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0日
第一篇：小木屋与旧校园
午饭后，全副武装穿得暖暖的。户外气温零下13度，我和船长从奥斯陆中心车站出发，坐了17分钟的火车，来到了桑维卡。
昨晚坐火车抵达桑维卡车站时，我就注意到车站外的主街道发生了一些变化。留学时这条街道是步行街，现在不但多了公交车站，也允许机动车辆通行和停泊了。
出了车站，我本能地就知道哪条是当年从校园返家的路。船长在google map 上输入小木屋的地址，从而精确地知道车站离小木屋约1500米。车站位于小木屋与校园之间，也就是说，小木屋离校园将近两公里。
从主街道走下几节台阶，来到一条叫Prestevein的街道，右拐，沿着覆盖着白雪的步行道，穿过桥洞，再次见到了那条魂牵梦萦的小河。我从互联网上查到，这条小河是桑德维克塞尔瓦河（Sandvikselva），是奥斯陆峡湾最主要的鳟鱼河流，最终流入奥斯陆峡湾。
小桥附近的河水尚未完全结冰，一群绿头野鸭在冰冷的水里游得畅快，却不见天鹅，估计天鹅已经悉数飞往南方过冬了。再往前走，只见大片的河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对岸的那排小树林不像夏秋两季那样色彩纷繁，而是呈现一种整齐的浓淡变化的暗色。在镜头下，白雪与森林的结合就是一幅幅黑白照片，散发出朴素的美感。
走了约莫25分钟，终于看到街对面半山上的小木屋。我兴奋地跑过街，让船长在山脚下为我拍一张照。
97年8月17日，我来桑维卡的第一个周末，船长带我去奥斯陆市中心玩。下午回到小木屋时，他在山脚下的通往小木屋的路口为我拍照。我穿着大红色的长袖上衣和长至脚踝的同色裙裤，路边的一枝黄花开得正艳，我顺手摘下一小截花枝，插在脑后盘起的发髻上。照片里的我背着九十年代在福州热销的小鸭牌黑色女包，左手提着水罐和装着食物的塑料袋，自在而随意。当年小道旁的木栏杆是破旧不堪的，如今换成了崭新的铝合金栏杆，小道旁还加建了一个封闭的小车库。
（摄于97年8月，山下的小路边）
（24年1月摄于山下的小路边）
正在山脚下张望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从双拼屋左边的那一套房子里走了出来。我以为他是新的屋主，赶忙同他打招呼，告知自己25年前住在隔壁。那个男人说他是现任屋主请来做房子保养的，他是波兰人。一旁的船长立马用波兰语同他聊天，然后告诉我，目前拿着工签在挪威工作的波兰人高达三十万。自89年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后，许多波兰人纷纷到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工作，波兰国内的失业率比较低。这也给波兰的中小企业造成了冲击，他们必须抬高工资才能留住人才。
我当年住的小木屋已经不存在了，屋主在原地重新改建过，加了两个阳台，大门入口的位置也变了，确切地说，从前是侧大门，现在变成蓝色的正大门了。屋子的外观漆成了白色，而当年的外墙是浅黄色的。可以说，我在小木屋的原址已经看不到旧时的痕迹了，只有隽永的记忆留在了心里。我曾在小屋里请船长和其他同学吃了无数次拿手的红烧肉，4月21日我过生日那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雪，我去糕饼店取事先定好的水果栗子蛋糕，店员却告诉我，那块蛋糕被一个黑人女子冒领走了。我有些沮丧，只能买了一块粉色的奶油蛋糕回家。一进家门，船长送了我一盆金黄色的非洲菊。他说我那么喜欢梵高的向日葵，可惜4月份葵花不开，他就买了一盆酷似向日葵的非洲菊给我做生日礼物。我的心情一下子亮丽起来。不一会儿，豪坤牵着四五岁的女儿麦芽的手来了，安娜也来了。他们一起为我唱生日歌，我生平第一次过了一个下着雪的生日……
（在小木屋旧址重建的屋子）
（当年的小木屋，摄于97年8月）
（当年的卧室）
（当年的客厅一角）
从小木屋折回车站方向，开始寻找当年的校园。几年前表妹去挪威公干时，我曾托她到挪威商学院为我拍几张照。表妹在当地告诉我，商学院早就搬到奥斯陆了。我上网一查，发现母校已于2005年迁到了新址。
印象中，从桑维卡火车站口走到商学院旧址只要五分钟。可我和船长迷路了，在车站附近绕来绕去找不着北。
我这个吃货对船长说：“先去找找车站附近的大超市吧，从那里我就知道怎么回学校。”
