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超经济突破”与“西方成功学”，谁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实逻辑？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导读】 中国成功靠的是什么？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疑问，也是世界的疑问。在为新著《超经济突破：中国发展的真实逻辑》所作的序言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认为西方成功学的背后是帝国主义逻辑，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并且揭穿了西方成功学的弊端，也因此让西方深感焦虑。
《超经济突破：中国发展的真实逻辑》，文扬、苏堤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23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20世纪90年代，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来说是一个黄金年代。苏东集团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西方在二战后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根据西方的历史观，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大主义之间百年竞争的终结，这个终结直接导致了当时在西方国家中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突然成为了一个席卷世界的浪潮。
面对一个几乎包括了全部非西方世界的巨大的新边疆，一个不再有任何强大抵抗力量的世界，当年那个曾经令世界无可奈何的帝国主义换了一个金融和经济的面孔后卷土重来。借助这场革命掀起的新思潮、新政策和新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财富的掠夺再一次狂飙突进，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一步拉大，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格局看起来将要永久固定下来了。世界仍然无可奈何。
百年前的帝国主义是赤裸裸暴力形式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做任何装饰。到1913年，11个西方帝国控制了全球所有领土和人口的近五分之三以及全球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三以上，绝大多数的取得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有一些价值观上的口号，但在现实中却只有血与火。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主义号召——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却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步兵、骑兵、炮兵。
但是20世纪末这一次以“新自由主义革命”形式展开的全球征服，情况完全不同了。人们被告知，帝国主义时代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处在一种被经济全球化进程所推动的新秩序当中。
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领导一个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NWO），“让不同的国家为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以实现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道：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是……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原则的胜利，即民主和自由市场。最终，全世界都开始认识到，自由市场是未来的潮流——美国既是未来的守护者，也是未来的榜样。
帝国主义变好了吗？西方要做慈善家了吗？毫无疑问，当时的美国很希望世界这样相信——相信新的世界秩序必须由美国来领导，不是因为美国曾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相信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对所有国家都有利，不是因为美国将要从新秩序当中获利，而是因为美国可以成为所有国家的榜样。
西方成功学？
世界真的会相信吗？如何让全世界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的领导？这成了后冷战时代西方的一个新的使命任务。如果说百年前的帝国主义是靠压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统治，那么今天这个新帝国主义准备要靠说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统治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学术界在这个时期密集地出现了一类理论著作，主题专门围绕着解释说明为什么西方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为什么西方成为了世界的主宰者等问题。
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出版了被赞誉为“新国富论”的《国富国穷》一书，成为这类书籍的一个代表作。
该书的核心思想是：西方国家的成功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开放社会中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作者断言，这些开放社会聚焦于工作和知识，这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新技术的创造以及对变革的追求，并通过将新的发明和技术应用在战争、运输、能源利用和金属加工方面形成了竞争优势。
该书旁征博引，信息量很大，但笔调轻浮，结论随意。最重要的是，该书出版后成了全球的畅销书，影响巨大。
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答案是因为英国具有一系列其他国家没有的“价值观和体制”，在这位作者看来，英国很早开始就“具备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优越条件”，这“并非只是指一个政府或政治实体，而是指一个自觉的、自知的、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忠诚以及公民身份平等为特征的单位。这样的国家能够使社会目标与个人的欲望和积极性相调和，使集体的协同作用能增强行动的实绩。其整体大于各个局部的总和。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会较好地响应国家的鼓励和倡议；反过来，国家也同积极的社会势力一致，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更好”。
关于为什么印度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答案是印度社会缺乏“超出印度文化和学术经验以外的想象力”，在发展工具方面毫无作为，“没有发展用机器生产的构想”。
为什么在历史上一直领先的中国后来“失败”了呢？答案是“它自己早已滑入技术和科学的蛰伏状态，只靠往昔的成就慢慢行进，而且随着才华屈从于身份地位，越走越慢”。
为什么南美洲没有成为像北美洲和欧洲这样的富裕国家？答案是因为南美洲的“模拟伊比利亚社会”环境缺乏“北美式的技术、好奇心、首创精神以及公民利益”。
为什么中东阿拉伯国家靠石油聚集了大量财富，但却并不真的富强？答案是因为它自身文化传统方面的“病症”——“(1)它不能产生有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仍旧不信任或拒绝从西方敌国(基督教世界)传播过来的新的技术与思想；(3)无论是留学在外的还是留在国内拥有万贯家产的人，都没把这种知识看作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并未走上发展经济的正轨而且有些国家还全面倒退？答案是因为“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遗产的忽视和破坏能力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完全摧毁了殖民者所遗留的一切，同时又没有学会何以代替之”。
富国和穷国各自的未来将会怎样？答案是“富国、工业国可以保护自己，其办法是保护科研领先地位，转入新的、正在增长中的产业……（穷国）最有效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
考虑到此书出版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以及出版之后的影响力，很难相信它只是一本纯学术作品。无论如何，在此书的论述中，帝国主义的身影消失不见了，精神、思想和文化上的对立再次卷土重来；而这一思想的传播恰恰与当时的西方借“新自由主义革命”名义大力推进的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如影随形，也恰恰起到了说服非西方国家心甘情愿接受西方全球统治的作用。
戴维·兰德斯于2013年去世，继承了他这项解释工作的是比他年轻40岁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一书中指出：让源自欧亚大陆西部边缘的少数人类在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世界的，是六个“杀手级应用”——
1.竞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化，它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创造了启动平台；
