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具有何种性格，其基本的特征都是相一致的。性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性格的独特性、性格的稳定性、性格的复杂性、性格的可塑性、性格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五个方面。
一、性格的独特性
独特性，是性格的最大特点。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却没有完全相同的秉性和人格。人的行为方式千变万化，心理特征也千差万别。心有千千结，人有千千面，人性纷呈，性格各异。我国古代名著《红楼梦》塑造了数百个人物形象，其性格差异各有不同。例如薛宝钗、林黛玉，留给我们一个相同的印象，都长得非常美丽。但她俩又在我们面前极为清晰地呈现着各自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丰采和气质：一个重理智，内心是冷静的；一个重感情，内心是热烈的；一个随分从时，崇尚实际；一个孤高自许，赞美性灵；一个是深含的，但容易流于做作；一个是率真的，但容易失之任性。贾府远房亲戚尤二姐、尤三姐两姊妹的性格，也大不一样，一个懦弱，一个刚烈。贾府奴婢中的袭人与晴雯的性格，也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温顺的奴才性格，一个是泼辣的反抗性格。
有“诗仙”之称的李白，是盛唐浪漫诗派的代表，其作品内涵丰富，想象超绝，取材宏富，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有创造性的发展，把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推向了高峰。李白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性格放荡，卓尔不群，别具一格。李白的功名心很强，而且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入世思想，“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过于理想化。他既看不起每天只知道诵读经书、钻研章句的儒生，也不愿意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更不想从军边塞。他认为最理想的人生道路莫过于隐逸于世，广逸交游，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以便名动京师，待朝廷主动诏请他入朝为官。所以，他始终幻想着要“平交王族”、“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以平等的态度和王公贵族交往，建立盖世之功。这样的想法已经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了，然而，李白还不想走一级级往上升的道路，而是希望一下子就当上宰相。他敬仰姜尚、范蠡、鲁连仲、张良、谢安等人，他认为自己会比这些人做得更好。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皇帝的老师，能够为皇帝治理国家出谋划策，建立千古伟业。他还希望在建立不世的伟业之后，立即就能退隐江湖过自己想要过的平淡惬意的生活。当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时，李白欣喜异常，以为从此可以施展政治抱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李白的快乐并没有延续多久，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完全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中生存。首先，玄宗只让他供奉翰林，随时听候差遣，却不授予他正式官职，已经证明玄宗只不过把他看成宫廷俳优之类，仅仅用来捧场、逗笑而已。李白刚刚受诏供奉翰林，玄宗就对高力士嘲笑李白“此人固穷相”，可见一斑。其次，李白的性格上的放荡不羁，被一般墨守成规的官僚认为是恃才傲物、清高疯狂；而他的为人正直、不善巴结，又被很多奸佞之臣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更何况，翰林院中，其他失宠官员的嫉妒之心，犹如地火在运行。这一切，无疑都威胁着看起来颇受宠爱的李白，也预示着李白仕途的不幸。而李白偏偏是个不会韬光养晦的人，政治才能得不到施展，则变得格外狂放，以至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他流连于酒肆，高呼“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次，唐玄宗诏宣李白撰述召令，癫狂大醉的李白让玄宗宠爱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让贵妃调羹，天子磨墨。李白为人，倔犟执拗，他明知自己不为奸臣所容，却不愿像某些人那样低三下四地去阿谀奉承。靠拍马溜须以保荣华富贵，是李白最厌恶的，他激动地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种独特的性格，皇帝不开心，朝臣不相容，自己在京都官场的生活也十分痛苦。后来经李白再三请求，玄宗才答应让他“还山”。李白愤然离开了曾经使他无比向往、今日却让他伤心不已的长安，踏上了放浪漫游之路。
二、性格的稳定性
