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返家乡
一晃在接待站住了两个月，进入十月份了。我们对家乡的思念，由一天天加重的皮肤的冷感刺激大脑，越来越强烈。听说“反到底”派的头头们已经返渝同“815”派谈判，如果实现革命大联合，我们就能返家了。爸爸改变了回避革命群众的方针，也去和他们一起讨论革命形势，关心大联合的进展。期间我们江津地区率先达成协议。大家正欢天喜地准备回家，先头部队回来报告，各县镇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的配置还在争论，头批回去的骨干份子滞留在地区首府不能回家。而地区接待站的条件很糟：“晚上盖报纸御寒。”
等到11月，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的家刚由从宜宾市逃来躲武斗的人腾出来。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住进我们教工家属院的是一群城市居民，很会过日子。他们回宜宾时把教工家属院搬运一空，干净得连一个煤球都没留下，更不用说当初我们没坚壁的锅碗盆勺，针头线脑了。
现在两派在一个学校，摩擦不断。一天两个女红卫兵在宿舍外洗头，对立派的两个男生只因为无聊手痒，前去拖了女生的头发就走。女红卫兵的战友们闻讯赶来，肇事的打手已经逃了。这口气总要出呀！就chuang or cuang (where is the word?)进教工家属院，宣称对立派刘老师是幕后指挥，也冲上去拖了她头发就走。刘老师是天津人， 1962年时随当解放军师长的丈夫下放到我们小镇，因为他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者。
妈妈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了，可不敢在学校坐月子。我们在工人新村租了个一卧一厨的房子，锣紧鼓密地筹备。现在自由市场已经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我和爸爸就走十几里到政府管不到的小乡场买。我们终于达到了目标，攒下了十只鸡，一百个鸡蛋。
工人新村4排土胚房，住着50来户人。乡镇里的失业率很高的，难得有几个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大部分的人到城市里做合同工，挣30几块钱一个月，养活一家5，6口人。就这30几块还没有保证。工人新村的住户大部分是这些人。
妈妈还没生孩子，鸡就被偷了一只。我和爸爸除了到处咕咕地唤，束手无策。过几天，另一只鸡又被偷了。爸爸急了，拿根棍子挨家挨户搜。偷鸡的看到要漏馅儿了才把鸡放出来。这才杜绝了鸡被偷的现象。
小弟弟出生了，好可爱啊！现在我的任务就是烧火，为妈妈端茶送水听使唤。坐月子需要好多开水啊！妈妈洗，娃娃洗，杀鸡…都要用开水。火总是很慢，我必须不停地扇煤球炉。一天到晚被枯燥得扇出不少花样来，上下扇，左右扇，金鸡独立扇，稳如泰山扇，海底捞月扇。也有我喜欢做的事，就是为妈妈收碗。碗里总会留下鸡汤，或一口没吃完的荷包蛋。在从卧室到厨房的几步路上，它们就全进我肚子了。在吃完晚饭弟弟不哭的时候，我们一家会团在妈妈床上，大家看着可爱的弟弟，抚摸着我滚圆的手，说，这是妈妈坐月子还是若兰坐月子呢？一家人怎么就若兰胖得圆滚滚的呢？我说，妈妈这句话不严谨，生孩子的人才坐月子呢，胖并不意味着坐月子啊！爸爸说，人家说月母子没胖月妹子胖了，还真是这末回事儿呀。若兰，你可以说胖不是坐月子的充分条件。
但弟弟大部分时间都哭。妈妈没奶，这乡镇又没有牛奶炼乳之类。弟弟吃米羹。他哭啊，哭得天昏地暗。我把他背上走来走去，肩膀不断抖动，还是哄不好，经常和弟弟哭成一团。这时妈妈就来接过弟弟，说，若兰别哭，弟弟长大要是不感激姐姐，妈妈揍他。
但是弟弟长大后妈妈已经老得揍不动他，老得在他面前失去话语权了。父母总是这样向长子长女们许空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