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问题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王凡西 （1938年11月25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ia-chinese-wong-19381125.htm
〔说明〕载于马克思著，郭和〔即楼国华〕译《论犹太人问题》，亚东图书馆1939年1月出版。本论文为王凡西所撰写，载于该书代序。
〔录入者附言〕：我对一些人名和事件加了注释，并更新了某些人或地点的译名。对一些原文事件错误的问题进行订正并注释。
写在本文之前
在光怪陆离的世界政治中，犹太人问题大概要算是最最难解的一个谜了。尤其是最近德国发生的排犹运动，新闻传来，人们竟像是阅读着《山海经》，骇怪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巴黎一位犹太青年暗杀了德国使馆的一个秘书，希特勒竟以“夷全民族”的办法来从事报复，这真是古今中外未之前闻的奇事！人们于痛恶那疯魔希特勒之余，往往又不免要问一声“为什么？”的吧。
这时，我们来介绍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名著，想来不是无益的。因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思想家，而且本人还是犹太人，那么他对这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自然是万分值得注意的了。不过，马克思此书写成于九十余年前，从那时到现在，正如法国人的谚语所云：“桥下的水已经流过许多了。”
因此，不揣浅陋，想把犹太人问题作一个通俗的与历史的说明，使读马氏论文的人，较易了解，结果就写成了这篇字数超过了正文的长序。
虽然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与时间，但因关于这问题的材料根本太少，所以有些地方——如犹太教一章——还是不能满意。这只能等日后补充了。
此外，在这里还想附带地提一提犹太人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因全世界各国都对他们关闭了门户，所以有大批见逐于德、奥的犹太难民，已经来到了无需入境手续的上海，据说还有不少要来的。中国仿佛成了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了；不过，犹太人与中国发生关系，还远在汉朝明帝末年的时候，那时有许多犹太人从陆路来到了河、洛之间，虽经长时间的同化，在目前的开封，还能发现这些犹太人的后裔。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将来能做一个专门的研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日
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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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民族问题似乎构成了国际纠纷的中心；犹太人问题更是复杂错综，教人糊涂。希特勒既迫害于前，墨索里尼复效颦于后，弄得犹太人到处碰壁，走投无路；另一方面偏偏又有一个大英帝国，出来替这帮可怜的犹太人撑腰助势，用飞机、大炮帮他们“打回老家去”，结果巴勒斯坦演成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间不断的残杀。
到底那所谓犹太人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呢？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法西斯徒党们的仇恨，又为什么能赢得伦敦绅士们的青睐？这一些，说起来都很话长，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弄得明白的，因为犹太人之成为问题，无奈是为日太久了呀。
受难的民族
首先我们要谈谈犹太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不过这问题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的，主要因为犹太人的历史太古远、太复杂，而且他们唯一的历史就是《旧约圣经》[1]，其中大半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很难当作信史看的。犹太民族的家谱既经有点神秘，再加以中国人对于西方知识之一般的缺乏，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有些读过点西洋文学的人，知道犹太人只是夏洛克[2]式的重利盘剥者；另一些听过一点福音堂布道的人们，则以为犹太人都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上帝的选民”。其实这都不过是片面的印象，不足以了解犹太人真实的情形的。因此，为要更容易明白目前犹太人问题的结症起见，我们不得不先把犹太民族的历史、宗教与性质诸方面，加以简单的叙述，而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在欧洲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中，指明犹太人命运的演变。
现代的所谓犹太人，乃是指古代定居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的一种闪米特人[3]而言的。在某些方面，他们被称为希伯来人，又有些地方被称为以色列人。关于这种人的历史，普通史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自《旧约》的传说时代至波斯统治时犹太教的创立；第二，自罗马与希腊人的统治至耶路撒冷的被毁；第三，自中世纪分离运动至目前。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只能述及它那几件最重要的史绩。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正处在欧、亚、非三洲的交点，西洋史上几个古代的强国，都做了它的邻邦。因此，犹太民族自从它有史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其他较强民族互争的战场，与用兵的对象。最初统治犹太人的是巴比伦，等到巴比伦衰亡之后，埃及又起来做犹太人的主宰。后当巴勒斯坦分成以色列和犹太两国，互相争雄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给西方的腓尼基与北方的阿拉姆所操纵的。等到亚述崛起，犹太人又沦为亚述人的奴隶。此后经过了短期间加勒底人（即后巴比伦人）的统治，犹太人又成为波斯君王的臣民了。两世纪后，希腊的雄主亚历山大征服了巴勒斯坦；一直统治到耶稣纪元之前，犹太人的故国才转入于罗马帝国的版图。中世纪以后，犹太人的最大部分差不多已经脱离了这痛苦的老家，四散到小亚细亚以及欧洲的各地去了，他们到处流浪，受着人们的歧视。至于巴勒斯坦的老家呢，则自罗马帝国瓦解以后，始终受着阿拉伯人的统治，巴勒斯坦的居民，也以阿拉伯人占最大多数了。目前这块“圣地”是归大英帝国管理的，那是上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结果。
总括的说来，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压迫、蹂躏、流亡与不幸的悲惨史。而这个悲惨的命运，也就是去了解犹太民族的一个锁钥。因为这命运使犹太人对宗教作了无上的贡献，是他们成为善于理财与经商的民族，且促成了他们目前那种散居各地的状况。
犹太人的离散与犹太教的建立
犹太人悲惨史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时期：
（一）迦勒底（即后巴比伦）[4]王尼布甲尼撒[5]在纪元前586年间之毁灭耶路撒冷与掳走犹太人；
（二）纪元后135年，犹太民族首领巴尔·科赫巴[6]反抗罗马统治之失败。
这两件事情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一来是使犹太人变成流亡民族之直接动力；二来是使他们从事于宗教活动的主要原因。第一件大事，据《旧约圣经》的《列王纪》[7]下篇所载：
这次被掳的人数，据史册记载，约达两万七千余人，差不多已经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全体了。这对于犹太民族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这打击的重要结果，即是使犹太人变成为宗教的民族，并奠定了犹太教的基石。据许多研究《旧约》的私家说，它使犹太人发生深刻的宗教上的反省。他们认为这次遭难乃是上帝对于犹太人所犯罪恶的一种处罚，所以他们必须在痛苦中加以忏悔、省悟、皈依耶和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开始抛弃原始的偶像崇拜，抛弃了多神的信仰，逐渐形成那崇拜一神的犹太教的规模。
本来在绝望的痛苦中，人们如果还不甘于死亡的话，那他们只有在宗教中重找其内心的和平。犹太人在颠沛流离中之趋向于宗教，自是人情之常。不过除了这一消极的原因之外，犹太教之肇端于此时，还有一种积极的原因在。这一积极的原因，即所谓“将政治自由的梦想，寄托在宗教独立的希望中。”（见《大英百科全书》犹太人条）
犹太人这种政治的梦想，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之后，即在纪元前536年，相当得到了实现。据《旧约》所载，那时波斯王居鲁士[9]征服了巴比伦，让那些愿意回故乡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次回去的据说共有“42360名”，还带有许多奴仆、财富。这些人中的领袖就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所赐摩西法律书”的以斯拉[10]。后来还有一个在波斯王朝做官的尼希米[11]，他与以斯拉同为重修耶路撒冷的英雄，与犹太教之实际创造者。
犹太教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中成长，所以它的教育简直是些法律的条文，而是这些条文的用意，主要是在维持犹太人民族性的独立，以及对异族的排斥，例如《旧约·以斯拉传》中说：“……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区娶了异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又如在《尼希米记》中，也有同样的话：“……并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异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犹太教此种偏狭与保守的民族精神，在犹太教的圣经——《塔木德经》[12]——中，得到了最后的结晶。而《塔木德经》的编成，却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即犹太民族史上第二件大事的后果。
那是在耶稣纪元后135年的事。当时犹太有个名叫巴尔·科赫巴的英雄，企图以武力推翻罗马人在犹地亚的统治，恢复犹太人在政治上的独立，不幸完全失败，犹太人惨遭屠杀，被迫流亡。按照当时禁律，凡犹太人行近耶路撒冷，及至能望见其城墙时，即处死罪。犹太人无奈，只有向巴比伦、阿拉伯以及欧洲各地逃命。从此之后，犹太人永远过着流浪放逐的生活，再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政治集团了。
受着外族这样的蹂躏与虐待，犹太人那种偏狭与自保的精神，愈加发挥出来了。尤其是避难到巴比伦的那些人，因为人众志大，生活比较的自由美满，所以更有余间致力于宗教思想的探索。他们把犹太教中原有的利未人的法规，再加一些罗马法的观念，就在第四五世纪之间，逐渐做成了一部犹太教的圣经，即《塔木德经》。
《塔木德经》是犹太教的精髓，是犹太民族在压迫下力求自保的表现；犹太人亡国数千年，散居全世界，仍不曾见吞于异族者，恐怕要归功于犹太教那种偏狭保守的精神，特别要归功于此种精神的结晶——《塔木德经》了。
犹太教与基督教
不过，犹太民族的宗教活动，并不仅以犹太教为限，如今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基督教，也公认是犹太民族的产物的；可是，在一千多年来犹太民族的历史中，充满了基督教徒逼害犹太人的故事，而且基督教常常是犹太教之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犹太人创造出来的基督教，反成为犹太人逼害者的宗教？为什么其他民族采取了犹太人的宗教而逼害犹太人？更为什么犹太人不愿意信从新起的基督教，而仍旧执着于古老的犹太教？为要彻底了解犹太人问题起见，我们不得不把上述的几个疑问，试行加以解答。
这儿，第一我们得指出：普通人关于基督教起源的学说，是不完全正确的。19世纪德国学者对于《圣经》的研究，已经彻底推翻了这种旧的学说，他们不承认基督教乃犹太人独立的产物，更不承认它是耶稣基督个人的发明；后来它之所以成为世界宗教，也不是因为耶稣门徒将它贩运到罗马的结果。这些德国学者中最进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如下：
“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自由民、穷人、无权利的人以及被罗马压制或离散的人民之宗教。”（见恩氏《原始基督教史论》）[13]
又说：
