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揭开尘封的历史
——陈独秀客死四川江津的民间记忆
作者：桑宜川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许多禁区开始解冻，氛围逐渐宽松，在中国现代史领域相继出现了不少正面评述国共两党人物的文章与书籍，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例子，但多着墨于其在上世纪初期主编《新青年》的红色风光，并以引用毛氏语录“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文本语意的烘托，展示正统话语结构，较少从理性的层面，梳理历史碎片，还原真相，反思陈独秀一生为何大起大落的历史原因，以及对当代中国的观照。其实，陈独秀一生最有亮点的阶段，人性最为美丽的一面，恰恰是抗战时期落难四川江津的岁月。因此，拙文将试图从人文历史的角度，探讨陈独秀晚年的人格光辉，以及折射出的上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家国情怀与人性美。2012年暑假，笔者借回国问学的机会，专程前往原川东地区的江津，去到乡间，走村串寨，寻访陈独秀晚年落难他乡的历史遗韵，走近陈独秀曾经辗转生活过的几个村庄。当年与陈公有过交道的几位老乡亲均已作古，但与他们的后人座谈，代代相传，口述历史，仍然十分朴实真切，犹如翻开了一部业已泛黄的史册，始得以读到不少那年那月陈独秀的个人生活场景，如今早已凐没在民间记忆的深处，鲜为人知，因此打捞出的这些历史碎片，就显得十分珍贵。回望历史，四川江津这地方真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近代以降曾出过不少文侠武胆，官吏豪绅。上世纪抗战时期，陈独秀入川后不久便来这里避难，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在江津，东门郭家公馆闪现过他的身影；黄荆街延年医院留下过他的足迹；鹤山坪石墙院回荡过他的话语。可以说，他生在安庆，浪迹中国，终老江津，后者应是他的第二个故乡。鹤山坪的石墙院即是他故居，距离县城约15公里。这里原是清光绪进士杨鲁丞的故宅，具有典型的清代民居风格。石墙院以四周砌有二丈高的条石围墙而得名。陈独秀携家眷于1939年由附近的施家大院迁来此处，一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客居时间长达四个年头，现今石墙院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处未受人为破坏的陈公原始居所，如今已成为名人陈列馆。据史料记载，独秀先生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少夫人潘兰珍也无能为力，幸得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及同乡、同学、朋友的慷慨捐助，才置了一口楠木棺材，为他办理丧事，给予厚葬，厝于西门外鼎山邓燮康私人园地。下葬仪式虽不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民国政府代表、文化名流与地方贤达如段锡鹏、欧阳竟吾、高语罕、包惠僧、许德珩、台静农、周光午、邓仲纯、邓蟾伙、邓缡仙、邓燮康等人一时云集乡间，伫立墓前。何之瑜念完祭文，灵柩徐徐落入墓穴，顿时，墓前骤发一片悲泣声，感叹守望人格尊严的一代人杰在历尽寂寞之后有如一颗划破天际的慧星嘎然陨落。此照片由胡适1949年携至台湾珍藏，“文革”结束后由其长子托人辗转捎回大陆，复制品现陈列于江津陈独秀旧居纪念馆笔者有幸在江津市档案馆查阅到了有关独秀先生葬殇的日志记载，其实是由当时江津县政府出面操办了陈独秀的葬礼，因为时任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鹏驾到，代表民国政府参加葬礼，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党国大佬的葬丧费和抚恤金。《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记述：“蒋介石赠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鹏、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学界名流也表示捐款。结果是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原始文献，似有生命不可承受轻重之唏嘘！为了拜谒独秀先生的墓冢，从鹤山坪出发，我一路打听，朝城西走去，约五里地外就是“康庄”，寻访到了住在村里的一户乡民。这家的老人指着门前一大片长满夏季瓜菜的田地告诉笔者说："陈独秀的坟过去就在这里，多年莫得人管，文革期间早就被人挖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这几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给陈独秀上坟的人还硬是不少，从前都说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那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听到这样只将世人以好人坏人区分，朴实得近乎天真的话语，不知者不为罪，我不禁哑然失语, 楞了半晌才回复老伯道: “大爷, 陈独秀可是个受冤枉的好人咧!” 老伯一听，颤抖着头上的白发，眼中显出惊诧的神情，看得出是被我的解读弄糊涂了。交谈中，他说起家中猪圈里还藏着一块有文字的墓碑，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陈独秀的原始坟茔被掘，墓碑倒在泥土上，其父认为这块“石板”还有用处，遂用扁担箩筐抬，鸡公车推回家的。为了辨别真伪，在我的请求下，随即跟他走进了猪圈。我仔细查看，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上书“獨秀陳先生之墓（1879~1942）”，随西洋表达方式，姓氏在后，几个隶体大字苍劲隽秀，出自民国文化名流，亦是挚友的台静农先生手笔。岁月的磨损，墓碑上端已缺了左角，“獨”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蜀”字。可叹红色年代，历尽劫波，一代人杰的原始墓碑竟被当作一块垫脚石，混在杂乱的青石板中，铺在猪圈里，上面猪粪狼籍，无人过问，令人唏嘘不已。不过原始墓碑也多亏被遗忘在了这旮旯角落里，这也是不幸之中之大幸，才使这么珍贵的文物依然基本保存完好，不然逃不过1949年以后历次运动的清理，早就被砸碎了。