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世今生（8）

一九六0年一月，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宣布十年来已空投大陆四千多万吨救济物资。

三月，在连任第三届总统时，蒋介石又保证在他这个（六年）任期之内一定可以打回大陆。

一九六二年一月，台湾空军成立了第三十五中队（黑猫中队），使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U-2高空侦察机执行侦察任务。一九六二年九月，空军中校陈怀驾驶U-2于南昌上空被解放军空军的萨姆-2防空导弹击中坠毁。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叶常棣少校驾机对武汉疑似核武器设施执行侦察任务，在江西鹰潭附近被导弹击落俘虏。一九六四年七月，李南屏中校驾机侦察在中越边境大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补给路线，在福建澄海县上空被导弹击中，李弹射逃生时失败身亡。一九六五年一月，张立义少校驾驶U-2C经山东半岛至山西包头执行夜间红外线摄影任务以判读附近原子弹工厂的产量，被导弹击中，跳伞后被俘（由于大陆对张立义和叶常棣的生死没有任何报道，台湾以为他们已经殉国，为他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给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抚恤金，甚至为他们在新店碧潭空军公墓设了两个衣冠冢。事实上两人仅受了伤，在被审讯以后下放劳动改造。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他俩获释至香港，不料台湾当局因担心他们是大陆统战工具，拒绝了他们的返台申请，弄得他们进退两难。幸亏他们黑猫中队的战友伸出了援手，四处奔波，向知情的美国友人求助。于是中情局在两人没有任何正常入境手续的情况下，派专人前来香港安排张、叶前往美国，并由他们当年在美学习U-2期间的中情局主管亲自接机，随后美方为张、叶办理了在美国永久定居的手续，又为两人办了二十万美元的补偿安置基金（张立义著有回忆录《我的衣冠冢—一个被俘U-2飞行员的自述》。二0一五年，他曾受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阅兵仪式））。一九六七年九月，黄荣北少校在江苏一带执行侦察任务，被萨姆导弹的改进型红旗导弹击落。

一九七四年五月，中情局的U-2项目结束其使命，该项目历时十三年，总计出勤二百二十次，共有二十七名飞行员参与，一共折损了飞机十五架，九人殉职。

五月，行政院成立“大陆逃港难胞专案小组”（大陆难民从五月起每天数千人亡命出逃香港的惨况震撼海外，六月首批逃港难胞三百余人抵台）。蒋介石作出训示：“三～五千人的突击队空投大陆，可以引发推翻共党暴政的革命”。

十一月，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和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

一九六三年十月，蒋介石发表国庆文告，号称短期内可消灭中共，同时宣布放弃“抗俄”的想法。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金门地区国军发起“毋忘在莒”运动（原意为春秋时期鲍叔牙提醒齐桓公勿忘当年流亡在莒国时的苦难，蒋介石误以为是当年田单以莒为基地反攻复国的故事。蒋介石强调毋忘古人，毋忘责任，毋忘目标）。

一九六五年五月，国军海军东江号巡逻舰误入大陆海域，在东引海面与中共舰艇接战，击伤中共舰艇两艘，自身也严重损伤。

八月，国军海军剑门舰和章江舰在金门以南海面遭共军舰艇十艘围攻沉没（是为八六海战，麦贤得成为此战中的大英雄）。

一九六七年一月，金门东北发生国军F-104对抗共军米格-19战斗机的空战，国军损失一机。

从一九五0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五月，台湾空军先后有十六人驾驶美制PT-17教练机、AT-6教练机、B-25轰炸机、C-46运输机、P-47战斗机和T-33教练机等飞赴大陆投诚。

