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毓晋教授在改革开放后重返德国，并且看望在德国进修和十分刻苦的弟子史良如。
中国免疫学的开山鼻祖里存在北谢和南谢之说，北谢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谢少文教授，南谢就是我们武汉生物制品所技术总监和同济医学院院长谢毓晋教授。谢毓晋是我导师史良如教授的导师，所以我也在此学术谱系中。谢毓晋早年留学德国富莱堡大学，将先进的微生物免疫学带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谢毓晋的同济室友和倍加关爱的老弟裘法祖教授以他高超的外科刀法誉满天下，我们总觉得作为免疫预防大家的谢毓晋教授被人知晓的不多。尤其是在新冠仍然流行的今天，人们需要疫苗和抗体，而谢毓晋教授正是做这方面的专家。正是他将这些德国当时在全球领先的知识与技术，带到了缺医少药的故乡中国。
趁谢毓晋教授的故乡苏州出专文介绍和我首次见到的国内出版的纪念他的书之际，我应该专门写文纪念这位我入实验室时就已经去世，但是对我个人和整个中国防疫界都影响深远的同济留德先驱。
谢毓晋教授之风范可以与阿肯森教授比美，如果能克隆或获得他们的基因仍人间之幸事。他们都是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风光的时候可以说是誉满天下，相当富有，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全职太太都很恩爱。不同的是前者出身中国名门世家，后者是接地气的美国乡里人。裘法祖则与他们存在差异，风度完全没法比，可能是外科医生更容易被大众欣赏。
可以参考我的文章：“在留德照片里谢毓晋是坐C位的，现在美国讲究平等，己经很少这样了。文中有张插图为谢毓晋和裘法祖登船留德前的合影，这张照片里的有些杰出海归人物曾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医学。谢教授在前排正中，裘教授在谢教授的右手边，谢教授的左手边第二位是中国著名消化专家过晋源教授，他是同济医院长时间的大内科主任。
“裘教授回忆在船上连如何给小费都听谢毓晋的，他们抵达慕尼黑后，谢教授也指出大家不能在一起尽说中文，应该分去不同的城市。谢教授自己去弗莱堡，裘教授和过晋源留在了慕尼黑。他们不仅在城市上尽可能多样，学科上也是裘法祖主攻外科、过晋源修内科、谢毓晋则成为预防医学专家，这样他们回国就将同济提到相当的高度。不知道是否为他们自己还是国家的安排，当时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痛定思痛。
“裘教授唯一沒听谢教授话的恐怕是不要去追德国女孩，裘教授娶德国女子为妻后在德国发展达10年之久。英俊得多的谢教授在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回国，支持抗日防疫，同时娶妻建立家庭。谢教授还是蛮有眼光的，拥有幸福的家庭，据说儿子是相当级别公司的领导，一个女儿是经济学家，另一个女儿是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裘夫人也善良陪裘教授在中国直到去世，而过晋源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外国太太不能忍受中国不断运动的痛苦自己带孩子回欧洲了。传出的消息是，改革开放后过教授趁访欧机会还去看过他们。
“不知是否受裘教授的影响，谢教授很大部分的工作是试图找到控制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的试剂，可能也是想为裘教授排忧解难，裘法祖在同济开创了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
“谢毓晋和史老师几乎就是把单抗技术引入中国的先驱。史老师给我看过，他当年陪同单克隆抗体发明人寇勒于1983年访问中国的照片，我当时想采访他，但是始终没有如愿。我在饭桌上确实问过谢教授的风格，他说谢教授讲话做事都是非常严谨的人。谢教授是国家一级教授，比裘法祖还高一级。政府在经济上没有亏待著名科学家，在学徒工十几块的年代，谢教授的工资是三百多块，同事回忆去上海时谢教授请客吃西餐。”
多谢同班同学和同济教授分享的书和照片，那是我作为医学毕业生学着拿试管做实验的地方。我心一切梦想开始于那个实验室，数位书的作者我都认识，均为我的长辈，我则是他们心中那位很努力的刚毕业不久的医学生。
书中好多熟悉的面孔，照片十分珍贵，尤其是三位同船去德国留学的教授夫妇。他们在各位都进入晚年后，再拍夫妇照。他们似乎是在模似当年留德上船时的顺序：过晋源、谢毓晋和裘法祖。他们仍然让谢教授坐中间，虽然裘法祖当年已经相当被大众所知。
