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40) 西安事變-百靈廟戰役
三十年代初，中日不宣而戰的戰爭愈打愈激烈，所有經濟文化都重重地塗上了戰時色彩。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蠶食整個東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失利，國軍被迫退出上海。
面對強悍外敵，國民政府軟弱無能，中國民眾反日情緒高漲，每個良知中國人都義憤填膺。章榮初在處理本身事務外，出錢出力﹐積極參與杜月笙為會長的上海市地方協會的抗日活動﹐更是「湖社」中堅份子。「湖社」是1924年由湖州籍人士戴季陶、陳果夫、潘公展、楊譜笙組織的湖州籍同鄉會﹐陳氏兄弟、戴、潘、諸民誼、朱家驊為理事。當時湖社是各同鄉會中官方色彩最濃的，抗戰爆發，湖社也是上海最早投入救亡工作的社團。湖社出版的《湖州月刊》，宣傳抗日，章榮初和戴季陶、潘公展、陳果夫、陳立夫、錢新之、蔡聲白、湯濟滄等十人擔任《湖州月刊》编委。「九一八」之前，就發表了《日本侵略中國大事年表》、《告社員同鄉書》等，呼籲民眾覺醒抗日。(方福祥「上海湖社的抗日救國活動」《上海師範大學學刊》)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自殺﹐上海傾城為這位弱女子出殯。5月﹐電影《風雲兒女》在金城大戲院公映﹐ 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主體歌《義勇軍進行曲》:「起来！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響徹中華大地。12月9日北京學生遊行呼籲抗日﹐遭軍警鎮壓，是為「一二九」事件。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陸軍「皇道派」少壯軍人發動政變被鎮壓，軍內主流「統制派」對日本政府的影響力大增，「二二六」事件後日本加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1936年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救國會）在上海成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為常務委員﹐宋慶齡﹑馬相伯﹑何香凝等為執行委員。救國會號召停止內戰﹑抗日救亡。蔣介石向沈鈞儒﹑章乃器等提出由國民黨領導救國會﹐遭斷然拒絕﹐11月22日﹐上海當局拘捕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鄒韜奮﹐此即轟動全國的「七君事件。
破碎的中國﹐黑雲壓城﹐孤島上海﹐山雨欲來。「一二九事件」和「七君子」案激起各界抗日救國運動。民族自救的正義感點燃了全國上下的激情，而這些活動背後都有中共隱秘的操控，像雨水滲入土牆一樣，深入到各階層。駐陝西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早被延安滲透，張學良多次赴延安、洛川和中共會晤，并有加入中共之念，楊虎城更要求實行「容共及陝甘特殊化」，國民黨中不少人期望與中共和解并取得蘇聯的支持。閻錫山和張學良密謀共同行動，閻設立「犧牲救國同盟會」，接納中共幹部薄一波等到山西活動。就在這節骨眼上，中國歷史發生了重大的轉捩——西安事變，中國歷史從此不一樣了。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留了在西安視察的蔣介石﹐及陳誠﹑蔣作賓﹑邵力子﹑蔣鼎文﹑衛立煌等軍政要員，是爲「西安事變」﹐全國震動，各地遊行集會，聲討張楊的叛逆行為。
南京方面，黄埔系骨幹鄧文儀、桂永清、戴笠、胡宗南等，力主討伐，17日軍政部長何應欽指令劉峙、顧祝同為東、西兩路討逆軍。李宗仁、白崇禧、劉湘、龍雲、閻錫山等聯名通電全國，擁護中央起兵討伐。
斯大林從身居莫斯科的王明得知中共要公審殺蔣﹐急電延安﹐指示釋放蔣介石﹐達成抗戰統一戰線，蘇聯最關心的是阻止日軍北進。12月20日周恩來到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協商」。22日宋美齡﹑宋子文到西安，24日蔣被迫接受六項協議，抗日統一戰線確立。但蔣拒絕以國家元首之尊﹐在協議上簽字。張學良在繳獲的蔣介石日記中讀到蔣對抗日雪恥的渴求﹐明白了蔣並非不抗日﹐而是為積聚實力﹐張深悔自己處事魯莽﹐認為達成君子協定已經足夠﹐張楊聯盟破裂。張學良不顧周恩來反對﹐25日下午陪同蔣介石乘飛機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開始了六十年的軟禁生涯﹐楊虎城出走海外，1949年被軍統殺害於重慶。