2.科学：一种研究、理解并最终改变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除其他外）对其他国家具有重大的军事优势；
3.产权：作为保护私人业主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手段的法治，构成了最稳定的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基础；
4.医学：科学的一个分支，使健康和预期寿命得到重大改善，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但也在其殖民地；
5.消费社会：一种物质生活模式，其中服装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和购买起着核心的经济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是不可持续的；
6.工作伦理：一种源自基督教新教的道德框架和活动模式（除其他来源外），它为应用1至5所创造的动态和潜在的不稳定社会提供了粘合剂。
从说服的角度看，尼尔·弗格森比戴维·兰德斯走得更远。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引用了大量引入入胜的历史材料，令普通读者入迷，令知识分子折服，但是与此同时也都悄悄地完成了一项不易察觉的重要工作——将事情发生的结果和原因做了一个颠倒。在尼尔·弗格森的书里，当竞争、科学、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些原本是野蛮的帝国主义扩张运动所催生的结果的东西，被强行解释为西方文明中独有的“杀手级应用”时，真正的那个原因——“军事革命”和侵略战争，也就完全不需要了。
这两本书都是全球畅销书，影响了很多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们，他们是如此热切地希望从这些论述西方如何富强的书籍中找到真经。当然，他们最终的结果必定是一无所获，因为真正的道理必定不会包含在这些风行全球的大众读物中。
有个流行的说法，现代社会三大病症：性解放、消费狂、成功学。前两者涉及人之大欲，总有一定的发生理由；而成功学的兴起，不过是欺骗者和受骗者共同制造的一个泡沫，尽管也风行一时，但终归是个假象。
事实上，从西方学术界里生产出来的这类解释说明西方之所以如此富裕、之所以可以称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之所以必然要统治世界的学术著作，不过就是一种大号的成功学，与市场上五花八门贩卖个人或企业“成功秘笈”的畅销书没有本质区别，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共同点：“成功秘笈”由“成功者”本人亲口说出来，那就一定不是真的，而且一定是继续服务于“成功者”当前和未来个人私利的。
全世界的财富是个大蛋糕，虽然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蛋糕在以一定的速度变大，但却远远赶不上蛋糕分配不公平程度不断恶化的速度。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西方富国已经占有了一块很大的份额，如何继续扩大份额，至少守住现有份额不变，就成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头等大事和共同目标，西方各种形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无不服务于这一目标。
既然如此，它当然会有十足的动力通过宣扬一种“西方成功学”让其他国家相信它的这块份额是“应得的”，是理所当然乃至天经地义的。它决不会愚蠢到把它如何占有并长期保持其份额的真实历史及真实手段告诉其他国家，并鼓励其他国家学习和复制。
戴维·兰德斯和尼尔·弗格森的著作代表了“西方成功学”中以欺骗为主的一种，也就是尽可能淡化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主义这个根本动力，将当前的财富和地位归因于东拼西凑的西方文化独特性。
与之相对，还有另外一批西方学者，或者由于更严肃或更有良知，或者出于对撒谎和欺骗的抵制，他们一直致力把西方崛起过程中那些被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再现出来。历史并不如烟，资料到处都是，他们很容易就发现了大量血腥和黑暗的事实，于是一些新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了，例如“战争资本主义”“奴隶资本主义”等，用来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若没有“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这一最根本的能力，西方将什么都没有。
与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一书大约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出版了《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该书保持了与大多数“西方成功学”书籍同样的学术立场，即从“西方统治了世界”这一既成事实出发回溯到历史中寻找其原因。
伊恩·莫里斯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
该书评论了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和戴蒙德的《枪炮、钢铁和细菌：人类社会的命运》等书的观点，但明智地放弃了对“奥秘”“绝招”“杀手级应用”等故弄玄虚的贩卖，而是将西方文明置于考古学视野中的人类文明史长度上考察并确定了其地理、气候、人种等方面的特殊因素，据此形成了一种将所谓“长期注定理论”与“短期偶然理论”融合起来的解释框架，即地理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地理因素。对他来说，解释西方成功的任务反而简单了——既然决定了今日西方主宰地位的最主要因素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再过多强调近代以来的所谓西方特色也就没必要了。于是他很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崛起的主要原因重新归结为战争因素。他在书中提到英国对中国的战争时写道：
我们可以听参加过鸦片战争的罗伯特·乔斯林勋爵（Lord Robert Jocelyn）说说，西方的统治是怎么通过那场战争传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看着不列颠舰队缓缓靠近定海，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了他们进入长江入口处。“船队对着小镇舷炮齐射，”乔斯林写道，“随后，木料的碰撞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喊声在岸边回响。我方首先开火，持续了9分钟……我们登陆时，海岸上已经生气全无，只剩下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这里就体现了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欧洲舰队和枪支可以突破任何东方国家的防御。
实际上，在服务于“新世界秩序”的这一种“西方成功学”突然兴起之前，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是战争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了定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一书出版于1982年，书中详尽描述了近1000年来欧洲如何在每一次社会转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展出更致命的杀人武器和更剧烈的军事活动，最终，“由于有了通常由普通商船负载的重炮，欧洲人能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美洲和亚洲水域扩展其控制范围”。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的《军事革命：军事创新与西方崛起》一书出版于1988年，书中指出：西方的崛起，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是通过其思想、文化、价值观或宗教等方面的优越，而是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与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
将西方的成功归因于“杀手级武器”而不是什么“杀手级应用”，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虽然直面了赤裸裸的历史真相，不再倒果为因地胡扯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个人自由的传统、好奇心和科学精神，等等，但是如此一来，却也失去了任何借鉴意义。毫无疑问，“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不过是自史前野蛮时代人类游团狩猎活动继承而来的一种能力，除了技术上的不断改进，与任何精神和文化上的进步都没有关系。
当然，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这种坦白承认的解释也是一种“西方成功学”，而且也可以学习借鉴，即所谓“以暴制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年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就可以视为前殖民地国家对“西方成功学”的照搬。照搬的结果，虽然暂时还无法在军事上打败西方、将西方的土地和劳动力变成自己的财富之源，但至少赶走了西方帝国主义，守住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
中国成功学？
对于这两种形式的“西方成功学”在非西方国家中引起的反应，西方是心知肚明的。
在1990-1991年那个历史转折点，美国向全世界推出的以“民主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过是西方进一步主宰世界的方案之一。这种方案的核心是将“民主”当作在他国进行“政权更替”的手段，将“自由市场”当作在他国进行资源和利益获取的手段，所以本质上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用“软实力”代替“硬实力”的新帝国主义。
