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元月4日，我和同事们从西雅图经芝加哥转机飞往诺福克。在西雅图机场，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把登机牌给我的时候说，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行。我按照以往的惯例，回了他一句，你也是。
到了诺福克，我们每个实验室的人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方舱集装箱装来的实验仪器安装在船上的实验室里。诺福克有一个麦克阿瑟纪念馆。有一天下午我就跑去看了。在门口，我请另外一个人帮我照相。那时候还是老式的用胶卷的的照相机。他按了一下我沒听到快门的响声。我说你使劲按吧。结果他就在那儿一直按住不停。我就听到啪啪啪啪响。我给他的时候胶卷是在13张，结果他把24张胶卷全部用完了。
元月9日下午，我们所有参加这次远洋考察实验的的差不多30个科学家都被叫到岸边，顶级科学杂志”科学”的记者来对我们的这次航行进行专访。主要采访对象是我们这次远洋实验的首席科学家克鲁岑和总协调人贝茨博士。我们其他人对自己的项目进行了适当介绍。
11日，布朗号离港出发。这次远洋航行是我人生中最激动的一次旅行。我到现在每次想起这次航行都很亢奋，旅行经历各个镜头细节在我脑海里回放。这也留下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通过海关出境的“偷渡”记录。
刚刚出海的前两天，风平浪静，也没有什么科研任务。有空就到甲板上走走，看看风景。第二天就只能看见海了。
第三天，船开始剧烈地颠簸，我想可以在船上走走吧，就到了三楼的甲板上。结果一个大浪打过来，全身湿漉漉的。到了晚上更是难受。我的舱位是在底层，没有窗户的，只有定了闹钟早上才能起得来。晚上熄灯之后，浪头撞击船板的声音就感觉到像砸在脑袋上。早上起来之后，船上的船医在餐厅给我们每人分发晕船药时大吐苦水，说你们晕船了可以休息了，我还得工作。大概有三到五天, 吃的东西都被吐掉了。船上餐厅的厨师是个菲律宾人。他告诉我餐厅里还有方便面和苏打饼干，吃了可能不那么容易吐。说来也怪，吃了这两样东西之后真的很少吐了。后来也不知道是风浪小了还是慢慢适应了，能够吃点东西了。但是吃的是什么，味道好不好，我品尝不出来。有一天，有一个同事问我，今天吃的北京鸭味道怎么样？我很奇怪, 我就没吃到北京鸭呀，只吃了那个红嘻嘻，甜不拉几的鸡呀。那个同事跟我说，我们厨师号称这是他最拿手的中国菜。
十多天之后，船到了巴西海域。风浪变小了。我们的科学考察实验开始了，每天上午和下午船停在一个固定位置进行立体采样测试，最顶部是由NASA 马里兰的一个实验室放气球，测试高空的臭氧浓度。海洋物理科学家们打土钻采样测定该海域岩石的组成成分。中间的部分，测定大气和海水各种化学成分。我负责测定大气与海水界面的氨的化学通量。
船上有卫星接受装置与外界联系。我们可以发E-mail, 但是被告知，因为容量有限，个人邮件只能发文字，不能发图片和视频。船上的演播厅每天放不同的电影。到了晚上临睡的时候，差不多所有人都到了船上的健身房去锻炼，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才能够睡得着。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克鲁岑博士和贝茨博士轮流告诉我们，我们的船在地图上到了什么位置, 当天的分析测试计划几点开始。慢慢开始，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船上的科学家们每人作报告，分享自己以前的研究。
二月初的时候，我们的“布朗”号到了南非开普敦，要停靠5天。开普敦素有“天堂之城”的美誉。船到岸之前，我们先统计人数，说我们所有人到了岸之后，要到开普敦最有名的海鲜饭店去吃一把，自愿参加。船上的大部分科学家都去了。我和克鲁岑博士、贝茨博士一起饱餐了一顿。
在开普敦期间的主要事情是给船上装给养。在这几天，我游览了关了纳尔逊.曼德拉37年的罗宾岛监狱，形状象桌子一样的著名坠崖圣地桌山 ，从小时听马季相声就知道的处于印度洋和大西洋分界线上的好望角。在去好望角山坡的路上，还有一个痕量气体观测站，做的工作和我以前做的研究方向很相似。
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之后，我们来到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那时候的毛里求斯是世界上第三大服装出口国家和地区，仅次于香港和台湾，同时也是世界上有名的集邮市场。服装厂里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中国劳务输出的工人。毛里求斯历史上曾经先后被英国和法国统治。这个国家的华人也很多。全国100多万人中有10多万华人，首都路易港10万人中有3万华人。令我吃惊的是，我们中国的春节法定假日是三天，而毛里求斯中国春节全国法定假日是5天。我们的船在那边的时候，他们还是在春节后的假日中。当时的国家文化部长是个华裔，姓熊。他主持了在路易港海边举行的露天春节庆祝晚会。我站在人群中间，回味着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情形。在毛里求斯三天之后，我们的船中午要离开毛里求斯。我一看上午还有时间，就先到集邮市场和服装市场转了一圈，买了一双旅游鞋。
