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写过《闲话易中天》一文，发在《解放日报》，后来又被《书与人》杂志转载。那时，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开篇即牢骚：京官适合外放，便于捞银子。文人应该进京，容易名天下。
以下的议论，则多是为先生鸣不平的。那时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还会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运。其实，先生执教武汉大学时，已然是校园的一道风景。1986年，我插班进中文系，那时就已经开始实行必修课和选修课制度。选修嘛，学生挑老师，景况有点残酷——有的门庭若市，有的门可罗雀。高年级的师兄则跟我们参谋：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该是必听的。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在他帐下做了记名弟子。那门课本身，我原无多大兴趣，叫着“《文心雕龙》美学研究”。那时的插班生，是 刘道玉 校长首创的恩科拔贡，在学校有点天子门生的感觉。仗着都操过社会，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却眼高于顶。待到走进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吓：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满，讲台下的空地也已摆满了小凳，窗台上还挤着男生。这阵仗，在我从前的大学生活中却未有过。以后便也知道，要想亲聆謦咳，那是必须提前半小时去占座的。先生那会儿初进不惑，条纹衬衣牛仔裤，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话说——酷。听了几回，确实觉得有味，我这个老逃课的也就被吸引进去，竟从此构成一生的缘分，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龙》讲得好听，即使在我今天来看，仍然认为是种大本事。该课结业有两个学分，先生的考试却也特别——各自回去写篇文章，只要与原著相关即可。我为了博先生的青睐，斗胆用文言写了篇论文，后面还卖弄地附了一首律诗，记得有“谭龙谅必屠龙手，说美岂非解美人”一联。许多年后，与先生戏谈当初的交往，果然他是从这回考试注意到我这个姓名的——他给了个最高分，95。只是现在想来，我仍为年轻时的轻浮孟浪深感汗颜。
80年代的大学，于今天来看，确实恍若隔世。那种自由浪漫和求知欲，在眼前这个商业时代，似乎已很难重现。
先生的课，一直是人满为患。他每个学期，又都开新课。因为怕挤，后来我只断续听过他和邓晓芒合讲的“中西比较美学”。邓是哲学系的才子，还是著名女作家残雪的哥哥。易、邓当时在武大齐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凭直接考取武大的硕士。真正走近先生，所谓入室，也是因为文字之缘。那时武大有个文学校刊，准备发我一篇习作。那正是一个时兴探索和实验的年代，我写的一个小说，是把诗和叙事两条线并列而下的，形式上显得有点怪异。主编好意，专门拿去想请先生写个评论——那时老师在文学期刊开文评专栏的，只有他和于可训先生。先生似乎还对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编约我到他家去座谈。我未想到这竟成了敲门砖，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区，的确算是蜗居，主卧兼客厅，我们就在床前闲话。针对拙作，先生反倒没说几句，大意是好故事，这样就发表，有点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贸然投出。但自此之后，我则借梯上楼，与先生的过从渐密了。他在课堂上，原本对许多人事，都持皮里春秋的说法——这也正是他讲课的迷人之处。单独面对时，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带着更多的机锋。那时，他还是副教授，曾经被 刘校长 赏识，一度做过系副主任。后来老校长下马，他也就洁身而退了。那阵子高校还比较正规，因而教授也难免捉襟见肘，先生忽然就说要戒烟了。我不忍看他连这点雅癖也要断交，故意送他一条烟、一瓶酒、一斤茶，并附赠了一首五古：也许这首打油还真的起了点作用，以至于今天他还保有这些恶习。先生和我，应该论得上谊兼师友。这种关系在我毕业之后，似乎更渐深浓。那时我分到琼岛，彼此尺素往还，说些非关家国的闲话。再以后，我又突然辞职回了武汉，之后是比较漫长的闭关索居生活。而此阶段的先生，在武大则也过得比较压抑。虽然著书几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竟连正高职称也被卡着不评，住所则依旧是蜗居。于是，先生渐萌去意。楚材难为楚用，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潜规则。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辨物色，很快厦大就来了调函。从当日的频繁通信来看，初迁海崖，风俗尽殊，不免有去国怀乡之叹。我在禁中，无以相慰，尝遥寄过一首词《念奴娇·赠易师》：燃烟枯坐，想先生何在？黑云遮月。望处霜风吹泪眼，又到团年时节。海岸无涯，仙踪难觅，应悔曾轻别。几回提笔，苦衷难以重说。犹记忝列门墙，谆谆垂教，常使心肝热。当年门生今孰往，护侍师尊身侧。随俗红尘，争逐蝇利，多是江湖客。夜深东望，但看云水千叠。在那个特殊岁月，先生对我鱼雁殷勤，鼓励甚多。每次返汉省亲，也必弯到起义街55号来探视。难中相见，他给我推荐当年有哪些小说文章可以一读，说起 刘震云 的《新闻》，他竟能随口背出原文，并分析其中笔法的机智。师生相与禁中论文，确实每让陪侍之人跌破眼镜。至今想来，那样的画面实在温馨。那时在厦门有个陌生女孩，经朋友介绍，与我时相笺候，有点近似今天的网恋。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来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后来先生又来探我，很郑重地规劝，说彼此并不适合。他认为 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来日方长，先欠人情则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想想人生所谓良师益友，云天高谊，也就莫此为过了。
