過戰爭將中國轉變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無論是克林頓還是克裏斯托弗的聲明在美國都是無爭議的；但在北京，兩個就是詛咒。
打下笞板—也許沒有完全認識到它的挑戰性幅度—克林頓政府宣布，它已準備好與中國在範圍廣泛的問題上「接觸」。其中包括中國國內改革以及更廣泛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中國領導人對是否可能與這些呼喚更換自己的政治制度餘音未了的同等美國高官進行對話存在疑慮，但這顯然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一倡議的命運說明了這種政策的複雜性和含糊之處。
中國領導人不再作出任何宣稱它代表一個獨特的革命真理可供輸出。相反，他們信奉一個本質上是防禦性的目標，就是朝著一個對他們的國家體制和領土完整沒有明顯敵意的世界努力，買取時間以自己的步伐發展自己的經濟和解決自己國內的問題。這是一個外交政策姿態，無疑比毛澤東更接近俾斯麥：逐步增量，防守為主，面臨不利的歷史潮汐水來土擋、兵來將擋。即使潮頭席捲而來，中國領導人仍堅持火熱的獨立意識。他們不錯過任何機會宣布他們將最大限度地抵制外界壓力，以此掩蓋他們內心的擔憂。正如江澤民在1991年堅持對我說：「我們從來沒有向壓力屈服。這是非常重要的[用英語說]。這是一個哲學原則。」
中國領導人也不接受冷戰的結束迎來一個美國超超級大國時期這種解釋。在1991年的談話中，錢其琛告誡新的國際秩序不能無限期地維持單極世界，中國將為走向多極世界而努力—這意味著她將對抗美國獨霸為王。他引用一些人口統計現實—包括有幾分威脅性地提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優勢—加強他的觀點：
我們相信，一個單極世界將不可能存在。有些人似乎認為，海灣戰爭和冷戰結束後，美國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 。 。 。穆斯林世界有超過十億人。中國有11億人口。南亞的人口超過十億。中國的人口超過美國、蘇聯、歐洲和日本的人口總和。因此，它仍然是一個多樣化的世界。
李鵬總理可能在人權問題上給出了最坦率的評估。回答我劃定的三個政策領域需要改善—人權、武器技術轉讓、貿易—他在1992年12月表示：
關於你提到的三個方面，我們可以談人權。但是，由於我們之間的重大分歧，我懷疑重大進展是有可能的。人權的概念，包括傳統和道德和哲學價值觀。這些在中國與在西方不同。我們相信，中國人應該有更多的民主權利，並在國內政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這項工作應以中國人民可接受的方式進行。
來自（被外界認為）中國領導層的保守派代表，李鵬承認民主權利需要進展肯定是前所未有的。不過，以同樣的坦率，他圈定了中國的靈活性限度：「當然，在人權等問題上，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不影響我們的原則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討論，我們可以採取靈活措施。但是，我們不能達到與西方的全面協定。它會動搖我們的社會根基。」
克林頓第一任期的一個簽名中國倡議給事情帶了一個頭：政府嘗試以改善中國的人權紀錄為條件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 「最惠國待遇」是一個有點誤導性的詞語：因為絕大多數國家都享有這一待遇，它無非只肯定一個國家享有正常的貿易權利而非青睐獨鍾。最惠國待遇的附加條件概念表現了美國一貫的以道德為目的的務實性獎勵和處罰（或「胡蘿蔔」和「大棒」）概念。正如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解釋說，美國將扣留好處，直到它產生效果，「提高鎮壓和侵略行為的成本」以處罰，直至中國的領導層作出一個合理的以利益為基礎的計算，並解放其國內機構。
在1993年5月，當時的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訪問了北京，他曾是我70年代對中國開放不可缺少的助手。他向中國官員介紹新政府的思維。在他此行結束時，洛德警告說，如果中國要避免中止最惠國待遇，在人權，防擴散等問題上「取得了重大進展」是必要的。被擠在中國政府反對任何非法的條件和美國政治家要求更加苛刻的條件的夾縫之間，他根本沒有進展。
在洛德之行後不久，我又訪問了北京，在那裡我遇到了一心想掙脫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僵局的中國領導層。江提出了一個「友善的建議」：
中國和美國作為兩個大國應該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使中國變成一支亞洲和其他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我認為，對於其他國家，美國應考慮到他們的自尊和主權。這是一個友善的建議。
江再次試圖勸阻美國認為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或競爭對手，從而減少美國嘗試削弱中國的動機：
昨天在一個研討會上，我對這個問題發言。我還提到《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說中國總有一天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的。我一遍又一遍地說過，中國將永遠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在克林頓的強硬言辭和國會的好鬥情緒背景下，洛德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喬治。米切爾和議員佩洛西談判，達成延長最惠國待遇一年的妥協。它表達在一個靈活的行政命令中，而不是具有約束力的法律。它只將條件限制在人權範圍內，而不是像許多國會議員敦促的那樣包括其他領域的民主化。但對中國來說，條件是原則上的事情—就像蘇聯過去拒絕了傑克遜 - 瓦尼克修正案。北京反對的是條件，而不是其實質內容。
在1993年5月28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為期十二個月的行政令，其後或重延或取消取決於中國在此期間的行為。克林頓強調，政府的中國政策「核心」將是「堅決堅持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顯著進展。」他解釋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在原則上表達了美國對天安門的憤怒和對中國統治方式的持續性 「深刻關切」。
行政命令伴隨著比60年代以來任何一屆政府都更多的中國貶義修辭。 1993年9月，國家安全顧問萊克在一次講話中提出，除非中國同意美國的要求，美國將其劃入所謂的「反動‘落後’國家」，死守過時的統治管理形式，使用「武力、政治監禁和酷刑」，以及「不可容忍的種族主義能量、種族偏見、宗教迫害、仇外心理，和領土收復主義」。
與其他事情攪合在一起更加深了中國的猜疑。對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談判（即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後來歸入世界貿易組織，或WTO），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僵持不下。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受到攻擊。國會兩院的多數人表示他們不贊成申辦；美國政府則保持著謹慎的沉默。中國申請舉辦奧運會差幾票落空。美國侵略性地檢查（最終失敗）一艘懷疑載有化學武器組件給伊朗的中國船隻給緊張局勢進一步澆油。所有這些事件，其中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理由，但被中國用孫子兵法的策略分析後，則認為沒有一件事情是單一的事件，它們反映了整體設計的格局。
當國務卿沃倫。克裏斯托弗於1994年3月到北京訪問時，虱子爬到和尚的頭上。克裏斯托弗這次訪問的目的是，他後來回憶，在最惠國待遇一年延長期限將滿的六月份之前來實現最惠國待遇問題的最終決議，並「強調中國在總統的政策下只有有限的時間來修補他們的人權紀錄。如果他們想保持自己低關稅的貿易特權，進展必須要顯著，要盡快。」
中國官員曾建議，訪問的時間是不合時宜的。克裏斯托弗原定到達的時間正趕上中國的立法機構年度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美國國務卿出場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只能允許兩種可能：或是遮蓋大會的審議，或是誘使中國官員採取攻勢來證明自己對外界壓力的蔑視。克裏斯托弗後來承認，這是「一個完美的論壇，讓他們證明他們打算站起來面對美國。」
他們正是如此做了。結果是中美關係緩和以來的一場最尖銳的敵對的外交交鋒。洛德，陪同克裏斯托弗，形容克裏斯托弗與李鵬的會談為「他參加過的最殘酷的外交會議，」—而他曾在我身邊一直參與北越談判。在克裏斯托弗的回憶錄中，他敘述李鵬HOLD住：
中國的人權政策不幹我們的事兒，並指出，美國自身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人權問題。 。 。 。為了確保我沒有不明白他們不滿的深度，中國突然取消了我在一天后與江澤民主席的會見。
這些緊張關係似乎抵消了二十年的中國政策創意，導致美國經濟部門和主張人權問題緊迫的政治部門之間的分裂。面對中國的抗戰和來自美國國內與中國做生意的公司的壓力，政府開始發現自己在低姿態地位上懇求北京在最惠國限期前的最後幾個星期的作出足夠適度讓步，以為延長最惠國待遇的理由。
克裏斯托弗回歸後不久，自加的延續最惠國待遇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政府當局裊莫悄地放棄了條件政策。 1994年5月26日，克林頓宣布，政策的有效性已經用盡，基本上無條件地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延長又一年。他承諾通過其他手段，如支援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和鼓勵最佳商務業績，追求人權的進步。
必須反復說明的是，克林頓花盡心思貫穿支援持續經歷了兩黨幾屆政府的中國關係政策。但作為新當選的總統，他必須對美國國內輿論敏感，而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無形資產。他以信念提出條件，但高於一切的是，因為他設法保護中國政策，免於國會的猛攻從而試圖徹底否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克林頓認為，中國「欠」美國政府的人權讓步，以恢復高層接觸和提出最惠國待遇為回報。但中國人認為他們「有權」以相等地位與所有其他國家進行無條件高層交往，以延長他們的貿易期限。他們並不認為單方面取消威脅為讓步，他們對於任何干預其內政的提示都格外敏感。只要人權仍然是中美對話的主要議題，僵局是不可避免的。這方面的經驗應該由我們現今的對抗政策倡導者認真加以研究。
在他第一屆任期的剩余時間，克林頓降低了對抗性策略的音調，並強調「建設性接觸。」洛德在夏威夷聚集了美國在亞洲的大使，討論一個全面的亞洲政策，平衡地緣政治的必要性和政府的人權目標。北京致力於恢復對話，這對中國的改革方案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成功至關重要。
克林頓，跟他的前任老布什一樣，關注民主變革和同情人權倡導者。但是，像所有前任，他體會到中國領導人的信念實力和他們面對公眾挑戰的堅韌性。
於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迅速修補。江長期渴望的對華盛頓訪問發生在1997年，作為回報，克林頓在1998年對北京進行了8天的訪問。兩國總統的表演熱情奔放。他們共同發表了擴充性的聯合公報；成立了咨詢機構，涉及廣泛的技術問題；從而結束了近十年的對抗氣氛。
當前關係缺乏的是一個共享目的的定義，如過去北京和華盛頓共同抵抗蘇聯的「霸權主義」。美國領導人不能繼續無視產生於自己國內政治和信念的人權壓力。中國領導人繼續看到美國的政策至少部分旨在阻止中國實現大國地位。李鵬在1995年的談話回響了一個令人放心的主題，這等於平定美國對重新崛起的中國可能會尋求什麼目標的擔憂：「沒有必要擔心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國將需要30年時間趕上中等水平國家。我們的人口太多了。」輪到美國，它定期地承諾它並沒有改變其遏制政策。雙方保證的含義是，每一方有能力實施它對另一方的保證同時也克制自身。因此，保證與威脅共舉。
第三次台海危機
圍繞最惠國待遇的緊張局勢剛剛舒緩，台灣問題又出現了。在理解三個聯合公報的隱性討價還價中—即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框架內—台灣建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和民主體制 。它加入了亞洲開發銀行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並在北京的默許下參加奧運會。就其本身而言，北京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經提出台灣在統一的中國內部完全自治的建議（一國兩制）。只要台灣接受作為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地區」（與香港和澳門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北京承諾，它將被允許保留自己的鮮明政治機構，甚至自己的軍隊。
台北對這些建議的反應是謹慎的。但受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轉型，兩岸經濟日益相互依存。 在20世紀80年代末雙邊貿易和投資的限制松動以後，許多台灣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大陸。到1993年底，台灣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第二大來源 。
雖然經濟相互依存發展了，雙方的政治路徑分歧日益顯著 。 1987年， 年老的台灣領導者，蔣經國，解除了戒嚴。台灣的內部機構隨後發生了戲劇性的自由化：新聞管制被解除；對立的政黨被允許參加立法會選舉。1994年，一項憲法修正案為由普選直接選舉台灣總統奠定了基礎。因為沒有了戒嚴時代的活動限制，在台灣政壇出現新的聲音，開始鼓吹台灣鮮明的民族認同感和潛在的正式獨立。其中最主要的是李登輝，他是一個善變的農業經濟學家，爬到國民黨高層，並在1988年被任命為主席 。
李登輝一身體現了北京憎惡的所有台灣官方品質。他生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時期，採用過日本名字，在日本留過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過日本皇軍。後來，他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受到高等教育。不像大多數國民黨官員，李是台灣省籍，他直言不諱地視自己「第一是台灣人，第二是中國人」，他堅決提倡台灣的獨特機構和歷史經驗。
隨著1996年競選臨近，李和他的內閣設計了一系列步驟，一步一步地擴大他們所說的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李和其他高管部長們走上了「度假外交」，在世界各地的首都，都發現有台灣官員組成的大型代表團進行「非官方」旅遊，偶爾在國際組織的會議上露頭，然後盡量操作成正式的國事接見形式，這使北京（還有華盛頓的許多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克林頓政府試圖站得離這些事態發展遠一點。在1993年11月太平洋兩岸國家的APEC峰會之際，在一次與江澤民共同舉行的西雅圖會議和記者招待會上， 克林頓說：
在我們的會議上，我重申了美國支援以三個聯合公報作為我們中國政策的基石。 . 。 . 。 . 。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正確的政策。它並不排除我們的「與台灣關係法」，也不妨礙我們從事與台灣的強勁的經濟關係。眾所周知，在本次會議就有 [台灣的] 代表。所以我感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很到位。但我不認為那是我們與中國關係將的一個主要的絆腳石 。
要想讓克林頓的方式好使，台灣領導人就需要保持克制。但是，李決心推動台灣的國家認同原則 。1994年，他試圖取得允許在前往中美洲途中停在夏威夷加油—這是台灣總統飛機首次在美國領土上降落。李的下一個目標是1995年在康奈爾大學的校友團聚，1958年他在那裡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新當選的眾議院議長紐。金裏奇的大力敦促下，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一致決定，在參議院只有一個反對，支援李登輝訪問。 在4月，沃倫。克裏斯托弗曾向中國外交部長保證批準李登輝訪問將是「不符合美國的政策。」但在面對這種強大的壓力下，政府轉了個身，批準了「非官方私人訪問」的請求。 