“如果这最古一部分的基督教，对于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价值，那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以犹太教——在亚历山大学派强有力的影响之下——构成了基督教中的那几部分，基督教除了犹太教，其他都是西方的希腊、罗马所附加的材料。必须有犹太一神教为媒介物，才使希腊平凡哲学学术上的一神论，能够成为深入群众的形式。”（见同上书）[15]
上引恩格斯的这一段文字，不但很科学的说明了基督教的起源，并且还说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正确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推论：犹太教乃是犹太民族中的法学者、文士、商人以及所谓耶路撒冷的大家的宗教，所以他们的宗教深深带着民族的特殊色彩，它是民族性的、排外的、着重形式的、拘谨的。等到犹太教形成后四百余年，犹太民族中的奴隶、自由民以及无权利的人，发生了一种新的宗教运动。这帮人就是原始的基督教徒，他们虽然也信仰耶和华，但他们深恶痛疾那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文士以及所谓假冒为善者。这一新兴宗教既然为奴隶大众所信奉，当然没有犹太教的那种民族性。因为它宣传人类的解放，要脱离奴役和贫困，要“把天国实行在地上”，那么自然不需要排外，又因这宗教是穷苦人的运动，当然用不着犹太教那种繁文缛节。原始基督教徒这些特点，经过希腊、罗马的哲学熏陶以后，就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同时对于犹太民族，即令对于犹太人中的劳苦群众，都反而弄得毫无关系了。
不过，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阶级基础，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两个宗教的模型里（尤其是基督教的），注入过各种不同的阶级内容，同时表演过各种不同的阶级斗争。
如果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把犹、耶两教自古以来的相互关系加以说明，那我们可以说：在开始时，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对立，表示出犹太本民族中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斗争；当基督教受着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且被罗马君王利用来做国教之时，以及在整个中世纪的教权时代，则其与犹太教的冲突，表示统治的封建地主阶级对于流荡经商的犹太民族的压迫；至于近世各基督教国家之排斥犹太教，一部分含有封建地主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意义，另一部分则为统治阶级镇压民众革命的一种政治阴谋。还有非犹太人的资产者要与犹太人的资产者从事竞争时，也时有利用宗教倾轧的方式的。
中世纪基督教治下的犹太人
当初为犹太人中一部分奴隶、平民、无权者所信仰的原始基督教，曾受到过罗马统治者之残酷的压迫。但它逐渐被罗马上流社会所信奉了，等到第4世纪的初年，罗马皇帝康斯坦丁[16]自己也做了基督徒，再过了一百年之后，等到皇帝狄奥多西[17]即位时，竟把教会与教士的特权，明定在法典里，于是基督教便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来罗马帝国虽然灭亡，然基督教的权势却反而日盛一日，做了整个中世纪统治欧洲的实际主人。
至于一般的犹太人呢？自从巴尔·科赫巴的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被逐出了故乡，一部分跑到巴比伦去的，著成了《塔木德经》，对犹太教尽了很大的力。另一部分分散到阿拉伯去的，因后来在回教徒的统治之下，比较的自由，所以在文化上颇有建树。唯有大多数的难民是向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大陆奔去的，他们的命运最为悲惨，他们到处为人排斥，到处受人歧视。这些歧视中最最难堪的一项，就是所有的国家都不准犹太人买地务农。这禁律在目前似乎算不得什么歧视，因为士农工商，有的是谋生之道，不一定要做“乡下人”才有饭吃；可是在封建社会中，这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那时候农业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经济，也有些地方简直是唯一的经济，士固然只是君王、大地主的一些宠仆，而工商两者，也是为数极微，简直难于独立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之中，犹太人之不准务农，实际上就是等于逼他们自行绝灭。幸亏犹太人受惯了苦难，善于适应，他们终于仍旧在商贸方面找到了生活之道。不过那时的买卖，自然谈不到发财，仅够于糊口罢了，而且还被一般人所不齿的。犹太人除了做些小买卖之外，又发现了放债做他们的生财之道，这也是环境所造成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严禁基督教徒放债，而异教的犹太人却能不受这一禁律的拘束。因此犹太人后来竟成为高利贷者的别名，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做这个勾当。
犹太人所经营的商业，主要是以东方的货物贩卖到欧洲，不幸这一独占的事业，在几次十字军的东征[18]以后，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许多欧洲的浪人，经过一两百年的远征之后，已经熟习了欧亚的交通，他们起来抢夺犹太人的买卖，结果犹太人又少了一条极大的生路。
中世纪的犹太人，在经济地位上既受着如此的限制与压迫，则其在精神文化上的地位自然不能提高了。他们虽然是耶稣基督的后裔，但被目为钉死教主的敌人而不许加入基督教的，在基督教的治下，这禁律就无异放逐他们于文化道德以及整个的社会关系之外，所以在中世纪之时，欧洲的犹太人只有过着贫困、压迫与愚暗的生活，仅在回教徒征服西班牙之后，他们才开始有点文化；仅在查理曼大帝[19]的时代，犹太人的命运才相当得到过一点好转；但这种好转的时期是不长的，而且以后的日子只有更坏。此后，犹太人最倒霉的日子，恐怕要算是1348年至1349年的黑死病[20]了，那时大家相信黑死病是因为犹太人在井里下毒药而发生的，所以到处屠杀犹太人，受害者难以数计。
中世教权对付犹太人的方法，还采取一种特别的制度，即所谓“格多”（Ghetto）[21]制。按字义说，“格多”就是犹太人的指定居留地。其制即在某一城市中，划出一个部分，强迫犹太人居住在内，四面砌上城墙，夜间将城门紧闭，犹太人每年必须缴纳税款，以为“保护”的酬报。“格多”的内部，大多街道湫隘，龌龊不堪，犹太人的买卖必须在那里面进行，如嫌范围太小，则城墙外一带土地，可兼作市场，惟当每天日落之后，犹太人必须回进“格多”；凡在星期日或基督教的其他的节日，“格多”之门不启，以免“龌龊”的犹太人出来渎圣。
“格多”最初成立于现今捷克国都的布拉格，惟在史册上可以征信者，则以11世纪意大利各处所建立者为最早。从来“格多”的建立，未经教皇正式批准，一直到1556年，教皇保罗四世[22]亲自在罗马设立了一个“格多”，那制度才算为教权正式批准。16世纪中业是“格多”制的极盛时代，但不久却渐趋于衰落了。随着商业的发达，以及第三阶级的抬头，犹太人无论在经济或文化上的地位，都逐渐提高，“格多”制度当然愈加松弛了。有些“格多”因犹太人之自由离散而消灭；更有些则扩充为近世商业城市的核心。不过“格多”制度之最后遗迹，却存续到19世纪的中叶。
资本主义兴起与犹太人命运的演变
犹太人坎坷的命运，因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得到了转机，因为资本主义把社会的统治经济从农业移到了工商业，那么从事于此业的犹太人，自然也跟着昂起头来。从前睥睨一世的贵族地主，这时也不得不跟那卑贱的犹太人打点交道了。这也是历史的讽刺！
在资本主义最先形成的地方，犹太人最先得到解放；荷兰在西欧的几个近代国家中，是首先进入于商业资本的，所以该国的犹太人也就最早得露头角。但是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同时这中心的主人又是犹太人，故在1579年以后，荷兰即竭力反对宗教上的逼害，欢迎一切亡命的犹太人入境。犹太人也开始有很大的贡献，千古卓越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23]，就是当时荷兰籍的犹太人。等得到了18世纪[24]，荷兰犹太人的地位更高，当时亡命该国的英王查理[25]，竟求助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可见犹太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地位的重要了。
后来英国与大陆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犹太人都曾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所以革命的结果，犹太人的地位也均能有所改善。英国克伦威尔[26]的清教徒革命[27]，对犹太人采取一种极友善的态度，凡被爱德华一世[28]驱逐出国的犹太人，克伦威尔的政府欢迎他们返国。据说这一政策的影响是极好的，L.吴尔夫在其所著《以斯拉访问克伦威尔记》中说：“犹太人携带大量财富回国，又兼以他们在商业上——特别在殖民地贸易上——的才能，很快就证明他们是谋本城（即伦敦——作者）繁荣之一个不可或缺的分子了。”其实又何止伦敦？大英帝国之有今日，犹太人也不是没有功劳的。此后，犹太人在英国没有遇到很大的逼害，而且犹太人（即比肯斯菲尔德子爵[29]，本杰明·迪斯雷利[30]）还做过英国的名首相呢。
法国大革命对于犹太人的解放，尤多贡献。革命之思想上的先驱者——伏尔泰，是一个反犹主义的最大敌人，他以为无论哪一个政府要想繁荣，那就不能反对犹太人。革命中第三阶级的代表米拉波[31]，曾坚决为犹太人的地位改善而奋斗；拿破仑在巴黎召开过犹太人的会议，在他颁布的有名法典[32]上，赋予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
在英、法两次革命的中间期，即在18世纪的中叶，当时较为反动的德国，也发生了一次犹太人的解放运动，这就是所谓“门德尔松运动”[33]，即以其领袖摩西·门德尔松[34]而得名。简单地说：门德尔松的运动就是犹太教的改良运动。
门氏诞生于德绍镇的一个“格多”中，后居柏林；不过他受着荷兰的影响很大。当其幼时，荷兰的资产阶级已经抬起头来，那里的犹太人已不再是圈禁在“格多”中的卑贱民族，他们的富商巨贾，早已破弃了这个藩篱，并已在贵族地主中昂首出入，他们业已是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分子了。从来保守偏狭的犹太教，自然不能再满足那新兴犹太人的精神需要了。他们需要自由的、宽大的、一言以蔽之，即资本主义的教义。
门氏主要的任务在于从精神上解放犹太人，即在摧毁犹太人偏激的精神与保守的民族主义。他声明真理是多元的，即不是为犹太教所专利的，同时，犹太人的解放不一定要保持一个民族，而应与所共居的民族共同努力；因此他主张犹太教徒应该抛弃教派的态度，排除对于异族的成见，以便变成国家之公民、社会之一员。所以门德尔松的运动实际是犹太教对于资本主义的适应。自从这次运动之后，犹太教更加现世化了。它不再是犹太人特殊精神的表现，而是资本主义的说教了，故马克思说：
犹太人现世的崇拜是经商射利。犹太人现世的神是金钱。”[35]
不过门德尔松运动的后果，却超出于宗教的范围之外，举凡德国政治、经济、文化诸端，莫不受其相当影响，此后，德国犹太人在各方面的贡献，光明灿烂，蔚成解放也者，仍有其极大的限制的，因这时犹太人的本身早已发生极大的化分，能加入资产阶级的，自然只有极少的少数，其他大多数的犹太民众，不过从龌龊的“格多”中解放出来，关进到喧嚣的工厂中去罢了。
反犹主义的原因与经过
犹太人的解放，跟着就有反犹运动的兴起。不过19世纪末叶的反犹运动，与中世纪之仇恨犹太人，其原因与方式都不相同。兹略述其原因如下：
（1）民间的仇恨。这一点可以说是承继自中世时代的，因为教会的法令，逼得一部分犹太人只能放债盘利、投机营生，结果引起了欧洲民间对于犹太人的普遍的仇恨。
（2）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高。犹太人是各国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构成分子，故当资产阶级得势之后，反动的封建势力就以反犹太人的口号来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也会对犹太人发生一种恶感，甚至会发生以犹太人代替资产阶级的错觉。
（3）民主思想。以新兴阶级的资格，犹太人类多赞成民主思想，这也遭反动者之忌。
（4）智力发达。千余年经商与劳工的结果，犹太人的智力似乎比长期务农的其他欧洲人来得机巧聪敏，19世纪中叶后，西欧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们，犹太人常占很大的比例，这也能引起其他民族的妒忌。
反犹运动最先发生于德国，最烈于俄国。这乃由于犹太人在该两国的人口较多的缘故，据1910年的《犹太年鉴》所载，那时犹太人的总数约1150万名，而散居于俄国者达5215000，在德、奥、匈境内者为2791000人。在19世纪的70年代，即在反犹运动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占德国总人口之1.22%，柏林占4.36%，维也纳占6.62%。
德国的反犹运动发生于1879年。当时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增强，同时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的力量，也在发展。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就想加以镇压了。上年颁布了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36]，苦于无大效果，乃复于这一年采取一件新的武器，这就是反犹运动。