本来里面的太太应该只有最英俊的谢毓晋是娶的中国人，他很听父母的话。过晋源的奥地利原配实在不能忍受中国的政治运动带着孩子返回了欧洲，裘夫人则随丈夫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武汉，相夫教子直到以高龄在同济去世，他们是中德友谊更是同济的传奇。
照片中的谢毓晋是多么地高兴，不可想像他当年已经是肺癌晚期，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享年71岁。谢毓晋自己没有等到奉献了一辈子的免疫学所产生的日新月异的免疫治疗，裘法祖当然全力救治他。谢教授求生欲相当强烈，在临终的日子里，他还问老同学可否再上一次化疗。
谢毓晋和裘法祖都担任过同济医学院院长，武汉所当年的底子就是依靠的谢毓晋与史良如这些帅才，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质量还行的疫苗。希望中国领导人持续支持中国的科技，应该继续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先进文明。
现在分享裘法祖教授写的纪念同班同学谢毓晋教授的文章，文章朴实真挚，写此文章时裘教授已经是91岁高龄了，他的这些文风值得提倡。裘教授是老玩童性格，据说也喜欢找人聊天吹牛，回忆起老同学来也是给足面子。裘法祖是否留德都是听谢毓晋的，当然当年他们的家里都有银子，裘法祖的留学费用是姐姐资助的。
文章是拷贝过来的，转移过程的错算在我身上，我可是尽力核对过的。
谢教授他们当年还试着研制猪血浆输人，他应该最懂免疫复合物的血清病了。裘教授在总结谢教授的成就时不够全面，生物所的很多项目谢教授都有涉及，从基础免疫研究、血液制品到狂犬等疫苗的制备都是。
谢毓晋教授当年在生物所几乎是神一般地存在，现在很难出现这种一统天下的人物了。看见裘教授说：“他的文章深人浅出、活泼生动”，我笑出来了，谢教授其实是很严谨和威严的长者。史教授曾对我说过：“谢教授当年是我这年龄，就有相当的威严力量“。史老师感慨，武大生化毕业生甚至连抗体是酶标还是化学标记，都不听他的。当时中国老板没有辞退研究人员的权力，史老师只有直摇头。
我们需要将人的贡献放在他的那个时代去评价，谢毓晋教授对中国防疫的贡献当然巨大，但是放在认识免疫现象与机理的大框架下，他对丰富我们免疫学认知的贡献有限。中国现今也鲜少这些原创性的工作，整个中国免疫学的贡献都赶不上我们华大CSRB研究楼的10楼。
《免疫学家谢毓晋》序
裘法祖
谢毓晋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他是我的同窗知友，比我大一岁, 小兄老弟，情同手足。我们都在 1932 年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一起在一个班内(三十人)攻读医学预科，主要学习德语; 两年后进人医学前期，又一起学习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等课程。我们同上课、同行尸体解剖、同考试、同住在一个寝室里，朝夕相处，情深谊厚。1936 年冬医学前期结业后，是他提出远渡重洋去德国留学，继续攻读临床医学。到德国后，他即去富来堡(Freiburg)大学学习，我则留在慕尼黑(Munchen)大学上学。谢毓晋教授在学成后早我回国(1941年), 我在 1947 年初回国到上海，他又给子不少帮助，要我回母校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一直希望编写一本纪念文集来怀念他，但不能如愿。今天, 这本传记出版了，也等于完成了我的宿愿, 感到万分欣慰。
谢毓晋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微生物免疫学家。他在读书的时候就经常说：“临床医学虽好，但一次只能治好一个病人; 临床医生医术再好，没有特效药物去对付侵袭人体的各种病菌，也只能眼睁睁地望着病人一个一个离开人世”。谢毓晋教授在毕业后按着自己的志愿放弃了临床医学，坚决走著名微生物免疫学家郭霍(Koch), 巴斯德(Pasteur )的道路，到实验室去研究威胁千百万人健康的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问题。这就是他献身于人民保健事业的根源所在。
1937—1941 年谢航晋教授在德国富来堡大学学习及工作期间，已在微生物免疫学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先后发表了四篇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1941 年他回国后，历任兰州卫生署西北防应处技正, 同济大学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免疫学研究所所长，一直到解放。在这段时间内，尽管条件十分困苦，设备非常简陋，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在研究，在埋头工作。