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归主与山上之城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作战略》
笔者所要承接的是以王明道、宋尚杰、倪柝声等为代表的华人老一代牧者所强调的“中国人当负中华归主的责任”，[1] 以及清教徒所提倡的建立“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这一基督教国家与文明的理想：“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太5:14）。[2]
没有清教徒所追求的“山上之城”的建造，所谓的“中华归主”就会流于形式和口号，最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因此，雅和博经学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基督教神学，而是直接继承中国教会的传统和心志，同时为成全这种心志而谦卑的接受上帝赐给给西方教会在思想和建造方面的巨大财富。这种继承是双向的继承，既要立足中国文化和中国教会的历史与现实处境，又要自觉地吸收上帝在普世教会尤其是西方教会中的赐福，打破地域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狭窄与傲慢，体系出真正的“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的大公精神。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这“山上之城”不同于希腊哲人柏拉图所崇尚的《理想国》，[3] 更不同于中国古人陶渊明所心仪的《桃花源》，而是奥古斯丁所阐明的以敬天爱人为本的《上帝之城》，也是《启示录》最后强调的“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启21:2）。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历史以治理全地的政治使命开始，以“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立为结束。世界历史就是政治历史，就是上帝的国度不断彰显的历史，当然也是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不断得到保障的历史。因此，我们所强调的政治不是个人的政治，也不是党派的政治，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当然也绝不是争权夺利的政治，而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的上帝的国度的政治。笔者把这种祈求上帝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建立基督教国家与文明的蓝图称为“天国战略”，也就是基督徒在地上追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的“建国方略”。[4] 正如天主教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所强调的那样：“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5]
几千年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在马克斯·韦伯所承认的世界五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和佛教中，只有基督教才能够建构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宽容的文明。当然，进一步而言，此处我们所说的真正建构文明的基督教绝不是泛泛而论的基督教，甚至也不是东正教或天主教。不管是希腊东正教还是俄罗斯东正教，在真理体系上都没有分清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在社会实践上都没有理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并不能够建造宪政法治的文明，直到2023年的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仍然厚颜无耻地配合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至于天主教，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一定程度的基督教文明，但在长达500年的文明竞争中，天主教无疑是满盘皆输，只有基督教新教尤其是改革宗建立了真正的不仅举世瞩目并且经得住考验的文明。因此，不管南美洲在经济资源上如何丰厚，在天主教的影响下长期不能走出政治上的暴政和经济上的贫穷的咒诅，墨西哥和美国一墙之隔，在野蛮和文明上更是泾渭分明。因此，中国教会学习基督教，最好不要接受东正教或天主教版本的基督教。
真正的能够建立现代文明的宗教乃是以改革宗神学为正传、以清教徒神学为代表、融合基督教各大宗派优秀传承、尊重世界其他各大宗教的大公性基督教，这是我们在雅和博经学中特别强调的。因此，我们所主张的基督教正统正传并不是画地为牢、刻舟求剑的死正统，而是继承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正统神学之骨脉精髓的活泼的传统。这就是我们雅和博经学在方法上所提倡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时务，圣灵内证”的精义。
[1] 宋天真，《失而复得的日记：宋尚节日记摘抄》（北京：团结，2015年），220页。
[2] See Samuel Harris, The Kingdom of Christ on Earth: Twelve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Students of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over (Warren F. Draper, 1874)；Robert T. Handy, A Christian American: Protestant Hopes and Historical Realitie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usas John Rushdoony, The Natur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Vallecito, California: Ross House Books, 1965);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2);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Arnold A. van Ruler, Calvinist Trinitaianism and Theocentric Politics, trans. John Bolt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9).
[3] 鲁斯德尼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同性恋者。柏拉图的《共和国》所提供的是比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独裁政权更严酷的独裁政权蓝本。”See R. J. Rushdoony, “Random Notes, 84,” Chalcedon Report 419 (June 2000), p. 15.
[4]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此书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本著作组成。《孙文学说》阐明“心理建设”，强调“行之非艰，知之惟艰”，提倡“知难行易”，勉人“决志行之，必能有志竟成”。《实业计划》阐明“物质建设”，提出六项计划，分港口建设、铁路、道路建设、采矿业、治河道等八个范畴。这是一份全面快速进行经济建设的宏伟纲领，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远景规划，其中包括建设铁路十万多公里，建设华北、华中、华南三大世界级港口等项目。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济战略思想。《民权初步》阐明“社会建设”，原名《会议通则》，参考自美国学者沙德（Harriette Lucy Shattuck）女士之《议事规则》（Women's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Law）一书，叙述了政府的组织、运作和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具体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反映了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政治思想。可惜，孙中山贪婪权力，联俄联共，引狼入室，诚为千古罪人。他的思想更是多受当时流行的苏联主张的计划经济的影响，最终导致的只能是一人治党、一党治国所造成的专政与混乱，这是华人基督徒需要特别注意的。参考李彦鸿，《中山之信——开国元勋中山先生信仰的圣经根据》（台北：天恩出版社，2005年）；中华民国基督教纪念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筹备会，《蒋公的信仰与见证》（台北：中华民国基督教撒种协会，1987年）。因此，我们本书所强调的不是一般的“建国方略”，而是“天国战略”，核心不是地上任何的国度，而是上帝的国度在世界历史中的进展。当然，我们也从“天国战略”中为自己和中国找到定位。
[5] Christopher Dawson, 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 (Wilmington, Delaware: ISI Books, 2002), p.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