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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统
大家好！大家用国庆的休假时间来听这个讲座，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要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这本书。红军长征的故事，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谁都知道。但是我要问你们一句，红军长征的故事是怎么来的？这个恐怕就有好多人答不上来。
我们说一部伟大的历史，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历史是否能流传下来，关键是有没有人用文字来记录它，把它保存下来。《红军长征记》这本书，主要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的经历过程。这本书，我们管它叫作原始记录，是因为其中每篇都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在长征刚刚完成之后不久亲笔写出来的，这就是它的历史价值。
为什么长征的亲历者们要写这些回忆文章呢？为什么要结集成书呢？这个得从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说起。当年，红军长征第一批到达陕北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部分人员，到达陕北后，他们跟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会师。长征的结束，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激动人心、波澜壮阔，当时革命和红军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带到陕北的队伍，是一支精疲力尽、饥寒交迫的队伍。毛泽东过草地时，与张国焘决裂，毛泽东坚持要北上，张国焘坚持要南下，结果毛泽东北上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当时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只有一万人，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他拼命也得北上，因为他感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看到了国统区的报纸，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有红色根据地。也就是说红军长征的路程已经走了90%，最后才知道有陕北这么一块地方，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长征部队而言，可以说是绝路逢生，然后大家非常高兴地越过了六盘山，来到了陕北，最先到达的是吴起镇和瓦窑堡。当时这两个地方在陕北红军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在那个时候，陕北也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
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
最先到陕北的是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他们也有那种大鱼吃小鱼的作风。当时他们看陕北这个队伍不像样，队伍不纯，就开始在陕北肃反，当时把刘志丹等人全都抓起来了，一边肃反，一边杀害陕北红军的领导人。但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当徐海东得知红军快来了，他就准备去接红军。有一天打仗的时候，通讯员说，中央已经到了，毛主席等着你去呢，结果徐海东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到了一个村子。
在一个破窑洞，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头发长长，脸色青灰，非常消瘦，穿了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破大衣，见着徐海东以后，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让我做什么请指示。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可以说，红一方面军走到这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是走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徐海东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军费五千大洋，全部交给了中央，所以毛泽东非常感动，说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中央到了陕北之后，最开始住在瓦窑堡，就是今天的子长县。瓦窑堡那个地方，当年也是穷乡僻壤。红军到了瓦窑堡住下来的时候，当时红军回忆，说住在破窑洞里，连门都没有。他们当时觉得有窑洞住已经比在草地露天住好多了，住在窑洞里，晚上就找一些柴火，点一堆火，度过寒夜。结果山上的狼看见有火，跑到窑洞里来取暖来了，战士们睡醒一看，怎么有一只狼在窑洞里，赶紧把狼给打走。当年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就穷到这种地步。怎么办？首先得解决生存问题。
