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这个期间加入捍总的。过去一个月，两派其实都在拉我入伙。如今我回到总场部，不可能继续当逍遥派，否则连住机关宿舍的资格都成问题了。而且也不安全。867已经变成一个江湖，我这样早就显山露水的人没法再当隐士，必须依托于某一帮派，才不会随便受谁欺负。几个邻居也都有同感，所以那几天讨论的焦点就是加入哪一派。
我与谢如松倾向于捍总。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红联成员中党员多，政工干部多，而捍总则相反。据统计，捍总所属34个组织共485人，其中干部仅30人，剩下的全是工人。显而易见，在文革前，他们处于“在野”位置。我被总场机关扫地出门，眼下只是一介白丁，自然对捍总有一份亲近感。此外也多一份同情，因为他们很缺笔杆子，更需要我的帮助。
当我还在观望时，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们过来游说：“到我们这里来吧！你该想想，你从北京写书回来受到大字报围攻，我们这边可没写过一份呀！”此乃实话。倘若我加盟，他们的写作班子如虎添翼，我也能出足风头。但思前想后，我还是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一则在我眼中，这些人都是官迷，与我不属同类。只有入党才能把官做上去，而我早就与党无缘，所以宁愿自居清高，不想趋炎附势，加入多数派（“在朝派”）。二则，我作为非党人士受到热情相邀，但真要过去，仍会被编入另册，低人一等。而少数派则会把我看成只知钻营的小人。道理很简单：我在官办文革中受了迫害，而多数派与迫害我的“当权派”至今关系暧昧。我现在跑去为多数派效力，近乎“奴颜婢膝”。我的自尊心很强，决不愿扮演这么个角色。
于是我和谢大胡子一起钻进了“阴沟洞”，这是红联对捍总写作班子的讥称。捍总不像红联那样实力雄厚，可以占用机关办公室。我们的文印室设在粮食总库的一间小草房内，阴暗潮湿，但非常安全，因为总库人员都是清一色的捍总观点，将来打起派仗来，红联不敢袭击我们。
我加盟以后，主持创办了临管会的“机关刊物”——《工农造反报》，搜罗相关政策，宣扬捍总观点。进入5月，我承担了一件大工程：编写《867农场文革大事记》，从66年6月记到67年5月，时间跨度整一年。因为要赶在红联前面完成，此项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我担任主笔，谢君刻蜡纸，曾为我的读书报告会画海报的那位张秋水老师，则负责封面设计。
以上三位，已是捍总一方的顶尖文化人，所以张杰忠亲临现场，备加慰勉，断言《大事记》一旦抛出，对红联那边定能产生“原子弹爆炸”的效应。我也非常重视此事，利用这个机会，把农场文革的来龙去脉写了个清清楚楚，顺便洗刷掉自己的“不白之冤”。读者从中不难看出：官办文革是怎样“挑动群众斗群众”，红联又是怎样继承了官办文革的衣钵，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当权派，打击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只有捍总，在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揭批867农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过我并没有使用太多的“大字报语言”。写史要令人信服，必须有事实依据，必须（显得）客观公正，于是我采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着重交待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让读者自己推出结论来。我只在关键之处进行褒贬点评，微言大义，以呼应读者的感受，让他们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却不感到是编者强加给他们的。这本《大事记》虽然最后只花了10天就成稿刻印，但我花了20天进行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为此动用了捍总不少人员力量。不客气地说，我是对867农场文革第一年的情况了解最全面、最透彻的一个。即便到了20多年以后，编写农场志的那拨人仍然采用了我的叙事主线——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他们已经找不到更好的蓝本了。
捍总的“曼哈顿计划”完成，确实让红联受到极大震动。他们先前老觉得对方是一群土包子，写不出什么像样东西来。如今见到这本《大事记》，里面把本派的种种图谋算计都拆穿了昭示于天下，大为惶恐——尤其得知捍总已将其呈交省革委会。当下赶紧炮制自己的版本，观点自然针锋相对，但终究慢了一步，里面的很多事实我已记录在案，它躲也躲不开，只能闪烁其词，所以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文革开始以后，我一直憋屈度日。如今终于有机会倾吐胸中不平，着实让我体验了一把阿Q造反的快乐。】
202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