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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西游》 文:刀尔登 诵:枕边文史馆
·不读西游· 我知道为什么古时候文盲多,识字的少,—如果没什么有趣的读物,识字又有什么用呢?我国的古代著作,确实有很多好道理,很多好故事,无论是在道德上、哲学上,或是实用方面,无论是对世道还是人心,都大有裨益;甚至还有些让人微笑的文字,但要想找到一种让人捧腹大笑,笑得打滚,笑出眼泪的作品—我找过,门儿也没有,究其原因,或者是好玩的人都不著书立说,或者是写文章的人本来也好玩,但一拿起笔来,他的那些有趣的品质立刻被压制住了,换上哀哀欲绝的,大义凛然的,或深谋远虑的,反正是专门和有趣对着干的性情,偶尔开一点玩笑,也像是在葬礼上试图说几句轻松的话,我们这些听众,把嘴角捧场地翘起来,心中却是悲痛万分。我现在十分确信,古人大多不肯识字,就是对这种情形的抗议。 找到一本有趣的书,已实不易,找到之后,仍不易安安静静地享受。无趣之人自古就结成秘密的军队,专门破坏别人的好心情,不惜耗时花钱,写下一本本沉闷的大部头,以把有意思的书从架上挤开,还潜藏在各种地方,侦察人们的笑容,来制止快乐这种罪恶。他们经常埋伏的一个地方,是书籍的前几页,—是的,敬爱的读者,您想必也和我一样,屡次遭受这样的伏击,满怀希望地打开一本书,先读到的,却是长达几十页的前言之类,等我们把它读完,精神和身体都下垂了,心里沉甸甸的;本来是想跳到欢乐的马背上驰骋一番,结果变成了驮夫,要给—据说是—自己的精神,运输一大批救济品。 这类前言,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限制在一两种之内,同样糟糕的,是他们预测到我们有可能因作品的哪些内容,哪种品质,而发生趣味,便防患未然,把所有这些所在,用各种大义,统统闷死,使我们一旦读到该处,心中涌起的不是欢乐,而是沉痛了。在这个前言盛行的时代(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不肯放到正文后面呢?),一本书还能有那么多读者,只能说我们的快乐是如此匮乏,从而如此渴望,连书本子这种笑容的荒漠,都要去里面找上一找。 发了这些牢骚,是因为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买了一本新版的《西游记》—好多年没读《西游记》了,这次翻开,迎面便是一篇愁云弥望的前言,读了一会儿,我把书从窗口扔了出去,心中暗暗希望能砸中刚刚送书来的小伙子。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西游记》吗?我差点纵容心中的一种邪恶念头,便是把自己的不幸,让更多的人分担,办法是在这篇文章中,仔仔细细地介绍《西游记》和吴承恩的前后来去,或大讲猪八戒这一角色的种种深意。最后还是我的善良天性占了上风,决心一个人把恚怒和绝望承担下来。 我本又打算介绍自梓行以来,数不清的人士,一直在解释《西游记》,所谓解释,就是把他们自己的愚蠢,夹在每页之间,用他们自己的沉闷,把我们的笑容,像皮一样从脸上撕下来,我打算狠狠地嘲笑他们一番,不过我立刻想明白了,为了不帮这些恶人传名,我才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不引用他们的唠叨,而只须笼统地说一句,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西游记》不是伟大的作品,它最重要的品质仅是童心和戏谑—恰恰是人们最缺的东西。它属于那类作品,那类你一生中可以读三遍的书,第一遍在童年读,可以让你想像得眼睛发亮,或咯咯地笑;第三遍是在老年读,边读边回忆童年,不自知地有了些笑容;至于第二遍,在中年读,是读不出什么趣味的,但也非无意义,因为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的自己到底有多么乏味。 会不会有人奇怪,《西游记》,以及另外两部有名的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缺少女性读者呢?女性读者或厌恶《水浒传》的粗鲁,《三国演义》的争斗,但为什么不爱看《西游记》呢?也许是她们有自己的游戏,和男性不同而已,或竟如恶毒的门肯所断定,她们比男性聪明许多。我们在泥涂上挣扎的时候,她们早就到达前面,一边闲聊,一边在等着我们了。 ·不读三国· 《三国演义》是好小说吗?是的。是伟大的小说吗?那要看怎么定义“伟大”。 如果认为巨大的、影响多人的便是伟大的,如果认为受人膜拜的就是伟大的,如果认为令人自觉其卑微的就是伟大的,那么,《三国演义》当在伟大之列。