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紀念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逝世五十四周年，我們決定先行刊發本文，稍稍推遲預報的徐志摩續篇[上篇鏈接]。
作者沈亞明保存了三通陳寅恪致沈仲章函，皆為《陳寅恪集·書信集》所缺。經陳寅恪三位女兒同意，可由沈亞明陸續公佈。
第一通：簡稱“呼救陳函”，寫於1942年3月19日，發自香港。其時，陳家受困港島。陳寅恪給沈仲章連發兩函（另函待尋），向外求援。該致沈仲章函是從1941年10月到次年6月之間，目前唯一被發現的陳寅恪親筆函，意義不言而喻。
第二通：簡稱“報安陳函”，寫於1942年7月23日，發自桂林。其時，陳家剛有安居之處，陳寅恪向沈仲章報平安。同時段有不少陳函，倘若逐函排比分析，應可追溯陳寅恪對其後去向的考慮進階。在目前可見的該系列陳函内，第五函致沈仲章。
第三通：簡稱“托事陳函”，寫於1946年6月12日，發自南京。其時，陳寅恪去歐美治眼無效，回國不久，托付沈仲章替他辦理實際事務。該致沈仲章函是從1946年3月到同年8月之間，目前唯一被發現的陳函，意義也不言而喻。
本文解讀“呼救陳函”，其前身已收進《衆星何歷歷：沈仲章和他的朋友們》。最近，沈亞明正在對全文動手術，以反映探究之進展。恰逢陈寅恪忌日，授權上傳剛完成的修改稿第一部分，为紧接的逐句读函作些铺垫。
陈寅恪致函沈仲章呼救：否则为饿莩（一）
沈亚明
[全函扫描图见《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中华书局2022]
目前，找到三通陳寅恪致沈仲章函。本文解读第一通，恭录全函如下：
錫馨兄左右：日前奉復一片，想已達
覽。弟困居此間，開滬之船遥遥無期（指普通搭客之船）。親友之留而未去者俱窮極，不能救濟，恐不久即將斷炊。至於舊病之復發，更無論矣。故必須籌措借撥，支持數月，或可待船至上海。否則為餓莩無疑。現在親友居内地者，交通斷絕，不能通音信。 聞 森老近在滬，不審其有熟人在港或轉托友人可以稍事通融否？弟略有飾物存滬（非親自不能取出），俟到上海必可照數奉還也。専此奉懇，敬叩
旅安
弟寅恪拜啟 三月十九日
森老處希代問候，不另函。
弟仍居 九龍太子道369號二樓
首先，点出函旨：函作者“困居此间”，呼唤“救济”，“否则为饿莩无疑”，切切“专此奉恳”。
鑒於此，將以“呼救陈函”指代本文所读之函。而我有理由估測，呼“救”目的不限于“济”贫，真正关键是要脱离“困”境。
然后，简说三事：
其一，陈寅恪三位女公子陈流求、陈小彭与陈美延的郑重叮嘱：根据乃父遗愿，刊发陈寅恪函应用繁体。
其二，录文处理方式：示谦自称“弟”用小字，凡示敬用空格，“览”字前特用顶格等，悉依原函手书。原函夹行插入之语，录文以括号注方式表达。全函识读获精于古籍校勘者协助，又经陈氏三女订正。然若仍存差误，责任在我。
其三，本文所录陈沈后代交流：答言皆由小彭姨传递于我{#1}，主要通过书面，辅以语音留言。小彭姨告诉我，大都已向姐妹核证。本文前身经陈氏三女预览，本次修改对原有问答保持原样。仅根据我在了解史料及分析理解方面的进展，改动其他部分。
一、人际时境
面对历史文献，必须考虑时局环境。因情急所迫，才有“呼救陈函”，可知此类议题尤为重要，需要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察析。而公布此函目的之一，也正在此。
私人通函不同于刊发文章，一般情况下，预定读者只是受函人。故而真要细读“呼救陈函”，弄清通函双方的相知程度极为关键。可是我明白，探究陈寅恪与沈仲章的交往需要组文，一本文集还不见得能讲透。
鉴于上述，本节只拟略说背景，为下文稍作铺垫。解答若干小题，举例值得续思之点——均限我见，希望可助有兴趣者进一步讨论主题，体味措辞、口气及其他。
（一）年份
函末落款“三月十九日”，没有年份。我发现“呼救陈函”时，有信封但无邮戳，即非实寄封。
不过，看函文可知，陈寅恪在港，沈仲章在沪——“开沪之船遥遥无期”，当在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参比受函人与发函人各自行止及时局大环境，不难推算年份。