船继续向北行驶，经过赤道。各个国家的海军和船员，有一个规矩，没有经过赤道的人被称为“小蝌蚪”，过了赤道之后便成长为老水手。我们船上的这位船长也要过了赤道之后才能有资格正式上任，成为“船长“，之前只是CEO。 过赤道，我们搞了一系列的仪式，叫做”扑力瓦格”。我曾经写专门的文章发表在“神州学人”上面。
马尔代夫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他们的广告词是“我们不知道天堂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马尔代夫在哪里”。这个国家是由几千个珊瑚礁岛组成的。每个岛的面积都特别小。最大的岛是这个国家的首都马累。我也就花了100分钟，就把这个岛走了一圈。国家唯一的机场，是在两个岛中间填海专门修了一条路才有了跑道的。稍微大一点的飞机都要到斯里兰卡或者印度去转机去转机。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是由驻斯里兰卡大使兼任的。全国最高海拔都在3米一下。信奉伊斯兰教。每天下午3:00所有商店关门。做完祷告之后3:30钟再继续开门。这是我们这次IndoEx’99科学考察实验的重点地区。我们的船进入马尔代夫三次，但是只有第一次港口有位置，让我们的船停靠了。后面两次，我们的船只能停在海里，坐海上出租船小船才能到岛上去。幸好这个国家可以落地签，每次到港之后海关官员到到船上来给我发签证。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月之内三次进入马尔代夫的记录。很多岛本身就是一个度假村。把沙滩椅放在海滩边，海水慢慢升上来的时候，手往水里抓，就有珊瑚石抓在手里。因此这个国家的海关最严格的条例就是禁止带活珊瑚石出境。在马尔代夫海域实验期间，我看到了寻常看不见的奇景。印度洋的海面，在沒有风的时候，就是一个硕大无比、一望无际的镜子，令人震撼。好几天的傍晚，月亮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太阳还挂在西边的天空中。还有好多次，海豚和鲸鱼就跟在我们船后面嬉戏跳跃。当然，看见海豚的次数很多，鲸鱼总共就出现了两三次。
在马尔代夫实验期间，每次离港就是7-10天在海上游弋。有一次还出了一点麻烦。我们船上的实验分析用水是带了离子交换树脂柱自己进行交换的。出发时带了足够的备用离子交换树脂柱。但是不知道什么方面出了问题，这些交换柱被污染了，产生不了合格的实验用水。贝茨博士就通过卫星紧急求救，用直升飞机空投离子交换树脂柱到我们船上，才保证了这个航次的实验顺利进行。
1999年4月，我们的IndoEx’99 实验顺利结束。在这4个多月的航行我们全船的科学家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般是上午采样，下午各人到自己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并开研讨会讨论实验结果与进展。晚上在演播厅一起看电视或者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样算下来, 我和克鲁岑博士吃了100多顿饭，有3种形式：1998年8月正式宴会，在船上航海考察期间的每日三顿的工作餐，在开普敦镇上饭店里自掏腰包的AA制聚餐。
在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工作1999年6月要结束了。4月份回到西雅图之后，把毛里求斯买的那双旅游鞋拿出来穿，才发现几万公里背回来两只右脚的鞋子。星期一上班，我赶紧发E-Mail 去问罗兰博士他的那笔经费有没有到位。他告诉我，“收到E-Mail 10分钟之前刚刚收到消息，没有拿到这个项目，可能是他们知道我快要退休了吧。”
1999年到2001年期间我在德州理工大学做研究工作。德州理工大学化学系李桂根教授是我在南京大学期间就认识的好朋友，两个人的老家相差不到10公里。他是著名有机化学家夏普莱斯的在Scripps研究所的博士后。2001年8月，他邀请夏普莱斯到德州理工大学作报告。海报上写着, 夏普莱斯已经拿遍了本领域的所有奖项，现在就等着拿诺贝尔奖了。我之前知道一些夏普莱斯的工作，但是看到这个海报如此大的口气，还是觉得话是不是还是讲得太满了。结果两个月之后，他就真的获得了诺贝尔奖，2022年又拿了第二次，成了诺贝尔奖历史上仅有的五个两次获奖者之一。我去听了夏普莱斯的报告，并参加了报告后的reception。当年听巴丁的报告的时候，是在他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而听夏普莱斯的报告是在他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前。我也听过另外一个生物工程的大牛教授Erik Winfree的报告。海报上写着，他已经拿遍了他领域的所有奖项，独缺诺贝尔奖。