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76)哦，自由了
八十年代，看什麼報紙，代表你什麼身份，看《信報》的是金融界，看《明報》的是知識分子，小市民看《東方》和《成報》，看《今夜報》和《田豐馬經》更下一層，所以我看《明報》。
《明報》有兩個專欄我必看，一是哈公「怪論」，一是張文達「三山人語」。現在兩位文壇奇才都已離開人世。
四十年代張文達在上海《新聞報》做採訪部主任，一支生花之筆，享譽報界，大陸「解放」前夜，他改名換姓，離開報社，從此停筆，在海關做一個小職員。他比我早两年到香港，即被親台的《星島日報》聘為主筆，并在多家報紙撰寫專欄，古今軼事，廣引博採，文思涌泉，筆墨縱橫，被香港文壇譽為散文第一人。
1986年10月他的《牛棚夢憶》寫到在奉賢五七幹校的生涯：「直到現在，我還時常做夢，身在牛棚中，在窒息中忽地醒轉，哦，自由了。」
我有感，乃寄一箋于他，三天後他的專欄刊出《死生契闊存真感》：
讀者章先生來信云：「我昨夜又夢見自己在西北餵豬，啊呀，怎麼好幾天忘了餵食，三十多隻豬全餓得一把骨頭趴在地上，怎麼向革命小將交代啊，急得我團團轉，忽然醒來，哦，自由了。來港五年，幾乎每月有一兩次重複那個夢，夜半醒來，轉輾難眠，望着窗外微明的天，不知是欣慰還是傷感。」
這是那個時代的腳步聲，它重重地踩在我的心坎上。
這幾天陸鏗來香港，談及三十幾年前的往事，想起我們的好友陳丙一，并因收到章先生賜信更悽愴莫名。……丙一苟延殘喘之狀令我遠望酸鼻，我永遠不能忘記他的一句話：「我們已經屈膝投降了，還要怎麼樣呢？」死生契闊，鋒鏑叢殘，淚盡矣。寄語章先生，同是天涯淪落人，何妨把酒一晤。
我們相會於銅鑼灣日資「大元百貨」二樓的西餐廳，談吐中方知，他是我祖父至交、上海《新聞報》社長嚴鍔聲【注】的乘龍快婿。
嚴先生海寧人，1942年海寧錢塘江大堤坍塌，我祖父出資四億重修，大堤竣工之期，恰我出生，祖父為我取名「濟塘」紀念此善舉，而負責此工程的就是嚴鍔聲。1943年初，嚴告訴我祖父，有一批大中學教師，不願在日偽統治下教書，家境困難。我祖父出資，委託新聞報館幫助一百位貧寒教師連續四年。1946年再次委託嚴諤聲辦了「青樹助學金」，到1949年「解放」共負擔了四百多名清貧大學生的上學和生活全部費用。祖父并聘嚴先生為自己企業榮豐紗廠的董事，可見他們情誼之深。
張文達說，嚴鍔聲經常談起我祖父，這世界真小，我和張文達雖第一次見面，其實我們的鏈接，已經幾十年了。
「文革時，我岳父服了四百粒安眠藥，執意要死。」張文達說。
我們坐在明淨的餐廳，回首大陸非人的苦難與文革中親人的離去，耳邊傳來山口百惠的流行曲，怡和街電車的叮噹。
「哦，自由了。」
【注】張文達 (1921-2003)﹐原名張孝權﹐長沙人﹐上海《新聞報》著名記者﹐曾任駐京記者﹑採訪部主任﹐「解放」時改名換姓﹐離開報界在海關當個職員，避過各次政治運動。1980年到香港﹐應《星島日報》邀任主筆，並在多份報章撰寫專欄。1987年與倪匡、胡菊人、黄維梁、梁小中五人發起香港作家協會，推倪為會長。2002年回滬居住﹐次年病逝，臨終口占「一生多涕淚，青眼看江山」。
嚴諤聲(1898-1969)﹐浙江海寧人﹐《新聞報》社長。1949年後﹐歷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商聯常委、民建中央委員。文革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藥自盡，以死抗爭。
陸鏗（1919-2008），曾任《中央日報》首席記者﹐1957年入獄，1978年赴香港。1982年因評論蔣經國不宜連任總統﹐被台灣列入不受歡迎人物。1990年協助許家屯出走美國﹐被禁入大陸。2008年6月22日病逝於舊金山。
陳丙一﹐《新聞報》南京特派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