实在是悲哉善哉！我不由得默默地注视着铺在猪圈地上的墓碑，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据笔者实地考察，这里应该确认为陈独秀的原始墓地，君不见昔日坟头的每一掬泥土都曾记载着那一段泣血的历史沧桑，只可惜毁于后来的红色运动，如今墓冢已经荡然无存，幻化成了人们良知中永不磨灭的民间记忆。由此可见，自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因为这里成了是非之地，世人惟恐避之不及，遂致无人照管墓冢，更无人添土修剪，一代伟人的墓冢成为了几近无人问津的野坟，连墓碑也被乡民当做石板搬走了。历经大半个世纪的雨水的侵蚀与冲刷，坟头几近夷为平地，湮没在一片荒荆野草之中，真令人慨叹，不知“今夕是何夕”。据说如今江津已为独秀先生重建了新墓地，也非原址，并废弃了最有历史价值的原始墓碑，用一块现代石刻仿制品做墓碑，不知还有什么“深远”意义？按照中国民俗，人死后只能立碑一次，随意改写碑文是犯忌讳的。但令人诡异的是，陈独秀的墓碑近七十年以来却伴随着中国的政治风向，与时俱进，随时随地变化，一次又一次地被迁址，碑文被前后五次改写，称谓各异，足见独秀先生身后境遇之多舛！在中国现代墓碑史上，可能无出其右者。过去强加于他的“反党、反苏、反革命、反共产国际、汉奸、叛徒、右倾投降主义、托派取消主义等各种罪名，使他几成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子女备受牵连，两个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早年分别惨死在政敌之手，被乱刀砍死，为了主义与理想殉道，唯一剩下的女儿陈子美活到1949年后，在“文革”初期被逼出走，一位天命之年的妇人，趁一个大风黑夜里，捆上汽油桶，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飘渡香港，逃命而去，那是何等惨烈的几幅人生画面！回望历史，1993年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在其第三卷“陈独秀”条目注释中，重新确认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仅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于九顶帽子摘掉了八顶，新编党史也紧跟效尤。随着官媒对陈独秀的重新正面评价，如今陈独秀墓冢也逐步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纷纷投入巨资，墓地越扩越大。档次越来越高，相互攀比，如同国内各地的名人故里，建得极尽奢华，尤其是陈公出生地安徽安庆修缮的独秀园，耗资巨大，园林宏伟，富丽堂皇，五星级装修，政绩工程，红色旅游，是为搞活地方经济，完全背离了陈独秀一生为人为事，粗茶淡饭，守望儒家文化传统的人生信仰，倘若陈公在九泉之下有知，今人拿他当摇钱树，铺垫仕途之路，不知作何感想？当我们访问这样一座座豪华墓园的时候，不知我们是否还能走近真实的独秀先生，走近当年那位思想者，那位凄凉故去的文人吗？那豪华的墓园，不过是这个喧嚣时代的噱头，热闹城镇的点缀，如此奢靡、浮躁、虚伪、泛滥着酸气的伪作，到底与逝者当年的清贫、沉稳、实在、孤寂、悲怆人生有什么关系？而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晚年的反思，这些真正值得我们记忆的、怀念的、思考的丰厚遗产，却早已被刻意遗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豪华的墓园，不过是再次演绎了历史是怎样被任意解构和被曲解的。难怪古希腊的先哲早就说过，“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本身，二是被承认的历史”。实在是至理名言。其实，墓地本是供人瞻仰和怀念的。对逝者的缅怀作为一种内心活动，原本是不需要用物化的形式来证明的。面对死神，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古往今来，帝王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思想者墓地之陈独秀，身后的辉煌不过是被人不断为我所用的结果，与亡者无关。墓地的命运也同人的得志失落一样，可以任意推倒重来，变幻莫测。谁又能说得明白，今后还会不会象“文革”时期京城八宝山的瞿秋白陵墓再次遭遇掘坟之虞呢？独秀先生死于贫病交困之中，其悲剧与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极不相称。等待他的是身后的各种非议、寂寞与悲凉。上世纪的几十年里，及至“文革”时期，独秀先生在故乡安庆的墓穴同样多桀，被遗落在杂草丛生的荒野之中。墓碑上所刻的名字是他参加科举时所用的字号“陈乾生”。昔日叱咤风云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居然在墓地里连一个真实的名字都不敢保留! 回归墓地，回到了原始的土壤之中，一切都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墓地只能见证一个生命的消失，它只与墓中人的死亡事件相关。它疏离了复杂的现实，隔绝了难测的人心。死亡是上帝的复制作品。每个生命都是哲学上一种“个”的存在，而死亡却有一种不可改变的相似性。无论今日墓园的豪华气派，还是昔日土坟的寒酸苍凉，对于故去的人已没有实质意义。墓地像是一双平静的、彻悟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人间的种种怪状。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墓地变迁折射出来的世态炎凉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就是这么冷酷无情，将种种骄人的文治武功迅速冷却在墓地之中，其戏剧化程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范围。墓地是对死亡的一种修辞，思想者墓地是对“我思故我在”的一种延伸叙事。北大人为蔡元培先生的墓地在北大校园的缺席而遗憾不已，有人甚至撰文慨叹：“北大虽大，却无先生葬身之地!”这种对墓地的过度崇拜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思想墓地本质上就是孤独的，相对于庸碌的群氓，思想者是倔强的他者; 而相对于生命的呼吸，墓地又是地道的他者。在绝望中奋战的鲁迅对思想者墓地是情有独钟的。他用“坟”字来为自己的杂文集子命名，在散文诗集《野草》中，墓地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墓地审美是严峻而又超然的。