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05）
试教初步开头难，高人指点抓关键
1982年6月，袁福老校长拿着湖北省教研室的一个通知找我谈话，他说，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新编了一套实验教材，教育部要求各省市选两个城市重点中学和两个农村重点中学参加第一轮改革实验，他希望我能挑起这个担子，代表华中师大一附中，参加全国第一轮语文教材改革试教实验。而且要求我做好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试教六年的准备。
人教社的这一次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教育部发文要求全国各省市教研室专人负责组织两个城市重点中学、两个农村重点中学参加实验。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亲自抓这项改革实验工作，语文教研员张良谟老师负责指导试教工作。湖北省参加实验的四个学校是：华中师大一附中一个班，武昌实验中学、沙市三中、黄冈中学各两个班。
人教社的这一次教材改革实验也是改革步子最大的一次。初中将语文教材分编成《阅读》和《作文·汉语》两本书。学习内容比人教社的统编综合型教材《语文》多了几倍，但是，实验班与普通班的周课时教学时间都是六节，而且严格规定实验班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加授课时间，且每周必需是四节课上《阅读》、两节课上《作文·汉语》。
我执教的实验班的学生，是1982年秋季入学后随机分班的。实验班共有学生50人，男生23人，女生27人。按1982年武汉市招生办公室划定的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语文和数学两科总分为182分）录取的只有33人。这批学生中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有24人，当这批学生及他们的家长被告知将参加人教社第一轮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时，有的家长反应非常强烈，家长说，我们的孩子报考华中师大一附中不是来给你们当实验品的，实验就意味着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对你们学校和老师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学生和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家长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教材改革实验必须进行。
第一轮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从1982年8月27日开始到1985年7月6日结束。整整三年时间，我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中，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每年寒假参加湖北省教研室组织的教材改革实验工作会议，暑假参加人教社召开的全国第一轮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备课工作会议。每一次会议必须交总结和论文。为了搞好这项实验工作，袁校长还请语文组的“高人”——老教师汪厚铎老师专职具体指导。
我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告戒自己，千方百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为此，我从学生报到之日起，坚持每天写班主任工作日记，坚持每一节课后写教学后记；
为此，我在开学时，在学生拿到新课本的第一时间，给他们讲的第一节课是学法指导和我的教学方法。
为此，我结合教学实践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教育教学的理论书籍，坚持按实验的要求，每学期写小结，每学年写总结。
第一节课讲学法，在黑板上写两个大字：“鱼”和“渔”。问学生，你们要哪一个。在学生七嘴八舌的答问声音中，肯定“渔”答对了。只要学会了“渔”，终生都有“鱼”吃。反复强调只要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就一定能学好这套改革的“分编型”语文教材。
第一节课要求学生背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这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当时电化教学没普及，我拿出写在小黑板上的这首诗。）集体诵读三遍后，拿下小黑板，大家一起背诵。
学生背会之后，再讲“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故事。
接着讲我的课堂教学方法是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大家一起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问题在哪里？就在大家的头脑里，大家看书时要想一想，看到的文章有不认识的字吗？有看不懂的地方吗？
不认识的字，要自己查《新华字典》，最好请家长买一本《现代汉语辞典》。不懂的问题，要写在“预习本”上，上课前或上课时问老师。
怎么预习呢？
从今天开始，请大家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要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
课前预习要做到九个字：“翻一翻”、“看一看”、“读一读”。
翻一翻：开学时，拿到新书后，从头到尾翻一遍，学会“浏览”；
看一看：每周日抽时间看一看下周要学习的全部内容，学会“速读”；
读一读：每天晚自习读一读第二天要学习的课文，学会“精读”。
其次，指导学生掌握方法。
“浏览”，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读书的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扫描式和跳读式。开学前翻一翻新课本，了解这一册课本的知识结构及其体系，以便树立整体观念，从一册课本的角度进行学习。
“速读”，顾名思义就是快速阅读。其目的是看一看下周一个单元要学习的内容。学会明确单元学习的要点，把握单元学习的重点，了解单元学习的难点。
“精读”，不仅要求仔细阅读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而且还要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明确规定圈点勾画的符号和运用方法。以便掌握课本上的“单元教学要点和重点”。
开学第一节课，只要学生背诵陶行知先生的“提问诗”，学会“预习提问”就行了。“少则得，多则惑”嘛。至于比较科学的“五步”学习方法：“课前预习——课堂讨论-——课后复习———完成作业——单元小结”，每到那一个阶段，再提出明确要求。
为了激励刚刚升中学的孩子，掌握“预习提问”的学习方法，宣布：预习每一篇课文，必须至少提出三个问题，只要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就可以得一百分！
学生们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都笑着说：“李老师一开始就用一百分，骗我们爱上了学语文！”中小学生哪里得过语文一百分的呀！用高分激励学生提高学习能力，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我的学生语文考试从来没有59分、58分的！不是有一个“模糊学”吗？语文考试，特别是作文考试，能精确到一二分吗？模糊一点，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信心和兴趣。我们的语文老师能不能对学生大方一些呢？