性格的稳定性，表现为一个人对周围的事物所特有的、经常的倾向。性格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混合体，由先天遗传、后天累积的经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有意识和潜意识所构成。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恒定的偏好，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它们都保持着本质的稳定。性格的偏好，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我们每天都要使用自己的两只手，但出于本能，一定偏好使用其中的一只。因为它能更自如、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功能。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不很擅长书写的那只手写字，但会感到别扭、费力，而且写出来的字也不如另外一只手写的字，因此性格偏好就意味着我们以某种方式做事的天生爱好。譬如说，有的人性格偏执，总是不能客观地认识自己，自我评价过高，好胜心强，听不得批评意见，总是将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归咎别人；有的人性格冲动，易爆易怒，情绪反复无常，往往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同他人发生冲突或争吵，攻击性强，行为不计后果；有的人性格上过分追求完美，过于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举止是否得当，遇事总是反复思考，左右衡量，顾虑重重，行动犹豫，唯恐出错；有的人性格乐观，心胸开朗，整天乐呵呵的，好像总有高兴的事情，仿佛不知愁苦为何物；有的人性格坚强，意志坚定，在执行自己的行动时能够持之以恒，挫折也好，困苦也罢，毫不为之动摇。
稳定性，是性格最重要的特征。性格的稳定性，实质上是讲个性的稳定。个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的总和，它包括能力、气质、性情、动机和信念等等。有了个性的稳定，才有鲜活的人物个体，才有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人类世界。稳定性对性格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果没有稳定性，性格随随便便就变化了，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个性抹杀了，人与人混淆了，张三将不是张三，李四将不是李四，王五也就无法成为王五了。那么，人类社会就是杂乱无序的社会，群体反复无常，心性漂移幻变，怎么能成为改造世界的主体？！当然，性格的稳定性，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稳定，而是相对意义的稳定。世间没有不变的东西。性格的变化，是有条件的变化，是稳定之中的变化，是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之中的变化。
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巨大胜利的英国首相，是和罗斯福、斯大林同为“三巨头”而矗立在世界史册上的历史伟人。他的性格坚定，意志顽强。“二战”期间，他四面受敌，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但他没有丝毫的怯懦和退让，表现得“像一头雄狮”。他一生战斗在政治舞台，政治生涯经历了五起五落的曲折，但失败时毫不气馁，仍然“像一头雄狮”那样战斗。他说过：“我想干什么，就一定干成功”。丘吉尔也很开朗乐观、诙谐幽默，被英国人称为“快乐的首相”，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与家人在一起，说话都兴趣盎然。甚至在生命垂危时，有人问他怕死吗？他还打趣地说：“当酒吧关门的时候，我就要走了，拜拜，朋友！”
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李逵为众多读者所喜爱，他的性格十分出彩，最主要的特征是鲁莽、粗俗和忠勇厚道。他的行为冒失荒唐，常常闯祸，闯的祸几乎抵得上所立的功；他满嘴脏话，“鸟”不离口，吃相恶俗，不堪入目，他忠于梁山寨，凡有战斗，主动性极强，还喜欢抢着做先锋；被招安以后，其反骨始终没有消磨，一刻也没有消停地想着再造反，重新杀回梁山；他对宋江特别忠诚，也有抵死的救命之恩，为救宋江他生死不计，水里火里从不抱怨也从不惜力惜命。《水浒传》中，李逵从出场，直至人生谢幕，这样的性格特征没有丝毫的改变。特别是末了，宋江被奸贼下了毒酒，将死之时，唤李逵前来，亲自用毒酒加害李逵，而李逵临死前知道死的真相的时候，却没有报复或怨恨，竟是心甘情愿地跟随宋江从容赴死。李逵的忠勇厚道，跃然纸上，令人慨叹不已！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陶渊明为人很有骨气，性格清高，其名句“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其一生最典型、最真实的写照。陶渊明当初为了养家，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县当县令。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邮督虽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又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准备马上动身。不料县吏却拦住陶渊明，告诫他说：“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如果督邮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这下，陶渊明再已忍受不了了，他长叹一声：“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陶渊明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县。他归家不久，便写下千古名篇《归去来辞》，叙述了他弃官归田时一路上的心情，回家后的生活情趣和感受，表达了自己不愿违心混迹官场，热爱田园隐逸生活的情操。后来，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美文《桃花源记》，假借一个渔人的奇遇，描绘了心中向往的世外桃源，那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他一直居住在山野乡村，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其清高的品性，至死不移。