李登輝到康奈爾大學後，發表了一個繃緊「非官方」 定義的講話。經過一個簡短的對他在康奈爾大學時的美好時光的回憶，李投身到台灣人民渴望正式承認的熱烈討論。
李的橢圓式的言辭，經常提到他的「國家」和「民族」，以及對共產主義殞落的生硬討論，都超過了北京的寬容度 。北京從華盛頓召回大使，推遲了對美國大使提名人尚慕傑的批準，並取消了與美國政府其他官方接觸 。然後，按照50年代的台海危機腳本，北京開始 在中國東南沿海舉行軍事演習和導彈試**，其中軍事威懾和政治把戲各占其半。在一系列威脅動作中，中國發**導彈進入台灣海峽，證明其軍事能力，並警告台灣領導人 。但它使用空彈頭，從而發出主要是象徵性的信號。
台海可以風平浪靜，只要各方都不質疑三個聯合公報 。因為它們包含了這麼多的含糊之處，任何一方欲改變其結構或強制執行其條款解釋的努力，都會顛覆整個框架。北京沒有強迫澄清，但它一旦被質疑，就被迫覺得演示至少中國如何重視這一問題。
在1995年7月上旬，危機仍蓄勢待發，我在北京隨一個兩黨前高官代表團 --美中協會--與中國打交道。7月4日，我們會見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和中國駐美國大使李道豫。錢其琛闡述了中國的立場。主權是不可談判的：
基辛格博士，你必須意識到，中國高度重視中美關係，儘管我們偶爾爭吵 。我們希望看到中美關係恢復正常和改進。但是，美國政府應該清楚一點：我們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我們永遠不會放棄我們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 。
與中國的關係達到了一個關鍵點，這時首選的武器是美國和中國都中止高層交往，雙方製造了一個悖論：在自己最需要處理危機的時刻剝奪了這一機制。蘇聯解體後，雙方各自宣布與對方的友誼，但不是追求共同的戰略目標而是尋找一種象徵合作的方式，那一刻已無視其存在。
在我到達後不久，中國領導人以一個他們得心應手的微妙手勢轉達他們對和平結果的渴望。在美中協會的正式日程開始前，我應邀到周恩來上過學的天津中學作一次講演 。在外交部一名高官的陪同下，我在周的雕像旁留影，並正式介紹我利用這個機會回顧一下中美密切合作的鼎盛時期。
另一個事態不會失控的跡象來自江。正當各方言辭激烈時，我問江毛澤東說中國可以等待台灣一百年是否還有效。不，江回答。當我問為什麼不時，江回答，
「允諾是二十三年前做的。現在只剩七十七年了。」
相互自稱緩和緊張局勢的願望看漲，然而卻頂著TAM危機的餘波 。自1989年以來，沒有高層對話，也沒有一個部長級的訪問，六年中僅有的高層討論是在國際會議的偏會或在聯合國。自相矛盾的是，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動作以後 ，眼前的問題自動解決了，其本身就是安排兩國領導人會見的部分程式問題。
事情回到二十五年前秘密訪華時的討論，它曾在誰邀請誰的問題上短暫僵持不下—而後來以毛的公式打破僵局，這意味著，每一方都可以讀作被另一方邀請。當國務卿克裏斯托弗和中國外交部長在文萊東盟會議上會見時，解決方案不尋自得，避免了需要確定誰出第一招。
國務卿克裏斯托弗轉達了保證—包括一封目前仍然保密的總統手信—信中定義了美國關於台灣高官訪問的意圖和邀請江與總統會晤。
江和克林頓之間的峰會在10月實現，雖然不是完全照顧了中國的面子。它既不是國事訪問，又不在華盛頓，相反，它定於在紐約聯合國五十周年慶祝活動的背景下。克林頓與江澤民主席在林肯中心會見了，作為一系列類似的與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會面中的一面。緊接台灣海峽軍演後，中國主席訪問華盛頓肯定會遇到不友善接待。
在這種不確定的矛盾氣氛中，有含蓄的姿態和節制的退卻。可是，定於1995年12月2日的台灣議會選舉再次提升了溫度 。北京開始了新一輪在福建沿海的軍事演習，空軍、海軍、陸軍進行了聯合軍事演習，模擬在敵方領土上兩棲登陸。這一行動伴隨著同樣咄咄逼人的心理戰 。在 12月的立法選舉的前一天，解放軍宣布將於1996年3月舉行又一輪演習，即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夕。
隨著總統大選的臨近，導彈測試「包圍」台灣，落彈點位於台灣島東北和西南重要港口城市的近海。美國反應是1971年和解後針對中國最顯著的武力展示，它派遣以尼米茲 號航空母艦為首的兩個航母戰鬥群通過台灣海峽，藉口躲避「惡劣天氣。 」 同時，走過一個狹窄的通道，華盛頓向中國保證它不會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並警告台灣不要搞挑釁行為。
走近懸崖，華盛頓和北京都退縮了，他們意識到沒有可打的戰爭目標或強制改變現狀的壓倒性條款，正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描述道，中國「就它自身的範疇來說—太大，不容忽視；太壓抑，不能擁抱；太倔，不受影響；並且非常，非常自豪。」就其本身而言，美國太強大了，不能來硬的，又太致力於與中國的建設性關係，本不必如此。一個超級大國的美國，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國，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當世界事務的重心逐漸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時需要一個和平與合作的關係。在危機過後，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明顯改善 。
正當關係開始接近前期高點時，然而在一個夏季的一天結束時，另一場危機如晴天霹靂震撼著關係。在1999年5月科索沃戰爭中，不然的話應是美中關係的又一個蜜月，美國的B - 2轟炸機從密蘇裏州基地出發炸毀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抗議浪潮席捲了中國 。學生和政府似乎團結一致對又一個可以假定為美國不尊重中國主權的示範發洩憤怒。江澤民說，這是「蓄意挑釁」。他蔑視性地闡述，但暴露了潛在的不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永遠不會被人欺負，偉大的中華民族將永遠不會被羞辱，偉大的中國人民將永遠不會被征服。」 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剛剛獲悉，她就要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陪她到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雖然是半夜，代表美國政府表達了遺憾。江覺得有義務依據公眾情緒表達自己的憤怒，不過，然後他用那番表達平息公眾（此招類似美國總統在人權問題上的表現）。
中國的憤慨在美國遇到了中國必須被壓制的論點。兩種觀點反映了嚴重的信念，說明了對抗的潛力依然存在，並且有可能根據現代外交政策的性質將雙方關係拖入世界各地的緊張局勢中。雙方政府仍致力於合作的需要，但他們無法控制所有刺激對方的方式 。這是中美關係尚未解決的挑戰 。
中國的崛起和江的思考
在前面講述的周期性危機情況下，20世紀90年代目睹了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和在世界上起更廣泛作用的國家轉型。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部分願景部分現實：它的效果是明顯的，但其深度和壽命仍有待公開辯論。即使在中國內部本身，其方向仍然是有爭議的；在89XX以後，一些國內的學術和政治勢力倡導向內轉並縮減中國經濟與西方的聯繫（這一趨勢鄧小平最終感到必須通過他的南巡予以挑戰）。江澤民擔任國家領導時，大批以蘇聯模式經營的國有企業部門基本上沒有變動，仍占超過50 ％的經濟比重。中國與世界貿易體係的聯繫是暫時和局部的 。外國企業對在中國投資仍持懷疑態度；中國企業則很少在國外投資 。
在世紀末，原來看似不大可能的前景已成為現實。在整個十年中，中國以每年不低於7％的速度增長，而且經常在兩位數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繼續增加，成為一個歷史上最持久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人均收入比1978年大約翻三番，城鎮地區的收入水平提升尤為顯著，比1978年的水平大約高出五倍。
縱觀這些變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蓬勃發展，發揮了日益重要的區域經濟中心作用。它馴服了90年代初的危險通脹加劇，實施金融管制和財政緊縮計劃，其功致使中國後來免遭1997-98年間的亞洲金融危機一劫。第一次在經濟危機中作為經濟增長和穩定的堡壘挺立，中國發現自己起著不太習慣的作用：以往都是接收外國的—通常是西方的—經濟政策處方，現在它日益成為一個獨立的自決方案的處方者和緊急援助危機中的其他國家的經濟來源 。到2001年，中國成功申請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結束，其新地位益加鞏固。
為這種轉變加油的是中國國內政治哲學的重新校準 。進一步沿著鄧小平原創的改革道路，江將共產主義概念擴大化，從排除異己的階級精英開放到廣泛的社會群體。 他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上闡述了他的理念，後被稱為「三個代表」，這是他作為主席出席的最後一屆黨代會，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權力移交的前夕。它解釋了為什麼通過革命贏得支援的黨現在需要代表它以前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包括企業家的利益 。江把共產黨向巨賈富商開放，在一黨制的國家治理機構內實現民主化。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越來越交織在一起。在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總額仍只有美國與台灣貿易總量的一半。到了年代末，中美貿易翻了兩番，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加了七倍 。美國的跨國公司認為中國是他們經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生產基地又是--就其自身來說--越來越大的貨幣市場。反過來，中國用日益增加的現金儲備投資於美國國債（並於2008年將成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在這一切之中，中國踴躍走向一個新的世界角色，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利益並達到前所未有的集成程度，從而形成了一個更寬廣的政治和經濟趨勢。在馬戛爾尼和中國朝廷之間在貿易和外交承認上第一次相互錯誤理解的談判兩個世紀後，中國和西方都認識到，不管他們是否準備好應付挑戰，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達到了一個新階段。正如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在1997年指出：「中國以前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如此頻繁的交流和溝通。」
在更早時期如馬戛爾尼，甚至是冷戰時代，「中國世界」和「西方世界」 在有限的情況下以緩慢的步伐有所互動。今天，現代科技和經濟相互依存，是好還是壞，使得不可能再以這樣的步量尺度管理關係 。作為結果，雙方面臨著一個有點矛盾的局面，他們相互了解的機會增多，但同時，新的刺激對方敏感處的機會也接踵而來。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將讓他們一起來玩，但在危機時刻他們也冒著更加頻繁和急速加劇的緊張局勢風險。 
在臨近卸任時，江表白了他對這種危險的認識，他是個人的，幾乎有些感性的，但不是一般在中國領導人身上體現的那種孤傲的、概念化的、和自成體係的態度。情景是在2001年會見一些美-中協會成員。江澤民那時在他12年任期的最後一年，他不免有些老馬戀棧，因為他正要脫離這樣的活動--按定義—其舉手投足都能改變世界，但很快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觀眾。他在一個動蕩時期主事，開始時中國大幅度孤立於國際，至少與先進的民主國家，而這些國家正是中國實施其改革方案最需要的。
江克服了這些挑戰。與美國的政治合作已經重新建立。改革方案加速產生超常的增長速度，再過十年內，中國變成一個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大國。以動蕩和懷疑開始的十年變成一段非凡成就時期。
在中國輝煌的歷史中沒有如何參與全球秩序的先例，無論是與另一個超級大國合唱或唱對台戲。正如事實證明，那個超級大國，即美國，也缺乏這一格局的經驗—如果它確實有此傾向的話。國際新秩序必然出現，無論是設計或默認 。至於其性質和措施，則是兩國懸而未決的挑戰。他們將會相互影響，無論是作為合作夥伴或對手。他們的當代領導人宣稱夥伴關係，但尚未定義其內容或建立未來風暴的避難所 。
現在，江遇到了一個新世紀和不同世代的美國領導人 。美國有了一個新總統，老布什的兒子，坑爹時江以無人能料的事件意外地高升到辦公室。與新總統的關係也是以另一意外軍事衝突開始。2001年4月1日，美國偵察機在中國沿海飛行，僅在中國領海毫厘以外被中國軍機盯梢，兩機相擦後，中國軍機在中國南部沿海的海南島附近墜毀。 無論是江和（小）布什都沒允許事件像魚雷一樣炸毀關係。兩天后，江從一個計劃了很長時間的南美訪問中返回，這表示他作為中央軍委負責人，並沒有想到危機的行動。布什表示遺憾，不是為偵察飛行，但是對中國飛行員的死亡 。
在會見美中協會成員時，在江的腦海中似乎已預感到一些事件漂移的危險性，因為他以一長串曲折蜿蜒的詞語，一會兒引述中國古典詩詞，一會兒插科英語短句，歌頌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他的話語儘管冗長，卻反映了一個希望和一個兩難選擇：希望兩國將找到一種共同努力的方式，以避免兩個社會的活力激盪出風暴--和他們可能會錯過機會的恐懼。
江的開場白的關鍵主題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我不是想誇大我們的自我重要性，但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良好合作對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將竭盡全力 [用英語說] 。這對整個世界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整個世界是話題，那麼有真正合格的領導人來處理它嗎？江指出，他的教育以傳統儒家思想開始，其軌跡包括西方教育，和其後的前蘇聯學校。現在他領導著一個過渡國家與所有這些文化打交道。
中國和美國面臨一個緊迫的問題，即台灣的前途。江澤民沒有使用我們已經熟悉習慣的豪言壯語。相反，他的言論關注對話的內在動力，以及它如何可能被驅使失控，無論領導人的意圖如何，他都可能會被公眾呼籲採取他們寧願避免的行動：「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是台灣問題。例如，我們常說的‘和平解決’和‘一國兩制’。通常，我很少提這兩樣東西。但有時候，我想補充一點，我們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江當然無法迴避，這個問題在中國開放前造成130次以上中美外交會議僵局以及那以後的故意含糊其詞 。不過，雖然中國拒絕鄭重放棄使用武力，因為這將意味著限制其主權，直到與江談話時三十年間它沒有被實踐。 而且，江以最柔和的方式詠頌這一聖事禮儀般的語言 。
江沒有堅持立即改變。相反，他指出，美國的立場包含了一個異常 。美國既不支援台灣獨立，另一方面，也不促進統一 。實際結果是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不沈的航空母艦」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中國政府的意圖如何，其人民的信念可能會產生走向對抗的勢頭：
我在中央政府近12年期間，非常強烈地感受到12億中國人民的感情。當然，我們對你有最好的願望，但如果一個火花點燃了它，將很難控制12億人的情緒。 
我（基辛格）覺得有必要回答這個武力威脅，儘管遺憾地和間接地託辭 ：
如果討論使用武力問題，這將加強所有想利用台灣傷害我們之間關係的力量。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軍事對 抗中，甚至我們這些傷透了心的人，將 不得不支援我們自己的國家。
江沒有重彈中國藐視戰爭危險的老調。他認為世界的未來取決於中美合作的前景。他談到了妥協，一個中國領導人對台灣幾乎從未使用過的單詞，儘管有時實踐著。他已不再處於塑造未來的位置上。他呼籲一個全球前景，這恰恰是最需要的，也是每個國家的歷史使其最困難的問題：

