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严立群
5、 不想要的处分
我是个副排长,弄个处分肯定会影响我转正,所以我不愿意。
说实在的,这事也不能怪我,虽然是我们排的一班长开的枪,但我后来听他说,当时他身边有一个管教干部,管教干部催他快开枪。当然,现在打死了无辜的老百姓,管教干部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说了开枪,再说一班长也是心太急了,他只是想着怎么制服逃犯,千万不能让犯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跑了,放跑了逃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但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连长排长都在都没叫你开枪,你的直接领导是我这个排长或是连长,管教干部和你没直接指挥关系,他没任何权力指挥你开枪的。
我也知道,指导员和我有矛盾,他想处分我,想给他自己减轻压力。每次开党支部会,营长教导员都来了,大家的脸都拉得长长的,像一副副马脸,大家心里都有情绪,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大家都在撸起衣袖加油干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解放军武警战士开枪把老百姓打死了,但这种突发情况,我也不想它发生,但它偏偏就发生了。看得出来,指导员比我还急。当天晚上他骑着三排执勤点上买菜的加重自行车赶来,天都快亮了。他带着连队卫生员走近到了现场,他问卫生员还有救吗?卫生员也是摇了摇头,说凉都凉透了。指导员叫卫生员拿了一床白色的床单来盖上,然后到连部打电话,给营部和团部都作了汇报,并立即联系了当地的政法委,把事情经过都讲了一遍,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请求当地政法委协助处理好,做好地方老百姓的工作,千万不能在情绪激动之中冲进部队闹事。在地方干部的协助下,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真像。死者是部队营房附近农村的一个青年农民,家中很贫寒,小青年从小精神有点不正常,白天晚上都喜欢到处乱跑,有时一跑出去十来天,一问他自己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情。因为他家里穷,送他去大城市治过几次也没什么效果,还是一样,不过家里治得更穷,所以以后干脆不治了,让他到处去跑,只要跑出去不杀人放火就行,也不指望他能帮家里做些农活养家糊口了。一大早,指导员带上副连长司务长等干部到了死者家,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死者父母和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书记叙述了一遍,并诚恳地承认了自己部队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部队在处理问题时太急躁,不冷静,盲目开枪造成严重后果,并保证会严粛处理,给死者亲属一个交待,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问题。道歉赔礼指导员讲了很多好话,最后并要副连长拿出了厚厚一叠钞票,农户家和当地大队书记大队长都眼睛一亮,这才算完了。
我后来不知是出于同情心还是良心的驱动,我也背着连队领导到了死者的家,一进门,我就被眼前的凄凉和破败震惊了,我只知道我的家乡穷,但我不知道这里比我的家乡更加穷多少倍。一个歪歪斜斜的薰得发黑油亮的木架子,似乎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再也支撑不起沉重的房屋,累得随时都有可能趴下,屋顶上有的有几片小黑瓦,有的地方就干脆是透着天,房子没有墙壁,只用了几片竹片钉了一下,基本上四处透光漏风,床上黑乎乎的,用一块塑料布盖着,没有被子,有一床破棉絮黑黑的东西丢在床上,大概就是他们盖的东西了。没有灶,只有几块烧得黑黢黢的石头架着一口缺了很大一块角的铁锅,锅里残存着一些糊糊的东西,走近了还能闻到一股变酸了腐烂味。锅底下残存一些树木灰,家里没有看到米,只是在破锅边上有几根还沾着泥土的木薯,几根瘦长如剑麻一样尖细的苦麻菜,还有几串颗粒并不饱满的玉米吊在木架子上,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口粮了。
我不敢再看下去,塞了一把钱给死者父亲后赶忙走了。走出门很远,我才发现,我已经是满脸的泪水。
监狱来了几名年轻的管教干部到我们连部,找我们几个干部抽烟说话,也是想缓解一下紧张的氛围,给我们说几句轻松的话,不想让我们为此事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我明白管教干部的好意,我叫几个一班的战士搬来几张木板凳请他们在连部门前的坪里坐下,然后又散了一圈烟,端来了几杯水。一阵吞云吐雾后,领头的管教干部说,监狱这块地方人都很穷,这里的山民都活得很不容易,连劳改犯都说我们管教干部,说我们犯人刑期一满就可以释放出去了,但你们管教干部只能一辈子呆在这里,一辈子与这里的穷山恶水为伴,与我们一茬茬的犯人为人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管教干部才是被判了远期徒刑。
我苦笑了一下,没也接茬。
一名年轻的刚从警察学校分配来的管教干部狠狠抽了口烟,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说我们也曾在周边农村作过一些社会调查和走访,出事的这一户人家比一般的农民家里还要穷,主要原因是家里给这名死者治病,跑过很多大医院,结果越治越穷,病倒一点没好转,钱又花了。父母的心都能理解,再穷也想给孩子去治,总是想着孩子能创造奇迹,但每次都是伤痕累累地回来。这一枪,也打掉了这家农民的幻想,也是为他们家做了一点好事,不用再花钱了,一次性地了难。
年轻的管教干部说得有些放肆,有些轻佻,他自己可能没怎么查觉,但我听到连部办公室里指导员呯地一声不知把什么东西摔碎了,指导员厉声地对外面喊,副排长,你进来!
