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世今生（12）

炮战开打后两个月，美国情报部门在十月二十八日研判大陆并无夺取外岛的意向。大陆若想占领金门，不会采用全岛滥炸的战术，而应有海空军和两栖部队的协同作战。解放军不登陆，飞机不轰炸，打法毫无战术或战略上的章法可言，只是一种炫耀性的火力展示。炮击的动机是试探美国的反应、分化台湾与美国、贬损台湾和美国的声誉、突显大陆的军事实力以及打击台湾的民心士气。

十一月三日，为了影响美国的国会选举，帮助在野的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A.Stevenson）获胜，毛决定对金门发动第六次大规模炮击。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因一月三日金门国军炮击大嶝岛，造成一所托儿所中弹，儿童三十一死十七伤，经毛批准，彭德怀决定第七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两万六千余发。

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日至十四日，一连五天无任何战事。一月十五日，解放军作零星的扰乱射击。自此以后，每逢单日，仅有小规模的炮击，或将传单放入炮弹中射出，炮弹尾部的装置于空中自动脱落，使里面的传单飘落于金门岛上，以瓦解国军的士气。国军也在单日对大陆沿岸发射宣传弹，进行心理战反击。

一九六0年六月十七—十九日，为了“欢迎”和“相送”到台访问的顺利连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解放军发动了六一七炮战，共发射了十七万余发炮弹，造成七名国军官兵死亡。在艾森豪威尔离台后的十九日下午七时许，国军对大陆实施了全面报复性的炮击。

（北京为艾森豪威尔访台，组织了全国全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连小学生都上街游行了。）

“单打双不打”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为止。最后一次炮击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国防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经宣布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金门炮战历时逾二十年，就此正式划上了句号。

大陆方面记录在一百余次的大小炮战中共击毁国军水陆两栖运输车十四辆，摧毁工事三百二十七处、汽车九辆、雷达和电台七部、各种火炮三十余门，毙伤国军中将以下官兵千余人。己方被击毁火炮三十二门、汽车八辆，伤亡官兵四百六十余人、民兵和群众二百十八人。

台湾方面纪录在炮战中击毁解放军火炮二百二十一门、炮位八十六处、炮兵掩体二十一座、油弹储存所十七座、各型车辆九十六辆、兵营四座。己方损失火炮十四门、油弹库一处、码头库栈两处，伤亡二千六百六十一人。

在金门炮战期间，台湾空军F-86与解放军空军MG-17交手十次，其中规模较大者有八二五漳州、九八澄海、九一八金门、九二四温州湾和双十节马祖空战。解放军称击落国军F-86十八架、击伤十九架、俘虏飞行员三名，己方被击落、击伤飞机十一架；而国军称它与解放军战机的战损比为2:32。大名鼎鼎的响尾蛇（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第一次在实战中亮相。

在双方的十八次海战中，解放军称击沉国军舰艇七艘、击伤十七艘，自己损失鱼雷艇两艘、伤一艘；国军则称与解放军的舰艇的战损比为1:27。

此后，中共官史对八二三炮战一笔带过，基本上没有纪念活动。

金门的制刀厂在战后搜集岛内的弹壳锻造出在台海两岸遐迩驰名的锋利耐用的金门菜刀，又称炮弹钢刀。据说一枚宣传炮弹可打制五十至六十把钢刀。金门在开放观光后，钢刀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赴金门大陆游客购买的纪念商品之一。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金门解除了蒋介石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宣布的戒严令，比台湾本岛晚了近五年。

二00一年一月，金门与厦门正式开放小三通。金门最有名的模范街上，一度并排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与五星红旗。

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年）与《自由中国》

雷震籍贯浙江，他是蒋介石的老乡，也属蒋介石的亲信。他是日本留学生，参加过中华革命党。雷的官位比吴国祯低，吴是中常委，雷只是中央监察委员。雷是谋士类的官员，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和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等职，负责跟“党外人士”联络。党国没有统战部，雷的角色就是做统战部的事。由于这个身份，雷对党国的问题了解得比一般党国官员深入。