目前尚不清楚中國和美國否能找到共同語言共同解決台灣問題。我已說過，如果台灣不在美國的保護下，我們早就能夠解放它。因此，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妥協，並得到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這是我們關係中最敏感的部分 。我並非暗示任何東西。我們是老朋友了。我不需要使用外交辭令。說到底，我希望我們兩國趁（小）布什在辦公室時可從戰略全局的角度邁向美中兩國關係。

我以前見過的中國領導人都有一個長遠的前景，但它大多是從過去的教訓中提煉出來的。他們都努力進行一個對遙遠未來具有重要意義的偉大工程。但他們很少描述中間狀態，假設其特徵將會隨著他們參與其中的過程發展而自現。江要求的東西不那麼高瞻遠矚，但也許更深入 。在他的任期結束時，他談到了需要重新定義每一方的哲學框架。毛敦促意識形態的嚴謹性，即使在戰術動作中 。江似乎是說，每一方應該認識到，如果他們要真誠合作的話，他們需要了解不得不修改他們的傳統觀念。他呼籲每一方重新審視自己的內部教義和開放性地重新詮釋它們，包括社會主義 ：

世界應該是豐富多彩的，多元化的地方。例如，1978年在中國我們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 。 。 。 。在1992年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說，中國的發展模式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於那些習慣於西方的人，你認為市場沒什麼奇怪的，但在1992年說 「市場」， 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出於這個原因，江澤民指出，雙方應使其意識形態適應相互依存的必需：

簡單地說，西方最好拋開過去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成見，我們也應該停止共產主義的幼稚化或簡單化方式（江曾怒訓香港記者：「too simple，too naïve」，一時成為口頭禪，譯者）。鄧小平曾在1992年南巡時說過一句名言，社會主義需要幾代人，幾十代人的努力。 我是一個工程師。我計算過，從孔夫子到現在為止，已有78代人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需要這麼長時間。我現在認為，鄧小平為我創造了非常好的環境條件。對於您提的價值 體係，東方和西方必須增進相互了解。也許我有點天真。

七十八代的提法是為了安撫美國，它不應該為一個強大的中國崛起感到震驚。她將需要那麼多代強身壯體。但當毛澤東的繼任者說，共產黨應該停止以簡單幼稚的方式談論他們的思想時，中國的政治環境肯定已經今非昔比了。或只是說，西方世界和中國之間需要彼此對話談論如何調整各自的哲學框架。

在美國方面，面臨的挑戰是通過一系列的發散性評估找到一個答案。中國是合作夥伴或是對手？未來是合作或是對抗 ？美國的使命是傳播民主到中國，還是與中國合作帶來一個和平的世界 ？抑或有可能都做到既？雙方都有義務迫不及待克服內部矛盾，並確定兩國關係的終極特性 。

第十八章 新世紀

江核心時代的結束標誌著中美關係的轉折點 。江主持的中美對話主要議題就是關係本身。之後，雙方如果沒在信念上至少在做法上合並為一個合作共存的格局。中國和美國不再有一個共同的對手，但是他們尚未開發出一個聯合的國際秩序概念。在上一章中描述的促膝長談中，江厚道的反思說明一個新的現實：美國和中國兩國互相需要對方，因為兩個都足夠大得不能互相支配，獨特得不能互相改造，且互相傷不起。除此之外，共同的目標能達到嗎 ？而要達到什麼目標呢 ？

新千年是新關係的象徵性開始 。新一代中國和美國領導人分別走進辦公室：在中國方面，是以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首的「第四代」；在美方，是總統（小）布什政府和從2009年開始的奧巴馬。雙方對前幾十年的風雲變幻都持有矛盾態度 。

胡-溫以前所未有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發展管理和確定其世界作用的任務。他們代表了整個一代沒有革命（戰爭）經驗而在共產時期首次通過憲法流程產生出來的第一代高官，他們在中國毫不含糊地成為一個新興大國時肩負著國家重任。

