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二编室谈过以后，我很泄气。他们的意思是这部初稿问题很多，现在很难考虑具体怎么修改。阙主任作总结发言时，甚至对我本人的思想都开始质疑，已经从“作品分析”上升为“作家分析”，让我哪敢再座谈下去？
我的心情是沉重而难受的。他们没有给我任何鼓励，鲜明地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提议回去再修改时，他们也没有挽留之意。
半夜失眠了。想着想着，忽然又起了再战的勇气。我决定立即拟定修改提纲，准备推倒重来，东山再起。反复咀嚼他们的意见，我认为这一稿的最大问题，在于余抱一的结局。我不能把他弄死，而要让他转变过来，方才体现“党的领导”和“正面的力量”。当年北京出版社也是此意，并且我在上一稿中已经这样做了，但是重写后半部分时，我又恢复了最初的人物设计。
归根结底，我不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有道是“大浪淘沙”，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受住艰苦生活的考验。让这样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掉到冰窟窿里，在我看来更有教育意义，也更加真实。何况余抱一本身带有悲剧色彩，死于非命是符合文学逻辑的。上一稿我之所以不满意，就在于他活下来了，人物张力大为减弱，剧情也变得温吞如水。来京以后，我决心反其道而行之，真正写出北大荒的严酷一面，让读者知道钢铁不是随便炼成的。不过在拟定的大纲中，我并没有让余抱一去死，而是让他成功偷渡到苏联，成了“叛徒”——中苏现在已经交恶，读者可以这样看他。然而在写的过程中，我却不由自主地被他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只剩下“死路一条”。说实话，在所有人物当中，余抱一是我写得最顺手的，可也是最难驾驭的。
如今三位都不满意余抱一，我只能对他动大手术，否则没法抢救作品。余抱一的性格在整个书稿中是相当连贯的，我要拔高他，必须在多处修改，对剧情的影响很大。不过事已至此，没什么不能改的——我的功利心已经占了上风。次日我就搞出修改提纲，后三天重写第一章，计18900字。由于端正了创作思想，我改得同样顺手。余抱一的面目焕然一新，尽管仍然带有小知识分子的气息，但不再阴郁消沉，而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为他以后完成思想转变铺好了台阶。我对自己的改编能力颇为得意——只要放下身段，不再“拘泥于历史真实”，就算欧阳海那样的人物我也是能够创造出来的。
16日，我兴致勃勃地给张羽送去第一章，自感能够重获青睐。中午，他到宿舍来找我交换意见，想不到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修改后的提纲没有很大突破，没有把“写好先进人物和优秀领导”作为重点。对于我拯救余抱一的努力，张羽兴趣不大：“写青年改正错误，是否有列为指导思想的必要？”言下之意，这个人物可有可无。然而对我来说，《大荒无极》的一条主线，就是写知识分子在北大荒经受考验，成为一代新人。假如个个都跟洪烙似的已经完成思想改造，那还有什么可写的？我在余抱一身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这个人物涉及关键情节，一旦抽走，整个结构就要垮掉。所以我明知阙主任“讨厌”他，仍然无法割舍。现在张羽又作如此表示，分明是要这部作品完蛋。我有些不高兴，忍不住说了几句不痛快的话。大概是做过《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对我有种居高临下的劲头，而我恰恰不吃这一套，所以就算此刻他放我一马，日后我也很难与他合作。
“这一下，我在北京已经没有再战的勇气了。”（日记）
当晚去大姐家，告诉了她这个不好的结果。她没有表现出惊讶来，似乎早有预感。不过这也可能与她快要临盆有关——现在就算有天大的事，只要不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她也会泰然处之。次日凌晨，大姐腹痛，大姐夫当即叫来出租车，把她送至协和医院。我第一次坐出租车，感觉很新鲜。这是辆华沙20，沙发坐椅非常柔软，让我觉得半小时的车程太短了，完全无视大姐夫脸上的焦虑。
5时5分，大姐产一男婴。连生三个女孩以后，她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这年她已42岁。我对大姐由衷敬佩，不知自己42岁时，能否把这部作品生出来。
4月25日，我离京返回农场。27日，安抵家中。30日，文燕从一队回来过假。我在5月1日的日记上写：“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开始动笔改稿。”足见我还没有认输。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我那样做是徒劳的。首先，当时正值极“左”思潮猖獗之际，文艺界树《欧阳海之歌》为样板，说是成功地写出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在主人公身上体现了当代思想的高峰。与此同时，电影界正批判《舞台姐妹》。这就是三位编辑评判我文稿的尺度和标准。我内心的思想则具有两重性：既存在权威意识和媚俗心理，但出于自己的天性，又很想反映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复杂。我就挤在这样的夹缝之中，又怎么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呢？
直至许多年后，我才认识到，文稿中最有思想内涵的角色，恰恰就是被他们否定的中间人物余抱一。这是我读了《日瓦戈医生》和接触西方文化后得出的结论。所以说，当时他们没有看上这部文稿，未必是坏事。反过来说，如果我按照他们的意图修改，获得通过，最后出版，那又怎样呢？只会给我留下终身遗憾，因为它白白浪费了我仅有的一份宝贵素材。许多正反面的实例告诉我：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它，这就是创作的真谛所在。只有如此，人们才能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到：在人间的某时某地，曾经活着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你都如实地加以反映，这就足够了。
北京之行，还反映出我图虚名，不够沉稳务实的性格弱点。其实我去京写作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我只写了一半篇幅，而问题正好出在到出版社赶写的那一半，所以他们同意我赴京改稿也是轻率之举。我当时只感到挺风光，能出风头，而忽视了后面任务的艰巨。所谓“成功在望”只是我的想当然，而人生的失误正在于以幻想代替现实。不仅是我，许多人都犯过或正在犯这类错误。诚如海外学者夏志清在评论张爱玲小说时所说：“人的灵魂通常都是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
202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