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与大清国的十日相遇
上周我贴出文章“纽约当年了不起 2. Brooklyn Bridge”（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301/202401/21734.html）之后，有网友留言：“这个是大清光绪九年建设的，当时贵州赵以炯考中状元，全国吟唱刘伯温的预言：且看三百年后，云贵胜江南。历史真幽默。” 贵州兄弟有中状元我还真不知道。这就好比今日贵州大学王山伢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岂不羞煞清华北大科大一众学人院士。
在美国人修布鲁克林大桥、建高楼大厦的时候，东方大国在干什么呢？它其实也在干一件非常重要的正经事 — 洋务运动。我这里多说几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国又是惨败。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了圆明园，签定了《北京条约》，算是暂时尘埃落定。
二十年与洋人硬碰硬的结果，让清政府中一些大臣认识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咸丰皇帝、两宫太后、特别是恭亲王奕?和汉族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均主张学习西方列强的工业技术，以达到加强军力、增强国力的目的。
洋务运动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业化的尝试。比如，由曾国藩规划，由李鸿章督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在上海成立。它是一个雄性勃勃的的新式军事生产机构，是晚清最重要的军工厂，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厂之一。它是后来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它当时主要不是船舶制造，而是机械制造、军械制造和钢铁冶炼，钢铁制品加工等。
这个时期，李鸿章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了一支高度近代化（西化）的海军— 北洋水师。在其1880年代的全盛时期，这支海军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拥有包括“定远”、“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水师将士群体也与旧时军队不同，都需要经历专门培训，后经层层考核、选拨才能到舰上任水手。至于军官，不乏具备西方海军学校修学经历者，有的还精通外语。
然而，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20多年后逐渐呈现出疲态和烂尾之势。比如朝廷对北洋水师的投入大大减少，使其无法更新舰只和武器、以跟上世界海军发展的潮流。最终让这座烂尾楼坍塌的，便是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五个多小时的激战，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创，没有沉没的军舰停于威海港，后遭日陆军炮队击沉。
军事结果从来不是独立的，它其实是政治的延申。即使是洋务倡导者张之洞，其对洋务的目的的理解也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要在维持专制体制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洋务派都是这个思想高度，就更不要说是首鼠两端的朝廷了。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虽然算进步，但也不过只睁开了半只眼。他们以为进步、图强完全是技术层面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至今一直未能改变的认知。这样一种认识，终将难以避免进三步、退两步和历史轮回的命运。
我做学生的时候，历史书上的李鸿章是个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大“卖国贼”。而实际上，在海战、陆战均惨败的背景下，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到马关（即本州岛下关）与日方和谈，手上是没有什么筹码的。而且，日方此前破译了中方的密电码，对他与朝廷的通讯，以及中方的底线了如指掌。（此外3月24日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还被一名极右翼刺客开枪击中左面颊受伤。）多方文献显示，李鸿章面对日方苛刻的条件，尽力抗争、周旋。他不顾自己的面子，向几乎比他小二十岁伊藤博文反复讨价还价，甚至苦苦哀求。伊藤博文以“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回应，并嘲弄道，“议和非若市并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
《马关条约》终以中国割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和赔款白银二亿两而签订。这是一个很屈辱的条约。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李鸿章在谈判中全力抗争，日方已作了较大让步。比如日方占据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的要求被驳回，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二亿两等等。即便如此，《马关条约》让李鸿章屈辱、痛恨透顶，他发誓此生再也不踏上日本的一寸土地。