俾斯麦把这件武器应用得极高明，他并不亲自出马，他只利用一个野心的天主牧师——阿道夫·斯托克[37]，出来干这一番“神圣的、新的文化斗争”。斯托克——这位希特勒的前身——曾感受过拉萨尔的影响，所以他也知道工人运动的重要，在1879年[38]组织了一个什么“基督教社会主义党”[39]。他利用了“社会主义”这个漂亮的幌子，反对“犹太人”的国民自由党（资产阶级政党，主张君主立宪制），同时打击“犹太人”的社会民主党。这种反动派的阴谋，曾被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很正确地揭破道：“他们把反犹运动当做一种假冒的社会主义来利用愚民。”
斯托克这次反犹运动，确曾得到相当成功，1881年4月13日，有25万德国人曾联名上书俾斯麦，请求排斥犹太人。在反犹运动最高涨的时候，也曾焚烧过许多教堂，屠杀过很多犹太人；但因资本主义飞速生长，一方面，自由思想的力量日趋强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数量愈多，并且大部分业已觉醒，已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故反犹运动非但得不到一切开明分子的同情，而且专制主义的代表，德皇的太子（即后来的腓特烈三世[40]）也都表示坚决的反对，斥之为“德国的耻辱”。1888年后，斯托克失去了俾斯麦的宠幸，反犹主义也随着衰微。等到20世纪之初，德国的反犹运动差不多已经听不见了。
俄国的反犹运动较德国的为烈，其原因在于俄国的统治阶级较德国的更为落后，因而也更为反动。自从19世纪的初叶以来，资本主义虽然也逐渐在俄国生长，但因封建地主的势力太大，且其性质太保守与落后，不能实行“普鲁士式的改革”，这促成了俄国民众（从资产者到工农）走上直接革命的道路。犹太人为其悲惨的地位所驱使，也有不少参加在这些革命运动中的。这事实给沙皇政府以镇压革命的手段，即发动反犹暴动来缓和与改变革命运动的本质。
1881年，实行改良政策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41]为虚无党人所炸死，波贝多诺斯策夫[42]领导的斯拉夫国粹派，便趁机而起，掌握政权。他标榜斯拉夫派的三大主张：1.绝对专制；2.希腊正教；3.俄罗斯民族的纯洁。努力提倡反犹运动，其实是反对一切带有革命性的思想与人物。结果犹太人大批被杀，而一切改良与进步的制度与人物也全数被镇压与取消了。
这次历史上有名的犹太人屠杀，起因是极微的：伊莉莎堡有一个醉汉，在复活节的那一天狂喊犹太人用基督徒的血来做面包，于是群情愤激，捣毁犹太人的住宅，殴辱他们的妇孺，终于愈演愈烈，大肆焚毁；一霎时，全俄响应，群起杀犹，此次屠杀经数星期之久，南起黑海，北至波罗的海，实行烧杀犹太人之城市，竟达167处，死者长逝，存者流离失所，史家认为此次屠杀为黑死病以来人类未有的大灾。[43]
不过这种疯狂的反犹运动，并不曾得到反动统治者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强了革命的力量，尤其引起了犹太劳动者以及许多知识分子的反抗。在大屠杀后的第四年，即在1885年，南俄的犹太工人组成了犹太人的工会，会员达两万余人；其他还有许多犹太人的青年学生也参加了革命，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起来的，他们后来成为十月革命的首领。故当十月暴动之后，有些西欧的浅陋之士，甚至说俄国革命是犹太人的“复仇”呢。
德、俄之外，进行激烈反犹运动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在这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甚至较俄国的更为野蛮；它虽经美国政府等的一再抗议，而反犹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这原因主要在于罗国商人与犹太人在商业上的竞争。
法国因资产阶级的革命比较彻底，同时犹太人在该国的人数又较稀少（1910年为九万五千），所以反犹运动亦较为和缓。不过在上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内，法国的反动派如保皇党的遗孽等，也曾利用过反犹口号来进行政治阴谋的。这些阴谋中最重要与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所谓德雷福斯事件。[44]此事发生于1892年，法国的保皇党人等指控法军参谋部的一个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为叛国，并进行反犹。德氏经几次审判，被诬有罪；当时一般进步分子如大文学家左拉等，则明知其冤，出为辩护，结果保皇党人等鼓动军队，竟谋暴动，企图复辟，幸赖巴黎工人阶级挺起镇乱，保卫共和；后此案又涉讼经年，至1906年始宣告德雷福斯无罪，反犹运动亦暂趋平静。
此外如奥匈等国，也发生过类似的运动，这里不再多叙了；现在我们要看在这种反犹的狂流之中，犹太人本身到底有何反应？
战前犹太复国运动的起落
犹太人对于反犹运动的反应，约可分为两种：一为国际主义的；一为民族主义的。前者以马克思的学说为基础（马氏对于犹太人问题的主张，发表于1843年，当时近代的反犹运动尚未大规模地爆发，惟此种主张，在本质上仍为国际主义者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指针），后来即为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纲：后者则有所谓犹太人的复国运动（Zionism）。现在且先讲后者：
犹太人在颠沛流离、痛苦压迫之中，实际上无日不兴故国之思。自从巴尔·科赫巴的革命惨遭失败，犹太人的复国运动还是前仆后续，始终不懈。第4世纪克里特岛犹太人之企图光复，虽告顿挫；但在叙利亚、波斯甚至散居在西班牙的犹太人都曾先后做过复国的活动或宣传。当中世纪时，犹太人受着极端的逼害，但他们的民族思想却愈益坚强，迨16世纪中叶，犹太民族主义更趋高涨。当时犹太志士大卫·罗伯尼的游说，在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土耳其的同胞中得到了热烈的拥护。等到自称救主的沙贝塔伊·泽维（1626-1676年）[45]出现以后，犹太人复国的梦想就愈加浓烈了，据说各处的犹太人都想回到巴勒斯坦去，以便朝拜圣地。
但当近世民族国家渐次形成的时候，犹太人传统的民族主义，却被门德尔松的运动所压倒了。这在客观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各国的犹太人得到了相当解放，他们已经打进了各个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再不必回到这荒凉古旧的耶路撒冷去建立故国了，所以门德尔松登高一呼，犹太教中守旧与偏狭的民族精神，竟不得不让位给开明的“国际”主义。
然而，19世纪最后一季的反犹运动，却又把犹太人民族主义的旧梦唤醒转来。此种复活的表现就是“复国运动”之产生。
犹太复国运动具体的形成，始于1895年，发起者为奥藉犹人博士西奥多·赫茨尔（Dr.Theodor Herz）[46]。他本是一个新闻记者兼戏剧作家，这一年，因见维也纳议会选举中，反犹主义者得到胜利，他感觉到犹太人终不能与异族同化，乃出而号召复国。他做运动的目标及其进行的方法，表明于犹太复国运动第一次国际大会[47]（1897年召集于巴塞尔）的决议上：
这次运动的影响与势力，远非过去各种犹太人的民族运动所能比拟；凡自1897年至1910年，召开国际大会9次，共有会员30万人；为要实现这些计划，而且还募集到几十万镑的巨款。但早自1904年博士死后，这运动就低落下去了，等到1910年的大会召集时，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差不多已经寿终正寝了。其原因：一在于土耳其政府的反对与压迫；二因当时各国的移民尚无极大限制，尤其美洲诸国，可为被害犹太人的避难所；三因资本主义的蓬勃生长，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思想盛极一时，反犹运动完全失势，故复国运动也无存在的必要了。
在战前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犹太人问题似乎快要不成问题了。犹太人的富有者构成了各国资产阶级的重要分子，贫穷者便成为无产阶级，有许多还加入了社会主义者之林，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工人一样，也以资本制度之推翻为其本身的解放了。所以当时有许多人以为犹太人一定能完全融化到各所在国的各个阶级中去，将来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再不会有单独的什么犹太人问题了。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犹太人问题的重提
可惜好景不长，资本主义蓬勃生长的结果，却酿成了1914年至1918年的人类大屠杀；与战争危机同时起来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最先就拿犹太人来做了牺牲，于是这一受难的民族再度遭殃了，他们又到处遭到了逼害；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救主”，这就是大英帝国。那是在1917年，欧战到最后关头时，英国为要拉拢犹太人来打击德国，发表了那个有名的《贝尔福宣言》[48]，它答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老家成立犹太国。
欧战结果，巴勒斯坦改由英国代管，时遭当地居民——阿拉伯人——的反抗，英国人为要巩固其统治起见，便允许犹太人无限制地进入巴勒斯坦，借以挑起少数的犹太人与多数的阿拉伯人间的斗争。英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又大大鼓动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兴起。
1924年，美国通过《约翰逊-里德法案》[49]（这法案并无多大经济上的必要，是反动的民族政策之结果），限制犹太人入境，同年，加拿大与南非洲又对犹太人关闭了门户；再加以波兰实行格拉勃次基的经济政策，犹太人无法生存，乃更加增大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势力；最后，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登台，犹太人的命运仿佛重逢了巴比伦人入寇时的大难；今年奥国被吞，犹太人首先遭劫；意德修好后，墨索里尼效仿希特勒的故技，犹太人之受害者又增加了几万；最近捷克被割，布拉格的新统治者也在反对犹太人了。如今法西斯的毒焰方张，种族主义的谬论日益猖狂，犹太人的前途，真不知要悲惨到何等地步；犹太人在此种情形之下，痛切地感觉到有复国的需要，那是极其自然的，极其应该的。不过，究竟复国运动是否能使犹太人超脱其悲惨的地位，那就有点难说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先要研究的，是法西斯主义对待犹太人的政策。
法西斯主义与犹太人
要懂得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反对犹太人，必先了解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历史作用。一般地说来，法西斯主义的成因，乃是资本主义的衰朽与革命势力的分裂。它那直接的阶级基础，则为被资本制度所摧毁了的中间阶层，如破落的小资产者、赤贫的农民、长期失业的工人、以及流氓等等，这些分子被资本主义打入于悲惨的深渊，失去了任何阶级的立场；在战前资本主义的旺盛时期，这些被破坏的中等阶级本可变为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所以旧的阶级愈毁灭，新的阶级愈扩大，结果就愈接近于新社会的来临。不过战后的情形可不同了，资本主义进入到腐朽的阶级（这阶段主要是因第二国际各工党之背叛革命而造成的），它一方面经常处在危机之中，生产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因高速度的实行合理化，故无产阶级非特不能接受那大量破产的中等阶级，反而连原有的数量也以成群失业而不断地减少着，结果这些破产的中间阶级，愈来愈多（在高度工业化的德国，竟占全人口之半），他们形成了旧社会的沉淀，成为社会生产的赘疣。这帮人对于资本主义是极不满意的，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也并无好感，因他们目前虽然是一无所有，然其目的却仍在于私产的获得。
当无产阶级对腐朽的资本统治实行革命时（如1920年前后的意大利，1930-33年的德国），如果革命方面能有正确的领导与策略，那么这些失去了阶级立场的破落分子（至少有一大部分），一定也会跟随在先锋队之后，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不幸革命的本身发生动摇或分裂，如1920年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临阵脱逃，1929-32年中德国共产党之攻击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结果大资产阶级就趁机反攻，利用这一大批旧社会的沉淀，起来打退了工人阶级的进攻，并进而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一切组织与团体，借以延续资本主义残余的生命；此时建立起来的政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成功，都不外乎这一道路。