正是在世紀之交，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的努力結出果實。胡錦濤和溫家寶主持國家，不再感到有學徒意識受制於西方技術和機構。他們所管轄的中國有足夠的信心拒絕，甚至有時巧妙地嘲諷，美國的改革學。她現在處在一個位置上，其外交政策不再僅僅基於長期潛能或最終戰略作用而循序漸進，還可以展示實力 。

實力何時到頭？北京在新紀元的初步做法主要是增量和保守。江和朱通過談判使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充分參與國際經濟秩序 。胡溫下的中國渴望以正常和穩定為重。其目標，在官方的公式中，是一個「河蟹社會」和「河蟹世界。」其國內議程是以持續經濟發展、和在一個正經歷空前繁榮和不習慣貧富差距的巨大人口中維護社會河蟹為中心。其外交政策迴避戲劇性舉動，它的主要決策者有些遲疑地回應中國應發揮明顯的國際領導作用的呼籲。中國外交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護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包括與美國的良好關係），並獲得原材料，以確保經濟持續增長 。它保留了在發展中世界的特殊利益--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遺產--即使它以位列經濟超級大國。

正如毛曾擔心的，中國的DNA複制本身。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新挑戰，在列甯主義一蹶不振的世界，胡錦濤和溫家寶轉向傳統智慧 。他們描述的改革願望不是毛的繼續革命的烏托邦式願景，他們的目標是建設「 小康 」社會—一個顯著儒家內涵的詞。他們負責在中國學校複興孔子研究和慶祝他的流行文化遺產。他們將孔子作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軟實力，在世界各個城市舉辦官方的「孔子學院」，並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展現傳統儒家學者隊伍的特點。作為一個戲劇性的象徵性舉動，2011年1月，在中國首都中心天安門廣場樹立了一座孔子塑像，以此彰顯古老的道德哲學家復活（後來又裊莫悄地移走，譯者注），他與毛主席紀念堂對望—除毛外無人獲此殊榮。

觀點有異

隨著新世紀發展，出現了兩種趨勢，在某些方面互相作對。在很多問題上，中美關係主要演變成合作方式。與此同時，植根於歷史和地緣政治傾向的差異開始明顯。經濟問題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都是很好的例子。

經濟問題：

當中國在世界經濟中還是一個次要角色時，其貨幣的彙率不是一個問題，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似乎還想像不到人民幣的價值會成為美國政治辯論和媒體分析的日常爭議焦點 。但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不斷增長的美中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將原來比較隱秘的問題變成每天的爭吵，美國的挫折和中國對美國意圖的懷疑被越來越不中聽的語言所表達。

根本的差異在於雙方各自貨幣政策的基本概念。在美國看來，人民幣的低價值被視為有利於中國企業的貨幣操縱，推而廣之，損害美國公司在相同工業的經營。低值人民幣被說成是導致美國喪失就業機會的因素，這在美國早期衰退的時代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和情感問題。在中國看來，貨幣政策的追求有利於國內廠商與其說是經濟政策毋甯說是為了中國政治穩定的需要。因此，在2010年9月面對美國觀眾時，溫家寶用社會的而非金融的論據解釋為什麼中國不會大幅升值其貨幣：「你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企業會破產。那將會產生重大的干擾 。只有中國的總理能感到肩膀上有這樣的壓力。這就是現實。」

美國從全 球經濟增長需要的觀點處理經濟問題 。中國考慮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含義。當美國敦促中國應增大內需減少出口，它講的是經濟道理 。但對於中國來說，出口部門的萎縮意味著失業率可能顯著增加，導致政治後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長遠點的角度看，如果中國採取美國的傳統智慧，它還不如減少其與美國的往來，因為這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反而促進亞洲集團的發展 ，因為這將意味著增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關係。

因此，根本問題是政治而不是經濟。一個互惠互利的概念必須出現，而不是互相指控行為不當。這使得發展一個共同進化的太平洋共同體概念非常重要，這將在尾聲中加以討論。
美國的新政府同樣標誌著一個相媲美的世代變化 。胡錦濤和布什的都是這樣的第一代總統（主席），他們是20世紀60年代自己國家創傷經歷的旁觀者：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美國的越南戰爭 。 胡錦濤得出結論，社會和諧應該是他擔任主席的指導綱領。布什在蘇聯崩潰後以美國必勝的信念上台，並相信美國能夠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小布什沒有猶豫打著美國最深層的價值觀旗幟進行外交政策。他充滿激情地談論個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他在中國訪問期間 。

（小）布什總統的自由化議程對非西方社會來說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迅速演變 。 儘管如此，布什在外交實踐中克服了美國傳教士和務實方法之間的歷史矛盾。他不是通過理論建構，而是通過合理的戰略重點平衡這樣做到的。他沒給美國對民主體制和人權的承諾留下疑問。同時，他也重視國家安全因素，沒有道德目的的政策只能在真空中運作。雖然在美國的辯論中因遵奉單邊主義備受批評，布什在同時與中國、日本、印度等國打交道中—儘管這些國家只根據自己國家利益計算政策—能夠改善關係，這是美國的建設性亞洲政策的楷模。

在（小）布什的總統任期內，美中關係就是兩個大國的事實交易關係。任何一方都不假定他方與其共享所有的目的 。在某些問題上，比如國內的治理，他們的目標並不兼容。儘管如此，他們發現他們的利益有足夠的領域交叉，因而得以確認新興意義上的夥伴關係。
在2003年，台灣「總統」陳水扁提出以「台灣」名義申請聯合國代表權進行全民投票之後，華盛頓和北京在台灣立場上互相接近了一寸。因為這樣的舉動將違反美國在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承諾，布什政府官員向台北轉達了他們的反對意見。 在溫家寶2003年12月訪問華盛頓期間，布什重申了三個聯合公報，並且還說，華盛頓「反對任何中國或台灣單方面改變狀態現狀的決定」，他建議，一個提高台灣政治地位的公投不會得到美國的支援。溫家寶以一個值得注意的渴望和平統一的可取公式回應：「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和平統一，即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我們將盡最大努力以最大誠意通過和平手段帶來民族團結和平統一。」

重新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911襲擊，它是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以及打擊恐怖網路等項目的直接起因，由此美國的主要戰略重點重新定向，從東亞轉移到中東和西南亞。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國際秩序的革命挑戰者，她關注全球恐怖主義對自己的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新疆的影響，因此迅速 譴責9 / 11恐怖襲擊並提供情報和外交支援。在導致伊拉克戰爭的過程中，中國在聯合國對美國甚至比一些美國的歐洲盟國還少有對抗性。

然而，在一個也許是更根本的層面上，這期間中國和美國在如何對付恐怖主義的評估上開始了分歧過程。中國保持了一個居心叵測的旁觀者姿態，對美國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力量投放，和總體上對布什政府宣布的雄心勃勃的民主轉型目標作壁上觀。北京保留其特點，願意隨權力排列變化調整自己並不以道德判斷外國政府的組成。她主要關注的是繼續獲得來自中東的石油和（在塔利班倒台後）保護中國在阿富汗礦產資源上的投資。在這些利益大致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中國沒有反對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努力（可能部分歡迎，因為他們代表了美國的軍事力量從東亞轉移）。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互動範圍標誌著中國重建區域性和世界性事務中的核心作用。中國對平等夥伴關係的追求已不再是一個脆弱國家的誇大要求；它越來越成為以財政和經濟能力支撐的現實。同時，被新的安全挑戰和不斷變化的經濟現實和至少它們之間相對政治經濟影響的重新校正所推動，這兩個國家為他們的國內目的，他們的世界角色，以及最終他們之間的關係尋找辯論。

非擴散和朝鮮：

在整個冷戰時期，主要是美國和蘇聯擁有核武器。儘管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方面整體敵對，他們本質上是平行地計算風險，他們擁有技術手段以防止突發事故、未經授權的發**、和在相當程度上對自己的偷襲。但隨著核武器的擴散，這種平衡岌岌可危：計算的風險不再對稱；防止意外發**甚至盜竊的技術保障實施將更加困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特別是對那些沒有超級大國專業知識的國家來說。

隨著擴散加速，威懾演算的增長越來越抽象。甚至變得更加難以決定誰嚇唬誰和憑什麼樣的計算。即使是假設新的核國家像有信譽的核大國一樣不情願互相發起核敵對行動，且不說這是一個極其可疑的判斷，他們可能會使用他們的武器保護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對國際秩序攻擊。最後，顯然與巴基斯坦友善的北朝鮮、利比亞和伊朗組成了一個 「私擴散」俱樂部，其經驗顯示了核武器擴散在國際秩序中的廣範後果，儘管有些擴散國家不符合「無賴國家」的正式標準。

這些武器蔓延到不受大國歷史和政治因素限制的雙手上，將預示著史無前列的世界性破壞和人類損失，甚至比我們這個時代的種族滅絕屠殺更可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朝鮮的核擴散居然出現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對話議程上，因為正是在朝鮮，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前第一次在戰場上遭遇對方。1950年，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開戰，因為她看到在中朝邊境的永久性美國軍事存在將威脅中國的長期安全。六十年後，北朝鮮的核軍事計劃製造了一個新的挑戰，重新挑起相同的地緣政治問題。

朝鮮核計劃的頭10年，中國採取的立場是，這是一個美國和朝鮮之間自己解決的問題。因為朝鮮認為美國是主要威脅，因此中國說，主要靠美國提供必要的安全意識來代替核武器 。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明顯，核擴散進入朝鮮遲早會影響到中國的安全。如果朝鮮被被接受為核國家，那極有可能的是，日本和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最終也將加入核俱樂部，從而改變亞洲的戰略格局。

中國領導人反對這樣的結果。但同樣，中國擔心朝鮮災難性崩潰，因為這可能在其邊界重新創建它60年前為防止其出現而開打的局面。

朝鮮政權的內部結構更使問題複雜化。雖然它宣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它的實際權力是在一個家庭的手中（從日成到正日到正**，譯者注）。到2011年，在寫這本書時，家族統治的頭正欲將權力下放給他二十七年歲的兒子，小子甚至沒有管理共產黨的以往經驗，更別說國際關係了。不可預知或不可知的因素爆炸的可能性就在眼前。受影響的國家可能會覺得有義務採取單方面措施，以保障他們的切身利益。到那個時候，由於事態過於複雜或為時已晚，將更加難以協調行動。為了防止出現這樣的結果，這必須是中美對話以及六方會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涉及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和朝鮮半島南北雙方。

如何定義戰略機會

為了處理來越越多的問題，在新世紀的頭十年北京和華盛頓搜索著一個總體框架來定義他們的關係。 這一努力的標誌是中美高層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現合並為戰略經濟對話），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內宣布成立。 這是試圖部分重振20世紀70年代盛行的精神，如前面的章節所述，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坦誠地交換概念性問題。

