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的那段日子（二）
《阁楼时光》
我很享受坐在阁楼的窗前, 捧着一本书和一壶清茶, 静静地让时光流淌。
这窗并不大, 但做得很繁复, 玻璃有二层, 冬天可防寒。木条把玻璃隔成一块一块的, 好像以前的人还没有掌握造大玻璃的技术,不过这倒另有一番风韵, 能引起复古的遐思。
特别是顶上半圆的固定窗, 那弧形的木头是很难弯曲的。据说, 这项技术在十九世纪的维也纳做得最好, 然后把玻璃切割成形, 也真是为难了前人的匠心。
这穹形让我想起教堂里的窗, 当然教堂里的是彩绘的玻璃。这窗属于什么类型, 我不知道, 但这幢房子是20世纪初造的, 此时新古典主义正流行。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风格。
3月20号, 疫情在挪威正盛, 我发了低烧, 就自觉搬到阁楼, 这是全幢房子中最小的一个房间, 小让人觉得安全。
20多年前在圣彼得堡, 先参观了沙皇美仑美奂的行宫, 俄国朋友就把我们带到了一幢平常的小别墅, 说其实沙皇一家渡假时, 绝大多数时间不是住在宫殿, 而是住在这幢普通的房子里。
大概空旷让人感到孤独, 小巧却授人温馨, 高贵如俄国沙皇, 也有一颗凡人之心。
我搬进阁楼的第二天, 烧就退了, 全身一股清爽, 但由于世界局势, 全家一致同意把我关闭。
这个病毒带来的不可知性, 就是让健康的人可以享受病人的待遇。
基于孩子们年青, 一日三餐由他们送到房间门口, 其间还有茶水。 时不时, 保持距离, 敞开门, 他们还陪我聊聊天、做做操。
只是他们坚决不允许我老公上来探視, 所以是君在楼梯下, 我在楼梯上, 每日隔面不能見, 诉诉话而已。
也算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 这样的隔离我倒真不在乎, 大可以延续下去。
虽然这样, 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一个人在阁楼里, 读书、发呆、遐想。
我想起上海太外婆的小阁楼。
父母是双职工, 所以童年时我常常被送到亲戚家小住几天。太外婆和舅公公一家住在一起, 在虹口区, 离虹口公园很近, 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 每幢房紧挨着, 很适合飞檐走壁的那种。
走出后弄堂, 是一条河, 我记不得名字了, 但肯定不是苏州河, 应该叫什么泾啊浜什么的。
当然那时我是不能一个人去河边的, 岸墙很高, 要看到河, 总得是坐在河堤上, 然后是阿姨啊舅舅拉住我。
记得有一次, 大舅舅给我买了一个石榴, 我就坐在堤上, 一粒一粒地吃, 然后把石榴籽一粒一粒地扔到河里, 我想那时我一定很快乐, 要不怎么会对这样平常的事记忆犹新呢。
太外婆一个人住一间角子间, 很小, 就如我的阁楼, 一床一桌一椅, 简单却非常整洁。
记忆中, 每晚太外婆总会跪在床前祷告,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心诚的人什么都是干净的, 太外婆火化后, 舅舅们说她的骨头都是雪白的。
在阁楼里的时光, 我一直在怀念上海的岁月。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冬日的一缕阳光照进阁楼, 暖暖的, 我喜欢那种感觉, 依偎着亲人, 在狭小的空间, 做着伟大的梦。
上海, 少了石库门, 少了亭子间, 哪里还是上海？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让每个城市的面孔都成了千篇一律, 哪里还有上海的烙印？
浦东的剪影, 每次我都得细瞧, 世界上的电视塔, 从多伦多到惠林顿, 乍看Skyline也都累同。
高楼一幢幢地矗起, 钢筋水泥间还存在几块绿色, 森林中偶尔射进的一束光, 就是那么珍稀。
这不是我的上海, 我的上海是小小的阁楼、 窄窄的弄堂。
那时, 大人们老逼我晚午觉, 我睡不着, 就望着天花板上的灰渍做梦。午后的阳光缓缓地爬进阁楼, 世界寂静无声, 朦胧中, 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 “叮叮当、叮叮当”, 回荡在窄小的弄堂里。
下班的时候到了, 弄堂里就会热闹起来。
很多年很多年以后, 静寂中海鸥的几声吱叫总让我想起上海弄堂里的自行车铃声, 由远而近, 越来越清晰。
逝去的人早已逝去, 上海也再也不是我的上海, 我在怀念什么呢？
我在怀念时光, 那一段慢慢的、亲爱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