到了1936年7月，陕北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这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是有些探险精神的，他在上海听说陕北有共产党，就表示要到陕北来看看。那会到陕北谈何容易！他首先在上海找宋庆龄，宋庆龄找到张学良，张学良住在西安，张学良派人给斯诺提供了马匹，提供了保镖，斯诺是在上海的中央特科的一名地下党员——红色牧师董健吾的陪同下，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宝安，就是今天的志丹县。毛泽东一看来了个外国人，非常高兴。他希望斯诺能给红军做下宣传，希望外界能给红军提供募捐。于是，毛泽东就让杨尚昆代表红军的政治部、宣传部，给各位同志们写了一封信，发出号召，说最近有外国友人到我们这来，我们要利用他给我们在国际上做宣传、搞募捐，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活下去，请大家每个人写几篇红军长征的经历，汇总起来。
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给斯诺的采访和写作提供素材。所以一听说能募捐，红军干部们就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就你一篇我一篇，特别是红军内部，也有一些大知识分子，一些大笔杆子，于是他们就一共写了是两百多篇，汇集起来，毛泽东让当时的宣传部，把这个材料用复写纸复写了几份，其中一份就交给了斯诺。于是斯诺拿了这么多的原始材料，回到上海写了一本书，就是《红星照耀中国》。所以红军长征怎么出来的，我们说是斯诺最先宣传出来的，但是斯诺的材料从哪来的呢？是红军战士、干部们给他提供的这些回忆录。这样的话，红军长征的故事，就传遍了世界，红军长征的精神，就开始广为人知。
隔了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促成国共合作。国共合作了，红军长征这些回忆录，都是讲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围追堵截红军的，抗战时期就不太好拿出来说了。所以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这些原始记录，就存起来了。到了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说，这些同志写的这么宝贵的东西，咱们总得给他们出版。1942年，当时八路军政治部编个内部本，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当时在延安用土纸印了这么一套书，叫《红军长征记》。但这个《红军长征记》当时流传的范围很小，基本上就没几个人能看见。有一个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叫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她回去以后给朱德写了本传记叫《伟大的道路》，这个跟《红星照耀中国》一样，也是当时在国际上很有反响的一本书。于是朱德为了给史沫特莱提供一些素材，就把土纸印的《红军长征记》给了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去世后，这些书辗转流传到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大概是二零零几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清理图书，要把一些老版本给处理了。当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位中国学者叫沈津，懂古籍。他看到一大堆扔出来的书里，有一本朱德的签名本《红军长征记》。于是，沈津就跟上海图书馆取得了联系，上海图书馆一听有这个东西，如获至宝。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的时候，就把这部《红军长征记》，在国内重新影印出版了。这是在国内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红军长征记》的原始版本。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版本的。看到这个版本之后，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记事，跟我们当年了解的红军长征的故事有很多的不同，可以说有很多的新鲜材料，是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我看了这个版本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把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来做一番收集和注释，整理出一个最原始的本子出来。
朱德签名版《红军长征记》
顺着这个线索，我首先来查《红军长征记》流传的源流。《红军长征记》零星的东西，在解放前后都有过。我的标准是，必须是在《红军长征记》这个版本之前的原始记录我才收。这样的话，首先找到了一本，1936年版廉臣著《随军西行见闻录》。这个版本，我第一次见，我看的还不是原始版本的，我那会还没有条件看到原始版本。
1953年，当时中宣部出过一个内部版本，叫《党史资料》，《党史资料》当时就把《红军长征记》95%的内容发表出来了。但是这个版本是编了号的，属于党内的机密材料，只有高级干部才能看到。到了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我们注意到，这个版本是建国后第一次向老百姓公开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就是1942年的原始版本，里边只选了五十多篇，可以说是砍掉了一半，为什么要砍掉一半呢？当时建国后宣传长征，要注重正面，要注重形象，所以审查者认为，不太适合的一些内容，不太成熟的一些内容，就不收进去了。但是《红军长征记》1956年的版本好在哪？就是它收了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廉臣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伪装成一个红军的俘虏，原来是个医生，跟着长征走了一半，然后一路上看着红军过乌江，过泸定桥，通过彝族区等等情节，他都写进去了。