如果认为个人的、带有精神性的才是伟大的,如果认为超乎日常经验、难以捉摸其始末的,是崭新的创造而非渺小之累积的,才是伟大的,那么,金字塔也没什么不得了,长城比不上黄道婆的一台纺车,而《三国演义》也只是一部好小说而已。 但确确实实,在古典小说里,若论曾经影响人心之深,哪一本也比不上《三国演义》。不妨想像一下古代社会里的普通人,那些不认识字、没机会读史书的大多数人,他们如何形成历史观?在他们的理解中,国家是怎么回事,政治是怎么回事,九州谁设,四疆谁辟,为什么自己要缴赋税,为什么官员会乘马,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如何辨认出自己的救星?……一个人自幼及老生活在村庄里,但也能谈古论今,对多种公共事务都有一套看法。那么,这些看法是怎么来的呢?一大来源便是听故事,从说书人,从戏文,或直接或辗转,积累起自己对政治事务的知识。讲三国故事,至少在唐代就有,到后来集撰成书,一千年里,众多的故事中,只有它,当得上是全民的历史教科书。 人们从这本教科书里学到了什么呢?语云,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伤心。苏东坡记当时的里巷小儿,听书听到曹操战败,就很高兴,听到刘备战败,就会哭泣,“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是啊,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君子之泽,确乎百世不斩,因为人民受君子的教育那么多年,已经打从心眼里爱戴他们,一听说上大人走了麦城,没几个不眼泪汪汪的。曹刘争天下打破头,千年后的听书人意见相左,也有打破头的,据说还有出人命的,而永远想不到问自己一句,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似乎也是有的,帝制下人民的最大愿望,就是找个好主子,而刘备据说是仁厚长者(这个说法,竟然有读书人也相信),非好主子而何?若干后选主子打仗,对汉末人民来说,是极倒霉的事,因为或者被征去当兵,或者被当兵的抄掠,都是容易致死的事。不过这些感受,不容易流传,容易流传的是英雄事迹,令千年后的人民赞叹不已。明代李贽说人们之喜欢三国,是因为热闹好看。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递兴倏废,就是打仗也短暂,不过瘾,而三国时代— “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字内一大棋局。……直志士览古乐观而忘倦也。” 有志之士乐观而忘倦,可以理解,身为刍狗、胸无大志的百姓,同样津津乐道,想一想亦可理解。人民需要英雄,只不过常常不知道需要的是哪一类英雄。三国时代英雄确曾辈出,但未必是《三国演义》中人,当然,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了,古人并不这么看,有志之士觉得过瘾,大家也跟着觉得过瘾。当然,有人也藏点私心,以为看看三国,可以学些大人之术,甚至有俗话讲,老不读三国,果真以为看了三国,会格外老奸巨猾,这都是太天真了,一旦做了愚民,长点小心眼,又有何补呢? 《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扶持纲常。当年孔子做《春秋》,据说乱臣贼子惧。三国的作者,也是圣人之徒,演义者,本来就是推衍经义。他编写三国故事,如某篇序文里说的,要让天下百姓皆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听起来也很不错,可惜社会里自然成长起来的伦理,和强加的伦理,通常混在一起,而功用绝不一致。《三国演义》的老读者,皆知纲常、明礼义,也没见到他们能给自己挣一条出路。 我们现在通常读的版本,是毛宗冈和他的父亲修订过的。毛宗冈是清初的一个腐儒,却误会自己的腐气为慷慨激昂之气。他曾论《三国演义》的十几项妙处,我常建议想看三国的人,先看看毛氏这半篇文字,如果看了不笑,那不妨去看三国,因为此时他读不读三国,已经无所谓了。 ·不读水浒· 清人禁《水浒》,说它诲盗。今天的人批评《水浒》,说它宣扬“暴力美学”,—这个词我不懂,但写下来有自我提升的感觉。 中间还有一段,《水浒》在市面上见不到,那是受“封资修”的牵连,和别的毒草一起,封存在温室里了,免得欣赏水平在地师级之下的我辈不小心看坏了肚子。实际上,在“封”字号的毒草里,《水浒》是第一个解禁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五年,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如获至宝,批判地看了两三遍,也没有觉得怎么暴力。