先生学的是美学，讲的是文学，到厦大后执教的却是艺术，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学和杂学。作为学者，他自有《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高头讲章摆在那里，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还是作家，写得一手好小说，这却是大众不晓的。那时先生初到厦门，心中耿然还有一些孤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识分子在一个变革时代的失态，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文火慢熬》，甫一发表，就被《中篇小说选刊》拔为头条。我是深为先生的才气折服的，那种老到的文笔，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说实话，远远胜过许多专业作家。我们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国时代那些学者，能把创作和治学都弄得非常像样。而先生，正是具备了如此的大器。但辞章小道，于他看来，雕虫而已，偶尔玩玩，只是聊遣雅兴。任我如何进言蛊惑，他都只肯稍展鳞爪。后来，他还写过一个中篇，名叫《高高的树上》，也是讽刺当下的学术腐败，看罢无不拊掌大笑。其实，即使先生今天已经名闻天下，私心里我还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创作，也必将给这个无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传世的经典。大约从94年开始，先生感于商业时代对学术出版的冲击，开始跳出专业来写一些平民化的学术随笔。95年穷愁潦倒的我开始要自谋生路准备当书商，他听说后，马上把已经签约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部书稿（即后来畅销不衰的《闲话中国人》），又要了回来给我，说你拿去做，赚了就给点稿费，赔了就给点样书。这种古道热肠，在这个日渐势利的世界，实在是不复多见。可是，那时的我于出版还是菜鸟，加上几个朋友资助的一点钱，捉襟见肘不敢多花。结果为便宜找了个烂印厂，印出来完全是残次品。印费搭了进去，书却难于销售，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却被我砸在手里。我深感有负先生美意，他却没有半句责言。就是这本当时名为《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的书，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这部仅仅流传了几千册的书，今天也该是人们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个有心的编辑读了这本书，决定重新包装，我让出版权，该书当即成为畅销书而让别人赚得盆满钵满。先生为了帮我，见我做书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畅销书授权给我，这就是眼前还在热销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先生成为了当代最具人气的思想学术随笔作家之一。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之一，因而谈锋甚健。和他对话，寻章引句，信手拈来，你多半只有听的份。关键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装深沉，无论荤素都可以开谈。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绝，满座人都会为之前仰后合。“百家讲坛”因是央视栏目，大众传媒难免诸多讲究——个人演讲的真正风采原是不易展现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异军突起，小露锋芒便赢得粉丝无数。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95年他回汉，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 刘道玉。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许多旧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却不敢或忘。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你走了，我们还是很惋惜的，还是调回来吧。”先生笑着答曰：“那我确实有病。”善与人处的人，不一定没有脾气。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过一回的——要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一个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该社出了该作者的一本书，其中一些文字，则直接取自先生前几年的旧著《读城记》。好玩的是，社里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师兄，那也就是他的学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写诗的青年，与我则也算旧交。媒体生怕他们打不起来，希望这个世界多点茶余饭后的谈资，遂几面拨火，先在舆论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结，后来大家知道我与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调解。百易兄不用说，本乃他的高足，无辜成了被告，话到礼到即可。海默兄则因在媒体撺掇下，原先说过些伤人的气话，先生难免不快。我知道劝他莫过于情，他是深谙情理的，于是只在电话里说：海默跟我一样，外省人到北京，拖着老婆、孩子卖文为生，您要索赔，那就是逼人讨饭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动了恻隐。最后只象征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问为什么要这个数字，他说代表报警而已。就这样，官司化解，我想这就算是古人所说的恕道了。其实早在央视主讲汉代风云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经是畅销书大家了。除开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本，他还连续出了《品人录》《艰难的一跃》《你好，伟哥》《帝国的终结》等。在整个书业皆现萧条的现在，他这种独具个性风格的随笔体学术书，却很奇怪地一路蹿红，成为各个出版社追抢的对象。即便如此，以我对他的了解，仍认为那时的他，还是未被这个世界足够认识，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处。不可否认，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确有其巨大能量。而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我知道我在此际来写先生，难免私淑之嫌。况且以其盛名，原也无须在下的锦上添花。只是因为见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谊，自觉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先生，让世人了解一下这个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风的今天，肯定仍旧是许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