1956年版地图
这个1956年的版本，还有两篇综述性质的长文章，都是1942年的版本里没有的。作者都是杨定华，文章一篇是《雪山草地行军记》，另一篇是《从甘肃到陕北》。这三篇文章，一篇是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另两篇是杨定华的，都是综合性的叙述，基本上对长征进行了一个最原始的描述。之后的各篇都是片段，是每个作者写的个人经历。所以说，1956年的这个版本，虽然是个选本，但是它把这三篇综述性的长文给收进来了，都是1936年、1937年写成的原始资料，于是我就关注到了。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开始大规模整理党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被陈云同志认领了。这文章是怎么回事呢？陈云长征走到了半路，快过雪山之前，中央作一个决议，派陈云和潘汉年两人离队，一个是到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一个到上海去重建地下党。所以，陈云和潘汉年两人在泸定一带就离队了，陈云先到了上海，然后辗转到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之后，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长征的报告。共产国际表示，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作宣传，于是陈云就说，我要是个人直接写，好像不太客观，我用个化名，装成一个国民党的医生，装成一个红军的俘虏，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写长征，这样写比较客观，也能让大众接受，于是陈云就写了这篇几万字的长文——《随行西行见闻录》，发表在共产国际于法国办的一张报纸叫《救国时报》。
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又过了两年，杨定华也到了苏联，一看陈云写了个开头，没写后半截，于是杨定华就写了后边的《过雪山草地》，一直写到陕北。杨定华是谁？2006年，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的时候，杨定华还没有考证出来。后来我突然看到了一本书叫《邓发纪念文集》。邓发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他到了延安之后，奉命从新疆去苏联，向共产国际作汇报，做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邓发到了莫斯科之后，他看见陈云写的前半截，于是他说我来写后半截，就用杨定华的名义，给发表出来了。杨定华是邓发在共产国际期间用的化名。这样的话，一个是《红军长征记》原始版本被影印出版了，一个1956年版本中又把陈云、邓发的三篇长文章，给汇集到一起了，这不是就全了呢？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材料捏在一起了，这叫红军长征的原始记录。于是我就跟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同志说，我想出个《红军长征记》的全本。他们说好啊，可以出个全本。但我发现1953年中央宣传部内部的版本中，有两三篇文章并没有收录进来。
有一篇文章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遵义十日》，讲红军到了遵义，干部团有一个干部，写了在遵义生活十天的日记。一看《遵义十日》，我觉得这文章写得太生动了。红军的形象在我们眼里边都是穿着军装，跋山涉水，坚韧不拔，高大上的形象。但是在这篇文章里，红军到了遵义以后，突然这些干部都变成了一个小资的形象。文章的作者叫何涤宙。文中讲到，红军到了遵义，干部团放假了，大家可以上街。上街之后，大家去下饭馆，走那么远的路也没吃着什么好东西。饭馆做的辣子鸡丁特别好吃。于是回去以后，就跟同事们说，那家饭馆辣子鸡丁特别好吃，明儿咱们再去吃。第二天再去吃，辣子鸡丁肉少了一半，多给了好多猪肉。你想想，这么一个小遵义，当时就那么一条小街，就那么几家饭馆，一下来了那么多的红军，都去吃饭馆，一个遵义城里才有多少只鸡，肯定是一两天就吃完了。
到第三天再去吃，根本不是辣子鸡丁了，就是猪肉丁了，还铺了好多的菜，结果何涤宙他们就非常不满，说饭馆是偷工减料，结果伙计说下次来一定做好。怎么可能做好，连食材都没有了。又讲到打土豪。打土豪给大家分衣服，分给何涤宙一个皮子的长袍，皮子长袍怎么穿着行军啊。他去服装店想改成个皮袄，把长的改成短的。老板非常高兴，过了几天去取衣服，皮袄紧得穿都穿不上，两个袖筒还是空的。何涤宙很生气，质问老板怎么将一件皮大衣改成短袄，皮子还能不够用，认定是老板贪污了。老板赶紧抱歉，说把两个袖子加上点棉花，做成个棉袄，如何如何。文中还讲到，红军干部跟遵义的学生联欢，遵义师范学校的学生来跟红军干部团联欢。先打篮球，结果红军这些干部，打篮球那些人都是留过洋的，不是留法的就是留苏的，他们这些人平时在瑞金的时候就一块玩球，结果这会在篮球场上，喊的那些口号，防守、上篮，都是用的英文术语，把遵义这帮学生给镇住了，红军里边还有这么多大知识分子啊，张嘴就是洋文。到了联欢，遵义师范学校的校花们都来了，上台去，两位校花，哼哼唧唧地唱了一首《可怜的秋香》，然后红军说我们来一个节目，干部队的队长萧劲光，就是后来的海军大将，跳上台表演了一段高加索水兵舞。他是留俄的，舞步潇洒，激情四射，学生们兴奋又震惊，于是好多学生表示要参加红军。
遵义大捷 黄镇画