台北飞行社的教员韦大卫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与台北市警局事务员翟笑梧和陆军总部士官梁枫偷了蒋经国之弟蒋纬国的A-170A型旅游专机飞往大陆，每人获奖八千元人民币，并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彭德怀等的接见。韦曾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空军军官学校少校飞行教官黄纲存在一九五六年八月驾驶AT-16高级教练机投诚，他拒绝了大陆的黄金奖励，接受了八千元人民币的安家费，并被任命为驻四川的解放军空军第十四航空学校某飞行训练团少校副团长，后晋升为中校，一九七八年转业回山东家乡，任中国民航总局山东民航管理局副局长。

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在一九六三年六月驾驶F-86战斗机投诚，被授予少校军衔，获奖金二千五百两黄金。

一九六0年一月，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脱离编队飞往台湾，在宜兰迫降时机毁人亡。

一九六一年九月，大陆民航驾驶员邵希彦和高知学驾驶安-2轻型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在韩国济州岛降落，两人于同年十月抵达台湾，各获黄金五百两。邵希彦不久就读于台大外文系夜间部，毕业后赴美取得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职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一九九九年退休后移民美国。高佑宗被安排在空军工作，在空军总部政二处上校副处长任内退伍。

一九六二年三月，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军机场，获奖金黄金一千两，后加入民国空军，升迁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解放军空军李显斌驾驶伊尔-28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在台湾桃园军机场降落。这是冷战期间西方阵营获得的第一架完整的伊尔-28。李显斌获得二百八十万元的奖金，并加入中华民国空军，后以上校军衔退役。他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借道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乡探母，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以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由于罹患胃癌，他获准提早于二00二年五月获释，同年十二月在上海病逝。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解放军海军吴文献等三人在杀死其余七名艇员后驾驶登陆艇驶抵马祖，次日在乘专机前往台湾的途中被解放军空军狙击，专机上十七人全部坠海丧生。

两岸秘使曹聚仁（一九00—一九七二年）

曹聚仁在一九四一年时因避战乱迁居赣州，受蒋经国邀请主持笔政，创办了《正气报》，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两人合作数年之久。曹因此对蒋经国十分了解，蒋经国也曾感叹称：“知我者，曹公也！”

一九五0年，曹移居香港，先后担任《星岛日报》主笔和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

一九五五年，曹写了三封密函给蒋经国，邀请他派人到香港了解中共对台湾的和平政策。台湾当局未作回应。

一九五六年六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目前国际形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提到“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步骤和条件”，曹因而先后拜访了周恩来三次。从此以后，曹成了国共两党的“两岸秘使”。他在大陆考察后向蒋经国递交报告，并通过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解答蒋氏父子的疑问。

毛泽东在与曹的谈话中，对于两岸谈判的条件极为宽大。毛称，只要蒋氏父子能够抵制美国，就可以同他们合作。毛允许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也可以让蒋管，并且可以管很多年。当时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已经满了两届，按照规定，他没有资格继续连任，而总统待选人物有两个，胡适和陈诚。毛说，我看还是蒋介石好，“我们都是拥蒋派”。毛还提出，如果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断绝，“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

其后，毛把提出过的对台政策加以细化，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一纲四目”的和平统一祖国总体构想。“一纲”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的意见处理；“四目”为：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事安排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2）所有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由中央政府拨付；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等待条件成熟，也尊重蒋介石意见，并与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周恩来还曾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到广东中山县唐家湾万山要塞，由张治中和罗青长陪同，会见了台湾方面派来的“可以沟通蒋氏父子与陈诚”的特使“澳门商人”。会见中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基础的共识。周还托客人给病中的陈诚送去了一些药品。）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乘船到香港附近水域接曹。曹被王济慈从午睡中叫醒，两人乘小车到码头，然后登上快艇，再由快艇送到轮船。曹登上轮船后，蒋经国告诉他，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希望他把有关情况当面向蒋介石汇报。

轮船在台湾一个偏僻的小港停泊，曹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蒋介石在日月潭的官邸涵碧楼。七月二十日，蒋介石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开始了只有他们三个人的密谈。曹出示了中共中央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还附有毛写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其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一句。

