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一次“冷战”由1946年持续到1991年，之后世界度过了相对平静的30年。今天，第二次“冷战”又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如资中筠先生所说，殷鉴不远，对于上一次“冷战”历史的研究因而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资中筠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第二任所长，《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的创办人之一。退休以后，资先生笔耕不辍，在当今极为困难的言论环境之下坚持发声，以广博的学识、清醒睿智的思想、傲然独立的风骨为世人所敬仰。本文摘自资先生新书《夕照漫笔》下卷第二辑“世界观察”，壹嘉出版2023年2月版。
关于“冷战”史研究
——兼及“史识”与“史德”
何谓“冷战”？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还是史家研究的对象，其起因、过程、结束，以及对各方的得失利弊，还是众说纷纭。不论如何，大国之间形成这样的关系对无论处于哪一边的广大民众总是祸不是福。殷鉴不远，首先需要对这段历史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冷战”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重叠、交叉、错综复杂。这个阶段大约起于1946年，终于1991年，以美苏各自领导两大阵营确定全面对抗始，以一方内部发生剧变终。“冷战”一词是二战后一名美国驻欧记者首先提出的，当时主要是指欧洲的局势，因为在雅尔塔格局中两大阵营的主要分界线在欧洲。其含义是相对“热战”而言。即在历史上双方全面敌对到某种程度，就会爆发战争。但是由于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谁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于是诉诸除热战以外的一切手段与对方争夺，既是争夺势力范围，又是两种制度、两条发展道路优劣之争。这是简单化的概括。实际过程和内容要复杂得多。谁先发动的，也是双方互相指责的话题。而其出人意外的终结，却是发生变化的一方的内部因素，笔者从不认同外因之说，已有过文章详述，这里不重复。
那段历史中一个很大的变数是中国。1949年中共全面胜利，中国大陆从处于美国一边转到苏联势力范围，使两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但不是决定性变化，因为“冷战”主要划线在欧洲；60年代中苏交恶，又发生一次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过这一变化初期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大国为敌，而且批判苏联的理由是它反美不力。另外还有当时正在兴起的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和新兴国家成为双方，乃至三方争夺的对象。70年代又一大转变，形成了中美联合反苏的态势。所幸在中国“帝、修、反”一起反，彻底自我孤立的年代，美苏之间争夺方酣，中国实力很弱，无论站在哪一边，实际上都不是打头阵的。尽管是短短几十年，这段曲折复杂的历程如万花筒一般，对于历史研究者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探索，有无穷的奥秘。
许多事件都是当代的新闻，从报刊资料都可了解到。但是背后决策的考虑以及未公开的博弈，就凭分析和猜想了。但不能瞎猜，需要有根据。特别是在前苏联新闻控制下，通过公开的报道难以了解真相全貌。这里又涉及档案资料问题。苏联解体后，档案馆一度忽然大开放，各国历史研究者都像淘金一样，争相往莫斯科跑。查阅档案是要付费的，“独联体”时代以及俄罗斯初期档案管理人员赖以发了一笔财。等俄罗斯站稳脚跟，整顿秩序时，档案馆又逐渐收拢，有严格限制了。在这场抢档案中，当然还是美国以其雄厚的人力和财力外加学术组织传统，仍然居“领导”地位。由麦克阿瑟基金会（与那位著名的麦帅同名，但不是一家）出资，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创立“冷战史”项目，组织人到莫斯科档案馆大量查阅和复印档案，然后翻译成英文，分题目不定期地出冷战史资料汇编（都是原始档案的英译本），全世界研究者都可以购买，他们也向国际有关学者分送一部分。所以作为冷战的一方，研究的话语权又在美国了。不过不是以观点影响他人，而是提供档案资料，其取舍选择的角度和分类法当然由编纂者决定。
话说中国学者沈志华（他的传奇人生已经广为人知，不必详述，总之他在一桩冤案中一度被迫离开学术界，“下海”经商赚了一些钱，又不忘初心，回到历史研究界，其研究领域主要就是这段时期，对档案当然有历史学者特有的敏锐感）见此情景，颇为中国学者不平，就自掏腰包，跑到莫斯科去一起“抢”档案，也尽其所能复印了一批，当然以个人的力量与美国有组织的规模不能相比，但有中国学者自己的角度和选择。回来后，也组织人译成中文。本来打算公开出版成书，与广大供中国学者分享，有点仗义行侠的味道。但是，在中国出版遇到很大阻力。两家历史不可分、不言自明。对方可以公开的，这边却是绝密的。这使他一度十分沮丧。在竭力申诉、争取后，经过多年曲折的过程，得以出版部分内容。后来这些文件制成缩微胶卷，沈志华带着这批宝贵财富（我戏称之为“嫁妆”）应聘华东师大，主持一个专门为此成立的学术研究中心，设博士点，陆续选出多个专题，指导博士生利用这批资料写论文。如果暂时不能发表，至少可以留下一份资料，以待将来（又经过多名学者努力，2015年终于出版了较全的版本）。我对整个经过知之不详，在与沈的交往中大体了解一些，对这一善举由衷赞赏和钦佩。因此2013年他又成立“冷战史博士后论坛”，邀我在开幕式上讲话，我欣然应邀。以下是讲话内容。（2017年）