这篇文章，我们一看，红军不也很人性化，很有人情味吗？这篇稿子怎么就不能用呢？后来我一查档案，发现何涤宙这个人很可惜。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工兵营长，结果被我们俘虏了。被俘虏后，问他能干什么，他说会架桥。这样的话，带着他参加长征，参加长征的时候，逢山过河，像过湘江的时候，搭那个浮桥，就是何涤宙指挥着红军做的，红军就从湘江上过去了。后来何涤宙就被称为架桥专家。李一氓在回忆录里就写过何涤宙。何涤宙到了陕北以后，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去当干部。结果国共合作了，延安跟大后方来往自由了。当时延安的人，都可以到西安坐火车到大后方去。何涤宙说要探亲，于是就告假离开延安，一去不返。后来我一查他老家的地方志，他回去，到武汉又看见老乡了，看见黄埔军校的同学了，就拉他进了国民党部队了，结果第二年抗战给打死了。你在国民党里边死了，就算不成烈士了，于是这人基本是就被我们的红色历史给抹了。所以他的这个作品也就被删除了。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了解长征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就把何涤宙这篇文章，在2006年的时候，收到了中央文献版的《亲历长征》中。我当时认为，这个版本算是收得最全的一个《红军长征记》了。这版本一出来，立刻被南京大学的高华先生关注了，然后高华就作了一篇演讲，红军长征的历史怎样传播的，然后在网上广泛流传，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何涤宙这篇《遵义十日》，他说这篇文章是《红军长征记》的回忆录里，写得是相当的好的。那么这个版本印得也不多，后来卖了没多久，就见不着了。到了前两年，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时候，三联书店就说咱们重新做一个《红军长征记》，让我再修订一回，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往里增加的。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军长征记》最原始的版本，叫《两万五千里》。这个版本是一个手写的，用复印纸抄的稿子，这稿子存在哪呢？存在鲁迅纪念馆，怎么会存到鲁迅纪念馆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在这个版本影印的前边，也做了一番考证，这版本怎么来的呢？话分两头。
当年斯诺来的时候，是红色牧师董健吾陪着来的，董健吾跟着斯诺看到了这个《红军长征记》的原始材料，回到上海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在《逸经》杂志上发表了，《逸经》杂志很有名，发表的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瞿秋白《多余的话》。我去翻瞿秋白《多余的话》，却突然发现了一篇文章，叫《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这里边第一次说到二万五千里，然后说红军如何如何。这个作者叫幽谷。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英文的，转译到中文又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幽谷的这篇文章是1937年发表的，比斯诺还早，这是国内描写长征最早的一篇文章。幽谷是谁？后来董健吾的儿子找上门来了，说幽谷就是我爸。我说董健吾一定是当年跟斯诺一块看了《红军长征记》的原始材料了，所以董健吾写出那么一篇文章来。好，我把它也收到我的《红军长征记》里来。但是这个手抄本，是从哪来的呢？怎么会到鲁迅纪念馆去呢？上海人民出版社同志在考证里边就说，这份材料是斯诺走了之后，冯雪峰奉中央的命令来跟鲁迅联络，希望鲁迅能够帮助出版这本《两万五千里》，就是《红军长征记》还没出版之前的这个手抄本。鲁迅当时已经病重，顾不了这件事。于是冯雪峰就把这个版本交给了一个书店的老板叫谢澹如。谢澹如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人是个无名英雄。谢澹如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儿子，是个阔少爷，但是他跟鲁迅交了朋友，入了左联。他的任务就是出版进步书籍。1931年，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等人都隐蔽了，瞿秋白当时在党内受打击，没人管瞿秋白，瞿秋白逃哪去呢？瞿秋白就到书店找到了谢澹如，说能不能让我在你那寄住一段时间，谢澹如当时也不是共产党，甚至连什么左派组织都没加过，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人特别有良心，他收留了瞿秋白。于是谢澹如故意在报上登了个广告，说家里有一间房子要出租，在南市区，就是大宅后边一间房子，让瞿秋白来认租，这样的话，谢澹如把家人都给骗过去了，家人都不知道瞿秋白跟他有什么关系，就知道一个书生在他家寄住了一年多。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谢澹如敢干这个事，那真是人格过人。鲁迅因此非常相信谢澹如，于是冯雪峰就把这个复印本交给谢澹如了。谢澹如就把这个稿子一直保存下来了，一直保存到建国后。
建国后，谢澹如当了鲁迅纪念馆的馆长，在临死之前，他把这个手抄本交了出来。因为放在鲁迅纪念馆，这里主要是搞鲁迅研究的，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部稿，它在库房里这么一搁，建国后就搁了三十年，等到90年代的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知道有这个版本，看了以后认为这个版本好，比斯诺那个还原始，就考虑把它影印出版，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用《两万五千里》的名义，把这个影印本出版了。我把这个影印本拿来一看，认定这是好东西！好在哪？它比1942年延安版更原始，当年红军写的长征回忆录保留下来最原汁原味的是这个版本，当时是政治部的人复写了几份，交给斯诺了一份，然后冯雪峰又拿了一份。1942年延安出版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修订，就是把一些不太合适的词、表述给删了，但是在这个版本里，原原本本的保存着。
