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的一个小数字问题

傳統學術之我見:從
daohuanblog。wordpress。com看過去的。
打印 被阅读次数

《庄子》中的一个小数字问题

 

杨道还 8/31/2023

 

(一)

 

《庄子》杂篇里的《寓言》有: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

 

寓言这个词是《庄子》最先用的,词源、终极解释权在《庄子》原文。重言,一般认为是重复前人的名言。卮言就是自然而然,随几而发,随缘而讲,如“卮言日出”之意。“倪”,是边际的意思。“和以天倪”大概是讲,卮言是天然地微中、契合于微妙的边际的那些话。

 

(二)

 

这里的十九和十七,历来认为是十分之九、十分之七,然而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集释》说(大意):亲父说儿子好,顶多十分之一的人信;非其父者说好,就有九成人信了。《集解》却认为,《庄子》书中:“寄寓之言,十居其九……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按照《集解》这个观点,十九和十七重叠,寓言里有大部分是前人话语,其中一小部分不重要。这两种观点显然在量化上都有问题。现代有人善于用字眼出现频率的统计读古书,这种量化的具体分析,这里不越俎代庖了。

 

杨宪益提出了另外的观点,他说:“多以为十九的意义是十分之九……。这未免太小看了古人的数学知识。……十九与十七当皆为实数。”(杨宪益《译余偶拾》,“《庄子》的原来篇目”)杨宪益是近现代的著名翻译家,他与他的英国夫人合译的《红楼梦》,大概有人听说过。

 

杨宪益认为,《寓言》篇,像是《庄子》一书的“作者原序”。这个看法可以商榷。但《寓言》篇这段话的所指,是《庄子》原书,是总览原书的概括,迨无疑义。十九是“实数”,就是19。杨宪益作了个加法,19+17=36。由此他推论,《庄子》中,如只有《内篇》是庄子亲笔,那么《内篇》当有三十六则。

 

今本《庄子》中只有《内篇》是庄子所作,其余都是门徒、弟子、和其他人所增益。这一认识,古已有之。比如说王夫之多有议论,也就有人去议论王夫之的议论,没完没了。但杨宪益此说,是个实打实的数学问题,可以靠数数来验证。

 

杨宪益有古风,不肯扔下问题,哗众就跑。他将《内篇》分为三十六则,试图将其与19和17对应起来。举例来说,他将《逍遥游》分成四则,鲲与鹏、尧与许由、肩吾闻言于接舆、惠子问庄生。通过这样的分法,他得出了“计假借孔子的寓言有九篇,庄子三篇,南伯子綦三篇,许由二篇,子輿二篇,王倪二篇,老聃二篇,接輿二篇。这样看起来,假借相同的古人姓名的寓言共有十七篇,此外的寓言共有十九篇……完全相符,这如果都是巧合着未免太巧了。”注意,这里的重言,是指对一个人引了又引的部分,第一次引用不算,比如说“假借孔子的寓言有九篇”,重言就是八篇。所以8+2+2+1+1+1+1+1=17。

 

这样的分则,似乎有某种程度上不确定性。如惠子问庄生,先问大瓠,后问大树,却被归为一则。但《寓言》的作者如何分,或许也是一样有此类的不确定性,或可相抵。

 

(三)

 

杨宪益此说,如能成立,那么寓言和重言需重新诠释。按照上引杨宪益的这段话,十七重言,同时也全为寓言,即寓言三十六,其中人名重了的有十七,其余全为卮言。这样解释的重言与“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似乎不合。

 

按照重言在原文中的解释,这些引用里,有典故的是十七;其余只是假借他人人名的寓言故事。《寓言》的作者说,“耆艾”的话也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重言,需要排除那些老而不死是为贼的陈人的话。已,本意为止、成、毕;这样的话,又要“先”他人而言之,然后是重言。所以重言,当是“立言”的性质:在考之于经纬本末,有所达到、屹立存照而颠扑不破、意义完整,而又是言前人之所未言。立言,大概略同于天然石峰、巨石、石柱、石拱等的立;不过是人作而存在于语言文字中。

 

寓言是“藉外论之”。按照《寓言》里的解释,亲父说和非其父者说的内容并无不同,然而非其父者,那个局外人说的,带有寓言的局外而超然的性质,因而能够更好地传达。有人认为,语言能清晰描述事物,才是好的。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清晰不等同于传达,不清晰不等同于不能传达。而传达,如观花,不在于远看,不在于近看,而在于恍然那一刻,“应于化而解于物”。

 

《庄子·杂篇》有:“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世界上的事物,能被清晰描述的少。譬如说,情就是无法用语言清晰描述的;因而一切有情、可寄情的事物,都无法尽述。对于那些无法清晰描述的抽象的东西,圣哲们不得不动用种种方法去传达,陈述、白描、比喻、象征、寓言等——并不是像后世那样逞才情,而是支离其德以传达、接引。

 

而这些里,“以寓言为广”。寓言有超出比喻和象征的部分,不能用这两者涵盖。即,寓言指向的对象可以完全脱离相像、类似、和文字,完全存在于言外之意,而又存在于意有所随的那个所随。 

 

汪曾祺有个短篇名为《鉴赏家》,里面有段画家季陶民和一个普通果贩、但具慧眼的鉴赏家叶三的对话:“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风耶?乱耶?寓言、重言、卮言?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