比如,那时的小孩子玩“打仗”,根本就没有模仿梁山人物的,他们连枪都没有,太狗熊;我们玩起来,至少得有杨育才、小炉匠的装备。 说起来,要禁一本书,或任何什么,只要你怀着以天下为己任之心,关心别人的脑子甚于关心自己的,没有找不到理由的,—如果一本书,没有一点把柄,可以让我们想像有人读了之后,会有坏的想法,结果把自己吓得跳起来,恨不得连夜上书,请禁流布,这样一本书,用不着禁,一本也卖不掉。当然,有的书,给我这样有想像力的简单头脑,提供恐怖材料,是比别的书多一些,—我今天本来是想写《不读〈小雅〉》的,因为我发现,雅诗里的怪话特别多,比如“君子信盗,乱是用暴”,这叫什么话,怎么可以不删?还有一批,是容易误解的,如“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原意勉强过得去,但在新解层出不穷的今天,谁能保证不会有人说是对讹言可以宽容?所以它也是当删的,至少改成“民之讹言,判他十年”之类。 但最后还是写《水浒》,不写《小雅》了,因为《诗经》的读者,得罪不起,—可见《水浒》的读者,未必暴力。《水浒》是本童话,爱看童话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性格总要好一些,脸上的微笑也多于晦气。什么李逵李达,就是逗个乐子,明代有个人评论说李逵不该杀罗真人,另一个说,“此言真如放屁”,“天下文章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其事”。我记得小时候听的童话,结局不外乎是谁把谁吃了,或谁把谁打死了,但那时的幼儿园,也没有因此成为战场,—战场是有的,是在早把童话忘得干净的成年人中间。 我并不是说《水浒》不暴力,《水浒》里有很多暴力,不同的暴力,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有石秀大闹翠屏山,都是不应该的。石秀纯粹是多管闲事,特别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人不去做领导,拿把刀子在街上横行,难怪古人评论《水浒》之所作,是遗贤在野,因为不遇而愤激。至于林冲,功亏一篑,自毁功德。我们可以想像,再多忍一口气—好吧,也许两口—没准儿就峰回路转,别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再说你也没给烧死,用得着丧失对程序正义的信心?人常说暴力是最后手段,其实忍耐才是,毕竟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没有几个。 《水浒》的问题,是把暴力写成漫画了。一句“杀出条血路”,掩藏了多少细节,其间多少人伤了,如何之痛,多少人死了,如何之不知道痛,全都没写。哪天我想杀个鸡什么的,《水浒》并不能提供神经的训练;它提供的是另一种,使我可以轻易地说出“把它灭了”之类的话,只要去“灭”的不是我,被灭的更不是。说话不走脑子,是人生四大境界之一,多看点《水浒》,还是有用的。 但我今天说的是“不读《水浒》”,为什么呢?因为它把武松写得甚高,而我极不喜欢这个人。看他做的事!第一是打死个野生动物,以后逢人就吹,然后在县里管治安,然后干涉婚姻,然后给人做打手,然后披着宗教的外衣,然后到处杀人,还抽烟喝酒。有一件是好事吗?而且他在书中关涉甚广,删也难删,改也难改,还一直活到最后。他最多,也只好算个雇佣打手,而这样的人,在城郊的某个市场上成群结队,晃来晃去的,有的是呢,一百块钱,再发根棒子,就雇他一天,哪里用得着什么武松。 ·不读红楼· 题目照例危言耸听,其实我对《红楼梦》并无很大意见,也领教过它的魔力。念中学时,班里有个同学,上课时愁眉不展,以手柱颐,眼望虚空,老师询问,答以“晴雯病了”。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结构,使人的经验,有第二种容身之地;做得好的,这新天地的活性,不亚于围绕你我的真实世界,为之掉掉眼泪,正是我们追求的阅读体验。 但《红楼梦》是一回事,红学是另一回事,红学是一回事,红学中的索隐派是另一回事,—不过既然红学能容纳索隐派,且索隐派之外,也不乏各种奇谈怪论(我昨天刚见到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冷月葬诗魂〉与多弦理论》,本着行文简便、一棒子打死的精神,以下不做区别。 中国大大小小的红学会,总得有几千个吧。从某一方面说,我们应该感谢红学会,正如我们要感谢UFO协会、美人鱼服饰学会、兔子红眼根治小组等等一样。社会没有权力干涉一个人的旨趣,那么,对心灵特异之士,最好的办法就是吸收到一起,有个组织,便于管理,也免得到街上闹事。 