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早就对过去旧的教育制度不满意，他有一个“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在他青年时代接受旧教育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满。
毛泽东曾用干脆不进学校读书而是自己每天到长沙定王台去自学的办法进行反叛。后来，在父亲停止供毛泽东学费的威胁下，毛泽东才又进入学校去读书。但毛泽东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始终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制度。对此，毛泽东是基本满意的。
但是，毛泽东从维护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出发，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里面还存在不少弊端。对这些弊端，毛泽东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并且积极探讨进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里面存在的许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当年的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就针对教科书、办私立中学、助学金、思想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里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乡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
毛泽东认为，对助学金要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历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两段文字，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和学生要“全面发展”的主张。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认为，我们教育制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3月10日写的一段批语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1966年2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教学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学校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集中起来，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一是认为学制太长，课程太多；
二是认为教学不得法；
三是认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下决心要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毛泽东所确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泽东一直酝酿着要按照这个基本方针，来一场“教育革命”。不料，这个“教育革命”还没有来得及搞，“文革”就爆发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的思路，毛泽东决定“停课”。
在发动“文革”前，毛泽东就认为教育界里面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统治，因此“教育革命”势在必行。
但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转而认为，教育界里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全国一大部分政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中的一种，只有解决了全国性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教育界里面的问题。
由此，毛泽东形成了把“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样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一开始想从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毛泽东设想，通过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让一大批工农兵革命青年不经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入高等学校。
毛泽东认为，这些工农兵青年进入学校是打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学校的统治，实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认为，学校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教师。现在，既然教师这个基础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强学生这个基础，来促进对教师这个基础的改造。
《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8日发表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点明了。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还没等高校招生制度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实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学生运动起来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发生了揪斗教师、校长甚至群众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决定严肃处理。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批转北大工作组的一份简报时写道：“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而毛泽东却对刘少奇的批语十分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这是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
毛泽东提出，现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毛泽东决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组，支持学生革命，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中的统治。
毛泽东发现，贯彻这样的方针，受到了阻力。
毛泽东转而认为，由于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青年学生革命，根本谈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须把原来设想的“教育革命”合并于“文化大革命”之中，通过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里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教育革命”。
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四个行动：一个行动，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行动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亲自到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部分大学和中学学生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三个行动是他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第四个行动是他亲自决定：高校和中学停课半年，学生、教师集中时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在这四个行动中，停课是基础。只有停课，才能发动大、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才会有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才能专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决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学（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课。接着，全国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学纷纷停课。停课的学生，一开始在本校闹革命。他们批斗校长、教师、群众，使全国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基本陷入停课状态。
但是，无论北京还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学停了课，有的没有停课；有的停了课，却没有闹“革命”。
毛泽东对这种状况不满意，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青年学生中搞一个大发动，才能真正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治。
为了来一个大发动，毛泽东决定，让全国各地的高校和中学之间搞大串连，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大串连，就是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学校中去串连，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学习，外地的学校之间也可以相互串连。
于是，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
这样，一个纷纷嚷嚷的全国性大串连运动展开了。
大串连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学平静的学习状态，一下子就使全国各地再也没有不停课的高校和中学了，甚至连小学也开始停课了。
离开学校到社会上造反和进行大串连的学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到北京大学搞大串连的造反学生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到17.9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