西安事變的結果﹐對蔣介石來說﹐他牽掛的兒子蔣經國終于被斯大林釋放回國。對中共來說﹐武裝割據政權獲得了生存發展的合法性和絕佳空間，從此走上高歌猛進的勝利之路。
今天中國官方史學界認為張楊兵變是因為蔣介石拒絕抗日，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蔣介石此時到西安，一是部署剿共，二是正指揮一場重要的對日戰役，也是中國對日本侵略軍取得的抗戰第一次軍事勝利——「百靈廟大捷」，西安事變是關鍵時刻在老蔣背後插一刀。
我們的敘述要回到幾年前，1931年底，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將清遜帝溥儀從天津日租界秘密潛往東北，3月9日日寇在東北成立「滿洲國」，以溥儀為「執政」，定都長春，後改稱「滿洲帝國皇帝」。1933年日軍奪取熱河省，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和中國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提出「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方案」，推行華北分離政策。同時制定《暫行蒙古人指導要案》、《關於建立蒙古國的意見》等，促使內蒙古西部地區「脫離中央而獨立」，為製造第二個「滿州國」創造條件。
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蒙古王公德王投日，1935年 4月日立「蒙古軍政府」，德王任總裁，蒙古軍總司令。同時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親到綏遠，以高官厚祿勸降綏遠省主席傅作義，遭傅將軍堅拒。
百靈廟是當時綏遠北部的政治、經濟中心。蔣介石致電傅作義，告以百靈廟爲「倭寇必爭之地，亦爲我軍打擊倭寇最良之地」，要求傅作義親到當地布置完妥，盡量增加兵力，以備隨時出擊反攻白靈廟的匪寇，「期獲全勝，以震國威。」
這段時間蔣介石頻頻來往于西安、太原、洛陽，與閻錫山、傅作義商討。綏遠作戰部隊組成三路，傅作義、湯恩伯、李服膺分任三路軍司令。1936年11月18日傅作義在集寧發出電令，向德王盤據的百靈廟發起攻擊。傅作義回覆日本關東軍的最後通牒：「我是綏遠主席，邊防將領，守土有責，不放棄國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見也在所不懼。」
1936年11月15日至12月19日綏遠省主席兼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將軍﹐發動了紅格爾圖戰役、錫拉 木楞廟戰役和百靈廟戰役三場戰役，大獲全勝。百靈廟戰役在整場戰爭中規模和影響最大，故史以「百靈廟大捷」名綏遠抗戰。這是日本侵華以來，中國第一次勝仗﹐消息傳來﹐全國民眾人心沸騰﹐全國振奮。
但在前線最緊張關頭，司令官蔣介石卻在自己後方的西安身陷險境，這是何等尷尬的局面。隨即中共出場主導談判，這對老蔣又是何等的屈辱。
綏遠抗戰以閻錫山部隊為主，閻對張學良的支持中止了，這對後來張的轉變顯然有影響。由於「西安事變」突然爆發，12 月 21 日閻錫山派傅作義赴西安，冀望其與張學良的深篤私交能化解危機，傅作義遂離開了前線，綏遠抗戰也在取得初步勝利後嘎然而止。
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說：
由於綏遠抗戰戰役打響蔣介石匆匆趕赴西安，結果遭遇事變，綏遠抗戰也停止于同時，於是就有了關於西安事變是否影響了綏遠抗戰的猜測。隨着台灣蔣中正檔案和閻錫山檔案相繼開放，已經證實綏遠抗戰為蔣介石幕後主導。 (楊奎松《蔣介石與1936年綏遠抗戰》《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4期)
民國史權威楊天石教授說：
綏遠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外交當局不僅沒有像張學良所云，仍在『力謀妥協』，而是空前強硬。傅作義、閻錫山、陳誠等人對綏遠抗戰有貢獻，但其決策者和總體指揮者，確爲蔣介石。……蔣介石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堅決抗日的決心和意志已經充分表露。反映出自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以來國民黨人長期的愛國主義傳統。有關史實表明，不久之後的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改變的只是其『剿共』政策，他的抗日決心和意志卻是在那之前就形成了的。(楊天石《綏遠抗戰與蔣介石對日政策的轉變》《江淮文史》2013年第2期)