举几个例子。当时红军等着过草地，结果张国焘跟中央要权，而且张国焘要南下，当时中央跟张国焘为解决指挥权的问题，为解决南下北上的方针问题，在川西北跟张国焘对峙了两个月，进行争论。这两个月，是最要命的两个月，那么荒凉的川西北藏区，走多远都见不着一个藏族寨子，一下来了十万红军，他们可天天要吃饭，但中央在那天天开会，这些红军就得去找粮食。所以，筹粮是当时最重大的一个任务。红军到处找粮食，什么粮食都吃光了，藏民老乡家的粮食也找来了，地里的青稞麦也收了，然后喇叭庙里的粮食也给拿出来了，都吃光了。为什么红军过草地会饿成那样，每个人都没有多少粮食，每天饿得皮包骨头，那么多人死在草地上，就是因为在川西北待这两个月，把当地的存粮都给消耗光了。这个情况在这个手写本里，是非常生动地展现出来了。别说红军战士没粮食吃，红军高级机关的干部都没粮食吃。有一个叫莫休，写了一篇《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一页日记》，主要就是讲过草地的情况。他说在卓克基住在一个喇嘛庙里，天天都想找什么东西吃。黄镇，就是画长征漫画的那个画家，建国后当了驻法国大使、文化部长的那个黄镇，跟他一块都是政治部的，他们一块天天想法上哪找粮食吃，上哪找饭吃。
磨青稞 黄镇画
有一天，莫休办事回来。黄镇笑嘻嘻地递给他一碗吃的东西，一看他的碗里，像豆沙一样，吃一口，原来是麦子，真香啊！莫休就问黄镇，这些东西哪来的呀？黄镇笑嘻嘻的，往那一指，原来是这个喇嘛庙里供台上的那些供品。喇嘛庙供台上有花、有佛爷、有供果。那些佛爷都是面做的，都是白面做的。拿个佛爷到锅里一炒，就炒成了豆沙。但是，这不能告诉别人，不然他们到庙里来把这些佛爷都抢走了，自己就没得吃了。饿到这个程度，说明当年为了求生夺目不容易！这作者莫休，是谁呢？我查了半天工具书，也没有查到。然后我就看这个原始版本，我看到了那篇稿子，原来也是莫休，后来把莫休拿笔一划，下边加两个字梦秋，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就是当时党内的大才子，时任中宣部部长徐梦秋。徐梦秋在长征的时候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当年在陕北组织《红军长征记》的整理编辑工作的就是徐梦秋，他不仅编辑整理了这本《红军长征记》，而且他亲力亲为，在其中写了五篇文章。在《红军长征记》这本书里，写回忆录写得最精彩的，有那么几个人，一个是徐梦秋，一个是李一氓，还一个是彭加伦。李一氓也是老资格的党内文化人，李一氓写的回忆录也非常生动。
《红军长征记》就是徐梦秋主编的，然后他一直在延安当宣传部部长。后来我们要打通国际路线，当年新疆的盛世才，他是苏共党员，他跟苏联的关系特别密切。所以抗战期间，延安通过新疆去苏联，是一条通道，当年贺子珍、林彪等人，都是走这条路去苏联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希望跟盛世才搞好关系，盛世才也希望共产党给他派一些干部来，于是我们就派了一大堆干部，毛泽民、陈潭秋、徐梦秋他们都派去了。徐梦秋那是因为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把两只脚给冻坏了，到延安后，马海德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都给切了，于是徐梦秋就变成一个残废了。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去做假腿，到了新疆，毛泽民他们缺干部，就把徐梦秋也留下来了。
到了1944年，国民党招安盛世才，这时候盛世才要做出选择，我是跟共产党跟斯大林，还是跟国民党，最后他决定投奔蒋介石。于是盛世才反过头来，把共产党全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就把毛泽民、陈潭秋他们都给杀了。但是徐梦秋在这个关键时刻，叛变了。所以徐梦秋从我们党内的第一大笔杆子，一下就堕落成一个叛徒。徐梦秋从新疆去了南京，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国民党败逃的时候，蒋介石和毛人凤说，共产党的叛徒我们都不带，一个不要，于是把徐梦秋就扔在南京了。刘伯承、邓小平进了南京城，徐梦秋又想回来，他就去找刘伯承。刘伯承十分生气，把徐梦秋关进了监狱。徐梦秋一直关到七十年代，死在狱中。这个人的作品，当然就不能见世面了。现在，我把他的身份搞清楚了，徐梦秋在《红军长征记》里，写的这些回忆录，是最真实的，最有内涵的，也是最生动的。我当年按照延安版本出的那个《红军长征记》，徐梦秋的几篇回忆录，已经经过徐梦秋自己的删改，文本已经干净好多了，我这次就把手抄本的文字全给还原回去。还原之后，就形成了三联最新的这个版本，就是《红军长征记》，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是真正的原始记录，最原始的记录。
刘统 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 三联书店 2019-6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三联书店把这本书再次出版，可以说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什么叫不忘初心，就是要真实地了解我们的前辈是怎么从长征走过来的，是怎么经历了那些艰难曲折。这些情节，必须真实，不能掺水，更不能用现在的高大上的观点，进行篡改和编造，这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我编这本书，一篇一篇的稿子看，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增补，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什么？首先，人是要有信仰的。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我曾实地考察，太不容易了！现在我们的身体情况那么好，营养那么好，我们还坐着车在草地上跑，我在草地上一站，就觉得缺氧，上不来气，走起路来脚底下踩着棉花。当年红军那么艰苦，那么饥寒交迫，而且还在草地上露宿了六天六夜，白天阳光普照，一会突然暴雨又来了，晚上哗哗的暴雨倾盆，在草地上露宿，那个滋味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在《红军长征记》里，徐梦秋写的就非常生动。