第一次上《作文·汉语》课，讲学法，提要求。单周完成一篇课内作文；双周在课堂上互相评改作文。每周必需完成至少三篇“课外练笔”文。而且要自己去买一个好一点、厚一点的日记本做《课外练笔》本，从第五页开始写第一篇练笔文，前面四页先空着，以后用来写练笔文“前言”和“目录”。严格规定，每周一早自习必须交《课外练笔》，我查阅后，下午放学时发还给学生。查阅目的在于督促学生完成每周写三篇练笔文；发现写得好的就简单批“很好！”，特别好的，就让学生在早自习时读一读自己的文章，口头点评；或给学生发稿纸誊抄一份，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供大家学习。实践证明，学生爱写，才会多写，只有多写，才能会写 动笔写课内作文之前，明确写作单元与阅读单元的知识要点是同步的，预习时要结合《阅读》课本中的名家名篇领会其精髓；自读《作文·汉语》单元写作知识，把握要点，学习编者提供的单元“学生优秀习作”。然后完成课内作文训练。按时收学生的作文本，浏览后抓住单元教学要点和重点，结合学生作文中的问题，指导学生自己修改作文。
第二次作文训练，指导学生互相评改作文前，再讲单元学习要点和重点，要求给对方作文写旁批和评语；看了对方的评改后，再写自己的看法或意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每次互改的对象由教师浏览审阅后确定“对子”。其原则是写作内容相似，或表达方式相同，让学生进一步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两人完成互改、写了读后感之后，再一起交给老师终评。
开学前，我们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说：“为了抓好教材改革实验，学校决定请汪老师跟你一起备课，希望你一定多征求汪老师的意见。汪老师热心教改、知识丰富、肯动脑筋、能出点子；你要做语文教改的有心人，像刘友三老师那样，注意积累资料，多动脑筋。”他说：“这个担子很重，千万不能辜负家长和校长对你的信任！”我表示，一定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多做工作，勤于思考，善于积累，经常总结，争取实验成功。
(专职指导我的恩师汪厚铎老师)
1982年9月2日上午，汪老师听我讲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下午备课时，他就这节课谈了近40分钟的意见，肯定了优点，指出了问题，还就个别问题展开了讨论。汪老师对这节课很满意。以前，我在母校读了六年书，无缘认识汪老师。短短几天接触，我觉得汪老师非常坦率，也如他自我介绍一样，性子很急。他工作认真，学识渊博，记忆力强，独立分析问题能力很强，不随大流，敢于坚持个人见解。总而言之，我将从汪老师那里学到许许多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汪老师第二次听我的课，下课后便评讲了。他肯定优点后指出，这节课的问题是时间抓得不紧，有些地方旁逸斜出了。他希望我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教学上的自由主义，往往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脱口而出。以后在教学上不能搞自由主义，一定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讲课”。再三强调“该讲的一句不少，不该讲的半句嫌多”。这也是回母校以来一年多，刘友三老师传授给我的经验之一。由此可见，我们华师一附中老教师优良的教学传统，是母校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
有一次，为武钢三中来听课的老师们上了一节《想和做》的公开课。汪老师课前与我一起备课，设计教案。针对上次公开课存在的问题，汪老师一再强调要掌握好时间，宁可多几分钟，切不可安排太紧。教学目的单一化，不要面面俱到。在克服一种错误倾向时，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发生。他陪外校老师听完课后，肯定这是一堂启发式的课，基本上达到了张志公先生“讲台上下融为一体”的要求。汪老师在备课、评课时常常引用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位中国语文学泰斗的名言，脱口而出，恰到好处。让我深受教育，只有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大师们的论著，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
1984年12月14日，上午，吴老师让我和汪老师商量一下大型公开课《孔乙己》的事情。他说：“届时来听课的，有200左右华中师大中文系的见习生，还有各县市来的近百位语文老师。”吴老师再三叮嘱，一定要认真研究一下教案。
汪老师在备课时说：“教案没有什么看头了，关键是要在课堂上发挥已经养成的好作风。”由此，他又谈到：“我认为我们的初中语文教改实验基本成功。有两大突破。一是课堂教学搞活了，这有两个经验要总结，首先是培养了学生的好习惯；再就是教学民主作风好。二是作文教学可称是最大的成功经验，老师基本上从作文堆中爬出来了。说成功是因为学生没有因为教师不批改作文而无写作兴趣，另外，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是最有说服力的 。”他认为要认真从这两方面进行书面总结。
12月17日，大型公开课《孔乙己》快要下课之前几分钟，学生（1）即席提问：“文章最后一段‘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话中的‘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老师：“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呀！我们班肯定有同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2）：“‘大约’是修饰‘孔乙己的确死了’这一句，而‘的确’只是修饰‘死了’这个词组，它们修饰的范围不同，所以说不矛盾。”
学生（1）：“既然‘孔乙己的确死了’，为什么还要用‘大约’来修饰呢？”
最后一个学生发言说：“我觉得这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大约’是因为孔乙己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只能根据推测来判断。推测的根据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说明他的死是带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后面用‘的确’。孔乙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很穷，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得那么确切了，只能用‘大约’这个词说明。”
该生的发言刚一结束，在场听课的大学见习生们长时间热烈鼓掌，下课铃声在掌声中响起。公开课圆满完成了任务。
汪老师不仅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者和领路人，而且特别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我初中三年试教的所有总结和论文，都是汪老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难忘老师赐教之恩！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回忆往事，汪老师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牢记心中。看到当今华师一附中如日中天，尤其难忘当年母校的那一代德高望重、专业功底深厚的各科老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