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解放》留学生功不可没
【新中国解放了谁 ？】新中国《解放》留学生功不可没。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大量回国创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新中国《解放》后迎来第二次大量《留学生》回国建设新中国。相比较如今走资派时代的留学生，在此不说也罢。
新中国《解放》后，在世界先进国家留学的2000多名海外科技工作者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解放》后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历经坎坷的归国过程意义深远，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留学史上耀眼的群体，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践行科学报国理念的榜样。新中国《解放》后留学科技工作者群体归国大潮回国后的工作与贡献，在新中国科技与教育事业扬帆起航阶段做出的重要贡献与彰显出的家国情怀。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近百年留学史，出现过数次留学热潮，而伴随着国家重大变革而出现的归国潮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近6000名留日学生全部返回国，另还有约2000名留学欧美的学生在1年内回国，共赴国难，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高度的使命感。第二次便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归国潮，从1948—1957年，约2500多名在海外留学、访学的华人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满怀爱国热情，经历坎坷和挫折回国工作。这一批归国的科技工作者为发展中国科教事业、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一些高科技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自清政府于1872年夏末派第一批3名学生赴美，到新中国成立，留学史上曾出现过4次热潮，包括清末民初的留日热、“五四”时期的留法热、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热和20世纪40年代的留美热。特别是1943年之后，大批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形成了民国时期出国留学的最后一个高潮。
早年留学生《学成即回国》者居多。如1937年清华同学录列出1152名留学生中，仅21名在国外取得身份，其他人均学成归国。1943年后出国的留学生群体情况却大为不同。1950年在国外学习未归的中国留学生，据统计有5541名，其中在美国的占63%，欧洲（集中于英、法两国）的占12%。留学生回国脚步的延缓主要由国内局势所致。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内战打响，时局的不断变化造成留学生对战时国内情况不明。很多人觉即便回国一时也报国无门，不如先等待机会，待国家安定后再回国参与建设。
1949年，国内形势迅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留美高分子化学家黄葆同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前夜，国内隆隆的炮声也震撼了为求学身处异乡学子的心，何去何从是每个人要考虑的问题。”此时，关注国内形势的留学生们热血涌动，对祖国的向往始终是他们归国最大的推动力。
1948年自法国回国的钱三强很早就下定决心：出国前，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国家的动乱与积弱，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家国情怀。而出国后，这种使命感愈发强烈，我们更加切身体会到中外的差距。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而在海外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也激发了我们对祖国的责任感。
第九届中英“庚款”留学生戴传曾自述：“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绝大多数留学生心中，学成归国是理所当然之事。
1946年自爱尔兰回国的彭桓武回答为何回国时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而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归途受阻，更使他们迫切期盼回国。
留学日本的贺德昌在回国的问题上这样写道：“在这里只能消磨时光，不如及早归国，使学有所用……使中国农民知道如何用化肥。”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正如自动控制专家梁思礼所说：“新中国像一个巨大磁铁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留学生归国。”
为了能让留学生了解国内真实的政治形势，消除他们回国的顾虑，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在各国纷纷组织起留学生团体，通过创办刊物、举办各种活动，提高广大留学生对祖国形势变化的认识，推动回国浪潮。
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是一个得到美国基督教会经费支持，有较长历史的中国留学生自治团体。通过定期举办周末联谊会、夏令营和做礼拜等活动，北美学生会致力于增强中国留学生之间的联系，并借此交流国际和国内形势，为留学生获得真实的国内信息、讨论祖国形势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如1949年，北美学生会在美国新泽西州举办的夏令营，讨论主题就是《认识新中国》。1949年底，北美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朱光亚还特别发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北美学生会的组织下，留美学生归国情绪日益高涨。
另一个中国留学生社团中国科协留美分会于1949年1月在芝加哥成立，其发起宗旨就是团结广大的留美科技工作者，把所学到的最新科技知识带回祖国服务。该组织在成立宣言中指出：“我们认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接近彻底的胜利，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即将开始，因此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和真正服务人民大众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工作人员无可旁卸的责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一批又一批的留美科协会员以及在他们说服和影响下的在美留学生相继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留美科协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在美国，各国留学生也以不同形式发起了回国运动，“中国留英同学会”、“留英中国学生总会”、 “留英科协”、“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中国留德同学会”、“中国留法学生总会”等均通过创办报纸、举办时事座谈会及演讲等形式探讨新中国局势，在鼓励、动员留学生回国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祖国的召唤。在海外学子积极筹划回国之际，祖国也对他们发出了召唤。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开展了留学生的回国动员工作，制定了积极争取留学生归国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新政府就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周恩来总理还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与此同时，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第四处主持日常工作的“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留学生调査表》与《欢迎回国证》，首先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将调查表转发到国外，由志愿回国的留学生填写履历、拟返国日期、回国后志向等项目；然后寄回国内，换领《欢迎回国证》。有了此证，留学生们便可与所在国政府交涉，办理回国手续。