雷对报禁的冲撞全得益于半月刊杂志《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本是蒋介石的几个自由派亲信如胡适、杭立武、傅斯年和王世杰等在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最背的时候筹划的自由主义反共刊物，他们希望帮助党国奋发图强，再展宏图。因为主旨是反共，又有中国第一大学问家胡适（胡有三十六个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拥有博士学位最多的人之一。他正式的博士学位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其余为名誉博士）牵头挂名，而且由雷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和主持编辑委员会会议等一应事务，所以蒋介石应允以资金人力鼎力相助。因为大陆形势急转直下，《自由中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才在台湾创刊。蒋介石对杂志只要求反共，雷则有不同见解。雷认为，训政就是专制独裁，而再专制独裁也比不过中共，唯一的希望是自由民主。办《自由中国》，雷争的是“自由”，蒋要的是“中国”。一九五0年，雷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初期的《自由中国》主要发些反共的东西，而自由主义尽是些大道理，读者少得可怜，一期印三四千本还卖不完。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雷在《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上发表了由著名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夏道平执笔的尖锐的时政评论文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评一个明显有猫腻的反洗钱操作，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因为被批评的对象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杂志立马就被强烈关注与警告，雷差点儿被抓。只是经此一打压，杂志有了名气，销路见好，尽管的杂志从教育部来的官方补贴从此消失。一九五四年五月，雷在《自由中国》刊登来稿“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批评党国如救国团等干扰学校教育，蒋介石下令开除雷的党籍，国民党秘书长唐纵表示雷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蒋介石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但是杂志是私人注册的，蒋介石碍于“自由民主”的招牌，没有把杂志给封了。从此，《自由中国》的时政评论成为常态。

一九五六年十月，蒋介石将过七十大寿，他婉谢祝寿，认为寿人不如寿国，行政院新闻局于十月十七日发出公告，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希望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六事为：1）建立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各种应兴应革的要政急务；2）增进台湾四大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3）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等不良风习；4）团结海内外“反共救国”意志，增强“反攻复国”战力，不尚空谈，务求实效的具体办法；5）贯彻“反共抗俄”的具体实施计划与行动准则；6）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个专刊，为蒋介石祝寿并建言。这是祝寿专刊中社论里的一段：

“（说到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体之下，不仅军队的长官可以随时更动，即连国家的执政者也可随时更动。军队只知效忠于国家，受人民所选择的政府之节制，不受个人的影响，亦不受党派的影响，这在先进国家，早已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我们似乎尚相当遥远。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尚未开始向军队灌输这样的一种观念。现在，蒋公可以代表国家，但国家毕竟不是常能找出一个个人来代表。我们决不能因今天尚无严重问题而不想到将来。”

政治活动家、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发表在专刊中的文章“政治改革，团结人心”里有一段：

“据我看来，依据民主原则，讲求改革政治的具体方案，当以培养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对党为第一要务。没有这样一个反对党，便很难促进实际政治的不断改革。因为任何政府党，如果缺少反对党在野监管，便必然酿成专权专利的流弊，并养成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气。要减少专权流弊，革除官僚习气，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实行多党政治，让一党在朝执政，他党在野监督。”

这期专刊引起了轰动，加印了十一次，总发行量达到了三万五千份。

其中还有一篇文章是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刘博崑写的“清议与干戈”，他借清末慈禧的教训警示党国，据说让蒋介石非常不爽。虽然如此，雷的《自由中国》还是没有被禁。

《自由中国》的时评继续。一九五七年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自由中国》连发了十五篇社论，把党国的方方面面拿出来一条一条地解剖，其中一篇由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挑战国民党合法性基础的“护身符”即“反攻大陆”。蒋介石一度曾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常挂在嘴边，这个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但殷偏偏摸了，他公然断言“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雷也反复称“反攻无望”。而胡适曾反驳殷的评论说：“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不但是台湾一千万人的希望的象征，而且是海外几千万侨胞的希望的象征，还可以说是大陆上几万万同胞的希望的象征，这样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一个招牌，我们不可以去碰的”）。

一九五八年，雷参与本省人士李万居（青年党另一领袖）、吴三连和高玉树等七十八人发起组织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

一九五九年三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主张台湾必须出现一个反对党，以适度给予执政党压力和制衡。

从一九六0年二月起，《自由中国》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雷并与台、港的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氏父子当时对雷已经恨之入骨，但是半月刊依然按期出版。

《自由中国》还发表了七篇论反对党的文章，宣称“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

雷开始探讨民主更实质的运作—组建政党。因为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一直在进行，各地多有非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当选，雷就与他们联系，商讨组党的细节问题。雷得到了胡适的支持和陈诚的默许，他拟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定于一九六０年九月底成立。党国的最大禁忌遭到了直接的挑战。

一九六0年九月，蒋介石在情治单位的捕人报告上签了字。毕生反对共产党的理念与价值的雷终于被与共产党挂上了钩。台湾警总藉《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殷海光写的鼓吹筹组新党、攻击党国独裁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涉嫌叛乱、对匪谍“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等将雷等人逮捕，该杂志被勒令停刊。在十月八日宣判以前，蒋介石明确指示雷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雷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

《自由中国》发刊十年多，发行量从三千份卖不完到后来常规印刷一万两千份，从泛泛的自由主义议论到贴近生活的时评，它为台湾民主的铺路作用巨大，激励了无数青年，锻炼了一干人才。