他在加州理工要让学校提拔她的太太钱璐璐为加州理工正教授，并且对学校说，你们不给我太太正教授，我就离开这个学校。加州理工还真的给他太太提成正教授了。当然钱教授的水平也是不差的。这么牛皮的角色，可能就是海报上写了缺诺贝尔奖，所以到现在还没拿到。当然他才54岁，还有很多年机会。后来，我到特拉华工作，又碰到夏普莱斯80年代在麻省理工的一个博士生。他说夏普莱斯在科研方面看事情非常准确，在别的方面预测也很灵光。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发给了三个搞质谱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日本岛津公司的田中耕一是少有的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公司工作的研发科学家。他的原始论文也是日文发表的。不仅他自己没有想到会拿诺贝尔奖，当天，日本教育部寻找田中耕一的资料根本找不到,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田中耕一开辟了蛋白质等大分子的简单而精确的质谱分析方法，这些高分子量化合物非常难以通过常规方法分析的。我是做小分子质谱分析的。我现在还是另外一个全球最大的质谱公司SCIEX的科技创新顾问。2003年2月，我在马里兰州的岛津公司北美总部接受培训, 田中耕一来来出差。那天上午，让他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他讲了几句之后，我什么都没听懂。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觑。这时候主持人就来跟他讲，你是不是就不用英语讲，还是用日文日语讲，我来帮你翻译成英文。我因为在日本进行过两次访问，懂一点日语，大概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后面就是田中耕一用日语讲他怎么发现了这个新的分析方法的故事，主持人用英文翻译。我想起了我1993年在日本国立农业环境所进行访问研究的第一天，去见国际交流科科长。他跟我讲了2分钟之后，我说我来日本的时候，邀请我的阳捷行博士告诉我工作语言是英语，日语只要懂日常用语就行了。刚才你讲的日语我都没听懂。这位科长说，我刚才跟你讲的是中文啊。然后他就换成英语跟我讲说，他在台湾学过两年中文。
2018年7月，我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旅游，我们旅游车经过山坡上一幢小房子时导游告诉我们，当年诺贝尔和他哥哥就是在这小房子里进行他们的实验。很不幸的是，发生了爆炸，他的哥哥爆炸中失去了生命。下午，我们来到诺贝尔奖颁奖大厅。我们的导游是个六十几岁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们，她作为高中生志愿者参加了1957年的频奖仪式，看到杨振宁和杜致礼先嘀嘀咕咕，然后杨振宁和李振道讲了几句话。尽管获奖名单上李在前，但杨是先上去领奖的。
2022年我担任了美国化学会特拉华分会候任主席。11月份，我们分会和费城分会，宾大艺术史系、化学系一起，和位于费城的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一年一度的Ullyot 科学讲座。我代表我们分会联合主持这个讲座。主讲嘉宾是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朗西丝.阿诺德。她因为在酶的定向转化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而获奖。她的个人经历和我们传统科学家完全不同，从小就不是一个乖乖读书的别人家的好孩子。七十年代中学阶段曾搭陌生人的顺风车到华盛顿到特区抗议越南战争，并靠当酒吧女侍应及计程车司机维生。成年之后, 两度丧夫, 中年丧子, 自己身患癌症，历经坎坷，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她从一个普林斯顿机械系的毕业生，转化为加州伯克利化工系博士，又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把自己打造成科学界独一无二的存在, 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那天的讲座是下午6点开始，我大概5点左右到了科学史研究所，就开始先到展厅去看那些科学展览。转了一排之后，看到阿诺德拎着一个手袋，静静的一个人也在那里看展览。我到她旁边的时候，相互对视一笑，算是打了一下招呼。她那天的讲座，讲的是化学怎样进入人类生活。我通知了费城地区好几个高中生去听了她的讲座。讲座之后，这些高中生了都很兴奋，reception的时候排队和她合了影。然后我们几个组织单位和她一起到旁边的一个很简陋的餐馆去吃饭。费城老城区的这个意大利餐馆有些年头了，上楼的时候楼梯都有点吱吱响。美国吃饭的规矩，吃完饭之后可以点一道甜点，我们好多人都要了，但是我注意到阿诺德没有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