这就意味着，西方向全世界大力兜售第一种“西方成功学”，配合以一整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目的就是希望非西方国家都接受这种新帝国主义，都承认本国不具备成为发达国家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在精神、思想、观念、制度、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诸多条件，最终只好接受西方国家通过这些“独有”的优势所制定出的“基本规则”，成为以西方霸权为支柱的“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心甘情愿接受西方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剥削。
如果各国不接受，或者新世界秩序在各国遭遇到抵制、“软实力”新帝国主义推行不下去，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再重新回到“硬实力”的老帝国主义道路上去，对于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并刚刚击垮了最大竞争对手的西方集团来说，实施这个方案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就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已经宣布要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新世界秩序，但在仍然沉浸在帝国主义往事回味中的英国，战争狂热再次风行。
英国一位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和记者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供职的《每日电讯报》上写道：“英国人在200多年里早已习惯了派遣远征军到海外，与非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作战。战争被英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为英国人敲响了非常、非常熟悉的帝国钟声”。因此，英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承担起丘吉尔的使命，《星期日电讯报》的一位编辑则将英国即将开展的军事远征称之为“后冷战时代的新工作”。
这是西方以其“硬实力”为后盾的第二张嘴脸，在某种程度上，也以第二种“西方成功学”作为理论支撑。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若不愿意接受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愚弄和欺骗，不肯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强加的秩序与规则，那么就要面对第二种“西方成功学”中的硬道理，看看本国是否具备挑战西方霸权的政治—军事“硬实力”。其“硬实力”的强大程度不能仅仅只构成挑战，还必须能够超越历史上那些曾经惨败的挑战者，而且还要能够在一个后西方时代运用一种超越西方的暴力手段统治未来世界，这当然就意味着一种比西方帝国更加先进的“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
对西方来说，这就是冷战结束至今当代世界的基本现实，通过两种在理论上相互支撑的“西方成功学”，西方强行把这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宏大叙事”固定了下来。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现实；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生活。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中国，如果中国不是在同样的这段时间里高速崛起，世界历史很可能就如此这般地“终结”了，不是“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终结”于西方对世界的永久统治，包括西方越来越富、非西方越来越穷这样一个全球财富分配格局。
但是，与西方的愿望正好相反，中国高速崛起的真实故事，一举戳穿了两种“西方成功学”的神话。从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角度看，中国并没有突然间就具有了那些被西方学者们总结出来的西方独特性，中华社会与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个人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基于财产私有制的法律和政治体系都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还被归纳出很多条之所以在科学上落后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从政治到文化。
但是，中国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开创出了一个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超越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比西方的成功更大的成功。从第二种“西方成功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完全没有依靠对外战争和殖民，没有经过任何“战争资本主义”阶段或者“奴隶资本主义”阶段，没有暴力攫取海外土地和劳动力，恰恰相反，中国甚至距离最近一次的自卫反击作战也已经有40多年了。
对于西方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中国的成功意味着，西方鼓吹的第一种“西方成功学”大部分是假的，西方基于“老师”的身份地位享有的目前的财富份额并不合理，非西方国家取得与西方同样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并不一定要复制照搬与西方完全一样的一套。
不仅如此，中国的成功还意味着，即使西方坦白承认了第二种“西方成功学”的内容，但中国的例外实际上证明了历史上西方施加于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暴力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西方基于“强盗”的实力地位占有目前的财富份额也是不正当的，非西方国家取得与西方同样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并不一定要重走西方通过战争崛起的老路。
最后一点，也是对于西方来说最致命的——通过在实践上对两种“西方成功学”的基本否定，中国的成功，特别是文明复兴意义上的成功，正在展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既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硬实力”也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软实力”同样也可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
可以说，西方对于中国的恐惧、仇恨和愤怒，其心理活动根源正在于此。简言之，中国取得全面的成功这一重大事实本身即宣告了西方统治世界的非法，也宣告了西方版世界历史叙事的虚假。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从最初阶段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到当前阶段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由于中国的成功，目前已经逐渐展现出一个“去西方化的现代化”阶段的前景了。这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若从2000年起算，中国成年人的人均财富从4247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67771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9%，大大超过整个世界4.8%的平均年增长率。中国这个20年的增长水平对应于美国自1925年以来近80年的财富增长，如果中国在2025年达到预测的107万亿美元，这将与美国2017年的财富水平相近，这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至2025年之间会取得相当于美国13年时间的进步。
根据该机构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财富将达到105400美元，超过“高财富”国家的100000美元标准线。在短短25年内完成了这一过渡，无论从中国的人口规模上看，还是从平均增长速度上看，都是历史空前的。而毫无疑问，这些反映真实历史和变化趋势的数据和曲线，每天都在刺激着某些人的神经。
2022年以来，随着西方的焦虑与日俱增，其应对措施也开始频频出台。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因为“国际秩序的基础正在受到严重和持久的挑战”，而“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图源：BBC）
