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

 

“与世界接轨”——是一个时髦的口号。不过这里有一个逻辑错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何来接轨?除非,中国人潜意识里把自己排除在世界之外,才有接轨一说。

的确,在很多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世界”就是“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国本身;CCTV的“国际新闻”专指中国以外的新闻。于是乎, “中国”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北大历史教授罗志田说:“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那个‘世界’其实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要加入的那个部分。这样,‘进入世界’其实非常接近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

日本人要“入欧”,中国人要“与世界接轨”,当然,我们要接轨的那个“世界”,不是亚非拉的穷兄弟,而正是欧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

但是,当今部分中国人又极力否认“世界”的存在,他们要么大肆宣扬“西方伪史论”,西方一切的一切(从微积分,五线谱,量子力学,到腓尼基文字等等)都是剽窃中国人的发明。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西方的所有奇技淫巧不过尔尔。

不由得想到了一段故事。

早在18世纪,西方国家就派使臣进入中国。然而,中国直到清末都没有正式的使臣回访,一来,我天朝只有万国来朝,岂有朝拜他国之理。更麻烦的是,外交上不好办。用恭亲王的话说就是“礼节一层,尤难置议”。因为,欧洲国家的使节来大清不肯行跪拜之礼,吾皇一直回避接见。大清的使臣去了欧洲,如果对他们的君主行跪拜之礼,那将有辱大清体面;不跪拜而改行欧洲的鞠躬之礼,又会成为欧洲国家来华使节也不行跪拜之礼的借口。难啊!

1866年春,大清海关关长,英国人赫德要回国结婚。他向总理衙门请了6个月的婚假,并表示,愿意带几个中国人随行,亲眼看看世界的模样。

思前想后,恭亲王总算想出一招:从同文馆选3名学生,让这些不入品的小人物出去走两步,与出访使节无关,没有那么多的外交礼仪,也不损害大清的颜面。而负责看管这三个娃娃的是赫德的中文秘书,曾做过山西襄陵知县,63岁的旗人斌椿以及他的儿子。

这5人,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为了尽可能的避免丢脸,朝廷没有给考察团任何具体任务。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听从赫德的安排,去夷邦走走看看,将各地风土人情“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考察团,不如说是第一个出国旅游团。

当然,对于斌椿本人,总理衙门还是认真考察了他的政治思想,结论是,斌椿自幼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不会被蛮夷所惑,是一个“老成可靠之人”。

是年3月,旅游团从上海启程,经一个多月的航行,抵达法国马赛港。他们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余国。

旅游团游览了马赛、里昂、巴黎、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他们坐了火车、乘了电梯、打了电报、用过冷热水龙头与抽水马桶;他们参观了各类工厂、医院、博物馆,还听了歌剧。

斌椿特别喜欢歌剧院。他们在巴黎看了一场唐璜, “山水楼阁,顷刻变幻”,演员“衣着鲜明,光可夺目”,台上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

斌椿一行对于欧洲城市 “夜夜元宵” 惊叹不已,因为那时的中国城市,还没有普及电灯,也丝毫没有公共卫生、公共设施这种概念,赛金花曾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郑观应1890年代在上海见到的是“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

无疑,当时的欧洲对于这些满清旗人是一种震撼,但是出于对清廷的忠诚,斌椿并没有对西方的奇巧表现过多的兴致。当赫德为斌椿安排了一些外交和政治层面的活动时,斌椿以身体不适等理由拒绝了,并坚决要求回国。同年10月,旅游结束,5人回到上海。

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斌椿有选择性的详细记录了城市风貌,风景园林,但任何有关政府运作和官员的交往,都一笔带过,甚至用诗歌应付了之。

最叫人拍案叫绝的是,斌椿把他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加以中国化。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的原理和作用,却大发感叹说《庄子》里的寓言早就提到过了;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甚至于在歌剧院听女高音,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斌椿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谁知道这描述的是白金汉宫的舞会?

斌椿身处异乡,但仍然自我陶醉感爆棚:“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我不用堂堂仪表,我的文采就足以让蛮夷折服,蛮夷美女为我簪花,皇宫贵族也为我的才华倾倒。

回国途经埃及时,当地爆发瘟疫,海关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斌椿自认是中医圣手,跃跃欲试: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遗憾的是,清王朝并没有嘉赏这位爱国大臣。虽然斌椿把蛮夷的一切做了中国化处理,将欧洲人称作“蛮貉”,但他的游记传入帝师翁同龢手中时,还是引起了这位大人物的愤怒。他痛骂斌椿“盛称彼中繁华奇巧”,将夷酋称作“君王”,将夷官称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实乃“甘为鬼奴者耳。”

二十一世纪,哪怕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斌椿和翁同龢的徒子徒孙还大有人在。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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