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世今生（7）

四.二 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年）在台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民国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

同月十日，蒋氏父子自成都凤凰山机场登上美龄号专机升空，经海南岛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带领全家儿孙（宋美龄在美国）到台湾中部南投县的日月潭涵碧楼共度圣诞。在这一天，蒋介石写了如下两段日记: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之团结。”

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把防谍反谍作为当务之急，以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比如，由山东八所中学组成的联合中学的校长教师历经千辛万苦，把五千余学生带到了台湾，就因为为学生的学业奔走疾呼，反对强迫学生当兵，他们中为首的七个人被当局当作匪谍枪决。

同时，中共的间谍特工确实构成了对党国的巨大威胁。

共谍大案

1）吴石（一八九四—一九五0年）案

吴石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前后受业四年，随即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自日本回国后，吴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他官至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还曾任国民党军史料局局长。

一九四七年，吴与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见面，正式加入中共。吴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随国民政府赴台。他的特工代号为“密使一号”。

中共华东局女间谍朱枫（又名朱谌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奉命前往台湾与吴联系。朱利用其商人身份周旋于国民政府财、军、警各界的上层人物之间，抵台以后，她很快就找到了吴，吴向朱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和海军基地舰队部署情况等等，朱立即将那些重要军情资料经由香港带到大陆，并向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作了汇报。随后吴为朱提供了特别通行证，让朱在一九五0年二月四日乘坐民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的浙江定海，朱装病躲在一个医院里，计划从那里乘船前往镇海。

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和纸币上发现了吴、朱的线索，又在吴的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的给朱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从而发现了朱的去向。

二月十八日，朱在定海被捕，吞金自杀未遂。

军事法庭在一九五0年五月宣判吴、朱等六名涉案人员死刑，另外四人是吴的副官聂曦、联勤总部中将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王正均和林志森。六人于六月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吴鹤予少将被监禁十年。

一九五一年七月，朱被中共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

一九五二年，陈宝仓也被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一九五三年举行公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悼念陈宝仓同志”。

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吴石直至一九七三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才被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

2）洪国式（一九一八—一九六一年）案

洪国式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派遣赴台，通过过去的关系组成了洪国式小组从事谍报工作，下辖交通、情报和敌工三个小组，由商人刘光典为交通员，行政公署人员刘全礼和保密局中校科员郭秉衡负责情报，胡玉麟及钱汾负责敌工，并借刘光典的亲戚刘天民的北方企业行作为掩护及供给经费。

由于职务关系，刘全礼获得了许多情报，如台湾团级部队以上及装甲兵的驻地、基隆和高雄港区要塞的炮台、全台驻军实力以及陈诚与孙立人的关系等，郭秉衡则提供了从日军接收的报告中的台湾与澎湖的交通网络等资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保密局香港组接到有关洪国式共谍活动的情资。一九五0年二月，趁洪国式前往台北车站与人接洽之时，保密局安排伪装人员与警察假查验身份为由，将一干人带回警局，要他们提供保人，警方以此循线逮捕了刘全礼、郭秉衡和刘天民等七十人。

经过夜以继日的审讯，洪国式叛变，保安司令部依洪国式的供词破获了整个小组。

洪国式叛变后，保密局以新生训导处上校教官任用，他在绿岛为政治犯教授中国历史与苏俄侵华史等课程，形同软禁，后返回台湾岛任教于土城生产教育实验所（实为监狱），任警备总部咨议。一九六一年十月，洪国式的遭支解的尸体被发现于淡水河畔，警总对外以自杀定调。

3）于非/苏艺林（一九一六—一九五一年）案

李克农先后还派遣朱芳春(化名于非)、萧明华、周一粟和于凯等多名特工赴台，组织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站。国防部第三厅中校作战参谋苏艺林参予其中并负责蒐集海陆空军情报，策反将领起义，成立武装和接应解放军登陆等。

于非与萧明华假扮夫妻，他们抵台后，于非担任了《国语日报》社编辑，一九四九年三月起又在台湾省政府社会处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附设实用心理学补习班讲课，借此物色学员招募特工。于凯在台大就读，负责学运，周一粟则在花莲发展武装组织。

其间苏艺林提供了“台湾省作战计画书”和“海南岛作战计画书”等二十多种军事情报的胶卷交给于非。不久于非的活动被保密局锁定并秘密监视。一九五0年二月，保密局到于非住处搜捕，于非正好在外，萧明华被捕。于非在一九五0年三月由苏艺林协助逃离台湾。

一九五0年五月，台湾工作站成员相继落网，苏艺林于五月二十四日被捕。本案前后共有一百十六人遭捕，其中三十五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苏艺林与周一粟、田子彬等十八人在一九五一年六月被枪决于台北水源路刑场，萧明华和于凯也先后被处死；七十五人被判处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被捕者中不乏从未参加情报活动的，但也被判刑或遭枪决。如纪录片导演和编剧洪维健的父母洪世鼎和朱瑜因参加于非授课的心理学班和他组织的读书会被牵连，然而两人对于于非的特工身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读书会的共党组织性质，却被当局认为“参加叛乱组织”，分别判了十三年与十年的有期徒刑。朱瑜被逮捕时已怀孕五个月，保外就医产下洪维健，由朱瑜短暂哺乳后托朱瑜的母亲抚养。洪于四岁半时被送进土城生教所与其母同住至小学三年级，被称为“台湾最小的政治犯”。

