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
和平示威游行
——记民主墙的一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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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记民主墙的一场行动
（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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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的行动
——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徐文立
（2009年6月26日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
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还有，1980年11月15日发表的“庚申变法”二十条纲领，是在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独立于中共之外的反对力量寻求理论依据和方向。
1979年1月12日《四五论坛》编辑部通过的章程和纪律公约；6月30日公布的上半年财务支出简报；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1980年6月的“北京甘家口会议”；是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忠诚的政治反对派组织或反对党所作的初步努力。
1979年10月1日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了以民主墙人士为主的民间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并以几乎全胜而告终，时至今日，可能人们想起来，似乎还是那么不可思议。但，这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现在，我以亲历者的个人记忆与大家分享这段鲜为人知的事件，不准确和遗漏之处，请其他参与的朋友补充和批评。
在讲述之前，请允许我向全程拍摄“星星美展”游行的知名摄影家兼导演、英年早逝于日本的池小宁，致意。同时，还要向和池小宁一起拍摄 “星星美展”的任曙林，“实地摄影大师”——王瑞，致意。
1979年9月28日傍晚，《四五论坛》编辑部负责对外联络的刘青匆匆从“东四14条76号”，斜对角地穿过北京城来到作为《四五论坛》编辑部的白广路的我家。月底，都是我们出刊的关键时刻，我和大多数人每天上班，为出刊常常有几天是昼夜不眠……。可是，一听刘青的报告和听说“星星美展”艺术家朋友们需要我们帮助，我深感义不容辞，就放下了手头急活，随刘青赶往准备在那儿开会的赵南家。
1979年3月2日，一位来自四川的民间艺术家薛明德在《四五论坛》的帮助下，于西单“民主墙”前成功地举行了艺术个展。
1979年9月27日由北京民间艺术家黄锐、马德升发起，在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馆外的街心公园举行了“星星美展”，得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的首肯和赞扬，江丰并同意晚间将展品存放在中国美术馆。
可惜好景不常，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却策划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工读学校”的学生，有组织地对“星星美展”艺术家进行挑衅和谩骂，并扣押了画展的展品，中止了画展。
“星星美展”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中间有后来闻名中外的北岛、芒克、王克平、马德升、阿城、黄锐、曲磊磊、薄云、李爽、严力……等等几十人，他们愤怒了，他们被激怒了，他们想抗争，想讨回公道，但是又觉得力量单薄，在友人的提议之下，他们想到了《四五论坛》和我，想到了北京当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其他民刊朋友。
当夜，当我到赵南家的时候，屋子里坐满了人，我听完他们的陈述后，我大声地说：“现在有一场胜战可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着我打！”
话音未落，芒克激动地蹦到桌子上，大声应道：“不要说一场胜仗，就是一场败仗，我们也跟着你老徐打了！”此时，群情激昂。
然后，我分析了在“十一”这个敏感时期，中共北京市委有向我们做出一定程度让步的可能，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十一”的时候出现非官方的游行，他们没法向中央交代。之后，我回顾了苏联的民间艺术家当年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当中举行艺术展，苏联警察竟然动用推土机铲平展览现场，引起公愤，艺术家们经过斗争，最终迫使当局做出某种让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不如苏联艺术家。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有可能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在30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为了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我们准备正式地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要求，即：中共北京市委应在十月一日9时之前责成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向“星星美展”艺术家赔礼道歉；发还没收的艺术品，赔偿损失；有关方面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不然，就在“十一”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
其实，我心里有数，“赔礼道歉”这一条是“虚的”。
