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参议员André Gattolin: 从参议院内部看中国形象的转变
法国关注民主,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的双月刊《计划》最新推出中国专刊,标题是:中国把我们带向何处?该期专刊刊登了多篇法国的汉学家撰写的针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人权等评论文章,此外,还包括法国政界人物以及法国前驻华大使的访谈。其中法国上塞纳省参议员安德烈 -卡多兰(André Gattolin)从国参议院内部看法中关系的演变的文章视角独特,文章揭露了许多外界鲜为人知的参议院内部各党派成员对中国的看法的转变,也向公众介绍了中国驻法使馆与法国参议院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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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台湾协会3月17日在巴黎十三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举办讲座:“中国对欧洲的干涉”。法国参议院国际事务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托蓝(André Gattolin)(右)和法新社前总编辑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介绍他们对中国政府在欧洲施加影响和干涉活动的观察与分析 © 法广中文部
安德烈-卡多兰(André Gattolin)参议员在从政之前是一位积极参与捍卫人权与保护环境活动的绿党成员,第二次当选是作为马克龙执政党成员。虽然从属的政党前后不一,但他关注基本人权,保护少数族群民众权益的政治理念却坚定不移。
2011年当选参议员之后他积极推动关注亚洲的人权状况,除了继续推动捍卫西藏的活动之外,他从2012年起每年七月份在参议院举办维吾尔问题听证会,并且多次邀请时任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喀迪尔女士等多次出席听证会。香港一些列抗争活动爆发之后,他又积极推动组织对华政策全球议员联盟,几年前,又是他积极推动法国参议院友台协会主席出访台湾,曾经遭受中国战狼外交的典型代表法国驻华大使卢沙野的强烈攻击。
参议院为何亲中?
André Gattolin在文中写道,2011年他当选参议员之后,作为一位多年来关注亚洲人权的活动人士曾经对自己在参议院扮演何等角色存有疑问,也对参议院内绝大多数同行对中国的热情友好感到惊讶。其中原因,他认为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萧条,由于当时法国法律允许议员同时担任市长或者地方议员的职务,他们在外省的管辖地往往都有一家工厂或者企业面临倒闭,期待有中国投资者来扭转乾坤,所以,当时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接二连三地到访参议院,再加上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前参议员拉法兰等人的在位,一时间,中法代表团频频互访,接二连三地签署经贸,科技合作协议,建立姐妹城市关系,设立孔子学院等等一些列活动使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成为参议院的一大热门。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北京的政治体制并未可圈可点,但是,当时人们都愿意相信民主的到来与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当他依然呼吁大家必须警惕北京政权的实质时,有议员甚至表示:难道你真的相信一个拥有十亿多人口的大国可以用民主体制来治理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西藏友好小组的成员都大幅度的减少,从2008年的四十多位,下降至2012年的15位左右,2012年当他们提议要求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代表时曾经遭到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孔泉的坚决反对,他一一打电话给法国参议员要求他们不要支持上述提案,不过,孔泉的行为适得其反,激发了原先并不准备支持的参议员的反感,该提案因此意外获得了通过。
同样,他从2012年起在参议员举办的维吾尔问题听证会也遭到中国驻法使馆的反对,当时,法国的总统府以及外交部都呼吁参议员取消类似的活动,不过,时任参议院院长Jean Pierre Bel 并未在压力下退缩,继续支持André Gattolin的活动。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André Gattolin议员更加意识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当时中国的形象如日中天,尽管他作出了所有的努力,参议院依然通过了法中双边引渡条约,之后,在中国市场地位国家问题上等多个问题上,参议院内部的反对声音很难具有影响力,尽管他多次直接向政府内阁成员当面提出疑问。当时就有一位政府部长向他表示,他的言行会对法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André Gattolin议员当时回答说,民主社会政府与议员个人有各自的角色,对此,这名部长回应说,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套没有任何意义,政府与议会应该同心协力。
转变的开始 : 2016年
2015年,马克龙当选,达赖喇嘛出访法国时应邀访问参议院,总统马克龙也亲自会见了达赖喇嘛。西藏在参议院的地位开始出现转变,2017年,拉法兰辞去参议员职务,使参议院内右翼政党成员开始更加自由地发表有关中国的言论,多个对中国持批评立场的报告相继出台。与此同时,参议院推出了一系列限制议员接受邀请免费旅行的整肃性规定,使越来越多的参议员开始与中国保持距离。2019年,成为参议院与北京拉开距离的最明显的标志,香港民主抗争运动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残酷镇压,即使是最亲中的政客也不再公开为北京辩护,而André Gattolin议员成为香港民主人士在海外的主要联络人之一。2019年三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中国策略,将北京定性为经济合作伙伴和系统性竞争对手。
台湾起到决定性作用
IPAC的成立
面对咄咄逼人的北京政府,民主国家必须联合起来方能应对,由于民主体制的根基政权更替以及各派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五十多位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议员成员在2020年6月组建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英语: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缩写为IPAC),期待该组织能够超越政党以及政府,成为应对北京的一支基础稳定的力量,今天该组织的成员已经超出240个,来自全球26个国家,而且,拥有世界顶尖级的专家学者们的支持。除了捍卫西藏,新疆,香港以及台湾之外,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减低对中国的经济,技术以及供应依赖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鲜明的一个例证:2020年年底欧中签署的对华投资协议至今未能表决通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也为其成员之间互相交流信息提供了平台,正是在该联盟成员的支持下,André Gattolin议员得以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有关中国政府如何针对法国进行渗透工作的调查报告。
最后,作为总结,Gattolin参议员指出,虽然面前的道路还十分漫长,但是,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担任参议员的12年中,如何与中国相处终于从禁区变成无法迴避的必须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