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项飙力荐的书，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人类的终极命运
人类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项飙的必读书单中，有这样一本书：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一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项飙教授曾这样评价《大转型》：“波兰尼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市场的无节制扩张是灾难性的，但是其扩张是持续的、有普遍理论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必需的，但在实践中往往是被动的、缺乏系统理论和计划，因此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重提波兰尼，意在批评新自由主义走得太远。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读者可能要面对本书提出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即怎么构造一个既包容又制约市场的社会，如何探索关于社会保护性的一般原则和理论。这会是对波拉尼思想的一个革命性的发展。 ”
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月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7-2009年的环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层出不穷的经济危机为我们一再戳破自由市场神话。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究竟如何？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上被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在冷战结束后宣告“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制”，为何没有让我们迎来“美丽新世界”而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2020年伊始，由活字文化策划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最新版本问世，而今重读经典，我们会发现，波兰尼的不朽预言，对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仍极具启发与参考。
本文是斯蒂格利茨为《大转型》2001年英文版所写的前言。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2011)得主，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而著称。
能够为卡尔 · 波兰尼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一件荣幸的事。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型，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
试图用不多的几行字来概括这样一本复杂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部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其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是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的，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即对穷人造成的影响)—— 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
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y)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对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
不过，今天，争论的焦点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观察到的，如今只有顽固分子还肯——在一个极端——为自发调节的经济辩护，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为政府运转的经济说话。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遵从于它的局限。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重要的区别。
其中有些观点差异是容易辨识和摒弃的，比如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推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发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再一次地，人们很少会不同意，在许多国家，规制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规制应该被剥离掉。但“自由市场分子”走得更远，并给遵从他们建议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是在最近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 这样的自由化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支持这样的自由化会促进增长的证据— 往好里说——却是明显不足的。
没有人可以宣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中转移出来进入到失业状态会减少贫困或者增加国民收入。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在内心信奉某种形式的萨伊定律，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会对工人的工资需求产生压制力量。
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体现的是一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压倒性证据。自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但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经济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的对象。它涉及的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例如，我们现在谈论社会资本。我们认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污秽，已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的出现乃至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食品补贴的取消，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并且确实已被预见到)的政治和社会动乱。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尽管有些比较脆弱)造成了历史悠久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影响。投资者不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社会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绝大多数社会都演化出照顾穷人和弱势者(the disadvantaged)的方式。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于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确实，一个农民可能会失去他的收成 ，并且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可能会因为要为一个阴雨天气(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为一个干旱季节)储备钱财而倍受艰辛。但他从来不会缺乏有报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
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个体会遭到他们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打击。如果失业率很高——像大萧条中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情况一样——那么个人所能做的就极其有限。他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场分子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很重要(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自己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良好效果。
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 25 年，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一件是前面我已提到的作为东亚危机一部分的印尼灾难。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该成为解决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措施:不偿付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向私人借贷者提供的贷款，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本来处理这一情况的标准办法是破产—— 破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说不，因为这将造成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然而这种对更为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的侵犯，他们却全然没有一丁点儿顾虑。他们更喜欢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国债权人得以解套，尽管这些人在出借时并未曾持守应有的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政策让那些局外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是工人和小企业，对危机的发生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然而繁盛并没有发生。经济大约萎缩了一半，贫困率(以每日4美元为标准)从 2% 上升到接近 50%。在私有化使少数寡头变成亿万富翁的同时，政府甚至没有钱给穷人支付养老金——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被认为是在向世界表明这里是一个吸引人投资的场所，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无底洞。所以，资本成群结队出逃也不足为奇。由于私有化进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财产权的背后并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把钱留在俄罗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一个新政府上台，他们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即使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不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理性投资者会将他的钱放在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而不是投在一个处在真正萧条中的国家。如今，尽管有点太晚，但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识到，但想要把逃逸了的资本重新吸引回来，几乎已经不再可能了，除非能够保证，无论财富是如何获得的，都能够保有下去。可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
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正教导发展中国家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它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性: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的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
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它们的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 1842 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和扩展服务。在西欧，关于投资的规制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比如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美国公司在加勒比海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
尽管有时这些干预可以得到正当化，因为它能被当作针对其他政府所进行的干预的应对措施， 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干预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在农业方面的那些。在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鳄梨，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国的铀。香港长期被作为自由市 场的堡垒而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毁坏它的经济时，它就对两者都展开了强有力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不过，香港的干预胜利了——它成功地稳定了这两个市场，消除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一笔。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让价格就位”，并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而且即使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开出的简单药方意味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他是在今天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一个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以及不仅致力于保持而且还努力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量减少。东亚的成功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市场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才在东亚危机期间几乎表现出某种愉悦的心情，因为他们觉得这场危机暴露出积极政府模式的致命弱点。尽管他们的说教一方面确实包括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承认，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更大的市场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消除那些社会契约的代名词，而正是这些契约提供了保障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两大塑造东亚奇迹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经济安全。
当然，事实上东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市场的失败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正是短期资本流的解放，在全世界晃荡、想寻找最高回报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它们只受情绪的理性和不理性变化的支配——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冷战期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过是无法承担采取这些政策的风险，即如此伤害穷人的风险。这些国家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它们同时被西方和东方所追求，西方处方的失败可能会使它们站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则别无选择，具有巨大风险的信条于是毫无顾忌地强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一万种暗地里的方式来拒绝它。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
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经济时，他们却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政治进程)倾向于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被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必去管它;为了保证你确实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银行的措施，诸如以固定比率扩大货币供给;当一种措施未能奏效时，就搬出另一种，比如通胀目标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在我们左手看起来在通过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个体赋权的同时，右手又把它拿走了。
波兰尼非常允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仅谈论了那些古典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 及信仰自由)，也讨论了免于恐惧和免于饥饿的自由。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能促进另一个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
不幸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不管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并不代表着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因为穷人面临着比其他人更大意义上的不安全，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罗斯，处在贫困境地的人的数量急剧上升，生活标准已然下降。对这些人而言，自由越来越少了，免于饥饿、免于恐惧的自由越来越少了。如果波兰尼在今天进行写作，我相信他会认为，全球社会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能不能救济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迟之前。
END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英]卡尔·波兰尼 著；冯钢，刘阳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月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他们试图探寻这场全人类危机的最深层根源，并努力寻找逃离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尔·波兰尼就是这众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见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于194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随即被誉为20世纪该领域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作品，并经受时间考验，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启发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议程。
《大转型》一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揭示了伴随这个过程所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波兰尼不仅精当指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还准确预言了这种“市场经济”对人、自然、生产组织的严重破坏及其悲剧性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仍极具启发与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