思想者墓地是人类记忆中的一个结扣，生与死、爱与恨、短暂与永恒、教条与灵感、欲望与理性、势利与浪漫在这里交汇。墓地打破了现实的生存经验，将人们提升到一种向死而生的境界中，从而获得一份坦然，一份宽容。在抗战时期偏安一隅的江津乡下，独秀先生不惮辛苦、钧稽沉隐，几近完成了《小学识字教本》，从字面上看似乎容易误解，以为这是一本浅显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不然，它是独秀先生晚年最后一本语言学力作，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字观及汉字教学思想。他认为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是由字根组成的具有系统性的文字。书名中的“小学”是指文字学，类似《说文解字》的内容。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此书名为“教本”而非“课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它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关于《小学识字教本》，独秀先生始作于1932年10月，其时蒙难于国民政府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成稿于 1942年5月13日上午，同年5月27日逝世，遂成绝笔，未竟其稿。先生用意在改良识字方法，提供识字课本，以提高中小学学习语文水平。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545个，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434个，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亦有莫大裨益。从学理的层面看，《小学识字教本》是一本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著，解释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孳乳衍生的规律，突破了《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的束缚，除了征引古代文献，还大量引用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古玺、货币、陶瓦等古文字材料，并联系现代方言口语，以探求文字之本义，及词汇中的同源关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这本约20万字的书中，作者科学而又系统地在上篇“字根及半字根”之下，分为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虫鱼、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郊、象服饰、象器用等十类；在下篇“字根孽乳之字”之下，分为字根并合者（复体字、合体字、象声字）、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未写完）等两大类。作者对本书所载1009个字中的每个字，由形、音、义三个要素互相联系、制约、协调，置于合乎规律、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从原始的象形、图解、八卦，到现今可以辨识的甲骨文、金文，乃至籀文（大篆、石鼓文）、大小篆文、隶书和楷书，以及历来的文字、音韵著作，都探其渊源、阐明演变、释其引申、穷其义理；对我国文字由繁及简，流传至今，都指明其出处，阐释其根孽，推论其变通，剔除其讹伪，莫不有根有据，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令人信服。研究文字语言学是独秀先生的一项终身事业。从1910年起他就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完稿、1925年才出版《字义类例》。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了中共领袖岗位，他在苦思和自责同时，并未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埋头继续为民族社稷撰写出大量短文政论，并于1928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惜因限于条件未能出版。他在南京监狱五年内又实践他的格言：把监狱当作“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于1937年又发表《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并于1942年几近完成《小学识字教本》。令人遗憾的是，独秀先生身前未能看到自己的呕心文稿成书。值得一提的是，独秀先生的这部语言学遗作《小学识字教本》近年已在国内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成都巴蜀书社分别出版，依据的都是原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的油印稿，系从梁实秋珍藏的专家手描版整理而来，并影印了他有关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部分信札，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册又增添了一部力作。从学术上考量，独秀先生对《小学识字教本》的功力之深，可与现代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傅斯年、梁实秋、黎锦熙、罗常培、王力、吕叔湘、李方桂、方光焘、丁声树、朱德熙等诸位前辈学者比美，无愧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出道。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流浪，选择了革命就是选择了永远“在路上”的人生状态。对此独秀先生义无返顾，无比的坚执与豪迈。为国投身革命常常意味着要抛乡却家，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独秀先生将自己的精力和激情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充满艰险的政治斗争中。对于国家，他是一个功勋卓著的思想明星，但对于家庭，他却是一个失职的“一家之主”。在经济上，他常常陷入困顿，生计艰难，早年他一家人常常受亚东图书馆的周济。即使他在做中共党总书记的时候，也依然是赤贫如洗。1922年8月9日，在他做第二届总书记被捕后，陈独秀几乎一无所有，连诉讼费都拿不出，李大钊等14人在9月24日的《晨报》上联合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勃、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