按一般人的想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大清复杂的官场上混了一辈子，也受了那么多挫折，这时候应该是全身而退、回家乡颐养天年的时候了。然而此时李鸿章却又创造了另一次“辉煌”。 沙皇尼古拉二世要在1896年5月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于是朝廷派他前去祝贺，同时考察欧美各国。于是在访问俄国之后，他又考察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横跨三大洋，行程9万多里，历时六个半月。这是有清朝官员出访的最高记录。据说他带着棺材出行，表明他的决心。在访问过程中，他与各国政要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了贸易、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话题。世界各国看到的是一个年迈、但却有一定的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应该说，李鸿章的这次远游，是给中国长了脸的。
我知道，如果这是一篇考试作文题，已经跑题太远，判了0分了…… 好，现在来说说“纽约（通过李鸿章）与大清国的十日相遇”。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号”邮轮抵达纽约港。还未及上岸，曼哈顿的高楼大厦和东边雄伟的布鲁克林大桥的就让他非常震惊。不要说是日本，他在欧洲也没有见过这阵势。他在几日后对记者表达了对此的兴趣和感叹。
大街上人头攒动，《纽约时报》说大约有50万人在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等处想目睹中国总理大臣的风采。美国人对李鸿章给足了面子，纽约港挂满了大清的国旗。东部陆军司令和助理国务卿，与大清驻美公使杨儒一起登上圣路易斯号邮轮，迎接李鸿章踏上美国国土。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推迟了休假，专程从华盛顿赶来，并在第二天为他举办欢迎午餐。
9月2日，李鸿章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这个采访内容，今天读起来仍然颇有意味的。虽然不是最先问的问题，但编辑把李鸿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意见作为长篇采访的标题：Li on American Hatred. 李鸿章在后面针对“排华法案”（Geary Act）是这么说的：“我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就公平对待清国移民助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我为那个时代《纽约时报》作为大报的水平和操行点赞。他们知道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应该首先强调什么。这个采访有很多内容，中译见下面链接：https://zhishifenzi.blog.caixin.com/archives/190865
另外，最近网上有一个据说是当时的采访录音，是否为真不能确信。但问答内容与以上报道一致，而且确实像是江淮官话口音（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如果是真的，那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时采访李鸿章时《纽约时报》是去了一套班子，很多人，而且那时候蜡筒留声机已经商业化。因此，将粗糙的录音经过现代技术处理，还原出这样清晰的结果也是可能的。
在纽约期间，李鸿章还去了一趟费城，他对美国这座老城和第一个首都印象深刻。他还去了一趟尼亚加拉大瀑布。据随行人员记录，李鸿章感到非常震撼，伫立瞭望，久久不愿离去。最后，李鸿章是取道温哥华，乘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邮轮回国。
此后，有几件事情值得一说 —
后记一：“中国皇后” 号邮轮只到日本横滨。李鸿章一行需在此换船回国。李鸿章年前发过誓，此生永不再踏上日本土地。随从对他说，就几步路换个船，而且日本有关方面听说您要来，已经派官员赶来接风。李鸿章一听，更是拒绝上岸。他命人在两船间搭上木板，冒着掉进海里的风险，直接走进中国船只，然而后启航而去。
后记二：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他10月20日回到北京，闲来无事，就出城到圆明园废墟转了一圈。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苑”的罪名，交礼部评议。几天后，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似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朝中这样对待刚刚回国的他，目的恐怕就是是要杀杀他的“挟洋自重”。这个时候，跟谁去提什么访问的收获和感想啊？
后记三：前面说过，希望仅仅通过技术手段来图强，只是幻想。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开始了希望从制度上改变中国的“戊戌变法”。变法维新并未能得到李鸿章的直接支持，可能是因为他对中国官场太过熟悉的缘故。然而当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以后，慈禧让李鸿章去见她。她拿出有人弹劾他、指其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李鸿章对慈禧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被怼个措手不及，只好不了了之。
后记四：不久，惊魂未定的康有为、梁启超，居然收到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李鸿章在信中勉励他们“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康、梁若在国内，是要杀头的。给他们私下写信性质与去一趟圆明园完全不同。李鸿章可以说是背着朝廷勾结奸党。这时候的李鸿章，已经77岁，无所谓了。而且“中体西用”终将不行，其道理他恐怕也想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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