法西斯主义既击破社会主义革命，挽救资本主义的危亡为其职志，则其思想上的武器，自然要选择那些能反对国际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了，而这些理论中之最易为群众所接受的，则莫如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可以巩固一般的种族主义，可以变阶级斗争为“全民”统一，可予国际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因此，反犹主义成了各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也因此，一切反动势力，都把反犹主义当作最有效的武器；不过，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那还要以各该国现实的情形来决定的。
希特勒的“替天行道”
希特勒在其所著《我的奋斗》中说：
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叫这位“元首”与犹太人奋斗呢？据希特勒的解释：
“为发展高超之文化起见，文化较低之民族，有存在之必要，惟此等民族可为技工具之代替物。”（同上书145页）
“雅利安人……征服低等民族，使之遵从其意志与目的，在其统制之下，从事工作。”（146页）
“血统混杂及种族堕落，实为旧文明湮没之唯一原因”（147页）
至于犹太人的罪状何在？据“元首”的意思，在于他们之“狡黠”、“寄生”、“传染梅毒”、“实行金钱主义的结婚”、“剥削人类”，以及“利用工会运动以投人所好”、“破坏国民经济之基础”、“毁灭雅利安人所创造的文化”。
上帝为要防止梅毒蔓延，保持雅利安人血统纯洁，以免文化之不灭起见，乃特给阿道夫·希特勒“替天行道”，扑灭此“人类的寄生虫”——犹太人！
希特勒这一篇荒谬的理论，还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只是重弹着俾斯麦时代斯托克牧师的老调，即抄袭“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罢了。这一点希特勒自己也承认的。不过，为要证明其“伟大的创造力”起见，他同时指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只以宗教的为限，而“第一号领袖”的理论却是完全种族主义的，即是干脆地反对犹太人，不是什么扭扭捏捏地反对犹太教，所以它比“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更彻底、更有力，同时也更凶恶、更野蛮。
反动的人种优劣说，早已被严正的科学家所推翻，我们这里用不着多谈，不过有一点得乘便指出来的，即单就历史的事实说，希特勒的“理论”也是无法成立的。他说雅利安人是文化的唯一创造者，这就完全抹煞了历史；塞米脱人以及其他的有色人种简直是文化的始祖，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史实。他又说犹太人从来没有文化，这更是荒天下之大唐，过去他们对于宗教方面的贡献且不说，即就近代而论，哲学上的斯宾诺莎，社会科学上的马克思与李嘉图，文学上海涅，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心理学上的弗洛伊德，音乐上的门德尔松，革命方面的托洛茨基等，他们在人类文化各部门的建树简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谁能相信犹太人只是人类文化的消费者？又谁能相信犹太人只是国家社会的寄生虫？但这一切荒唐与矛盾的“理论”，绝不妨碍《我的奋斗》成为法西斯的圣经，甚至还不妨碍他们夺取政权，蹂躏文化！这虽然是人类与文化的不幸，但也是历史本身造成了的灾难，因为我们在上一段中已经讲过，当时德国的经济情况以及德国工人政党的分裂与错误，命定了要希特勒来“替天行道”的。
犹太人的地狱——第三帝国
1933年初，国社党走上了政权。那时有许多人以为希特勒未必会真的代上帝行道，因为犹太人在德国的资产阶级中有相当势力，国社党在朝之后，既然抛弃了“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则反犹主义想必会搁置起来的。但事实马上就证明了这种理想的错误。因为在那时候的德国，有两种情形：一、国际主义的影响尚强；二、失业问题极度严重；使国社党必然要乞怜于反犹主义的武器，故立即将党纲上的反犹主张实行起来。
在国社党的25条政纲中，有6条是专门反对犹太人的。最主要的有：
“第六条——凡具有公民资格者，方有决定国家的行动与制定法律之权。因之我们要求中央政府或各邦与各县之公共职务，不论其性质如何，只许具有公民资格者充任之。”
“第七条——……国家如遇不能养活全部人口的时候，它因将异族的人民（非公民者）驱逐出德意志国境。”
“第八条——禁止非日耳曼的民族重新入国。对于从1914年8月2日后，移入德国之日耳曼的民族，我们要求迫其立即出境。”（以上各条引文，系根据商务版林译之《德国国社党史》）
这些党纲的第一步实行，就是冲锋队员之大批拘捕犹太人。那时在犹太人这个名词之下，包括着布尔什维克、工会运动者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革命者，这是反犹主义在反国际主义方面的应用；接着又来了那有名的所谓抵制运动，即由冲锋队员把守了犹太商店、犹太医生及律师的住宅的大门，禁止他们营业，这是反犹主义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应用；不过抵制运动因实行不易，而且国社党中有些要人如沙赫脱之流都表示反对，所以只在4月1日表演了一天。
4月7日，将党纲第六条制成法律公布：凡非雅利安种的现任公务员全应免职；凡具有100%或50%（即父或母为犹人），或25%（即祖父或祖母为犹人）犹太血统者，均属非雅利安种。
4月10日公布法律：凡非雅利安种者，不能执行律师业务。
4月26日的法律，限制德国学校中之犹藉学生，不得超过1.5%，并限制犹太人行医，以及从事其他一切自由职业与文化事业。
此外还有法律禁止犹太人出入戏院，出版刊物，印行文学，开办音乐会等。
犹太人简直又回到中世纪的“格多”里去了！这一年中前后被迫离德的犹太人，据说有3万左右，可是还有五十几万的犹太人是留在这个恐怖的国里的！
1935年9月，纽伦堡的国社党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日耳曼人血统与荣誉的法律》，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与其他的政治权利；并严禁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结婚与性交，违者处以徒刑。这么一来，犹太人甚至在恋爱或性交的时候，都得查清对手方的祖宗三代的血统了，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
历年反犹的结果，希特勒大约撵走了8万名犹太人，还有几十万的犹太人则大多陷于欲走不能，不走又难于为生的困境，凡由犹太人让出来的空缺，大概都叫拥护希特勒的“雅利安人”占去了，这就是戈培尔所大吹特吹的所谓“失业问题业已解决”的真相！
第三帝国中犹太人悲惨的命运，最近又因巴黎一个犹太青年的无知行动而再遭浩劫。1938年11月10日，巴黎有一个犹太青年恨国社党之压迫犹人，行刺德国驻法大使馆三等秘书拉特，结果引起德国境内之疯狂报复[50]。关于法西斯党野蛮残忍的行为，我们只叫引几段最近报纸上的通讯就够了：
“本城当局，顷限令全城犹太人于本日午时6时前，向警察局报到，而于48小时出境。此外，犹太人之寄居各旅馆公寓者，均被逐出。犹太人住宅多所，被人纵火焚毁。截至目前为止，犹太人被捕者，共有五百多人。”（10日德国慕尼黑哈瓦斯电）
“本城所有男性犹太人（自18岁至60岁）均已捕送圈禁营，并令其缴纳住宿费。”（12日法兰克福哈瓦斯电）
“……德国政府顷责令国内各犹太人，募集款项10亿马克，以示惩处。”（12日哈瓦斯社柏林电）
够了，不再多引了，只就上面这几个消息来看，不已经完全表示出第三帝国是一个最可怕的活地狱吗？为了一个无知青年的罪恶，希特勒竟对几十万人施行这样野蛮疯狂的报复，这不仅是日耳曼人的耻辱，抑且是人类的奇耻大辱！不过法西斯蒂是无所谓耻辱的，责他们以羞耻的人自己先就是傻子，因他们原来就是流氓，是痞棍，是社会的沉淀！希特勒是绝不在任何事物之前止步的，所以除了上述的暴行之外，法西斯蒂趁此机会还制定了极严酷的法律，以便根本消灭犹太人：
这样一来，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倒似乎真正彻底地“解决”了。据说更“彻底”的办法还在考虑中，也许还要把五十几万的“异族”全体驱逐呢！如果这办法真能实行出来，自然是再好没有，一方面可发100亿的横财（据说德国犹人共有这么多的财产），另一方面又可以安插五十几万的失业分子！可惜事实上怕不能像希特勒所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不过无论如何，第三帝国对付犹太人的野蛮行为，总还有得给我们看的，这些行为的野蛮程度，将与法西斯统治的危机成正比例。
最近这次反犹暴行，除了我们在上面屡次讲过的一般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在。第一为德国财政的异常困难，近年来狂整军备的结果，德国所有的财富，差不多全给希特勒拿去造大炮了；戈林独裁者的什么“四年计划”，在在暴露出拮据与破产；苛捐杂税的增加，不仅引起德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愤怒，甚至连国社党内的温和派如沙赫脱博士等等，也都认为冒险而表示不满；同时民众的负担，也绝非绝无限度的，目前的情形就已经不能胜任了，当然在不能拼命重榨；至于向外借货呢，英、法、美诸国因竞争太烈，均无希望；正在这为难的时候，忽然发生了巴黎犹太青年的一击，恰好给希特勒、戈林辈以极好的指示：向犹太人勒索10亿马克。这数目似乎并不很大，不过你等着吧，戈培尔所说的“更彻底的解决法”，也许会把犹太人的100亿马克尽数充公的。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的。目前，英帝国主义为要巩固其地中海与苏伊士河的地位，竭力在“同情”犹太人的复国运动，结果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回教徒的热烈反抗。希特勒为赢得回教徒的同情，以及防止战争发生后犹太人在德国内部的“捣乱”起见，乃先行扑灭犹太人。所以根据这一点来看，此次德国的反犹狂潮，实际是大战的准备与反英的阴谋。
墨索里尼的东施效颦
意大利虽亦为法西斯国家，然以犹太人的人数较少（仅五万两千人），且因彼等在社会经济方面不占重要地位，故自来并没有什么反犹运动的发生。本年7月15日，意国许多教授之种族主义宣言，还是黑衫党人反犹运动的第一声呢。该宣言共分十点，今且摘引其主要者：
（四）今日之意大利人民完全为雅利安族，愿保持雅利安文明。
（六）意大利人民一致尊重并保持血统单一之一意大利民族。
（七）意大利现决公开承认种族理论，采取确定立场。
（八）西欧地中海人民，与亚洲或非洲地中海人民，应加以区别。
（九）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族。”（见7月16日海通社罗马电）
自从这宣言发表以后，不必是“消息灵通”的人士，大概也都知道墨索里尼将效法“他的朋友”希特勒，要“代上帝行事”了。因为所谓“教授”也者，自然不过是“首相”的喉舌罢了。
7月26日，法西斯党的秘书来泰拉斯又来了一篇演说：“世界犹太人如抱反法西斯态度，则意当局恐将惩治境内之犹太人。”
7月卅日，墨索里尼在其自己的演说中，第一次表明了态度：“关于种族问题，我人亦当勇往直前”，同时为要洗刷他抄袭德国的耻辱起见，乃声明“或谓法西斯党系追随他人之所为，实属荒谬。”但事实胜于雄辩，“教授宣言”的内容，不就是德国“第一号领袖”的“宏论”吗？不过加添了一些“教授式”的字眼，没有说得像希特勒那样的直截了当罢了。
最后在10月1日召开的法西斯党最高会议上，决定了反犹的法律，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并勒令许多犹人出境。
这次又受德国狂潮的影响，于本月（11月）10日，颁布更严厉的反犹法令，限制所有1919年以后，移居意大利、里比亚及爱琴群岛之外籍犹太人，一律于1939年3月12日以前离境，凡1919年后归化意籍的犹人，均剥夺国籍，并禁止犹太人在意国境内永居。
最近公布的反犹法令中，又“规定意籍犹太人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均不许服兵役；不得担任意人之监督，或有一百雇工以上与国防有关之工厂厂主；犹太人不得拥有五千意币以上之土地，或两万意币以上之房产；犹太人不得雇用意大利人为佣人；国省市行政官署、党部、半官机关以及一切工业工厂，均不得任用或雇用犹太人，惟内政部中得任用对党国有特殊劳绩之犹太人为职员；所有犹太人现正担任已被禁止之职务者，应于三个月内提出辞职。”（海通社11日罗马电）
上述法令实行以后，意大利境内的几万犹太人，也遭到德国犹太人同样的命运了。究竟墨索里尼为什么要学希特勒的样呢？上面不是说过，意大利就社会经济的意义上说，并没有反犹的必要吗？那么难道只为了“两巨头的友谊”吗？这当然是笑谈。德意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近，并不会以内政的改变为条件的。这犹之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不妨与工人国家的苏联缔结军事联盟一样。所以说意大利之反犹乃德意轴心的结果，那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很正确的。
依作者个人的观察，意大利之采取反犹政策，乃是英意在地中海与近东一带争霸的表现。这话怎样说呢？难道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亲英分子吗？当然不是的。问题的关键也还在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我们早已说过，英帝国主义之支持犹太复国运动，是它地中海争霸战的一个武器，意大利既然是英国在地中海与北非方面的主要敌人，自然要设法找寻一个反对的武器了，这武器就是“拥护”回教徒的民族运动。因为回教徒的独立运动，可以推翻英国在埃及与巴勒斯坦的统治；我们总该记得吧，当意大利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时候，黑衫党就是以巴勒斯坦回教徒中的放英宣传来答复英国的制裁的；现在英意正在“修好”，公开的反英自然有点不合时宜，那么正当大英帝国以飞机大炮“帮助”犹太人复国的时候，来一下反犹的把戏，不也可以从反面获得回教徒、阿拉伯人的同情吗？所以我相信墨索里尼反犹的算盘，是打在这一联上的。