我将这一启事粘贴于此，读者或可善意地理解到，赤贫如洗的中共总书记，“大革命”的领军人，竟然公开地被人怜悯到如此地步。对于婚姻、家庭、儿女，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抗战时避难于江津山村，独秀先生偏安一隅，其实他并未置身世外，仍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忧国忧民，夜以继日，笔耕不缀。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排左2）、文科院长陈独秀（一排左3）、教授梁漱溟（一排左4）、同学冯友兰（二排左1）等合影正如他入川后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他在不停地撰写政论的同时，没有舍弃研究文字语言学。为了让后代子孙打下良好的文字知识基础，可以说用心良苦，《小学识字教本》就是见证，一个独秀先生晚年没有忽视的主题。除此之外，独秀先生在江津还多次举办演讲会，宣传抗战的意义，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这正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国书生意气与情操，只可惜如今已经式微，成为了空谷足音。在实地寻访中，我了解到了一则轶闻，迄今尚未见诸公开发表的文字。据村里的老乡亲后人口述，当年因为生活困顿，少妻潘兰珍还在居所的院子边上开垦了一块地，种上各类时鲜蔬菜，以解囊中羞涩之虞。独秀先生本是个书生，从未种过地，看着妻子潘兰珍如此劳累，翻地松土、播种下肥，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他便要去帮点小忙。因此，村民们常常看到独秀先生一大清早就走出了石墙院大门，身挎竹篮, 手拿竹夹子在乡间羊肠小道上踽踽独行, 拾捡牛粪, 用于家中肥田种地。听之闻之，让我顿生敬意，感到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读书人，晚年走麦城，归隐乡间，在大彻大悟之后，是用怎样的一种淡泊心态，呼吸自由空气，调剂心中块垒，寄情山水，默默地表达他对时局的关切与感慨！晚年避难江津，陈独秀没有了生活来源，靠卖文为生。他是知名的语言文字研究学者，又写得一手好字。但是，时值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这种润笔之费显然难以为继。于是，各色人等都向陈独秀伸出援助之手。当时，适逢陈独秀南京出狱不久，中共理论刊物《解放》曾发表时评《陈独秀到何处去》，欢迎他回到“革命行伍”中来。其实，陈独秀本想回到共产党内，但在延安的王明、康生骂他是“汉奸”，并诬蔑他拿人“津贴”，个性耿介的独秀先生感到彻底失望，遂最终没有回到党内。1938年3月他致信《新华日报》，以公开信作答，表明其清白心志。此后，董必武、周恩来曾多次请陈独秀去延安，陈独秀说出了一番心里话的：“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至此，一代人杰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永远画上了句号。1922年，陈独秀 (前排左一) 和瞿秋白 (后排左一) 等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合影其实，那年那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要均对知识分子颇为礼让与敬重，已成民国传统，对陈独秀也是多加关照。比如，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先生代表民国政府曾资助陈独秀5000元大洋，被其拒之。此后，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将钱汇去，陈亦原款奉还。不得已，又托付学生张国焘，学者郑学稼等人转寄，陈独秀再次照退不误，他还曾致函郑学稼先生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他还在信中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对此亦悻悻然：“仲甫先生总是如此。”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尽管堕入社会底层，却依然坚守传统读书人的士者气节，这种政府馈赠，虽说是雪中送炭，他是最受不了的，有违他一生的信仰及为人为事原则。陈独秀晚年的固定收入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好友薜农山让他兼了《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月入 160元。二是北大每月汇来的 300元。关于是北大还是北大同学会，学界曾有不同说法。不过，一般的定论，则是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操办。毕竟，陈独秀曾是北大教授，他的人事关系，按现在的说法，似乎一直挂在北大，直到其入狱。陈独秀曾有书信致当年的同事、也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催问汇款之事。蒋梦麟先生也曾在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 ……” 事实上，当时的北大确实不仅对陈独秀多所资助，还指派当年的学生何之瑜就近照顾。陈独秀去世之时，他亦守候在身边为先生送终，实在不枉师生一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陈独秀是有个性的，胡适曾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表示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小学识字教本》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亲自写信给陈独秀，希望能更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出版，谁知陈独秀不仅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5000元稿费也退回去了；在贫困交加的最后日子里，他宁可让妻子潘兰珍典当掉珍贵的皮袍度日，也决不接受蒋介石3000元的救助，原因是“那样就毁了他一生的节气”。