在草地上宣布住宿了，四面都是沼泽，幸亏草地不是平的，是那种起伏的丘陵，于是这些红军干部，就在稍微高一点的台上，可能稍微干燥一点，地上铺一块油布，头上再顶一块油布，在那里露宿。在草地露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得有一堆篝火，有了篝火，晚上就能活，要是没有篝火，可能就会冻死。所以当时这些红军干部，有马骑的，没有一个人骑马，就是想让这匹马驮一点柴火，驮一点树枝，这样到了宿营地，能点一堆火。到了宿营地，点火的学问也是很大的。当年这些沼泽地没有干柴，也没有顺手的点火的工具，全得靠点火人的本事。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了，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战士，特别会点火，点着一个火星后还要吹，吹得好，一会这堆火就点起来了。但是总政治部这些干部，都是大学生，罗荣桓、黄镇、徐梦秋这些都是大学生，到这个时候就傻眼了。他们不会点火，看着人家在那点火，在那烧青稞麦糊，他们在这就轮流在地上吹，吹得腮帮子都麻了，也吹不起这堆火来，结果吹了一个钟头，这堆火才终于点着了。但是别的同志都已经吃完饭，靠着篝火、顶着雨布在那睡觉了。这时，他们才开始煮麦糊糊，吃饭。时不时暴雨就倾盆而下，这些人没有帐篷，怎么办呢？就是背靠背，头上顶着这块雨布，就这样熬过一个寒冷的黑夜。这种描述，多么生动，又多么真实！红军过草地时，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超越人类极限的。
草地宿营 黄镇 画
但是红军在草地的时候干什么呢？宿营了，大伙就说，我们欢迎蔡畅大姐给我们唱个歌好不好？大伙就欢迎蔡畅大姐唱歌，蔡畅说，你们不要吵，我给你们唱。于是在黑暗的草地上，一堆一堆篝火如同一颗颗星星，蔡畅在这个荒原之上，用法文唱了一首马赛曲。当时那个场景，多么感人！说明红军真的是一群有信仰的人。杨定华写道，红军这些干部战士，终于走出了草地，进入了陕甘，然后跟张学良的部队碰在一起了，结果张学良的军官们一看，红军的队伍里，还有像周恩来、蔡畅这样的留学生，还有像吴玉章这样的辛亥革命元老，说你们共产党这些人，在哪不能找着一个好职业，干嘛要受这个苦，看来你们这些人，真是有主义的，主义就是为中国、为理想，为了推翻旧世界，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才来受这样的苦。
背干粮过草地 黄镇 画
徐特立，毛主席的老师，50多岁参加长征。在长征的过程中，妇女和老人结成修养连，他们跟一些红军的伤病员一起走，专门派了一些年轻的战士帮助他们。像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都有马，但是徐特立写的回忆录，以及他的同事写的回忆录说，徐老从来没骑过马，徐老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徐老总是杵着一根棍子徒步的军。红军的这些妇女，都是照顾伤员的，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孩子，十五六岁来参加长征，结果这些孩子，表现得比谁都勤快。到了一个镇子，准备宿营，结果这些女孩、男孩到处张望，看看哪有门板，然后一说宿营了，飞快地跑过去，把老乡的门板卸下来，让伤员躺在门板上。躺在门板上，总比躺在地上要舒服。女战士就看看哪有小溪，赶紧把红军的带血的衣服，带血的绷带，拿去小溪里去洗。也就是说，大伙已经走得疲劳不堪了，到了宿营地，他们这些小同志仍然不休息，还在那不断地忙活，照顾伤员。过草地的时候，草地的河是没有河道的，都是乱流，而且草地也是有落差的，河水也是相当急的。结果这些小红军，一过河，冰水马上那他们的两腿冻的没有知觉了，这些孩子就吱吱哇哇的就喊起来、哭起来。这个时候，成年的干部，就背着这些孩子，趟过一条一条的冰河。在长征中，像这些朴实的文字，这些生动的情节，都是他们很自然地表露出来的，没有文学的描述，也没有什么浪漫色彩，都是非常现实的场景，都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我看了这些文字之后，我比看那些文学作品更受感染，就是因为它的真实。这是第一点，就是红军长征是有信仰和精神的。
第二，长征中的共产党人，是朝气蓬勃的。我看了这个回忆录，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正年轻，他们非常单纯、质朴。这里边写得最好的回忆录，就是红一军团的宣传部的干事叫彭加伦。彭加伦写的回忆录里，特别会捕捉那些有意思的情节，幽默、风趣，彭加伦写了一篇文章讲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要经过四道封锁线，然后就冲到了广东、江西交界的一个镇子叫乌迳，到了乌迳，就算是跳出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苏区的包围圈。早晨起来，这些红军战士都冲到各个小饭馆、商铺里去，想买点吃的、用的东西。有红军战士到了一个杂货铺，跟老板说买盐，老板说买多少盐，给一块大洋，买一块大洋的盐，老板吓一跳，说你这一块大洋，能买二十多斤盐呢。啊，是这样的吗，哎哟，我们在江西苏区的时候，一块大洋还买不了二两呢。可以刊出对江西苏区的封锁有多严，盐都吃不着。当年，在江西苏区的时候，他们回忆说一位领导人，到红一军团去了，结果林彪军团长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一小纸包盐。结果出来一看，一块大洋能买二十多斤盐，两个战士高高兴兴秤了两口袋盐，回去以后说太好了，出来以后我们有盐吃了。还有一个红军小战士，到了一个杂货铺，一看柜台上有好多玻璃瓶子，以为那是牛奶，跟老板说要买那个牛奶吃，老板说那不是牛奶是墨汁。小战士不相信，意味老板骗他，老板没办法，给他拿了一瓶，打开喝了一口，一嘴的墨汁。小战士知道上当了，又跟老板闹起来了。这个时候，彭加伦过来了，跟小战士说，你这个人问明白了再买，不问明白，你看闹笑话了吧，给老板陪个不是吧。这位小战士只好陪了个不是，走了。这个场景，彭加伦写得很风趣，但是我可真是笑不出来。红军冲出了封锁线之后，就像是又回到了人间一样，有盐吃了，有油吃了，有饱饭吃了，就感觉到满足得不得了。所以说，彭加伦的这些个描述，非常的质朴。