当然，阿尔及利亚侵略以后，意大利国内经济的危机与民众的不满，也是促成此次反犹运动的原因。
其他国家的反犹运动
在这战争危机日益迫切的目前，种族主义与偏狭的爱国主义猖獗一时，犹太人的劫难，大概只会是有增无减的。犹太人的解放当然更是无从谈起。
除了德、意两国，现在还有好几个国家也正在压迫这无国的民族。其中最残酷的要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约占全人口的四或五，故在19世纪的末叶，早经发生过反犹运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欧战以后，罗马尼亚领土扩大，在1919年的宪法上，规定了“一切国民不问宗教、语言与民族之不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当它在自由主义者泰泰来斯哥的政府治理之下，罗马尼亚的种族问题确乎能相当缓和了一下，但自世界经济恐慌，特别自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并且侵入中欧之后，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重新抬起头来了。这儿的原因是很显然的，就是因为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受到了恐慌的打击，乃以反犹运动来同犹太资本家进行不公平的竞争。此种反犹的阴谋，我们可以从它的法令中看出来的：犹太人不许充当公务员，不许从事某几种职业或商业，不许务农，不许充当律师、医生、技师、建筑师，甚至不准进戏院与电影院。由于这种法令的实施，罗马尼亚的商人、工业家以及其他的自由职业者，当然能得到相当利益的。
此外，罗马尼亚的卡罗尔王和他的大臣高格，还发明了一个干脆的反犹办法，即将犹太人做一番统计的把戏，从而宣布多少万的犹太人是“用诈术”入境的，勒令于某一时日之前出境！此法倒比希特勒先生的更加简单而彻底了。
其次就是波兰。在这个欧战后重生的国家中，犹太人约占全人口之10%强，共约三百或三百五十万人。这是世界各国中犹太人对全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犹太人在波兰经济界所占的势力，据最近波兰一种反犹报纸的统计（这统计当然是过分的）：全国手工业犹太人占62%；全国医生中犹太人占58%；律师中占61%；零售商占74%；至于在文化界方面，犹太人的势力也极为可观。
犹太人在波兰境内的人数既如此之多，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势力又如此其大，那么在这反犹潮流汹涌澎拜的今天，怎样能不受着影响呢？不过在复国之初，在1919年的条约上，波兰也确曾郑重地规定过：“不问出身、民族、种族或宗教之不同，各人之生命与自由，均受完全保护。”并且开国元勋毕苏斯基将军又曾公开宣布：“波兰人遭受了一世纪多的压迫与逼害之后，再不允许在他们的本国，有民族仇恨的存在了。”
可是条约归条约，宣言自宣言，一等到有经济上的必要时，这些“自由”或“民主”的“主义者”，立刻会拿犹太人来做献祭的牺牲的。
1924年格拉勃次基的经济政策，本是打击犹太人的，后来经过1929年的恐慌，再受着1933年德国法西斯的影响，反犹运动就风起云涌了。最常见的方式即所谓对犹太商与犹太手工业者的群众抵制，这种抵制运动，当然是波兰商人唆使起来的。这与罗马尼亚的情形颇相仿佛；不过有一点可算是波兰的“国粹”，即农民特别热烈地参加反犹运动。犹太人之惨遭屠杀与抢劫，在波兰的农村中是常有的事。这因为在大多数波兰贫农的意识里，以为反对犹太人即能解脱他们的痛苦。其实这是上了波兰地主们的当。原来在乡村的贫农中，对犹太人本有一种成见，因为犹太人放高利贷的特别多；然而归根结底的说来，使波兰农民赤贫到这个地步的，主要还不是高利贷而在于土地问题之尚未解决，即全国耕地仍操于少数大地主之手。大地主们当农民为生存而挣扎时，乃利用他们对于犹太人高利贷者的恶感，移转农民大众反地主的斗争为反犹的暴行。这情形在罗马尼亚以及在其他东欧比较落后的小国中，固然也有，不过没有波兰那样的普遍罢了。
捷克在慕尼黑协定之前，曾被一般人誉为“和平与民主堡垒”之前哨的，但自苏台德地区与其他区域割让以后，蒙受了大损失的捷克资产阶级，不得不转向国内36万的犹太人（其中不少是工商业的巨子）索回相当报赏了。现在捷克的反犹运动业已开始，例如本月6日卜雷替司拉伐美联社电讯所载：
驱除了这些匈籍犹太人之后，接着就要来对付捷克籍的犹太人了。
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怪可怜的，他们也是在惴惴不安了。本来匈国的犹太人比捷克还多，一共有48万。同时民间的反犹传统又相当的深；那么在邻国反犹的影响之下，它怎能不有为行动？就报章简略的报道看来，匈牙利的大地主与大资产者的政党——国民党，已经举行过好几次反犹的示威。不过他们的口号虽然是反犹，但实际上所攻击的却是社会民主党等一切自由主义与工人阶级的组织。
民主国家的“同情”
然则，天下之大，犹太人竟无立锥之地吗？这倒似乎也不尽然。工人国家的苏联暂且不说。即就美国而论，对于德国的暴行，不是群情愤慨吗？还有英法两国，也很不以德国的反犹为然，对犹太人还仿佛想积极加以援助似的。于是有些爱把事物简单化与公式化的人们，就若有所悟地说道：“对啦，犹太人问题也是以和平及侵略阵线为分野的。和平阵线是犹太人的朋友，侵略阵线是犹太人的压迫者。”同时他们就很快地得一结论道：“全世界犹太人如想获得解放，应援助英美法等和平国家去跟法西斯国家作战。”
要知这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和平国家”对犹太人的“同情”究竟如何就够了。苏联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在下面我们将专门谈到它的犹太人问题，至于英国对犹太人问题的政策，也将分别讨论，这儿我们只简单的谈到美法两国。
北美合众国的犹太人共约450万，约及全世界犹太人的1/3，在本世纪之初，该国犹太人还不过53万，其余三四百万的犹太人，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从欧洲移住过来的。此种大量移植的原因，简单地说：（一）为旧大陆的反犹运动与不断的经济危机；（二）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飞跃生长，资本、人力均极需要，同时又因无封建势力的存在，原始的反犹运动无从产生。因此20世纪以来，犹太人群以新大陆为谋生与发达的天国，趋之若鹜，结果不仅在数量上构成了美国总人口的3.5%，而且在财政、工商各界的地位中，也造就了雄厚的势力。犹太人既能执掌着华尔街的钱库，当然也能影响着白宫的政策了；这就是美国政府历来不赞成反犹运动的缘故。
但自欧战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快达到盛极而衰的地步，于是反对有色人种的苛律颁布了，1924年有名的《约翰逊-里德法案》也通过了，从此，这个犹太人发财的天国，也对犹太人关闭了门户。
现在美国境内虽未反犹，对国外犹人的蒙难又颇表同情，但是合众国的门户却仍旧让《约翰逊-里德法案》封锁着，不许无路可走的犹人入国。原来美国的同情也只限于口头上的！
美国资本主义现正处在危急的关头，罗斯福的新政也救不了这繁荣的王国，将来如果危机更加深刻，则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将加紧对外的侵略，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资产阶级，一定也会抬出反犹主义的招牌来，同它的犹太人同道者进行斗争了。
目前共和党的前总统胡佛，与民主党的现总统罗斯福，竞做保护犹太人的勇士，这在实际上是着眼于美国境内450万的犹太选民，以及迎合美国社会上痛恶德国暴行的舆论，借以争取各自党派的影响罢了。
讲到法国，则因其本身经济的情况尚佳，犹太人的数量根本就少（28万）又因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自由民主的传统较为强固，所以现在还没有反犹运动的公开爆发；但这绝不是说：法国是犹太人的朋友，而且将来也不会反犹的。绝不如此！即令在“左派”当权的目前的法国，对犹太人之入境也是严加取缔的。例如最近报载：法国外长声明“法国收容犹太难民已经太多，目前要俟它国表示同样态度后，始能对避难之犹太人加以协助了。”（见16日海通社巴黎电）
如今法国的“人民阵线”业已破裂，外交上谋与德、意接近，内政则日益右倾，火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的力量，正随着战争的危机而日益加大，法国反犹太人的运动也已在民间，特别在军队中暗自进行了，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大概要首遭其殃的。
英帝国主义与战后的犹太复国运动
当犹太人处处被逐，颠沛流离的时候，仿佛只有大英帝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因为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英国愿意帮助犹太人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建立独立的国家。在我们研究英国的帮助是否真实，犹太人的复国运动是否可能之前，且先来谈谈巴勒斯坦的现实情形，这对于问题的说明不是没有益处的。
就历史上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老家。但一两千年来流离分散的结果，这个地方却早已成为回教徒阿拉伯人的故乡了。此地的地主差不多全是阿拉伯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也是阿拉伯人为最多。犹太人反而很少，最近二三十年各国反犹运动与复国运动的结果，犹太人大批流入巴勒斯坦，但至今还只有四十万零四千人，约及全人口1/3，阿拉伯人仍占2/3。
政治上，巴勒斯坦曾长期间受着土耳其的统治，欧战结果，才委任英国代管的。为什么英国一定要“代”管这个地方呢？当然不是为了“护圣”。我们只要翻开世界地图来一看，即可明白巴勒斯坦对于英帝国主义的重要了：为要保护它经由地中海与苏伊士运河而至远东的航路，为要获得伊拉克丰富的油田，为要保护它在近东的地位，它必须占有巴勒斯坦，借以建筑海军与空军的根据地。
为要占领这块土地，英帝国主义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它在1917年的贝尔福（当时英国外长）宣言上，固然表示它是犹太人的“朋友”；但在两年之前，即在1915年，为要取得阿拉伯人的同情时，它也曾主张将巴勒斯坦作为阿拉伯人独立国之一部分的！其实，帝国主义者对弱小民族，根本谈不到什么“同情”与“朋友”，它永远是“现实主义”的，永远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同时永远是弱小民族解放的敌人！
英国自1917年以来，之所以要“同情”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任由其统治殖民地的根本政策出发，这政策就是所谓“分而治”。它要将巴勒斯坦弄成一个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永远互争的国家，使它无力对外；它要把阿拉伯人谋自身独立的斗争，转变成简单的反对犹太人的内讧，以便坐收渔人之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即就英国的利益来说，巴勒斯坦绝不能长此任其为阿拉伯人的国家。因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过占整个阿拉伯人的一部分罢了。它四周的国家如埃及、伊拉克、汉志[51]、外约旦、也门等，都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常有与其他同种国组成阿拉伯联邦的企图，故巴勒斯坦如果始终以阿拉伯人占最大多数，则英国在近东的堡垒始终不会稳固；反之，如以犹太人占多数而成立犹太国家，则四周尽为阿拉伯人的国家所包围，势必永远要求助于非阿拉伯与非回教的英国，才能保持其存在。为此，大英帝国就不惜为犹太人的保护者，并积极援助他们的复国运动了。
19世纪末叶的犹太人复国运动，我们在上面已经述起大概；不过英国人积极援助的那种运动，却是在战后新兴的；它的影响与力量，都非战前的所能比拟，因为反犹运动的狂暴与普遍，也不是19世纪的所可同日而语的。这次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与战前一样，即犹太人到处招受逼害与关门，痛感亡国之苦，渴望在祖先们的老家——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独立的国家。犹太人这一苦心与宏愿，当然不仅要为身受此痛的全体犹太人所接收，即使一切具有正义感与同情心的人们，也都不得不加以赞助的。可惜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一宏愿之是否有实现可能，以及此种努力之能否谋得犹太人的真正解放，都还极有讨论之余地，现在且让我们来较为详细地加以研究吧。
复国运动的可能性
如果犹太人能够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使全世界犹太人不再受压迫、逼害、放逐与屠杀的痛苦，这当然再好没有，谁都不会反对。所以要讨论的只在于它的可能性问题。不过一谈到可能性，立刻就叫人不能乐观了，其实是困难重重；甚至还是不可能的。这儿第一个困难就在于：犹太人的故国，业已居住着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犹太人之无限制的移入，必然要遇到阿拉伯人的反抗，因而必然要依赖英帝国主义者武力的援助；其次，巴勒斯坦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地方，如果要无限制地容纳犹太人，必须发展工业；第三，要移植千百万犹太人（无论贫富）到巴勒斯坦去，必须有极大规模的免费运输。