我很快找到了Sandvika Storsenter （桑维卡商城），这座商城自93年开业后，一直是挪威最大的商城。我从人口大国来，这样的商城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恐怕只能算中等规模的。当年这座商城里有一个超市，我经常在自习时从校园步行到超市买排骨、北极虾和卷心菜。挪威人不吃带骨头的肉，因此一盒排骨只卖15挪威克朗（2美金）。一盒鞋盒子大小的北极虾只要30挪威克朗（4美金）。中国留学生只捡又便宜又营养的辅食品买，因此我每天不是吃红烧排骨就是吃北极虾，日子过得蛮惬意的。
（商城）
这回走进商城，发现超市不见了，突然冒出了好多饭店。我来到一家精品店，与老板娘交谈几句后，她从电脑里打出学校的旧址Elias Smiths vei 15, 1337 Sandvida，还告诉我，校园旁边有一座白色的教堂，走到了这个标志性建筑，就能很快找到学校。
（商城内部）
通过google map, 我们很快走到了白色的尖顶教堂那里。教堂附近有一座小桥。
（教堂） （教堂附近的小桥）
踏过小桥，我们看到了一个长方形的红色砖墙建筑，有二层高，透过紧闭的玻璃偏门，只见两座红色的教学楼之间有一条宽宽的走廊，走廊两边一溜的教室。走廊上方的半空中有一条几米宽的走道，连接着两座教学楼，玻璃屋顶是倾斜的。
刚才我们在附近兜圈子时，看到好几栋风格类似的长方形红砖建筑，我不敢确定眼前的这栋是否为商学院旧址。我对船长说，自己对学校附近的教堂和小桥印象全无，总觉得走错路了。
我这么一说，船长也糊涂了，调侃道：“你的记性那么好，一下子就能找到旧家和超市，对我的家事了如指掌，把我当年说的话记得分毫不差，怎么就记不得校园的模样了？你是来读书的吗？”
我们绕着这座红楼走了一圈，正大门的挪威文提醒我们，这里目前是桑维卡高中（Sandvika High School）。
大楼附近有一个圆形的红砖墙建筑，看起来有点像当年的think tank (智库)，学生们下课后，都喜欢去那里自习。think tank 里面有好多间自习室，摆放着多部电脑，还有一台打印机，打印纸是无限免费供应的。单凭这一点，我们这些留学生就认为北欧的教育比中国先进的多。
这座圆形建筑目前处于装修状态，我们问了建筑工人，他们说该建筑现在的用途是音乐工作室。恰巧有个挪威中年男子散步经过，我们赶紧向他请教。巧的很，他的女儿是2015年从商学院毕业的。他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找对地方了。自从商学院迁走后，周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怪把远道而来的我们搞糊涂了。
今天最大的收获是，我这个不习惯极寒天气的福建女人竟然在零下13度的户外持续暴走了三个多小时，不但不觉得冷，还全身松爽。
第二篇：会唱歌的鸟与黄鹤
坐火车返回奥斯陆途中，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似的，闪过许多旧时画面。
我终于想起，MBA的固定教室就在主校园偏大门入口处的右手边的第一间。我们通常上午上课，下午到think tank 做group work (小组功课)。 MBA学习的最大一个特点是group work特别多。功课量之大，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这对从小不擅长熬夜且嗜睡如命的我是个严峻的挑战。自从第三个学期开始边打工边学习后，时间分配愈发紧张。好在本人的睡商特别高，只要累了，一碰枕头，五分钟就能酣然入睡。为了补充睡眠，我也不顾形象了，一到think tank, 就马上钻进摆着长沙发的自习室，躺在沙发上打盹儿半小时，醒来后就像打了鸡血般精神。有时候配有长沙发的自习室被别人占了，我竟然会厚着脸皮问那个同学：“我能借用沙发睡半小时吗？”得到应允后，我欣喜地占了“床位”呼呼大睡。再后来，我的本领愈发高强了，把两张靠背椅并排摆放在一起，就能蜷缩着睡上几十分钟，而且还不会从椅子上摔下来。校园里的很多学生开玩笑说，只要一进think tank, 就会发现一位东方的“睡美人”。
为了做到打工、学习、休息三不误，我养成了高效学习、高效打工和随时随地都能打个小盹给身体充电的本领。当地有两家报纸，送报的工作都被中国留学生抢了。我每个月的房租约400多美金，伙食费不到200美金。我算了一下，每周一至周五下午送两条路线的报纸，周末再送早报（工资翻倍），每个月的工资就足够支付房租和伙食费了。
几个中国男生面子薄，怕丢脸，他们把报社派发的装报纸的醒目橘红色大塑料袋藏在校外某处不显眼的角落，下课后偷偷拿着去送报。只有我大摇大摆地把橘红色大塑料袋拿进think tank, 到了打工时间，又大摇大摆地把送报的袋子带出自习室。留学生小李和我送的是同一条路线，不过我俩为不同的报社打工。有时我俩约好了一起送报，骑着车载着厚厚的装满了报纸的大袋子，穿行于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很快就大汗淋漓。每到一处公寓楼，我就笑嘻嘻地对他说：“来，我俩比赛，看谁送的快。”说罢，我抱起二三十份报纸一溜烟小跑，从一楼跑到顶层，一路把报纸扔到订户的门口，小李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跟着。