一九六五年七月中共成功统战李宗仁以后，周恩来召见曹聚仁和章士钊等，再次请他们转告蒋氏父子：不要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由蒋管，但不要来大陆搞颠覆活动，“他不派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蒋氏父子将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跟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又提出了他们的一些条件。曹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沟通。据说经过多次努力，双方基本达成了六项协议：1）蒋介石回到大陆，可定居在除浙江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点；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权外，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的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果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的援助数额拨给；4）台湾海空军由北京接管，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区，该市市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的驻军师长兼任，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不过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对担任两岸密使时间最长、往来信函最多的曹，只记载了四条，且称之为“曹谍”、“曹奸”和“曹匪”。蒋介石一向坚决反共，他也许只是想通过曹来了解大陆的动态，获取情报。

曹后来经商，在香港开公司。他一直希望有人延续他在两岸间牵线搭桥的事业。

台湾土改

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初，占台湾农村人口百分之十二的地主拥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六，百分之八十八的农民只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二，近百分之四十的佃农和雇农无地。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在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高达百分之七十。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蒋介石成立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陈诚负责。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间，陈诚在台湾开展了土改运动，他决定“不抢富济贫”，“不实行激烈的农民革命”而“实行温和的改良”。

在四六事件与戒严前后，陈诚启动了首波土改：“三七五减租”，即农民每收一千斤粮食，地租不超过三百七十五斤。

国民党在大陆也曾试着搞过“二五”减租（收粮一千斤，缴租最多二百五十斤）的土改，结果没减成，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通常跟各地的地主土豪有着千丝万缕、根深蒂固的联系，对触及他们利益的事拼命抵制，这个问题在台湾就不存在了。

三七五减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三七五减租之后的第一年，粮食产量猛增百分之五十。一时之间，“三七五新娘”、“三七五宝宝”成为社会的流行语。陈诚搞三七五减租，靠个行政命令就开干，事成之后的一九五一年才让立法院补了个“三七五减租法”。三七五减租自然严重损害了地主的利益，但是刚见识了国民党处理二二八时的心狠手辣，被国民党的野蛮震慑住的地主们基本上对三七五减租没有抵抗。陈诚曾说：“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台湾的土改未见暴力，可实际上是有个暴力作后盾的。

减租让农民收入大增，有了新娘，有了宝宝，但是，大部分的佃农自己无地总不是事。于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了土改的第二波：“公地放领”。所谓“公地”，是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从日本总督府接管的田地（除了总督府从大地主那里强换来的农田，从一九一0年至一九四四年，日本殖民当局还进行了“林野调查”，被查的七十八万多甲的森林及田野，百分之九十七被列为“官有地”）以及从迁出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手里收回的田地。这些地大多是好地，优先由承租公地的佃农承领，放领面积每户不得超过水田二甲或旱田四甲。公地承领人缴清地价后，就能取得土地所有权。放领的地价是耕地产物（稻谷、甘薯）全年收获总量的两倍半，分十年均等摊还。台湾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分九期实施了公地放领，共计放领土地约十三万九千公顷，占全部公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六；承领农户二十八万六千多户，平均每户承领约零点四九公顷。政府收得放领公地的地价后，全数由台湾土地银行管理，用作扶植自耕农的基金。

“公地放领”之后，又有了一九五三年的第三波土改，就是“耕者有其田”。根据这一政策，政府规定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余由政府用征收补偿的方法分配给农民，以缩小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这个政策需要从地主手里买地，这个买，是强买。国民党用卖给农民“公地”的价格从地主手里买进，再原价卖给农民。付给地主的钱，百分之七十为政府发行的实物债券，分十年均等偿付，并加付年息百分之四；百分之三十为官营企业的股票（一次给付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和台湾农林四大官营企业的股票）；实物债券分稻谷与甘薯二类，稻谷债券以稻谷偿付，甘薯债券依据当年甘薯的时价以现金偿付。一番折腾下来，佃农绝大部分成了自耕农，一些地主则成了资本家。