1938年初，沈仲章抵达香港。约在同时，陈寅恪携家到港。沈仲章在港滞留近四年，拍摄居延汉简、编制图册。1941年秋，离港赴沪{#2}。陈家在港住了四年多，前半段，寅恪先生曾去西南联大任教，两地奔波；后半段，就职于香港大学。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港沪通航受阻。12月28日，香港沦陷敌手。而陈寅恪全家逃离香港，要到1942年5月（由读第二通陈函时再议）。
因此，有把握下结论：“呼救陈函”写于1942年。
（二）递送
在陈寅恪受困香港期间，本篇所读之函是目前发现的唯一陈函。因此，思忖递送途径，实为必要。
我在父亲遗物中，同时发现三通陈寅恪致沈仲章函。另两通的信封上，都贴着邮票、盖着邮戳。唯独“呼救陈函”没有实寄封，而是套在一个几近方形的白信封，上面有父亲用蓝色铅笔写的“寅恪师函”。
这类近方形的白信封是我家常备品，父亲多用以装照片、底片、卡片和小零件等物。面对眼熟的信封，我基本可确定，这个信封不是来自陈寅恪的，而是父亲后来套的，用以保护“寅恪师函”。
顺以估测：“呼救陈函”也许通过邮局之外其他渠道，比如、附于致他人函内，辗转送至沈仲章手中。目前，缺乏线索可供检验我的假定。因此，无把握下结论。
然而，上述假定若能成立，则将连带一串值得续探之点。比如但不限于：倘托人捎带，那么是谁又如何？倘附于致他人函内，那么是谁又如何？关键在于其后，信息有否及时递达沈仲章？然后又如何……也许，会涉及战期历史的待填空白。
当时，营救陈寅恪是一件颇受重视之事；现在，也应是一个需受关注之题。
（三）称谓
陈寅恪受困时期本人如何向外呼救，是个大题。而因他选择沈仲章作为向外联络的渠道（也许仅为之一），便有必要思索双方关系、相交程度及其他——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题目，至少超出本文范围，需待日后。
这里，仅略说三个称谓，即陈寅恪笔下的“兄”与“弟”，及封套上沈仲章所标“师”。
浏览父亲遗留书信，不少年长知名学者（如魏建功、郑振铎、徐森玉等）致函沈仲章，多以“兄”相称，也不乏自谦为“弟”者。
这种称谓习惯，符合早年文化界通则。若非业师门生，前辈可为“师”者常以“弟”自居，却尊后学为“兄”。反过来，年轻人自谓“学生”，敬称年长者为“师”，也并非意在高攀师承关系。
确实，对比他年长的学者，父亲常尊称为“师”。落款署名前。也时加“学生”二字。需说明，父亲只在1928年上过寅恪先生的两门课，从不向外声称是陈寅恪的学生。
父亲始终对寅恪先生敬若师长。我已读另一通1946.6.12陈函，知道寅恪先生信托沈仲章办事无需客气。而读“呼救陈函”亦知，只据称谓不足以确定两人互相信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看内容。
（四）抬头
函首抬头“錫馨兄左右”，含三个组成部分。从后往前scan (扫描）：“左右”为示敬提称语{#3}，常见于旧时书信，表过不议。而称“兄”乃惯例，上文已释。
“锡馨”是受函人的本名或曰学名，但早已弃用，知者甚少，需略花笔墨解释。
按照我家这脉沈氏排行，父亲属“锡”字辈。他上小学时，便用“沈锡馨”。父亲是我祖父母的第二个男孩，“仲章”是他的字。父亲实足十一岁半{#4}离家，到上海当学徒，从此以字行。
有意思的是，虽然我的堂叔们的名字仍含“锡”，但我至今不知父亲胞兄胞弟的“锡”字排行名{#5}。近几年来，我与年龄长我一大截的平辈近亲交谈。发现记得我父亲曾有“锡xin”这个叫法的，只有一位年过九十的表姐。而且，她还不能肯定xin是哪个字{#6}。指出此类细琐，是为了说明知道“锡馨”这个名字的范围很小。
确实，父亲无论在唐山大学、北京大学还是在香港，虽然有些朋友会用外号或笔名称呼他（最常用的是Argon，汉译“亚贡”“亚工”等），但交往者大都以为，这个人的本名就是“仲章”。
在目前发现的往来书信中，“锡馨”之名最早见于“呼救陈函”。问题在于，陈寅恪为何称沈仲章为“锡馨”？
解答这个问题，需要折回1937年。那年夏，日占北平，沈仲章偷偷把居延汉简运出北大。稍后，日方发现简牍失踪。沈仲章被锁定为头号嫌疑，发出通缉令。12月，日方情报部门追查到沈仲章在天津的住址，与当地意租界警方联手追捕。情急之下，沈仲章带着万余枚简牍，急急逃往香港{#7}。