一段时间下来，我靠着一路狂奔加小跑，把每天送报的时间从三四个小时压缩到两小时之内。小李偷偷告诉我，几个中国男生都笑我“厚脸皮”，居然不怕欧洲的富二代学生知道我是穷鬼。我大大咧咧地说：“我本来就穷嘛，大丈夫能屈能伸，即使破落到要靠扫大街和洗厕所为生，也要做到那个工种的第一名，才能有翻身的机会。”我说的这番道理全是小时候父母教的，闽人就是这样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拍丢脸，方能在世界上任何犄角旮旯的地方生存下来。
我的学习成绩也一路飙升，到了第三和第四学期，我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论文就能轻轻松松地拿A或A-, 船长的论文成绩虽然也很亮眼，却是花了双倍时间完成的。这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之前他在我面前或多或少有些心理优势的，至少他觉得他的智商高出我一筹。我刚刚开始骑车送报时，回到家后累瘫了，拿筷子吃饭，手都是抖的，好几次筷子差点滑落在地。船长好心提议，他可以开着那辆法国轿车和我一起送报，赚的钱全归我。我一瞪眼，拒绝了他的好意：“开小车送报，挣的钱还不够汽油费的，真是有钱人做派啊！”
船长看到我的成绩扶摇直上后，一边为我高兴，一边悲伤地感叹：“总有一天，你要展翅高飞了，恐怕连我这个老朋友都记不得了。”
我安慰他：“我是一开口就很会唱歌的小鸟，不是‘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哦，我不会忘记你们这帮老同学的，你太多虑了。”
记得刚到挪威时，船长问我中文名字的含义。我把“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成语故事用英语给他解释了一番，最后说：“我就是那只一旦张开了羽翼就能飞得很高，一旦开口歌唱就能感天动地的小鸟。”从此，船长开我玩笑时，常常把我比喻成一只在春天的草地上欢快鸣唱的小鸟。
那回为了安慰他，我又把“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故事说给他听，以证明不同的鸟类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曾问过船长的波兰名字“刘波密儿”的意思，他告诉我，密儿就是斯拉夫语里的“和平”，刘波密儿意为“热爱和平”。我刨根问到底：“普京的名字为‘乌拉迪密儿”，他是怎么看待和平的？”船长揶揄道：“他的名字意为 ‘To rule over the peace’（统治和平），所以他成了大帝，俄罗斯由他说了算。”
一语成谶，如今欧洲大战的乌云笼罩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波兰再度成为热点最高的欧洲国家，50万波军3000辆坦克全面备战。这次与船长交换对俄乌战争的看法时，船长说：“Jing, 波兰是俄罗斯与欧洲大陆之间的buffer (缓冲区)，我们没有退路。”
不久前，网站上还流传着一个视频：在去年12月底举行的2023世界国际象棋快棋和超快棋锦标赛上，波兰棋手拒绝与俄罗斯棋手握手。
这是一种民间普遍的仇恨表现。波兰与俄罗斯所属的斯拉夫人同根同源，只有在冷战时期关系还和睦些，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充斥的只有敌对、战争和复仇。我在读MBA时，曾和船长津津有味地讨论俄罗斯小说。形容水手生涯时，我曾引用了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巅峰之作《白轮船》中那首带着浅浅的忧伤基调的民谣：“有没有比你更阔的河流，爱涅塞（母亲河的意思）？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涅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涅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涅塞？”
我问船长：“水手四海为家，常常只能坐在甲板上同天空中的星星月亮说话，是否为一种悲哀的职业呢？”
