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14) 三五反鬼門關
經濟得到初步恢復﹐中共全盤操控了經濟命脈。1951年1月4日，政務院財委發佈《關於統購棉紗的决定》，將棉紗生產全部納入國家計劃。「統購統銷」是中共在經濟上重大的一步，徹底拆毁了上海從十九世紀逐步建立起來的市場體制，中共黨組織直接插手企業。從此黨國一家，政企不分。
經濟基礎穩固了，中國如何踏出第二步的思慮，在毛澤東心中翻起波瀾。革命永往直前，政權豈能「聯合」，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勢在必行。民主人士們還陶醉在聯合執政的美夢﹐毛澤東已在磨刀霍霍。
中共革命是一場農民革命，進城以後的腐敗蛻變問題令毛澤東憂心忡忡，在「抗美援朝」、「土改」和「鎮反」三大運動同時，高瞻遠矚的領袖發動了中國第一場「政治運動」：「三反五反」運動。
1952年1月4日，中共發出《關於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的指示》。危言聳聽是毛澤東每次發動政治運動的訣竅和法寶，鼓動全黨全國，向他的假想敵開火。2月10日，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張子善被公開處決，將運動推上高潮。到1952年年中，各地「打老虎」運動中嚴刑逼供，致傷、致殘、致死、自殺無數。
據《上海市委關於三反、五反工作中嚴格執行各項紀律的决定》記錄，上海單在3月13日至23日十天內，就有六十多人自殺。楊奎松《毛澤東與三反運動》寫道：
三反運動很大程度上遏止了幹部隊伍貪污腐化的趨勢。但是，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来解決這種違法違紀現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嚴重擴大化的情況，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并造成了許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事實上，這場運動没有也不能在權力與金錢之間建立起一道理想的屏障。(《史林》2006年第4期)
毛澤東再接再勵，在「三反」運動方興未艾時，順勢轉入「五反」。「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名義上是針對黨内腐敗分子，而「五反」(反行賄、偷税漏税、盜竊國家財產、偷工减料、盜竊經濟情報) 則直接針對資產階級。
1952年1月5日，中共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毛澤東批示：
籍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對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打擊·····請各級黨委對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 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了，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来，…… 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 這是一場惡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毛澤東《對「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的批語》寫道：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 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
宋慶齡寫信給中共中央，責詢為何出爾反爾：
共產黨曾向工商業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
毛澤東批示：宋副委員長代表資本家講話。
從此將國母打入冷宮。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和共產黨本來就是單相思假惺惺的密月結束了。(陳鐵健：《她永遠美麗》《文匯讀書週報》2010年4月2日)
共產革命成功之際﹐熟讀《資治通鑒》的毛潤之先生﹐深曉道統繼承之合法性﹐是政權穩定必須的保障﹐他煞費苦心從香港把三百五十名「民主人士」弄到北平﹐「膽肝相照」﹐進行「政治協商」﹐訂立《共同綱領》﹐宣佈新民主主義乃建國之本。
這些所謂「民主人士」﹐幾十年和國民黨週旋﹐時分時合﹐獲得了民意代表的聲譽﹐如李濟深、張治中、黃紹竑﹐原是國民黨核心﹑軍政高層﹐如沈鈞儒、張瀾、黃炎培﹐皆為民國法制中堅﹑社會賢達﹐更如郭沫若、馬敘倫、馬寅初，公認為文化傳人﹑民族良知。由這樣一大批民國時代的資深民意代表﹐聚首一堂，推舉中共為新中國執政者﹐擁戴毛澤東為日出東方新領袖﹐中共政權於是獲得了名正言順﹑日月共昭的合法性。
一場拿資產階級開刀的運動，無視全國政協的存在，無視《共同綱領》的存在。1949年9月由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共同制定的《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臨時憲法。現在共產黨君臨天下，《共同綱領》墨跡未乾，已經完成了它短命的歷史任務，共產黨連民主協商的表面功夫都懶得做了。
荣毅仁在政协会议-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