一直到解放后，1952 年中南卫生部请他来武汉担任当时号称东亚规模最大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总技师，从此他一心扑在微生物免疫学和生物制品科学工作上，指导生产，全力开展科研，悉心培养人才,还发表了三十多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十年动乱期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但仍坚持科学研究, 关心人民健康，造福人民的信心从未消沉。谢毓晋教授的一生，为发展我国微生物免疫学和生物制品科学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
谢毓晋教授在武汉工作期间，进行的与临床密切结合的重要研究有两项。其一, 他看到国内在临床上严重缺乏输血用血液, 就着手研制
代血浆用品，于1960 年开始进行用猪血清研制的动物血清代血浆研究,这是一项在国际上没有解决的医学科研问题。1980 年这个科研成果终于完成了，并在很多晚期血吸虫病人身上注射应用此代血浆制品，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其二，他看到器官移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乃配合我在20世纪 70年代初提出的肝移植临床工作, 研制了“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IG)” 和 “单克隆抗淋巴细胞抗体(OKT3)” 两种制剂。经过临床试用证明，这两种制剂在器官移植术后均具有明显的免疫抗排斥作用。这些科研成果都是在 70年代初，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展研究而取得成就的。必须提出的是，Monoclonal 的中文译名“单克隆”就是由谢毓晋教授首先命名的。
谢毓晋教授还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者。1948 年他和我们一起创办了《大众医学》, 并担任了第一任总编辑，奠定了《大众医学》的良好基础。当时除了主编工作外，他还撰气了大量医学科普文章，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一篇, 例如《可怕的带菌者》《怎样在家庭中消毒》《病原菌和人体》《你会种牛痘吗》《霍乱伤寒的病原和预防注射》《当心白喉》《打预防针》《小心冷饮》等等。他的文章深人浅出、活泼生动，且内容丰富, 很有实用价值。
谢毓晋教授不但撰写了大量医学科普文章, 努力传播医学知识,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工作并不停留在笔头上，而是付诸行动来关心人们的健康。解放初期，我国传染病的预防任务十分艰巨，即使在上海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防疫体系。当时，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亲自带头在上海不同地区采取自来水标本, 检查其污染程度; 还在大暑天亲自带头检查棒冰、汽水和橘子水三种冷饮的带菌情况。为了有力地推行防疫措施,他在沈家桢、孙祥复(上海人人企业油轮公司经理)二位老友的资助下, 毅然于 1949-1951 年期间在上海创办了民生实验冶疗研究所。在很短时期内就研制出十几种类毒素、抗毒素、菌苗供防疫使用，并在我国首先研制出了精制白喉和破伤风抗毒素。这些制品质量优良，疗效显著,在当时国内奇缺而又急需这些制品的情况下，确实是对我国的防疫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谢毓晋教授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永不磨灭的形象和精神, 告诉我们如何去真正关心人民健康, 如何去普及卫生知识，以及如何去进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让谢毓晋教授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底！
(裘法祖教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终生名誉
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
下面照片取自谢毓晋教授家乡苏州文化中心的文章。
谢毓晋三兄弟，其中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毓晋教授生病期间留给研究室的便条，里面很多做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