6月，北约通过了《2022北约战略概念》，首次宣布中国为“战略挑战”。7月，美国通过了被认为“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对华竞争法案”。此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为了敦促国会尽快通过该法案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表面上看，并没有出现中国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任何一个领域马上超过美国的可见现实，那么到底是哪个方面的变化使得美国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时间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即可得出结论：让西方深感焦虑的，主要不是中国与西方集团的实力对比，而是中国的成功作为一种示范这个事实本身。正是这个非西方的示范与西方将自身作为一个示范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每一天都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对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认知。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评价实际上一直是在“西方成功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因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恰恰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就是虚假的，并带有特定的预设目的，所以在将这种理论应用于解释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更确切地说，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学或称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作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性理论而流行于世，并不是真的科学理论，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伪理论。不要说中国经济，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按照这种经济学的要求，将纯粹经济的活动从五花八门的人类社会活动中单独抽离出来进行单方面的观察和研究。
对于这一点，约瑟夫·熊彼得在其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就曾指出过：“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把一个事实称为经济的事实这已经包含了一种抽象，这是从内心上模拟现实的技术条件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的许多抽象中的头一个。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
自从自由市场经济学大举进入中国以来，太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在太多的问题上坚持用这种过度抽象的伪理论解释和说明、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但总体上却是脱离现实的，无论是解释还是预测，总体上都是失败的，于是这成了他们口中的所谓“中国经济之谜”。其实中国经济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之处，混乱完全出自经济学家们自身的“经济学理论之谜”，也就是一种偏执的、盲目的、毫不妥协的非要用伪理论解释真现实的思维定式。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近乎封神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其实不过是些陷于自身混乱不能自拔的伪学者。好在中国经济发展自有其强大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被学者们的伪理论引入歧途、落入陷阱。
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困难，至少要比生搬硬套西方主流经济学伪理论时容易很多。只要不抱有将现实当作“纯粹是经济的”并将其人为地抽象出来，将经济活动与它原本就与之紧密相连的其它方面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内在逻辑是可以清楚地被透视出来的。
这里我们引入了“超经济突破”这个概念，用于描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突破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多种力量在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突破。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短短7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对大多数先发国家的赶超，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多次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下继续保持经济的韧性和弹性，稳步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个惊人的事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奇迹”。事实上，每一个反映在经济指标上的增长奇迹，都是中国70多年来持续完成的一系列“超经济突破”的结果，而“超经济突破”由于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多个领域内同时实现的，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因此更多地属于一种事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无法在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建立理解。
具有政治事业性质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因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而不同，很难归纳成统一范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先进工业国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这些从根本上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选择，包括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将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利用资本和节制资本的平衡、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的选择。
总体发展战略上的成功，也是中国在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各领域的成功，反映在中国经济上，就是本书所说的“超经济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不能脱离“西方成功学”的狭隘框架，无法将本质上属于“中国成功学”的“超经济突破”纳入其理论体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国经济真正的成功之道。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文摘
看目前中国的税负重不重，主要看企业的税负重不重。目前中国企业的全部税收与利润之比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经是最高的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加上中国企业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之外的各种费，中国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了。同时，中国企业的总税费重，还由于中国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资产汇报率低：1、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很快，已经很高；2、真实融资成本很高；3、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化运行基本法则且能增进全社会人民福祉的现代国家制度，仍是当代和未来中国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反思过去40年中国经济告诉增长的内在机理和真实逻辑。
当代中国还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半路上。我相信，只有当代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划建立起了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未来中国经济才会有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绝大多数国人的福祉才能不断地增进。
除非有大规模的新科技创新发生，目前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可能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西方国家面临长期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转变过去出口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转而采取以“减税富民”为主轴的扩大内需的增长模式。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而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
熊彼特假定，企业家的创新是一个独立的内生因素，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在“创新”之前，经济体系处于静态均衡，企业的总支出等于总收入，没有利息和利润。但是，企业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不断进行创新，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即进行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上对银行信用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而企业家的成批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
