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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脸与法治/又来宪法
脸与法治
原载于《论语》杂志1932年总第7期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己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还好，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极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哩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哩，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琉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当兵的）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由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跛，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脸。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又来宪法
原载于《论语》杂志1933年总第8期
听见人家说，南京正在开三中全会（注：指1932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会上宣布定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和“议决宪法”），通过议案非常之多。起草宪法啦，国民会议呀，保障民权呀，裁兵呀，改良教育呀。也懒得去查新闻，横竖有议案就得通过，这是不能免的。以三中全会与国联相比，觉得中国通过议案非常容易，日内瓦通过议案，非常迟缓。二者皆不利于我国。我们并非不要宪法，乃因宪法自光绪末年至今，已经起草十数次。须知宪法第一要义，在于保障民权。民权何自而来，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凡谈民治之人，须认清民权有二种：一种是积极的，如选举，复决，罢免等；一种是消极的，即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之保障。中国今日所需要的，非积极的而系消极的民权。选举复决之权，乃使民众做官之权，结果未中选时是民，中选后是官，仍然与吾民无与。保障人民性命财产自由之权，乃真正的民权。此种民权，所以难于实现，非民不愿享，乃官不愿与。盖民权与官势，暗中成为正面冲突。百姓多享一种权利，则官僚剥夺一种自由。言论可自由，则报馆不能随时封闭；生命可自由，则人民不得非法逮捕；财产可保障，则政府不得随意没收。故民自由则官不自由，官自由则民不自由。故今日中国民治之真正障碍，官也，非民也。有人问我，中国人民何时配讲民治？我说：任何时我们的官僚配讲民治，百姓自亦登时有民治之资格。任何知县非法逮捕人民，肯出庭居被诉地位，不怕人民不会出庭控告知县，马上实行民治来。人民可诉官长于法庭，而有胜诉之希望，此便是中国实行民治之开端。今日人民所以不能控告官长，因官长有脸故。故中国官僚一日要脸，则民治一日不能实现（参见《脸与法治》文）。故大家丢脸者，实法治民治之第一前提。此是三中全会诸先生所不可不体会之点。若非官僚不要脸，虽再起草宪法一百次，仍于实际无补。不意三中全会在通过许多议案之中，却把最重要一条遗忘。当时若肯通过一案，“议决凡中国官僚此后皆不要脸，誓守平等法治，本三中全会出席委员，并誓愿以身作则，自今日起，一律丢脸，决不食言”，这样胜于起草宪法多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