在中國，中國政府分析了新時代的組織原則，認為二十一世紀頭20年代表一個獨特的「戰略機遇期」。 這一概念既反映了中國對發展和潛在戰略利益的認識，又有些矛盾地，它也反映出對其脆弱性的繼續憂慮。 胡錦濤在2003年11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這一理論，他指出，國內和國際發展趨勢的獨特結合，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突飛猛進」 的發展機會。根據胡錦濤所說，機會與危險共存；正如其他大國崛起之前，如果中國 「丟失機會」 ，「她可能會成為一個落後者。」

溫家寶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肯定了同樣的評估，他警告說，「機會是罕見的，稍縱即逝」，並回顧說，中國因為「重大失誤，特別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已經錯過了較早的機遇。新世紀的第一個五年是一個機遇，「我們必須緊緊抓住，在此期間，我們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溫家寶評估，利用好這個窗口將對中國的發展目標有「極其重要性和意義。」

中國在戰略機遇期中要完成什麼？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辯論可以說剛剛有一個正式的開始，這可以在中國學者和國家最高領導層在2003年和2006年之間舉辦的一系列專題講座和學習班裏發現。這一節目關注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它們崛起的手段；戰亂頻繁的原因；還有現代大國是否，以及如何，通過避免與國際體係的主角大國發生軍事衝突而崛起。這些講座隨後編入一個12集系列電影《大國崛起》詳加闡述， 在2006年由中央電視台播給億萬觀眾觀看。正如學者沈大偉指出，這可能 是大國政治歷史上一個獨特的哲學時刻：「很少有，如果有的話，其他大國或負有抱負的國家從事過這種全民自我反思的活動。」從這些歷史先例中中國可以借鑒哪些經驗教訓？首要答案和最全面的嘗試之一是，北京通過闡述自己的 「和平崛起」 主張以尋求減輕外國對中國力量增長的擔憂。有影響力的中國政策人物鄭必堅在2005年 《外交事務 》上發表一篇文章即可視為半官方的政策聲明 。鄭給予保證，中國通過了一項「超越傳統大國崛起方式的戰略。」中國尋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但它是「一種可以通過增量改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而實現的。」 鄭寫道，中國將「決不遵循德國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或德國和日本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路，這些國家粗暴地掠奪資源和追求霸權。中國也不會遵循冷戰期間大國爭奪全球霸權的道路。」

華盛頓的反應是闡明這樣一個概念，即中國在國際體係中是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遵守規範限制，並隨能力上升肩負額外的責任。 在2005年美國-中國關係全國委員會上，佐立克，當時 的副國務卿發表講話，針對鄭的文章作出美國的反應。雖然中國領導人可能會猶豫同意他們曾經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一暗喻，佐利克的講話大體上是邀請中國成為國際體係的特權成員和建設者。

幾乎就在同時，胡錦濤在聯合國大會發表了題為「構建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的講話，與鄭必堅的文章同一主題。胡錦濤重申了聯合國作為國際安全與發展的框架系統的重要性，並概述了「中國的主張。」在重申中國主張世界事務走向民主化的趨勢同時，在實踐中，當然，要求美國的權力在一個多極化世界中相對縮減--胡堅持，中國將在聯合國系統框架內和平地實現其目標 ：

中國將一如既往，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履行其國際義務，並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建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華民族熱愛和平。中國的發展不損害或威脅任何人，只能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和共同繁榮 。  

「和平崛起」和「河蟹世界」 的理論引用了古代經典，其中包含中國偉大的原則：循序漸進；與潮流河蟹和避免公開衝突；盡量圍繞道德主張組織一個河蟹世界秩序，作為實際或領土統治。他們還描述了一條走向大國地位之路，這對生長在文化大革命社會崩潰時期的一代領導者特別有可取的吸引力，因為他們知道其合法性現在部分取決於為中國老百姓提供一個財富和舒適的度量衡，讓他們走出上世紀的動亂和貧困得以喘息 。為了反映出一個更加測量有據的姿態，在中國官方聲明中「和平崛起」被修訂成 「和平發展」，據說理由是「崛起」的概念過於威脅性和必勝性。

在其後的三年中，周期性的隨機事件彙流到一起改變了歷史的潮汐，與「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相伴的還有長期迷糊和僵持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萬目景仰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強勁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真可謂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譯者）。事件的合流引起一些中國精英，其中包括中國政府的上層部分，重新審視其在2005年和2006年闡明的漸進立場的基本假設。

金融危機的原因及其最壞的影響主要在美國和歐洲。它導致了中國資本前所未有地緊急注入西方的國家和公司，西方的決策者們對中國提出訴求，要求改變其貨幣價值並提高其國內消費，以促進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自從鄧小平號召「改革開放」 以來，中國把西方模式看作為經濟實力和金融知識的代名詞。一個假定是，無論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有何缺點，他們知道如何以獨特的高生產率方式管理本國經濟和世界金融體係。雖然中國不願拜西方為政治老師從而拒絕獲取這方面的知識，許多中國精英（JY）瘾隱假設西方有一種知識值得勤奮學習和運用。

2007年和2008年美國和歐洲金融市場的崩潰和西方令人難以置信的混亂和失算與中國的成功相對比，嚴重地損害了西方經濟實力的神話性。它促使在中國形成一股新的意見潮流，特別在憤青和網民一代，甚至有部分政治軍事領導人—以致達到一種效果，認為國際體係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

這一時期的象徵性**是北京奧運會大戲，正在經濟危機開始撕裂西方時舉行。這不是一個單純的體育盛會，奧運會被視為中國重新崛起的表現 。開幕儀式是象徵性的。當零八年八月八日整整八時八分鍾時（中國時間，這一串吉利的數字給開幕造成吉時祥意），廣袤的體育場萬燈齊黯，突然，萬鼓齊鳴，巨大的聲響打破萬籟寂靜，持續10分鍾之久，仿佛在炫耀：「我們來啦！我們是生活的事實，我們不再被忽略，我們不好惹，但我們準備向世界貢獻出我們的文明。」之後，全球的觀眾看到了以中國文明為主題的一小時精采場面。中國的虛弱和不發達，或可稱之為中國的「漫長的十九世紀」一夜之間一去不複返。北京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其文明又成為敬仰和欽佩的聚焦點 。

奧運會後，在上海舉行的世界論壇中國研究會議上，「和平崛起」概念的筆者鄭必堅，告訴西方記者，中國終於克服了鴉片戰爭遺留下來的疾病，中國經過一個世紀與外國侵略者的鬥爭，現在正在從事民族複興的偉大歷史行程。鄭說，鄧小平倡導的改革使中國解決了「世紀之困」，使幾億人民脫貧和國家迅速發展。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將依靠其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她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將是「開放、非排他和河蟹的」，旨在「相互開放世界發展之路。」

養植河蟹並不排除追求戰略優勢。在2009年7月的中國外交官會議上，胡錦濤發表了重要講話，評估了新趨勢。他肯定了二十一世紀第一個20年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個「戰略機遇期」；他說，這並沒有多大改變。但在金融危機和其他震蕩轉變後，胡錦濤指出，「勢」在不斷變化。在當前發生的「複雜而深刻的變化」中，「我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有一些新的變化。」眼前的機遇是「重要的」; 挑戰將是「嚴重的」，如果中國努力防備潛在的隱患和妥善管理其事務，動蕩時期可能會轉化為她的優勢：

自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來，國際上發生了一系列具有綜合性戰略性質的重大事件，將對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各個方面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綜觀世界，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旋律，但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願望日益強烈；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呼聲越來越響亮；國際金融危機已造成當前世界經濟和金融體係以及世界經濟的治理結構的重大震動；世界多極化前景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晰；國際形勢產生了一些值得極其密切關注的新特點和新趨勢。

當世界事務處於飄忽不定的狀態時，中國的任務是冷靜分析並為新局勢導航 。走出危機，機會就可能出現。但這些機會是什麼呢 ？ 

國家命運的討論：鬥戰勝佛的觀點

近年來，隨著中國同當代西方制定的國際體係相碰撞，中國精英群體當中出現一種特殊的趨勢——這些人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討論中國的國家命運和實現這種命運的整體戰略。事實上，世界正在見證中國民族大討論的一個新階段——這種討論涉及中國實力、影響力和理想等方面，自從西方打開中國大門之後就一直斷斷續續地進行。中國以前的國家命運辯論發生在中國特別脆弱時期，目前的爭論不關中國的危亡而關乎其實力。中國在一段不確定的、有時悲慘的旅程後，終於到達了過去兩個世紀中改革者和革命者所珍惜的願景：一個繁榮的中國，掌握著現代軍事能力同時保持其獨特的價值。

在之前的民族命運討論中，人們探討中國是應該走出去尋找強國之路，還是應該避免沾染儘管科技強大但紛繁複雜的外部世界。現階段的討論以下述共識為基礎：中國自力更生的偉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國正在趕上西方社會。這一討論希望找到中國與世界互相作用的合適方式，而這個世界——即便在很多中國當代的自由派國際主義者看來也是這樣——曾經嚴重詆毀中國，中國也是從他們掠奪過後的廢墟上覆蘇的。

在奧運會後，隨著經濟危機蔓延整個西方，非官方和半官方發出新的聲音--開始挑戰中國的「和平崛起論」 。在這一觀點中，胡錦濤的戰略趨勢分析是正確的 ，但西方國家仍然是一個危險的力量，決不會允許中國河蟹崛起。因此，中國應鞏固其戰果，並確認其成為世界強國甚至超級大國地位的主張。

有兩本中國暢銷書象徵著這一趨勢：一本文集 題為《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以及我們的內憂外患》（2009年）； 一本《中國夢：後美國時代的大國思維與戰略定位 》（2010年）。這兩本書都有深厚的民族主義氣味。兩本書都假定，西方比以前想像的要弱得多，但「一些外國人還沒有醒悟過來，他們沒有真正理解中-西方關係的力量轉變正在發生。」 在這種觀點裏 ，中國擺脫自我懷疑和消極，放棄漸進主義，並且以「大目標」弘揚其歷史使命。

這兩本書已被中國媒體和中國網站上無數的匿名貼批評為不負責任的和不反映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兩本書得以通過政府審查並在中國成為暢銷書，因此可以推測它們至少反映了中國體制結構的一部分意見。特別對《 中國夢》 ，由解放軍大校和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所著，情況尤其如此。在這裡提這兩本書不是因為他們代表中國政府官方的政策—它們的確是違背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和在2011年1月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強烈肯定的—但是，因為它們是一定沖動的結晶，對此中國政府覺得自己有義務回應。
在《 中國不高興》中 的一篇代表文章作出了基本 論點 。它的標題斷言「美國不是紙老虎」—如毛曾嘲笑稱呼它—而是「塗上綠色的老黃瓜。」其作者宋曉軍出發的前提是，即使在當前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國家依然是危險的、根本上敵對的力量 ：