颇有意味的是，独秀先生临终之前，正在著述《小学识字教本》，到5月13日，写到“抛”字时就没有再写，直至撒手人寰。那时，独秀先生的去世无声无息，生前没有接受过国民党的一文一毫的资助。笔者以为这正是儒家风骨中的人性美。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一个静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后4年的时光。这4年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4年。尽管他“看破红尘”，国民党仍然时时派出要员请他出山为民国政府效力。“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当时蒋介石就欲委任他为劳动部长， 他曾说过一番话：“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虽然拒绝任何政治馈赠，但是朋友的资助，他还是以感激之心收纳的。比如，章士钊、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赵元任、段锡鹏、杨鹏升、邓仲纯等众多新老朋友。其实独秀先生并不孤独，客居江津时期，北大学生张国焘就曾三顾茅庐，无数的文化名流，学者朋友都曾络绎不绝地前往探望，党国大佬胡宗南、戴笠等人也曾代表民国政府前往邀请其出山，可见那年那月的小山村里是何等热闹。这是目前已公开的评述文章所忽略的内容，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地用红色话语评述独秀先生晚年是如何的落寞，其实未必竟然。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对于他的个人历史评价，半个多世纪来，海峡两岸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对于他一生的数次婚姻，世俗偏见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则备尝个中酸辛、苦涩和甘甜。其实，人生的路都是自己去走出来的，何须在乎旁人的说词与掣肘呢？潘兰珍是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出身贫民家庭，以其忠贞的情谊与陈独秀牵手，十年相伴，在极其艰难困厄之中，同陈独秀度过了最后一段坎坷的风雨人生之路，无怨无悔，可歌可泣，旷世绝代，他们之间这段情缘何以至深？鲜为人知，一直是当代人头脑里存在着的疑问。1929年11月，陈独秀因为“大革命”失败，作为替罪羊，承担了全部责任，被自己亲手创建的党开除后，仍坚守自己的信仰，继续著书立说，宣传革命思想。民国政府对此十分恼火，蒋介石曾悬赏３万元大洋通缉他。在此险恶处境之下，陈独秀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0年，他潜伏到上海，在熙华德路石库门一座楼房里租了一间简陋房子隐居下来，整日深居简出，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他居住的弄堂时称贫民窟，生活在这些贫民之间，对曾任中共总书记的他来说，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他真切地感受到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无产者从黑暗社会的桎梏中拯救出来，然而他已被国共两党抛弃，内心感到无比沉重。与和他相邻而居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年龄在22岁上下，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干净，举止拘谨，一看便知是个憨厚老实的女人。这位女子叫潘兰珍，江苏南通县人，幼时随父母逃荒到上海，13岁便在纺织厂当童工。曾受流氓哄骗，同居后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后就被抛弃，在一家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说来也巧，或者说是一种缘分吧，相邻就有相遇相知的机会。潘兰珍苦难深重的身世引起了陈独秀的关注和同情。一个是鳏居男子，一个是独身少妇，虽然年龄相差近30岁，但是久而久之，不同遭遇，巧为邻里成知己，几天不见，彼此心里就老是牵扯着。老夫少妇，惺惺相惜。潘兰珍知道陈独秀有知识，能写文章，是个做大事的人，因此她很懂事，从不打听先生的身世和行踪。随着彼此逐步加深了解，陈独秀对潘兰珍从同情到关爱，潘兰珍则认为老夫子心地善良，靠着他有一种安全感。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以至情投意合地结合在一起了。那一年陈独秀51岁，比潘兰珍大29岁，他像一个长者一样呵护着她。两人结合后，陈独秀教潘兰珍识字明理，背诵和默写唐诗。她聪明伶俐，往往是一教就会，一点就通，进步很快，陈独秀从心底里感到欢喜。潘兰珍无微不至地料理陈独秀的饮食起居。两人生活在一起，都把对方作为知音和依靠，相亲相爱，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但也觉得挺舒畅。1932年10月，陈独秀因再次被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是举国上下的头号新闻，报纸均采用大字标题，有的还配有社论，许多文化名流呼吁，要求南京政府宽大处理，刀下留人。《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考虑到来自全国知识阶层与社会名流的期盼，国民党遂将陈独秀移交司法审判，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监狱那样严格。因此，陈独秀被囚后仍有机会与外面保持联系，他致信学生高语罕说，“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探望一次…”表达了他对少妻潘兰珍的关爱。在高语罕的帮助下，潘兰珍来到了南京，在监狱附近租了间旧房子住了下来，每天到监狱照料陈独秀。