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椿、小燕和我那位被ISIS杀害的“战友”（上）
枝上椿芽艳，白驹过隙宽。茫茫回首望，历历不成欢。
收香椿了！这是我的自产香椿“上市”的第四个年头，产量一年比一年高。除了吃新鲜的，一时吃不完的，在开水里过一下，分装冷冻起来。后面几个月里，应该每个月都能吃上香椿了！圣诞、新年请朋友来，端上一盘香椿炒鸡蛋，总是让他们喜出望外。
最初两株尺把高的红油香椿苗，是影友老李在大约10年前送我的。后来又从边上发出了两株，一共四棵树（最近两年刚发出来的小苗不作数）。小树长得非常慢，但却是逐渐加速生长。新冠开始的那年，终于吃到了香椿。今年等收获完第二拨以后，我就打算把3米左右的树锯到仅2-3尺高，这样会从边上发些细枝，来年产量会更高，也便于收获。
香椿丰收，当然要感谢老李。但这几年我有关香椿的思绪，经常飞得更远，飞到了1989年的那个春天。
“讲师团”这个名字，年纪太大或太轻的人恐怕都不知道，但对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毕业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当时中国大陆为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学水平，从机关、高等院校、重点中学等抽调一部分年轻人，参加培训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或直接在农村学校担任教师。从1985年派出第一批讲师团起，共持续了四年时间。我参加了最后一届，在农村的时间是1988年8月下旬至1989年6月下旬。我刚刚分配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工作不久就“下放”了。
我们这一组共6人都来自北京，4男2女。两位女生加一位男生去了乡中心学校。我与辽宁籍的小伙子小鲁和北京籍的小樊被分到了另一所比较小的中学，只有初中部。我是抱着长见识、做贡献的态度去农村的，主动要求当了初二2班的班主任。农村这一年，我的体会五味杂陈，不是两段话说得清楚的，先不去说它。
香椿让我联想到的，是我当时班上的学生小燕和她的母亲。小燕是个老实、甚至有些木讷的姑娘。我家访中发现，她家是我这个班的学生中最贫困的两户之一，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不为过。她的父亲身体不好，处于半卧床的状态。她有个弟弟，比她小一两岁，倒是个活跃的孩子。
我和小鲁很快就与学校里的几个当地年轻教师混熟了。能让双方成为朋友的重要因素是酒精。农村里喝酒厉害，小鲁原本就能喝，而我不知道自己能喝。经过劝与试，居然发现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丝毫不落下风。于是他们笑对我说，原以为你们南方人不能喝酒，你行啊！每当酒过三巡，半醉半醒的时候，嘴上不把门，爱恨情仇、秘闻趣事就一股脑出来了。有一次他们告诉我，小燕和他弟弟，其实都不是他们父亲的亲生，而是“借种”生的。农村里借种并不罕见，但有规矩，最重要的一条规矩是，一旦怀上了，就不能再保持关系……
这样的事情，对当时的我来说有些匪夷所思，但并未带来对小燕和她母亲的丝毫恶感。小燕是个内向、老实的孩子。而她的母亲善良、热情。也许是因为他们家没有劳力、要生存，她母亲就在村边的路旁摆个小摊子，卖些小商品。那个地方离校门不远，我有时出门能碰见她，就聊两句天。入夏以后，她还经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沿街叫卖冰棍。有一次我和小鲁在路上走着，她骑车迎面过来，硬塞给我们一人一支，坚决不收钱。
那年暮春的一天，小燕的母亲来到学校里我和小鲁的宿舍，送给我们一大把香椿，说是来自家中院子里的香椿树。那天下午，我们去了一趟供销社，卖了些鸡蛋（炒香椿用），一包炒花生，两块豆腐，几根酸黄瓜，一块酱猪头肉，以及一瓶红星二锅头（至今依然是我的最爱）。那天晚上，我们讲师团的三个小伙子，在昏暗的灯光下边吃边聊，直到深夜。那年头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一般都是素食。那顿美味的晚餐让我至今难忘。（更重要的是，那顿晚餐上我唯一一次与樊京辉近距离接触和细聊。）
一根冰棍、一把香椿，在有些人看来不过是滴水人情，但我却为之感动。学期结束、即将回城之前，我把通讯地址抄给小燕。小燕在初三的时候给我来过一封信，介绍她学习的情况。她的成绩中等偏上，初中毕业以后肯定是要辍学的。在当时，那个地方的孩子极少有上高中然后考大学的。因为在教育不太发达的地区，这样做代价大、成算小。相反，初中毕业班里最优秀的少数学生都希望能考上中专，这样就脱离了农村户口。“转户口”这件事情对那里的农民来说太重要了，如能成功，是全家特别荣耀的大喜事。但我当时所在的学校，每个班平均只有2-3人能够转户口。另外95%就只能务农或另谋生路了。
果不其然，初中毕业以后小燕就在家里呆着了。她来信说想去城里打工，不知道北京可不可能，老师能不能提供一些门路和机会。唉，我也是一个北漂的，没有根基和资源啊。又过了几个月，我意外地收到小燕从北京丰台区发来的信，说她正在参加一个美发的培训班。学完了想回乡里开个发廊。她问我能不能把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她。她说培训班里有部电话，她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直接说。
一个多星期以后的一个上午，我突然接到小燕的电话，说她弟弟日前跟人打架被刺伤，现在正在北京宣武医院做手术，钱不够，能不能借她一点。我当时手头只有160元，于是找两位同事借了一些，凑足300元，然后匆忙赶到她指定的地点去见她。
一见面，我发现她的形象与两年前相比变化巨大。衣着、发型、化妆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让我不舒服的感觉。我问她弟弟的伤势，医生的手术和治疗措施等。然而她的回答似乎漏洞明显，让我高度怀疑弟弟受伤住院等是子虚乌有。一瞬间我有些犹豫，这钱我到底给不给她呢？对于当年的我来说，这不算一笔小钱。（刚刚查了一下，1991年北京人的平均工资为每个月239.75元，我当时的月工资可能不到200元。）可是转念又想，我怎么可能揭穿，然后拂袖而去呢？如果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呢？哪怕看在她母亲的人情、看在那把香椿的份上，我也不必细究了吧。于是我掏出钱给了她，并说希望她能将弟弟康复的消息及时通报我。
小燕从此以后杳无音讯。那年年底我还给她的家庭住址发过一封信，问她弟弟恢复如何，发廊办得怎样。我没有提半句钱的事情。其实当我把钱递给她的时候，我就不指望她还我了，我没有懊恼或“上当受骗”的感觉。只是这些年来，我有时想，那钱小燕拿去做了什么用了呢？时光荏苒，她如今也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她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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