上述三种困难的能否克服，决定了犹太复国运动的是否可能。
为想克服第一种困难，犹太复国运动的许多倡导者就自愿地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例如“全世界犹太复国运动总部”的执行委员，巴勒斯坦劳工联合会的领袖本-古里安（Ben-Gurion）[52]说：
上面这寥寥数语，已赤裸裸招认了犹太复国运动对于英帝国主义的依赖；同时道尽了英帝国主义“护犹”政策的本质。
英国人虽然比本-古里安更看得清楚，它为了“法律与治安的维持”，绝不待它人请求而后派遣军队的。只可惜阿拉伯人并不是绵羊，不是无抵抗主义者，他们的血液里充满着穆罕默德的精神，他们在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更起来做积极的反抗了。自从英国统治圣地以后，阿拉伯人的反抗差不多是经常的与定期的：在1920、1921、1929、1933、1936诸年中，都曾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今年阿拉伯人“恐怖分子”的暴动更见激烈，累得英国人调兵遣将，围城焚舍，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把“法律与治安”“维持”下来，以致引起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阿拉伯叛众的“同情”，这把戏真正好看煞人，复杂煞人！
阿拉伯人的反抗运动，开始完全是对英而发，以巴勒斯坦的独立为其目的；后因复国运动的结果，阿拉伯人的独立斗争逐渐堕落为反对犹太人的种族斗争，这其实是上了英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地主的大当。不过阿拉伯民族运动中的基本立场，即：巴勒斯坦必须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由巴勒斯坦的居民自行决定独立国的命运。这立场确比犹太复国运动的主张较为前进。倘依后者的主张，则巴勒斯坦不仅要永久成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东方的根据地，而且巴勒斯坦本身的民族纠纷，也将永无解决之日。因为照那位本-古里安说：
这种自大与歧视的态度，极端妨碍巴勒斯坦阿犹两族联合抗英的斗争，同时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命运，也因此而得不到阿拉伯人的同情了。
假然英国真能由始有终地用武力援助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将巴勒斯坦最大多数的人民——阿拉伯人完全驱逐，或完全压服下去，因此事实上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这倒也还罢了。可惜英国人的“援助”仍旧是靠不住的。因为英国如果想保持其近东的地位，决不能因巴勒斯坦一地而遂失欢于全近东1200万的阿拉伯人，尤其是当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虎视眈眈，想趁机夺取阿拉伯人的同情的时候。于是大英帝国不得不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提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邦、犹太邦与英国统治地带三部，这当然是对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背叛”。现在三分计划，据说已因阿犹两族的共同反对而抛弃了，但以后的办法也不会有利于犹太人的（当然更不会有利于阿拉伯人），据美联社10月17日伦敦电：“英国已决定放弃瓜分计划，准备积极限制犹太人移民，并不准售土地与巴勒斯坦之犹太人……准备以一新的军事攻击，企图肃清一切阿拉伯人的反叛。”
英国这一左右开弓的办法，充分暴露了它对于弱小民族“同情”的虚伪！犹太复国运动诸君子之迷梦，从此可以醒了吧！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这一部分犹太人的命运，也只有抛弃复国运动那种唯我独尊的态度，与阿拉伯族的大众携手前进，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宰割，并反对德、意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才能获得解放。
讲到犹太复国运动的第二个困难，即巴勒斯坦工业之发展，则以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一般地趋于绝望与衰朽，再加以英帝国主义之不愿在该地实行保护关税，故绝少可能；第三个困难，即极大规模的自由移转与免费运输，这绝非在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能办到的了。
这么说来，犹太人的复国运动简直是一个不能实行的乌托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反动的。那么究竟怎样才是犹太人得救之道呢？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条路可以走！
社会主义革命与犹太人的解放
我们根据着以上的叙述与分析，可知中古以来反犹运动的最后原因，大半都是经济的。中古时代的排犹与仇犹，表示出雅利安人对于农业经济的垄断，以及对于工商业尤其高利贷之贱视与嫉妒。19世纪后半期的反犹主义，首先反映出封建地主的残余，对于资产阶级新兴势力的反攻；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反动的专制主义对于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斗争；不过这中间同时还反映着一部分新兴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战后反犹运动的勃起，正暴露出资本主义已临到最后关头，在为其生存做最后挣扎了。现在无论法西斯的德、意也罢，“民主”的英、法、美也罢，都一方面加强其对外的争夺，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则于拼命地榨取本国劳动大众之余，复疯狂地肃清“异族”的竞争者，借以苟延本国资产者的生命，且准备对外战争之物质的与精神的条件。法西斯国家的资本主义因危机更深，故反犹的暴行更早更凶；“民主的”国家因恐慌之程度稍差，故反犹运动或取温和的手段，或尚在酝酿时期。
反犹运动与社会经济之息息相关，如今已无人能加以否认了。然则，犹太人之真正解放，又怎能不从经济的原因上着手？我们既然知道目前使犹太人陷于悲惨地位的是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统治形式），那怎能在资本主义的范畴以内去寻求自己的解放？所以犹太人如果不想解放就罢，若使真想解放，那必然要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为其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
现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业已到了爆发的前夜，有些犹太人就企图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民主”国家的身上，他们以为“民主”的英、美、法如果打倒了法西斯的德、意，那犹太人的痛苦就可解脱了，这是极有害的幻想。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则反犹主义一天不能根绝；无论这国家在今天是民主的或自由的，只要它的经济制度还是资本主义的，则它总能容忍或发动反对犹太人的逼害。所以犹太人如果帮助“民主”国家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充其量也不过帮助明日的压迫者同今日的压迫者作战；同时却放过了犹太人真正解放的机会，这也就是对于自己解放事业的背叛！
因此，犹太解放运动者以及一切遭难的犹太人，在这次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的大战中，应该参加国际主义革命者的行列，参加各国劳工大众的队伍，参加一切弱小民族反帝的战争，坚决进行反战、反法西斯以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以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倘他们能利用这次危机，把资本主义的统治（不论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根本推翻，那么反犹主义的病原，也就根本铲除了。
不过这样的解放，当然不能为全体犹太人所能实行的，犹太人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本身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鼓动人。这样的犹太人，多数是不会受到逼害的，纵令受到逼害，他们也不会参加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方面来的，他们将要在资本主义的反动与社会主义的进攻中自行淘汰，用不着与犹太人大众的解放并为一谈。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见解
我们上面所说的意见，马克思在95年前早已说过了。这一点又表示出这位犹太思想家之稀世的天才！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写成于1843年，那时他才25岁，故其所持理论，尚带有一般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而行文用字方面，也仍不脱黑格尔派的腔调；但在其基本立场上，却已经是完全成熟的见解了，所以对于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以后并无它作，而异日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见解，也以这两篇文章中的立论为根据的。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其所著马克思的小传中，曾告诉我们以这两篇文章的时代背景，今翻译如下：
“这小孩下地不久，有一个法令公布了：犹太人如果不受洗礼，那就得剥夺一切公务上的地位与活动。”
“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犹太律师与州法庭上的公证人，无法可想，只得同他的一家，都改信了基督教。”
“20年后，那时孩子已长成了人，他在他论希伯来人问题的小册子中，对那次强暴行为给了第一个答复。而他的一生也就是一个答复与复仇。”
马克思的文章，既然是这样一种暴行的“答复”，所以它的主要思想，可归纳成下面的三点（自然它的内容是更加丰富的，请读者们直接去领略好了）：
（一）犹太人之信仰犹太教，并不能作为他被剥夺公民权或人权的借口，人们的信仰必须自由；
（二）犹太人即令以犹太教徒的地位，仍能谋取政治解放；但单谋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要争取人类的解放；
（三）犹太人之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教下面的解放；而犹太教的精神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
因为时代关系，马克思的意见，无疑重复着法国大革命时政教分离与良心自由的思想；但第三个意见却是独创的，并且直至如今，也还不失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锁钥。马克思的文字虽然披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但意思却仍旧显而易见：要谋取犹太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
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临了，我们还要看一看资本主义业已推翻的苏联，犹太人问题究竟解决到了何种程度。在20世纪初年，俄国犹太人共有五百余万，为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此后以政治及经济的原因，大批向美国移殖，故据最近的统计，苏联的犹太人只剩有295万了。
沙俄时代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已如上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境内的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同时得到了解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个自治的民族共和国自愿结合而成的。工农的政府根本抛弃了过去沙皇时代那种大俄罗斯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政策，它宣布境内各个民族平等存在，而且不是在口头上，并且在事实上，依照着民族的居住地域，建立起好几个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有其独立的行政系统及机关，实行自治；文化方面则任其发挥民族的特点，使其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不过在经济的建设上，当然要以整个的计划为根据，方不致有背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主要因为私产制的废除、资本制度的推翻，各民族的人民，都成为整个联盟中的一员，大家都以其个人的劳动，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私人的经济利益，既绝无矛盾，则各民族国家间当然也没有冲突、竞争与压迫的必要与可能了。