我深知中国共产党的劣根性，要让它的专制独裁的凶残工具——公安局向我们低头道歉，那比登天还难。
“实的”，就是给这些民间艺术家一个公开展出的地点，正式举行“星星美展”。
这是“以虚求实”的方案。
最后，不知是因为他们的党内斗争所造成的举棋不定？还是林乎加这位没有北京地方势力根基的新的北京市委书记的掉以轻心？（毛泽东曾说过：彭真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确实如此。）却客观上容忍我们成功地举行了1979年十月一日的“维护宪法游行”。
中共当局的让步是在“十一”之后发生的。
这种让步也是破天荒的。
为了力争这次游行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或在游行未举行之前就“屈其兵而不战”；即使不得已非要举行游行不可的话，也要确保游行成功，而不出任何意外。这时，距离“十一”只有一整天，我不能回家了，因为我已被大家推举为“十一”游行的第一线总指挥之一。
我们就连夜起草了“联合公告”，于30日上午9时粘贴在西单“民主墙”上；同时，由我带领二个人于30日10点45分将“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送到中共北京市委的机要收发室。
当时收发室的接待人员傲慢地说：“我们不承认什么民刊！”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信函。
后来勉强接受了，却把它扔在一边，不当回事。
我正色地对他说：“信没有封，你可以拿出来看，是有关 ‘十一’准备在北京市游行的事情，事关重大，由于你耽搁造成了后果，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那人听到这番话后，老老实实地把信看了看，脸色马上变得苍白，忙不迭地说：“现在马上送上去！”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支队伍手无寸铁，文人居多，毫无经验；而且，我们将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有几百万军警的专制政权，我又是亲眼见过1976年4月4日那夜的残酷镇压的。
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使我们这支准备游行的队伍，尽可能地迅速地壮大起来。好在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除了《今天》的诗人们、“星星美展”的艺术家、还有《探索》的路林；吕朴坚决支持会议的决定，他是《四五论坛》编辑部的召集人之一、也是《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沃土》编辑部以艺术组名义参加；一些《人权同盟》的人闻讯自愿参加……。这样一来，当时北京的较有影响的主要六大民刊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到这次游行中来了。
对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到使这次游行“师出有名”，并使“哀兵必胜”的策略奏效。我一贯认为，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最需要把握的策略就是“哀兵”的策略，这个策略只要应用得当，会逐步取得必须的、点点滴滴的、阶段性的“必胜”，乃至成全最后的“必胜”。
于是，分头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民刊准备游行的《联合公告》尽快地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去；与此同时，各个民刊都积极承担了刻印传单的工作，尽快地把为什么要举行“十一”游行的原因、特别是“星星美展”的艺术家如何受到警察的骚扰和捣乱的经过，写成文字的东西快速地传播到各大专院校集中的海淀区、以及大型国营企业集中的东、西郊和广大市民中间去。
第二件事，是为了“力争取得未游行，当局就让步”的效果；同时防止当局污蔑我们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特意安排了我们的人昼夜值班，监守“民主墙”前的《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联合公告》不被撕毁。
第三件事，为了游行不被可能的别有用心的人所破坏，我们专门组织了“游行纠察队”、规定了游行队伍服从统一指挥的纪律；还统一编印了游行时所使用的口号。
第四件事，书写游行时的横幅，内容是“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今天》编辑部那里、也是“东四14条76号”没有写横幅用的笔墨，那就只好请王克平到我家里去写。后来，根据吕朴的提议要突出我们游行的合法性，把“维护宪法游行”六个字放在了横幅的正面，把“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横幅的背面。
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的准备之中。
就在游行即将举行的30日傍晚，“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黄锐的母亲来到了“东四14条76号”游行指挥部，要说服黄锐退出这场游行。这是北京市当局很毒的一着，无疑“釜底抽薪”。
正在黄锐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去试试和黄老太太谈谈。
我见到了黄锐的妈妈，我说：“黄伯母，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儿女总有操不完的心。‘十一’要由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举行游行，这样大的动静，你为孩子担忧，我完全理解。当然，我相信黄伯母为自己的儿子会想得更加长远。您知道黄锐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现在，‘星星美展’受到警察的骚扰破坏，还没收了他们的艺术作品，您说我们能够不愤怒吗，能够不声张正义吗。游行，我们也不是非游不可，如果他们向艺术家们道了歉，送还了艺术品，给予展出场所，我们不一定要游行；可是他们非但不道歉，连跟我们谈一谈都不肯，这场游行是他们逼出来的啊。黄锐，也是这次游行的发起人，是他和他的朋友邀请我们来这里为他们声张正义的，如果在这个时刻，黄锐没有特别的理由，撤了，那么他今后还怎么做人，他今后还会有朋友吗？我相信，黄伯母一定是为黄锐的长远着想、深明大义的好母亲，一定不会让他成为永远失去朋友的人。黄伯母，您请放心，如果一定要游行的话，我们这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我徐文立，一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如果当局抓人的话，抓的一定是我们；如果当局开枪的话，打伤、打死的也一定是我们！我们一定全力保护黄锐他们这些艺术家！”