我连忙走进办公室,看见原本在办公室备课的指导员脸色气得雪白,地上他喝水的玻璃杯成了粉沬。指导员把手上的书往桌上一摔,严厉地说,再穷的地方,这是一条人命,哪还有什么贵贱之分的,这打死人了也不是能这样轻描淡写的,更不能因为是有病的人,就给我们开脱责任。这都讲些什么东西,还有一点人性吗?让我们的战士们听了多不好,去去去,让他们哪里凉快哪里呆去。
我从来没见过指导员发这么大的火,我也不敢说什么。
屋外的管教干部也都听到指导员在发脾气,赶紧起身,悻悻而去。
连队党支部委员会,首先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作了检讨,并要求营里和团里给他处分。营长教导员都列席参加了我们连队的党支委员会,通过民主发表意见,最后形成一致决议,给我和一班长一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我是当时在现场的主要领导,又是开枪者的直接领导,理应负责任。
我接受了,没再说话。
这个处分以后并没有影响我的转正。一年过后,我还是如期转为了正排长,而且过了两年,我又被提拔到兄弟连队当副连长,那时连队已经改称为武警中队了,但那些过去的团领导,现在称为支队领导,大多是扛枪打仗从北方南下打伏过来的,他们笑着说,过去班长排长连长一边打仗一边受处分一边立功这是常事,功是功,过是过,该处分是就要处分,该提拔时就要提拔。若干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这样开明的这样笑对人生的领导。
后来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6、 归去来兮
我又回到了那个青山绿水美如画的小渔村,那个生我养我的家乡。村在海中,村在花里,那些紫荆花叶子花扶桑花仿佛是为了迎接我的归来,开得漫山遍野,整个一个金色的世界,红彤彤的世界。我去当兵这几年,国家改革开放了,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海捕渔的多了,村民们慢慢富裕起来,村头村尾都弥漫着很重的鱼腥气,到外都是晾晒的渔网,远处海上日落的太阳,像是咸蛋黄一样,夕阳西下,霞光也越来越美,村里的老人小孩也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个个都很亢奋,尖着嗓音高声地叫喊着,浑身红扑扑的。
我对着大海边的晚霞,伸展开我结实的双臂,自言自语地说,过去那个灰暗的死气沉沉的渔村已经死去,我们将拥抱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时我没想到,身后路过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她打扮很洋气,很得体。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装,像是毛料的,质地挺括,一道道裤线笔直的,胸口别着一枚紫荆花的胸针,中间像有一颗钻石,亮闪闪的。美女走上前,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面色很冷地问我,你是这个村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有些不满这个女人打断了我的舒怀,说你是哪来的,凭什么叫你认识我?少妇没什么表情,冷冷地哼了一声,说年纪不大,语气倒挺冲的。我说我是才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出去当了几年兵,我也对村子生疏了。少妇还是冷着脸,问我什么文化?我说高中文化,但在部队读过函授。少妇往前走了,最后还扭过脸追问了一句,在部队是干什么的?我自豪地说,战斗兵,党员,班长。
女子没再回头,走了。
我一脸的懵意,不想到刚回到家,就遇上一个查户口的。但也不对,我和这女子也不熟悉,她怎么问我那么多的话呢,是不是想给我介绍对像?
