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孙中山把中国与苏联在一起

列宁孙中山把中国与苏联在一起

 

 

在华利益最复杂的是苏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满清政府的懦弱和无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走了大片中国国土，并在东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获得了沙皇所梦寐以求的“不冻良港”。不多久，俄国侵略者就攫取了在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海上大战以“对马海战”最著名，而陆地战场却在中国东北，战争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沙俄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北满铁路仍然留在沙俄手里。

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改为侵略蒙古地区，并推动外蒙古独立为国。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为获国际承认，与俄罗斯发表《中俄声明》。然后两国签订《中俄蒙协约》，中国可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明显已损失了国家利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拒绝承认苏俄新政权，为了争取比邻的中国，苏俄宣布无条件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又取消两国间的秘密协议。列宁也亲自表示要废除中俄两国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列宁还领导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专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

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进而，他们成立了信仰这个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次是唤起了孙中山对苏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都不肯帮助他的时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与苏俄合作，接纳幼小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历史常常在关键的时刻被重要人物导入某个方向。把中国的命运与苏俄联系在一起的，是列宁和孙中山。但是，这两位在各自党内的绝对领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宁由于被暗杀的枪伤严重损害了健康，于1924年1月24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仅隔了一年多，孙中山因患肺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间，也不过59岁。这样，中国的国共两党与苏俄的关系就取决于他们的后继者了。而列宁的后继者，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经过斗争产生的。

托洛茨基在苏共和苏军中的资历更深，也更得列宁的信任。他是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挥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间的俄国内战期间，他领导红军对抗支持沙皇的白军，反抗14个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最终赢得内战。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和观念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早期与列宁有过分歧，但后来两人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却成了列宁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岁，但在早期的俄国革命中比后者级别低，在红军中也接受后者的领导。他的革命手段更激进、更无情。但在苏共中央内，与不太讨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斯大林说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从不在列宁面前坚持与老师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列宁去世后也一直不承认什么“斯大林主义”，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病重后，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颇有接班人的势头。

列宁在晚期发现了斯大林缺点，于是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同时列宁通过妻子的联系，寻求与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后，在电话里辱骂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得知后曾愤怒写信给斯大林，并以绝交威胁他道歉。斯大林选择低头认错，最终事情平息。

从1923年3月中旬起，列宁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则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共同反对，不仅没能树立起权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并列为苏共（布尔什维克）主要的6名领导人。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后把丈夫的遗嘱交给中央政治局。在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了。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托洛茨基对政治斗争很不在行，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的两篇文章里，竟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他们3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苏俄国内的政治变化对中国产生了长期的重要影响。

在俄国内战期间，白军败退到国外，苏俄红军就进攻到国外。不少白军败逃到了中国新疆境内，苏军也就追杀到了新疆，并同当地的政治势力联系到了一起。这样，不仅旧沙俄在中国北方的权益没有归还给北京政府，新苏俄反而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1923年底，在中国西北地区起家的“国民军”军阀冯玉祥，受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等书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影响，开始倾心于苏俄，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1925年，冯玉祥邀请中共中央的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中共党员刘伯坚代理。冯还结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邀请苏俄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开始接受苏俄的武器援助，并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赴苏联留学。

不过，冯玉祥的部队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被打败，不得不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但冯的主要部队并没有散，他本人继续保持对苏俄的好感，并于同年前赴苏俄考察。

当然，苏俄对中国的关键性影响还是在南方的广东。而将深受欧美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推向苏俄一方的，其实是那些受其他列强支持的各路军阀。其中一个广东军阀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他名叫陈炯明。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3月的黄花岗起义中，陈炯明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孙在后期能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护法运动，陈的军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曾赞陈“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但是，陈与孙的政治理念不同。陈炯明接受了梁启超提倡的“联省自治”的理念，主张建立与美国相仿的联邦政体，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逐步向全国推广，再走向和平统一。孙中山经过了建国和护法的种种失败，坚信必须采取“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重新建立全国政权。两人最终产生激烈冲突。

1922年夏，孙中山公开罢免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的亲信大将叶举，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孙中山撤退之际，夫人宋庆龄不愿与孙同行，认为“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并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我请求你先走吧！”只身出走的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

在此之前，孙中山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接触，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此刻，中山对自己的失败极为失望，在其他列强各国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际，他终于下决心寻求苏俄的帮助。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之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

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苏俄援助他建立黄埔军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实可行的统一国家的道路。尽管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从广东大本营出发北伐，打倒所有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给继承者们的历史重任。

苏俄仅仅为了黄埔军校，就援助了300万卢布的经费，飞机9架，大炮几十门，机枪几十架，约万枝步枪，还有配套的弹药等等。另有一笔1000万元的援助经费，供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可以说：没有苏俄的援助，就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本钱。

而在资本主义列强看来，社会主义苏俄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广州国民政府则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当国民革命军向北方进攻时，他们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内部的争斗，团结对抗这个南来的“洪水猛兽”。

列宁的逝世对国共前途的影响是逐渐显现的。列宁本人虽然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但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并没有放弃本国利益。斯大林继承了大位以后，暂时延续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可大国沙文主义变得越来越赤裸裸。列宁那些带有国际主义道义的话，从斯大林口中再也听不到了。

由于过去托洛茨基在苏共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的几年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在苏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也被卷进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遗恨终生。

同样，在中国的共产党人也无法幸免。托洛茨基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不仅是苏共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且中共也必须跟着念这个“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