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和竞争的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赢利机会减少。接着，银行信用收缩。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当商业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而当一些新的企业家“创新”重新开始，会使得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由此熊彼特认为，每一次萧条都包括者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和新的商业机会，市场也很难从萧条中复苏，或者复苏过程将会很长。
在由企业家群体“创新”所推动的商业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破坏”这一路径演进的，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事实上，西方国家实体经济部门增长的动力早在20世纪末已经显得乏力，但是，由于这些国家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人都沉醉在虚拟金融资产膨胀所造成的持续繁荣迷梦之中。
巴德《美国大萧条》如果政府有违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而过度地去计划、安排、干预、刺激经济，即使在短期内会延缓经济衰退，但是当倒置经济衰退的因素越积越多的时候，危机一旦爆发，经济将会跌得更深，破坏性也会更大，复苏之路也会更长。
与其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采取扩大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的宏观政策去刺激或强行拉升“有效需求”，不如按照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去支持企业家进行科技创新，去寻求能唱起提高社会整体福祉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增长发动机。
由于20世纪末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了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70%，出口依存度也超过40%，在此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与复苏直接关联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如果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和萧条，中国经济靠外贸出口来保持高速增长的模式很显然将难以为继。
在找到真正推动新一轮经济复苏和繁荣新动能的科技革命之前，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慢性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受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可能的长期萧条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下降的明显负面影响，中国必须转向着力扩大内需，以求逐渐转变为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决策层首先要考虑采取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减税富民”，让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与GDP的增速同步增长。要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并要彻底改变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趋于衰颓的大环境中，要真正启动内需，要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在采取“减税富民”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就要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大幅度地增加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政府投入，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再由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从而转入依靠内需来维系中国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良性轨道。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未来中国自身的工业、科技和市场的深化与发展，中国也自然会慢慢落入这种长周期的商业循环之中。因此，在目前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相对有利的地位，以及在资金和外汇储备较充裕的条件下，中国要密切关注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的新能源产业革命的进展及其成效，加大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能够居于人类科学发明和新技术创新的最前列。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从而敢于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显然不是件容易事。在目前的格局下，由于中国企业实际上已经税负过重，合宜的政策选择是：与其通过高税收、高财政支出来拉动政府方面的高投资——从而实际上是政府替企业花钱，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各种税负，把资金留给企业自己去花、去投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短缺，经营困难，政府目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恐怕莫过于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负了。只有企业税负真正减轻了，企业有赢利的预期和“理性计算”了，看出了赚钱的商机，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才会提升，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和企业技术升级，从而才能真正启动企业投资扩张所引致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企业投资和扩张是否有新一轮的启动；无论是从长期来讲，还是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在国内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退，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将会落空或收效甚微。换句话说，改变多年来国内居民和家庭消费持续疲软的状况，是拉动内需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改变居民消费需求多年持续不振的格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弄清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不振的现状及其原因。
从国际比较和当代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均太低，而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按照商务部最近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三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美国消费占GDP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结果，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个百分点。更令人感到有些触目惊心的是，目前的中国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低于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不断降低？这里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同期的政府财力增长。按照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其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见图1）。近些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在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近十几年来每年增幅大都超过20%）、企业利润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结果自然是“国富民穷”。这是近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存的体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社会财富极其迅速，而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对而言比较缓慢，这就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断拉大。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会财富向直接掌握着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系的人们的手中快速积聚，就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格局乃至社会的基本安排上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家庭消费一直疲软，这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自然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