潘兰珍的这一决定，既反映了她对陈独秀的朴实的忠贞爱情，又反映了当时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豪侠气质。潘兰珍的这一举措，更出乎陈独秀所料，遂使他感激不已。陈独秀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潘兰珍一直相随左右，照顾陈的生活，有时也在监狱同宿，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她是个自由人，陈不能办的事，都由她去跑腿与联络。陈在狱中著书立说，理论上不断发展，还有大量诗作，人们称他“人在狱中，思想飞向辽阔的空间”。潘兰珍相随服侍，为其收拾材料，整理书籍，生活上百般照料。当然，有时也有使潘兰珍感到头痛的。陈独秀研读重要专著或撰写理论文章，经常通宵达旦。为了他的身体，潘兰珍耐着性子加以劝阻，有时非要等到陈真正睡下了，还要守护一阵子，她才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所以好发脾气的陈独秀，从未对潘兰珍发过脾气，可以说是珍爱有加。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五年，在潘兰珍的协助下，他的文章不断问世。陈独秀体弱多病，可他读书不倦，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这与夫人潘兰珍生死相依、陪伴左右、精心照料，给了他精神和物质上甚多安慰是分不开的。1937年8月日寇兵临南京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曾答应共产党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将政治犯统统释放，陈独秀也就重新获得了自由，他和潘兰珍迁居武昌，并向世人宣布结为夫妻。随后于1938年6月乘船入川到达重庆，后又溯江而上到了江津，几经周折，在友人帮助下，居住在江津县的一个山村鹤山坪杨氏山庄。这里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至的地方。谁知陈独秀到了那里，那里不久就成了国人注目之处。在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中，最忙的要算是潘兰珍了。她要招呼前招呼后，还要烧水倒茶，忙得不可开交。她应付灵活，热情周到，深得来访者的赞赏，也为陈独秀减轻了不少不必要的应酬。潘兰珍与当地山民百姓交往中，相处得很好，嘘寒问暖，扯谈家常，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也得到乡亲的很多帮助，至今仍然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江津鹤山坪这方热土上乡民没有忘记他们。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着实凄凉，常常是无米下锅。他和夫人潘兰珍的生活，有时不得不靠北京大学的同学会和朋友的馈赠。他还担任《时事新报》的特约编辑，可以得到一些微薄的稿酬，以聊补生活之急需。他日子过得虽然十分艰难，但他却是个硬骨头。许多北大校友前来看望老师，表示要资助一些生活费，陈独秀很是硬气，对所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校友，一概谢绝，分文不收。尽管他们说这是学生对恩师的一点心意，陈独秀却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在这困厄境遇之中，夫人潘兰珍无怨无悔，相随左右，体贴入微。有一次他们实在揭不开锅了，潘兰珍只得把陈独秀的一件皮袍托人进城送去当铺，当了几个钱给陈独秀抓药治病，买点米以度日。潘兰珍宁愿自己吃苦受累，只要他出来转转，散散心，放松一下，心里就已感到最大的满足了。陈独秀历尽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比他小29岁的年轻妻子潘兰珍伴随着他，因此，潘兰珍也被陈独秀的子女尊之为母。许多年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身。”这般声情并茂的话语，源于最为朴素的人间真情，不是禅悟修道可以修出来的。陈独秀留给夫人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兰珍遵照夫君的遗言，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一个学校的食堂工作。她把养女潘凤仙从南通接回上海团聚，过着自食其力的平安生活。1949年11月，潘兰珍因不幸身患子宫癌，病死于上海医院，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41岁。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唐朝女诗人李冶有句“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论及夫妻的情分，千年来已成中国经典，其实也有消极的成分。陈独秀与潘兰珍这对老夫少妻，在贫困潦倒中相识，患难与共，琴瑟同音，相濡以沫，相伴终身，不改初衷，他们之间的这段情缘，将永远传为后人的佳话，正应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因此，笔者要竖起大拇指道一声，潘兰珍，你才是现代中国的好女人！众所周知。陈独秀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共主要创始人，前五任中共总书记，一九二九年因其在政治上倾向托派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党开除。至今，党史正编仍然只承认他在创党初期的作用，对其人生中后期的经历则从略。回望历史，当年中共成立之初，由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演变而来，书生当家，力量弱小，尤其是还未组建较强的军事武装，只能受到共产国际及联共的摆布，先后把陈独秀当猴耍；当陈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阵营，他们却强迫他率党集体加入；再是加入后又强调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争取领导权，一相情愿，谈何容易！当陈遵照执行并取得一定成效时，又突然非难他左倾，强迫他及中共成为国民党的附庸，遂使他无可奈何，无所适从。