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提到了领导的生活作风，我就再扯一扯。革命群众之所以关心这个话题，一则“食色性也”，除了太监，概莫能外，当然会有兴趣；二则领导在运动中失去了权力的庇护，私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平时的道貌岸然一对比，容易产生戏剧化的效果，所以有看头。
早在1965年初关于四清的“23条”中，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果农垦总局挖出一个以局长为首的腐化集团。局长王×坤，少将军衔，抗战中失去一臂。他玩女人的过程中，几个姘妇排队等候，流水作业。农工们在晒场上讨论时，有人不解地问：“他只有一只手，怎么解裤带呀？”其实这是一个傻问题，不玩女人他也得解裤带，否则屎尿全屙在裤裆里。中央派来工作组，对他作了处理，下放去烧锅炉，则是一个让群众更加烧脑的问题——独臂将军这条胳膊得有多能干呀？
王×坤周围的几个亲密战友中，只有一位姓刘的副书记稍微“干净”点，但仍有猥亵行为。我场领导班子除了场长那点丑闻外，还没听说其他人出事。可在军界高层，揭发出来的这类问题却触目惊心。有一次上边派工作组下来，其中一位军转干部以前在某大军区工作，还当上了造反派头头。他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起斗争军区首长的情况，说他们的生活作风大都严重腐化。军区政委住在高干病房，让保卫部长去解放军艺术院校，专找未成年的新生来玩，吓得她们瑟瑟发抖。这种禽兽行径势必激起公愤。在斗军区司令员时，群众用卫生间扔手纸的铁丝篓给他做高帽子，往脑袋上一扣，胖脸便划出一道道口子，鲜血直流。
历次政治运动中，类似的见闻实在太多了。我曾经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的本欲不易克制；二是极权政治造成当权者无人监督，任其所为；三是造反起家者的占有意识。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如不警惕，很容易步古代农民起义军的后尘。李自成的部队进入北京时，无论财宝还是女人，予取予夺，充分反映出底层造反者的报复心理，和无视一切私权的贪婪本性。
下面再将话题转到对当权派的批斗上。在派性斗争中，当权派主要起道具作用。各派通过批当权派，一方面表明自己是革命派，一方面攻击对立派是“假批真保”。红联政工干部多，政策水平要高些，所以批斗中的过火行为相对较少。捍总的头头就大为不满，认为红联和当权派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也难怪，农场一直有传言，说石书记在官办文革倒台前，往机关造反派里安插了若干卧底，目的是窃取领导权，使当权派在运动中得到保护。因此捍总看红联那几个头头，如同疑邻窃斧，越看越像卧底。
客观上说，红联的一些人，原来和当权派接触较多，有的还受过好处和栽培，可能会存感恩戴德之心。但运动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当权派完全失势，第一要紧的还是自己。红联不会有谁刻意保护当权派，最多就是别搞得太狠。况且严进学不分青红皂白，让当权派都参加“一线指挥部”的成立大会，给自己捧场。这件事在省里挂了号，故而红联到现在也不敢把一个场级领导结合进来。
那时黑龙江由潘复生当家。他早年在河南任省委书记，“大跃进”期间因反对省长吴芝圃的浮夸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后来搞出“信阳事件”，饿死上百万人，遭到免职，潘则获得平反。有意思的是，“复生”后的潘，却好像被吴芝圃附了体，变得极左无比。就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期间，潘复生直接支持哈尔滨一派对另一派的武斗，造成众多死伤；又不断罗织罪名，把反对他的各级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反党集团，制造了大量冤案。直到1971年，他才被中央免职审查——滑稽的是，罪名也是叛徒，文革后则又予平反。
有这样一个“宁左毋右”的人主政，红联及“一线指挥部”要得到省革委会的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后者似乎也不想直接插手国营农场事务，所以基本上还是由垦局出面料理。垦局大病初愈，对各地诸侯不敢随便发号施令，以免犯立场错误，殃及自身。至于军分区，则因为有“军委十条”管着，不能轻易介入农场的内部冲突，除非有升级到暴乱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捍总虽然与红联相比处于劣势，但只要顽强斗争下去，未必不能得到省里或垦局的公开支持。捍总分裂以后，捍指本想与红联交好，加入“一线指挥部”，但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于是又回来和捍司喊出“一切权力归临管会”的口号。张杰忠本有土匪性格，此时想重振自己的江湖地位，于是干了一票大的，把关在原文工队练功房里的17名当权派，一夜之间全都劫持到了捍总控制的车队小楼，借口是要查清他们安插在造反派内部的奸细。
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7月22日，是867农场史上有名的大案。】
2023-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