我还是懵懂地摇了摇头,想到自己是睡梦中娶媳妇,尽想美事。后来我才知道,这女子是我们村过去渔霸地主的孙媳妇,由于过去成份不好,很少回来过。如今她大学毕业后,到了市机关工作,渔霸地主也平反了,就经常回来看看老人家。
我在部队的军事素质很好,有训练标兵之称,用如今的话说是兵王。我投弹五十多六十米,射击考过特等射手,军体动作更是举大姆指。我多次给教导大队当教学班长,讲解战术动作在全团排在前三,但我没机会去进以培养干部为目的排长培训班,更没机会考军事院校,就这样耽误了。
我回到了广东,回到了我的家乡。虽然没提干部,不是穿四个口袋回来的,但我是班长,我的军事素质好,我有那么一大堆的奖状证书,我还是党员,大队和公社对我都非常重视,叫我抓公社的民兵训练,相当于公社武装部的领导,老豆老母脸上尽是笑容,笑得脸上折皱像是漫山遍野黑色的沟沟壑壑,蓄满了阳光。还有村里那个老渔霸地主偶尔拄着根拐棍出来走走,晒晒太阳,就喜欢找我抽一支烟,喜欢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摸摸我乱糟糟的头发,揪揪我的耳朵,我笑了。我开玩笑说,阿公啊,我现在是公社武装部的干部了,过去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你在过去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在过去,是不敢在我头上乱摸的哟。
阿公脸都气白了,一双抖动的手抡起拐棍朝我打来,我吓得赶快一溜烟跑了。我知道这是阿公的痛处,我喜欢拿这个逗他,但他如今真的敢抡起拐棍打。
阿公打我,并不代表不喜欢我,他是不喜欢别人戳他的痛处。阿公说他过去也是很节省的,过去的那一点田地和几艘小船,也是从牙齿缝里抠出来的。可如今,阿公还保留这些习惯,他和我坐在村头的大石头上,老找我要抽伸手牌香烟,还一定要我给他点上。我又来了话,说阿公啊,你过去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几十年了,社会主义还没有把你改造过来。阿公这回没抡拐棍了,他平心静气地说,傻崽啊,过去我要是不拼命赚钱,也不会留下一点家产,最后打成渔霸地主,也不会解放后戴几十年的帽子受管制。省钱省习惯了,这如今应该成为一种美德。哎,傻崽,你也年纪不小了,想不想找老婆?我说,我没钱,没有人会想找我这样的人做老公。阿公深深地吸了口烟,吞了进去半天没冒出烟来,我在旁边干着急。阿公好不容易过足了烟瘾,吞出一大口烟说,我那孙媳妇有个侄女,在镇上工作,也还没有找对象,和你年纪差不多,长得很漂亮,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
我沉默了。
我自从入伍到部队后,就和玉妹断了联系,退伍回乡后,听说她嫁到香港去了,当上了阔太太。不管怎么样,玉妹一直在我心里面,在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拔都拔不出去。我还一直想着,玉妹肯定还是在等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我相信的是突然有一天玉妹回来了,和我正式拜堂成亲,然后我们生一堆孩子。尽管我也知道这种想法很不现实,但我心中充满了希冀,我每天都在等待着,希望有奇迹发生。
那天渔霸地主阿公又来了,找到我又坐在村头的大石头上,抽了一支烟。阿公说,傻崽啊,你知道玉妹是谁吗?她是我的侄孙女,玉妹的阿公是我的弟弟,她去香港是我找的一个亲戚将她嫁过去的,后来玉妹从香港又去了英国,她是不会回来的了。
我似信非信,说阿公,你说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吧?
阿公裂开那张老得开了很多裂缝的嘴,说我九十多岁了,没有几天活路了,难道还骗你不成,不信你可以去问你的老豆老母。我给你说还是面对现实,当不了我的孙女婿,就当重孙女婿,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我有些恼怒,说阿公,你这也和我做生意呀!
