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 口述 陈秉安 整理
◇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７９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 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１９３６年出生在江苏镇江。１９４９年，我已经１３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 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 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 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１０根金条也换不 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 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 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 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５日，欧冠通电起义，这 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１１月１５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 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 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 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 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 伐。”
１９５２年５月２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 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 判了他和另外５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 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 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４个弟妹，加我５张口吃饭，怎么养活？ 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 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 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 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 “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 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 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 判了２０年刑，一直到７０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 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 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 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１７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 ，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 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 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 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洪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 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 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 来是光明的。１９５９年，我与蒋汉镇结婚。１９６０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流行 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１９６２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 雪原。１９６４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苏联 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 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 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 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１９６５年全国搞“四清 ”，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１８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 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１００多名教师被召到 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 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 ：“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 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 ，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 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 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 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 “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 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 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 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 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 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 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 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 ，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 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１９６７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 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 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３个孩子，５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７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 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 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 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 家５口，只留下我一个！
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 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已经是半夜了 ，我和３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 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 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 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 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 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 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３个孩子 ，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 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 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 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３个孩子，可怜３个无辜的孩子，吓 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３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 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２５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５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 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 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 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 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 ，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 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 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 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７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 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４个亲 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 我的名字！原来，４７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３个 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 第二次婚姻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去投奔她了。没想 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很多人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大队支书？是不是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 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 子，上吊死了。李自贵１０岁就带着两个弟弟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 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 杀敌立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朝鲜回国后，先到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他当 惯了农民，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１９６２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 口村，不久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 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 只知道要听党的话。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 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 险。后来，他也参加了杀人。我在道县处遗小组的材料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１９６７ 年８月２５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 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 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２２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 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蚣坝刮杀人风的时候，李自贵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 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 “国民党兵痞”，说她老公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 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 这件事对李自贵教育很大。
当时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也是这个原因，我到 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李自贵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 ，请我的伯母做媒。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 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 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原因是他的孩子：两岁的玉新。当时我刚失去了３个心 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 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心软 了。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妇。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 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３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在窗外干着急， 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