红军长征这些故事怎么来的？渡乌江，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等，怎么来的？都是在这个长征记里最先反映出来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军长征记》里，把飞夺泸定桥的场景，非常真实地写出来了。大家看过电影里演的，国民党的机枪不停地扫射，红军攀着铁索往前进，冒着枪林弹雨，把泸定桥拿下来。我看着电影也特受感动，但是到了泸定桥一看，我就觉得电影里演得不是真实的。泸定桥一百米长，你要是攀着铁索，川军在泸定镇，红军在观音阁，红军是从这岸边攀着铁索往这边爬，一百米的铁索你得爬多长时间，最快也得爬十来分钟吧。在铁索上目标这么孤立这么集中，要是在这边拿着一根步枪，我慢慢的瞄准，一枪一个的把你打到河里去。所以我就觉得电影上演的不对，我就找《红军长征记》。
从《红军长征记》里，我看到了飞夺泸定桥，最关键的是“飞”。红军长征的先遣团，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接到抢夺泸定桥命令的时候，是限他们24小时之内赶到泸定桥头，结果他们还在海螺沟以南，有240里地，要在24小时内赶到，结果这些红军就狂奔起来了，所有的辎重，背包、行李全都扔了，就背着枪、弹药。当时没有公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路，为了赶路，结果一看河对岸，也有一只火把在行进，是国民党的川军，去增援泸定桥。要是让国民党的川军增援过去，还怎么拿下泸定桥。红军决定也拿火把往前奔，终于，川军在下大雨的时候受不了了，于是到了一个村，就住下了，准备过一晚上，但是红军没停脚，一直往前狂奔。终于在第二天早晨，赶到泸定桥了。川军当时也接到了命令，说红军快过来了，拆板子，于是川军开始从桥的一头拆板子。我问泸定桥的人，今天要拆个板、换个板子多长时间？半个月。为什么十五天呢？泸定桥比较窄，只够两个人干活的，我拆一块板子，把绳子解了，再扛一块板子走一百米，这个效率能有多快？想快也快不起来。所以当时川军拆板子，拆到半夜，可能也就拆了不到二十米，大烟瘾犯了，说算了，红军离得还远呢，明儿白天再拆吧。谁知道红军第二天早上就赶到了，吓得川军也不敢拆板子了。但是红军也累坏了，跑了两百多里地了，倒头就睡着了，等了一个白天，想等着刘伯承带着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从这边来直接拿下泸定镇，那大家就不用爬桥了，结果等到黄昏了，还是没动静，结果红军决定不能再等了，再等国民党的援军可能就快上来了，于是开始夺桥。结果当时红四团，是集中了所有的火力，二十多挺捷克式轻机枪，在岸边摆开，一声令下就朝着泸定镇的南岸和桥头堡猛扫射，这一下把川军给吓得魂飞魄散。
这些川军常年都是收税的，谁打过仗啊。结果吓得是点了门楼子就往后山逃跑，往泸定镇后边的森林逃跑，这时候红军开始一边铺板子一边开始爬桥，走到中间，火已经着起来了，结果突击队队长就犹豫了，回头望，看首长怎么说，团长政委高喊，同志们呐，犹豫不得呀，冲过去呀，结果红军就往上冲，冲了以后，脱下衣服来拿衣服扑火，终于把泸定桥给夺下来了。所以这是真实的飞夺泸定桥。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他们有什么样的体力，能一天一夜跑240里，那是一个半马拉松啊，而且还不是公路，是山间的小道。所以有些历史的过程，真不是我们今天用常规能想象得出来的。这就是红军顽强战斗的精神。这个原始的记录，虽然写得不长，但是这一段历史，就成为红军长征里边最光辉的一段历史，永存史册。而不到现场，就感受不到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那种场景。你在这个泸定桥上站着，看着大渡河，脚下那些波浪，然后你在桥上一晃一晃的，然后你就能感受到红军当年有多不容易。
泸定桥，1903年
《红军长征记》，把四渡赤水，把过雪山、泸定桥、过草地，都描写得栩栩如生。其中还有很多故事，会让你感动得眼泪直流。当年，红一方面军过了草地，又过了腊子口，就到了哈达铺。红军到了哈达铺，最大的收获就是有饭吃了。在草地，吃草根、吃皮带，大家都饿坏了。此时，红军已经瘦弱到见风就倒的程度，结果到了哈达铺，就有吃的了。到底哈达铺好在哪呢？我到哈达铺一看才知道，哈达铺是甘南中药当归的集散地，这地方周边这片地出当归，好多人在做当归交易，这里有一条明清的古街，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在当地，哈达铺是个比较有钱的镇子。当年这里的物价是5块大洋买一只一百斤的猪，一块大洋就买两只鸡，红军到这以后，政治部给每个伙食单位都发了钱，一个口号，大家要吃好。于是红军在这就做饭吃，政治部写的回忆录，说邓小平非常高兴地坐到炕上吃辣子鸡，结果屁股底下很暖和，原来是当地的土炕。林伯渠，是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的总供给部部长，他是管钱的，管采购的。结果林老的那匹战马，从江西跟着他出来，一路过雪山过草地，走了两万里地，过草地的时候也饿成皮包骨头了。林老这会有了钱，能自己买东西了，他首先想着他那匹马，他就给他那匹马买回来一口袋麦子，有三十斤麦子，放那让马吃个够，结果那马也饿极了，把这一口袋麦子全吃光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跟他走了两万里地，一顿麦子给撑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什么叫艰苦卓绝，什么叫绝路逢生。所以红军的长征，绝对不是旅游，不是那种行军，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去九寨沟，你看那一路风景如画，特别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是夏天，那会的草地今天一看，一片地毯，绿色的地毯，丘陵高低不平，白云飘着，多美的一幅景色啊。但是你看整部《红军长征记》里，没有一个写到景色有多美的，都是饿、冷、饥寒交迫。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是没有浪漫情趣的，美景摆在他面前也看不着。过草地的时候，他们说就是靠着一口气，要有强大的内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哈达铺