三、性格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性格最显著的特征。世上最深的是海洋，比海洋更深的是人的心窝；世上最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性格的复杂性与人的基因有关，也受人身上其他力量，如知识力和意志力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则是客观环境的影响所致。客观环境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内部与外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从而导致人类性格的复杂多样性。以鲁迅笔下的阿Q为例。阿Q有时表现出农民的质朴，有时又表现出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他时而不满权势对他的凌辱，时而又愚弄比他更弱的弱者；他时而自尊，时而自卑，时而自负，时而自轻；他拥护“男女之大防”，却又向吴妈求爱；他鄙薄城里人，却又窃笑未庄人没见过城里人的煎鱼；他曾经很保守，凡是不合未庄传统习惯的，都被他视为异端，然而辛亥革命的浪潮卷进他的村庄时，他也起来“造反”，“革这伙妈妈的命”。阿Q这样的性格，其构成元素是非常复杂繁多的，其性格的社会内涵、哲理内涵、心理内涵都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又譬如《红楼梦》中的袭人，她既恪守奴才的本份，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他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势利之心，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比一般丫头更加得宠，有其特殊地位，但当她和丫头婆子发生口角时，却采取忍让的态度，显得相当宽厚。她处世行事显得圆通甚至可以说是圆滑，但对鸳鸯的惨死，却真挚地同情。她在奴才中表现得最为规矩、正派，时时告诫着宝玉不要对丫环有不轨行为。但正是她，初试了云雨之情，与宝玉发生了肉体的关系。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相互交织杂揉于一处，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性格特征。
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复杂性，不仅仅是性格表象的“杂多”，更重要地是表现在纵向的“深邃”，即性格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它是善与恶，美与丑，悲与喜，崇高与滑稽，圣洁与鄙俗，伟大与渺小，天使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等的激烈拼搏。这种拼搏使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是一潭死水，而是波澜起伏的江河，它不断地动荡，不断地突破平衡，又不断地回归到平衡态，这种二重因素互相拼搏，互相转化，便成为人物性格多样化和复杂性的内在机制。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是一个性格十分丰满复杂的艺术形象。她的内心充满着动荡不安，充满着真实的搏斗。她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迷人的女性。她不仅美丽绝伦，而且情感异常丰富，她一面不顾世俗的巨大压力，让自己的情欲充分燃烧起来，追求她在人世间未曾享受过的爱情，努力地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又屈从于贵族社会的道德原则和扼杀人性的宗教势力，在追求中怀疑着，摇摆着。她在体验到爱情时感到幸福，而在意识到贵族的道德时又感到痛苦；她许身给渥伦斯基后，一方面觉得渥伦斯基是她在世上唯一的幸福之源，另一方面又觉得渥伦斯基是造成她痛苦的罪恶之因；她在自己所寻找到的爱情中见到自由的天堂，又同时见到可怕的地狱，她热恋着情人，又依恋着孩子，她是一个全面的女性，既有女儿性，又有情性和母性，但是，她的丰富的本性在那个缺乏人性的社会难以全面地实现。所以她对待卡列宁也是矛盾的。她一方面厌恶他的虚伪，与他决裂，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好人”，在他面前感到羞愧 ，为他的无辜和处境难过。她不爱自己的丈夫，而又酷爱与这个丈夫共同的儿子，她在情爱与母爱之间，妻性与情性之间，个性与世俗观念之间经受着内心最深刻的矛盾和煎熬。她的情感全面涌流出来的时候，矛盾也全面暴露，但种种矛盾最后都无法解决，矛盾于是膨胀，最后竟是胀裂，终于导致她卧轨自杀。
一般来说，性格的复杂是基于千变万化的表象而言的，其实，性格的复杂归根结底受制于深层因素，即所谓灵魂深处，也就是动机。正是人们内心所产生的动机是复杂的，因而决定了行为的复杂性。阿Q、袭人和安娜的性格，不仅很难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而且用很多语言也难以描述清楚。他们性格中所蕴含的异常丰富而复杂的内涵难以说尽。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阿Q的研究文章，其数量成百倍地超过了《阿Q正传》小说本身，但是，至今阿Q还是说不尽，而且确实也不断地说出新的东西。
四、性格的可塑性
性格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动态系统，既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影响与作用，又接受自我意识的控制与调节。人的性格可以在时空的变化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变和塑造，又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来巩固、加强和完善性格中的优点，还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有目的地节制和消除性格中的缺点或不良因素。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性格。任何一种性格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是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村的劳动妇女，她原是健康的，从精神到肌体都十分健康。但是，当她受到社会的无情打击之后，她的性格变态了。她失去儿子后，逢人就说“我真傻”，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特征，即不假思索又不断重复的病态现象。