船长哈哈大笑说：“我这个船长若是将来结婚生子，一定会比《白轮船》里的船长父亲合格得多。”
至少在二十多年前，船长还是俄罗斯文学的一枚小粉丝，愿意花大把时间与我讨论俄文作品的。
自俄乌战争爆发后，船长就彻底脱粉了。他憎恨自己精通俄语这个事实，那些让他自小引以为豪并助力他获得全国少年冠军的俄语国际象棋棋谱，大概都被他扔到哪个角落了吧。
第三篇：同学大聚会
傍晚回到酒店，丽莎领着我、妹妹和船长三人，从奥斯陆中心乘火车抵达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er)，然后步行至五星级酒店Hotel Continental（大陆酒店）。MBA班毕业25周年聚会在此举行。
我和妹妹在酒店的休息室换上晚礼服和高跟鞋，然后去了装潢精致的包间。
同学们陆陆续续来了，这次总共来了21位，除了艾林，其他的挪威本土学生全都到场了。
我发现所有的欧洲同学都很注重身材管理，二十多年了，身材一点也没走样。个别男生的头有点秃了，发色银灰，但脸上没有什么皱纹，精神状态极佳。我庆幸自己在临来前的一个多月加紧减肥，硬是减下了十斤，不然就是聚会中唯一的中年油腻大妈了。
我告诫自己，回去后一定要把控制体重作为毕生的事业。
我见到了老友安娜和豪坤，分别和他们来了个大拥抱。豪坤和我妹妹打招呼时，担心妹妹嫌他的名字拗口记不住，特地幽默地说了一句：“叫我Hong Kong 就行了。”
聚会由班级的挪威老大哥艾盖尔主持，他是挪威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履历辉煌，入学前曾任两三家大公司的CEO，其父是挪威著名的银行家。虎父无犬子，艾盖尔的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2022年他以四亿多美金的高价卖掉了亲手创建的生物科技公司。
聚会伊始，艾盖尔慷慨地宣布：所有从国外来的同学都不需要买单，今晚的费用由几位挪威同学包了。
现场一片掌声。
晚宴总共有四道菜，我们被分为四组，每吃一道菜，大家就要互相换一下位置，方便和不同的同学交流。外国人吃晚宴，注重的是气氛和交流，菜肴是其次的，这和中国人的高档宴会很不一样。
最先坐在我身边的是豪坤，我俩聊起来仍像从前那么自在。我告诉他，我在博客里写了他和斯蒂娜的爱情故事，收获了不错的点击量。我迄今记得他在我面前挥着手臂，展示了健美的肱二头肌，信誓旦旦地说：“我的胳膊是要给斯蒂娜做枕头的。”豪坤已不记得当年说过这些话了，听我娓娓道来，不由开心大笑。他给我看了全家福，照片中的斯蒂娜笑容可掬，她已经退休了，每天在家作画不亦乐乎。当年的小麦芽已经是三十岁的大姑娘了，在挪威商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MBA读书期间诞下的小儿子也有了一份不错的职业。两年前豪坤得了前列腺癌，幸亏发现的早，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几本痊愈了。目前他仍在全职工作。
我对豪坤说：“你和斯蒂娜让我相信了世上最美好的爱情和婚姻，那就是心灵相通，灵魂契合，互相陪伴，共同成长。”
我又问坐在豪坤身边的盖尔：“你现在做什么呀？”盖尔曾经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MBA毕业后，他尝试了多种职业，最后与三位朋友一起从事地产开发，目前拥有10个商业地产和10套民宅，是大地主了。入学那阵，盖尔读完了张戎的英文小说《鸿》，对我说，他从这本书里看到了基督教精神。经历过痛苦生活的锤炼后，我们终将展翅飞翔，飞往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我，从此下决心要写一部反映长乐和福州文化的带有家族史成分的中文长篇小说。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船长的大力支持，他自告奋勇将来做我的文稿的英文翻译。耗时十多年收集资料，我在疫情期间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初稿，总算对自己有所交代了。
接着，我同尼古拉斯、厄赢、托马斯、本、特龙和福禄德等一起聊天。大帅哥尼古拉斯是一家工程技术咨询公司的骨干，离婚两次。福禄德在挪威某大银行的私行工作，负责企业并购，他是在座同学中唯一了解我的工作性质的。原先他是我们班最沉默寡言的挪威学生，如今相当健谈了，看来私行的工作改变了他许多。
