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凭即是白痴也能捞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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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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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凭即是白痴也能捞一官半职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尤其是博士文凭是选拔官员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代人考试”业又称替考。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国特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所有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都成了培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国上下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官员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高级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这些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有钱，就可以进入私立的高等学校”。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初中毕业》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坐了十五牢》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农村人》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队长》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兽医》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好处一定是自己，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但是面上一定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公正，特别仗义。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表面也许会吃一些小亏。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唯分数论”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

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社会原因。

当医患纠纷、食品安全、诚信危机、道德困惑充斥社会时，大学这个曾经的象牙塔也已经不再是宁静的学问之所。而大学，正是学生世界观形成和固化的关键阶段。老师热衷于报课题申经费，对本是主业的教学工作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还有的老师过分到将学生当成自己廉价的优质劳动力——对学生而言，这就是活生生的“利己主义”教材。待到走向社会，面对拼能力不如拼关系、拼自己不如拼爹的现实存在，一定要在学生心中加深对“利己主义”的认同。

钱理群教授在他撰写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座无虚席的教室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他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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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走资派《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中国批判苏联“经济军事搞上去了，政治上资本主义复辟了，变成修正主义了”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苏联走资派执政时期的写照《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提醒中国工人农民及各级干部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

《卫星上天》:当时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科技高度发展，当苏联走资派篡权后在现有的基础上当然还保持着发展。

《红旗落地》: 苏联走资派篡权后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因此丧失了革命成果，很快就亡党亡国了。也是指只抓生产不问政治不抓阶级斗争的后果。

苏联走资派篡权后很快就亡党亡国了的血的教训，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重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

“三反”运动指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五反”运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反右，是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后来被扩大了：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

四清：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被扩大了：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以上都是在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领导时发生的。同时还推行包产到户农村私有化，允许工厂资本家存在，工人任意可以私自解雇。

在二线准备写一些理论著作等书和调研治理黄河的毛泽东察觉到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时，重回党中央提出了文革的设想。官官相护无法阻止，只有发动平民老百姓来反抗。

当然苏联走资派的这一教训，也被中国走资派邓小平吸取了，当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提出了“。

邓小平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四十年来坚持了吗？

当然，当初平民百姓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邓小平？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信走资派邓小平，不是同伙，就是脑残傻瓜砖家叫兽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

走资派邓小平一方面高喊“四个坚持”，另一方面要求宣传部门用尽一切不择手段来搞臭《文革》。官方宣称“动乱“，“经济落后“，说红卫兵造反派如同“法西斯“等一切可恶之词。很快，那些脑残傻瓜砖家叫兽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和放出来的右派们纷纷上台，很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文革高潮。以至如今在所有的走资派官方文件中，发言谈话中，所有的网站报刊文艺作品中，甚至大中小教材上字典里都说文革不好。然而大多数的下岗工人几亿农兵工是如何说的？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唱唱红歌，怀念一下那段美好的日子。而篡权了的大小走资派右派和不良知识分子们控诉啊著书立传，满网满屏都是说文革是万恶的垃圾材料。谎话说说一千篇，垃圾也成真理了。

其实毛泽东搞文革前是以被粉身碎骨为代价的。成败对毛泽东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让工人农民认识到走资派的真面目。而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才是真的走资派。而四人帮是个假走资派。

毛泽东的《文革》意义在于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另一贡献是农民运动。马克斯是工人运动，造反有利，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罢工，八小时工作制，劳动节，资本家剝削的等理论。列宁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新政权。一个不信仰者如何有兴趣弄懂这些道理。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则消息震惊了世界，从此，人类开启了航天时代。

彼时，作为第一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空前强大。而其如红日初升般的勃勃生机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一切对于资本主义感到厌恶的人、一切追求共产主义的人们都对它充满着无尽的向往。　　

然而，仅三十年多年（1991年）后，这个充满着新生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上空高高飘扬的红旗缓缓落下，列宁、斯大林的雕像被一夜间推到，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切仿佛顷刻间土崩瓦解。

苏联解体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颇具戏剧性，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纷纷表示共产主义已然终结。但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变化过程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共产主义的终结与否亦不是一次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能够证明的。　　

今天，当中国共产党回顾苏联历史时，即使是那些尚不知“历史是螺旋式上升”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人们也懂得，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是苏联修正主义者走资派们精心设计而在阶级斗争中获得胜利的结果。

然而，如若新，中国真正身处在苏联“卫星上天”后的那段岁月时，新中国的工人农民们是否有敏锐的观察力、清晰的判断力，察觉到事情正在向不好的方向变化呢？　　

中国共产党从中苏十年论战（1956——1966）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在当年，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内能够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人几乎没有。

布尔什维克的很多党员没有意识到问题，但毛主席却以其深厚的共产主义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修正主义的存在，并直指本质，发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忧虑和预言。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忧虑下，才有了“红旗”杂志的诞生！　　

1958年6月，苏联卫星上天尚不到一年，在毛主席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红旗》杂志从诞生起就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也饱含着毛主席的期待。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红旗》杂志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入地进行理论批判，成为党内思想斗争的高地。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如今，距离《红旗》杂志创刊已经几十年过去，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毛主席为何从众多的提名中圈定“红旗”二字？

那时，毛主席以高度的警惕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了党内部分党员的思想变质问题。

“红旗”是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毛主席圈定“红旗”为杂志名称时一定是充满期待的，希望能通过这个杂志纠正思想、统一思想，从而保证“红旗永不落地”。　　