不同的环境条件会使性格产生差异，也就是指性格随着主体所处环境的移动而不断发生变动。例如贾宝玉，他在大观园女儿国里是一种性格风貌，在家族尊长范围里又是一种性格风貌。在女儿国的圈子中，他在彼此具有真正爱情的林黛玉面前，显得很严肃，很规矩，在不受真正爱情制约的其他女子面前，则显得放荡不拘。在严酷的父亲和慈爱的祖母面前以及在他母亲面前，又表现出各种心理差别。由于不同环境促使性格发生转化，性格才显得真实而多彩。再以英雄性格来说，英雄在这一种空间系统中可能是个凡人，而在另一种系统中则可能是一个豪杰。作为一个豪杰，可能在科学的系统中是个巨人，而在政治系统中则可能是个呆子。也可能在艺术系统中是个骑士，而在家庭系统中则是个懦夫；也可能在战争环境中是个无所畏惧的战士，而在爱情领域里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稚子；也可能在平常的空间环境中十分凶猛，而在非常的空间环境中则变得胆怯。
时间是一把雕刻刀。时间的变异，也将推动着人的性格不断地变更。这主要是“旧我”与“新我”不断地交织发展，“新我”不断地抛弃“旧我”，改造“旧我”。“我”不断地经受自我克服、自我投降、自我胜利，也可以说是不断地经受自我否定和自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例如王熙凤的前期和后期，性格上就有很大的变异。她的后期就否定了前期泼辣干练、骄横跋扈、纵横捭阖、不可一世的性格状态，而变成心灰意懒、畏葸难前、多疑敏感的性格状态。
实际上，时空是分不开的。没有一种没有时间的空间，也没有一种没有空间的时间。时间的变异性和空间的差异性总是互相交织而造成性格运动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例如，林冲的性格不断地在时间的差异中发生变异，而时间差异中又包含着空间差异，他发配到沧州，是空间的大变迁，而这空间大变迁又是与时间的变动融合为一的。林冲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抗的性格元素已积淀到相当的程度，再加上空间变迁后非常事件（火烧草料场）的发生，他的反抗性格就完全形成了。
我国有句成语“ 南橘北枳”，出自《晏子春秋·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之何？水土异也。”后用比喻同一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生变异。同时也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性格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的成长环境所决定的。
五、性格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人的性格，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人的性格运动，则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运动。必然性是抽象的存在，偶然性是具体的存在。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之中。尽管人的性格以偶然性的外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但所有的表现都积淀着性格发展中的必然性。在人的性格领域、感情领域，偶然性是特别重要的，只有充满偶然性的人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现实形态的人。偶然性表现在人的性格的情感的领域，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捉摸性，它随时都可能这样，也随时都可能那样。在文学作品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都存在着偶然背离自己的现象。任何人的性格都有前后不一致、不连贯的地方。只是这些不连贯、不一致的地方，实际上又与他的本质必然联系着。人背离自己，不像自己，有时会背离到非常离奇的程度，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程度。像他自己时是必然的，他的思想、情感、行为一般都在意料之中。不像他自己时是偶然的，他的思想、情感、行为离开他自己，似乎都在别人的意料之外。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在2011年3月23日的《天网》栏目中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案件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犯罪嫌疑人赵春元与受害人马艳军系同村而住、同场放牧的老邻居。赵春元为人忠厚老实，胆小怕事。马艳军为人强势，经常是有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赵春元曾多次遭受马艳军的刁难与欺侮，赵春元自知敌不过他人，次次都忍气吞声，没有计较与理论。这一天，赵春元到牧场割草，马艳军父子在牧场放牛，其中一头牛吃了赵春元割下的牧草。赵春元便找马艳军父子评理，要他把牛赶开，并赔偿他割的草。马艳军父子不仅不接受，反面像往常一样骂个不停。赵春元一反常态，气急败坏，乘其不备，抡起割草刀将马艳军砍倒在地。马艳军之子见状，急忙跑来救护，也被赵春元砍伤倒地。赵春元见马艳军已命丧黄泉，其子也重伤倒地，一下子醒悟过来，自知闯了大祸，一狠心拿刀抹了自己的脖子（自杀未遂）。一把牛草，竟让一个平时忠厚胆小的人开了杀戒，致人一死一伤。这个案件事发突然，也极为偶然，完全出乎死者、伤者的意外，所以没有丝毫防备。平时逆来顺受委屈惯了的赵春元，竟为了一把牛草，突然间敢于举刀杀人，纯粹是一种偶然的性格冲动，他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采取这种罪恶行径，所以事后猛然省悟闯了大祸，又拿刀自杀，用一死了之。但是，赵春元这个偶然杀人举动中又包含着必然性，因为长期受到死者父子的欺辱，暗藏于胸的怒火越来越大，越来越炽热，再加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与调节，一旦心胸被怒火填塞已满，无法盛下新的怒火时，就必然要来一个大爆发。这时候，举刀杀人的赵春元与平时的赵春元简直判若两人！实际上，他又是活生生的同一个人！