台湾的土改使土地牢牢地掌握在农民的手里。到二0二一年时，台湾大约有农业人口五十四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每户农户平均有一点一公顷的耕地。

台湾的土改没有见血，没有动用暴力，地主们得到了债券与股票的补偿，就是土改背后相威胁的暴力，也来自于国家权力，与得地的农民无关。

内政

蒋介石时代的内阁之中，只有两名台籍人士(连震东和蔡培火)。蒋介石所任命的台湾省主席清一色是外省人，甚至连警察派出所的主管也以大陆来台人士为主。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全台北市的六十四个警察派出所里，只有三名台籍主管。各中学的校长也以外省人为主。

蒋氏父子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专制机器，他们已无任何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台湾的兴衰安危，已不重在政治清洗和军事攻防，而在于让台湾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蒋介石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建成了当时仅次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世界第二大桥西螺大桥。一九五八年六月，经济部公布“台湾省横贯公路沿线矿产开发方案”。十月，远东最长的预力混凝土桥台北中兴大桥通车。一九五九年一月，台铁东（势）丰（原）线通车。一九六0年五月，中部横贯公路通车。一九六一年一月，行政院计划投资十一亿元分期完成铁路动力电气化。同月，经济部决定利用美援相对基金（即按照台美双边协定，美援供应的物资、器材、劳务及技术等由台方把上述各项按双方商订的汇率折合成新台币拨存于台湾银行的基金）项下的经费进行横贯公路和中央山脉的地质调查与勘探。一九六二年五月，花莲机场拓建完成。一九六四年五月，台湾第一条快速公路（台）北基（隆）公路通车并被命名为麦克阿瑟公路。一九六三年六月，石门水库大坝竣工（八月开始放水，受益区域达一万五千公顷；一九六四年四月，水库发电厂开始发电）。一九六六年五月，北部横贯公路竣工通车。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国父纪念馆开工。一九七一年八月，南北高速公路动工。一九七三年十月，曾文水库竣工（灌溉农田七万余公顷，装机容量五万千瓦）。十二月，北回铁路工程动工。

一九五二年

台湾省教育厅为了弘扬“新生活精神”，规定中学生要注意外表，于是“禁发”，男生头发不可长过三分，女生头发不可过耳。这个规定直到二00五年七月陈水扁执政时才彻底取消。

一九五三年

台湾当局从当年起，连续制定了五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一九五四年

三月，台湾举行了第二届总统选举。第一届国民大会经过二轮投票，选举蒋介石连任总统，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十一月，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辅会）成立。

一九五七年

十二月，蒋介石秘密批准建立了核武器研究实验室。

一九五八年

十二月，蒋介石向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郑重声明：“决不修改宪法”，赢得了许多人的赞扬，认为他可能不再连任了。

一九五九年

八月，台湾中南部发生八七水灾，造成六百六十七死、九百四十二伤、四百零八失踪和三十七亿元的财产损失。同月，屏东恒春又发生六级地震，死伤五十七人，倒屋逾千幢。

一九六0年

二月，《自由中国》杂志发表社论“敬向蒋总统作最后之忠告”，要求蒋介石不再连任。然而就在同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连任次数无限制。

三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陈诚连任副总统。

一九六二年

三月，行政院成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

七月，政府公布“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以严刑峻法整饬政风。

九月，超强台风葛乐礼（Gloria）侵袭台湾东北部，雨量过大又正值涨潮期，加上石门水库泄洪，造成整个台北盆地大面积在水里浸泡了三天三夜，灾害惨重，损失达十六亿元。

十一月，国民党举行九大，修正并通过了党章、政纲和现阶段工作纲领，决定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并选举蒋介石连任第四任总裁。同月，政府设立二亿九千元贷款基金，贷款给佃农以购买承租的耕地，从而彻底消灭了租佃制度。同月，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上指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为增加出口，建立完整的工业系统以使台湾成为真正的工业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