略微有点麻烦的是,红学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走得有一点远。比如红学家同时又各自是公认的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学者、教授、爱国者、好丈夫,那么,这些正常的身份,就有点儿不清不楚,别的人再以什么家或什么者自居,一想到沾了光,脸或要有些“红”。红学,包括曹学、秦学,和正在建立的“姥学”,既为人生哲理之总括,宇宙运行之枢机,已非“学术”二字所可范围,不妨另起高门大户,把“学”字赏给你我平庸之辈混口饭吃。 在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见。古代的哲人说大地是中心,我们便取这意见,今天的科学家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的一个流浪汉,我们也取这意见,这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东西成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种意见都有表达的权利,但何种意见占上风,却构成重大的区别。比如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主张宇宙的密码是写在文学作品里的,并无什么不好,且很有趣,但假如相当多的人同意这意见,就有点异样了。 《堂·吉诃德》的主角,坚信骑士小说里那个世界更加真实,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说里的形容不符,他宁可不相信眼睛。吉诃德先生是小说的读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我们又是《堂·吉诃德》的读者,假如有人把这些全部混为一谈,那一定能创造相当的混乱。在我接触的人里,相信《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认为这本小说,其实是推背图,是史书,甚至超越了记录,成为被记录的某种实在之物,这些最可骇怪的议论,出自各种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难不令人去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失败呀。 现代教育的要义,于传授知识之外,还要训练学生掌握辨别真伪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多数问题,我们只有听别人的,但通过观察他建立主张的方法,我们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地心里藏着什么,但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个慈善家,所以当我说地心是一个大燕窝时,你最好相信我”,我们不该同意他,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 常识和通常说的知识有不同的意义,常识不仅是一套合用的知识,还代表一种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个人学富五车,却极端缺少常识,那是因为他少一种核查程序,而那是决定了谁是大肚汉,谁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红学家,提出曹雪芹其人并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书勤’也”,—很独特的观点,放在饭桌上谈谈,还是有趣的。红学中好多主张,看着不像这一条这么奇怪,而骨子里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几种最广为人接受的主张,其实是最奇怪的,是对当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点夸张了。窗上漏了那么大的洞,进来的不会只有红学。比红学更背离常识,而且大行其道的,还多着呢。有时听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乱语,看那些善良的人们点头称是,难免要想,这就是我们,发明了显微镜和电冰箱,把飞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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