無數事實已經證明，西方國家絕不會放棄其珍貴的 「刺刀下的交易」 技術，它經幾百年精煉而成。你認為，如果你「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就能說服[西方]放下屠刀與你和平貿易，這可能嗎？

宋敦促，中國經過30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正處於強勢地位：「越來越多的群眾和青年」認識到，「現在的機會來了」金融危機後，他寫道： 俄羅斯對促進與中國的關係更感興趣，歐洲也是在向這一類似的方向移動。美國的出口管制現在基本上已無關緊要，因為中國已經擁有了大多數它需要成為一個全面工業化大國的技術，並且很快就會有自己的農業、工業、和「後工業」 經濟基礎，換句話說，它將不再依賴於他人的產品或商譽。
筆者呼籲民族主義青年和群眾，在時機到來時站起來。他將目前的JY與他們作不利的對比：「這是一個成為全面工業化國家，一個要改變世界上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國家崛起的多麼好的機會，有木有JY想到過！ 」

2010年解放軍大校劉明福 的《中國 夢》定義了一個國家的「大目標」：「成為世界第一，」恢復中國現代版的歷史輝煌。他寫道，中國將需要取代美國。

劉預言，中國的崛起，將迎來亞洲繁榮的黃金時代，其中中國的產品、文化和價值觀將為世界樹立標準。世界將被河蟹，因為中國領導層比美國更睿智更厚道，因為中國放棄霸權主義並將其作用局限於作世界 各國間的「和事佬」。（在另一篇，劉大贊中國傳統帝王，稱他們是弱小國家國王的「寬厚兄長」 。）

劉拒絕「和平崛起」 的概念，認為中國為了國際新秩序安全不能只依賴於河蟹的傳統美德的。他寫道，由於大國政治的競爭性和不道德性，中國的崛起以及世界和平若得以保障，只有中國培養一種「武術精神」，並集結軍事力量足以阻止或，必要的話 ，打敗對手。因此，他斷定，中國除了「經濟的崛起」，還需要「軍事崛起」。中國必須在軍事上和心理上準備好，為戰略優勢而奮鬥並在競爭中獲勝。

這些書籍的出版恰逢在中國南海，與日本和印度邊界出現一系列危機和緊張局勢，其連接的緊密度和共性足以使人懷疑這些情節是否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政策產品。雖然在每個案件中有一個中國是受委屈一方的事件版本，危機本身就為正在進行的有關中國的區域和世界作用的辯論搭建舞台。

這裡討論的書籍，包括對中國所謂被動的「精英們」 的批評，不能得到出版或成為國家事業的重大事件，如果政府精英禁止出版的話。這是政府部門影響政策的一個方式嗎？它反映了一代沒有作為成年人經過文化大革命生活的年輕人的態度呢嗎？是領導故意讓辯論作為一種心理遊戲漂移，使世界了解中國的內部壓力，並開始考慮它嗎？或者，這僅是中國變得更加多元化、允許更大的多重聲音、和審評者對民族主義聲音一般比較寬容的一個例子嗎？

戴秉國—重申和平崛起

中國領導人決定在這個辯論的節骨眼上出手，以示鬥戰勝佛不合如來佛的脾氣。在2010年12月，國務委員戴秉國（監管中國外交政策的最高級別官員）以一份全面政策聲明加入論戰者名單。以「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 為標題， 戴的文章可被視為既應對外國觀察家關注中國為侵略意圖提供安全港，又針對那些中國國內的—包括假定在領導層結構內的—「鷹派」 ， 那些人稱中國應採取更強硬的姿態。

戴認為，走和平發展道路，既不是中國「養光韬晦，等待時機」 的計謀，（如一些非中國人目前懷疑的），也不是放棄中國優勢的天真妄想，（如一些中國國內的人指控） 。這是中國真正持久的政策，因為它最符合中國的利益和國際戰略形勢：

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不是一個主觀想像或某種計算的產物 。相反，它是我們深刻認識的結果，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與今天世界的關係有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有必要利用大好形勢並適應這種變化。

戴秉國指出，世界已經變小，現在的主要問題需要前所未有程度的全球互動 。因此，全球合作也是中國的切身利 益，它不是一個純粹發展國家政策的戰略。戴繼續一種可以作為標準宣言解讀—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與合作—雖然在上下文中，它更有可能是警告一個好戰的中國將面臨什麼障礙（很可能是同時針對有關聽眾）：

由於經濟全球化和訊息化的深入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世界已日益「變小」，成為「地球村」。隨著所有國家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以及利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交叉程度，他們的共同利益已經變得更加廣泛，需要他們攜手合作，以解決成倍增長的問題，因此互利合作的願望更為強烈。

中國 ，他寫道，在這種情況下能茁壯成長，因為它廣泛地與世界結成一體。在過去30年裏，她將其人才和資源與國際體係更廣泛地聯繫起來，從而發展了自己，這不是作為一種戰術設置，而是為了滿足當代時期必需的手段：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經過超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從「以階級鬥爭為綱」 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以此我們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我們已經從搞計劃經濟轉移到推進各方面改革，我們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我們已經從一個孤立的國家和片面強調自力更生轉移到面向世界的對外開放和發展國際合作。

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要求中國放棄毛的絕對自力更生宗旨的痕跡，那將孤立中國。正如 戴強調，如果中國不能正確分析形勢和「非常令人滿意地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當前戰略機遇期提供的機會「將會丟失」 。 戴強調，中國「是國際大家庭的一個成員。 」除了 代表根本的道德願望，中國的和諧與合作政策「與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利益最相符合。」這種分析表面之下徘徊的，但從來沒有直接說明的，是中國有一幫自身具有顯著軍事經濟能力的鄰國，而中國與所有鄰居的關繫在過去一兩年裏都變得惡化，正是這一趨勢，中國領導層尋求扭轉。

任何國家的領導人描述他們的戰略，不能排除一個戰術元素，正如修改詞「和平崛起」為更圓滑的「和平發展。」在戴的文章中，他特意針對國外的懷疑，他的論點很可能大致是戰術性的：
在國際上，有些人說：中國有句古話：「養光韬晦，等待時機，蓄勢待發。」因此，他們推測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宣言是一個在她仍然不夠強大的情況下進行的秘密陰謀。
但是，戴寫道，這是「無端的懷疑」：

這項聲明是鄧小平同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其主要內涵是： 中國應該保持謙虛謹慎，不抻頭，不揮舞旗幟，不尋求擴張，不稱霸，這與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理念一致。

戴強調，和平發展是許多代人的任務 。任務的重要性由過去幾代人的痛苦所強調。中國不要革命，她不要戰爭或報復，它只希望中國人民「告別貧困和享受更好的生活」，使中國成為—與毛的嘲諷式拒絕主義相反—「最負責任的、最文明的、最法守法的有序國際社會成員。」

當然，儘管更大的目標可以被否認，在這一地區的國家發現很難將此類免責論調與中國不斷增長的勢力和歷史記錄相調和—這些國家都見過以前的中華帝國「防冷塗的蠟」，他們有的比當前的中華人民的共和國更能進一步推廣政治邊界。一個國家，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對於中國是兩千年—自視為文明頂峰，而在近兩個世紀內視其為世界獨特的道德領袖，又曾被貪婪的西方和日本殖民列強掠奪過，能夠滿意地將自己的戰略目標限制在「建立各方面的小康社會」 嗎？

必須的，戴回答。中國不能「傲慢和自誇」，因為它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國內挑戰。中國的GDP無論在絕對數量上有多大，必須在13億人口之中平攤，其中1.5億人生活仍在貧困線以下，因此「我們遇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棘手的問題，因此我們不在一個傲慢和自誇的位置上。 」

戴拒絕聲稱中國將尋求稱霸亞洲或取代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那是「純粹的神話」，與中國的歷史記錄和現行政策相抵觸。他重提鄧小平的一個引人注目的邀請—與中國通常堅持的自閉相反--世界可以「監督」中國，確認它會永遠不會謀求霸權：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如果有一天，中國若謀求世界霸主地位，那麼世界人民應該揭露它、反對它甚至打擊它。在這一點上，國際社會可以監督我們。」

戴的是一個強大而雄辯的發言。在與這位有思想負責任的領導人在十年間多次共談後，我毫不懷疑他的誠意意圖。儘管如此，假定胡、戴、和他們的同事以完全坦誠的態度表述下一階段的中國政策，但很難想像，這將是關於中國的世界地位的最後定論，或將保持無可爭議。在2012年新一代年輕的中國人和不斷提高的黨和解放軍精英會走進辦公室，這是十九世紀初以來第一批生長在和平環境和政治上統一的中國人，他們沒有（作為**）經歷過文革，但他們的經濟表現超過了世界各地的大部分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第五代領導人，他們將像他們的前輩一樣，將他們的經驗提煉成世界觀和國家的偉大願景 。美國的戰略思維在與這代人的對話上需要花點功夫。

到了奧巴馬政府上台的時候，關係已經進入一個獨特的模式。兩國首腦都宣布他們承諾協商和甚至建立夥伴關係 。 但兩國的媒體和精英輿論越來越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
在2011年1月胡錦濤的國事訪問期間，廣泛的谘詢程式得到了強化 。這些程式允許美國與中國在不斷增加的問題上對話，依問題的出現而定，如朝鮮問題、彙率問題、和中國南海航行自由的定義問題等等。

仍需處理的是從危機管理移位到定義共同目標，從戰略爭論的解決到其避免的方案。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和以合作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中國和美國能夠建立真正的戰略互信嗎？ 

尾聲 歷史會重演嗎？

克勞備忘錄

有些評論員，其中包括一些中國的，重新審視了二十世紀英德競爭關係，作為美國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前瞻性的占卜例子。這貌似有一定的戰略比較性。至少在最膚淺的表面上，中國像德國是一個復活的陸地強國，而美國像英國，主要是一個海軍大國，儘管與大陸有千絲萬縷的政治經濟聯繫。中國，在其整個歷史中，比任何鄰國都強大幾倍，但當他們聯合時，可以並做到了威脅帝國的安全。正如十九世紀時德國統一一樣，所有鄰國的計算由於中國重新崛起為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這種體繫在歷史上演變成一種以平衡威脅為基礎的權力平衡。

戰略互信能取代戰略威脅的體係嗎？戰略互信被許多人視為矛盾。戰略家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賴於假定對手的意圖。因為意圖總會變更。而主權本質是決定的權利，不受其他權威管制。因此，一定量的以能力為基礎的威脅在主權國家的關係中是分剝不開的。
有可能的是--儘管它很少發生--關係發展到如此密切的程度，戰略威脅被排除在外。在北大西洋接壤的國家之間，戰略對抗是不可以想像的。其軍事設施不針對對方。

戰略威脅被視為產生在北大西洋以外的地區，必須以聯盟框架對付。北大西洋國家之間的爭端往往把重點放在國際問題的發散性評估和處理手段上：即使吵得最凶的時候，他們仍保留了家庭內部糾紛的性質。軟實力和多邊外交政策是主導性工具，對有些西歐國家，軍事行動是什麼都行但就不是國家政策的合法手段。