阿公咧嘴笑了,露出缺了大门牙的口腔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气得扭过脸去,不忍睹。
不久,我结婚了。那名在村头遇到的少妇美女也来参加婚礼了,她还是要样冰冷,那样拒人千里之外,说真的,我有些怕她,一种莫名的怕,我的新娘也悄悄地拉了拉我的衣襟,退到我身后,说她也怕她的这个姨妈。公社那时改乡了,乡领导都来参加我的婚礼,不是为了给我捧场和看我的面子,我的面子没那么大,是因为那个美女少妇身边那个人有些显赫,是市里领导,听说是组织部长,还是市委副书记兼的。我的新娘也悄悄地告诉我说,这是她的姨父。
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时,我扑通一声就给这个渔霸地主跪下了,我含着泪说,你由我的阿公变成了太阿公,你又赚了。解放前我父母给你打工,受你剥削,现在我又受你剥削,你开心了,我心里难受啊,你知道吗,我心里难受。太阿公还是习惯地用手揉乱了我的头发,说傻崽啊,你不懂太阿公的心啊,都是为了你呀。太阿公没几天活路了,剩下的时间都给你,让你来剥削我吧。
太阿公也流了几滴老泪,他擦了一下脸,连忙说今天高兴,今天高兴。
过不久,我进了市委党校学习,学习回来,我进了班子当了乡武装部部长,乡党委委员。
7、心中一道永远过不去的坎
多少年了,每当我重温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又想起了那座支零破碎的破屋,以及那里面住着的黑黢黢的几个老人小孩,个个穿着破衣服,连补钉都没打的一个个洞里透出沾满灰尘黑色的肉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我经常回想起那个艰苦的年代,那些个山野的农人,那种难捱的日子,忍不住泪从心来。我想忘记那些恶梦一般的场景,可怎么也忘不掉,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些记忆却犹在眼前,不断加深。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即使是佷穷的山野之人,也有和城市里人一样平等的生存权力,即使是有病之人,也没有人能够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力。
而我一直认为自己愧对那些人,是因为自己过激的导向,因为自己部属的冲动,从而导致一场悲剧的发生。即使是处分了干部战士,即使是赔了一些钱,并在当时认为是不低的赔偿费用(因为当时边境反击战一个排长牺牲也就是三五百元人民币的抚恤金,我当时上前线时专门查询过有关文件规定),但人死不能复生,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是事实,起码在现阶段是事实,我无法逃避。孟浩然诗云:“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我早已不敢把酒话桑麻了,沾酒就醉了,更不敢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那种满山的白菊花,那种白色的写意,那种伤痛,那种忧郁,深深刻写进了骨头缝里,是再也剔不出来的了。这种痛这种伤和上战场的真刀实枪地干不同,战场上是你死我活,你不打死敌人,敌人就要打死你。而这是和平环境里发生的事,死者是一个地地道道人畜无害的山民,一个无辜的穷人。不能因为他是穷人,我们就可以忽视他的生命。
我转业了,后来又退休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再回到那片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去,只能在梦中遥对着它,遥对着那些石灰岩洞,遥对着那一根根雪白的石笋。不敢面对那些地方,不敢面对那些人。我尽管也知道,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再说那件事也是像我们一些电影作家一样,首先在银幕上打出一行字,说此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偶然,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事情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全怪我们的战士,也不能全怪我,即使是这样想,但在心底深处仍然有不能绕过的那道坎,它像一个深邃的黑洞,一直在吞噬着我的灵魂,使我经常成为一个失去了思想和意识的人,变得很麻木,很冷淡,变得不愿意直面人生,不愿意直面社会。由此,我和过去的战友都断绝了联系,也断绝了往来,我愿谁也不来打扰我沉浸于往事的回忆生活,我愿意就此一人孤独地了却余生,用来作为我对自己的惩罚,作为一种精神世界的自我救赎。最近在媒体报道上看到2022年世界生物诺贝尔奖得主发现,人死后灵魂还以量子形式存在,但这个存在是怎么发现的呢?即使以量子形式存在,人们怎样去发现和寻找呢?还能找到自己的量子亲人吗?能够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量子朋友吗?