万物之灵长的人，简直太奇妙了，他有时会身不由己，好像鬼使神差，竟在不知不觉中作出自己也不可思议的非常行为。特别是当一个人处于感情冲动的时候，最容易离开他自己，他在某种情感支配下会作出用理智难以说明的行为。人的性格正是具有这种偶然因素，才成了一个千变万化的独立世界。茨威格的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该书的前奏曲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三十三岁上下、声誉清白（不爱接近人）的女人亨丽哀太太突然动了感情，一夜之间变了心，撇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随一个素不相识、从远方到此旅行的漂亮的年轻男人远走天涯。事件的发生如此偶然，这对于清白的亨丽哀太太来说，是可能的吗？同一公寓里的旅客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作品中的“我”也加入争辩。所有的人都断定，一个有身份的太太与一个素不相识者相随私奔，“这是决不可能的事”。这时作品中的“我”却觉得“可能”，并竭力为这一种可能性甚至为它的可靠性作辩：“有一种女人，多年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里因而早已有准备，逢到任何有力的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小说中的“我”比一般人更聪慧地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看到偶然性中有它的必然根据。他的意见虽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却感动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已经六十七岁的老女人，于是，她向作者讲述了她自己一生中经历过一个偶然的但是非常真实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力地说明偶然中的必然，以及偶然与必然是怎样地神妙地统一在生龙活虎的人的生命之中的。这个女人C太太在四十二岁时，由于失去心爱的丈夫而心灰意冷地到处旅行，生活处于死水般的寂静之中。但是，有一天她在观赏赌博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漂亮迷人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年轻人，这位手上脸上都汹涌着生命力的年轻人，激起了C太太的情感的波涛。但她很快就发现，这个青年因赌博的彻底失败而绝望，并行将自杀。于是，她跟踪他，并把他从自我摧残中唤醒，把他拉到一个低级旅馆里。她把这个处于悬崖边上即将粉碎的人拉回到人生路上，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但是，这个时候，她所拯救的这个青年在临死前却疯狂地表现出一种生命的渴念，他把她拖入旅馆一起渡过了一个黑暗的、迷狂的、肉的夜晚。第二天早晨，她从迷乱中醒来，发现身旁睡着这个半裸着身子的陌生人，惭愧、耻辱、愤恨一起涌上心头，她决定在人们不知道这种丑闻时赶快离开他，可是在离开他之前，她偶然地情不自禁地看了这个青年一眼，这时，她惊呆了。这个还在睡梦中的青年，经过她的爱的滋养之后，竟显得非常温柔，一张脸好像有着绝妙的雕塑技巧，全部情绪都在表达他内心的重压解除之后而呈现出来的天堂福祉般的舒坦、恬适。这时，她的恐慌、羞愧和愤恨突然消失，她意识到，这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人正是她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因此，她顿然感到这个青年就像自己经受了无边的痛苦之后而孕育出来的婴儿，这时，她的污浊感被神圣感所代替了。而这个青年醒来之后，似乎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他羞愧、感激，心中充满着对这位拯救者的敬爱，他内心那些文明的纯洁的东西重新萌芽了。此时，C太太的人性得到一次升华，她性格中高贵的一切在更高的层次上放射着光辉。可是，当这个青年按照她的安排将要乘车返回家乡而离开她的时候，她感到大失所望，她失望的是这个青年竟然那么驯服地听从她的安排离开她，竟没有紧紧抓住她，要求留在她的身边，她深深地失望，这个青年只是尊敬她，把她作为一个圣者，而没有觉得她是一个女人。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C太太令人信服地感到，她是人，她是现实形态的充满着血肉的人，自然地展示着本身全部个性的丰富性。因此，茨威格通过她的口，对她自己偶然经历的人生片断作了这样的解释，这就是，那些常常被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偶然的），恰恰是可能的，必然的。她说：“我是一个终生操行无亏的女人，与人交往一向重视合于习俗的身份人品，在这方面要求得最是严格，如果先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我会跟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比我儿子大不了多少、而且偷窃过珠宝胸饰的人，非常亲密地坐在一起，我一定认为说这话的人神经失常。可是，谁要是像我那样，亲自经过那类狂风暴雨一般的意外遭遇，就会觉得‘不可能’这个词忽然失去了意义。”在一般人看来，这个年轻人在决心走向死亡之前，竟然疯狂地对一个拯救他的女人发泄那样的情欲，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偶然的。可是，有过切身体验的这位太太，却看到这种生命的偶然现象恰恰是人生与自然的必然奇观。她说得多好啊：“拿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一次可怕的意外遭遇，也决难料想到人生会有这种经历。一个已经自弃了的人，一个已经沉沦的人，竟会多么热切如焚地、多么痛苦绝望地露出渴念——何等放纵不羁的渴念，要再吸啜一回生命，想吸干每一滴鲜红的热血！” 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