在亞洲，相比之下，各國考慮自己無時不處於與鄰居的潛在對抗之中。這並不是說他們一定計劃戰爭；他們根本不排除它。如果他們自衛過於薄弱，他們就設法使自己加入聯盟體係，以獲得額外的保護，比如東盟。主權，許多情況下是在外國殖民統治時期後最近重新獲的，具有絕對性。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原則在亞洲比原籍大陸更為昌盛。悠悠萬事，主權為大。侵略被定義為有組織的軍事單位跨越國界的行動 。 不干涉內政被當作是國家間關係的基本原則。在如此組織的國家體係中，外交的目的是尋求保持均勢的關鍵要素。
如果其成員所要求的保證水平可以通過外交來實現，那麼這一國際體係就會相對穩定。當外交不再起作用時，關係變得越來越集中於軍事戰略—首先以軍備競賽的形式，然後以機動的戰略優勢，甚至冒對抗的風險，而最終將走向戰爭本身 。

自我推進式的國際機制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外交，那時，歐洲政策就是世界政策，因為世界大多數地區都處於殖民地地位。到19世紀下半葉，歐洲在1815年拿破侖時期結束後，一直沒有出現大的戰爭。歐洲國家處於大致的戰略平衡；它們之間的衝突並沒有危及他們的存在 。沒有任何國家可視為不可調和的敵人。這使得分分合合不要緊。沒有一個國家被認為強大到足以騎在別人頭上拉屎（建立霸權）。 誰想如此則遭群起而攻之。

1871年德國的統一帶來結構性變化。在此之前，中歐包括了三十九個大小不同的主權國家，這在今天很難想像。在歐洲平衡中，只有普魯士和奧地利可被視為大國。 多個小國在德國境內像當今世界的聯合國機構一樣經營，即所謂的德意志聯邦。也像聯合國一樣，德意志聯邦發現他們難以倡議行動，但偶爾一起聯合行動對付壓倒性的危險。太離散不足以組織侵略但還強大得足以自衛，德意志聯邦為歐洲的平衡作出了重大貢獻 。

但平衡不是歐洲十九世紀變化的動機。民族主義然也。德國的統一反映了一個世紀的願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也導致了危機氣氛 。德國的崛起削弱了外交行程的彈性，它增加了系統的威脅。這裡曾經有三十七個小國和兩個比較大的國家，單一的政體實現了團結其它38個。此前歐洲外交通過轉移多國聯合的路線取得了一定的靈活性，德國統一減少了組合的可能性，並導致建立一個比單幫鄰國更強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稱謂統一德國比法國大革命是更顯著的事件 。

德國現在如此強大，它可以擊敗每一個單獨的鄰國，雖然如果所有主要的歐洲國家聯合反對它則處於嚴重的危險絕地。由於現在只有五個大國，組合是有限的。德國的鄰國有相互結盟的激勵，尤其是法國和俄羅斯，並在1892年這樣做了，德國則有內部激勵打破這一聯盟。

該體係的危機固存於其結構之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至少是崛起的大國--德國。但他們可以用政策避免加劇潛在的緊張局勢。可惜沒有任何國家這麼做--至少又是德意志帝國。德國選擇分解敵對聯盟的戰術證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幸的。它試圖利用國際會議向與會者明確地施加自己的意志。德國的理論是受德國壓力羞辱的目標國家會拋棄其盟友，轉而尋求德國軌道的安全。後果證明其背道而馳。受欺淩的國家（法國，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機；和俄羅斯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1908年）加強了不接受亡國的決心，從而緊固了德國曾試圖削弱的聯盟體係。 在1904年，英國（非正式）加入法俄同盟。在布爾戰爭中（1899-1902），德國明確地同情在荷蘭定居的英國人的對手，因而得罪了英國。此外，德國挑戰英國的海洋霸主地位，它建立了一個大型海軍來補充已經是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陸軍。歐洲，實際上，已經陷入了一個缺乏外交靈活性的兩極體制。外交政策已成為一個「零和遊戲 」。 

歷史將重演嗎？毫無疑問，如果美國和中國陷入戰略衝突，局勢就會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結構相似的狀態，在亞洲形成互相對立的集團，尋求破壞或至少限制對方的影響力和觸及力。但在我們向歷史運作機制繳械之前，讓我們考慮一下英國和德國是如何實際操作競爭的。

1907年，一位英國外交部高官，愛。克勞，著文精闢地分析了歐洲的政治結構和德國的崛起。他提出的關鍵問題是，對今天亦相當有借鑒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危機是因德國的崛起而喚醒了一種對新興大國的有機抵抗，還是由某些具體的，因此可以避免的，德國政策所造成。危機是由德國的能力仰或是德國的行為造成的呢？

在他1907年元旦上交的備忘錄中，克勞選擇了衝突在於關係本身這一觀點。他定義問題如下：

特別是對於英國，智慧和道德的血緣關係產生了為德國好的同情和讚賞，這使得自然傾向於歡迎她，為了人類進步的利益，一切都趨於加強她的權力和影響力，但有一個條件：必須尊重其他民族的個性的，是同等價值的玩家以其方式從事人類進步的工作，同樣享有充分的抬頭空間，自由地為更高層次的文明進化作貢獻。

但德國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是德國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文化經濟利益的自然進化嗎？對此德國的外交傳統一直支援。還是德國謀求「總的政治霸權和海上優勢，從而威脅到她的鄰居的獨立性和最終英格蘭的存在」 ？

克勞得出結論，不管德國宣稱的目標是什麼都沒有差異。無論德國追求什麼事業，「德國顯然明智的做法是建立強大的海軍，只要她幹得起。」一旦德國取得了制海權 ，克勞評估，德國--無論其意圖--將在客觀上威脅英國 ，這是「與大英帝國的存在不相容的。」
在那些條件下，正式保證是毫無意義的。不管德國政府的專業是什麼，結果將是「一個強大的對世界各地的威脅，類似於任何一個「惡意預謀」的征服計劃。」即使溫和的德國政治家要表明他們的誠意，適度的德國外交政策「在任何階段都可能合並成為」一個霸權意識的計劃。

因此，在克勞的分析中，結構元素排除了合作或甚至信任 。正如克勞苦笑著觀察到：
「這不是不公平地說，對鄰居野心勃勃的設計不好作為一個規則公開宣稱，因此，即使沒有這樣的宣稱，甚至表現出無限的普遍的政治善意，也不足以作為不公開意圖不存在的確鑿證據。」而且，由於賭注如此之高的，這「不是一個英格蘭可以安全地擔當任何風險的事兒。」

倫敦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以其假設為基礎行動，至少只要德國建設一個龐大的具有挑戰性的海軍。換句話說，早在1907年已經不再有任何外交活動範圍；問題已成為誰在危機中退卻，只要該條件沒有實現，戰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花了七年時間，達到世界大戰的爆發點 。

如果讓克勞分析當代的形勢，他可能得出與他1907年報告相似的判決。我會將這一解釋素描出來，因為它在太平洋兩岸廣為接受，儘管它與我自己的大相徑庭。美國和中國與其說是民族國家毋甯說是文化認同的大陸表達式。兩國都在其歷史上看到過一片視野，在那裡他們的經濟和政治成就蔚為壯觀，他們的人民有著抑制不住的能量和自信。中國和美國政府在國家政策和人類整體利益之間經常承擔著天作合一的身份 。克勞可能會發出警告，這樣兩個實體在世界舞台上相遇，很可能明顯地緊張對視。

無論中國的意圖是什麼，克勞思想學校都會認為一個成功「崛起」的中國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世界上的位置不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將被簡單地視為給予中國建功的範圍，及至達到最終危機。因此，整個如第18章所述的中國辯論以及中國是否「養光韬晦」對克勞式分析的目的都無關緊要：總有一天，中國贏（克勞會斷定），所以美國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如同已經發生。

美國的辯論將意識形態挑戰加入克勞的權力平衡路線。新保守派和其他活動家認為，民主制度是信任關係和信心的先決條件。在這種觀點中，非民主社會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並容易行使武力。因此，美國有義務行使其最大的影響力（以禮貌表達）或壓力，給更多非民主國家帶來多元化機構，尤其是在有能力威脅美國安全的國家。在這些觀念中，改變政權是在處理非民主社會的美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標；與中國和平與其是戰略問題毋甯是改變中國的政權。

克勞式分析還將國際事務解釋為不可避免的戰略優勢決鬥，至少局限於西方戰略家。中國的「鬥戰勝佛」應用了幾乎相同的推理。主要區別在於，他們的觀點是正在崛起的力量，而克勞代表英國作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捍衛其遺產。這一流派的典型是劉明福上校的《中國夢》，如在第18章中討論。在劉明福看來，無論中國如何致力於「和平崛起」，衝突是美中關係中與生俱來的。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將是一場「馬拉松大賽」，是「世紀對決」。此外，這種競爭基本上是零和，不是大獲全勝就是一敗塗地：「如果中國在21世紀不能成為世界排名第一，不能成為最大的力量，那麼不可避免地就會成為一個被唾棄的落後者。」

美國版的克勞備忘錄和中國鬥戰勝佛的分析都沒有被兩國政府贊同，但他們提供了當今思想的潛台詞。如果任何一方採用這些意見的設想--且只需一方這麼做就不可避免--中國和美國將很容易陷入不斷升級的緊張關係。 中國將設法讓美國的影響力盡可能遠離其邊境，為美國海軍劃定行動範圍，降低美國在國際外交舞台的分量。美國將設法把中國的很多鄰國組織起來，與中國的優勢地位抗衡。雙方都將強調它們的意識形態差異。由於雙方對威懾和先發制人的理解並不一致，這種互相作用將會更加複雜。美國更注重壓倒性的軍事實力，中國更注重決定性的心理影響。早晚有一方會出現錯誤判斷。

這樣的格局一旦石化，它會變得越來越難以克服。競爭陣營以自己的定義獲得身份認同。克勞理論的本質（為中國鬥戰勝佛和一些美國新保守派所擁抱的）是其自身的自動化程式。一旦確立態度和形成聯盟，就被自我強加的要求驅入萬複不劫，尤其不可能從其內部假定逃離。

克勞備忘錄的讀者不能不注意到，被引用的相互敵視的具體例子與其結論比較都是些瑣碎事情：如在南非的殖民競爭對手糾紛，和公務員行為的爭論。不是因為任何一方已經做了什麼，使得他們變成競爭對手，而是它可能會做什麼。事件變成了符號，符號發展自己的氣勢。最後什麼也沒解決，因為相互對峙的聯盟體係沒有調節的餘地。只要目前美國的政策可以防止，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絕不能發生這類事情。當然，如果中國的政策堅持打克勞備忘錄的規則牌，美國肯定會抵制 。那將是一個不幸的結果。