这可能是下届诺贝尔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那一天,我窝在家里露台的一个角落里晒太阳。冬日暖阳,把温暖洒满了整个露台,把整个当阳的地方都弄得暖烘烘的了。我将自己埋进半圈的藤椅里,几乎是完全躺进去了,只留下那颗没了几根头发的硕大头颅在外面靠在藤圈椅的扶手,没了头发的地中海被冬日暖阳照得油光闪亮,慢慢浸润着石头的光泽。
我房屋后面就是一座大山,一座石灰岩的石头山,我每天守着护大山,也是守护着自己丢失的那一部份魂灵。
这些年来,我通过各种方法搜寻,想给那片山区的父老乡亲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匿名支助过一些孩子读书,匿名给山区希望小学捐款,这些都微不足道,但我一直在寻找那户人家,在寻找他的家人,但一直如泥牛入海,毫无头绪。他们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吗?他们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了呢?还缺衣服吗?还缺粮食吗?还缺住房吗?还幸福吗?这一直是我心灵深处的一道暗伤,一道深不见底的刀痕。
短暂的午间小憩空间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粉碎了,我不想接,但手机铃声比《红灯记》里的抗日英雄李玉和还不屈不挠,一直顽强地响下去,断了以后,过一会儿又响起。无奈之中,我接起了电话。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的,而且连那个号码的所在地都颇费猜测。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面惊喜地问,是老子吗?老子?我怔住了,不知道接下去怎么说,我怎么一下成了老子,时空穿越了几千年,我成了道教鼻祖,退回去若干年了,该不是做梦还没睡醒吧。我说我不是老子,老子姓李名冉,作古几千年了。对方听了我的讲话,突然像鸭子一样在电话里面嘎嘎地笑了起来。对方说,我们广西人讲普通话不标准,当初在连队你就笑话过我的。我们叫的老指是老指导员的指,老指导员,说起来太麻烦,简化了就叫老指。
哦,原来这就是老子。现代版的老子,与道教没半毛钱的关系。
老指,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你是谁与我有关系吗?我是你的兵啊,是你连队的兵,就是你处分我了的那个人,那个副排长,我叫黄洋福,就是我们排的一班长开枪打死了一个老百姓的,以为是逃犯,打错了,你最后给了我和一班长一人一个处分的。我听得心里有些悬起来了,事情想起来了,人我也想起来了,他打电话来是不是寻根问罪,为当时的处分兴师问罪来了,秋后算账。在这个时候,我在电话里面要是还说不认识就显得不厚道了,我笑了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天老人老,逝者如斯。黄洋福在电话里面依然很兴奋,不像是寻衅闹事的样子。黄洋福说,我们老八连的干部战士都很怀念当初在一起学习训练站岗的日子,那个连队新组建,我们也是元老级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老了,都怀念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就在网上组了一个群,线下也搞了几次聚会活动了,但每次都联系不上你,不知道你现在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终于联系上老指了。今天打电话是实验性的,担心又像已往一样又是一个错电话,这次总是找到真人了。我说怎么搞得这么曲折,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寻人节目一样,没必要那么当回事。黄洋福有点伤感地说,大家想你了。搞了几次团聚活动,连长副连长副指导员几个排长都来了,唯独找不到你,大家都说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都是遗憾,心里都不是滋味。哦,告诉你老指啊,大家选我当了老八连的战友会的秘书长,对不起,因为原来找不到你,就没有经过你批准。我笑了笑,说洋福你说笑话,这又不是个什么正规职务,还需要什么批准,再说我现在就是一个社会上的退休老人,闲散人员,我不再是指导员了,再没权力批准任何事情了。黄洋福也笑了笑,说讲是这样讲,但我们都还是希望还能回到原来一样,你和连长来管管我们这帮人,大家都很怀念过去流逝的时光。我笑了笑,说那大家就多睡在床上做做梦,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祝你们做一个好梦。黄洋福很认真地说,我知道老指心里老记着一班长开枪的那件事,那是我们当时在现场没处理好,造成了大的事故。但话说回来,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都还没经历过那些事情,没经验,主观上是好的,但最后的结果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伤害。我也知道,那件事最后影响到老指在部队的成长进步,后面几次提拔时都被这个事故挡住了,结果很早就转业到地方工作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黄洋福还在继续说,我们老八连的兵退伍后都希望能再见见面,都还想再叙叙旧,回想我们当年一起走过的日子,大家都希望你能来咱们广东珠江三角洲来看看,到祖国的大好山河走一走,因为当时老八连广东的兵多,而且退伍回乡后都搞得很不错,当乡镇武装部长的,当派出所长的,当小学校长的,虽没什么大领导,但都很实恵,用书面语言说叫殷实,现在他们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都是一万多,还有的两万出头,所以他们就把活动都定到珠江三角洲了。老指啊,你一定要抽空来看看,你来了,我把大家都召集起来,从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个电话,或者在微信群里发个通知,大家都会赶来了。我说,千万别这样,我又不是一个伟人,要召集大家兴师动众没必要,大家虽然都退了休,但各家都还有各家的事,不要扰民,我虽然当时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指导员,如今更不能加重各位老人的负担。