话说到这儿，黄伯母说：“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未成想，中共北京市委除了釜底抽薪这一计，竟然没有了下一计。
30日我睡得很晚，“十一”这天我却醒得很早。凡是有重大的活动，我不用上闹钟，早上一定会准时起床。
起床之后，我就带了两个人，赶往西单，先去查看有什么异常动静没有。一路从公共汽车上看去，未见大的异常，西单那里显然有那么几个便衣。
时间一点、一点地接近预定的时间。
看来，这“行”是非游不可了。
在西单“民主墙”贴有《联合公告》的地方，人越聚越多……。
集会按时开始了，黄锐、马德升、吕朴和我分别讲了话，讲清了这次游行是被迫的，是为了维护艺术家的权利，是为了维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演说热情、真诚、充满理性，不但赢得了与会者的同情，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参与者的热情……。
游行之箭上了弦。
我一声号令：出发！
队伍虽不算壮观，倒也整齐，几百人，在当年，那是冒死求义的几百人哪；加上围观的市民也站满了电报大楼前的长安街，颇有声势。
巧遇这场游行、当时还是摄影爱好者、现在已是颇有成就的摄影家的长春人——王瑞有幸拍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留存于世。
那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是没少参加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游行，不过那都是共产党当局组织或允许的，参加那样的游行需要的只是“耐心听命”，然而参加这次游行绝对需要的是正义和勇气。
马德升、杨靖、王克平、吕朴和我走在了第一排，马德升拄着双拐走完全程，是正义、力量和不屈的化身；我女儿——晶晶是最小的参与者，那年七岁，叔叔们抢着把她驮在肩上；彤非常担心出事，她紧紧尾随着队伍，她心中是坦荡的，但是同时也是最担惊受怕的，她永远为我、为孩子、为我们捏一把汗；《四五论坛》女士们和我们一样，无畏地并肩前行。
这也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参加的公众活动。
队伍一面呼着激越的口号：“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一面缓步向前……。
很快，游行队伍就来到了六部口。
六部口，是明、清两朝六部衙门所在地，更是中国共产党中枢之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各大部均糜集于此，可谓京畿中心之中心。
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的工夫，一阵皮靴踏地的整齐声音赫然响起，片刻，六部口的东侧出现了三道人墙，将长安街拦腰斩断，第一道是警察，第二道是军队，第三道还是军队，各个虎视眈眈。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
此时，我转过身去，用一个手势示意整个队伍在原地停下来。不想两侧围观的人群中，却响起了“冲过去！”的喊声，甚至有人已经快速地爬到了树上，我和游行队伍的全体都没有理会这些……，这时就显示了预先有组织的定力。事后揣测，喊“冲过去！”的人中很可能就有共产党的便衣警察。
当队伍停稳，我一个人走向前去。
瞬间，旁观者、人墙、游行队伍的周围鸦雀无声，我的朋友们将我们的横幅高高擎起：“维护宪法游行”、“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 ！风，呼呼地吹拂着我们的横幅。
我在一个显然是警察指挥者的面前，站定，大声向他问道：“警察同志，我们公告在先，我们这支游行队伍将前往北京市委，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走？”
那个警察说：“你们可以从这儿向南，顺北新华街，从前三门去。”
他的话音刚落，我猛然转身，向着我们的队伍、也向所有围观者大声地说：“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从北新华街，往前三门走去！”这是为了将警察的话固化下来！
我们的队伍向右成直角转弯，在军警的“人墙”面前通过，继续举着我们的横幅、标语，向南行进。
此时，我才发现始终有一支大的传媒群体在跟着我们一起前进，有当时驻京的国外各大通讯社的记者，还有各国使馆的外交官（其中有后来成为法国驻华大使的马腾）和各国的留学生……。
在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活跃于北京的《四月影会》即池小宁、任曙林那些朋友们，他们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装备，比如，较好的相机和小型的摄影机。这批人，在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很活跃，据说后来的八九“六四”期间，他们也留下许多非常珍贵的镜头。可以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三十年发展的轨迹，在他们手中都留有印记。
当我们行进在北新华街上，不知是因为我们这支队伍的标语醒目，旗帜新颖，誓死赴义之凝峻表情；还是由于加入了那么多的“老外”紧紧跟随着，我们队伍的后面不断地扩大着，增加了许多跟随着我们的市民。沿途所到，许多人都驻足在道路两旁观望，我们不时地停下来，不断地发表演讲，说明今天的游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游行是为了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不应该是一纸空文，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应该兑现的，以取得广大市民的同情和理解。
当队伍行进到前三门以东的公安局门口处，游行队伍停了下来，发自肺腑地同声向着公安局高呼口号，因为这个机关——北京市公安局，从来是中共镇压民主运动、压制人民的忠实工具，这次查封“星星美展”虽然是东城公安分局，但是大家都知道根子在这个“市局”，口号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专制工具的极大义愤。对于公安局来说太突然了，公安局大楼向街一面的窗子几乎全部打开了，所有的人都向外观望。