（二0一三年十月，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了无名英雄广场，以纪念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共中央为准备进攻台湾而派出的一千五百多特工中的一千一百余人。那些人因蔡孝乾的叛变而几乎全军覆没。无名英雄广场的花岗岩墙上用阴文镌刻着吴石、洪国式和苏艺林等八百四十六位被处决的“隐蔽战线烈士”的姓名。在无名英雄纪念碑的正前方竖立着陈宝仓、朱枫、吴石和聂曦四人的雕像。）

蒋介石在朝鲜战争前

从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0年初，蒋介石不仅不敢作收复大陆的奢望，连台湾这块最后土地能否守住也毫无把握。蒋介石曾向手下的将领们表态：“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不会走的。”蒋经国所写的《我的父亲》一书中，也提到他父亲当时已决心“杀身成仁”。

一九五0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蒋介石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野后的复职一事。蒋介石在会上说，过去一年来，他的健康表面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不过中常会委员和中监会委员等仍一致要求蒋介石复职，于是蒋介石于三月在台北复行视事。

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对两千余党的中高级干部发表演说，其要点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的胜利。

四月，为了防止官兵逃亡，台湾行政院颁发紧急命令，规定一律禁止民众出国探亲和旅游观光，政府官员如因公出国，须由行政院审核批准。

五月，为了激励士气，蒋介石提出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同月，蒋军花了三天三夜，从舟山群岛撤出了十二万五千军民，解放军因此轻易占领了定海、朱家尖、岱山、普陀山和长涂山等岛屿。

六月，蒋介石成立了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

朝鲜战争爆发与蒋介石的整党和其他措施

一九五0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发表声明，关于台湾部分，他说：“鉴于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执行合法而必要的活动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话动。”

蒋介石重新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庇护，不过他极其不满杜鲁门将台湾和大陆合法分治的设想。

有人曾建议蒋介石派兵到朝鲜参战，但华盛顿（Washington）以“会严重地损及台湾的防御”的理由拒绝。

七月，蒋介石欢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台。麦克阿瑟声明坚决支持蒋介石，他“佩服蒋介石，不愿意坐视共产党在亚洲侵吞更多的地盘”。

同月，国民党中央委員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设立了由陈诚、蒋经国、谷正纲、沈昌焕和连震东等十六名委员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介石反思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组织涣散、“精神堕落”和“气节丧失”是根本的原因之一。从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改造委员会召开了四百多次会议，研究如何重建国民党、重振党纪以及落实党的政策。国民党接着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他们“以俄为师”，重新树立了“联俄容共”时代的列宁主义原则，在政府、国军以及社会中建立党小组，规定每个党员都必须归属一个党小组（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国民党党员总数达到二十八万多）；重新确认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重申了上下等级制度、党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等原则。改造还着重于破除派系势力，推进国民党内的世代交替，排挤了CC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派系。在国民党改造工作结束时，两百多名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候补中执委、中监委大都在一夜之间成了普通党员。除了陈诚和胡宗南等少数亲信以外，过去的军政大员如阎锡山、顾祝同、翁文灏、朱家骅和薛岳等几乎完全失去了权力，薛岳甚至被搜了家。

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和孙科分别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0年和一九五二年移居美国（陈果夫在一九五一年去世）。

蒋介石同意蒋经国的意见，拒绝了杜月笙及上海帮派人物进入台湾。

中央改造委员会大力开展整饬党纪党德、淘汰腐败分子的整肃工作，犯有叛国通敌、跨党变节、毁纪反党、贪污渎职、生活腐化、信仰动摇、放弃职守、工作废弛与不正当经营、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等行为之一者，均为整肃对象。

(十月，二十多万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联合国军被迫后撤。)

十一月，有鉴于抗战、内战时期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权责混乱不清，蒋介石把军统和中统合并改组，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交由蒋经国负责。

在“戒严令”的基础上，蒋介石政府陆续制定了“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戒严时期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以及关于出入境、交通和电信等三十多种法令法规条例。当局规定各机关、部队和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检举，对社会和经济实行了全方位的严密控制。

蒋介石向中共学习了全民动员的经验。他过去主要依靠军队，党跟民众没什么联系，到台湾以后，他建立了以蒋经国为主任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把高中以上的青年组织起来，同时成立了以宋美龄为会长的中国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把妇女也组织了起来。

为了回报蒋介石无条件让日本平民三十二多万人及十六万军人军属归国，日本陆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作为召集人在台湾成立了有百来人、以富田直亮为团长的白团，替蒋介石在台湾训练军队与强化防御工事。日军在冲绳和南太平洋战争的岛屿防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台湾的各种地下工事及碉堡建设都得益于白团的指导。