从史学的角度看，在那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共产国际以鲍罗廷为代表，发出的指令瞬息万变，忽左忽右，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同军令，都是必须执行的，向左转或向右转，对错谁又能说得清楚？因此在中国需要有一个责任担当人，陈独秀就是必然的替罪羊。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罗列了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与苏联托派靠近的缘故。随后于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致电中央政府要求严惩，共产党也与时俱进，发表声明，非难他为托派走狗、反共先锋。一时成为了国内媒体的头号新闻，举国哗然。作为党国要犯，陈独秀随即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那年那月，国共两党都同时容不下这么一介狷狂的书生与学者，真是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个匪夷所思的谜团。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钉在“汉奸、叛徒‘反革命”的十字架上。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历来中共的文件都沿用毛氏语录，笼统地说陈独秀“走向托派反革命方面去了”，一旦被戴上了这顶帽子，定了调子，就几乎成了铁案，永远不得翻身。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用了称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建党有功”等不少褒义词语。是矣非矣，都已如烟云散去，当中国现代历史的许多粉饰剥落以后，多少伟人们身上的光环开始黯然失色，然而陈独秀的身影却如巨石一样屹立，其思想更如穿越历史隧洞的火炬，直抵当下。对于今天的学人，有着太多的思想遗产值得继承。晚年的陈独秀痛定思痛，反思“五四”，并进一步认同民主的价值。他在深入研究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发展后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独裁，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反思现代中国历史，陈独秀对世态的见解言之凿凿，诚如斯言。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如今新编党史也已确认，陈独秀不是汉奸，不是叛徒，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不是投降主义等等，换言之，什么罪名都没有，但出于党权的威严，只保留了“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语，舍不得扔掉，其实这也是莫须有的指鹿为马，因此可以公允地说，独秀先生被开除党籍的九大罪名无一成立，又一历史冤案迟早将得以明白天下。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江津旧居图片的结束语，引用了毛泽东、邓小平著述中对陈独秀较为中肯的评价。按现在的考证，陈独秀当时被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也是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与托洛斯基斗法，象两只疯牛决斗，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红色教育和灌输，被误导和自动误读所接受的观念深入人心，似沉痾顽瘤，根深蒂固，所以，如要走出禁区，如实还原现代中国历史的许多真相，恢复独秀先生的人格尊严，以治学的严谨态度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似还任重道远。独秀先生是一位有着高尚人格的学者，以学问立身，从不阿世媚俗，趋炎附势。文如其人，读他书，即可知其人，高山仰止，令我辈后学感佩。近年来，《独秀文存》在中国内地再版发行，表明了中国社会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式微得以疏缓，其本身的文字内容，正如“自序”中所言，“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当代中国的浮华现实，使《文存》的出版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变迁记录，似可看作是对当代学人的精神勉励。重读独秀先生七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像他在对着当下的中国说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假如独秀先生还活着，他是否会学得“聪明”些呢？不会的，因为他早就宣布：“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这话让我想起了今日幽静的清华园里矗立着的王国维碑铭，上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题写，我每经此地，总会怀着崇敬与惋惜的心情，并为前辈学者所倡导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与激励。独秀先生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之确立，首要是他立志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身处知识分子的职业，独秀先生痛感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堕落，“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这不仅仅是在论及今日中国之教育，更是在呼唤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良知以及对民主自由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在经历了人生的数次大坎坷之后，独秀先生以一介书生特有的冷静和清醒，看清了共产国际以及国共两党争斗的虚幻无常，因此他拒绝了来自各方的感召与诱惑，最终，中国社会的各派政治势力也把他抛弃了，这就注定了陈独秀晚年偏安一隅，归隐江津鹤山坪这一“山高皇帝远”之地，过着清贫淡泊日子，最后驾鹤西去。