对于他们来说，从1949年以来的三十年，有谁敢到他们的门前游行示威、呼喊抗议口号！所以，公安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推窗观望——何来人等，如此大胆！
队伍继续向东，不久就来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大楼门口。
显然，中共北京市委是有所准备，在大门口已经有人在等待我们，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由代表进去谈，当时大家公推我、吕朴、北岛、黄锐等人进去和他们谈判，外面由刘青和芒克指挥。
进了大门之后，未成想，他们在大厅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很长的谈判用的桌子，出动了十几位处、局级的干部（有些显然刚刚赶到）来跟我们谈。
我当下想，必须用坚定的态度，才能取得以虚求实的真正效果，所以态度上必须非常强硬。
在其他代表充分地讲述了“星星美展”被无理查封的经过之后，我再次声明：东城公安分局必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北京市有关方面应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另一个重点，就是强调了这次游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事前我们有公告，是完全合法的行为，政府方面不应该秋后算账！这些做不到，我们的游行不会停止！
这时，他们立即做出了答复，表示对这次游行不会追究；同时答应会立即向上级反映我们的其他要求。请我们相信，问题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到了这时，我感觉到游行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和我们的代表稍事商量后，向官方代表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告辞出来了。
来到外面，看到我们的游行队伍还在门口同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于是，我代表我们前去谈判的人，向大家介绍了谈判的结果：“北京市委，派了代表和我们进行了对话，他们表示能够理解我们这次游行是事出有因，不会因此而追究参与游行的人的责任、也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
一片热烈的掌声。
看，这就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此正义的游行，可大家却都是提了脑袋来参加的啊，队伍周围肯定有便衣警察在摄影、照相，也许就是秋后算账的证据；也正因为这一点，首先要取得官方的承诺，使得参加今天游行的朋友们得到“安全保证”至关重要，首先传达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我心里清楚，整个活动中我充当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我难免会有一天要承担全部的“罪责”，甚至为此付出“一生一世的自由”作为代价！
别人的“安全”，我要争取，并传达给大家；至于我，这个“安全”一定因此远离我，有关部门注意到了我的作用，我是跑不掉，也躲不了的；之后，1982年4月9日被秘密逮捕，1982年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刑罚——15年徒刑4年剥权。
后来，果然“星星美展”的群体蜚声海内外之时，正是我在狱中煎熬时光之日。……。
我接下去宣布了北京市委听取并愿意考虑我们的要求：东城公安分局必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北京市有关方面应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
我说，既然这样，基本上达到了我们此次游行的目的，那么，我宣布我们这次和平的游行到此结束，队伍解散，谢谢大家。
当大部分人散去之后，人们认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基本成功了。我却又把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各民刊的代表，聚拢在一起。我说，为了防止事情有反复，官方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应该起草一个公告，讲清事情的经过，以及官方所做的承诺，特别强调这次游行是迫不得已的，以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我的倡议赢得了与会民刊同仁的赞成，之后，大家共同把说明“十一”游行真相的传单，印制了成千上万份，广为散发，特别是散发到大学校园区。所以，后来“星星美展”也真拥有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不解散，继续坚持，官方是准备抓人的。
可是，平心而论，在这次“星星美展”游行问题的处理上，中共当局算是比较克制的。事后，他们确实安排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为“星星美展”作了正式展出。
“画舫斋”是过去的皇家画苑，能在那里展出，规格是很高的，加上游行的效应和之后的传导，特别是《人民日报》还为此做了广告，观者踊跃如潮。“画舫斋”的负责人说，真是盛况空前啊，“星星美展”一天的观众比“画舫斋”以往一年的观众还要多。
事后，戈扬老主持的《新观察》做了专栏的评论报道，著名翻译家冯亦代感叹道：“谁敢说这些民间的画家中，不会出几个中国的毕加索呢！”
确实，“星星画派”、“四月影会”等民间艺术家开创了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先河。
后来1980、1981年连续两年，“星星画派”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做了展出，那期间因为观众比预计的多了太多，美术馆只好多辟了几个展厅、延长了展期。
“星星画派”中的许多艺术家因此不但在国内艺术界有了很高的名望，而且有许多人走出了国门，成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