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中考

几个星期前，我送小女去家旁边的高中报到。看着她未经任何考试，就顺顺利利进入加州最好的公立高中之一，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起了自己当年的两次中考。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南阳市下属一个山区小县的小山村。村里在80年代初的人口最高峰时期，也仅有75人左右。

我的小学是在离家一公里外的村小学，上学路上要趟过两次河水。河面上没有固定的木桥，只有几十块石头随便放置在河水中连成的“石头桥”。过河时，要在石头间跳跃前行；小脚掉进河水中的情形也是时有发生。遇上夏季山洪爆发，或者是冬天避免掉进冰冷的河水里，我们就会从村后山上的羊肠小道翻过一座小山，再顺着山下的河滩走到学校。

八十年代末期某年，十二岁的我以全乡镇第三名的综合成绩进入我们镇的初中读书。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里，只有不到20%的孩子考入初中，其他的孩子们就这样早早结束了5年受教育生涯。我的数学成绩全乡镇第二，因此我的数学老师特意到我家找到父亲，向他表示祝贺。多年以后，我在邻村的小学里偶遇这位数学老师，仍然对他感激不尽。

我们的初中，每届只有两个班；每个班上大约有60人吧。在初二时，我的成绩仍然是名列学校前五名，但却不是像初一时那样的一枝独秀。原因很简单：班上有几个故意留级的上一级“学霸”。起初我不太懂，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同学背后的考量。

在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国高校招生的规模非常低，每年的录取规模只有80万左右，仅仅相当于2023年的8%。我们老家的县城高中，在河南省属于二流学校，高考表现自然不敢恭维；应届毕业生能够进入大专院校的比例不到10%。因此，绝大部分农村家庭根本不敢奢望孩子能够考上高中并进入大学；而通过中考进入中专院校(师范学校、护士学校等)，拿到铁饭碗，就成了绝大部分优秀学生的最佳选择。但是，那时的中专是不录取初三复读生的；因此，初二时班上成绩最靠前的几个孩子往往选择在初二留级，继续筑牢基础和积累优势，争取初三一战成名进入梦寐以求的中专。

因此，在我初二读完的时候，不出我的意外，我的班主任也劝我在初二留级，走那几个学霸的老路。我欣然听从了他的建议，并被任命为班长，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我的传奇就这么开始了。

我父亲有一个发小儿李叔叔，在学校里任教导主任。也许是他见我天赋异禀，居然找到我并力劝我直接升初三，和那几个留过级的学霸死磕。我自己也没有主见，当时又是住校生，没法及时和几十里外的父母亲商量，就听了他的建议，在开学几个星期后，“顺利”升上初三成了一个“插班生”。

很快我就在初三的前几次考试中脱颖而出，力压比我多上了一年学的一众学霸，成了全校的风云人物。在中考前，我的物理老师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劝我报考高中，放眼大学。但是，当时母亲已经患病在身，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不愿让我去高中冒险，让我报考最稳妥的中专学校--南阳市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

当时，这类师范学校会给每个初中分配名额，这些学生在师范学校毕业后通常会回到原属乡镇任初中或者小学老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铁饭碗，而且由于教师的地位明显好于其它中专的职业，比如护士等；因此，师范学校的竞争最为激烈。

那年中考，我们那个初中有三个师范学校名额。我自信自己全校第一，信心满满。我的班主任倒是有些疑虑，因为那届有几个公办教师家的孩子；为了鼓励“内循环”，县教育局在中考前宣布教师子女会有加分10分的奖励政策。我当时比较天真，觉得就算给他们加30分，他们也赶不上我。

我的预测是对的。满分550分的中考，我考了516分，名列全校第二名；第一名被一个初二留过级的学霸夺走。但是，那几个教师子女，成绩比我低了不止30分；因此我自信前途一片光明，从此就要走上教书育人的康庄大道了。

我高兴得过早了。很快，县教育局发布新规：教师子女的分数只要过了分数线，就会被优先录取。正当我和家人们还在无望地等待着的时候，我们中学的中考状元和两个教师子女很被师范学校录取了。

在那个漫长的暑假里，连一向开明的外祖母也劝疾病缠身的母亲让我辍学在家照顾母亲或者进城打工；而穷困潦倒的父亲也犹豫不决。我非常感激家里的几个女性，包括病魔缠身的母亲和两个尚未出阁的姐姐；她们坚持让我去复读，走走高中这个独木桥。

那年的秋季，我去初中复读，几乎在看小说和玩耍中度过了第二个初三。我记得刚开学不久的某个晚自习时间，班主任把我叫到学校的院子里。他先是骂了一通朝令夕改的县教育局官员，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凄然一笑：老师，您不用担心我；我也不恨他们。

一年后，我轻轻松松考入县高中。

三年后，母亲驾鹤西去。

四年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