黄洋福突然把话语一转,说老指,你还记得一班长吗?我说怎么不记得,当时是颗好苖子,本来有可能提干部的,结果给一枪打没了,现在想进来,当初我真不应该坚持给他那个处分的,他恨死我了。黄洋福得意地说,你后来调走了,一班长退伍时,我和连长几个干部一商量,把他的处分给撤消了,他退伍回来后搞得非常好,他也从来没恨过你,你过来,一定过来,他说在这里的镇上,我现在和他在一起。我糊涂了,说你是广西的他是广东的,你俩怎么会在一起?黄洋福神秘地说,你来吧,你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这才下决心去一趟珠三角。
8、战友情,战友亲
我给老指导员通了电话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你说当时他对我们那个狠劲,心里一点不恨他那是假话。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老了,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我们还没到将要死的年龄,但人过六十后,身体状况就在走下坡了,谁也保不定会遇个什么样的突发情况,这种牛皮现在吹不起了,不像过去在连队当班长当排长出早操连续冲四座山头回来开早餐的年纪了。
我不知道我受那件开枪事件的影响没有,反正我还是正连职位时就努力连续去冲击营职干部这一级,但硬是没冲上去,最后被组织上通知转业到地方工作了。我倒不是怕转业,我的老家巴马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办了农家乐,开了民宿,全国人民都想在那里养老,我家里赚得盆满钵满的,每天都忙不赢,订房还要先在网上提前订,要打押金到账后才能算正式接受订房。我家兄弟七个,终于培养出一个研究生,这是我二哥,二哥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了自治区委机关,给区委领导当秘书,有相当硬的基础了,不然我当初不可能在全部队当个为数不多的副排长。我转业时,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考虑,我去了广西自治区外贸公司,那时的外贸单位吃香啊,当时外贸需要国家批文的,只有政府部门好做,而且效益特别好,吃穿用的都往家里运,连卫生纸都发,每个月到手的钱也数到你怀疑人生。但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改革开放首先是放开外贸,谁都可以做外贸,连四川农民牟其中都可以用中国的方便面去换俄罗斯的飞机,国家企业缺乏灵活的机制等各种问题就显现出来,很快省以下的外贸企业都败北,有的转制搞股份公司,有的被私人企业主买下,大多数都走了破产的道路。单位破了产,国家不可能安排这么多的破产企业人员,当然,更多的是工厂的破产,下岗职工都在眼盯着,不能光安排外贸企业的人员而不安排工厂下岗人员,一碗水要端平,才能保持稳定,大家共渡时艰吧。我是军转干部,即使下岗了待遇还是要比一般的干部职工要高一些,除了正常下岗干部的几千元,另外还有作为参战部队的军转干部补贴几千元,这些是当地政府拿出来的钱。政府干部说,你们军转干部年龄不是太大,也还没到办退休的时候,现在原单位破产了,政府安排你们到社区去帮助做些基层的工作,给你们每月发三千多元的基层工作补贴。当然,你们不用每天都去,有事通知你们你们就去帮帮忙,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在家里读读书看看报,搞点学习。街道社区刚开始还打打电话通知去帮点忙,后来发现军转干部本身就有一股子怨气,有些总觉得政府当初没把自己安排好,所以火气特别爆,做过一阵子,请神容易送神难,街道社区干部再不打电话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那一阵子,我在家什么事都没干,很难受。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不能够一天到晚闷在家里,那样会闷出病来,我得出去,去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老婆骂我说,几十岁的人黄土都埋齐脖子了,还想出去闯关东,不亏得裤头都没有我就不相信了。老婆不同意,我就没敢轻意出去做,也确是,我们有几个认识的军转干部因为不了解市场经济规律,不了解市场险恶,结果真亏得只穿个裤头回来的,还有的亏多了没脸见人,就干脆不回来了。到哪里去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了。正在这时候,原来我们老八连的一班长张大山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从广东来广西了。他来看了我,了解到我的尴尬处境,他那天请我吃饭,俩人都喝了点酒,他对我说,老排长,你到我那里去吧,广东的发展现阶段比广西要好多了,特别是外资企业来的多,乡镇企业也发展起来,我在那里一家外资企业当厂长,管着几千号人,每年上百个亿的流水,你去帮我管点事,总比在家里干耗着强。
我就这样从广西到了广东,到了珠三角地区,也当上了老板。《后汉书•冯异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就是我的桑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