红军这样受苦、受难，为了什么？对比一下国民党的部队，他们能做到这些吗？他们能受这种苦吗？后来张学良做访谈节目的时候说，他听说红军到了陕北，第一反应就是，红军怎么走过来的，这队伍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他的团长，带得了这个队伍吗？他的团长们都说带不了。我再给大家列举一本书，叫《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这本书是国民党将领写的回忆录。这些国民党将领都说，当年追剿红军，真是最受罪的任务。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川军、黔军联合奉命围剿红军，结果蒋介石在重庆坐镇，天天给这些川军、黔军下命令，红军现在已经到了某某地，限他们在两天之内赶到，消灭红军。这些军长、师长到了当地一看，贵州那些大山，真是又高又陡，而且什么公路也没有，都是羊肠小道。到了赤水河，你才知道那个路有多难走，就是今天我们有公路，我们坐着车，从山顶上下到赤水河边，还得弯弯曲曲绕那么多大弯。当年国民党军队，站到山顶上，就是看着红军在河谷边上，他下来也得走一整天。国民党在河这边，红军在河那边，你要想过来找他，你得走两天，你得绕两天的弯到一个渡口。所以当时追剿红军，国民党的将军们都觉得是真是苦差。当时有一个川军的师长特别聪明，蒋介石不是命令要哪天到达嘛，他就想个窍门，让侦查连特务连背着一部电台，在队伍前边先走，然后爬大山，他们轻装，爬山爬得快，然后爬到山顶上，到了指定地点了，马上就给重庆发报，我们师已经到了某某某地了，其实他的大部队还在山脚底下，要想到那还得两天的时间，就是这么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是按常规办事的。
今天你给我吃多少饭，我能走多少里我就走多少里，多一里我也不走。然后这大山我爬多长时间，我就爬多长时间，你让我爬快一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跟红军的速度比，根本没法比。所以国民党军，尽管是多路的围剿，但他们就是围不住红军，就是堵不死红军。但是红军一天走一百里地，走八十里地，那是家常便饭。这就是作风的差别，而作风的差别，最根本的还是意识，你有没有那种理想信念，为谁打仗，你是来当兵吃粮的，还是来干革命的，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这一部《红军长征记》，我感觉到，它是用非常朴实的语言，非常青春的文笔，记录了当年红军长征的真实的场景。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情感，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尽管是历尽千辛万苦，但是依然是斗志昂扬，依然是非常的青春，依然是非常乐观的一群红军战士。这就是我整理这本书最深刻的一个感受。
四渡赤水处
我因为原来是学古代史出身的，也学过古籍整理，当年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时候，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我今天用过去受的这些训练，搬到了红色文献、革命文献的整理、研究中。首先，我尽量地还原真实，还原得越真实越好，它的文字我要把最原始的状态还原出来，让读者感觉到真实。
第二，我在这些文字里作注释，他们说的这些地方，今天是什么地方，他们这些人，后来是什么身份，我都如实地记录出来。起码我对徐梦秋、何涤宙这些人身份的考证，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一生是复杂的，他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不一定能革命到底，就像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一大当年那十三位代表，真正走到底的，除了四位烈士，不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吗？剩下的人不是也都分道扬镳了吗？但是，只要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过这种作用，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他们的历史作用，把他们如实地记录在案，这个就是对历史的真实，也是我们后代对前辈的一种尊重。
我觉得我们后代，我们现在说的不忘初心，就是我们要真实地反映过去，真正能够还原历史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话，让读者看起来可信，他觉得可以接受，不是你在那给他灌输，给他宣传，给他做一些让他心里不相信的东西。所以做这些工作，我是诚心诚意的，是带着一种严肃的学术的态度和一种对前辈的尊敬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要做到问心无愧，我要做到对得起先人，我也要做到把这一份历史遗产，原原本本地流传下去，直到永远。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12月4日第B05版
作者：高华，原题：《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1937年，徐梦秋(前左五)、谢觉哉(前左四)、贺子珍(后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来源：资料图)
二、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国内版本(来源：资料图)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丁玲到达延安后编辑长征回忆录(来源：资料图)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
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