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就要从40多年的“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啦，很期待，开始断离舍，家里的东西都可以舍，唯有我们的书，书稿，断不了，离不开，舍不得，在整理书和书稿的时候，看到多年前写的文稿和译稿，觉得还有点参考价值，所以放到自己的博客里与大家分享。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女性书写”( feminine writing) 在国外自成一派，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者
埃莱娜 × 西苏 (Hélène Cixous) 极力鼓吹女人要参与写作， 在她的《曼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6)[1] 中写道：“woman must write woman, as woman. Women hesitate to write, because "writing is at once too high, too great for you," （作为女人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女人，因为“写作对女人来说其深奥，又太伟大，令女人望而却步”。），很简单“女性书写”则是女性作家以女性本位的思考角度所进行的文字书写。张爱玲曾说过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2] 张爱玲的作品则是以真实的情感、情绪与情欲的结合来写她的作品的，她的书写只是在觅寻女人的出路，表达了女人的心声，这正是她的女性书写的价值所在吧！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说：“男人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情欲冲动，饮食繁殖。”这可能就是张爱玲的女性书写的本意吧。
我真正知道张爱玲，是我的学生参加国际汉语考试的试题中得知的，在此之前，我未曾翻读过她的任何作品，1989年来到加拿大前，中国大陆还未推崇张爱玲，所以对她也无任何印象。这次应邀让我“试论”张爱玲的女性书写，实感茫然，不知所措，更不知从何下笔，一是对该作者一无所知，二是手边儿资料也不够，立即跑去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在大学图书馆里呆了近两周的时间来恶补了一下，读了大学有限的几本张爱玲的作品，几乎翻遍了有关张爱玲的相关论文，实在是少得可怜，只好从张爱玲小说中的“服装”入手，通过片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来试论一下张爱玲的女性书写，从而分析现代女性的人物性格、女性的社会地位及民国以来中国女性社会意识的年化过程。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这是张爱玲在她获奖的散文《天才梦》[3]中的代表句，是她对人生的感受的生动比喻,在其欢悦的背后，尽是一团麻，是女人困苦挣扎的一生。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对服装的描写，大都是对女性人物的，通过对服装的仔细书写，她把当时的社会化交融在一起，使读者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的女人在家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清楚地感受到人物性格，将张爱玲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服饰汇集起来，则是相当壮观的中国现代女性“时装展”，这就是张爱玲女性书写的魅力所在。她以写作的笔当作“针”，用写作的纸当作“布料”，用她的书写当作“剪刀”，裁剪出一件件女人的奇装异服，大放光彩。
服装色彩展现女人的性格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的服装如实地表现人物的个性。每当人物出场时，张爱玲都会通过服装的展示，让读者见其人、闻其声，把女性人物的性格以心态在读者的脑海中，随着人物的出场，慢慢地勾画出来，既形象又清楚，活灵活现的。在《更衣记》里她写道：“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重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柜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4]，“一层层衣衫”不正是隐藏着数千年传统文化对女性的“重压”吗？张爱玲描写如此细腻，让读者为这女人的“失重”而捏一把汗。
又如，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葛薇龙的服装描写，却似清水芙蓉般的简朴干净：“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兰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在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的款式……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杉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5] 起初的薇龙像“翠兰竹”一样清纯朴实，柔柔的，静静的，从张爱玲的描写中我们便知，虽然薇龙想赶赶时髦，但却不善于用衣服来装饰自己，所以才会把自己打扮得“非驴非马”。经过姑母的一番调教：“薇龙穿着白色裤子，赤铜色的衬衫，洒着透绿圆点子，一色的包头，北风吹得褪到了脑后，露出长长的微卷的前刘海来”[6] 这时的薇龙与以前的薇龙判若两人，我们似乎身临其境，亲眼看着薇龙的变化，不知不觉地从薇龙的穿戴上感到她在变化，通过“颜色”的对照，“裤子”的对比，就可以看到薇龙的性格和心理的变化，更使她从一个纯朴的女孩子转变成交际花的形象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王娇蕊被振保视为“红玫瑰”，这与她的性情奔放的性格分不开的，张爱玲描写到：“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叶，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一步，仿佛她刚才所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换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7] “鲜辣”、“过分刺眼”与“深粉红”这三种描写服装的颜色，无不衬托王娇蕊热情奔放的性格以及她那旺盛的生命力，使她有一种对振保的诱惑性和吸引力，从而激发其想与王娇蕊相好的欲望。这“红”正体现了王娇蕊放荡不羁的火辣的性格。张爱玲同时又突出了颜色的“绿”与“红”的对比，从而来突出王娇蕊的“火”一般的奔放。