提到MBA学习对我的影响时，我自豪地对这几个同学说：“我从你们身上了解了许多西方文化，变得自信了。我能与你们做好同学与好朋友，畅快地交流，就一定能为西方主流社会的客户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我在加拿大最大的银行做高级客户经理时，90%的客户都是讲英文的主流社会的精英，我是那个地区唯一的非英文为母语的高级客户经理，可我每年的业绩都遥遥领先，还受公司嘉奖去了游轮之旅。”
同学们从皮尔和船长那里听说我在博客里写了船长一家的故事以及自身的留学经历时，纷纷赞我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太需要像我这样的热心人为东西方文化架起沟通的桥梁了，不同族裔间少一些争执，多几分宽容，全天下就多一些和平的希望。
同学们要求我回去后将有关博文通过翻译软件译成英文，发到班级群里与他们分享。
十点多钟，我们的聚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安娜经过我身边，又热情地拥抱了我。虽然这次没有机会与她聊天，但这些年我对她的关注一点儿也没减少。她上大学时主修法语市场营销课程，毕业后被挪威大型石油公司派往法国和西班牙工作，不到三十岁就做了出口部经理，这在论资排辈并且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石油公司是相当罕见的。她三十二岁时，挪威石油组织赞助她去商学院读MBA。她产下小女婴才一个星期，就上场考GMAT，先生抱着小婴儿在考场外等着。她入学时，孩子才几个月大。先生为了支持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全家人同住，孩子由先生带着。安娜每天放学后，用吸奶器把母奶挤出来，放在冰箱里作为孩子第二天的口粮，然后继续挑灯夜战。
安娜善于团结各个族裔的校友，商学院里的中国学生、印度学生、俄罗斯学生、阿尔巴尼亚学生等都深刻地感受到了她的亲和力。在校期间，她主动和我聊起正在挪威流行的谭恩美的小说《灶神的妻子》与《喜福会》，津津乐道书中的各种中国旧习俗。看得出，她读的很用心。中国经济的崛起让西方人嗅到了巨大的商机，各大公司磨拳擦掌，想到这个庞大的市场分一杯羹。挪威人也不例外，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和东方文化，将书店里华人作家创作的中国人的故事一扫而空，《灶神的妻子》、《喜福会》、《鸿》等作品的走红就是顺应了这种潮流的。
我曾在安娜和她的农夫先生居住的乡下大宅里与她聊起感情话题。她的观点是，做最真实的自己，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我来到加拿大后，把安娜视为职场女性的榜样，不知不觉间中在效仿她。我产下老大后，买来了吸奶器，每天将奶吸出来，然后装进小瓶子里放进冰箱，作为宝宝的口粮。接着我在月子期间全力以赴备战CFA 第三级考试，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出了月子不久，我进了考场，妹妹拿着吸奶器和奶瓶在考场外等着。中途休息时，我的胸部被奶水涨得鼓鼓的，非常难受，赶紧躲在妹妹的面包车里，先用吸奶器把奶挤出来，再匆匆吃完盒饭，接着跑回考场进行下午的考试。产假才休了三个月，我就回到了工作岗位，每天带着吸奶器和小cooler(冷藏箱)去上班。
我的奶水特别充足，儿子足足吃了八个月才断奶。家里人笑我是“奶牛”，我得意地想：“安娜也是奶牛呢！”记得有一回，安娜在课间休息时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他们家的农场里养了一群奶牛，每回奶牛生病不产奶或奶量减少，她的先生都会亲自治疗和观察。有一回，处于哺乳期的安娜的泵奶量比往常少了，先生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她，像审视一只病歪歪的奶牛…… 我听了这个笑话后，感到很励志。安娜只比我高几公分，在挪威女人中算是小个子，有着水般柔美的外表，也有着水的坚韧，她能做到的，我有什么理由说自己做不到呢？
安娜与农夫先生的婚姻并没有走到尽头，他俩有了两个孩子后，因性格不合友好分手。安娜搬出了大屋。几年前，前夫病逝，安娜买下了那间大屋，又搬了回去。她目前在一家国际性的灯具公司任商业部经理。据说她的身边多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男友，暂时没有结婚打算。
我们的聚会散场后，船长、丽莎、安娜、简宁、托马斯、特龙等人意犹未尽，又去附近的酒吧喝酒。我不是夜猫子，仍旧不习惯熬夜，和妹妹坐着公车回到了酒店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