父亲在救简运简过程中，曾用过多个化名，多到一天换三个，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抵达香港后，就一直用沈仲章。1941年秋，沈仲章离港赴沪{#8}。刚到上海，估计住处应在英美租界，仍无需换名字。
岂料，太平洋战事爆发，日人占领了租界。原来藏在租界的大批珍贵古籍文物，危在旦夕。沈仲章见状，再次挺身而出。动用他与工商界人士的关系，去工厂物色可靠的人手，搬运转移。古籍文物数量很大，必须环环落实。父亲不仅清点搬运得亲自在场，晚上还常得驻守在藏书处。因此，尽管西南联大为沈仲章保留文学院院长助理一职{#9}，等他上任，但父亲脱不了身。
父亲不清楚通缉令有无撤销，便改用“沈锡馨”。算来，应在1941年12月7日以后，沪港已断通讯。于是，就产生一个待探之题：寅恪先生何以得知？
两个估测：一是沈仲章离港前预见有危险，与陈寅恪有约。若此，则是探究陈沈两人私交程度的一个切入口。二是港地遇危后（但在本“呼救陈函”前），沈仲章曾与陈寅恪通气。若此，所涉大有可探，无须我逐一指出，况且我也说不全。
换个视角，父亲的学界师友，致沈仲章函写“锡馨”的，并不多见。而“呼救陈函”抬头择名，使我自幼对寅恪先生持有的印象更为加深：“书呆子”处世行事也不乏细心周到之处，寅恪先生很为我父亲沈仲章着想{#10}。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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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陈氏三女对我说，她们与我是平辈，“顶多是姐姐”。关于辈分，我一是承父亲（他尊寅恪先生为师为长），二是遵我长辈唐子仁（她与陈氏三女儿是平辈）之嘱。陈小彭接受“姨”的称呼，但陈流求反对，曾与我专议此题，但同意继续商讨。参见陈寅恪长女流求忆沈仲章>。因本文基于前身修改，担心改了这处却漏了那处，造成措辞不统一，故暂维持原状。[点击链接]
{#2} 参见戴望舒二本日记：施蛰存致沈仲章函>。[点击链接]
{#3} 传统书信称谓之后常有此项，亦称“知照語”。我生已晚，从用过未“左右”，也无福受此尊重。大致理解如下：写信人假设收信人有地位，自谦只配跟对方“左右”相随的下属说话。不扯开解释旧时习俗心理，用现代人较易相通的说法，有点像直接“冲”着人说话的意思。
{#4} 林友仁、刘立新《沈仲章生平纪略》中写“十三岁”，估计因沈仲章对上大学前的经历，常采用虚岁算法。《沈仲章生平纪略》及不少资料，言沈仲章生于1904年。特此澄清：据户口簿、父亲亲笔所填履历及对家人一贯言，沈仲章生于1905年。
{#5} 我曾向一位长我二十岁的堂姐问她父亲（我叔父）的名字，她想不起“锡”字本名。我只知伯父沈维钧常被称“勤庐”，比如因我伯父是钱钟书少年时的国文老师，故钱先生一直称我伯父为“勤庐大人”。问了年长于我的老家亲戚，分清了“维钧”是名（我估计是字），“勤庐”为号。
{#6} 这位表姐见过旧契约写“沈锡鑫”。
{#7} 参见沈仲章和冒险助他抢救居延汉简的老百姓>。[点击链接]
{#8} 具体日期待考，范围已经缩小，不会早于10月初。待查线索：父亲这次到沪，必见之人是周建人。如果周建人留有记录，当有帮助。另，本篇原文注“11月的可能性较大”，需再思。读一封由华盛顿发往上海、托人转交的王重民致沈仲章函，可推知美国方面（应是胡适）预知沈仲章计划1941年10月后去上海。
{#9}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1946）》，《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1994
{#10} 学龄前就获印象，后经累积加深，原委有待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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