第三，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还是不敢消费，而是将有限的钱存储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有钱不敢花，而是存起来以备生病、失业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不虞之需。从社保方面来看，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最近数据，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连续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仅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GDP猛涨，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医保、社保不到位，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低，更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
基于上述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要启动内需，以确保中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关键就在于要根本调整我们的宏观政策基本导向，并相应地改革我们的财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决以上制约国内最终消费不足的三个体制和政策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只有彻底扭转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采取并真正贯彻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望真正启动内需。
如何启动中国家庭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根据上述导致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不断下降的三个因素，在“切实富民”和启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方面，目前看来大致也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项：
第一，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和增加工资等多项政策选择，较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尽快并迅速扭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第二，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转并切实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在快速和较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大幅度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仍在不断拉大之现状的根本之策。
第三，尽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投入巨资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譬如，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支出和诸如“四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块来用于医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财政状况相对还比较宽裕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九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如果说还没达到过剩的程度的话——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把巨量资金投向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全国的医疗效率、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
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最后也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三个可考虑的宏观政策选项外，深化金融体制建设与改革，使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规范和公正地运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稳定的增长，对拉动内需也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只有社会绝大多数人觉得手中的财富不断增加了，经济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只有当人们时时感到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不断增加，并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他们才敢花钱，才敢消费。由此来看，尽管股市的稳定和繁荣乍看来与内需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现代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千丝万缕地联结在一起，从而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不清的情况下，只有股市的持续繁荣，才会有持续的消费增加和持续的投资增长。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应该是实体部门真实增长的先导和点火器。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实体部门经济步步趋冷的格局中，决策层应该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股市、期货市场发展以及债券发行规模，并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从而通过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提高人们的信心，切实增加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财富。这样做了，会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的信心，促使整个经济尽快复苏。
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时，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因素之外，一个伴随的解释变量是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崛起和不断创新。具体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外资也大量涌入，带来了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国有企业管理者、高级经理人尽管受制于现存的体制，但他们也在不断努力创新自己的“商业王国”，做大做强自己管理的大企业。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我们华人做生意，既精明，又节俭，非常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可以认为，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大批企业家的出现和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中国历史来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以及历代王朝所屡屡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束缚和压抑了国人的经商精神。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是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压制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停留在农耕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上。