在一九五0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叹道：“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中日和约

一九五一年九月，旧金山对日和会通过“对日多边和约”，其中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

一九五二年四月，“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在台北签字。中华民国放弃对日索取赔偿，日本则放弃对于台湾、澎湖以及南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与要求。

国共博弈

一九五0年二月，中华民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十四架轰炸了上海，投下五百磅炸弹六、七十枚，炸毁房屋两千余间，炸死炸伤市民一千四百多人。

四月，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以三个军的兵力，横渡琼州海峡，仅用六天时间就解放了海南岛。

同月，蒋介石政府首次向大陆民众空投食米、传单和慰问信。

蒋介石成立了具体负责向大陆骚扰渗透的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反共游击队突袭了南日岛，在一九五三年七月进攻了东山岛。专门深入大陆内地的游击队在塞班接受训练一年两个月，学习了射击、跳伞、爆破、潜伏和发报等技能以后，被分配了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一个月的干粮和若干人民币，四人一组空投大陆，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朝鲜战争停战后，这样的空投才结束。美国中央情报局于一九五五年在马祖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从一九五七年起，国军飞机深入大陆纵深，远至云南、贵州、四川和青海等省，空投特务，散发传单，它们还轰炸了福建沿海。一九五八年二月，国军海军宣称在闽江口击沉击伤中共鱼雷快艇各三艘。一九六一年四月，国军在台北县三峡山区设立国光计划室，负责策划反共大陆（一九六六年六月更名为作战计划室）。“国光计划”拟以五十个师进攻大陆（他们要面对四百万共军，所以该计划遭到陈诚和彭孟缉等人的反对，美军顾问团因害怕苏联卷入也反对）。一九六二年，由叶翔之筹划的“海威行动”拟制了特种部队陆战方案，在美国拖延海空支援登陆后，蒋介石实施空投计划，同年底，九支游击队空投广东沿海，策划建立基地。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批游击队在粤闽沿海成功登陆（同年八月，中共在浙闽粤沿海加强布防，以对抗台湾游击队的渗入）。十月，十一批游击队深入大陆内地。十一月，反共游击队登陆琅琦岛，并再度突击霞浦海尾及南日岛西端。一九六四年三月，游击队突袭福建连江。同年六月，游击队突袭山东半岛尖端和广东陆丰。共军称总计歼灭入侵蒋军四十股五百九十四人，而“海威行动”游击队仅三分之一生还。一九六七年五月，游击队又登陆山东。十一月，游击队突袭广东惠阳县平潭机埸。一九六九年七月，反共救国军海上突击队宣称在闽江口击沉中共军舰三艘。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万四千二百零九名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

九月，毛泽东高调宣传“解放台湾”，解放军随即在九月三日炮击金、马，打死了在金门的两个美军中校军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Eisenhower）和国务卿杜勒斯（J.Dulles）起初以为毛泽东决心占领金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首长除李奇微（M.Ridgway）以外，都建议与蒋介石联手空袭大陆，并遣军入外岛。

一九五五年一月，解放军进攻一江山岛，全歼守军。同时，蒋介石决定把军民撤出大陈列岛。

三月，蒋介石对美国《纽约时报》的董事长苏兹伯格（A.Sulzberger）表示，他一定为金、马而战，决心战至最后一人。蒋介石说，试图强迫我们不经一战而放弃沿海岛屿是不公正的。不论美国是否参与防守这些岛屿，都不该企图强迫自由中国放弃它们。我们的军队在任何情势下都将不从外岛撤退，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若因我们退出大陈便以为我们将撤退马祖金门，那是一个错误。

四月，周恩来前往参加印尼万隆（Bandung）会议，他原拟从香港转机。台湾特务机构在中国代表团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Kashmir Princess）号飞机经停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秘密安置了定时炸弹，飞机在印尼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s）上空爆炸，代表团部分人员和随行记者遇难。周恩来由于临时改变行程而幸免于难。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匪人全部覆灭，惜周恩来未在该机”。

同月，周恩来提出愿与美国谈判“台湾危机”，而美国坚持有关台湾的任何谈判，都必须有中华民国参加。

一九五六年一月，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说：“我如不受外力阻挠，现在便能反攻大陆，消灭共匪政权。”

同年，蒋介石派遣特务，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四川藏区出现的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

一九五七年五月，蒋介石对部下说：“我在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说的‘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那番话，到今天我还认为是对的，在当时言五年之内，我们本来可以打回去，无如后来的形势变了，所以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过自现在起，我相信四年之内，一定可以打回大陆，我是你们的领袖，决不欺骗你们。”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二三炮战爆发。根据八二三炮战的经验，台湾政府认识到未来若中共攻台，一定会狂轰滥炸，所以台湾所有战时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如大直恒山指挥所、花莲佳山基地和台东建安库房等全部实现了地下化。

一九五九年三月，蒋介石亲自致电叛乱失败后逃到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向他表示将来“反共复国”大业完成时，将给予西藏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