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屠杀共产党
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屠杀共产党人时心狠手毒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全球进入共产主义快速形成时期，自1945战后至1950年前后，许多共产党国家或政权形成，如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1946年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47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9年寮国人民军、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波兰人民共和国，红色势力急速形成。
美国为了防堵共产党势力的形成，在欧洲成立北约，继而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美日安保条约，而台湾也被纳入反共的岛链之中。
早在1938年，美国就有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HUAC已将目光聚焦在国内共产党势力的调查，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至1950年的麦卡伦国内安全法，都是一系列反共封锁的过程。
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沈崇案后声望一落千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同时，官员们为争夺日本投降后的战利品而争斗得你死我活。
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知识分子间流传并广为宣传形成牢不可破的力量。同时积极准备迎此。
1947年开始国共会战，中华民国国军战事失利节节败退，也出现了明显的西瓜效应，沦陷区越来越大，很多人认为一两年内中华民国政府可能瓦解。
甚至1948年四六事件发生时，学生游行唱的都是共产党是灯塔这类红歌，已不再遮掩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中央政府高级官员也传出叛变如陈仪，直到1949年惩治叛乱条例公布施行后，共产党的势力在台湾的发 展才得以屠杀镇压遏止。
同时，也是当时国际冷战结构逐渐形成的开始，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开始处决共产党的特工，等于是在美国漠视下开始对中国人权的一种侵害，此“特别刑法”成为白色恐怖的根源。
许多在台湾日治时期曾参加学运的领袖及菁英竟在短短几年内遭到逮捕及枪决。如参与谢娥反日事件的唐志堂、主张台湾革命独立的国军抗日将领李友邦中将、前往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锺浩东、寻找祖国的林如堉与吴思汉、阅读反日禁书遭逮捕的李苍降、东京兴汉会蓝明谷、反日的台大学生张璧坤与李水井等，皆魂断马场町。
1949年8月《光明报》事件曝光后，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面临第一次瓦解，全省大搜捕，残馀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陈福星领导，依退守保干政策退入苗栗山区。
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巡防台海，中共“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减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抬头，蒋介石国民党台湾政府于此时开始对叛乱犯采取高压政策。
自1950年2月之后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台湾政府密集枪决省工委成员与中国共产党派遣隐避战线成员，几乎每周都有省工委成员在马场町刑场遭枪决。
1953年开始，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改采怀柔政策要求改变立场，瓦解省工委、台盟在台势力及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然而拒绝改变立场者则仍遭到判决死刑。
近年来由于社会氛围改变，越来越多的白色恐怖受难者，愿意将过去的经历与受到不当用刑的经历，透过口述历史与回忆录的方式陈述，如陈明忠、颜世鸿、黄华昌、陈英泰等，就读台大经济系记忆力惊人的陈英泰，由同学郑文峰吸收入党，几乎钜细靡遗的纪录了组织成员、在监狱所有见过的人与出狱后难友的状况，并积极参与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等团体。
蒋介石去台湾后，杀了多少人？对于台湾戒严时期的死难人数，网上流传一种说法，称台湾“实施了47年的戡乱戒严大屠杀”，“马马虎虎的统计至少屠杀了14万人，实际被蒋介石、蒋经国屠杀的无辜人士远不止30万人”。
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戒严时期”，系指1949年颁布戒严令，至1987年宣布解严的38年时间。1991年，台湾终止“动员戡乱”。
在此期间，台湾颁布《惩治叛乱条例》、《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特殊法令，限制民众自由权利，使很多无辜者获罪被捕，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
1988年，“法务部”官员陈守煌报告，“国防部”军事法庭在白色恐怖期间受理政治案件29407件，受难者约14万人。
后经“监察院”统计，其中约有3000~4000人被立刻处决，这一数字得到持激进“台独”立场的前“立委”谢聪敏认可，故有相当可信性。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估计，如龙应台说，“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
以比例来说，1950~1956年处死人数占戒严时期全部政治死刑数的90%。整个戒严时期因政治案件被处死者约为5000人。
2006年颁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规定除已受补偿者，及“依现行法律或证据法则审查，经认定触犯内乱罪、外患罪确有实据者”外，蒙冤者都能获得一定补偿。
截止2014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受理统计，戒严时期因政治蒙冤者共7159人，其中809人被处死。
总的来看，台湾在戒严时期，因政治原因被处死者约为3000~5000人上下，其中约800人已被证实是冤杀。真正多少无法得知。
死难者多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或左翼台湾青年。
戒严时期的法令，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潜伏人员。
按照《惩治叛乱条例》，凡将秘密文件、军需物资等交付大陆。为大陆招募兵夫、运输弹药、传递信息者；……都可能被判处死刑。
1949年前后，为配合攻台，台湾各地建立起了不少武装基地。
台中工委建立了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基地，策动暗杀警察及国民党特务。
1950年被破获，总共18人被捕，9人被处决。
蔡孝干等在鹿窟山区设立了武装基地，并发展原住民入党。
1953年，台湾当局搜查鹿窟基地，总共183人被抓，36人被枪决，其中包括了不少农民和矿工。“鹿窟基地案”是台湾破获的最重要的一起“匪谍案”。
位于台北市六张犁地区的一片墓地，埋葬了约200名戒严时期被处死者，如今被开辟为“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
经多年研究，这些死者的罪名多已被查明，并公开在“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供公众查阅。
其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陈麻成，福建连江人，业商。1951年底，陈麻成由‘人民解放军第四分区’工作组长陈震南派遣，于高登岛一带调查国民党军队部署，将情报交予陈震南。又潜伏于高登岛，将岛上情形以信件传回。后为高登岛游击办事处察觉，将陈麻成等人逮捕，判处死刑。”
特殊情势下，确有不少人蒙冤。
比如1949年的“澎湖七一三事件”。
当时，5000多名流亡至澎湖的山东学生，被强征入伍。
校长张敏生等为让学生继续上学，多方奔走，结果被冠上“妨害建军”的罪名，使此案成为“匪谍案”。张敏生等7人被枪决，另有2人死于狱中。
又如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案，陈水炎、李振荣、林如松等5人，只因阅读《资本论》等日文书，即被控“参加匪党”、“知匪不报”，判处死刑。
如此政治高压之下，在台的秘密组织被彻底破坏。
1950年上半年，台湾“缉获匪谍案300余宗，人犯1000余名”，主要是中央局、华东局、华南局在台秘密组织，以及苏联在台秘密情报组织成员。
据大陆官方披露，1949年前后，共派出1500多名干部赴台，其中1100多名被捕牺牲。
199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的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中，地下党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等名列其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独”案件层出不穷，但被处死者极少。
陈智雄精通8种语言，曾在日军占领下的南洋地区出任文员，后加入了廖文毅组织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60年返台后，陈智雄继续宣传“台独”，不久被捕，依照《惩治叛乱条例》判处死刑。另外“台独联盟”的宋景松、“台湾独立会”的郑评也被处死。
亦有一些原住民精英人士，因同地下党合作或推动自治，而被当局打击。
1949年，简吉创建台湾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和原住民领袖汤守仁等会面，商谈建立无线电话通讯及电台、建立武器修理所、确立武装根据地等事项。汤守仁后来建立了“高砂族自治会”（即“蓬莱族解放委员会”）。1954年，汤守仁等3名原住民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