而一旦制度束缚不在，一旦政府允许并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就会崛起，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就被“释放”出来了。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例子，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也是例子。由此我们也可以预期，在经济已经市场化的当今中国，只要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在，只要我们中国人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动力还在，如果能有现代民主与法治制度，对市场交易的产权保护更加完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将会继续一个时期。换句话说，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吃了“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看来就要主要靠吃“制度化改革”即民主法治建设的红利了。由此也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正在开始面临的“大转型”，正在倒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国进民退”不是指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而是指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本在迅速扩张，甚至包括通过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方式来大规模地扩张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值；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迅猛增加，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大规模地增加。“国进民退”的本质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越来越多的国民财富来增强其统御经济的能力问题。再者，由于国有企业对于上游资源的垄断，“逼退”了下游的民营企业，使后者不得不依附于前者及由前者所衍生的寻租市场而生存。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权力制衡是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关键。政府权力不受制衡，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拼命增长，国企经营官僚化、非市场化，是一条自我演化且不断自我强化的不归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来制衡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支出的用途。这也就是这些年我们所反复讲的，希望能通过预算民主来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均告诉人们，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首先出问题的总是金融系统，开始是股市大跌，随之银行倒闭，并最终波及实体经济。在经历过一个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实体部门的增速逐渐放缓或下滑是自然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必然的，也并不可怕，但一旦整个经济的隐患都聚集和累积到金融体系中，导致金融和银行体系出了问题，就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一样，那可就要出大事了。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不是短时期的问题了。
概言之，既然整个经济增速下行是避免不了的，那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并有些“理性的预期”，使我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能够对这正在到来的“大转型”做到合宜应对，而不应再期望和企划通过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来逆这一大趋势、维系短期的高速增长。这样才能在未来尽量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突然断裂。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就不会老是受一些短期波动的经济数据所迷惑了，就不会再为难为之事、费不可为之力了。真正要为和当为的，倒是渐进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序的制度基础与条件。
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中，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发现。现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的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
这几年，中国大规模地投资兴建“铁、公、基”项目，成为中国经济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即将过去，之后将留给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近期一系列逆势投资必须在依靠银行贷款来启动和完成。最近全国人大修订预算法时关掉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可能渠道，这无疑会将地方政府逼向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狭窄通道。地方政府靠银行贷款来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区和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
各地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带来沉重的债务，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金额高达十几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但其实企业的银行贷款负债更是一个大问题。到2011年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达58.2万亿元，其中全国房贷只有2.2万亿元，汽车和消费信贷的占比也很小。这样算下来，可能超过55万亿元都是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仅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目前，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大量企业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最近披露的江西最大的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元，无锡的尚德集团也有巨额负债，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在当下中国，有多少这样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倘若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再盈利，甚至亏损了，大家纷纷摒弃实业了，此时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保8”和维系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几年后不会出大问题？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缓慢和逐渐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银行体系突然失灵所导致的大萧条。纵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起先都不是实体部门出问题，而是金融和银行系统先出问题，然后再传导到实体部门。大都是股市暴跌在先，然后是银行倒闭、失业率攀升，逐渐过渡到实体部门，最后实体部门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形成大萧条。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和内在法则，像三一重工那样合宜应对，该扩张的继续扩张，该收缩的及时收缩，或许未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
现在中国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都在下降，企业盈利困难重重，这种情况下再放松货币供给，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业没有订单，利息再低，它们也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如果银行看到企业不赚钱了，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计算和风险考量而惜贷。更严重的是，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亟需贷款，是一个个再贷多少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再加上越是快要倒闭和清算的企业，越紧缺资金越要贷款。在此情况下，放松信贷——尤其是降息——是再错不过的宏观政策了！因为放松信贷会把资金再次错配到地方政府和濒临清算的企业那里去，只会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把中国经济推向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一样的大萧条。