我這麼長地描述可能發生的演變，表明我知道中美合作的關係的現實障礙，我認為這對全球穩定與和平至關重要。兩國之間的冷戰會停止太平洋兩岸的一代進展 。它會將糾紛傳播到每一個地區的內部政治中，特別當全球性問題，如核擴散、環境、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要求全球合作時。

歷史上所有的平行先例由性質決定是不精確的。而即使是最精確的相似，並不責成現在這一代重複其前任的覆轍。畢竟，結果對所有參與者是災難性的，不管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必須小心，以免雙方分析得到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正如克勞備忘錄表明，單純的保證不會停止根本的動力。因為一個國家要是決心取得優勢地位，難道它不會提供和平意圖的保證嗎？這需要一個涉及高層領導人持續關注的嚴重的共同努力，以建立一個真正的戰略互信與合作的意識。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不需要也不應該成為一個「零和遊戲」。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領袖來說，面臨的挑戰是非進即退、非得即失，而妥協與公眾輿論背道而馳。這不是中美關係的情況 。當今國際前沿上的主要問題是全球性的 。共識可能很難，但在這些問題上對抗是弄巧成拙 。

更不可比的情況是主要角色的內部演變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同。當中國預計崛起時，它假設過去積攢幾十年的非凡推力將注入無限期的未來，而美國的相對停滯導致命運多舛。

但是，沒有更大的問題占據中國領導人超過維護國家統一。社會河蟹到處爬，這在一個其沿海地區與先進社會持平而內陸包含一些世界上最落後的地區的國家裡是很艱難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給本國人民提出一份要完成的任務目錄。這些措施包括打擊腐敗，國家主席胡錦濤稱為「空前嚴峻的任務」，胡錦濤在他的職業生涯各個階段都涉及到對其鬥爭。

还有「西部大開發運動 「，旨在解除內陸省份的貧困，其中的三個，胡錦濤曾經居住過。主要宣布的任務還包括加深領導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包括促進村級民主選舉，和隨著中國進入一個城市化社會的發展，增強政治行程的透明度。戴秉國在他2010年12月的文章中，如在第18章中討論過，概述了中國國內挑戰的範圍：

按聯合國每天1美元的生活標準，中國今天仍然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使按每年人均收入1200元的貧困標準，中國仍然有4千多萬人口生活在貧困中 。目前，仍有1千萬人沒有用上電，每年有2千4百萬人的就業問題需要得到解決。 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底子薄，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中國面臨的國內挑戰，如其領導人所描述，比高喊「中國必然崛起」口號複雜得多。 

鄧小平的改革儘管確實驚人，中國最初幾十年來的壯觀增長一部分是由於其良好運氣蘊藏在中國年輕一代的巨大勞動力和西方殷實的經濟之間。當時的勞動力從毛的「人為」封閉時代釋放出來，技術不熟練但充滿朝氣；而西方經濟在整體上享受富裕、樂觀，以信用為強力杠杆又有現金來購買中國製造的商品 。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正日趨老齡和熟練（導致一些基本的製造業就業機會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如越南和孟加拉）而西方正進入一個緊縮時期，畫面變得複雜得多 。

人口統計分布使任務更加艱鉅。在生活標準增高和人口長壽與扭曲的一胎化政策相結合的推動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迅速的人口老齡化。全國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在2015年達到峰值。從這點開始，年齡在15到64歲的中國公民人數將大大萎縮，難以支援越來越大的老年人口。人口結構變化將非常明顯：到2030年，20到29歲之間的農村勞動者數量估計為目前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國人口的一半人口預計為45歲以上，中國的四分之一人口將超過65歲，大致相當於目前整個美國人口。

一個國家面臨如此龐大的國內任務是不容易投身，更別說自動地，到戰略對抗或尋求統治世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和現代軍事技術的最終不可知後果定義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的一個關鍵區別。發動那場戰爭的領導者沒有認識到他們處置武器所產生的後果。 當代領導人卻對他們能夠釋放的潛在破壞力不抱任何幻想。

美國和中國之間競爭的關鍵可能是經濟和社會而不是軍事。如果繼續目前的趨勢，在兩國的經濟增長、財政健康、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基礎設施支出等方面，發展的差距--和相對第三方的影響--可能HOLD住，特別是在亞太地區。但是，這一前景在美國的能力範圍內可以制止或者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

美國有責任保持它自己的競爭力和世界作用 。它應該為自己的傳統信念而行，而不是當作與中國較量 。建立競爭力是美國的一個主要項目，我們不應該要求中國為我們解決。中國，履行自己解釋的國家命運，將繼續發展經濟，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追求廣泛利益。這一前景並非決定對抗，導致世界大戰。它提請在很多方面的進化過程中需要中國和美國盡可能多地合作，同時還有競爭。

人權問題會在總的互動範圍內發現它的位置。美國若不能肯定人的尊嚴和民眾參與政府的基本原則承諾，其本身就是不真實的。 由於現代技術的性質，這些原則將不會受國界限制局限。但經驗表明，以對抗施加影響很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對本身具有歷史眼光的國家，如中國。連續承接的美國政府，包括奧巴馬的頭兩年，都能夠在長期道德信念和依例而定的國家安全要求之間找到相對均衡。本書所述的基本方法仍然有效；但如何實現必要的平衡仍是雙方每一代新領導人的挑戰。

這個問題最終歸結為美國和中國能否從實際出發向對方提出要求。美國若明目張膽地組織亞洲遏制中國、或建立一個民主國家集團進行意識形態聖戰討伐，其項目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中國對其大部分鄰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以同樣的原因，中國如試圖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中將美國排除在外，同樣會遇到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強烈抵制，這些國家對由單一力量主導該地區造成的後果感到擔憂。

中美關係的合適標簽是低於夥伴關係的「共進關係」。這意味著兩國追求國內的當務之急，而在可能的情況下合作，並相應調整關係以盡量減少衝突 。任何一方都不贊同另一方的所有的目標，或假定代表一切利益的總身份，但雙方設法確定和發展互補利益 。

美國和中國都有責任為本國人民和全球福祉作出這樣的嘗試。每個都足夠大得不能讓另一個占主導地位。因此，每個都不能定義戰爭或冷戰式衝突勝利的條件。他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顯然在克勞備忘錄時代從來沒有正式提出：衝突會將我們帶到哪裡？如果各方缺乏遠見，平衡運作將變成一個機械過程，一旦操縱巨輪的舵手動作失誤將導致兩船相撞，那麼世界將走向哪裡，有木有評估？那些經營國際體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導人若是知道戰後世界會是醬紫，會不會退縮？

邁向太平洋共同體？

這樣一個共進努力必須處理好三層關係。第一層是大國權力中心正常互動產生的問題 。發展三十年的協商機制已經證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完成這項任務。共同的利益—如具體的經貿關係和外交合作等問題—可以得到專業化處理。危機，當他們出現時，一般通過討論解決。

第二層是要嘗試將處理熟悉的危機提升到一個更加全面的框架裏，以消除緊張局勢的根源。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將朝鮮問題作為東北亞地區整體概念的一部分來處理。如果朝鮮通過各方談判無效得以保持其核能力，事到臨頭，整個東北亞和中東的核武器擴散將成為可能。同意在東北亞地區和平秩序的背景下為處理北朝鮮核擴散問題採取下一步的時間到了嗎？

一個更根本的景願將世界推到第三層互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災難之前的領導人從來沒有達到過。

有關中國和美國必然碰撞的爭論假設他們各自代表橫跨太平洋的競爭性集團打交道。但這是一條走向滅頂之災的道路。

當前世界形勢戰略緊張的一個方面在於中國擔心美國正在尋求遏制中國—同樣，美國也關注，中國正在尋求將美國驅逐出亞洲。太平洋共同體概念--在該地區，美國、中國和其他國家各有所屬並共同參與和平發展--可以緩解雙方的擔憂。它將使美國和中國成為一項共同事業的一部分 。共享的目的--和它們的闡明--會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戰略不安。它將使其他主要國家，如日本、印尼、越南、印度、澳大利亞感覺是在聯合參與這一體係建設，而不是「中國」和「美國」集團之間的兩極分化。這種努力，只有當有關領導把信念束之高閣，充分重視其事才可能有意義。

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秩序的一代偉大成就之一是建立大西洋共同體的概念 。一個類似的概念能夠取代或至少減輕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潛在緊張局勢嗎？它必須反映一個現實，即美國是一個亞洲大國，許多亞洲國家需求如此。 它也響應中國是一個全球性大牌角色的願望。

區域性的共同政治概念也將大部份回答中國的擔憂的問題，即美國是否對中國進行遏制。重要的是要理解「遏制」一詞的含義。在中國邊界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如印度、日本、越南、俄羅斯，是現實存在而非美國政策所創建。

在其整個歷史上，中國已與這些國家共同生存。當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否決遏制中國的概念，她意思是指一個美國當帶頭大哥的努力，旨在創建一個反中國戰略集團。在太平洋共同體的努力中，中國和美國互相之間和與所有其他參與者將有一種建設性關係，而不是對抗集團的一部分。

亞洲未來的成形將在很大程度上依據中國和美國如何設想它，和每個國家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正視實現與其區域歷史性作用的一致性。縱觀歷史，美國經常以其理想的普遍意義和自負的宣揚責任為動機。中國靠其傳奇性行動，即文化滲透，而不是傳教熱情。

因為這兩個社會代表傑出的不同版本，合作的道路本身就很複雜。此刻的心情無關緊要，而是要有能力面對不可避免的變化制定一個能夠幸存的行動模式。太平洋兩岸的領導人有責任建立一個相互協商和相互尊重的傳統；這樣，他們的繼任者能夠將共同建設一個共享的世界秩序變成一個平行的國家願望表達式。

中美在40年前恢復交往時，當時兩國領導人的最大貢獻是他們願意放寬眼界，不糾纏於眼前問題的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幸運的，因為長期的隔絕令兩國之間不存在短期的日常問題。這令幾十年前的領導人無需著眼當前壓力，而是能夠放眼未來，為一個新世界奠定基礎——一個當時難以想像但沒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實現的新世界。

為了理解和平的本質，我在半個世紀前就研究了國際秩序的構成和運行。我知道文化、歷史和戰略方面的理解差異會對哪怕最善意、最具遠見卓識的兩國領導人造成巨大挑戰。另一方面，如果歷史只是對過去的機械重複，就根本不會有任何變革的出現。每一次巨大成功在成為現實之前都只是夢想。在這個意義上，未來產生於承諾，而非逃避現實。

哲學家伊曼紐爾 康德在他的《論永久和平》一文中說，世界最終會以下列兩種途徑之一實現永久和平：通過人類的大徹大悟或通過巨大的衝突和災難，其巨大程度已經讓人類再無其他選擇。我們就處在這樣的十字路口。

當周恩來總理和我就聯合公報稿達成一致後，他說：「這個公報的發表，將會震撼世界。」 如果在40年後的今天，美國和中國能夠一道建設這個世界，而不是震撼它，那這將是怎樣的輝煌頂峰。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