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农场以后，我没有马上去一队，而是到机关宿舍住了一宿。事实上，走前我已经响应号召，回总场闹革命了。这不是说我对运动有多热衷，主要还是想摆脱体力劳动的疲累和乏味，同时躲避一队的派性斗争——我在那里没有根基，又在“两结合”中露过脸，哪个造反派看我不顺眼，都可以收拾我。不过由于妻儿在家，每周我怎么也要回去两三天，料理料理家务，顺便扛扛麻包。
如今我又成了孤家寡人，自然要先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在集体宿舍，我和谢、由、唐等人重新做邻居，彼此都持一种“既往不咎”的态度，仍然和睦相处，无所不谈——甚至更加轻松，因为既无公务缠身，亦不需追名逐利。现在由群众当家作主，我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这是伟大领袖给的特权，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行使，哪个领导敢跳出来说个“不”字？
聊了一个通宵，畅谈天下大事和本场形势。次日是礼拜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饭后到百货商店买些日用品，为接下来半年的集体生活做准备。碰巧遇见一队的材料员老林，正要打招呼，他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你还在这儿逛商店啊，你家失火啦！”我一听差点吓瘫在地。这可真应了那句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匆匆赶回家去，遇到相识的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瞅我。开门进屋，扑面而来的景象惨不忍睹：后窗被救火者敲破，炕面浸满了水，被褥烧成碎片，家具落满黑灰——小小的家已经不成样子了！
失火的原因一目了然：只怪自己疏忽，临行前没有将紧贴火墙的被褥卷起叠好，放在炕脚。火墙是两家共用的，房东休息日炸油条，灶烧的时间长，火星窜出砖缝，落到被褥上。等到浓烟突破窗户的禁锢，引起外面的行人注意时，所有床上用品已遭荼毒，包括炕角的一只木箱，里面装着另外两套被褥和枕头。我给小刚买的摇篮也被烧坏了两只橇板，但他睡觉并不需要摇，所以这件家什还能用。
感谢上帝的是，因室内密闭缺氧，明火没有完全起来，否则真能烧到“家徒四壁”的地步，并且殃及邻居。
队领导张一平很快过来看望我，给我补助了几十尺布票。张一平原来是副队长，冯立发被打倒以后，造反派虽然掌权，但仍需要一个管事的，就让他出来亮相，当代理队长。这个人有些文化，早先就对我挺客气。我下放以后，他并未因此变得傲慢起来，仍然以礼相待，所以我对他颇有好感。
被褥中值钱的是一床丝棉被和一条毛毯。有位好心的大嫂主动登门，要为我把碎布拼起来，说还能派上用场。我觉得太麻烦了，但她执意把布拿回家去，做这件义务劳动。
打发完几个慰问者后，我只能呆在一队收拾家园。所有衣物能洗则洗，不能洗的也要晾晒，否则没法除掉里面的焦臭味。于是房前屋后挂满了万国旗，招来许多观众——我与一队的职工和家属相识，大都在那几天，我也因此声名鹊起。很长时间里，人们提到我，都会在前面加个帽子：“那个家里失过火的老烟。”至于我写过一本没发表的书，则很少有人知道。
张一平并不是单到我这里走个过场，随后便派基建班来把窗户修好，把炕扒了重砌，把熏黑的墙刷白。我本想简单点，把炕面铲掉、抹一遍泥了事，但他们检查过后，说里面的炕道遭水浸泡，已经不行了，只能破旧立新。为此我在李来顺家又挤了两宿。炕砌好以后，需要晾一阵子再生火烤干，但我没兴致继续呆下去，便以此为由，“正式”搬到总场机关宿舍去住。
其实一队没人在乎我往总场跑。在大家眼中，我这个下放干部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的工资由总场划转，因此一队不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不参加“两结合”，不和麻包班的农工抢饭碗，故而没有利益冲突。反过来，他们也不把我这个“劳力”当回事，有我没我他们都干得好好的。现在回总场闹革命就是我的工作，并且是最重要的工作。无论捍总控制的临管会还是红联控制的政治部，都和各分场打过招呼，不要阻拦我们这类人员回去——这是革命需要。
文燕倒更像一队的人，跟这里的领导和群众都相处得不错。之前要帮我拼碎布的那位大嫂，就是冲她的面子才来的——两人同为“喂奶班”的姐妹。我在一队挨整不算太狠，多少也得益于文燕人缘好。上次批斗会上，有一个“黑五类”最后被要求下跪。他还在犹豫的当儿，膝窝便挨了两脚，当众磕头。这种折辱多半就和平时的矛盾有关。
我忙了几天，把一切收拾停当，又返回总场。路上思忖：妻子是非常节俭的人，如果得知，准会伤心落泪的，还是先别告诉她吧。】
2023-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