新中国成立在即，纽约《华侨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留美科技工作者回国为建设新中国作准备，部分留美人员很快响应号召回国。英、法、德等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进步团体影响下，也开始陆续回国。
何泽慧1936年大学毕业后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国家需要选择实验弹道学作为研究方向。1940年，她以题为《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在柏林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存在的12年中，仅有4位女性获得博士学位，只有她来自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何泽慧被迫滞留在德国，她利用机会进入柏林西门子工厂弱电流实验室参加磁性材料研究工作。1943年，她进入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师从实验核物理学家博特，转向原子核物理研究。1946年春，她来到法国巴黎，与大学同学钱三强结婚，一起在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及居里实验室工作，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1948年夏，何泽慧与钱三强携刚满半岁的长女回国，参加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的组建。另外，留英的物理学家彭桓武、光学家王大珩，留美的工业经济专家薛葆鼎、医学专家计苏华和吴阶平、物理学家葛庭燧、何怡贞夫妇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回国的。他们的回归可以说是这次回国潮的前浪。
1950年的归国热潮。1949年，美国政府在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上，一度采取鼓励政策。在中国政治形势迅速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制定了“紧急援华款项”，以“庚子赔款”继续资助留美学生，对于尚未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代付其学费，并按月供给生活费；对于已经完成学业的留学生，则鼓励他们回国，并补助全部旅费（而对于要求赴台的中国留学生则不予补助）。美国国会拨款接济中国留学生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留学生们应“尽快”回国；二是这笔款项用于协助在中国扩展民主。
借此时机，钱葆功等一批留美学生先行探路，乘坐“戈登将军号”轮船回国，途中因战事未了，历时4个月才到达北京。1949年10月之后，回国开始相对容易。1950年2月，华罗庚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这句话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返抵北京，立即投身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之中。
华罗庚的选择和号召在留学生群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少留学生被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打动。据曹宗巽回忆：“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终于把美国公民和政治难民的两种申请表扔到了废纸篓里。下定决心，回到生我育我的祖国去，建功立业。”如此，从1949年至50年代初，有近千名中国留学生回到了中国大陆，形成留学生归国的一个高潮。
1950年8月，130余名在美留学人员先后从旧金山、洛杉矶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成为50年代的留美回国潮中同船人数最多的一次。赵忠尧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本身出国的任务便是进一步了解核物理学前沿，并采购加速器等有关的科研仪器、设备，他已经陆续把装配加速器的一些大件设备发运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按原计划回国，冒风险把质子加速器的图纸以及真空管等小零件随行李带回，并把一部分物品放到同船的几位校友包括罗时均、沈善炯、鲍文奎等行李之中。当船到日本横滨时，美国以检查违禁品为由，将赵忠尧、罗时均、沈善炯扣留，而鲍文奎因为非相关专业而躲过一劫。1950年11月28日，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下，赵忠尧等人终于劫后归来，踏上祖国的土地。随后，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进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195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陈荣悌正准备回国之际，美国政府已禁止在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并且没收留学生护照，仅提供一张证明信作为其在美的身份证明。为了能顺利回国，陈荣悌不得不迂回取道欧洲。在经历数次旅欧签证被驳回后，他终于在1954年8月11日乘法国“自由号”客轮离开美国，并在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协助下，辗转取道布拉格、莫斯科，在1954年国庆前夕回到北京。
谢希德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开始筹备回国事宜。因受美对华政策阻挠，她只得先于1952年赴英国，与从事生化研究的曹天钦结婚后，再一起返回祖国。吴仲华、李敏华夫妇则是趁美国机场海关周日没有移民局官员值班之机，以旅游的名义绕道欧洲经苏联从满洲里入境双双回到祖国。王德宝在形容自己的回国之路时说：“总之是动了不少的脑筋，费了大量的周折和金钱，终于……回到了朝夕思念的祖国，当经过罗湖桥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时，心中的激动和高兴，真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
1950年钱学森在回国前被捕，保释后又经历了长达5年的软禁。在漫长的5年中，钱学森在精神上感到十分压抑。1955年6月，他辗转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求帮助回国，其中写道：“被美政府拘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封信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被作为中方重要证据。经过中国政府的交涉，美方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归国。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到祖国。在钱学森的推荐下，郭永怀、李佩夫妇也于1956年辗转回国。临行前，郭永怀烧掉自己多年积累的手稿，坦言如此方能躲过阻碍早日回国，反正一切皆在自己脑中了。回国后，钱学森和郭永怀迅速投入到中国力学研究国防科技事业建设之中。
登记在册的归国科技工作者中，留美学者达937人，占65.8%；留英学者居第二位，占13.6%。但上述统计数字小于实际回国人数。据估计，1949年、1950年回国的科技工作者应多于登记人数一倍左右。总体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几年间（1949—1954年），海外归国科技工作者大约有2000人，另外，1955年、1956年回国者则有16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