张爱玲的服装的书写，使人物一出场，就把个性特征显现出来，令人难忘。正像张小虹所说：“不懂博学多闻地追溯了历代服饰之演变，够赋予其时代变迁、心理变异的脉动。她（张爱玲）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人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各自打理。”[8]
服装展现女人的地位
张爱玲在刻画女人的时候，尤其在服装书写方面出手不凡，她不仅勾画出每一个女人形象，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物的身份和地位。“绫罗绸缎”是达官贵人，“粗布麻衣”则是平民百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政治、道德观念以及当时的风俗民情。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不同阶层的女性身着不同，这代表其自身阶层的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各个女性人物在起家庭中的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李的梁夫人的地位：“……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想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志。”[9]“一身黑”便把梁夫人勾画出一个“黑寡妇”的形象，而这种“黑”代表了高贵，那闪闪烁烁的“绿宝石蜘蛛”，虽说是“指甲大小”，已足以说明梁夫人的地位与富有。而在《金锁记》的曹七巧别有一样的描写：“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10] 七巧是为了显示给即将过门儿三奶奶看看，使其留下某种“正房”的地位，然而这正是体现了七巧在家里地位的低微。张爱玲没有用更多笔墨来描写七巧无法摆脱的坎坷命运，而是几笔对换衣服的描写，则暗示像七巧将有填房变成正室，却无法摆脱姨太太的低微命运。张爱玲在服装的书写过程中，常常使用暗喻，一方面能够增强作品的文学艺术，更重要的是揭示女人无法摆脱命运的主题。
旗袍——女人魅力所在
张爱玲的作品中，“旗袍”的书写无处不在，“旗袍”是最能体现女性体态魅力的服装。《琉璃瓦》中的三女儿心心“（穿着）那藕色镂花的沙旗袍”[11] 《倾城之恋》里写到白流苏的“床架子上挂着她脱下来的月白蝉翼沙旗袍”[12]，还有《心经》里的缎绫卿“穿一件樱红鸭皮旗袍”[13]，三位女主人公在于心仪的对象见面时都穿上了旗袍，可见当时少女的眼中，“旗袍”是体现女性最美的一面，所以说，穿旗袍的少女们，代表的是女性的审美观，以及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在发生变化。
张爱玲的作品中体现的是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衣服去体现自我个性的年代，她们可以逐渐地摆脱等级观念的束缚，因为对服装充满了爱，才能使张爱玲可以自如地尽情地用笔墨借用服装来刻画小说的人物。不同的服装被张爱玲深深地烙上了女性文化发展变迁的印记。
小结
写女人，谈女人，议女人，述女人，诉女人，永远是张爱玲的主题。在《我看苏青》[14]不难看出张爱玲写女人时是自我的冲动，是情不自禁，她本是写苏青的，但她不时地从苏青移到自己的身上，甚至是其他女人身上，其中包括家里的女佣，或者是古典美人。这正是张爱玲的书写的一贯个性，女人始终成为她关注的主题，她写道：“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这足以说明张爱玲和其书写关系，不难看出张爱玲喜爱投身在其作品中，抒写自我的经验，以自身的经验去说明其他女性的经验，这正是张爱玲在其书写中的技术与策略。然而，张爱玲毕竟是一个命运悲观主义者，她在极力体现女性意识的同时，还暗示了民国时期的现代女性群体服饰依然没有完全摆脱“悦己者荣”的命运。可能讽刺也好，还是感叹也巴，也许张爱玲真正想表达的正是女性能够把这场服装性解放运动进行到底的期望吧。
这一个月里，自己几乎沉醉于张爱玲、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中，尤其是对张爱玲的作品，令我刻骨铭心。她之所以与鲁迅和沈从文不同，那就是“女性书写”，她始终把自己的时代已经发生的故事和将要发生的“破坏”作为背景，由此展开个人的情感世界，特别是乱世中的男女的情仇和注定被冷酷的现实所嘲笑的欲求。女人与时代的命定的关系，她最大的特点不是对小说的人物的命运的怜惜而是雪上加霜，不断地“破坏”小说女人的心理世界。另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三位作家，都写女性，却写出不同的女人命运（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和张爱玲笔下活鲜鲜的女人们。），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来唤起女人们的觉醒或试图把女人从封建传统中拯救出来，但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女人，中国的女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国妇女长期受屈辱、受压迫、受摧残的悲惨历史，在她们身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是挥之不去、赶之不走的女人的悲惨命运，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还有张爱玲，每个人都有让人刻骨铭心的女人故事，而这种故事现在还在延续，令我深思的是：中国女人的命运究竟该是什么样？
[1]Hélène Cixous)"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6). http://www.personal.psu.edu/staff/k/x/kxs334/academic/theory/cixous_medusa.html
[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http://www.chineseliterature.com.cn/xiandai/zal-wx/068.htm
[3] 张爱玲，《天才梦》，1941年上海西风出版社初版http://www.allart.com.cn/book/xdwx/z/zhangailing/zalj/001.htm
[4]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1944年
[5] 张爱玲《传奇上册》
[6] 同上
[7] 同上
[8] 张小虹，《谁与更衣——张爱玲的恋衣情结》，引入《自恋女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6，10，20，p84
[9] 张爱玲《传奇上册》电子版
[10] 张爱玲《金锁记》电子版
[11] 张爱玲《传奇上册》电子版
[12] 张爱玲《传奇上册》
[13] 张爱玲《传奇下册》
[14] 张爱玲《我看苏青》http://www.ccnt.com/book/?catog=digest&file=200102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