有两件农活我最难忘，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 要用手去捧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 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 。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有一次， 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 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 ，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 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了个地主婆。”“ 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 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下有 了３个孩子，那是３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孩子虽 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 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 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２０块钱，把女儿嫁出去 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１０元。结扎女方能补到２０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 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１９８０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反，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 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 人当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 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 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你放心，我 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 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 ，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 。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 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２００８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 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 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 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 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３天，无 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２０１１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３个孩 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４４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４４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 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 、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拓展阅读：《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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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
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１９６８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何清涟·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仅仅是从文字描述中去感受，无论怎样，都会显得肤浅、轻飘。
１９６８年道县传来杀人消息
我生长于革命之乡——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红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对“革命”充满了崇拜与憧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也以一个孩子的纯洁热情欢迎。
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８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县、邵阳县相继发生了两次大屠杀，从此以后，我对“文革”的本质有了自己的认识。
１９６８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当时年仅１２岁。“停课闹革命”使孩子们无书可读，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灵去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象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的作者列举了１９６８年４至５月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传单的作者陈述说，１９６８年，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与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所谓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由于道县革命群众组织将屠杀“黑杀队”视为“革命表现”，而“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又为数不少，自然是诛不胜诛。其结果就是传单上所写的：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已经长满了蛆虫……”，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后看到如此惨状，经过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传单上的消息并非传言。一天晚上，我父亲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在道县出差时的所见所闻，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邵阳这边来，如果有可靠的亲戚在外地，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却不敢问父亲。那位朋友走了后，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
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弥漫，邵阳市管下的邵阳县很快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戳“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为了斩草除根，还要将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并屠杀。邵阳市与邵阳县城相隔只百余里地，不少人就来自于邵阳县的“二十一种人”家庭。邵阳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经常传来砰啪砰啪的打门声，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与抓人者的喝骂声。所谓“二十一种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终日，唯恐这种不测落到自己头上。白天，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各种信息：某人家里又被邵阳县来的农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没被抓走；某人已经被老家来的农民抓回去；某人已经被抓走好多天，家属交了赎金，单位也派人去领人，却没见到人的踪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尽是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结果被几位农民用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后无人收尸，还是几位街坊帮助收的尸，没有钱买棺木，拿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是外出做工，侥幸躲过，但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他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因农民也不认识她，故此没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了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而姚则被农民们抓住将腿生生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闻讯后派人将其抬送医院；还有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里，当他老家几十位农民来他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头头，马上带上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结果一场恶战，邵阳县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四十岁刚出头的刘司机也得以保住一条命。
抓的人多了，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而农民们因无法进入这些单位找人，这些人才算是生命无虞。我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就是在刘司机的事情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里面避难，每晚住在办公室里，直到半年之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后才敢回家居住。
但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单位没这种条件，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中。在这种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恐怖状态中，邵阳市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来。
资江河上漂流的无名尸体
邵阳县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成果”。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烦事，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资江河靠城市这边的南岸上每天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则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币做为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有８５％左右的人每月工资为３６元，集体企业则只有３４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２０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五元，所以这十元钱在当时比较吸引人。
我记得当时正涨洪水，资江河上浊浪滔滔。一些胆大的农民就带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捞，而有些水性好且家里有船的就将船驶至河心打捞。位于资江河畔的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残忍的杀人手段
笔者当时年仅十二岁，也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谓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死状千奇百怪，充分展现了杀人者对杀人手段的创造性。有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的；也有捆成四足攒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经难于辨认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我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像之后，一连几天都做恶梦，吃不下饭，以后再也不敢去资江河岸观看这类惨象。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边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本来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见了井底，一直要到过了一晚才又蓄满水。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时赶紧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卫生标准，前来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而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看过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所谓“黑杀队员”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女人们的遭遇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象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而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与猪等。到后来，“红色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威力，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叙述者讲述这些事情时心有余悸，听者也闻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如此同类相残之事。
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
事隔多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拨乱反正”，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但对１９６８年邵阳县大屠杀以及道县大屠杀却始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组织人调查平反。邵阳曾有人在市中心邮电局门前的墙上张贴过要求追查杀人罪行的大字报，但结果是这些人被当局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名拘留，有的还判了两年刑。据知情者透露，此案难查的原因一是牵涉面太广，参与杀人的人太多，从当时县武装部长到大队书记、大队民兵营长及民兵均涉杀人罪行，如果追查，株连太多。自古云“法不治众”。为了避免动乱，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于被害者多是斩草除根，少数幸存者也有如惊弓之鸟，没有人代为申诉，故此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１９６８年邵阳县大屠杀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当局未为这被杀的数千冤魂平反，还有一个中国人无意正视的原因：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地富反坏右本来就是政治贱民与被镇压的对象，他们的生命无论是在当局还是在普通人眼中，本来就有如草芥。
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决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对“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自我毁灭运动，中国当局一直列为学术禁区，不允许研究，至今还只有一些人士通过个人努力在抢救有关“文革”的历史记忆。而已有的一些中国官方允许出版的涉及文革经历的回忆录，至多只看到当时对高干、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这些生命被剥夺的成千上万的政治贱民，却几乎无人提及。
但对于我来说，那次大屠杀所弥漫出来的暴戾之气却一直紧紧压迫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几千被残暴剥夺生命的无辜者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这耻辱的一页：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数千无辜者曾怎样被荒谬残暴地剥夺生命，而中国当局与杀人者又是怎样缺乏检讨罪过的勇气。
作者谨识：本稿最初以“沈默”之笔名发表于香港《当代月刊》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现略作修改。
注：所谓“二十一种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划为管制镇压对象的二十一类人，笔者至今能够记忆的只有十类，即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匪，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军官与士兵、警察、宪兵、特务、土匪等。还有十一种是什么名目，笔者已经不能凭记忆写出。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