在华东师大冷战史博士后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目前研究这段历史的时机很有利：一则已经过去，有一定的距离可以客观冷静地审视；二则又过去不太远，不少当事人或者间接经历过的人还在，可以提供感性知识，补文献之不足，不至于隔靴搔痒。我没有像刚才两位发言人（按：都是美国人）那样有准备，能够做有系统的报告，只就自己做这方面工作的经验谈几点想法。
1.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历史必须言之有据，不能先入为主，或先有结论再找证据。我国史学的传统是重视档案资料，包括民间轶闻的。但是，当代中国的档案是最难得到的，所以沈志华老师的“抢档案”和为出版翻译资料所进行的努力确实难能可贵。参加这个项目的研究者也受益匪浅，诸位能在这里利用这些资料是很幸运的。
2.研究档案要尊重客观事实。钻进档案资料有时很枯燥，有时其乐无穷，结果并不一定可以预料，需要摆脱功利之心。一般应该是先发现资料，才形成观点，然后有了中心思想，成为大大小小的课题。但是现在的课题制是倒过来，先报一个容易通过的题目，再组织人、找材料。甚至于结论在先，找资料是为证明已有的结论。这种做法我一向认为有碍真正的学术研究。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意识到这一点，知道做学问的规律，还是可以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3.历史细节很重要，往往发现一则细节足以颠覆原来流传很广的结论，但是细节的意义不是猎奇，不能脱离大的历史背景。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取舍、判断，要靠对大的历史形势的把握。
以上是史识。
4.关于“冷战”时期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已经有过许多研究成果。后起的研究者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现新的材料，或提出新的见解，或进一步深入发挥。如果只是重复前人早已说过的话就没有意思了。记得我的美国朋友孔润华（Warren Cohen）教授有一次跟我说，有一个关于1946年马歇尔调停国共内争的研讨会请他去，他不想去参加，他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假装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不断重复我们早已说过的话，作为自己的新发现”。他这话我有时也有同感。所以要真正做有意义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必须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文章用于评职称，就要有新的史料、新的见解。另外，运用前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出处，给予尊重。包括别人辛辛苦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你现成拿来，也必须注明转引自哪里，而不要假装是自己弄来的第一手材料。我就遇到过不止一次这种情况，我可以肯定他是转引自我的著作，因为他不可能弄到那个文件。所以注明“转引”也很重要，是对别人劳动的尊重。这是史德。
5.不能只见国家不见人。多年来，我深感国际研究着眼点通常在于国家利益。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容易眼睛只看着各国政府的态度，政治人物的讲话、声明，各种力量的博弈，而缺少人文关怀，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不大进入视野。我们需要有另一个维度，就是意识到，执政者、掌权者所宣称的国家利益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属于广大民众的国家利益。要开阔视野，不能眼睛只看着权贵、政要。
6.要有对全人类的关怀。研究国际关系史，找出规律，最终目的还是为世界和平。如果“冷战”是一个过渡阶段，可以发展到热战，也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或至少缓解。战争的根源是贪婪、权欲、错误的判断、利益集团自私的需要（例如军工集团裹挟政策，独裁者好大喜功等等），而制止战争的因素则是理智和责任心。所以冷战没有发展到热战，我们应该感谢当时有资格发动战争的双方决策者的理智和责任感。大约到上个世纪60年代时，美苏双方领导人以及世界上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所以在最紧张时刻，如古巴导弹危机，双方及边缘而返。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但持久和平遥遥无期，人类的武器库比冷战期间又大大发展了，军备竞赛更加激烈，参与者越来越多，而看不到足以令人放心的掌握大权的政治家对人类的责任心。对此，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每一个研究者的终极关怀是必须有的，不能单纯是为写论文、评职称、出名，甚至为此而趋炎附势，歪曲史实以迎合某种利益需要。这是最大的史德。
不仅仅是研究冷战史或历史，任何一门学问，都应该有终极关怀，否则没有意义。愿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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