在民族问题全盘的解决中，犹太人问题也同时不成其为问题了。
本来在俄国的犹太人，90%以上从事于工商与手艺。由于“格多”的遗风，犹太人的居住虽相当集中在某些地方，但一般说来，他们却是散布在各个大城市中的。可是犹太人仍旧是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言语、文字、艺术与宗教。故苏联政府为使犹太人也能享受自决的权利，也要发挥其独特文化的机会起见，乃特准犹太人在远东的别洛培疆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共和国。据说这共和国的面积约及英国之半，地方是相当富饶的。
对于犹太教，苏联政府的态度也和对其他的宗教一样。在教会不从事于反革命宣传的范围内，准许其存在。革命政府承认信仰是私人的事。虽然在文化上，它承认一切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故与之斗争，但绝不采取政治的与警察的压迫。
这就是俄国犹太人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解决方式。不过，读者也许会发生如下的一个问题：这样解决，当然很好，但目前法西斯的疯狗正在对犹太人狂追，一切“民主的”国家又都只表示些口头上的同情，事实上还是闭门不纳；那么工人国家的苏联，尤其是别洛培疆的犹太共和国，为什么对那些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也不开开方便之门呢？而且苏联的当局，对于法西斯反犹的暴行，为什么连抗议的表示都没有？更奇怪的，当希特勒将六十户苏联籍（不是沙俄籍）的犹太人放逐出国时，斯大林也不愿接受，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儿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这存在了20年的苏联，许多方面已经和十月革命以后几年的情形不同了。十余年来，世界主要国家中革命运动的不断失败，苏联外部帝国主义的威胁，内部资本主义残余分子的抬头，都使这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工人国家逐渐右倾，同时使它的统治权逐渐集中在少数分子之手。这种右倾与集权的事实，当然也影响到了民族问题，如今苏联境内各共和国对中央政府的关系，已没有革命初年那种民主与自治的精神了。民族间虽还不曾有公然的压迫，但“大俄罗斯化”的精神是相当恢复转来了的。这就是目前苏联对世界犹太人问题表示淡漠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苏联现当局建国的方针，即所谓“一国社会主义”。这理论与当初十月革命时列宁所主张的国际革命主义是不相同的。那时认为俄国的革命只是国际革命的一环，它的最后成败，是联之于世界的，至少西欧诸先进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是否起来。因此他们拼命进行国际的活动与宣传。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则相反，它主张埋头在苏联内部建设社会主义，尽量与帝国主义避免摩擦。所以在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上，年来苏联的态度是愈益和平，愈加退让的。尤其是此次慕尼黑会议之后，张伯伦四强公约的计划，得到了暂时的与不可靠的成功，苏联在外交上愈陷孤立，故更不愿多惹是非了。据驻美塔斯社主任杜朗蒂10月11日在纽约《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中说：为要对付法国右倾与反抗英国的压迫起见，苏联当局，甚至主张与希特勒接近。倘此而属实（当然，这政策的真实性与现实性都很可疑），那苏联当局对于德国排犹之保守缄默，更是必要的了。
当然，苏联当局此种态度，无论对犹太人或对社会主义都是不利的。因为苏联如果要保持其为工人的国家，则绝不可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同情，而犹太人之遭受压迫，当然不是法西斯蒂的“苦肉计”，苏联倘能坚决地予以同情与接纳，则一方面可替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多找到许多优良的技术人才与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能获得一千几百万犹太人，乃至无数万前进分子的感激与拥护。至于“政治的阴谋”或“法西斯间谍”的恐惧，那是绝无理由的，因为目前苏联国内的共产党员，本来也只占着全人口中极少的比例，还有大多数的公民，并非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何况有这样严密的政治警察机关之存在，还怕这数万，甚至数千或数百犹太难民的“阴谋”吗？所以这种理由只是一些借口，与英国麦克唐纳大臣所说“英殖民地的气候不适于犹太人”的借口相差无几。
不过从苏联现当局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决不能推翻我们上述的真理，即社会主义为犹太人解放之唯一道路。因为目前这种政策只是一种变态，一种堕落；而十月革命的经验，却已经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释（凡没有标示“王凡西注”均为录入者注）：
[1] 《旧约圣经》（Old Testament）又称希伯来手稿，是犹太教经书的主要部分。它是一部有关犹太人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完整地展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犹太人民广阔的生活画面，详尽地记载了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为了解和研究古代犹太人社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2] 夏洛克（Shylock），犹太人、高利贷者。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之一，世界上有名的吝啬鬼之一。为人刻毒、贪婪，但同时又饱受那个社会的压迫。后人用“夏洛克”比喻贪得无厌、狠毒无情的放债者或冷酷无情的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
[3] 闪米特人（samium），历史久远，至公元前30世纪初，按语言明显地分为东、西两大支。闪米特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指大多使用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众多民族的概称。而这些民族的亲疏关系尚不明确。它是现今西亚地区众多民族的始祖。
[4] 迦勒底王国（chaldaea，公元前626–前538年）又被称作新巴比伦王国，地处两河流域。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其领土被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瓜分。公元前539年，被波斯所灭。
[5]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公元前634-前562年），新巴比伦王国第二任君主。 公元前605年继承王位，征服犹太王国，攻陷耶路撒冷，使新巴比伦繁荣鼎盛，建造空中花园，他在位期间是新巴比伦的繁盛时代。后于前562年去世。
[6] 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135年），犹太民族英雄。于公元132-135年领导反罗马的犹太民族大起义，后被俘就义。
[7] 《列王纪》是《希伯来圣经》的一部分，原文为希伯来语。《旧约圣经》是依照希腊文译本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本书约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该书记载了从所罗门继位起到犹太王约雅斤被释放止的长达400多年的历史。
[8] 即纪元前586年。——王凡西注
[9] 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约公元前600年至576年间-前530年），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任皇帝。由伊朗一个小首领起家，打败诸强国，统一了大部分的中东，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国，因而现代伊朗人尊称为“伊朗国父”。
[10] 以斯拉（Ezra），《圣经全书·以斯拉记》中的人物。该书记载了重修耶路撒冷后，以斯拉率领犹太人返回应许之地的事情。王凡西所引上文，出自该书第7章6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11] 尼希米（Nehemiah），《圣经旧约·尼希米记》中的人物。该书讲述了尼希米感化波斯王，被后者任命为犹太省省长，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情。
[12] 《塔木德经》（Talmud Bavli），编写于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其地位仅次于《塔纳赫》。该书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其内容分为口传律法、口传律法注释、圣经注释。
[13] “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75页）
[14] “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83页）
[15] “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老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503页）
[16]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约272-337年），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召开尼西亚会议，提高基督教地位，成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
[17] 狄奥多西一世（Theodusius I，约346-395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王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废止古奥运会，宣称其为异教徒活动。临终前将帝国分给其两个儿子，从此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18] 十字军东征（Cruciata，1096-1291年）由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持续近两百年的一系列军事入侵活动。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以收复被阿拉伯、突厥等穆斯林领土的名义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的战争，前后共计九次。
[19] 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742-814年），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曼帝国建立者，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他引入了欧洲文明，将文化重心从地中海希腊一带转移至欧洲莱茵河附近，被后世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统治者之一，享有“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的荣誉。
[20] 欧洲中世纪大瘟疫。从1347至1353年，席卷全欧的“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21] 聚集区（Ghetto），又译为隔都或隔坨区，是指都市中特定族群群聚生活的区域。最开始用以描述一个犹太人被强制聚集起来生活的地区，现代则常用来称呼都市中居住少数族群、拥挤不堪且缺乏规划的街区。
[22] 教宗保禄四世（Paulus PP. IV，1476-1559年），又译为保罗四世（大陆译法），罗马教皇。1555年5月23日当选罗马主教，同年5月26日即位至1559年8月18日。
[23] 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1677年），17世纪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提出了泛神论、中立一元论等哲学理论，著有《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24] 按下文英王查理二世流亡荷兰，此处时间应为17世纪。
