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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子弹击碎会场玻璃，凶手却被无罪释放？
1966年2月2日，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宾，突然飞来子弹击碎了北侧玻璃。
此时的保卫处人员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幸亏周总理是在另一头的会客厅，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周总理震怒并下令彻查，接到命令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立马组织人员，十万火急地前往现场进行勘察，经过专家的夜以继日推演，和民警们多方面地排查，最后终于锁定了嫌疑人。
但最终却放了凶手……
可凶手是谁呢？他竟敢向人民大会堂开枪，到底想射击谁？
1966年2月2日，女服务员迟秀英早早来到人民大会堂上班，因为今天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的二楼会见外宾，所以，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要提前到二楼打扫卫生，做准备的工作。
不仅如此，为了做好会见外宾工作，人民大会堂上上下下都严阵以待，甚至还从北京警察局调了多名警察前来警戒，就连迟秀英打扫卫生的时候都有几名警卫在一旁看守。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忙碌之后，周总理带着外宾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中，就在他们交谈之际，人民大会堂北侧二楼的一面玻璃被子弹击穿了，只是因为这个房间距离周总理会客的房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并未引起周总理的主意。
但是，这声枪声却被迟秀英给听到了，于是就发现了，人民大会堂临近长安街一侧二楼的一块双层玻璃上居然裂出了一道道蜘蛛网样的裂痕，上面还夹着一颗子弹！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毕竟，人民大会堂里现在正举行着重大宴会，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影响新中国的形象。
起初警卫科的领导以为这是特务人员进行的暗杀破坏行动，命令警卫人员提高警惕，在周总理会议结束之后汇报给了总理，周总理指示一定要快速彻查此事。
后来公安部组织成立了枪击案专案组，包括枪弹痕迹专家、北京公安刑侦技术人员、轻武器研究所专家等等，都来到了案发地点。
在对现场细节仔细的勘查后，专家确定这是一颗5.6毫米口径步枪打出去的子弹，有效杀伤距离在800米以内。为了防止有可能的“特务”跑掉，负责这个案子的公安副部长杨奇清前往现场指导，督促大家赶快找到凶手。
经过对玻璃上的弹孔进行分析比对，发现两颗弹孔之间是一条弧形的线，因此确定是在较远距离发射的子弹。后来经过弧线推算凶手可能是在来往的车辆之上，案发时，长安街现场有大风，天气能见度也不高。在经过和北京市政府沟通，又发动群众参与协助下，排查了当时经过长安街的约1000辆车。
为此，专案组调查了当时长安街上流动的人员，尽管长安街上人山人海，专案组还是详细的侦查了2日上午一切异常的情况，但却都没有发现有关那位开枪犯人的情报。
后来，他们考虑到犯人很可能是开车前来，停车开枪后就立刻离开。于是又调查了当时来往的众多车辆，但是都没有收获。
线索一下子就断了开来，明明是开枪地点的长安大街，却找不到任何有关犯人的线索，真让人莫名所以。
此时，一位年轻的专案组成员陈建华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飞弹误伤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子弹可能不是从长安街打出，而是从北面更远的居民区打出的。
于是他们用相同射击力度的枪和子弹在靶场做了几次试验，一样是射击玻璃，最终结果肯定了陈建华的猜想。
他们在靶场试验了很多次，最终确定作案人应该是在距离玻璃400多米的地方开枪的。
话说试验结果出来后，公安人员立即前往了人民大会堂北面的居民区进行了调查，但这里居住的大多是政府干部家庭，有不少还是部队里的首长，调查工作一开始变得有些困难。
公安部当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丝毫没有犹豫，直接作出了批示：“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所有住户，无论是何身份，必须一一接受检查，没有例外。”
周总理
有了周总理的支持，公安人员便对周围200多住户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筛查，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颁布禁枪令，所以，这里很多干部家里都有私人枪支，5.6毫米的枪支也被搜出来不少，公安人员只能就案发时间对持枪住户进行挨个询问。
最终，经过一天的努力，公安人员锁定了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凶手，他就是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的儿子李迪民。
面对警察同志的突然到访，李迪民显得有些紧张，他承认了自己在2月2日上午9时至12时之间，在自己的房顶上开枪打麻雀玩耍。同时，他也承认当时麻雀向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向飞去，自己一激动就开了枪。
16岁的李迪民只是初中生，他面对警察时显得很紧张。毕竟，“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引发了全北京市的震动，这名中学生虽然不确定就是自己闯的祸，但心里总归有些惴惴不安。初步确认了李迪民存在重大嫌疑后，警方将这名初中生带走了，同时还没收了他使用的枪支以及子弹。
警方带着李迪民使用的枪支来到打靶场，对准与人民大会堂二楼西北侧类似的玻璃开枪，而后比对弹孔形状进行取证。结果表明，多次试验后的玻璃弹孔，与大会堂二楼北侧的玻璃弹孔基本一致，凶手是李迪民的嫌疑又进一步增加了。
1966年2月7日晚7时左右，时任公安副部长的于桑，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快步走进中南海找到周恩来汇报工作，他见到周恩来后，用相对轻松的语气说道：
“总理，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也没多大事，就是体委副主任李达的儿子李迪民和朋友用猎枪打麻雀导致的。小年轻嘛，好玩……”
于桑还没说完，就被周总理带着怒气的话打断：“什么叫不小心?这里是城市中心，到处都是人群，怎么能在城市拿枪打鸟呢？今天流弹打中的是人民大会堂的玻璃，要是哪天打到人，你说怎么办？”
顿了顿，周恩来语气又提高了一度：“高干子弟的问题必须要重视，要严加管教，难道大家都忘记清朝那帮八旗子弟的事了吗？这可是历史教训。”
于桑被周总理训得不敢喘大气，一直到周总理转过头来对他说：“你接着说。”于桑才回过神来，开始认认真真地汇报这起案件的所有细节和经过。
听完汇报，周总理没有惩罚“凶手”。这次枪击案在有惊无险中落下来帷幕。而这次的突发事件，是因为枪支没有得到严格的管理，一个十几岁的娃娃都可以随意使用枪支，周总理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周总理针对这件事情，专门组织人员进行研讨，指出枪支弹药如若不妥善储存放置，那么肯定会后患无穷，于是开始非法枪支进行收缴。周总理巧妙地将一件引起恐慌的事情，变成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真让人佩服他的高瞻远瞩。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推动下，《北京市私人运动枪支管理规定》应运而出，自此，北京所有的枪支都要经过审查和记录，未经批准持枪将算作违法行为。
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出台了规定，遏制民间枪支的泛滥，在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枪支伤人的恶性事件大大减少。
1996年，我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法案推行后，私人持枪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