因此，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政府决策层真正想寻求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要启动内需，可能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了，而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只有总量减税，企业税负降低了，在国际上恢复竞争力了，订单多起来，中国经济才有望继续前行。
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和国际竞争力都在下降，关键是企业的税负太重。政府减税了，成本降低了，企业有竞争力了，有盈利预期了，企业才愿意贷款，才会增加投资。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拉弗曲线”，它表明政府征税有一个合理的极限：在税率很低的情况下提高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税率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会减少。因为到了某个极限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使得税基减小，一些企业开始关门，甚至倒闭，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开始减少。
因此，在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的今天，我们需要减税富民，即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要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我们的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推动未来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改变依靠政府花钱、依靠政府对公共设施投资和大型国企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不会在未来出大问题。
要看到，在经济出现困难时，不管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有多大，首先考虑的不是政府花钱，而是要救企业，给企业减税负，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恢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没有比减税更有效的措施了。此外，只有减税，等企业恢复了，经营好了起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增加并不在于央行主动发货币，而主要在于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数字积累在银行中，就主要构成了广义货币。从这个角度理解M2，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体中的广义货币，说到底只不过是由所有个人、家庭、企业、机构和政府等在所有银行的存款数字所构成的而已。
如果控制不了商业银行贷款，在经济扩张时期，一个人或商家的贷款就会变成他人或其他商家的存款，因而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过去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的快速增加，并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发货币，而是商业银行贷款急剧膨胀的结果，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已经变成一个次要的因素了。根据这一认识，可以用稍微专业点的术语来说：过去几年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主要是资本资产头寸增加的结果；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至政府财政存款的急剧增加，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贡献因素。
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全部GDP的份额大致为70%，墨西哥的占比约为60%，印度也已达到50%左右，而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2%。2011年美国的GDP总量略超过15万亿美元，按目前汇率折算，中国的GDP总量大约为7.5万亿美元，为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汽车、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远高于美国，与美国相比主要差距就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上。这说明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国家未来经济的增长，应该转向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目前美国的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服务业，经过多年的不断扩张，与自身法律制度建设紧密相连。一个良序的法律制度体系有助于确保交易合约的实施，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2007年，中国的证券化率最高为151.5%，即1元GDP对应1.52元左右的股票和有价证券。2009年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沪深股市通过IPO、增发和配股募集到的资金达2万多亿元，但中国的证券化率却在萎缩，目前还不到70%，下降了一半还多。
股市低迷，自然意味着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在萎缩；股市繁荣，中国的证券化率就会提高，进而带动GDP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的决策层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根据我的好友陈志武教授开展的一项研究，早在1880年，美国的金融票据总值与GDP之比就超过200%，到2005年，已经达到1美元GDP对应近10美元金融票据了。2008年下半年金融风暴之后，美国的金融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这个比率也不低于800%。虽然美国许多制造业的产量和产值都没有中国的大，但GDP却仍然是中国的两倍，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由此来看，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从依靠投资和基建来驱动经济增长，慢慢转向发展服务业，进而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服务业，还应该与富民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尤其要提高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收益。自然而然，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也会增加。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望在未来走向较稳定的长期发展轨道。
但是，发展服务业必须具备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如果法制建设、依法治国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那么服务业又怎么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权力得到合理有效的制衡，才有望改变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才有可能大幅增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如果说1978年到现在三轮经济增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主要是靠我们享受“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所推动的话，那么未来中国金融服务业长足增长，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就需要依靠“制度化改革的红利”来推动了。但是，一个体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维系的力量会很强大，反过来说改革的阻力也很强大，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面临的真正难题。
凯恩斯：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指出这一点，凯恩斯还觉得不够，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凯恩斯的上述判断，是一个极其伟大和深刻的理论发现。他这一段话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或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或者反过来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一国繁荣兴衰的重要经济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