[25] 即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年），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早年曾流亡于西欧诸国，后重返英国，1660年5月29日登基为英国国王，史称“王政复辟”。
[26] 克伦威尔（Cromwell，1599-1658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独裁者。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保王党，1649年斩杀了查理一世后，克伦威尔废除英国君主制，并征服苏格兰、爱尔兰，于1653年至1658年为英国护国公，死后被复辟政权戮尸。
[27] 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又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English Bourgeois Revolution）或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清教徒革命是英国辉格党对其的叫法。
[28] 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39-1307年），金雀花王朝的第五位英格兰国王（1272年-1307年在位），亨利三世的儿子。又称“长腿爱德华”（Long Shank）、“苏格兰之锤”（指对苏格兰人民的镇压），金雀花王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奉行的内外政策都十分积极，使英格兰成为当时欧洲的重要大国。
[29] 此处有误，其被封为伯爵。
[30]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年），犹太人，英国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曾提出所谓的一国保守主义或“托利党民主主义”。
[31] 米拉波（Mirabeau，1749-1791年），法国政治家、作家、外交官，伯爵。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统治国家的国民议会中，属于温和派人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以融合到革命中。
[32] 即《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称《拿破仑法典》。
[33] 即哈斯卡拉运动 （Haskalah），是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犹太人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运动旨在吸收启蒙运动的价值，推动社群更好的整合进入欧洲社会，并借此增加世俗内容、希伯来语和犹太历史教育。它标志着欧洲犹太人与世俗世界开始更广泛地接触，最终产生了犹太解放运动。
[34] 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年），德国哲学家，犹太人。倡导哈斯卡拉运动（18-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被认为是犹太教改革派之父。
[35]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弁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9页）
[36] 即1878年10月，俾斯麦颁布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又简称为《反社会党人法》）。
[37] 阿道夫·斯托克（Adolf Stoecker，1835- 1909年)，德国基督教神棍、反犹主义者，德皇威廉一世的宫廷牧师。他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党，用以帮助军警来破坏、瓦解德国工人运动。
[38] 此处有误，该党成立时间为1878年1月2日。
[39] 德国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是阿道夫·斯托克于1878年创立的极右翼政党，奉行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本质上则是帮助俾斯麦政府破坏、分化工人运动，1918年该党宣告瓦解。
[40] 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831-1888年），德意志皇帝及普鲁士国王。1888年3月9日其父威廉一世去世，腓特烈三世继位，1888年6月15日其因喉癌治疗无效而病逝，时年56岁，在位仅99日。
[41]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8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对外战争失败后，即进行国内改革。主要内容为：解放农奴政策，设立地方自治议会，修订司法制度，充实初等教育，改革军制，推进俄国的近代化革命。但改革也激起了俄国各阶层的矛盾，1888年3月13日被民意党成员炸死。
[42] 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策夫（生卒年不详），反动派杂碎、反犹主义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亲信。鼓吹“消灭1/3犹太人、驱逐1/3犹太人和同化1/3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43] 沙俄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是空前的。早在立国之初，犹太人便被视为“有毒的进口商和基督教的蛀虫”，沙皇政府还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如建立隔离区、入学比例制等）。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沙皇政府便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罪名归咎于犹太人身上，政府公开联合黑帮分子袭击犹太人，同时也为转移阶级矛盾。从1881年4月起，仅在切尔尼戈夫和波尔塔瓦发生的事件就造成了2000多名犹太人伤亡。从1881年到1882年沙俄的反犹活动获得了官方的支持，最终导致近一半犹太人失去工作，生活难以为继。1891年-1892年和1903年-1905年又连续发起两次屠犹运动，最终导致犹太人加快了逃亡的步伐。仅在1905年11月，在敖德萨的屠犹运动中，就有300多名犹太人丧生，数千人受伤，犹太人在俄国到处被屠杀的同时，还被强制送往日俄战争前线作战。
列宁：“当万恶的沙皇君主国临到末日的时候，它竭力唆使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去反对犹太人。沙皇警察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一再制造反犹大暴行。地主和资本家竭力想把因穷困而受尽苦难的工人和农民的仇恨引导到犹太人身上去。……资本家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来蒙蔽工人，使他们看不到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资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6卷，《论残害犹太人的大暴行》(1919年3月底)）
[44] 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19世纪末法国的一起重要的政治事件。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反动势力污蔑为叛国罪，这在当时反犹氛围甚重的法国社会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论。争论以1898年初著名作家左拉宣言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为开端，激起了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改造运动。此后经过多次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德雷福斯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
[45] 沙贝塔伊·泽维（1626-1676年），17世纪自称是犹太人救世主的人物。生于土耳其士麦拿。其父是个著名商人。从小学习犹太经典，精通《塔木德》。早年对犹太教十分虔诚，对犹太神秘哲学怀有特别的兴趣。喜怒哀乐变幻无常。1648年，宣称自己是弥赛亚。1665年秋，沙贝塔伊返回士麦拿，受到信徒的狂热欢迎。次年元旦他正式自称弥赛亚。这场运动迅速发展到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波兰、俄国，以及北非一些城市。1666年初，沙贝塔伊来到君士坦丁堡，遭到土耳其当局逮捕。后叛教改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被苏丹赦免。后被驱逐出土耳其。1676年，死于阿尔巴尼亚一小镇。
[46]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年）是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裔记者和现代政治的锡安主义创建人，也是现代以色列的国父。曾著有《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宣称：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其解决方法是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国家。
[47] 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 ?????? ?????? ），是1897年8月29日至8月31日在巴塞尔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大会，有208名代表和26名记者出席。 大会由西奥多·赫茨尔召集和主持。
[48] 《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是英帝国主义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建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宣言宣布了英国内阁在同年10月31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但是政治权利除外。当时巴勒斯坦仍然是奥斯曼帝国领土，犹太人只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49] 《约翰逊-里德法案》，又称《1924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以及包括在内的特别条款《排亚法案》（Asian Exclusion Act），是一套为了限制移民数量的美国联邦法案。该法案以于1890年人口普查为基础，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时在美生活的该国人数的2%，低于1921年移民限制法案的3%的上限设定。该法案取代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除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外，该法律进一步限制了南欧和东欧移民（那里的犹太人自1890年代开始大批迁移以躲避波兰和俄国的迫害，以1890而非1910或1920为基准即是故意不使用真正与当时实际人数成比例的配额）。该法案的主要作者为美国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和美国参议员大卫·A·里德。
[50] 赫歇尔·费贝尔·格林斯潘（Herschel Feibel Grynszpan）是出生于德国的波兰裔犹太人，于1938年11月7日在巴黎暗杀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m Rath），而希特勒政权则以此为借口发动了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
[51] 汉志地区（Hejaz)，是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沿海地区三个行省（塔布克省、麦地那省和麦加省）的合称。因境内有希贾兹山脉而得名。1916年哈希姆家族的谢里夫·侯赛因建立汉志王国，1925年被内志王国吞并, 1932年并入沙特阿拉伯王国。
[52] 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年），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家、以色列开国总理，被尊称为以色列国父。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