事实上，“红旗还能打多久”是毛主席思考了大半生的问题。

早在《红旗》杂志问世的三十多年前，面对革命的低潮，就有人发出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毛主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纠正了当时党内部分同志在思想上的错误认识。

在文中，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从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次回答“红旗还能打多久”到1958年毛主席推动创立《红旗》杂志，毛主席总是在不断地思考，多次在危机中力挽狂澜，挽救了党、进而改变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命运。

《红旗》杂志作为毛主席亲自指导打造的思想战斗堡垒，它没有辜负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保持着高度的理论水平，顽强地与各种错误的思想战斗。

《红旗》杂志于1988年6月底停刊，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曾沿着毛主席的路线战斗了三十年，它的伟大意义亦不止于它曾经发过的任何一篇充满理论性与战斗性的文章。　　

它的伟大意义还在于：三十年时间里，544期《红旗》杂志本身就成为了一部历史书籍、一部理论文集，它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本身和它所串联起来的历史是最难能可贵的。

今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想要弄清楚中国与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这一套《红旗》材料必不可少。同时，在世界资本主义持续走低的今天，新一轮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想走得更远，也需要从《红旗》杂志中汲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阶级斗争经验。

作为一家红色书店，他们一直在为大家搜集优质红色书籍，“红旗”杂志正是其中之一。

他们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搜集，又再次集齐了一套“红旗杂志”，从创刊到停刊的544期，一本不少。

为了方便广大网友保存，他们自行设计硬盒外包装，并按年份给大家整理好。硬盒包装以“红”为底色，印刷主席题的“红旗”二字，在侧面标上了年份，方便网友购回后随时查阅。　　

“红旗杂志”收集起来十分不易，虽然他们已经尽量压低价格，但对于许多红色网友来说，价格依然偏贵。他们知道，疫情之后大家都生活不易，也因此，他们希望购买“红旗杂志”的红友们量力而行。

“红旗杂志”能搜集到全套非常不易，现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寥寥几套，因此希望购买“红旗杂志”的同志能用心保存，不要这份珍贵材料遗失、损坏。

同时，他们欢迎大家进入红色纪年书店读者交流群，一起交流学习！

部分内容来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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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列宁：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差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标准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列宁：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一年来，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这一运动还无比弱小。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我们亲眼看到，“无比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壮大起来，并且正在成为无比强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力量。我们将在几年以至几十年内努力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它，推广它，改进它，使它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一定能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

列宁：我们也不会被巨大的困难和极艰巨的事业开始时难免会犯的错误所吓倒，因为改变一切劳动习惯和劳动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场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昂首挺立，坚持到底，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

列宁：我们坚定不移地屏弃了这种使私有者成其为私有者的“自由”，这种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自由”，并同这种“自由”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打倒旧的社会联系和旧的经济关系!打倒旧的劳动“自由(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自由)!打倒旧法律和旧习惯!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

过去，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全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几度挫折并没有吓倒我们。

列宁：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列宁：我们决不欺骗自己，我们做得还很少，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只有劳动者穷凶极恶的敌人、资产阶级穷凶极恶的追随者才会轻视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只有最卑鄙无耻的、死心塌地投靠资本家的人才会反对利用伟大的五一节来大规模地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转载：《列宁：从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作者：列宁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

从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1920年5月2日)

标题中提到的那段时间，相隔有一年。这段时间是很长的，尽管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还很弱小，尽管任何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安排、组织和纪律方面所暴露出来的缺点还非常多，但是主要的事情毕竟是做到了。一个极其沉重的庞然大物已经移动了，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我们决不欺骗自己，我们做得还很少，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只有劳动者穷凶极恶的敌人、资产阶级穷凶极恶的追随者才会轻视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只有最卑鄙无耻的、死心塌地投靠资本家的人才会反对利用伟大的五一节来大规模地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我们坚定不移地屏弃了这种使私有者成其为私有者的“自由”，这种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自由”，并同这种“自由”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打倒旧的社会联系和旧的经济关系!打倒旧的劳动“自由(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自由)!打倒旧法律和旧习惯!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

过去，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全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几度挫折并没有吓倒我们。

现在，我们也不会被巨大的困难和极艰巨的事业开始时难免会犯的错误所吓倒，因为改变一切劳动习惯和劳动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场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昂首挺立，坚持到底，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差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标准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一年来，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这一运动还无比弱小。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我们亲眼看到，“无比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壮大起来，并且正在成为无比强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力量。我们将在几年以至几十年内努力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它，推广它，改进它，使它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一定能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

载于1920年5月2日《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特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7-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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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邓小平的《谎言总公司》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一，走资派邓小平“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乱臣贼子汪东兴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什么也不是。没有华国锋，邓小平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汪东兴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教导，违法党纪国法伙同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但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毛主席说，邓小平当过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定论任何人休想改变得了！

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文革中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二，《四人帮是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是走資派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线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三，《文革是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四，《走资派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

《谎言》五，《阶级斗争熄灭论了》。

走资派邓小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六，《文革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七，《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而没有富起来的工农大众，成为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两亿（按照世界标准）。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指数，中国0.5，美国是0.4，其他发达国家0.28以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之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以富人和官僚资本为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由于疏于学习，没有读过多少书，读一点书，也从来不写字，不划道，不记日记。对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篇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性特别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为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提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八，《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没有定规么”。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到共产党的所有文献资料，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任何“定规么”。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列宁曾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九，《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十，《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

邓小平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１０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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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的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江青在文革前后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XX。但是，我想她在那个“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杨成武杨成武和毛泽东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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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两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






《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

《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钱理群教授的文章这样写道：

07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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