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古往今来的士者，出局后解甲归田，何其多也。回望历史，在中共党史上凡是被贬为“反党分子，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汉奸、叛徒”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拥有过人智慧见识、对民族进步怀有侠肝义胆的士者。从辛亥革命时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到风行天下的《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到“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再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到第五任总书记，这位从皖南名城安庆走出来的读书人曾经叱咤风云，人生晚年却落魄川东江边，令人唏嘘不已。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一个人只有在大悲与大难中，才能彰显人性的真实与光辉。如今整整七十年过去了，被歪曲的中国现代史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如同瞿秋白因在汀州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而受到大半个世纪的非难，连八宝山的墓穴也被掘，《独秀文存》中真实的人生故事也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多年来对独秀先生的种种不实非难与指责已被推翻，九顶帽子已摘去八顶，还剩下独秀先生“右倾机会主义”一顶。其实这一顶帽子也是莫须有的，虽说这是现代中国政治的自虐，却是独秀先生在天之灵的荣光。
写完拙文之后，总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是因为独秀先生是上世纪的历史人物：他守望“民主与科学”的信念，竭尽一生不移其志，后因担当“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被他自己亲手创建的党无情开除。革命抱负化为泡影之后，他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对理想的求索。独秀先生在晚年归隐生活中始终信守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节操，不苟且偷生，更加忧国忧民，即使在他自身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也不言懈怠：“我们闹革命，最终目的就是要居有其屋、食能饱腹、身有衣穿。”他的言论至今没有过时，更如暮鼓晨钟，彰显了儒家文化传统中士者应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是为引起当代学人反思的楷模。历史长河，斗转星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学者扣问胡耀邦，将来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胡耀邦说：“中国的出路就在于民主与科学！”言之凿凿，诚如斯言！事实上，当年身处“大革命”动荡时局，独秀先生背负了太多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介书生，压得他缓不过气来。遂使他在不断地挣扎中寻找出路。这种挣扎或许使他看到了无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或许他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这正应了古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这或许是独秀先生在嘲讽时局，或是自嘲，至今都没有历史结论。我想，独秀先生的心中其实是早有答案的。民国时期，虽然处于新旧文化强烈碰撞的时代，但是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影响下，形成的读书人“立德、立功、立言” 的价值观体系根深蒂固，自然也就成为了几乎所有“文化人”的精神目标。独秀先生虽可说是政治家，但是骨子里却是书生和学者。
陈独秀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墓碑，陳公后人于1979年10月9日立他一生最有亮点的阶段，人性最为真实的一面，不是他的《新青年》时期，恰恰相反，而是抗战时期他落难四川江津以书为伴，以笔为文的岁月，无论遭遇何种逆境，独秀先生不改其志，依然卓尔不群、傲骨凛然，大有儒家士者之风范。他晚年有一首诗可以表明心迹，这就是 1941年秋为台静农先生所作的《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警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表达了一位先学对世态炎凉，对凌云壮志未酬的大彻大悟，伟哉壮哉，何其发人深省！纵观独秀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那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政治生涯，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性与曲折性的一种真实写照。他的晚年境况，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先驱的坎坷命运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文脚注。独秀先生有语“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诠释了一个有血性的中国男儿的一生。独秀先生的人生轨迹，晚年避乱世于四川江津山林草莽之中，为民众开启心智沥尽心血，著书立说，教化人心，无怨无悔，终了他乡，永留青史。为此, 我谨以现代中国文革后七七级晚辈学子的敬意, 写下这些文字，缅怀先学《独秀文存》中的道德文章与人格光辉。并献上一束心祭的无名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