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也晚，没有经历过旧时的社会生活；对于过去种种，只有通过阅读来了解。但是，昔时跟随先君学医，亲耳听过先君谈及旧时社会情况，有如身临其境，印象非常深刻。
比如先君多次谈到昔时民间纠纷的处理。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自秦之郡县制始，“国权不下县，下县靠乡绅”；广大底层乡村社会，靠的是乡民自治，而其实际主导者便是乡绅。乡绅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在乡村，他们的身份很特殊，近似于官而不是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在国家权力面前，他们在野；但在乡邻面前，他们当权。就是这种特殊的地位，让乡绅在昔日的乡村自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乡绅也有仗势欺人的，但大多只是个人行为，不可能打着乡绅自治的招牌去干坏事，除非这一个地方的所有乡绅都烂透了。因为这些人要在地方立足，总还是要顾及着面子的。
尽管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时代，政权已由县下延到了乡，甚至有保甲，但这些基层权力机构只管收取赋税，抓捕壮丁的事情，对于民事纠纷根本不管。家长里短的鸡零狗碎依然是由当地乡绅们处理。
因为我家世代为医，总还算是个书香门弟，又由于崇尚医德，世代严格恪守为贫家看病不受分文的祖训，治病救人，福泽乡梓；所以，在当地民众中颇有声望，也就一直充当着乡绅的角色。父亲回忆，处理民间纠纷，几乎有着固定的程序，而且有着独特的判断方式。一般来说，乡邻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多是因兄弟间遗产分割、侍养父母、妯娌不和，邻里间争夺房屋地基、山林树木，再就是田土边界纠纷等等这些问题，从而造成吵架打架乃至伤人的后果；至于命案，则几乎没有。
乡绅处理民间纠纷的固定程序和独特方式，如果用今天法治的理念来考量，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首先，有了纠纷，那怕造成财物损失人身伤害，绝不送官，因为百姓几千年来就坚信“自古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他们排斥打官司：“些小言词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底赔杯酒，赢得猫儿卖了牛”。他们相信当地乡绅，低头不见抬头见，多少要讲些公道，至少不用花钱。其次，调解矛盾，不用法理，多循人情；很多处理意见根本不合法，但合情。再次，每当几位乡绅拿出处理意见后，一定要找当事双方的左邻右舍那些老大爷老大娘，征求他们的意见，都说好便好，说不好便改，反正这些不识字的老人是最终裁决者。最后，裁决意见一定要双方满意，不满意再做工作，一定要双方都没有大的分歧意见。其实，邻里相争，一是争口气，二是争点利；气不顺，乡绅代甲方赔礼道歉，乙方便有了面子，气也就顺了。利不平，双方最后为了三五十文钱争论不下时，有乡绅当场掏钱，“这个由我负责”，双方顿时熄火。反正一句话，不达到矛盾双方握手言和的目的，这调解就不算成功。
先君曾说过一起典型纠纷，其实不是纠纷，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了。女某，嫁富家子弟，其夫为庶出，婚后育一子，夫死。未几，庶母与公公亦亡。婆婆当家，与二个出嫁女视媳妇为眼中之钉，百般刁难，媳孤儿寡母，苦不堪言，但为子计，只能忍气吞声。及后，婆婆居然造谣，言幼孙乃媳妇偷情而生，其二个女儿更是加油添醋，直闹得满村风雨。女精神崩溃，决心以死明志；一日，趁婆婆去了女儿家，遂将所织布匹与己之衣物堆于房中，于夜深燃火自尽。死前不舍儿子，又不忍心杀之，平日听人言男人断命根即死，遂引剪刀断其睪丸。有邻居夜半如厕，见火起，大呼，众邻急起扑灭，房已塌半，母晕床上，儿啼声哑。急延先父救儿，其一侧睪丸已断，急敷金疮药；母亦救醒。事发之后，众邻指责婆婆太是狠毒，责任不在媳妇。乡绅调解，婆婆认错悔过，媳亦宽恕婆婆。最后判婆媳分爂，各居一栋房屋，家中田产一析为二，婆媳各一半。后来，儿长，娶妇，竟生二子。
这事已涉刑事，但是在乡绅调解下，圆满解决了矛盾。且这次解决方案，因事涉闺房隐私，全是听取了隔壁几位老奶奶的意见；事实证明，奶奶们的直觉判断是对的。于是，想到了当下大洋彼岸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他们硬性规定，陪审团的陪审员一定不能是专业人员，尤其不可以是法律专业的人员。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和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思维有逻辑，有理性。法院对每个案件的最后的判决，这个人有罪还是没有罪，最终竟是由陪审团决定的。为什么？就是要排除专业的干扰，回归人的良知；陪审员不懂法律，全是凭着那个赤子之心，从“人情”上来做出判决。所以，美国法院最终的判决借助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借助于人类良知。
昔日乡村民间纠纷的解决，同样所凭依的不是法理，而是人们最直观的判断，凭的是人的良知。乡绅自治虽然已成历史，但凭初心与良知来裁决，似乎仍有借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