12月25日蔣介石自西安回到南京，三十多萬民眾上街夾道歡迎。綏遠抗戰的勝利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北平、上海、南京、西安等地救亡團體，紛紛派代表赴綏慰問。
此事章榮初還處在第二次倒閉後的苦惱掙扎中，綏遠的勝利打開了他的眼界心扉，令他跳出了「小我」的得失，做了一件震動上海的事。當時上海紡織印染廠倒閉﹐章榮初住在大西路一所洋房 (今延安西路1033號)﹐1934年這所房子抵押給大德錢莊﹐為期一年﹐1936年章榮初正處在極度困難中﹐而大德錢莊一定要討還抵押款﹐章榮初沒有辦法﹐只好把這所房子變賣去還債。
房子賣出以後﹐章榮初就搬回最早居住的天津路富康里11號﹐房子很小﹐大西路的許多傢具﹐無法安頓。就在此時他看到報紙上「百靈廟大捷」的新聞﹐全國各地紛紛起來聲援﹑捐款。章榮初內心激動無比﹐決定把大西路所有三堂紅木傢具﹑大客廳和兩個會客室全部傢具﹐所有銀器﹐古董擺設﹐以及從單衣到皮貨等全部衣服等等﹐共計一千五百多件﹐全部捐獻出來。
章榮初委托上海地方協會負責﹐把全部東西成列在浦東同鄉會樓上八個大房。每件物品都編了號﹐分為八等，四行儲蓄會錢新之在各銀行代售抽獎券﹐發了五千張抽彩證﹐每張十元﹐其中三千五百張無彩﹐一千五百名得獎者按號領取一件物品﹐從價值幾十元到幾千元。
現存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部的《章榮初君援綏贈品清冊》載「章榮初君函」：「慰勉傅主席率臥冰吞雪、浴血抗敵之戰士，以張赴援枕戈者之敵愾。」
1937年3月14日在浦東同鄉會二樓杜廳，由上海市地方協會副會長黃炎培搖獎，五千張彩票共籌得款項五萬元﹐章榮初把籌得款項全部匯給了傅作義部隊。申報「章榮初毀家紆難」，報道傅將軍收到捐款後寄來親筆署名的紀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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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恊會會員章榮初先生等，蓋念綏遠前方將士剿逐匪僞，爲國宣勞，出其精美家具、珍貴衣裘、名人書畫等物編號售券，以其所得，捐匯前方，旣佩物主之盛心，尤感購券諸君之高義，欣慰之餘，特增此狀，以爲紀念。 綏遠省主席傅作義 |
川沙、南匯等上海各郊人士的組織「浦東同人會」成立於1905年，1931年定名為浦東同鄉會。1933年在亞爾培路興建了會所，命名浦東大廈，由啟明建築事務所設計建造。浦東大廈最大的廳為「杜廳」，底層是浦東銀行和五洲大藥房，樓上租給各行業作辦公室用，杜月笙的法律顧問秦聯奎事務所，黃炎陪的中華職業教育社補習學校也在該樓。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上海市民支援十九路軍抗戰﹐史量才、杜月笙等發起組織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史量才任會長﹐杜月笙﹑黃炎培為副會長。《申報》董事長史量才和身兼杜月笙秘書的黃炎培﹐一直是杜在政治上最親密的合作者。杜月笙等又在學界和文藝界組織戰地服務團﹐在商界帶頭募捐﹐親自把大量物資送到十九路軍軍部。6月4日，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正式改組
為常設團體「上海市地方協會」﹐仍由史量才任會長﹐杜黃副之，總部設在浦東大廈。這是中國最早的市民自治組織，也因此觸了國民黨的逆鱗﹐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殺﹐杜月笙繼任會長﹐黃炎培為副會長。該組織在上海抗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直到1937年上海全部淪陷才解散。
1937年盧溝橋事變，7月14日上海市各界組建「上海市各界抗戰後援會」，杜月笙、黄炎培等九人組成主席團，總部亦在浦東大廈。上海市救濟委員會、救護人員培訓班、上海市學生戰時服務團、上海市文化教育界救亡會等，都設在這座大樓，浦東大廈成為當時上海市民抗戰救亡活動中心。
1949年5月浦東大廈被中共解放軍接管，成為上海警備區第一招待所。1996年為興建上海第一條高架路被拆，今天傳說紛紜的高架交叉點龍柱位置，正是當年浦東大廈。
《湖州月刊》(存上海圖書館)
傅作義將軍在百靈廟前線
浦東大廈 浦東大廈「杜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