雷在一九七0年九月刑满出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他决定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和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要求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他认为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是唯一的出路。雷于次年一月把《救亡图存献议》 呈送至总统府和行政院，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片忠告，徒托空言。

中正纪念堂在一九七六年动土时，雷批评蒋经国“天天喊‘节约’，到他自己头上，只讲铺张扬厉，不惜物力艰难，所以背后人人骂他是‘行不顾言’，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和他老子是一样的胚子”。

雷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因患癌症逝世于台北，终年八十二岁。

雷去世前知道来日无多，给自己在台北南港买了一块山坡地，亲自设计监工。他准备了五个大理石骨灰坛，安置自己、已亡故的儿子德成和两位《自由中国》的编委殷海光与罗鸿诏，另外一个骨灰坛留给了患难与共大半个世纪的妻子宋英。雷刻好的墓碑上只有两个头衔：“《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和“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在殷海光的骨灰移葬之前，殷的夫人夏君璐特意从美国致函雷震，嘱咐其墓碑一定要镌刻上“自由思想者”这几个字，雷因而受到启发，将这块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

由雷的女儿雷美琳代序的《雷震家书》中有一张雷出狱后的照片，该照片的说明如下：

“民国五十九年雷震出狱，蓄起了小胡子。他逝世时，好友胡虚一到殡仪馆瞻仰遗体，看到他嘴上的小胡子被剃掉，因此显得微微露齿。胡虚一取笑他道：‘人家是死不瞑目，雷公却是死不瞑嘴，大概还在阴间办着他的《自由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吧。’”

雷在入狱期间所写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遭新店军事监狱强行没收。一九八八年，其遗孀宋英向监察院提出要求重新调查雷震案，在监察院准备调查之际，监狱将回忆录悉数焚毁。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雷震逝世十週年之际，由傅正主编的《雷震全集》由桂冠图书公司出版。

二00二年九月四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为雷案平反，并出版了《雷震案史料汇编》两册。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和领袖之一，胡适一辈子无党无派，但他也是体制里的，他为蒋介石当过驻美大使。蒋在一九四九年去台湾之后，胡虽不时回到台湾，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他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只在最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几年，他才常住台湾并猝死在任上。

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时，胡适为连署人之一。

胡适死后，蒋介石为他送了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对台湾民主进程的贡献基本上就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0年发行的《自由中国》当挂名的发行人。胡也常为杂志写稿，不过以无关痛痒的理论为主。

雷震被判刑坐牢，在狱中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手书了自己最喜爱的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送给雷：“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得到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明知所有带进监狱的文字都会被检查，胡还是把这首他曾评为“象征权威与自由的斗争”的诗送给了雷。

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唐德刚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对雷震与雷案始终内疚弥深。

胡在日记里记述了在雷被抓后，他首次见到蒋的情形。他在日记里说：

“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XX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XX对你说过没有？’

我说：‘XX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一九四九年四月）总统要我去美国，船还没进港，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红军渡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地说过的那句话。”

胡在雷被抓之前曾说过雷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奋斗，社会该给他立一座铜像，但雷被判入狱，胡没有辞官抗争。在他死前，雷在狱中已经一年多了，他也从未去探过监。

李敖则高度评价胡适：“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殷海光（一九一九—一九六九年）

殷海光自称是“五四的儿子”。他在西南联大哲学研究所当研究生时是金岳霖的高足。殷是国民党员，在大陆时做过《中央日报》的主笔，不过到了台湾以后就从官场淡出，在台大教哲学。殷翻译了哈耶克（F.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并成为《自由中国》最重要的编辑和写手。

从一九五七年八月到一九五八年二月，《自由中国》发表系列评论“今日的问题”十五篇。“代绪论”是殷海光写的“是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之人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台湾在一个大的藉口之下，有计划地置于一个单一的意志和单一的势力严格支配之下。这一计划，逐年推进。到今天，台湾社会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

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是表面整齐壮观而内面生机窒息而萎缩的社会。别的且不说，这七、八年来，台湾的思想言论方面居然已弄成以官方为‘真理的标准’之局面。官方对于民间思想言论之衡量，是以自己颁定的范畴和尺寸为甄别的标准。凡属合于这个标准的思想言论，便被看作是‘正确的’；否则是‘歪曲的’，或是‘有问题的’，这类思想言论就会受到封锁、打击。也许有人说，官方并没有箝制言论自由。这话不是出于昧于事实，就是一派官腔。……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策’，……如果民间言论对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末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共匪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些说辞，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籍政治便利，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

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一个国家以内只可以有一个政党的说法，是现代独裁极权政治的说法。在现代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以内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几个政党，但是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政府。所以，除非我们承认独裁极权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

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他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史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此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现在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一条：是什么，就说什么。”

殷要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实际上是要一个自由民主的机制。殷用自由主义启蒙，重点在开启人的思想，冲破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